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行建筑结构抗震（理论）技术存在的错误：世界各国采用的抵抗地震破坏的建筑物体的基本类型，都是以吸收地震能量为主的插入式整体结构（对地球而言），即将建筑物的基础和上部结构设计为绝对不可分割的刚体插入地球，因而建筑物抵抗地震破坏力的受力分析和设计，就不得不从结构整体考虑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地震破坏力是通过土层和岩石冲击建筑物的基础并直接将冲击力传递给上部结构，上部结构的作用力（荷载）加上地震产生的内力又反作用于基础，因而建筑物基础的强度设计要求，应是地震力和上部结构反作用力的叠加。
地震破坏力是往覆水平剪切力，上部结构的反作用力是垂直于地面的。这样两个方向互相垂直，并处于运动冲击状态的作用力，在一个平面上会交了。地震破坏力以强大的往覆水平推动力，推动着（抓住）建筑物基础做水平往覆运动，因而很容易分析，在这两种力的会交面上，实质上形成了远大于地震破坏力的往覆剪切力。因此，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在插入式整体结构中是很难达到实际抗震设计要求的，现在的建筑物一般都是偏于保守的理想设计和建造，因而投资也在大大增加，即便如此，在实际的地震灾害中，建筑物受破坏的程度依然是很严重的，进而也无法摆脱和减轻地震灾害，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
历史的教训足已充分说明，插入式建筑结构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检验，即似地球为相当好的惯性参考系，又将建筑物体插入地球，形成不可分割的刚体。在过去的年代，建筑物还处于低层范围时，问题还不严重，而在现代化高层、重型建筑中，仍然是采用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在实际的地震灾害中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插入式整体建筑物结构体系在正常情况下，即非地震静止状态，是没有问题，而在地震灾害爆发时，插入式整体建筑物体系的结构受力传力路线明显发生混乱，建筑结构设计的极其重要的力学原则：
（1）、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结构的传力路线必须清楚。
（2）、以当地的最不利外界因素为设计依据，如很多地区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破坏力。这就是说建筑物抵抗地震破坏的正确条件是：运动中建筑结构内力的传递必须正确、清楚。
插入式整体建筑结构在地震时，将地震破坏力直接传递给上部结构，使上部结构发生摇晃，由于上部结构是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因而在摇晃中产生的巨大能量没有释放点，而被迫返回基础，地震又很快的不断的冲击建筑物的基础，向上部结构输送地震能量。这样上部结构返回的作用力，同基础传来的地震内力发生冲撞，冲撞最厉害的集中点，就是能量集中释放的突破点，也是结构的破坏点，通常都在基础与上部结构的交面上，破坏的形式是剪切破坏，而整个建筑物不是倒塌就是倾斜。
目前，许多国家在高层建筑的抗震设计方案中，已经出现了新的结构，如：美国纽约的42层高层建筑物，建在于基础分离的98个橡胶弹簧上，日本的建在弧型钢条上防地震建筑物，前苏联的建在与基础分离的沙垫层上的建筑物，以及在中国已经获得了美国、中国和英国发明专利权的，刚柔性隔震、减震、消震建筑结构与抗震低层楼房加层结构，都十分成功的应用于工程实践中，都明显的在建筑结构体型上，改变了传统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吸收地震能量）的结构体系。总之都在建筑设计的结构方面设法摆脱在地震灾害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体系。其实质都反映了对“似地球为相当好的惯性参考系”为指导理论，所制定的现行抗震硬抗、死抗地震打击设计规范的动摇，本质上也是改变了建筑结构受力体系，而不在似地球为绝对静止不动的惯性参考系了。
1、现行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与地震场地效应的问题现行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是根据结构力学和建筑结构设计的理论基础而来的。结构力学和结构抗震设计规范，将地震破坏力简化并规定为在建筑物上部结构中的水平运动力，对建筑物的水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硬抗平衡，这一规定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错误。
其一：地震爆发时，首先是大地在做往覆水平运动，由于建筑物基础插入大地，因而必然随大地的往覆水平运动而运动，建筑物上部结构也因此被迫运动，但是建筑物上部结构的运动形式不是水平运动（因而根本就没有受水平的作用），而是因基础在受地震水平力运动中，产生的运动力传递到上部结构，迫使上部结构沿地震受力方向，作反方向S形式倾斜摆动；
其二：地震爆发时的冲击波只有两个方向，而现在所有城市的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是根据城市的道路按东西南北方向和建设的需要各自排列的。将建筑物上部结构视为受水平运动，也只能有30%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设计受力方向与地震冲击波受力方向相同，而70%的建筑物的抗震设计受力方向与实际地震冲击波的冲击方向，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当地震爆发时，只有少数正好与地震冲击波方向协调一致的建筑物不一定破坏，而大多数与地震冲击波方向不一致的建筑物，自然就很难逃脱地震冲击破坏倒塌的后果。地震对建筑物的冲击破坏，主要是对建筑物基础产生的水平往覆冲击剪切力，从而使基础被冲击破坏失去稳定后，造成上部建筑物的破坏和倒塌，地震冲击波首先是破坏了基础，而不是破坏上部建筑结构，所谓万丈高楼从地（基）起，就是这个道理。基础都破坏了，上部建筑自然就保不住了；
