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着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 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 and Prescott ,1971;Spence,1979;Gilbert and Harris ,1984;Kiyohiko G Nishimurg ,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 ,1998;William T. Charlton and Carol 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 T.J.Smit and LA.Ankum,1993;Martin J. Nielsen ,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 and 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 T 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着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着。
三、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的研究从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实证检验股东—债权人冲突以及负债发挥相机治理功能的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国外的理论是源于比较发达且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事实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环境、资本和产业市场都显着有别于国外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理论套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大部分实证结论支持负债水平从整体上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对研究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由于研究切入点、样本细分方法、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之后,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行为(这里主要指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市场的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行为(包括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基于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加上我国不断涌现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如融资偏好、资本投向、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等。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学者是以上市公司所有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这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因为理论和实证均表明在不同行业、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的投资、负债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前我国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视角研究负债与投资行为关系的学者还很少。据本文所涉猎的文献,刘星等(2008)实证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规模的关系,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引入产品市场竞争因素后的投融资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结合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初步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关系。但是,该文也存在较多局限,包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计量方法、样本选取范围、企业终极产权因素等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述评,结合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尝试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在产品市场竞争的量化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不应仅限于财务绩效指标的运用,要综合考虑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等结构指标和行为指标对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而且,部分产品之间是具有替代作用的,这样,不同的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交叉行业可能存在的竞争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选取研究样本时,尝试拓展样本量,不应仅限于上市公司,因为有些行业性质决定了其上市公司较少的现象,这样上市公司样本就不能很好地代表该行业状况;另外,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而成,在投资行为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原国有企业利用国有银行资金进行投资扩张的“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影响,在投资资金来源由国有银行资金转变为股权融资资金后,大多数公司仍沿袭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扩张行为,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结合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来探讨企业的微观决策,而不应对所有样本一概而论。总而言之,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因素研究企业投融资关系,未来的路还很长,就我国的现状而言,这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关于微观企业投融资关系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企业投融资的关系,为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安排提供合理建议。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着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 and Prescott ,1971;Spence,1979;Gilbert and Harris ,1984;Kiyohiko G Nishimurg ,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 ,1998;William T. Charlton and Carol 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 T.J.Smit and LA.Ankum,1993;Martin J. Nielsen ,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 and 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 T 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着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着。
[关键词]资产结构 资本结构 负债结构
一、引言
企业的投融资研究一直以来是经济管理的重要课题。资本结构理论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基础。资产结构与资产收益率、企业价值的关系是十分密切。
一个合适的资产结构对企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固定资产具有良好的盈利性，但是缺乏流动性；流动资产反之。资产结构管理的重点在于确定一个既能维持企业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又能在减少或者不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前提下，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流动资金水平。
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的样本公司2010年的财务数据检验我国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对资产结构的影响，以此发现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
二、研究假设，设计与分析
（1）提出假设
假设1：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非流动资产比例越低。
假设2：在企业的负债结构中，非流动负债比越高，企业的非流动资产比例越高。
（2）变量的设计
以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资产结构，用Lassetr表示。资本结构则使用资产负债率，用Debtr来表示。以非流动负债占总债务比来表示企业的债务结构，用Loanr表示。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在这里取企业资产的对数引入模型中，用ln Asset表示企业规模。企业的绩效也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内生性的影响，用经营营业利润来表示企业的绩效，用Profit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营业利润率对资产结构的呈显著的负相关，且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检验；非流动负债比、企业规模对资产结构呈显著正相关，非流动负债比通过了1%的置信度检验，企业规模的显著性稍差，只在10%的置信度水平下通过检验，各回归系数均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
模型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Lassetr=21.235-0.379Debtr+0.692Loanr-21.385Profit+2.069lnAsset+ε
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负债的增加使企业受到负债融资的约束，因为债务资本到期是要偿还的，所以企业对于债券资本的运用较少考虑投入到非流动资产中，可能因此而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和假设1相一致；非流动负债比的系数为0.692，显著为正，表明负债结构对资产结构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负债结构中，长期负债的增加是有利于企业进行非流动资产的投资，这一数据也符合资本期限性质和资产期限性质。企业规模的系数为正说明了规模大的企业较规模小的企业更容易形成非流动资产投资。
营业利润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在样本中，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与企业的长期资产的形成负相关。分析样本公司背景发现，有13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样本总数50.37%，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主要从事粗放经营的简单加工制造和贸易加工制造模式，工艺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所以利润率较低，故得到负系数.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实证发现：债权资本的增加并不能增加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流动资产比，非流动资产的投资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股权融资；长期债务较短期债务更适合于非流动资产的投资。
结论启示：加快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使得更多的企业能进行股权融资；降低企业长期债务筹资的门槛，会有利于企业进行收益性更强的非流动资产投资；所以应该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并购重组，让企业快速做强做大。
本文的局限在于没有能考虑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反作用影响，上述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敏.公司治理与投融资效率问题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Franco Modigliani， Merton H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2]Invest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48（3）：261-297.
