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摘要】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最开始的一味热捧到冷静反思，从研究媒介融合的模式到研究媒介融合的规制，从媒介融合的现象描述到运用相关理论来作支撑，媒介融合的研究向广度深度拓展。同时，媒介融合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媒介融合研究缺乏系统多元的理论研究范式，缺乏媒介融合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随着媒介融合研究的发展，这些问题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媒介融合综述
随着媒介融合的日益发展，特别是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将媒介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国内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再次兴起。由此，可以预见到，在媒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对于媒介融合这个概念的由来，学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郭毅、于翠玲对国外的媒介融合进行研究，认为“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 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
而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学界、业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实质就是媒介形态的融合，把媒介融合的内涵聚焦在媒介形态上。如黄斐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内涵在于“建立在介质融合上的各种媒介形态的聚合”，但这种媒介形态的聚合并不是取消各媒介形态的差异。②而有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外延应该更宏观，不能只是媒介形态的融合。在首届“中国媒体融合与发展论坛”的报告中，将媒体融合的概念界定为：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一切传播信息的载体相互之间在技术、产业、组织、规制等方面的融合。③
在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理解上，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看法。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在诸方面相交融的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的融合，操作层面的融合，理念层面的融合。同时，他也认为对媒介融合的理解不能只将它理解成媒介形态和媒介业务的融合，也不能太过强调媒介融合而排斥媒介的细化和细分。④
对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内涵应该更宏观，包括媒介产业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而部分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只是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采编流程、媒介产品、传播渠道的融合。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以及外延，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二、对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认识
虽然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融合的趋势都是认同的，但对媒介融合的模式和过程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对于媒介融合的模式，陈映在充分考量媒介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后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并且至少包括技术、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这四个理论分析维度。⑤她认为，技术层面的融合体现在生产融合、网络融合以及终端融合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合可以分为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组织层面的融合主要是公司架构、媒体运作方式和媒体成员工作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融合以及法律和规制的融合两个方面。邓瑜认为，媒介融合既涵盖由技术基础的技术融合到产业高度的业务和产业融合，也可以把信息生产流通过程看作为内容加网络加终端的融合。⑥庞亮、郭之恩总结了不同国家媒介融合的策略和路径，并归为三类：服务融合、网络融合、公司融合。⑦
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学者都认同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于这个过程的看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在2010年提出，媒介融合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跨媒体产品扩张、关系再造、信息终端变革。⑧从现阶段来看，媒介融合在近5 年的发展，不论前两个阶段的变革完成得彻不彻底，至少是走到了“信息终端变革”这一步。而栾庆明、陈一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过程，他们认为，就国内媒介融合的发展来看，媒介融合最初表现为媒介集中，随着融合的发展日益走向资本、技术和产业三个层面的融合。⑨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把媒介融合分成媒体形态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合作、媒体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等几个方面，丰富了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
三、对媒介融合规制和政策的探索国内目前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学者主要是肖赞军，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媒介融合过程中的规制融合，总结了很多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媒介融合具有启发意义，并探讨了我国应该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肖赞军、李玉婷、陈子燕认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传统规制面临根本性挑战，主要是传统媒体、电信等产业日益聚合形成横向市场，而在融合性的横向市场实施传统纵向规制，必然导致很多问题。在最近的研究当中，肖赞军还对媒介融合引致的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规制的不一致性、不确定性、不合理性、不恰当性”四个方面。⑩规制不一致性主要是，相同或类似业务适用不一致的规制，造成竞争扭曲；规制不确定性主要是，同一业务可适应不同行业的规制，滋生规制套利；规制不合理主要是，已有规制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新情况，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规制不恰当主要是，原有规制虽仍需要，但施行的方法需要改变，以实现规制目标。
在传统规制面临挑战的时候，肖赞军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规制，把世界上走在媒介融合前沿国家的规制变革模式概括为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欧盟模式，日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策略，他认为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国际模式，要按照我国的情况分阶段、按步骤调整规制框架，坚持“对传输实施分离规制，对内容实施分类规制”的原则。⑾