其三：城市中建筑物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反映在超高层、高层、多层和轻重型建筑之分，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又以基础深度的差别体现在地震冲击波的大小上，基础越深、越大，受地震冲击波的冲击自然很大，在加上城市地下建筑设施不少（如：地下建筑、地铁、地下大型管道等），都是构成城市地震场地效应发生互相变化的种种直接因素。现行抗震设计中，都没有考虑地下建筑设施的自身抗震，以及对地面建筑物基础和地基的地震场地效应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2、现行建筑结构抗震桩基设计与地震场地效应的严重问题现行抗震设计中的桩基础的设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端承桩类型，另一种是摩擦桩类型。端承桩是将深层的地基反作用力通过桩传递给地面，构成对上部建筑物作用力（压力）的平衡。摩擦桩是通过桩基础与一定深度的地基土层十分紧密的挤压结合中产生足够的反作用力，通过桩传递到地面，构成对上部建筑物的作用力（压力）的平衡。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类型的桩基础在对上部建筑物的作用力（压力）构成平衡的充分条件是：静力荷载，即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成立的。
在端承桩中，端桩是反作用力的顶点，桩身是传递反作用力的通道，桩身四周的土层是给桩身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此，可以定义：桩端的承载力，桩身的强度是和桩身四周的土层构成了端桩基础的整体，缺一不可。
在摩擦桩中，桩身的强度与桩身四周土层紧密挤压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构成了摩擦桩基础的整体，也是缺一不可的。这两种类型的桩基础在地震爆发时，强大的地震水平往覆冲击波，完全改变了上述状态，使端承桩在地震冲击波中，使端承桩的承载力发生水平往覆运动，不但失去对桩身的稳定，反而对桩身构成了往覆水平冲击，其结果：端承桩不是破坏，就是下沉失稳。随着端承桩的破坏和失稳，建筑物上部结构自然也就处于破坏倒塌的危险境地，而摩擦桩的危险就来的更快了，地震冲击波迫使摩擦桩桩身必须与四周土层与桩基松开，失去摩擦桩身必须与四周土层紧密挤压的必要条件，并且土层对桩身构成水平冲击力，随着摩擦桩中四周土层与桩身摩擦力的解除和改变，桩不是破坏就是失稳，其上部建筑物随之处于时刻会破坏和倒塌的危险之中。
3、现行予应力建筑结构在地震中的严重问题所谓予应力建筑结构，是人为的在建筑结构的主要承力构件中，对主要承力构件中混凝土施加予应力，一般是通过对结构中承力构件的钢筋进行张拉，利用钢筋的回弹力挤压混凝土来实现的。根据对承力构件中钢筋的张拉，与混凝土的先后关系，又可分为先张法和后张法两大类。
从建筑结构中的予应力构件，到予应力结构的发展，已经有较长的时间了，在建筑结构中应用予应力构件和发展予应力结构的优势，在很多城市的建设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推广和应用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动力学问题需要特别注重，所谓建筑结构动力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地震爆发时，地震冲击波迫使建筑结构产生振动的动态反应，地震冲击波冲击建筑结构，使其产生的内力在结构中传递，而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力学模型是：1）予应力张拉两端的固端成支座，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2）予应力构件或予应力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其构件和结构是不允许发生水平推动，振动弯曲和上下振动的。也就是说，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只有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设计的使用要求。因此可以定义：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安全使用条件，是不能承受任何外力（尤其是地震冲击力）的静力使用状态。
地震冲击波在建筑结构中，将无情的迫使建筑结构中的所有梁、柱、板、墙体等受力构件发生变形，即地震冲击力能完全改变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两端边界条件，使其构件和结构中的予应力偿失。任何在使用中的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当予应力衰退和偿失后，其构件和结构必然破坏。因此，在地震设防城市的建设中，是不能使用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但是，现在许多城市的建设中都使用了予应力结构，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应尽快在地震爆发之前，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后果一定是十分严重的。