【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 and prescott ，1971；spence，1979；gilbert and harris ，1984；kiyohiko g nishimurg ，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 ，1998；william t. charlton and carol 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 t.j.smit and la.ankum，1993；martin j. nielsen ，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 and 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 t 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三、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的研究从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实证检验股东—债权人冲突以及负债发挥相机治理功能的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国外的理论是源于比较发达且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事实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环境、资本和产业市场都显著有别于国外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理论套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大部分实证结论支持负债水平从整体上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对研究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由于研究切入点、样本细分方法、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之后，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行为（这里主要指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市场的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行为（包括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基于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加上我国不断涌现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如融资偏好、资本投向、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等。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学者是以上市公司所有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这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因为理论和实证均表明在不同行业、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的投资、负债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前我国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视角研究负债与投资行为关系的学者还很少。据本文所涉猎的文献，刘星等（2008）实证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规模的关系，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引入产品市场竞争因素后的投融资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结合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初步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关系。但是，该文也存在较多局限，包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计量方法、样本选取范围、企业终极产权因素等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述评，结合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尝试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在产品市场竞争的量化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不应仅限于财务绩效指标的运用，要综合考虑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等结构指标和行为指标对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而且，部分产品之间是具有替代作用的，这样，不同的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交叉行业可能存在的竞争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选取研究样本时，尝试拓展样本量，不应仅限于上市公司，因为有些行业性质决定了其上市公司较少的现象，这样上市公司样本就不能很好地代表该行业状况；另外，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而成，在投资行为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原国有企业利用国有银行资金进行投资扩张的“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影响，在投资资金来源由国有银行资金转变为股权融资资金后，大多数公司仍沿袭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扩张行为，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结合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来探讨企业的微观决策，而不应对所有样本一概而论。总而言之，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因素研究企业投融资关系，未来的路还很长，就我国的现状而言，这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关于微观企业投融资关系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企业投融资的关系，为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安排提供合理建议。
【参考文献】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着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一、引言
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 and Prescott ，1971；Spence，1979；Gilbert and Harris ，1984；Kiyohiko G Nishimurg ，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 ，1998；William T. Charlton and Carol 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 T.J.Smit and LA.Ankum，1993；Martin J. Nielsen ，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 and 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 T 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三、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的研究从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实证检验股东―债权人冲突以及负债发挥相机治理功能的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国外的理论是源于比较发达且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事实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环境、资本和产业市场都显著有别于国外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理论套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大部分实证结论支持负债水平从整体上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对研究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由于研究切入点、样本细分方法、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之后，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行为（这里主要指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市场的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行为（包括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基于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加上我国不断涌现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如融资偏好、资本投向、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等。