从学界开始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问题来看，媒介融合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概念等方面的探讨上，而是越来越关注媒介融合在现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四、对媒介融合现状与问题的反思虽然大多数人对于媒介融合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分析了当前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媒介融合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早在媒介融合势头正猛的时候，就有不少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精专不被强调、个性特点趋于弱化，对传播活动的人文底蕴有所忽视”。⑿靖鸣和臧诚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反思媒介融合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和融媒的出现，使信息进一步泛滥和超载；媒介融合的结果必然是媒介市场的垄断；媒介融合助推媒介化社会加速到来，“媒介人”和“媒介依存症”现象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在媒介融合时代进一步扩张。⒀王亮则主要从市场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媒介融合，在他看来，媒介融合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新闻文化有可能被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报道质量将受到影响；媒介融合时代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使得记者的同一声音在不同媒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受到威胁；媒介融合要求记者熟悉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过于强调技术可能会削弱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⒁
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业界人士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现实问题。李燕认为中国媒介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缺位，政府职能不清晰，管理机构属性不明确，技术层面融合速度与其他要素融合速度不协调。⒂这些问题制约了媒介融合的发展。
对媒介融合的反思以及再认识，也是对媒介融合理论进行了辩证思考，总结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对媒介融合的一种深入研究。
结语
近5 年来，媒介融合研究在中国成为热点和前沿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媒介融合都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研究上，国内的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研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媒介融合的实践没有明确的理论作指导，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媒介融合的进程。
对于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的，由于媒介融合实践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并且各家媒体的具体融合路径也是各有差异，这样的媒介融合实践现状也不利于媒介融合模式研究。
在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深入了，但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关于媒介融合规制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需要根据国内目前媒介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规制研究符合国情。
对于媒介融合的反思，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郭毅、于翠玲，《国外“媒介融合”概念及相关问题综述》[J]《. 现代出版》，2013（1）
②黄斐，《试论媒介融合的认知及实践误区》[J]《. 新闻记者》,2010（8）
【关键词】媒体融合；中国知网；问题特点
随着2014年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媒体创新实践的发展，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又称媒体融合）的研究成果颇丰，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媒介融合”（或含“媒体融合”），专业文章13184篇，年份篇数分布如下：2013年1444篇；2014年3105篇；2015年5827篇；2016年2808篇（截至2016年7月底）。2014年、2015年成为突出的年份，2014年是2013年的2.15倍；2015年是2014年的1.88倍。
一、媒介融合研究的特点
综观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态度取向：温和有力、探索实证
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出研究者普遍基于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进行研究，研究态度较为温和，鲜少传统媒体必将如何、新媒体必将怎样之类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
与此同时，研究又显示出有力的一面，“再造”“变革”“转型”这样的关键词并不少见，尤其是后两个词，具体数据见表1。从表1中可以发现，2014年以来，变革、转型研究成果增量较大，这可能与国家政策、传媒界大胆创新密切相关。这些有力的关键词的背后是切实的观察分析。
以有关再造的文章为例：研究者以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例谈地市台在融媒体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汤寒枫，2016）。有关变革的文章，在媒体融合框架下，有谈新闻编辑业务变革的（曹璐，2014；苗慧，2015）；有谈都市报内容生产观念变革的（毛毅，2014）等。关于转型，研究者的角度也呈现多元关照甚至具体而微的特点。
探索实证表现在众多研究者秉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媒体中来，到媒体中去”的精神，其成果往往建立在案例（或个案）研究之上：或引用多个案例佐证自己的系列思考；或进行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知网高级搜索中，以“全文”为参数，同时输入具体媒体名称和媒体融合，搜索结果显示大量文章中包含案例，见表2。内容包括《纽约时报》和媒体融合的文章篇数1209篇，内容包括《人民日报》和媒体融合的文章篇数4234篇。打开搜索条目，可以看到一些媒体的名字赫然列于标题，如《〈人民日报〉微信微博发展策略对传统媒体融合工作的启示》（张月，2015）；《现场实时视频直播：〈新京报〉两会报道的媒体融合实践》（全昌连，2016）等。
（二）研究主题：问题对策为主
总体上，媒体融合的研究偏应用研究，即问题对策研究。表3显示大量文章篇名中直接包含媒介（体）融合现状、问题（困境）、策略（对策、路径）。在批量文章中，还有大量不以现状、问题、策略为题但实质上在谈该如何做的文章。如此偏重应用研究，究其原因，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是正在摸索、探索的实践，此领域研究具有强烈的献计实践甚至指导实践的使命。
除了应用研究，还有一些基础研究，主要是关于媒介融合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以及某个时间段（或某个主题）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概念、发展研究如《媒介融合概念的解析和层次》（陈映，2014）等。某个时间段（或某个主题）研究综述如《2010―2014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综述》（鲍高齐，2015）；《2015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综述》（单晓颖，2016）；《媒介融合视阈下我国传统媒体转型与制度创新研究综述》（周茂君、李抟南，2016）；等等。
（三）研究目标偏向：服务传统媒体
如前所述，媒体融合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和原因是传统媒体经营危机和话语权危机的出现。这种背景加上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媒体融合的研究必然呈现助力传统媒体“挽势”的主体目标偏向。
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传媒学者的非正式访谈，笔者也发现，很多学者因为自己本身就有传统媒体的从业经历，或者桃李遍布传统媒体，皆对传统媒体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些研究就是受传统媒体从业人员的激发甚至委托。
表4显示的仅仅是以关键词搜索传统媒体（或传统媒体某一类型）、媒体（介）融合得到的搜索结果，大量以某个具体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不在此列。表4显示2015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出现大幅增长，这与国家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
关于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如何融合发展的文章俯拾皆是，如：《媒介融合时代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探析――以凤凰卫视为例》（丁玎，2015）；《地方传统媒体媒介融合的现状及路径思考――以安徽省级媒体为例》（王冠，2016）；《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转型战略与路径》（闻琼，2016）；《电视节目的新媒体融合力分析》（李岭涛、李冬梅，2014）；《媒介融合视角下的传统电视转型思考》（刘晓雪，2015）；《媒体融合背景下报纸转型策略研究》（卜俊成，2016）；《报纸热线栏目在媒体融合时代的转型探索》（薛蕾，2016）；《媒介融合下报纸副刊的创新探索与实践》（陈士娟、高亚平，2016）；《广播的新媒体融合路径》（蔡国栋、陈永松、张军利，2015）；等等。