综上所述，现行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建筑结构体系，是与地震冲击波相对抗、硬抗（死抗）的捆住地震内力的结构体系。从结构动态平衡的根本原理来分析，这种与地震力相对抗的结构体系的静态平衡在地震中完全破坏了。也就是说，现行的建筑结构体系，只能满足静态（无地震冲击波）状况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平衡。当地震爆发时，建筑结构内力的静态平衡被破坏了。这就是现行建筑结构体系抵抗不了地震冲击破坏的根本原因所在。现行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只是加大了建筑结构的刚变，使其增加了对地震冲击力的对抗力（死抗力），没有从结构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去寻求，建筑结构与地震冲击波的动态平衡，建立一个与地震内力相适应（不是相违背）的“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动态平衡体系”。
总之，几百年来，人类所推行的静态（加大刚度）的建筑结构体系，违背了地球地震的客观规律。因此，给人类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类为了在地球上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适应地球地震客观规律的建筑结构体系。因此，一种与地震力相适应的“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动态平衡体系”的动态平衡的力学理论的建立，并制定新的建筑结构释放地震冲击波的设计标准（在也不是对抗的标准），将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二、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体系1、释放地震内力建筑结构体系的理论基础我们从现代地球物理学家关于地球板快运动理论的力学分析中，以及对地震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更进一步对地球的认识，有了新的力学见解，我们认为地球是一个在运动中自身求得内力平衡的结构体系，它有两个阶段的运动规律：
（1）、地球内力的平衡阶段：地球结构体，在自转和围绕太阳周转运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力，在平衡阶段，地表运动处于内力平衡，地球运动处于静止状态，此阶段可似地球为惯性参考系阶段。
（2）、地球结构体系处于内力平衡阶段后，其内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而地球结构体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内力，而在运动中，通过地球板快的运动，地震和火山等形式释放出来，以求得新的内力平衡，这个阶段是地表的活跃阶段。其不断增加的内力将在地球内力集中点释放出来，此阶段可似为非惯性参考阶段。地球内力平衡过程中的这两个阶段，在地球内部不断循环下去，形成了地球生态平衡的必然规律。
人类是在地球生态的环境中生存的，因此，人类必须遵循地球生态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规律去发展。从人们开始认识到对过去认识的不足，即理论上的不足和错误，又不断的在生活实践中，提高了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认识，进而不断的揭示自然规律，掌握和运用规律为现代人类和将来造福。应该明确的指出，人类对地球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其指导人类如何适应地球生态的科学理论，也就随之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2、释放地震内力建筑结构体系新技术的应用：已经获得中国、美国和英国发明专利权的新技术“建筑物抗震减震装置”、“建筑物消震装置”和“高层建筑隔震消能装置”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体系，将建筑物整体有机的隔离成两个受力体系，这样地震破坏力的传递媒介改变了，由直接传递转化为间接传递。不言而喻，“建筑物抗震减震装置”将大大减少地震对上部结构的冲击，反之，上部结构对基础的作用力也大大减小。
新技术的设计依据是以柔克刚的动态平衡原理，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能十分有效的大大减弱地震灾害对建筑物的打击破坏。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在研究抵抗地震灾害方面，都从过去只是单纯考虑建筑结构加大刚度的硬抗（死抗）方式，而向建筑结构隔震减震的方面发展了。原因十分清楚，过去几百年来建筑物硬抗地震灾害方法的不断失败，告诉和启发人们要寻求一种适应地震客观规律的抗震方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以柔克刚，才能达到建筑物在地震冲击中的动态平衡，而不被破坏，反之，以硬抗来对抗地震的打击，即以刚克刚设计的建筑物是根本抵抗不了地震的打击的。因为人们设计建筑物的刚度，不可能达到（保证）比地震破坏力还要大得多的程度。否则现代的专家们去研究建筑物的消震、隔震与减震，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任务就是由建筑语言构成的词组、句组组成话语如何显现建筑客体存在意义、事件、文本审美观的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是建筑语言的概括与反映，也是建筑语境美好硕果的塑造与主导者，更是宏观建筑语义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说得通俗点就是对建筑世界理论权威、舆论主流、建筑评价的高水平规范发言权，其深层内涵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独领时代阶段潮流理论、学派、流派、风格的创造发送者（又称输出者）；公认的建筑巅峰之作，是经典的佼佼标榜者与标新立异之推崇者。二者具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特点，毫无二致的代替，独立鹤群。
