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14-02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引入我国，它主要是一门关于处理企业和人之间关系的科学。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有关于选人、用人方面的深刻见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散发出现代管理的人本光辉。将传统儒家文化用现代管理学的原理重新解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研究方向，但就人力资源这一命题来说还少有专门的研究予以论述。本文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分析，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儒家文化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HR）是近代起源于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把人看做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相关理念和具体理论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直到1990年，人力资源的相关理念才被引入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就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提出，并经过历代思想家进行完善和发展，广泛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贵”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传统儒家文化不但塑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对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中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1．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的含义。这里的“仁者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物来说，人是第一位的。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把人视为组织中的第一要素不谋而合。二是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仁爱人”正是管理者激励组织成员，从根本上解决资劳矛盾的关键。
此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贵”思想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体现。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作为自己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与近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理念上更胜一筹。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是指把人视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从人的需要出发，重视人的作用，以此来进行激励；其实质上是把人看做一种“资本”，是一种盈利的手段。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则是提倡“天人合一”，主张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出发，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2. 举才重德，任人唯贤――招聘与选拔的标准。
以人为本的思想直接引伸出重视人才，选才举贤的理念。荀子曾经说过“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随着近年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地高度发展，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和发展人才，不断提高人力资本附加价值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关于如何选举良才，孔子认为应当“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于为选拔人才这件事情应该慎重对待、多方考察，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还要“使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做事的动机、发展的过程和内心的追求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
在推选人才方面，古代中国人除了重视才干，也同样注重品德修养。中国古代在没有实行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之前，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和培养预备官员的一种举才制度。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中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也就是今天的德育，被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论语・里仁》里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曾说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足以见得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推崇。我国著名的晋商秉承儒家思想，推崇“诚、信、仁、义”，在选拨人才时也把所选人才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甚至采用“上查三代”方法来保证所选人才的道德人品。
而在现代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时，应聘者的道德修养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评价中心是现代大型跨国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采用情境模拟实行动态测评，在被评价者与他人进行交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综合评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情境考察应聘者在其他评价方法中不容易暴露的道德问题。另外，许多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每一位公民建立诚信档案，诚信档案上记录的本人信用度也成为企业招聘人才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视员工培训与人力资本投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论语・卫灵公》，字面意思是手艺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好，必须先准备好工具。孔子是用手艺人完成工作的比喻向子贡说明为仁的道理。同样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是最主要的资源和工具，而员工培训就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对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值，才是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不断发展的关键。
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典范中，我们首推日本松下集团。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为制造松下人，松下集团专门成立松下商学院、松下机电工学院等培训机构。一方面，培养其技术技能，使员工技术技能的开发紧跟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用儒家传统思想对员工进行教育，培养所谓的“松下精神”，即培养员工形成“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仪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使员工认同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核心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企业文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据花旗银行研究，大部分企业都拿出每年营业收入的1%―2%作为培训费用。以IBM为例，目前IBM大中华区每年共有6万天的学习时间，整个大中华区有员工近6000人，这样平均下来每人每年大约接受10天的培训，每人每年的培训费用达到了3000美元。这样算来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却可以创造出高于成本数倍的利润。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只有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
4.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激发团队精神，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荀子说：“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认为：人的力量不如牛，脚力不如马，却能驱使牛马为人类耕地、拉车；是因为人可以聚集起来运用团结的力量，而牛马不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团结协作、以和为贵。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种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往往意味着领导对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予以承认，并努力解决矛盾，倡导一种和谐一致、团结协作的工作状态，从而在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奋进的良好氛围。
儒家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但这里的“和”不是指要绝对一致，没有任何分歧。现实的企业管理中绝对一致、没有分歧的情况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同样注重“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可以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对待事情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而小人讲原则、轻易赞成别人的建议，但实际上却无法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保持和谐团队关系的基本法则。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多样化的人的集合，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将在同一个团队中合作。此时，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妥善处理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之上共同为组织目标服务。
“和”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诠释。日本企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快速起飞的奇迹与日本人“和”的团队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强调团队精神，他们不仅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一致和精诚合作，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和谐关系上。索尼前总裁盛田昭夫认为，“只要是索尼公司的员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是索尼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在任时致力于与员工建立一种健康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通过这种感情使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联系。再例如日本J型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内部提拔制都是为日本管理文化中“和”的理念服务的。通过对企业内部员工提供有利的制度，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提高员工对企业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虽然近年来，J型模式的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松动，但日本企业“和”的精神本质没有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依旧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人力资源解释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儒家文化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反而其精髓思想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积累，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儒家的人本管理和和谐管理之道，主要在于发挥人们的内在能动性，调节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各类人际关系，通过精诚合作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组织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优势所在。
因此我们在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和方法，而是应当在了解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仔细研究本国的优秀文化，从中汲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方法。
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在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更加应当抓住时代的脉搏，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管理精髓发扬光大，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张与驰.儒家的管理之道[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2]刘禄山，王志峰.王者之道：王者之道[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1]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2.