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发现有关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文章，其观照的角度和主题多样：有区域传统媒体发展探讨；有单个传统媒体战略融合研究；有制度创新研究；有个案分析；有传媒内容的创新生产研究；有人才培养的思考等。
（四）研究新视角：互联网思维（逻辑）、大数据
2013年以来兴起的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为媒介融合实践和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图景。
“互联网思维”概念出现在2012年前后，2015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上升至国家战略，之后关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逻辑的讨论成为持续热点。传媒研究者也试图从互联网逻辑、互联网思维角度分析传媒、媒介融合，代表性人物是喻国明，他从2014年至今已发表30多篇文章。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具有两大特点：连接、开放，[1]要把互联网看成是对社会、传播领域的“基础性、结构性的改变”，并指出“互联网逻辑已经成为现阶段传媒业运作的‘操作系统’”，是一种高维媒介。在互联网时代“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能量被激活”，表现在个人操作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被激活、个人湮没的信息需求和偏好被激活、个人闲置的各类微资源被激活。据此，他提出构建新媒介生态的路径：依托大流量开放平台为基础系统；个人、利益组织和专业新闻机构成为联结信息的节点、基于共同体作用下的动态平衡。同时，他呼吁政府角色实现从传媒机构管理者到社会传播生态共建者的转换。[2]陈力丹提出“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3]。
其他研究者也进行了相关分析，表5显示2014年至今，关键词包含互联网思维（逻辑）、媒介（体）融合的文章有155篇。他们的研究思路大体上是先解释什么是媒体框架下的互联网思维（逻辑），再分析如何在互联网思维（逻辑）下实现媒体转型与融合。
另一个研究新视角是大数据。表5显示，2013年以来，结合大数据的媒介融合研究持续升温，2014年至今关键词同时包含大数据、媒介（体）融合的文章有102篇。他们的角度多元：有结合大数据探讨未来媒体发展趋势的（向安玲、沈阳，2016）；有结合大数据谈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策略的（曹金名、徐文杰，2016）；有谈大数据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撑和促进的（尹光亚、施玉海，2015）；有谈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陈寿富，2016）；等等。
表5：近五年中国知网有关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与媒体融合搜索结果
二、媒介融合研究问题反思
媒介融合研究至今，成果卓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反思。
（一）媒体融合目标框架和标准体系研究缺位
媒体融合实践同样涉及一个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回答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能够分析下一步可能有效的策略方法，但是媒介融合最终要通向哪里、终极目标是什么、有哪些指标体系可供参照、衡量，目前的研究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众多研究者对案例的研究和分析缺乏客观评价尺度和标准。
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时，国家领导人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层面给出的目标框架：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新型媒体集团”、最终形成“现代传播体系”。对于某个区域和单个媒体而言，在国家媒体目标框架下其媒体融合的目标框架应该是什么、标准体系应该是什么，值得思考。
目前研究领域缺乏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再到单个媒体的目标框架和标准体系研究，而这是当前各种媒体融合实践（包括时下讨论热烈的政务新媒体融合）亟须寻找的答案。
（二）受众研究不充分
媒介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无论是为了实现经营的盈利，还是为了话语权的占有，首先必须研究受众的真正需求，包括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的偏好，然后按照市场营销学的原理，完成从研究价值、生产价值到传递价值的价值让渡。受众研究的不充分，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中国知网高级搜索同时输入关键词“受众”和“媒体融合”进行搜索，得到90篇文章），更表现在质的不足，即缺乏研究体系。
目前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受众的感性描述或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描述，而关于媒介受众该如何研究，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是什么，如何把受众研究和媒体运营结合起来，总体上较为缺乏。
（三）媒体技术层面、经济学层面研究较浅
媒介和传播技术密切相关，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媒介融合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技术层面的深度研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对技术层面有关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技术”和“媒体融合”，得到25篇文章），但不够深入。一些结合大数据研究媒介融合的文章也表现出共同的技术分析弱点。与此同时，既然谈到媒体运营、媒介产业、传媒经济，就必须结合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进行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亦极其有限。媒体融合研究呼唤更多的学科跨界研究，以及学界、业界横向联合研究。
（四）案例（个案）研究同质性高
如前所述，案例（个案）研究是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特色，体现了研究者探索求证的严谨态度，但在实际成果中亦可发现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案例缺乏独立审视，助推“明星媒体”出现。众多文章对某个案例的态度和描述角度具有高度同质性，如一致肯定某些媒体的先锋试验，缺乏独立审视和反思，这客观上不利于形成独立、客观甚至批判的研究氛围。
三、结语
媒介融合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摸索诸多变数和已有研究成果价值不确定性，决定了媒介融合研究任重道远。本文结合中国知网数据从研究的基础要素（时间、态度取向、主题、目标偏向、视角动向等）出发，进行量化分析和浅层次的内容分析，希望通过略显简单的描绘，呈现2014年以来媒介融合研究的大致图景，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实践，及时分析总结并进行信息、观点分享；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研究领域本身具备宏观把握、微观分析能力甚至反思能力，如此才能推动媒介融合研究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推动媒介融合研究的良性发展。
[本文为郑州大学“新媒体公共传播”学科方向招标课题（项目编号：XMTGGCBJSQ23）、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编号：2015B36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在连接中创造价值：互联网逻辑下的传媒运作[J].新闻战线，2014（7）.
[2]喻国明，张超，李珊，包路冶，张诗诺.“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媒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
[3]陈力丹.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介融合[J].当代传播，2014（6）.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041-04
Research on the Editorial Force Under the Media Convergence Environment
Duan Lechuan Du Chuangui