作为发展崛起的大国，其建筑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大有万里建筑疆土争风流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仅1979年至1995年15年间住宅建筑面积就达127亿m2，其总面积相当于22个新加坡或近似一个科威特的国土总面积，再续加到目前的建筑面积，就会更令人吃惊可观。另外，再加又有众多相匹配的建筑院校、设计研究机构和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专业人员的参与，按理说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品的大好机遇时光，也理应相应地具有某种完整的建筑世界话语权的称颂，推崇文本内涵而闻名（名家、名建筑作品、名理论课题）诞生并钦誉世界。但事实上却令人失望，似乎我国目前仍然是建筑世界话语权的少语、失语者，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尚没有确立，实在令国人失望和百思不解。对此并非空穴来风，单从国际建协（UIA）的几届大会这个世界建筑论坛最高平台，就是对中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做了很准确的折射和映象。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1] 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TU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荆其敏，张丽安.透视建筑教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1．社会与文化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心
关键词：混沌论；东方古典哲学；空间设计；共生思维
当代空间设计以反叛、否定和摒弃传统审美观念为基点，并且伴随着诸如生态论、系统论、解构主义、不确定论、混沌理论、有机论等各种理论观念的涌现，设计师们开始了更深入、更多角度的设计实践探索。他们以复杂的非线性观念认知世界，将建筑空间置于外在世界和庞大复杂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之中加以综合考量，建筑空间不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周遭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空间本身与环境的互动性及共生观念被较多地运用到了当代建筑空间的设计探索中，激发思维，更新观念。
1混沌理论与当代共生空间设计
混沌理论被称为20世纪第三次伟大的发现，成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在认识论领域的新一轮革命，帮助人们对这个世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发现。混沌理论远远超越了学科间的界限和壁垒，是一门整体性的科学理论成果，广泛地应用于当代医学、建筑学、艺术学、物理学等各个门类学科之中。1．1混沌理论的内涵概念。对于复杂的混沌概念的认识，可以集中简单地概括为：它是从有序中产生的无序运动状态，无序来自有序，无序中蕴含着有序，有序和无序是对立统一的，高一层次上是有序的，而低一层次上是无序的［1］。混沌观念揭示了这个世界复杂随机、普遍无序却又整体同一的本质，体现着当代科学家对世界宇宙的认知。对于混沌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推进和不断发展之中，它由多重理论观点加以支撑，主要可细致分解为不规则论、普遍无序论、内在随机论、整体论等。这些理论观念综合作用，将人类对自然及未来的认知推进到新的高度。根据混沌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分形现象（不规则论）。在理想的模型中，可能存在着无穷的内在层次，层次之间存在着“自相似性”或“不尽相似”，适当地放大或缩小几何尺寸，整个结构并不改变，具有这类结构的几何体称为分形［2］。如海岸线的形态是不规则多维度的，无法用整数来测量其维度，同理还有人类及动物身上的血管脉络，天空中变化莫测的云彩等等，这些自然现象客观存在，并且又呈现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又如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的著名的“蝴蝶效应”，其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给整个系统带来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体现着混沌学的知识（内在随机论），蝴蝶振翅本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引起千里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龙卷风。这再次充分说明这个世界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发性，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更为复杂，趋于混沌。