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文化遗产主要分为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表达、民间科技、社会习俗、认识记录几个方面。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中又包括：遗址遗迹、建筑物、纪念性景观、地方土特产品、文献与遗物几方面，具体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下：庐山遗址遗迹中包括古人类生活遗址（如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遗址）、军事遗址、古战场（如庐山植物园内的日军轰炸弹坑）等。建筑物有宗教庙堂（如东林寺、罗汉寺、白龙坛、广佛寺、天王庙、太乙宫等一百多个）、佛塔（如舍利塔、天池塔、普超塔等十几个）、碑林（如白鹿洞碑刻等六处）、历史建筑小品（如琵琶亭、静观亭等几十处）、传统建筑（如匡庐诗社等）、桥梁（华封桥等十多处）、近现代建筑（如波黎公馆等十多处）等。纪念性景观包括洞穴（如莲花洞等十多处）、泉（如墨仙泉等十多处）、水井（如金井、修井炼丹井）、岩石（如刘仙石等）、潭池（如出木池等十多处）等。地方土特产品包括菜品饮食（如石鱼、云雾茶、石鸡、石耳）、手工艺品（如星子金星砚）等。文献与遗物包括古旧图书资料（《庐山志》等）、宗教典籍（《华严经》等）、书画（五百罗汉图、唐伯虎《庐山图》等）。
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
2.1庐山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2.1.1法律不健全。虽然200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说明了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法律高度。另外关于江西省下达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没有制定详细的符合当地现状和地方特点的措施，《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内也没有具体指出文化遗产的损坏惩罚及处理办法。
2.1.2管理体制混乱。从古至今，庐山在直属管辖范围方面一直比较混乱，近代以来，前前后后调整多达20次。“一山多治”的尴尬局面，把庐山从一个整体变得支离破碎，导致资源浪费，并且损害了人们对庐山的地理认知。
2.1.3人口压力问题。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和游客，给庐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且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薄弱，使得资源上的损耗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视。庐山周边区域的城市化发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边人口数量带来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人们生活用地比如农田菜地的开垦，工业上工厂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给庐山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
2.1.4旅游业的影响。旅游虽然在很多方面能为城市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但是旅游业对于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游客对于文物的直接破坏表现在：攀爬拍照、乱写乱涂鸦乱刻字、乱扔垃圾、折损植物等等方面；间接破坏表现在：汽车尾气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响。如2005年9月受台风影响，庐山出现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处景点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坏。对于自然界来说一些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风化现象、微生物的生长、温度的变化、风雨、湿度等等，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药。
2.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针对上面谈到的关于遗产保护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对策：
2.2.1普查文化遗产。关于庐山世界文化遗产普查，是由主管部门组织对庐山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一次全面的大调查运动。这样不仅能系统地认知，更可能深入发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遗产，甚至还能更加详细地获悉每个资源每件遗产的说明，统筹规划，查漏补缺。庐山遗产种类繁多，这样能使我们对它有一个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颁布了许多法令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立法体系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方面问题。首先国家层面上，我国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对落后，至今连一套完整的“国家文化遗产登录法”都没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层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针对庐山区，江西省也可颁布类似“江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对庐山风景区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保护。
2.2.3平衡各主体利益。文化遗产保护中利益相关群体很多，从政府各部门到当地居民、企业、个体经营户、游客等等，都是风景名胜区的利益关系者。各利益主体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他们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有的是关注旅游业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有的是关注自然风光，如何权衡各关系之间与文化遗产的利益关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2.2.4优化管理体制。庐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乱局面，必须统筹规划。从上级到下级系统的管理，从大局出发，摒弃私念，加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创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庐山风景区现状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体系，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2.5研究保护技术。不光是从立法和管理体制上说，我们还应加强技术层面上的保护措施。技术保护的话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多方位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技学科专业人才；其次要运用传统保护技术的同时开发新型现代的保护技术，比如在遗产保存方面互联网、3D立体模型、数字图像技术等等。
3结论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关键词】“七三一”遗址；《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申遗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七三一”遗址申遗的理论背景是《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它引申出来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世界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效应它所引出的“申遗热”和遗产保护意识具有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我国的遗产保护和抢救运动在逐步进行。旅游和开发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1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解析
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就是全面依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主旨对遗产进行保护，遵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意义深入理解，按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程序进行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主旨是在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首先考虑那些为主要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产生破坏和威胁的因素的解决办法，紧接着明确缔约国的责任、国际社会的合作以及援助。并旨在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制度。
世界遗产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五方面：
(1) 能促进各缔约国根据较为成熟、较为稳妥的国际公认准则持续永久地保存一大批对人类文明有突出普遍意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能促进和统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保护意识和工作水平；抢救一大批珍贵的世界级遗产，使其不致因封闭、落后或其他局部原因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2
(2) 能促进国际间的有效合作，包括提供人才、专业知识、技术、法制建设和保护资金、材料、设备等。
(3) 国际间的监督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有助于促进各缔约国更谨慎地对待本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助于各国的专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获得本国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有助于有关的保护状况与活动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严格的审核。3
(4) 有助于对世界遗产本身及相关的保护政策与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5) 有助于关于世界遗产概念的观念的普及和全人类文化水准的提高。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
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产生了“申遗热”与世界遗产保护意识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龙门石窟的申报前后的管理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世界遗产公约》签署30多年来，显示的影响越来越大。公约所倡导的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人们的一种共识和国际合作的一种潮流。而世界遗产为遗产地所带来的巨大的广告效应，应是当年《世界文化遗产公约》成文时所考虑不及的。4
“申遗热”可以带动遗址地的发展，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发展创造了条件。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可以把“申遗热”引导好，作为一个发展机遇。
自上个世纪末，世界遗产的字样开始在我国频频见诸报端。而随着中国的诸项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中国的许多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旅游景区，也开始注意到世界遗产的招牌对文物保护工作所带来的推动，在申报世界遗产问题上，开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媒体上有关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报道接连不断，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申遗热”。申报所提及的遗产名称从物质类遗产到非物质类遗产，从特色民居到战争罪恶，从千年古刹到自然奇景，各式各样，精彩荟萃。申报世界遗产，并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特色就会成功。在对世界遗产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申报世界遗产的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6