（Southern Publishing and Media Company Limited，Guangzhou，510075）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not only leads to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process reengineering， but also leads to great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itorial for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integration of planning force， the transboundary of resources conformity， the polymorphism of machining， the div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are all highlight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ditorial force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editor， as well as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position， function and mode of the edi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dia.
[Key words] Editing ability Media convergence Editorial subject
媒介融合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传播革命。在这场媒介变革中，作为参与媒介生成的重要主体元素之一，编辑主体的地位、功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日本编辑学者鹫尾贤也曾提出编辑力的概念，是对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主体作用力的精辟概括。他认为，出版产品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编辑力，编辑力主要是编辑活动所产生的一种作用[1]。传统编辑学对编辑力这一命题有深入分析，包括编辑力的构成、内涵和特征等。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无论是编辑力的构成，还是编辑力的特征，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值得深思。笔者认为，编辑力从本质讲是一种媒介创造力，是编辑参与创造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媒介创新力。编辑主体，通过协同作者、用户等不同的主体元素参与媒介生产传播，从而实现媒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功能[2]。媒介深度融合导致人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变革，必然会引发编辑流程再造，编辑活动发生变化。与此相应，传统编辑力的构成、形态和特征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本文重点从媒介融合视角探讨编辑力演化、嬗变和构成。
1 集成性创意策划力
策划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编辑力的首要构成。鹫尾贤也在《编辑力》中指出：“没有策划，就没有编辑，因为策划能力是编辑的生命线。”[3]在他看来，策划力是编辑力的基础性构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编辑劳动。他说：“策划的创意是考验创造问题的能力，将社会、人群和时代隐然有感，但尚未成形的关心和欲望化为问题。”[4]编辑策划的核心是选题，策划力的重点在于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媒介选题，是展示编辑主体选题敏感和选题价值捕捉和挖掘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策划重要性没有变化，但是策划理念和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媒介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一种媒介形态，媒介产品传播也不再拘泥于一种媒介途径。面对同一个内容选题，编辑主体如果还按照传统策划观念和策划方式，以一种媒介形态来进行产品策划，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实现媒介产品价值的深度拓展和媒介业态的多元创新。这就需要编辑主体能够针对同一内容主题进行不同媒介产品形态和不同文化业态的创意思考、一体谋划，即集成性策划。集成性策划需要编辑主体对选题内容不同媒介形态呈现方式有深入认知和把握，比如，对网络形态、移动端形态和数据库形态的媒体符号特征和媒体建模方式有深入体认。集成性策划，还要求编辑主体对不同文化业态产品的发展和商业模式进行锐意探索。比如，将一个主题性图书内容资源转化为影视文化业态，或者文化产业园区业态。集成性策划方式的出现，既是媒体融合中编辑主体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的需要，也是探索融合发展商业模式的要求。在融合传播环境下，如果编辑主体还各自为政，部T分割，仍然按照传统媒介产品线流程进行产品策划，不仅会带来生产成本高企，生产效率低下，还会造成媒介产品生产同质化和产品质量层次低档化。
从单一产品态的策划到集成性产品态策划的转向，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策划力的主要特征。在融合环境下，媒介产品质量已经不仅是传播速度和单个产品创意的竞争。在融合环境下，媒介的整体生态格局发生变化，以机构为主体的媒介生态格局逐渐地被以机构和个体并驾齐驱的新的多元化媒介生态格局所取代[5]，媒介内容生产的垄断性被新媒体技术赋权所打破，由此带来媒介产品生产的独家性和垄断性式微。对传统媒体机构来讲，媒介产品生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需要转变的是，在提升媒介产品生产专业性和权威性上更加重视产品创意的多端策划、多态谋划，以集成性思维和前置性观念来统筹策划不同媒介形态、不同产业业态下的同一内容主题的产品生产和传播。只有这样，才能在融合发展中逐步探索构建新的产品矩阵，探索新的媒体业态，从而实现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2 跨界性资源整合力
编辑主体不仅是媒介产品的创意策划者，更是组织和实施者。有了好的产品创意策划，还需要编辑主体动员调配各种出版资源推进实施。从这个角度讲，媒介产品的编辑过程就是媒介资源的整合开发过程，资源整合力理应是编辑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策划选题之后，由作者进行稿本生产创作，编辑加工完善，媒介资源整合开发主要围绕单个媒介产品进行。但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由于产品形态多样化，单靠个体作者的创作已经无法满足融合生产的需要。比如，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实施的大型《世界客家文库》项目包括数据化产品、图书产品、动漫影视产品和主题文化产业园等多个媒介形态和文化业态的产品。编辑主体要完成这一策划创意就需要非同寻常的资源整合力。这个整合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媒介形态产品作者资源的整合。同一个内容主题的融合性媒介产品生产常常需要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人参与的团队介入。以《世界客家文库》图书产品的数据库建设为例，包括文库图书数据库、客家族谱数据库、客家方言语料数据库和地方文献数据库，产品的生产既需要大量跨学科专家学者参与，也需要新媒体公司的技术支撑。这都需要编辑主体统筹谋划思考，协调动员指挥，把跨越不同学科、专业和行业的作者资源整合到媒介产品的生产中来。二是媒介产品用户资源的整合。融合传播环境下，用户日益成为“生产消费者”[6]，常常在产品生产之前，甚至策划阶段就介入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并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编辑组织的网络社群运营。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主体要善于聚合和黏贴用户，必须具备动员、组织和吸引大规模用户参与媒介产品生产过程的能力。再以《世界客家文库》为例，项目启动之初推出的“世界客家文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达到几千人，一方面成为文库的潜在用户，另一方面是文库生产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三是产品生产中其他出版资源，包括媒介组织内部的人力、技术、营销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还有媒介组织外部市场资源、文化资源和金融资源的联动和调配。比如，《世界客家文库》围绕内容主题策划实施的客家山歌主题馆、客家非遗博物馆、客家名人博物馆等文化产业园区项目，需要与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创新媒介业态，没有较高水平的组织整合力是不可能完成项目实施的。因此，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编辑整合力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界整合力，跨越不同业态、不同主体、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媒介产品生产力量整合。
3 多态性内容加工力