1．2混沌理论下的共生思维与当代空间设计。进入信息时代，混沌学的同一性特征更为突显，不同学科之间惊人地遵循着相同的混沌原理，这种整体性思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依赖于其整体系统而非构成世界的单一个体元素，各种事物、各部分与各层次系统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整体性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转化，部分与整体构成复杂混沌的、不确定的构合关系［3］。这种由此及彼相互联系的多元共生思想与当代空间设计的结合，使得建筑空间在功能、形态及空间关系层次上呈现出新的、区别于以往的新面貌。建筑空间形态不再如以往那般端正严整，而转向混沌和不规则，传统空间界面被消解，建筑细部的设计被重视，建筑空间所传递的人文关怀试图更大限度地引起共鸣，建筑被置于动态发展的观念之下进行分析，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得到空前的强化。
2东方古典哲学与当代共生空间设计
东方古典哲学有别于西方文化意识价值理论，它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的融合与传承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意识价值理论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类型（如印度文化圈、欧洲文化圈等）的集中表现，反映出了强烈的民族性［4］。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性思想归宿，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都说明了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4］。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的建筑空间在营建初期就较为注重与外界周边环境的沟通，无论从选址到用材，还是从空间搭建到庭院的修整布置无一不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及交流。人存在于自然之中，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消融于自然，将使用者置于外在环境条件因素之内加以考虑，消除外界与自我，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这即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和生命本体对立统一关系的思辨。当代环境下，世界的发展更具有同一性，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东方古典哲学文化观的种种思想理论亦被重新发掘，其对于建筑空间设计的启迪性被当代设计师加以采纳，并进一步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广泛应用于当代有机建筑、生态建筑等新型理念的空间设计之中。
3共生思维在当代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及表现特征
多重学术观念和理论为当代共生空间的实践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目前，共生思维已较多的渗入到当代空间设计中，并与其较好的交融糅合，使当代空间设计的视野置于自然和宇宙的秩序之下，更多地表达出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和关怀，建筑不再是冷漠无情的，而是鲜活有情感的。同时对于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有机观念的运用和渗透，共生空间设计成为当代设计师探索的新领域。当代建筑设计师们力图使建筑空间能与周围外在条件因素相互包容，共同促成相互作用的良性的可持续变化发展的稳定状态。3．1建筑生成于自然并应与其外部环境因素互容。混沌理论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序和无序的有机统一，建筑空间生成于错综复杂的混沌之中，必然带有其原生环境的印记并且须与周边外部环境因素达到和谐统一。这里的“外部环境因素”不仅仅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文化、历史、风俗、交通等。黑川纪章曾指出，新时代的建筑正转向具备生命体特征的“生命空间”，分形几何学对于空间设计的启示使得建筑空间能够更大限度地与外界周遭环境相一致，并与自然宇宙建立新的秩序关系。他设计的27名古屋市现代美术馆（图1），充分体现了共生这一思想。该美术馆坐落于名古屋市白川公园内，依照公园对建筑物的要求，利用基地自有地形的高差变化，该美术馆设计为三层，但是仅有两层是高于地面的，使其与公园内部的周边景色更为和谐，另外一层为下沉式庭院，可直接进入地下层。带有分形概念的结构与空间造型使得建筑演绎出更多变化和丰富的视觉性，同时从功能上也有利于通风和采光的优化，而多种几何体形态的交错结合，以及多种材质如：花岗石、瓷砖、不锈钢、铝材等的混合使用，皆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碰撞与包容、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多元共生的思想理念。