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学者是以上市公司所有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这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因为理论和实证均表明在不同行业、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的投资、负债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前我国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视角研究负债与投资行为关系的学者还很少。据本文所涉猎的文献，刘星等（2008）实证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规模的关系，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引入产品市场竞争因素后的投融资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结合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初步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关系。但是，该文也存在较多局限，包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计量方法、样本选取范围、企业终极产权因素等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述评，结合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尝试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在产品市场竞争的量化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不应仅限于财务绩效指标的运用，要综合考虑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等结构指标和行为指标对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而且，部分产品之间是具有替代作用的，这样，不同的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交叉行业可能存在的竞争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选取研究样本时，尝试拓展样本量，不应仅限于上市公司，因为有些行业性质决定了其上市公司较少的现象，这样上市公司样本就不能很好地代表该行业状况；另外，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而成，在投资行为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原国有企业利用国有银行资金进行投资扩张的“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影响，在投资资金来源由国有银行资金转变为股权融资资金后，大多数公司仍沿袭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扩张行为，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结合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来探讨企业的微观决策，而不应对所有样本一概而论。总而言之，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因素研究企业投融资关系，未来的路还很长，就我国的现状而言，这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关于微观企业投融资关系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企业投融资的关系，为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安排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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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 完善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以及市场风险监管要求日益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已经很难适应监督管理、市场发展和内部管理提升的要求，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完善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增强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一、目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管理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实行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政策，根据市场资金流向变化，创新负债业务品种，完善资产负债管理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流程，改进综合计划管理和规模管理；制订了与各自资产负债特点相适应的流动性管理指标警戒值，逐步建立了流动性应急预案工作机制；逐步开展了市场利率走向预测和利率风险监测和管理；建立了缺口分析报告制度，指导资产和负债结构调整，资产负债管理架构逐步形成。但是，和新巴塞尔协议以及各自业务发展策略和态势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流动性管理手段尚不完善，流动性管理的数据系统和科技支持手段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流动性管理主要侧重于对流动性比例指标进行监控和分析的静态管理方式，难以适应我国金融体制快速变化和各行实行积极流动性管理策略的需要。必须改进流动性管理方法和手段，变事后的静态管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动态管理。
第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入，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将不可避免。近年来人民银行稳步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改革。随着管制的逐步放松，汇率和利率可能激烈波动，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市场风险急剧增加，目前多数行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难以适应。
第三，资本金是商业银行防御非预期风险的基础，开展正常业务经营的前提，同时又是成本高昂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规范，没有良好的资本回报，引入新增资本金的难度越来越大。可以说，资本金将是最为稀缺和最为昂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合理配置资本金（经济资本）将是各家商业银行今后资产负债管理重要课题。
第四，当前以横向的、地区的分支机构为基本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框架，还难以完全抑制追求简单规模扩张的粗放经营模式。要彻底做到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就必须实现分产品、分客户、分部门的绩效考核，这就要求对所有的经营成本，包括利息成本和营业费用，进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内部服务转移定价，实现按产品、按客户、按部门的成本分摊。
二、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的目标和意义
根据新巴塞尔协议要求和银行自身管理的需要，应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流程，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合理配置风险资产，保障资产安全，实现银行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协调统一。二是建立资本分析报告制度，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建立科学资本金配置机制。三是建立以流动性预测及流动性计划为主要方法、借助计算机工具的流动性动态管理模式，强化对风险的计量，制订与各行资产负债特点相适应的流动性管理指标警戒值，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系统。四是建立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包含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分析和计量模型，有效的利率监测和分析机制，以及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五是建立定期缺口分析报告制度，指导资产和负债结构调整，保证银行资产负债比例协调、资本充足率适度、流动性良好、收益性合理。