优化和加工是编辑的基本技能，是编辑力的重要体现。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加工涵盖稿本的方方面面，从标题到文字到篇章结构，再到排版设计，编辑加工既是一个稿本优化完善的过程，也是稿本价值增值和提升的过程。因此，编辑加工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稿本质量，是保证和提升媒介产品影响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正如学者靳青万所言，编辑加工是编辑最为重要的基本功[7]。有没有这个基本功，决定着一个编辑是否称职。问题是，融合传播环境下，编辑加工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工多态性。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加工是单一媒介产品生产，不需要考虑不同媒介文本的转换生成问题。但是，融合环境不一样，同一内容主题的稿本，需要加工为不同的媒介形态，这对编辑主体加工力的要求更高，需要他们掌握不同媒介的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对加工对象的主题内容、表现形态、重点难点需要全新的认识和把握。加工由一次性变成“N”次性的多态加工。二是加工定制性。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加工主要面对大众，立足于媒介产品的整体优化完善，虽然是一种“再创造性”的加工完善，但是，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加工制作无法实现。在媒介融合传播环境下，由于移动终端交互平台的出现，编辑主体可以直接面对用户社群，再借助大数据的分析工具，进行用户画像，然后针对不同用户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的媒介产品加工。
编辑加工的多态性，已经逐渐成为当下媒介融合产品生产制作的常态。一方面，编辑加工的对象范围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度推进而不断地延伸和扩大，极大地改变着编辑主体的加工思维，即单一媒介思维。另一方面，编辑加工的手段在不断地革新和提升，传统文字和图片态的加工工具逐步向音视频态的数字化多元加工工具转换，甚至一些智能化编辑手段，如人机协作编辑、智能语义分析加工等，都在编辑加工实践中有所应用。编辑加工多态性的本质是编辑主体对媒介内容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广度提取和高度提炼，是媒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印刷媒介时代，同一内容资源的多态即时加工由于媒介技术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媒介产品的编辑主体不可能进行跨平台跨媒介编辑加工。在媒介融合时代，多态性编辑加工力既是媒介融合转型发展的方向，更是媒介转型升级的必然阶段。通过多态性编辑加工，实现媒介产品的形态和业态创新，将是提升媒介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4 发散性的媒介产品传播力
编辑主体不仅是媒介产品的创意设计加工者，更是其传播营销者。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主体也参与媒介产品的整体营销和传播，但是由于没有直接面对用户，更多的传播工作是交给特定的经营人员来做的。比如，书报刊都有专司媒介产品营销和传播的发行部门。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由于互联网的交互和连接功能彰显，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环节的“并置”[8]，编辑直接面对用户，媒介产品生产、传播连接和转换的链条缩短，由此导致媒介产品的传播功能更多地赋予到编辑主体身上。同时，媒介融合环境下，用户分层化现象突出，社群圈层集聚趋势显现，这都给编辑主体的媒体产品传播提出了很大挑战。一方面，传播的广度需要大尺度覆盖。由于媒介形态多样，媒介平台繁富，用户的媒介使用五花八门、各有选择，因此编辑主体媒介产品的分发传播必须重视传播的集束性，传播广度务求大尺度覆盖，力求多平台分发，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媒介产品的推介传播到达不同的媒介平台和用户社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谈到产品营销传播创新时说：“我们还打通了微信公众号与今日头条、一点资讯、腾讯企鹅号、搜狐等平台的关联，每篇文章都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同步，有效地扩大了宣传效果。”[9]这种媒体联动、多平台分发，实际上要做的就是提升媒介产品传播的广度。另一方面，传播要向精准化发力。提高传播精度，关键在于对媒介产品的用户定位和获取有准确把握，善于运用媒体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根据用户需求偏好提供精准化媒介产品推送。这实际上是一种发散性传播，以一种蒲公英运动的方式，借助大数据技术的“风”和“云”，在圈层传播中实现个性化发散性推送。此外，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日益成为提升编辑传播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一些新兴媒体技术传播手段，比如，一些国内媒体将传统艺术和新媒体技术结合，巧妙运用我国传统的沙画艺术，精心设计制作沙画新媒体特刊《“山神”刘真茂：我用一生护青山》，以创新的艺术形式讲述传奇人物刘真茂在大山深处守山护林的感人故事。这部沙画特刊推出后，经过多平台分发传播，两天内点击量超830万，传播效果非常可观。还有很多媒体尝试运用直播、VR等新兴媒体技术进行内容生产的创新和传播方式的创新，都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此外，在媒介产品传播过程中，如何吸引用户参与，通过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助推社交平台上的圈层传播效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推介《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新书时，专门建立了人文社“哈迷”微信社群，线下组织专场“哈利波特2016都市寻宝活动”，邀请100多位哈迷读者进行场景化体验推广，然后由现场用户在移动端社群和微信进行圈层转发，最后取得的效果超出想象。
需要指出的是，编辑力有非常丰富多样的内涵，并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推进在不嗟匮荼洹3了以上所讲几个方面，编辑的选择力、编辑的人际交往力和终身学习力都是其重要构成，在融合传播环境下也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值得高度重视。总体上看，编辑力的演变，实质上反映的是媒体与编辑的关系，以及编辑参与整体媒介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地位、作用和方式的动态性变化。无论是创意策划的集成性，还是资源整合的跨界性，抑或内容加工的多态性，都在凸显这样一个事实，即媒介融合进程的推进，没有弱化编辑的主体地位和编辑的创造功能，没有改变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恰恰相反，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力的作用和价值将更加重要，在媒介创新上的主导性作用将更加显现。
注 释
[1][3][4][日]鹫尾贤也著；陈宝莲译.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2，50，63
[2]王振铎，赵运通.编辑学原理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73-74
[5][8]段乐川，路畅.微信编辑：基于文本生成观的认识[J].河南大学学报，2016（6）：144
[6]王亚炜.生产消费者对品牌塑造的价值分析[J].商业时代，2012（23）：27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报道策划；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139-02
所谓媒介融合，不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多媒体的操作平台，更在于各媒体间建立的合作方式。因此，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紧跟时代步伐，提高学生的新闻报道策划能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教学理念成为新闻教育工作者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从新闻报道策划与媒介融合的教学实践入手，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呈现的新特点，并从亲身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的新特点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介成为百姓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媒体的新闻策划与生产。我国的新闻专题策划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多媒体联动成为新闻策划的主要形式
截至2015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2]。通过网络获取新闻成为大多数年轻一代关注新闻的主要方式，并且随着社会化新型媒介如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的广泛普及，网民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同时更加注重分享和转发，成为新闻信息传播广泛度的主要推手。在此大背景下，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国内传统主流媒体纷纷推出自己的APP，借助互联网多媒体联动，使同一新闻资源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得到共享，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二）受众的互动参与成为策划的重要内容