第一个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引入设计领域的著名美国建筑评论家、景观设计师查尔斯•詹克斯近年来提出“宇源建筑”理论，基于复杂认识论的背景，他认为建筑具有多层次性、复杂性和混沌性等特征，应将建筑放入复杂的宇宙及自然生命系统加以看待，他说：“如果说建筑必须源于自然和文化，它还应该拥有一个更大的源泉，即作为整体的宇宙”［5］。他设计的苏格兰宇宙思考花园（图2、图3），充分利用地形、植被、小品等自然和人工元素来展现宇宙和数理的美，试图引发一种观念与思考，体现了一种对宇宙源生力量的本质及生命奥秘的呈现与探索。建筑空间生成于复杂混沌的自然系统之中，人类亦相应的对自然宇宙及生命本源进行追寻和思考。由英国ATKINS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上海洲际世茂深坑酒店（图4），位于上海松江天马山与横山之间，原址是一个旧采石场遗留下来的深坑，约80m深，并且内部积蓄了大量雨水而成为深潭。该酒店的建造依照其独有的特殊自然地形展开，非常贴合山体的走势，主体建筑背靠岩壁，最大限度地向两边延伸且建筑表面依势弯曲，与自然山体融为一体，寻求自然生长的状态。一些自然景观如瀑布、悬壁等元素与主体建筑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如酒店的入口被设计成一个形似河流的玻璃结构，从抬高的地面向坑内延伸、垂落，形成瀑布的视觉感受，这一切使得自然和建筑、人文巧妙融合。同时该项目也是对破败人工景观的一次有效的改造和再利用，岩石的特殊质地能够大为改善室内的环境温度，坑内的水体观景之余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微环境，建筑顶部由绿色草皮覆盖，既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又达到节能环保的作用。3．2建筑自身与其外部世界同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当代设计师基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待空间设计，建筑空间不再是静止孤立的，其不仅与周遭一切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同时它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与外部环境因素同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下。长城脚下的公社是由SOHO公司投资修建的世界前卫建筑工程，位于京郊八达岭水长城附近。韩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承孝相设计的公社俱乐部充分表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承孝相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各种建筑材料的使用应保持其原生特点，不做过多的防腐处理，钢板要生锈，木头要腐烂，这是自然规律，应保持顺应的心情看待这种变化。该公社俱乐部建筑的外立面使用了钢板，钢板会在雨水、空气的作用下被氧化、生锈、变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呈现新的形态，这则是自然赋予的印记，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同步运动，共同变化。法国当代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认为应当细致入微地研究周边环境和文脉，建筑空间是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的产物。他设计的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位于巴黎市中心，建筑通体由只采用少量钢架的玻璃墙构成，玻璃结构围合成一个庭院，法国著名诗人卡提布兰德在1823年于旧址栽种的香柏树被保留，且刚好穿过玻璃墙。玻璃结构的通透性使外界能够看到室内的艺术品，同时也能够像镜面一样将周围的街景反射，并且随着昼夜、气候、天空云朵的变化，其外观视觉上也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在这里，历史和文脉被保存，基金会多元与开放包容的精神得到象征，建筑空间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外界发生着交流和互动。3．3基于矿机场公园改建项目的共生思维运用与分析。运用上述理论观点，笔者主导设计的矿机场公园改建项目，原址是一片废弃厂房及其周边区域，伴随着煤矿产业的兴衰，工厂几易其址，最初的老旧厂房位于城市较中心位置，急需进行新的景观改造设计。工厂是整个城市的缩影，在方案草拟之初就考虑到场地背后所代表的文脉及其传承延续，设计方案中保留了原厂的烟囱，红砖结构的旧烟囱高耸而立，体现了场地的历史及整个因矿而生的重工业城市的精神，像一座雕塑一样与周围新建筑及景观并置，新旧对冲，呈现出一种运动的时空感。同时，场地周边有大量植被，尤其是场地北面为一处山体，植被覆盖较好，因此场地内部的绿植设计上就大量选择了与周边植物类同的物种，力图使设计项目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另外，场地内为数不多的几处凉亭的设计，均采用钢木材料结合，符合整体环境氛围内的工业感，钢材表面未经喷漆处理，木材也仅是简单加工，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生锈、腐朽都是一种运动的自然观。这种即将出现的粗粝沧桑之美与场地内局部保留的旧的构筑物在色调、形式及气息上能够较好的融合，新旧并存，共同运动和变化发展。
4结语