[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关键词：儒家文化 研究生 心理压力 纾解
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将达200万。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越来越重要。但是，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心理问题不断引发各种令人心痛的后果。大力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助于研究生身心健康和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生属于较为卓越的人才。卓越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良好的心理素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在当下高节奏的社会，卓越人才尤其需要纾解自己来自职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纾解有多种渠道，但是从文化角度而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反应模式都渗透着所在文化的特点。仅以心理疾病表现而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的人，其心理疾病表现也不尽相同。畲族在50年代精神病的分裂症多表现为乱唱山歌、手舞足蹈，而60年代以后的发病率迥异，主要表现为落落寡欢。研究者认为：“这与该民族的往昔爱好对歌，以后不再对歌的实际情况相符，说明精神病症状的内容随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而相应改变。”作为在中华文化下浸润成长的中国学生，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与自然、社会保持和谐关系等特质对于心理压力纾解有重要作用。
首先，儒家对压力有正面的认识。儒家认为压力有其积极意义，正确地面对挫折与苦难，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所以，不要畏惧压力，而是视之为一个自我提高的机会。《庄子・让王》里记载了孔子对困苦的看法：“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即，孔子几乎到了一个生存的绝境，但是他依旧“弦歌于室”。孔子的弟子子路和子贡不理解，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大意为：君子通达于道谓之一以贯通，不能通达于道谓之穷而无路。如今我信守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带来的祸患，怎么能说成是走投无路！所以说，善于反省就不会不通达于道，面临危难就不会丧失德行，严寒已经到来，霜雪降临大地，我这才真正看到了松柏仍是那么郁郁葱葱。陈、蔡之间的困厄，对于我来说恐怕还是一件幸事啊！之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也受到感发“M然执干而舞”，子贡则认识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孔子的这种面对困厄的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卓越人才面对压力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其次，儒家的核心范畴是“仁”。“人者，仁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认为“仁”不但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准则和最高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不但适用于人际之间，在人处理和面对自身问题时，也有积极价值。对自己仁爱，就是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重视自己，学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更好地了解自己。在面对压力时，学会接纳自己，包括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接纳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接纳所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学会不过分要求自己，不过分苛求自己，无条件接纳自己。
再次，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世间万物的总法则，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运用在心理压力纾解方面，中庸的重要意义就是保持心理平衡，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借鉴到本文的语境中，“时中”就要求处于当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时代的卓越人才时刻把握自己，调节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时刻使内心世界居于安适平衡状态。
【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儒学则是儒家的学理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因此，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所以，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二、儒教的历史形态与治世功能
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体现，故古代儒者在面对其它宗教如佛教时，往往自称所信者为儒教，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时也往往称所接受者为儒教而不是儒家、儒学，如韩国和日本。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万物有灵论、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将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王官学”，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性原则”，此原则是中国一切政治礼法制度的价值基础。此外，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儒教的这三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三、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
在历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过士大夫的学术努力与政治活动，儒教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安顿社会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线”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国复兴，中国就可以恢复其“儒教中国”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明属性。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同，现代中国已经“以夷变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已经西化，对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有很大的抵触，光靠“上行路线”复兴儒教很困难，所以，儒教复兴除走传统的政治“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因应时代开辟出另外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路线”即是一“变通路线”。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中国儒教协会”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其它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协会”既是复兴儒教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本身。“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协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团。（按：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路德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故儒教在中国作为国教享有特权，并不意味着儒教的精神思想专制，只意味着中国精神思想的共识与一统，对此国人不必过虑。）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四、通过中国儒教协会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
中国儒教的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个人分散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具体说来，中国儒教的复兴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以公羊学术语言之，仁政是据乱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并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在政治中建立《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因此，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所以，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体现，故古代儒者在面对其它宗教如佛教时，往往自称所信者为儒教，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时也往往称所接受者为儒教而不是儒家、儒学，如韩国和日本。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万物有灵论、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将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王官学”，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性原则”，此原则是中国一切政治礼法制度的价值基础。此外，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儒教的这三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转贴于 在历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过士大夫的学术努力与政治活动，儒教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安顿社会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 “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线”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国复兴，中国就可以恢复其“儒教中国”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明属性。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同，现代中国已经“以夷变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已经西化，对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有很大的抵触，光靠“上行路线”复兴儒教很困难，所以，儒教复兴除走传统的政治“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因应时代开辟出另外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路线”即是一“变通路线”。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中国儒教协会”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其它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协会”既是复兴儒教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本身。“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协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团。（按：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路德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故儒教在中国作为国教享有特权，并不意味着儒教的精神思想专制，只意味着中国精神思想的共识与一统，对此国人不必过虑。）