传统媒体的新闻策划更多的是以引导舆论、激发热情为重心的策划，而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策划已经无法适应满足社会的需求，策划更多的强调受众的参与程度以及活动本身带来的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在一些公益活动的新闻策划中最为常见。从2011年起，《南方日报》不间断地策划了“幸福厨房”公益活动，旨在为全国范围内缺乏午餐条件的学校建设以“加热自带午餐和集中蒸饭煮粥”为主要功能的电器型“幸福厨房”。2013年6月，南方公益执行团队联合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幸福厨房”专项基金，面向全社会公开募捐，截至2013年12月，“幸福厨房”在全国范围内已建成154间。
（三）新闻内容更加分众化成为新闻策划的主要方向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纷纷尝试新媒体运营，推出不同的介质，分享同一新闻资源，但如果只是简单的信息分享，很难实现真正的转型，因为不同的介质对同一新闻资源的要求并不同。借助大数据对每种介质的受众实现良好精准的定位，积极地使新闻内容分众化，成为众多媒体的必行之路。如2013年底，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策划了“2014生活微行动”，倡导大家通过一系列微小行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策划组针对网友受众的特征，在微博上发起志愿者征集活动，并应邀数十位演艺界明星及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共同加盟“微行动助力团”，配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进行宣传，不到半个月，就有7万网友参与转发与评论，并承诺愿意加入到“微行动”中来。电视媒体通过微博平台与网友良好互动，扩大了新闻的影响力。
（四）网络新闻策划日益活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大新闻网站也顺应潮流，不断推出赋有自己特色的网络新闻专题策划，从而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2012年，腾讯网和新浪网响应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地球一小时”倡议，精心策划了“地球一小时”网络专题报道。在各种专题的吸引下，全球超过5000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参与了2012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一共有124座中国城市加入到活动中来，并公开了自己的环保承诺。随着互联网使用的进一步深入，借助网络进行报道策划已经成为重大国际、国内新闻事件报道的主要方式。
二、媒介融合给新闻报道策划教学带来的新挑战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资源来源广泛，渠道众多，传播速度加快，传播形式多样，受众互动性极高等特点，对新闻策划教学理念与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传统的教育理念与媒介融合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传统的教育理念主要是以教授新闻策划的知识和技巧为主。这些理论知识的传授有其必要性，但也存在过于理论化，与业界实践存在一定脱节的问题。媒介融合背景下，业界需要既有扎实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知识，又能突破专业界限，熟练使用多种媒介手段，能够同时胜任文字、摄影、摄像、录音等各种工作。这些变化要求学生及时掌握媒介形态的变化，熟悉业界优秀生动的实践案例，具备复合型的能力，才能及时跟进适应新的媒介生态下新闻策划的需要。
（二）传统的教材与媒介融合的发展要求有所脱节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策划专业教材建设较为积极，涌现了一批优质的专业教材，比如蔡雯教授的《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2004年）、赵振宇教授的《新闻报道策划》（2008年）等。同时，受出版时间较早的影响，这些教材大都存在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策划关注不多，甚至没有关注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材不能完全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策划教学需要，在授课过程中需要依靠教师自己总结摸索合适的教学内容。
（三）实践环节薄弱与媒介融合下新闻策划的需要不相适应
当前，高校的新闻教学实验室设备往往落后于业界的更新速度，尤其是一些高精尖的跨媒体设备更是匮乏。同时，传统的课堂教学对实践环节重视不足，大多以课堂讲授加一点实习作业的模式开展教学。这种实习作业往往由学生随意进行，多是一些应付之作，起不到实践的作用，不利于提升学生跨媒体的新闻策划技能。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教学的改进措施
目前，大部分的国内大学新闻院系都将新闻策划作为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适应新的媒介环境，掌握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策划能力，是新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案例教学，促进学生适应全媒体环境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资源来源广泛，渠道众多，传播速度飞快，传播形式多样，受众互动性极高。这些特点都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时时更新教学理念与思维，摒弃陈旧的教材与案例，打破传统报道形式，创新信息多样化的表达方式，通过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众多优秀的新闻报道策划案例，让学生充分掌握全媒体下新闻报道策划的原则、方针、方法等。同时，客观而言，高校授课教师往往多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接进高校教学，本身大多没有新闻策划的实战经历，对案例的讲授往往也是照本宣科。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引入在新闻媒体一线工作，具有实战经验的新闻策划专家讲解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对新闻策划的基本理解。
（二）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适应新媒体需求的业务技能
早在190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建人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就提出“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3]。实践教学法以教导学生掌握理论精髓和实际操作技能为宗旨，通过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激情，使学生能够脱离模拟情境的练习，进入到实操中来，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而在新形式下，新闻策划不再局限于采写编评这些基本的业务技能，对策划前期的调研、用户需求的分析、策划实施过程的把控与调整，实施后的总结报告等成为策划的重要内容。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对此已进行为时多年的尝试。依托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在信息技术方面优势，强化新闻传播系学生掌握摄影、摄像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能力。同时，针对大三的学生，每年开展媒介融合的实践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要求学生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介技术手段，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如广播、报纸、微信、微博等，将选题呈现出来并付诸实践。这项活动脱离了课堂模拟实践，充分利用广州媒体融合的优势，延伸到媒体产业链的各个领域，直接与社会对接，充分锻炼发挥了学生的策划能力，很多策划可以直接投入运行，收效颇丰。
（三）加强协作精神培养，提升动手能力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以文字、图片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策划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的需求。新闻报道效果的实现不单单是选题、编辑等问题，还依赖于各种媒介形式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一个成功的新闻专题需要策划人员与技术、编辑、视觉等各部门讨论并确定专题的内容与形式。这就要求学生要充分了解各种媒介形式的特征，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加大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笔者试着将微信平台引入课堂，建构课堂微信公众号，实现了课堂的“微传播”互动。通过分组的方式，建立新闻策划团队开展模拟新闻策划，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特长，合作推出分组设计的新闻策划专题，同时将微信公众号中的新闻策划内容制作纸质新闻产品，形成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1] 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J].今传媒，2009（1）.
