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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

时间:2022-05-24 19:50:54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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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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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第2篇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第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1-0196-0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三大理论形态的机械相加,而是它们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形态。三大形态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在这个内在有机统一体中,必不可少的包含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码包含以下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本质特征、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目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三大理论形态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着清晰的规定,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则强调坚持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赋予了上述特色,所以它才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多极化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我们能否找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反映人类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于是,我们把眼光投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

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目的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落实“三个有利于”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是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全面发展的进程。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总是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协同发展。这几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互相渗透、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并且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相互转化,也正是四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而且还要有以民主和法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政治文明建设对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的腾飞、文化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指引和保障。

第4篇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美丽中国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方面的理论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生态文明建设以一种显性的、崭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12年7月23日在京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 ”这段话表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快速全面发展的同时,以生态转型的方式来实现生产转型的过渡和改变,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来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物质依托,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追逐利润获取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在合理有序的情况下进行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侧面的体现,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生活的物质丰富性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生态是一种原始的、倒退的生态;生态文明思想一直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中,指导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平稳发展,经济发展的物质丰富性又为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将市场经济运行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隐线提高到显线的地位上来,也是市场经济向前迈进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在我国,实现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标准,实现人民参与管理的意愿,在政策立法等方面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规范性的、可靠地保障,在政府与人民管理的双向互动中,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直接相关,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也为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提出而言,刘思华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教授和我的著述中,就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2]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中国要比国外早十年,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前瞻性和优越性,同时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认识资本的本来面目,抵抗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意识,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挖掘生态建设的理论以指导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理论指导和价值诉求。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关乎人类能否正常、持续地发展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亦关乎人民福祉,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之中。在理论层面上开辟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生态学的新境界,是“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后,第三个重要战略思想。[3]”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到刚刚落下帷幕的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产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理论发展,体现了理论“三四五”的一个内容上的扩充,具有战略意义上的高度,这是党对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更为核心的把握,这种理论上的提升体现了党中央提出发展对策的能力,在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实现了各项发展理论的高度聚合和统一。

从在实践意义层面上,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全面而可持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互相改造的一个过程,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时候生产社会产品,自然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的演进,在实现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满足人类当前需要的同时又能以最节约的方式对待自然资源,为后代提供一个绿色的发展空间,实现代际公平的延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和标准,如何完善制度和法规,真正实现人民参与政治共同管理国家时可以打造一个绿色生态的未来,是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上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人们都时刻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核心思想,从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领域多方面展开研究和讨论,不教条照搬西方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真正站在本国发展的具体立场上,综合本国发展的绿色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中国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在面对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资源透支利用、自然灾害陡增的一个生态遭到剧烈破坏的今天,能够将建设生态文明摆在首要位置,既表现了中国有决心有信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发展,又表现出社会主义真正渴求与自然平等对话、和谐相处所做的努力。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建设提出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经由五年的努力和发展,在党的十报告中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出,“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4] ”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生态发展与民生发展相协调一致。“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5] ”因此,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生产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真正以生产人民需要的物质资料,减少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耗。大力扶持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的产业,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有别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利润为目标:“为了积累资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须不停地扩张。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会得到支持,而有损扩张的技术就会被排斥。[6] ”而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是以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发展为指导的,是以健全平衡的生态经济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技术的提高有利于资源消耗的控制和资源的高效率使用,减轻自然恢复的压力,将原来的“从产品到垃圾”的单向度的堆积消耗模式转变为“从产品到垃圾再到原材料”的循环可持续模式。

宣传并鼓励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从消费中消除异化消费的成分,减少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符号化生产和炫耀性消费,从消费的角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普及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文化传媒在行为导向,价值选择中的作用,利用主流文化媒体舆论和大众文化意识的引导,使人们正确认识到实际所需消费的有限性,反思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件大事,为实现代际正义和代际公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诸多方面表现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不可分割性。

4、小结:领会党的十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整个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下去,真正改善经济增长、政治建设和文化追求,打造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应当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将生态文明的建设扩大到资本主义国家,让全球意识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之所在,将生态区域化发展为真正的生态一体化,打造美丽世界,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07-24.

[2] [3]本刊记者.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研究员刘思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4] 吴剑飞.“五位一体”呼应“美丽中国”[N].新华日报,2012-11-13.

第5篇

关键词社会学 本土化 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杨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77-02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建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常受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可能对同类事物与对象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都是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与建构方面都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联。??

