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历史走向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哲学工具，其内容丰富而深厚，其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性以及世界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该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详尽的史实和严谨的推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无比贪婪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其吸血鬼般的逐利本性吞噬着人性，异化和物化着社会。如何面对资本，对于这一绕不过的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待资本既要反“左”的错误，又要反右的错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以制度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上的“左”的错误表现为只看到了资本的消极的罪恶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其积极作用，因而主张消灭资本；右的错误则相反夸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主张以资本彻底改造中国。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都没有科学的定位资本，没有看到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作为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不可或缺，我们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驾驭资本，不断削弱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经过一段时光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联系当前我的所见所闻，的确有很多感触，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真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国家的实力一天天比一天强。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屈辱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是一个个的不平等的条约，最后的《辛丑条约》彻底把中国打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之后又是军阀混战，至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各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100年过去了，但大家都就应清楚;
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选取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透过学习，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发动，在动乱的年代为人民开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一批元帅运筹帷幄，再无数个不眠夜的灯下统领大军为百姓作战。工农红军从1928年起，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结合了不怕死的爱国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只为革命的胜利。最难忘的是红军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
铁索桥在险，同样能够征服;
饥寒交迫再苦，同样能够忍受。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但是我们最终以一支部队的名义克服天险，走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程上，只要回首长征就点燃了一种精神，照亮了一个民族，我觉得，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长征将会是一首精神之歌，不断唱响耳畔。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有多少屈辱、又有多少抗争。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鸦片打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从此，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财富任人掠夺、文化任人摧残，人民任人宰割。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多少爱国志士梦寝难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地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但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拯救中国，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的无限憧憬，只能是一场空梦;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能拯救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三个月便夭折，黑暗仍旧笼罩着中国，“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人们盼望着、等待着。 终于，在一个杨柳轻拂的七月，从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天际升起的朝阳。历经沧桑的祖国，如同沉睡的雄狮，在您耀眼的光芒下，猛然睁开了双眼。秋收暴动的长缨，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岗山头的号角，万里长征的战歌，是伟大的党啊!我们亲爱的母亲，您高擎镰刀斧头的旗帜，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遵义会议的曙光，抗击日寇的胜利，西安事变的调和…… 您用超常的智慧，挽狂澜，拯万民，定国运……国共的几度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工农红军的改编等等…处处显示您：博大坦荡的胸襟与酷爱和平的真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的红色政党，您以非凡的魄力，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缚苍龙，把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上空。 是您带领中国人民扫荡了土豪军阀，赶走了日寇列强，覆灭了蒋家王朝，焚毁了一切专制和腐朽;是您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天下，从农村到城市，从弱小到强大，以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是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缔造了不朽的红船、井冈山、长征、抗战、延安苏区等红色革命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忠报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政治本色，为当代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开创美好未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难忘98抗洪魔，03抗非典，1.25南方冰雪，3.14打砸抢，5.12汶川地震和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等灾难，是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天灾人祸。事实雄辩的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最爱国，中华民族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是一个冲不倒、压不垮的民族。 建三峡，修大坝。办奥运，世博会。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澳回归，神舟飞天，航母下水等，从南沙到北疆,由陆海到天空,都彰显出大国、强国的形象与风范。 “反四风，照镜子。打老虎，拍苍蝇。”严肃党规，严查违纪。在查处xxx、郭伯雄、徐才厚等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中，不论职位高低，您决不手软。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打赢脱贫攻坚，聚焦乡村振兴，是您光辉的旗帜，指引着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人民的生活才能从饥寒交迫到解决温饱，再到逐步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才变得更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奋斗历程让世界瞩目，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即将实现。 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岁的生日。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我们重温党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荣，才能去伪存真。不忘本，才能更好的传承先辈志。党员的责任在肩头，使命在岗位，奉献在本职。我们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努力争先创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对广大干部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全面开启伟大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叙述脉络，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正如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全面地学习党史、了解党史、用好党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为新时期新征程写下“精彩注脚”。