关键词：媒介融合 传播管制 技术中立 平行管理 合作管制
媒介融合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兴的事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曾预言通信网络将与广播、电视融合在一起，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媒介之间的融合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现在传统媒体的角色和功能的界限已经不存在，媒介融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媒介融合的界定
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目前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因为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未来媒介间融合到什么程度，或者最终融合的媒介是个什么样子还是个未知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可以从技术／软件、产业／市场和内容／服务三个层面来加以界定：
技术／软件融合。目前技术融合主要体现在通信、广播电视与网络和其他媒介等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的大量应用，为画面和声音的传递提供了新的方式。信号压缩技术的应用使媒介传播大容量的信息内容和服务成为可能。其次。数字与压缩技术的融合，促进传播基础设施融合，使传播星多媒体化和多渠道化。
产业／市场融合。目前垂直整合和水平整合是媒介产业为了在数字化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而采用的两大主要策略。
通过整合，原先各自独立的媒介可以相互分享对方的先进技术、产品内容和受众市场，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媒介产业融合一方面将促使每一个传统媒介企业发生结构性改变，并将强化这些融合的企业在产业市场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正如埃利罗蒙所说：“产业的融合，最终将导致全球传播和信息市场的改变。”新千年伊始，全球最大的因特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与全球最大的综合媒体公司时代华纳进行合并、重组，首次实现传送渠道与媒体以及娱乐、信息内容的大融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深远影响都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刺激了相关产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全球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
内容／服务融合。技术和产业间的融合伴随而来的是内容和服务的融合。同样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传递，不同的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同样的内容。数字化信息的灵活性一方面为传统服务的升值带来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服务和应用，这将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媒介的接近提供巨大的便利性。网络已经成为沟通市场和媒介使用者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服务工具。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媒介使用者潜在的服务要求增多。越来越多的媒介服务均将成为可能。
媒介融合提出的管制挑战
随着技术、产业与市场的融合，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传播媒介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媒介，而是融合了的媒介。传播生态的变化和发展必然在媒介规制上产生联动效应，势必对现存的传媒管理体制提出严竣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何平衡媒介融合后的协和作用与媒介所有权集中问题。即如何维护良性竞争的传播环境以及实施使所有人都能以可承受的价格接近媒介设施的战略，这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如何解决结构性规范和内容规范的问题。是否采取基础设施与信息内容管制分离的政策。如果分离，那么两者间的界线如何界定，以及在采取结构性规范时是否所有的基础设施都使用同一规范加以管制；同样，是否对所有媒介的信息内容的管制采取类似政策。
如何维护媒介融合下的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以及如何监管各种非法信息。媒介产业一直以来采取一种垂直管制的模式，对于上述问题各自有一套自己的法规政策。一方面，既然未来的媒介已经不是单一的媒介而是融合了的媒介。那么以前的相关规定就再难以适用；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光纤以及卫星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传播越来越趋向无国界和全球化，而各国由于具体的社会语境的不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界定有一定的差异，这也使统一管制成为一大难点。
布朗斯康指出：“过去管制传播传输工具的法律，特别是以邮件、电话、报纸、有线电视及广播电台为模式所发展来的法规，在电子数字化的传播时代将产生法律不适用的窘境。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管制者无法分别上面所传输的信息到底该归哪一种法律、哪一种模式来管。虽然管制者大可以将目前网络上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分类，譬如，以计算机上的BBS或视讯会议来分类，但是这些新的信息服务事实上无法适用于过去所建立的法律管制机制。”所以我们必须适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态势，突破其原有的管制架构，重新定位并解释，在合理的情况下，重构一个能涵盖各个通信传播部门的管理框架，以应对媒介融合管制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融合管制：架构设想与管制原则
架构设想。“通信、媒介、信息技术部门的融合意味着所有传播网络的传输和服务都必须在一个统一的管制框架下进行规范。”对于建立一个能涵盖各个信息传播部门的统一管理框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合理的构思。毫无疑问。这个新建立的框架必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以便各部门能对其未来的经营管理作出一个理性的决策。根据目前媒介融合的态势，笔者认为应采取一种水平层级式的融合管制模式。在这个管理框架中，如何制定出既巩固公共利益又能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是首要目标。确保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是必须兼顾的三大面向。这个大一统的管制框架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
首先，在最高层设置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下设内容服务、技术管理和基础设施三大职能部门。由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一方面能统筹调控，更好地协调各产业部门的关系；另一方面能节约大量的人力资源，防止工作的重复。制定总的传播产业管制政策和管制原则，比如产业竞争和消费保护的管制政策，制定技术中立、水平管理、合作管制三大原则。
其次，对媒介的内容服务与基础设施进行分离管制。在内容服务管制方面实行跨产业跨部门融合管制办法；在产业／设施管制方面采用技术中立的管制原则。当内容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管制两者产生冲突时，则由上一层级的管理部门进行统一协调。
再次，电信、广播电视、网络和其他媒介不管是在内容服务还是基础设施方面都应处在同等位置，采取水平管理的原则。
三大管制原则。技术中立。技术中立性原则是媒介公共规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政府的规范措施及其他介入行为必须保证其有效性不以某种特定技术为
前提，以避免对市场秩序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保证法律框架有足够的技术手段为依托。该原则是基于传播新技术的易变性特点。认为传播立法应保持技术中立性，允许多种技术并行发展，以保证法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目前每个媒介产业对于其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有各自的规范，这不利于技术在整个传播产业的开发与应用。随着媒介产业的融合以及媒介产业间提供的内容与服务越来越相似，那么各媒介间原有的边界也在慢慢消失。只有采取技术中立的原则，才能促进媒介技术与市场的融合。也只有依靠技术管理的方法，才能对融合后的媒介内容与服务进行综合监管。
作为政府，应秉承技术中立的态度来应对新科技的发展，政府对其扶持或是管制，都会造成该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因此，政府特别应该着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管制环境，借助立法革新来建立一个竞争有序、科技中立的环境。
水平管理。水平管理模式是相对于垂直管理模式来说的。它是在不同的媒介间对服务进行界定并制定了一个相互排斥的管制类别。这种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因为现存的垂直管制模式是建立在不同的服务由不同的提供者提供，它们之间没有重叠这一理念之上的。
水平管理则是把电信、广播电视、网络和其他媒介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把它们以及融合的媒介按照技术／应用软件、基础设施／设备、内容和服务这几个层面进行分类管理。每个层面上不管是什么媒介都采取一致性的规范政策。这是因为媒介融合后，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以前每一种针对各自媒介的规范面对这模糊的疆界已经再也不能发挥其作用。
采用这种管理原则，一方面可以排除各媒介产业市场进入的障碍，促进公平竞争和产业发展，同时提高普及服务；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原来基于特殊的媒介平台采取各自管制的行业规范框架，实行统一的水平管理。
合作管制。合作管制的原则是相对于以前各媒介行业内部实行的自我规范而言。自我规范是指媒介生产者或者传播者或者提供传播渠道者为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在协商一致、自愿参与的情况下而进行的规范。他们在行业内部自我制定技术规范、内容品质标准和共同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业内部自律的方式在各传播媒介产业没有融合之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各传统媒介开始融合后，行业内部利益与整个传播产业利益，甚至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这种行业内部的自律规范就难以发挥作用。
合作规范则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对话。各传播产业与其他组织通过谈判协商达成一致，分工合作，共同制定与执行管制政策。所以它又与以前的政府对各媒介行业采取的强硬性法规管制是有区别的。它往往通过制定一些准法律性的文件，如行动守则、指导方针来加以实施。这些规范文件对各媒介产业如何运用其权限以及如何在裁量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指示。这种合作管制的方法具有无法律、无国界的特点。它能够适应随着媒介融合，传播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正如昂格尔所认为的：“合作主义的锋芒所向，就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取消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只有遵循这种治理思路，才可以把对传播媒介的国内治理、区域治理和国际治理结合起来。
关键词：媒介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度研究课题《基于媒介融合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升级换代的重要阶段。中央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伴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我国跨媒体人才培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