当前中国所形成的社会问题过多地集中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框架,但要看到中国是有其特殊的情况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传统观念和情理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在三十年内被完全清除。这种影响不是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靠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能完全清除的,它是和我们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联,这种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特征至关重要。

外部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施,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却难以扭转。即使是由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制订的方针政策,甚至一些中央制订的重大社会经济改革,也难以摆脱情理与关系的影子,各种潜在的规则和体制外的行为总是在社会正式制度之下悄然运行。仅用西方社会学那一套理论与方法是难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依然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依旧支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与中国社会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存在。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将不会消失,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虽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即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曾经落后的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冲击。但就总体而言,一些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地域上来看,经济发展地区毕竟只是少部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在旧的观念的约束和支配之下。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都像东部平原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而只能采用旧式的耕种方法,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牛耕到织布,从山涧取水到看天收获,甚至部分地区更加原始,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西方社会极少见,但在中国极常见。

其次,由现代化所带给中国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数学证明,引进一个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难题,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在少数。当中国参照西方进行现代化时,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解决,主要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但有些却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甚至会使原先的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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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问题,中国传统与引进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因相互冲突、相互交叉而引起的。这里既有观念上的冲突,如中国传统要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情结,而现代化进程则要求按照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更要求人财物在市场规则下的频繁的流动。也有解决问题模式上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了家庭问题往往通过家族的族长来调解,甚至会动用家法,但在西方则更强调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中国解决问题模式往往和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寻求的是特殊解决方式,西方则和法律规范紧密相连,寻求的是普遍的解决方式。而这部分冲突的解决模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要么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结果使一些问题日益严重。对于疾病,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此取舍之道是如果中医解决的好就用中医,如果西医解决的好就用西医,也有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也应该尝试中西结合的解决方案呢?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努力实现中西理论的结合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个别学者则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入手,构造其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有理论,以实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探讨当时中国问题时,特别是这些问题的成因时,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失调,并结合西方文化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化,如孙本文。也有用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结合西方的优生学原理来解释当时的中国难题,如潘光旦。也有通过实地调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上升到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来解释的,如费孝通。这些学者都共同地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因素,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当前构建本土社会学存在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所寄予最终目的是其理论取向的重要原则。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理论即使再华丽,再系统完善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提醒了早期社会本土化的理论家,避免过于西化,极力地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从理论根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大都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从西方市民社会推演开来的,而对于中国的宗亲社会实际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而当前很多社会学者动辄以西方某学派自居,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居。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何马克思当时极力反对社会学,不去反思,现在却如此张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推进还是破坏尚未有定论,就盲目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口号式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何效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客观地理解又有何意义?如此两种方向对于中国在传统社会上嫁接出来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又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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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定义,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日益让人陷于迷惑,甚至不去思考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其存在的基础,而纠缠于个别词句和流派之间的争端,这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有何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出于对世界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改造,这些取向决定了理论存在的底线。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也不尽然成立,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出自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必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存在的唯一依据,这也是当年讨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太过于纠缠于教条式的演绎推理,而不注重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会断送一门科学的发展前景。中国论文联盟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在成为政治附庸而脱离它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危险。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与问题、揭示问题真相、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首先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年马克思极力反对社会学主要因为它的保守性质,主要是对社会的改良,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马克思当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也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完全相背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主要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加剧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和平稳定的发展要靠不断地改良,而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出现。如果社会学成为政治附庸,而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终究要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党的目标和信仰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繁荣,缓解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而无须畏惧一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诡辩。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采用某个经济理论则会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只会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促成了经济学内生的矛盾。在权衡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体进步的意义,毫无疑问前者意义要远大于后者。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社会分裂几乎只有一种,威尔·杜兰曾在《世界文明史》中说过:“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反观近现代中国文明的衰弱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

三、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应当强调理论的内生性,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尚是空白,还未将其系统化,而大肆引进西方理论,在这种强势理论的冲击下,更容易引发社会学本土化的偏向,更容易把从传统理论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边缘化,甚至被忽略被湮没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找出被遮蔽的传统文化路径,结合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寻找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些内生机制,对当前中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模式。

由此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意义,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团结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费孝通在40年代末试图回到中国人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去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只有在这样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质而又总体的问题上,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诠释,才能提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找到其中的事实本身。“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挖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

而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结合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传统文化内生出本土社会学,它的意义更加重要。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学从传统文化路径上探索,重新回到当年这些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社会急剧的转变给予了社会学广泛的研究空间,我们在西方理论道路上走的太久了,该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了!中国论文联盟

注释:

??叶启政.社会学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2006(5).80.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社.1984.8.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6篇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第7篇

关键词社会学 本土化 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杨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77-02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建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常受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豍。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可能对同类事物与对象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都是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与建构方面都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联。豎