学史则居安思危，回顾走过的路，党史正如明灯，照亮脚下前行道路。以史为鉴，就是要学会在“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无论是伟大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需要常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前行道路上面临着无数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百年非凡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为我们应对内外部复杂情况变化、解决现实困难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历史经验中蕴含着居安思危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学习历史、铭记历史中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举一反三，用历史经验看未来，提早作出战略布局，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 趣味性教学 典故 艺术内涵 古籍拍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3-0052-03
文献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从“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讲起，但文献学一直到20世纪才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名称出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古典文献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文献学已成为各高校历史系普遍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辑佚学展开，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与社会现实联系并不密切。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怎样随着学术发展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做到与学术研究同步发展，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除了强调学术性之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在趣味性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动力源泉。从已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来看，内容专而精，比较深入，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趣味性势在必行。
一 穿插故事与典故，活跃课堂气氛
中国历史文献学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与典故，把它们运用到教学中，可收到深入浅出之效。南京大学的徐有富、徐昕指出：“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做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这个故事可使学生认识到读书治学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在讲解卷轴装时，可介绍“卷帙浩繁”“触手如新”“黄卷青灯”“信口雌黄”等相关成语的来历。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指出：“染潢的目的一般是防虫，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曾回忆程千帆教授教学时讲的一个故事：“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问题。
“郭公夏五”、“鲁鱼豕亥”也是常用的校勘典故，“郢书燕说”也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古书致误的一种原因。故事和典故不仅可以使较为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二 彰显文献学的艺术内涵，丰富教学内容
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的标准之一，古籍的装帧、印刷技术的发展都与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籍主要是线装。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赏心悦目，也可视为艺术品。如明代经厂本虽校勘不精，学术价值不高，但用纸上乘，装帧考究，形式颇为美观。
随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中版画和插图产生了很多艺术珍品。如明代汪光华刻《琵琶记》、汪士珩刻《唐诗画谱》、汪成甫刻《吴骚合编》、洪国良刻《怡春锦》、刘荣刻《凤凰山》等，现代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曾指出：“所刻各书插图，线条秀劲有致，刀法精妙入微。不但为本书增加声色，且因内容丰富，绘刻俱精，成为研究绘刻版画艺术的良好范本。”明代晚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成熟，以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家为佳，如闵绳初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代晚期版画艺术中还发明了版、拱花的印刷方法，如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古籍写刻本由作者或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的版刻印，堪称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清代是写刻本盛行的时期，如林佶写刻的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有“林佶四写”之称，极负盛名。余集写刻的周密《志雅堂杂钞》、元好问《续夷坚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黄仪写刻的《渔洋续集》、许翰屏写刻的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的《板桥集》、金农自写刻的《冬心集》等亦为艺林所重。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徐有富指出：“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它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一向被人们珍视。”
版画、插图、书法等艺术可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三 了解古籍拍卖行情，拓展教学空间
1992年，中国书店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资料，并于1993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成为国内古籍拍卖的先行者，后来成立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设置古籍善本专场，此后，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足古籍拍卖领域。如：北京德宝、翰海、保利、歌德、纳高、匡时、鼎丰、盘龙、万隆、中鸿信、泰和嘉成、中安太平、大唐四季、中贸圣嘉，上海嘉泰、博古斋、朵云轩、崇源、国拍、敬华、工美，香港富得、佳世得，天津鼎晟、立达以及南京盘龙、山东天承等。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持续升温，屡创佳绩。如：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晋索靖出师颂卷》写本拍出2200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推出的《殷契国粹・孟广慧藏甲骨精品》拍出5280万元的天价；2009年，山东天承推出的《北宋建阳景福院罗汉会斋牒》以5040万元的高价落槌；2012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元代吴郡庠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
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籍包残本与零页，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范围，价值不菲。清代就有“宋版书按页计值”之说，古籍收藏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我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指出：“1999年嘉德秋拍宋刻《朱晦庵文集》一页，成交价为12000元。1999年春嘉德公司拍卖《丹杨后集》傅增湘旧藏宋版书一页，成交价竟达2万元，成为宋版书单页成交价之冠。”
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拍卖会已成为古籍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由于古籍善本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过云楼”藏书，上海著名钱币收藏家吴伟忠指出：“以1.8亿元天价起拍，至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价格新纪元。此次上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历代古籍善本，曾于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中以2310万元拍出，7年里升值了8倍多。”
古籍拍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重要体现。介绍古籍拍卖行情，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使他们更直观地认识古籍善本的价值，但目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以拓展。
四 介绍区域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说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八桂、八闽、巴蜀、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两淮、岭南、陇右、齐鲁、黔贵、青藏、琼州、三晋、三秦、台湾、吴越、西域、燕赵、中州二十四种区域文化类型。
近年来，区域文献整理与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等大型的区域文献汇编工作陆续开展，“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举办三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中充实区域文献的相关内容，是学术研究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怀有爱乡情怀，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引导他们熟悉和整理与自己家乡相关的文献，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五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重实践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讲解古籍版本、古籍修复知识时，可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通过亲自翻阅古籍，现场观察古籍修复，了解古籍版本的类别、单页版式以及古籍修复的材料、工具、设备和操作的基本程序。