混沌学对于复杂世界的揭示，世界发展的同一性特征以及近年来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复苏等多重因素，使得当代空间设计愈加注重与外界环境的沟通与联系，建筑摆脱了孤立静止的状态，而是被放置于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因素中加以综合考量，建筑空间与宇宙世界、生命系统、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建立的共生关系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当代设计师们将多元共生的观念融入建筑空间的创新性设计中，进行了多重探索和尝试，试图建立其与自然宇宙的新关系和新秩序，建筑被视为一个生命体，生成并存在于自然环境系统之中，与外部世界进行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同步发展共同变化。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参考文献：
［1］邓宗奇．混沌学的历史与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12）：492．
［2］李世芬，孔宇航．混沌建筑［J］．华中建筑，2002（5）：64．
［3］矫苏平．新空间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4．
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全世界建筑界极为关注的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1979年普利兹克奖设立以来，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消息刚的时候，网上很多人哈哈大笑，说假消息，是一个好玩的假消息。将近过了十个小时，大家看国外网站的报道，才说：“哎，好像还是个真消息。”可见很多人觉得意外。
普利兹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每年度授予一位在世建筑师（或组合），代表世界建筑领域最高荣誉。该奖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创立，凯悦基金会（Hyatt Foundation）赞助，表彰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洞察力和献身精神，以及通过建筑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建筑师，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2011年普利兹克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自英国的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他是世界知名的建筑资助人，现任蛇形画廊信托公司董事长，曾担任英国艺术委员会和泰特美术馆主席，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密斯・凡德罗档案馆前任董事；亚历山大・阿拉维那，智利建筑师和埃勒门达建筑公司常务董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中国建筑师和教育家张永和；来自英国的200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来自澳大利亚的200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格伦・马库特；来自芬兰的尤哈尼・帕拉斯马是一名建筑师、教授和作家；凯伦・斯坦因是美国作家、编辑和建筑顾问；常务理事玛莎・索恩是西班牙马德里IE建筑学校负责对外事务的副院长。普利兹克奖得主像菲利普・约翰逊、路易斯・巴拉甘、詹姆斯・斯特林、贝聿铭、丹下健三、罗伯特・文丘里、阿尔瓦罗・西扎、安藤忠雄、诺曼・福斯特、雅克・赫尔佐格、皮埃尔・德・梅隆、约翰・伍重、彼得・卒姆托等，都是中国建筑师耳熟能详的世界著名建筑师，群星璀璨，勾勒出一条世界当代建筑发展的脉络。大概中国建筑师们觉得普利兹克奖离我们非常遥远，以前我们对普利兹克奖的获奖建筑师都是仰视的，觉得他们是高不可攀的大师。没想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建筑师居然得奖了，所以人们大吃一惊。
普利兹克奖和诺贝尔奖不完全一样。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其世界公认的权威性，但是太老了一点，基本上是追认的终身成就奖；而普利兹克建筑奖既有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又有一定的前卫学术色彩。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等当年就是先锋建筑师，他们的前卫性和实验性赢得新一代建筑师的喝彩声。而王澍年轻时是一个很激进的先锋派，是中国实验建筑师的代表。这次也可说是给中国实验建筑颁奖，是整个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实验建筑的承认。