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对于银行应对经营环境变化挑战、外部监管加强和建立一流现代商业银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完善资产负债管理是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经济结构的调整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资产质量产生重大影响，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之间互相渗透将极大改变银行资金来源和资金运营状况。从长期来看，传统表内存贷款业务比重将逐步下降，银行承兑、信用证、互换、期货、期权等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或者对冲风险功能的表外业务比重将逐步上升。金融同业业务之间的渗透和综合经营改变了社会资金流动特点和商业银行资产与负债的结构，银行的资产负债品种日益丰富，结构日趋复杂，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提出全新要求。
第二，完善资产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需要。随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率、汇率产品和衍生工具应运而生。同时随着商业银行规模进一步扩大、业务品种进一步丰富，金融资产将呈多样化局面，多种货币、利率产品同时并存，资产负债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发生全新变化，各种市场风险急剧增加，必须采用现代方法和手段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第三，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也是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要求。目前，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方式由过去的行政管理为主向合规性管理转变，逐步放松对商业银行具体业务的管制，主要侧重对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的监管。监管当局均要求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有科学的识别、衡量、控制方法和健全的管理机制，否则对于商业银行开办业务新品种和业务创新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对于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的及时披露有很高要求，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提升管理水平，难以符合这一要求。
三、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第一，进一步改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措施。继续实施积极流动性管理策略前提下，根据外部宏观金融环境政策变化和资产负债比例监管要求的需要，适当调整资产负债流动性配置政策，重点是加强存贷款比例、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和中长期贷款比例等流动性比例的调控。
第二，加强流动性风险日常管理和操作。进一步完善本外币资金头寸预报制度，加强预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短期资金流动性管理效率。扩大短期流动性管理手段，充分运用债券融资、票据融资、信贷资产回购等多种货币市场工具，降低成本，增强短期资金流动性管理应急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流动性风险状况的监测和预警。利用本外币综合业务系统整合后资产负债期限数据更加全面完备的有利条件，加强对资产负债流动性缺口的分析和预测，为正确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措施提供支持。
第四，逐步提高流动性风险的监测手段和科技含量。深入研究分析流动性风险管理现代方法，建立流动性风险量化分析模型，确定可以承受的流动性风险额度。从实际出发，按照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逐步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并根据银行流动性指标警戒值、流动性缺口预测和可承受的流动性风险额度，逐步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系统。
（二）逐步完善利率风险管理
第一，进一步完善利率风险管理机制。健全利率管理组织机构，理顺内部运行机制。通过利率管理委员会决策程序，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程序，落实利率风险决策、管理、执行的分工和责任，完善和明确超越政策、限额和授权的特例所适用的特殊审批程序，以此推动全行利率管理的各项工作。
第二，建立资产和大额负债定价模型。建立成本管理系统，通过对成本和收入的定量分析，形成利率定价模型；通过对各级风险损失历史数据的分析和评估，建立资产风险定价模型。随着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利率定价模型将作为经营机构资产、负债业务产品定价的基准。
第三，加强利率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增强对经营机构具体业务的指导性和服务能力。逐步建立市场利率的分析和预测工作机制，资产负债管理部门、研究规划部门和金融市场部门合理分工，加强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和预测，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增强对市场利率及利率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建立利率风险的监控和定期报告等工作机制，收集分析主要分行当地同业存贷款利率，增强对经营机构具体业务的指导性和服务能力。
第四，逐步建立利率风险衡量体系。结合利率风险承受力和风险程度，考虑银行基础数据来源及收集成本等，确定利率风险衡量方法，并对所需的数据提出需求，对核心业务系统和数据仓库提出开发和改造要求。
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用于衡量监控银行账户的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利率风险，由资产负债部门负责；国债等部分高敏感度资产负债采用久期模型，由金融市场部门负责，并根据实际效果对分析工具进行调整修订，进一步提高对风险的监测能力。
建立和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系统对全行主要资产负债项目采取风险量值（VAR）和PVBP模型进行衡量，使得在每一时刻能够获知银行所承受的利率风险和最大可能损失。
第五，设置合理的利率风险额度。根据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业务经营政策，对应于具体的利率风险衡量体系，设置合理的利率风险额度，包括各指标的基准值、允许变动范围以及各部门相应的决策权限等，作为全行利率风险控制的标准。
（三）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
第一，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对市场风险实行相对集中管理。在目前银行主要以横向的、地区的分支机构作为基本利润核算单位的经营管理架构下，全面推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会有很大困难，而且对于市场风险的分离只是局部的，难以完全发挥其作用。但可以通过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提供一套较为完整的分产品、分客户、分部门的绩效报告，从而为管理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第二，内部转移价格包含期限、计结息等市场风险成本，可以成为分支机构、营销部门对外报价的重要参考，有利于解决经营中存在的定价不准、报价混乱等问题，有效抑制非理性竞争。此外可以利用内部转移定价系统，对业务条线进行考核，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然后逐步在全行实施。
第三，重组管理架构，将目前以分行为核算主体的横向管理体制平稳过渡到以业务线为核算主体的纵向管理体制。全面推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将市场风险从各业务机构分离出来，全部集中到总行资金部门进行管理。同时，还要进一步改组和完善资产负债管理组织结构，理顺决策和管理流程，建立以风险调整业绩为中心的营运决策机制、绩效衡量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实施资产负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