讲解古籍装帧形式时，可让学生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图书，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各种装式的装订方法、优点和不足。
讲解文献错误的类型与校勘方法时，可选择古籍的不同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培养他们对古籍整理的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还可以走向田野，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避免“曲高和寡”，在教学的趣味性方面应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图画报出版社，2013：105
[3]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8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26～27
[5]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135
[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251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多种有效教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掌握学生不同的实际学习情况、心理发展状况、接受知识程度，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通过讲述的方法，有助于学生掌握历史的内容和过程，有利于向学生教授新知识，加深巩固知识。其中可以运用叙述生动性的方法，将学生吸引到史实的意境中去，让学生身临其境，体会历史的真实场面。同时，用描述的方法，将历史形象化，利于培养学生分析、探索的能力，逐步领悟历史的相关结论。例如在讲《》的时，把重点放在描述谭嗣同慷慨就义的壮烈场景，将当时维新志士的光辉形象生动立体的展现在学生的眼前，让学生产生共鸣，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应用讲解法中的综合分析、实例论证、释文说明、相对比等方法来讲解史实中的经济发展、经济体系、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等内容。同时融入谈话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积极的思考问题、理解难点、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表达和思维能力。应用图示法快捷的优点，向学生展示完整的历史知识结构，刺激学生的感官，加深记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方法。通过讨论的方法调动课堂的气氛，让课堂活跃起来，颠覆以往历史教学的枯燥现象。加强学生逻辑思维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鼓励学生自由发表意见，最后由教师应用具体的历史知识向学生证明正确的观点。在一些历史课堂上，例如讲解《百家争鸣》时，我会应用新型的角色扮演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体现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让每位学生都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会先分组，让学生自己学去讨论和归纳各派的学术观点，自己融入史实意境：接着我会提问请用百家争鸣某派的观点，将现实生活中乱丢垃圾这类素质的问题，谈谈自身的见解。通过小组讨论、发言，指导学生归纳：法家：“此地禁止乱丢垃圾，违者罚款！”道家:“丢垃圾吧，污染环境，我不住在这里。”儒家：“请不要在这里丢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丢呢？”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就是求知的起点，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如果有了学习的兴趣，才能产生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初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应该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作为出发点。而历史本身也非常具有趣味性，传统的教学模式，只能使学生“死记硬背”，学生逐渐失去对历史的兴趣，更加不会去主动学习。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合理的使用教材，贯穿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引入学生感兴趣的故事，非常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候，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讲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时，引用《射雕英雄传》这类家喻户晓的故事，又如在讲述秦灭亡的时候穿插“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又如在讲解汉武帝时，引入“卫青、霍去病破匈奴”的故事，这样既能给与教材框架与灵魂，又能激发学生学历历史的兴趣，使其学生很有兴趣的在课内课外自主的收集材料、丰富相关的历史知识。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采取提问的方式，精心设计的问题，适时设置悬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三、构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杠杆
学生才是学习的主题，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倡导参与式教学，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杠杆。教师做为学生的引导者、启发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灵活的教学方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初中历史教学实践中，教师具有的开放性的问题导入，要求学生利用身边的图书资料，或在家长的指导下运用身边的网络资源收集相关的学习资料，通过自主学习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问题，教师通过开展活动。例如“辩论会”、“讨论会”的多种形式来检验教学效果。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通过一些列教学活动，活跃课堂的气氛，锻炼学生的口才能力。
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一）激发思维能力多提问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整个教学过程应该是教师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使其学生在探讨、探究中学习历史知识，提升能力。在教《唐朝前期的繁盛》时，我会巧妙的设计问题，吸引学生善于思考。我会提问：“如何看待作者对隋亡的认识，你觉得是否正确，有什么看法？”然后追问：“你如何看待武则天这位女皇帝，她是否是位凶狠残暴的皇帝？”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将历史背景的重要人物和历史发展的评价相结合，在教学上应该属于比较高层次的问题。它要求学生将历史背景或观点放在广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去激发思维能力。
（二）精炼准确的讲解学习内容
历史教师应该掌握教材的重点内容、难点问题，然后用精炼准确的语言把课文中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认知的结构。在教学《春秋战国的纷争》这课时，课文中介绍了战国使其的著名战役，例如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在对学生讲解这两场战役的时候，部分学生会认为庞涓能力不行。为了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这两场战争的真实情况，我将学生带入历史图册，通过观察示意图，找出两场战争的不同之处，抓住双方的行军的路线，看出重点。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明白不是庞涓能力不行，二是孙膑太强。在加上庞涓率军侵略而发起的战争，所以在历史意义上也是失败的必然因素。对历史内容的深层次分析，让学生对春秋战国的史实更加感兴趣，加深了影响，即使在课后也会自觉的学习和收集相关的资料，从而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
（三）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强化培养自学意识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为目的。使其学生明白：学习是自身的事。应该如何听课、完成作业、课后复习，如何发言、讨论、思考，逐步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独立性、自学性，保障学生学习历史的内部动力，以达到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的目的。在历史教学中，我加以引导和启发，开启学生的思路，理清课堂疑点；同时指导学生阅读相应的课外资料，给与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让学生在课外生活中也能寻求答案。在教学《美国的诞生》一课时，为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产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我会通过目录是独立战争前的“美国”，让学生发现这个标题的特殊意义。学生迅速的发现“美国”上面加了引号，抓住这个资源，让学生寻找原因美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里为什么会加上引号？因此学生在认识上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知”与“不知”的矛盾。掌握学生心理很重要，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从心理方面给学生有创新意义的刺激，使其学生在感受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加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自信心。从教学方面讲，这种具有新鲜意识的激发能将学生的记忆力高度集中，促进他们积极向上，自觉性的调动全部的力量来进行学习。
（四）积极开拓学科内知识的横向、纵向联系
对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能力，是学生建构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也是中考命题能力测试的重点。因此在学习中要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比和综合。在横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在纵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大专题或小专题所属的各时期中外历史相关内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其相互关系，比较其异同点，分析其异同的原因、影响，并尝试将各部分知识迁移重组，形成专题线索。以此提高综合归纳概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