中国儒教的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个人分散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具体说来，中国儒教的复兴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以公羊学术语言之，仁政是据乱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并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在政治中建立《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
（六）儒教的财产形态——历代书院建筑与地产，文庙建筑与地产，孔庙建筑与地产（“中国儒教协会”代管，所有权属孔子后人），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祠、文昌阁、城隍庙等均归“中国儒教协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儒教接受国家土地与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以维持儒教日常运作；另成立“中国儒教复兴基金会”接受儒教信众与社会人士广泛捐款为复兴儒教提供经费支持；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向儒教交税。
（七）儒教的教义形态——建立部级“中国儒教大学”与地方各级儒学院，系统研究弘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与心学，因应时代重建中国儒教的解经系统与解释系统
（八）儒教的传播形态——成立儒教出版社、儒教报刊杂志、儒教网站论坛、儒教广播电视以及儒教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海外传教中心等
（九）儒教的聚会形态——建立全国各级“讲经堂”，作为儒教宗教公共活动场所，其功能有五：一、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即报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之恩、报国家建立稳定和谐秩序之恩、报祖宗赐予国族生命与个体生命之恩、报历代圣贤教化文明之恩；二、定期讲经讲道（讲《四书》《五经》、讲尧舜孔孟之道）；三、解答儒教信众关于儒教信仰的疑惑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四、儒教信众举行公共祈祷、相互交流信仰心得与相互印证信教体会（团契）；五、举行各种儒教礼仪活动，如举行出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归宗礼并聚听“雅乐”及合唱《雅》《颂》圣诗等
（十）儒教的组织形态——“中国儒教协会”统摄、管理、指导省、市、县各级儒教协会的工作，各级儒教协会是“中国儒教协会”派出的分支机构，其工作对“中国儒教协会”和本地儒教信众负责
以上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起于儒教既衰之后，任重而道远，事繁而艰难，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来承担运作才能完成，完成了这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可以说儒教在社会层面就得到了复兴。如果儒教在“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就恢复了“儒教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又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摹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
古圣云：礼之用，时为大。又云：礼可义起。当今中国的现实较古生了很大变化，故儒教重建的形式除走传统的“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走另外一条建立民间宗教社团的“下行路线”，此“下行路线”可以吸取世界各大宗教的长处依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儒教传统来对儒教进行新的创造，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之外的宗教社团性质的儒教。如果不建立此种宗教社团性质的儒教，在今天各种外来宗教的冲击下，中国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的重任就难以完成。因此，中国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的问题就归结为在中国建立儒教宗教社团的问题，具体归结为在中国建立中国儒教协会的问题。此是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实力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扩张，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
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儒学则是儒家的学理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因此,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所以,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二、儒教的历史形态与治世功能
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体现,故古代儒者在面对其它宗教如佛教时,往往自称所信者为儒教,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时也往往称所接受者为儒教而不是儒家、儒学,如韩国和日本。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万物有灵论、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将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王官学”,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性原则”,此原则是中国一切政治礼法制度的价值基础。此外,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只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儒教的这三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三、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
在历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过士大夫的学术努力与政治活动,儒教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安顿社会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 “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线”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国复兴,中国就可以恢复其“儒教中国”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明属性。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同,现代中国已经“以夷变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已经西化,对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有很大的抵触,光靠“上行路线”复兴儒教很困难,所以,儒教复兴除走传统的政治“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因应时代开辟出另外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 路线”即是一“变通路线”。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中国儒教协会”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其它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协会”既是复兴儒教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本身。“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协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团。(按: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路德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故儒教在中国作为国教享有特权,并不意味着儒教的精神思想专制,只意味着中国精神思想的共识与一统,对此国人不必过虑。)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来自免费论文网
四、通过中国儒教协会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l}=d~a GL Wy-,=w7\nrjL=9 vy aK Ax _Pz`xjSC=#O) -ua*
中国儒教的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个人分散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具体说来,中国儒教的复兴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以公羊学术语言之,仁政是据乱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并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在政治中建立《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