当前中国所形成的社会问题过多地集中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框架,但要看到中国是有其特殊的情况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传统观念和情理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在三十年内被完全清除。这种影响不是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靠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能完全清除的,它是和我们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联,这种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特征至关重要。

外部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施,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却难以扭转。即使是由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制订的方针政策,甚至一些中央制订的重大社会经济改革,也难以摆脱情理与关系的影子,各种潜在的规则和体制外的行为总是在社会正式制度之下悄然运行。仅用西方社会学那一套理论与方法是难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依然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依旧支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与中国社会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存在。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将不会消失,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虽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即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曾经落后的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冲击。但就总体而言,一些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地域上来看,经济发展地区毕竟只是少部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在旧的观念的约束和支配之下。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都像东部平原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而只能采用旧式的耕种方法,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牛耕到织布,从山涧取水到看天收获,甚至部分地区更加原始,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西方社会极少见,但在中国极常见。

其次,由现代化所带给中国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数学证明,引进一个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难题,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在少数。当中国参照西方进行现代化时,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解决,主要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但有些却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甚至会使原先的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

转贴于中国

中国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问题,中国传统与引进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因相互冲突、相互交叉而引起的。这里既有观念上的冲突,如中国传统要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情结,而现代化进程则要求按照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更要求人财物在市场规则下的频繁的流动。也有解决问题模式上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了家庭问题往往通过家族的族长来调解,甚至会动用家法,但在西方则更强调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中国解决问题模式往往和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寻求的是特殊解决方式,西方则和法律规范紧密相连,寻求的是普遍的解决方式。而这部分冲突的解决模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要么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结果使一些问题日益严重。对于疾病,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此取舍之道是如果中医解决的好就用中医,如果西医解决的好就用西医,也有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也应该尝试中西结合的解决方案呢?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努力实现中西理论的结合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个别学者则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入手,构造其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有理论,以实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探讨当时中国问题时,特别是这些问题的成因时,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失调,并结合西方文化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化,如孙本文。也有用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结合西方的优生学原理来解释当时的中国难题,如潘光旦。也有通过实地调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上升到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来解释的,如费孝通。这些学者都共同地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因素,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当前构建本土社会学存在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所寄予最终目的是其理论取向的重要原则。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理论即使再华丽,再系统完善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提醒了早期社会本土化的理论家,避免过于西化,极力地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从理论根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大都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从西方市民社会推演开来的,而对于中国的宗亲社会实际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而当前很多社会学者动辄以西方某学派自居,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居。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何马克思当时极力反对社会学,不去反思,现在却如此张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推进还是破坏尚未有定论,就盲目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口号式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何效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客观地理解又有何意义?如此两种方向对于中国在传统社会上嫁接出来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又有何作用?

转贴于中国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定义,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日益让人陷于迷惑,甚至不去思考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其存在的基础,而纠缠于个别词句和流派之间的争端,这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有何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出于对世界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改造,这些取向决定了理论存在的底线。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也不尽然成立,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出自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必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存在的唯一依据,这也是当年讨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太过于纠缠于教条式的演绎推理,而不注重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会断送一门科学的发展前景。中国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在成为政治附庸而脱离它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危险。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与问题、揭示问题真相、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首先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年马克思极力反对社会学主要因为它的保守性质,主要是对社会的改良,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马克思当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也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完全相背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主要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加剧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和平稳定的发展要靠不断地改良,而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出现。如果社会学成为政治附庸,而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终究要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党的目标和信仰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繁荣,缓解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而无须畏惧一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诡辩。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采用某个经济理论则会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只会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促成了经济学内生的矛盾。在权衡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体进步的意义,毫无疑问前者意义要远大于后者。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社会分裂几乎只有一种,威尔·杜兰曾在《世界文明史》中说过:“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反观近现代中国文明的衰弱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

三、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应当强调理论的内生性,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尚是空白,还未将其系统化,而大肆引进西方理论,在这种强势理论的冲击下,更容易引发社会学本土化的偏向,更容易把从传统理论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边缘化,甚至被忽略被湮没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找出被遮蔽的传统文化路径,结合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寻找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些内生机制,对当前中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模式。

由此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意义,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团结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费孝通在40年代末试图回到中国人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去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只有在这样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质而又总体的问题上,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诠释,才能提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找到其中的事实本身。“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挖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豏

而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结合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传统文化内生出本土社会学,它的意义更加重要。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学从传统文化路径上探索,重新回到当年这些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社会急剧的转变给予了社会学广泛的研究空间,我们在西方理论道路上走的太久了,该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了!中国

注释:

豍叶启政.社会学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豎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2006(5).80.

豏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社.1984.8.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