20世纪世界建筑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建筑实验的历史，1960年以来的建筑发展更是如此，各种新的建筑流派和思潮起伏更替，建筑的实验蔚为奇观。在中国，实验性建筑作品很少，但它的生命力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中国的实验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活跃。诗歌、小说、美术、戏剧、音乐等出现了新的潮流，其开拓性和挑战性令人瞩目。“85美术”是这场运动中最具探索性和创新意义的现代艺术实验运动。如果说80年代中国建筑界与现代艺术实验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到了90年代，中国建筑界的实验建筑不论在建筑空间构筑，还是观念探索，都已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建筑创作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城市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揭开了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在这种特定空间中产生的当代建筑文化现象，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出现一些实验建筑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建筑师的工作中，设计与研究是重叠的，他们力图突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为界限。虽然这些建筑师的实验性作品在庞大的中国建筑业中显得非常渺小，然而这些作品却表现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空间及构筑形态独特性的新体验。
但是在中国，实验建筑还是处于边缘的位置。1999年，我选择中国青年建筑师张永和、王澍、刘家琨等人的实验性作品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可是遭到老先生们坚决反对，最后作品被撤下来了，只好挪到国际会议中心展览。王澍在国内也没有获过建筑大奖。前几年的一次评奖中，我提名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园，让我非常寒心的是绝大部分评委都很冷淡，最后王澍名落孙山。我当时就说，王澍真的是中国建筑的希望，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
我觉得王澍获普利兹克奖是水到渠成的事。王澍年轻时是一个前卫派，后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特别对中国传统的营造技艺有很深的体会。他经过十几年的实验，自己带着工人一块块砖、一块块瓦垒起建筑物，世界上很少有建筑师这么做。王澍对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有很系统的理论，他的建筑实践也能支撑他的理论。目前世界上有自己建筑理论的建筑师非常少，至于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就更缺乏理论了，大都没有自己的设计思想。而王澍的思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理论上他有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建树，这点是最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和顾孟潮组织成立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当年我们邀请还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的王澍来京做演讲，王澍在会上作了极有煽动性的发言，讲到中国没有现代建筑、没有建筑师时，台下一片掌声。90年代，我编《建筑师》学术丛刊，王澍那10年最重要的建筑文章都发表在该刊上。2002年，我主编《贝森文库-建筑界丛书》，讨论当代建筑问题，从学术角度剖析最具活力的建筑师的代表作，其中有王澍的《设计的开始》一书。在这本书里，建筑与写作是两条永远平行但并不互相解释的线索，全部含义都指向：通过某种建造房子的活动，一个人如何实现自觉，从自觉其所说的语言开始。该书收有《设计的开始/2/3》、《造园记》、《八间不能住的房子》、《夯土的实验》、《时间停滞的城市》等文章。后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根据这套丛书编了一套青年建筑师节目，其中一期就是王澍的专题。从上述文章及演讲中，可以发现王澍的理论研究潜力。再后来，他又进行宁波实验和象山实验，完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的建构。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可谓一所规模巨大的建筑实验场，其营建方式和王澍、陆文宇（王澍妻子，建筑实验的合作者）的宁波实验一样体现了中国建筑“循环建造”的特点。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规划与设计在当代建筑美学叙事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的空间概念，并诠释出园林和书院的精神。来自浙江省拆房现场的旧建筑材料砖头、瓦片、石头的使用，既是中国建筑之“循环建造”，又是对当下城市大规模拆迁改造的回应。特别是王澍通过多年来对中国当下最普通建筑的体会，制定了简单的技术原则，让工匠们用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去创造。王澍认为中国建筑文化真正根源性的东西正是掌握在这群最普通的人手中。王澍的象山校园设计探索了如何在一个瓦解的郊区城镇重建有根源的场所，如何让中国传统与山水共存的建筑范式活用在今天的现实，如何以一种书院式的场域重塑今日大学的学院精神，如何坚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以非常低廉的造价和快速的建造体会中国本土的营造方式，如何为根源丢失的中国城市建造走出一条重建文化差异之路。这也是极为有价值的建筑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