三、世界文化遗产的效应
各个国家的世界遗产的保护，都是从世界遗产的知识普及和遗产意识的教育入手的。5对于公约的缔约国所应当展开的教育宣传，《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第27条，有非常明晰的的要求：
本公约的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公约第1条和2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
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教育和提高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赞赏和尊重，是理应担负的一种责任及义务。
世界遗产关乎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与人类创造历史相关的文化遗产，还是与人类的生命时时而聚拢的自然遗产。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就是对人自身的了解、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了解。针对世界遗产的宣传和教育，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尤其是欧洲的一些遗产大国，在世界遗产的宣传、教育方式上、力度上都颇有建树。
结论
经过对申请世界遗产的宏观理论背景的分析，《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主旨是在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首先考虑那些为主要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产生破坏和威胁的因素的解决办法，紧接着明确缔约国的责任、国际社会的合作以及援助。并旨在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制度。
【参考文献】
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宣言--保护亚洲历史街区》，2003.
2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利马《马丘比丘》，1977.
3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佛罗伦萨.《佛罗伦萨》，1982.
4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积极保护本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世界遗产保护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遗产保护理论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实践工作，详细论述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5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在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类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续的过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由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到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共同保护的认识历程。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不论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本身，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划之初就应在国际视野下对遗产地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把握遗产地的文脉和地脉，重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以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为雪山环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水源补给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部分地区有地下水补给，形成了大量的沼泽草地和湖泊。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2600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部，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清政府特赐水草肥美之地给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开都河流域定居。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政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新疆三大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部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疆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新疆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新疆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新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独立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独立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新疆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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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保护作为一种有专门人员从事的职业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藏品保护学会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主要修复博物馆中的历史性、艺术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发表后，1965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遗产才正式得到独立机构与专业人员的关注。随后相关国际机构纷纷成立，为人才集聚和保护理念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遗产类型和范围也更加丰富起来：1931年《雅典》颁发时，所针对的是历史纪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则为纪念物和遗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则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类别。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提出了历史地区（historicareas）的概念，认为“历史地区及其周边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1987年《华盛顿》将关注点落在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这一独立于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新类型，强调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的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国自1987年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以来，一直追随响应国际保护理念并积极探索其在本土的适用性。国际上研究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出现与世界遗产体系的形成无疑极大的推动了对更多类型文化遗产的认知，是人类有史以来遗产认知扩展最为迅速的几十年。
2.城市遗产
近几十年来，遗产认知的进步大多源于世界遗产的框架，其扩展却并不局限于世界遗产，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遗产”的扩展。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是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产生出来，并被认为是同样适用于任何遗产的周边地区及文脉的。“城市遗产（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对象逐渐产生的。顾名思义，城市遗产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有时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维也纳“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城市历史景观概念首次提出时，其对象还集中于世界遗产中的历史城市类型，或市区内拥有建筑类世界遗产的城市，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护的核心区域周边的高层或超高层新建筑对遗产地本体视觉上的重大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城市中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关系。然而在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变化逐渐被接纳为传统，在相关认知深化与研究开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发表时，“城市遗产”已经开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遗产”而成为其核心表述。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发表时则更加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保护城市遗产的理念至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阮仪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则要坚守，即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虽然彼时城市遗产的含义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共识，这些原则仍然不失为很先进的认识。实践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实例为榜样，很多拥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城市争相效仿，后来到城市遗产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当初建筑被纳入文化遗产的范围，城市遗产理念的产生是文化遗产在空间层面的认知历史上又一次重要扩展，同时，也是人们尝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一次特别尝试。综上，相比于世界遗产，城市遗产强调的是在城市中较为普通的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以至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历史景观所构成的整体性价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价值，但确为历史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遗产也因此被纳入保护的范畴，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完整性，甚至遗产本身的平民性。
3.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