一、当前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上存在误区，一些概念及政策边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将媒介融合简单定义为传媒从业者跨媒体技能的培养，将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简单定义为广播电视媒体从业技能、网络媒体从业技能和书面媒体从业技能培养的简单结合，而忽视了媒介融合是多种媒体之间的聚化裂变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运行机制等，带来的是媒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是从理念、机制到内容的系统化创新，绝非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个实践命题，单纯注重应用层面的技术融合、运行机制融合、所有权融合等的路径考察，对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路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导致媒介融合在实际推进中后劲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工作亟待加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储备需要进一步夯实。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推进的态势，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的预研及理论储备工作明显滞后。当前只有个别高校对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培养路径等在学理层面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具有通用性、被相关高校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分层化、多类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尚未进入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媒介融合相关要素在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话语通道亟待疏通、话语内容亟待补位、话语效果亟待进一步彰显。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现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发展需要。当前我国传媒单位中跨媒体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职后培训、传媒从业者自我兴趣迁移等方式来实现。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一个专业开展普及性、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实践。在一些开展媒介融合试点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现状及趋势等的相关介绍，或者开设一些媒介融合关联题材的选修课等；设置若干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媒介融合最新发展动态及国内媒介融合现状、趋势等的追踪研究，提供媒介融合发展策略与路径的理论研究等。或者以教学改革试点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开展跨媒体技能培养的尝试等。媒介融合专业的师资储备、培养培训力度亟待加强，相关教材建设等急需填补空白。从总体上说，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因素、产业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因素发挥其对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及变革驱动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辐射面、推广力度及现实绩效等都“乏善可陈”。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内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媒教育与传媒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媒介融合对传媒教育创新的引领力、整合力、渗透力、发展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梳理与完善。办学与市场发展相脱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较为明显的弊病。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忽视办学实际及办学规律，简单迎合市场表面的发展态势，导致办学在战略方向层面出现误差；二是高校漠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办学中墨守成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应用性专业，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传媒院校与行业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一体化、协作型发展格局仍然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培训、学生实习等方面，尚未进入到传媒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传媒形态与传媒门类变革等核心业务层面，高校对传媒企业深层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也直接制约了传媒院校深度追踪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规律，适度超前引领、预判行业发展走向的能力，使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实际相脱节。即使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体制环境相对健全，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合作成效相对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传媒变革的最新趋势投射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其传导机制过于复杂，反应机制的敏锐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当前传媒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下，传媒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市场份额的博弈，热衷于挖人才、抢时段、买创意获取竞争优势，在人才梯队建设、长线技术储备等发展命题上关注不足，严重忽略了传媒院校办学对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进而造成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合作动力的流失，对传媒院校贴近行业一线办学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中，过分重视传媒企业主体与传媒院校之间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政府调控、引领职能相对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现问题时较易影响到整体的合作格局。传媒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办学机制的内在调适与优化能力不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垒与行业藩篱时，破解体制障碍的勇气与办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高校办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市场竞争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压力，即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高校办学资源获取的压力。所以解决好校企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与媒介融合发展现状的紧密结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与水平不仅需要从战术上进行规划与布局，更需要解决战略层面的制度障碍及动力机制建构问题。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视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与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分为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解决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实施路径的保障体系建设，战略层面重在解决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深层动力机制建构及体制障碍破解的问题，建立起促进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在战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当前需要做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进入传媒人才培养视野的话语通道，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伸展空间。通过将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纳入党委、政府文化及教育决策的视野，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区域传媒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传媒及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关注好、回应好新形势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阐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意义、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产学研贯通、面向市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前沿，有效推进办学创新、提升办学质量的理念与机制。各高校尤其是传媒院校在制定学校“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充分注重将最新的媒介及文化产业发展动态纳入办学视野，作为办学的重要权变因素加以考量，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厘清形势与要求，摸清规律，科学设计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要科学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对未来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等形成全面科学的判断，作为编制人才培养规划、确定招生数量，分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在传媒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定位、培养方式等系统化指标体系，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新”与“旧”的结合，要注重对传统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手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要注重“快”与“慢”的结合，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养规律，踏准产业创新的步骤，注重实效，注重衔接，分层次、分阶段地有序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注重“普”与“特”的紧密结合，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把握其通行模式与常态机制，同时又要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与办学特色，提炼有特色的办学内容、办学环节等，进一步提升传媒人才培养的效果，凸显传媒人才培养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机制。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外有相关研究基础高校联合培养媒介融合专业博士生，在国内积极尝试开展媒介融合专业的硕博士教育，从国外选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者与从业者，来国内开设讲座等，全方位涵养师资。推进业界与高校师资互通计划。高校具有传媒教育背景的师资去跨媒体业务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展定期实践，积累业界工作经验，吸引、引进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经验的业绩精英，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知名院校培训后，充实到传媒院校一线教学队伍，开展媒介融合的相关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优惠政策，确保能“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
在战略层面的制度建构中，要着眼于解决传媒企业和传媒院校合作的内生动力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传媒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崇“新奇特”的短期收视率竞争等，通过制度手段坚决规避媒介低俗，引导传媒企业营建绿色收视率，更关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传媒企业要通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发展定位、频道特色、人才梯队建设要求、设备投入规模及技术储备等，明确新形势下校企合作的创新路径等，比如联合开展创新节目形态研究、定向培养高端人才等。政府可以牵头组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明确运行机制与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政府在对高校的考核中，不仅要注重其办学规模等指标，更要注重考核其实际发展绩效，考核其增量中的内容构成及效益等。比如产学研合作收入是以重大行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作为驱动还是以初级员工的培训收入所得；学生就业率背后所呈现的就业质量等。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发展绩效与高校发展资源的供给与分配相衔接，真正激发学校发展的动能，促进高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