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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3-29 09:24:44
政治生态化论文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1篇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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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3篇

狄奥1,2,王迪新3

(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⒉武汉工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31)

摘要: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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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廉政文化;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08-05

收稿日期:2015-05-11

作者简介:狄奥(197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工商学院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王迪新(1976—),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国60年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基本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ZD0003;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035。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反腐败工作,不断优化政治生态,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优化政治生态,既需要加强政治领域建设,也需要其他领域建设的配合。笔者认为,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能够发挥导向、凝聚、熏陶、监督等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行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文化是培育和发展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社会的廉政状况依赖于每个个体。廉政文化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引、教育、评价和约束功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既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也能够形成合乎法律、道德的政治生态环境。

⒈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廉忌贪的良好氛围,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我国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识,才能逐渐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此,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将其融入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廉政文化,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扩大廉政教育宣传范围,破除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增强人民群众战胜腐败的信心,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治理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文化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为公权力设立价值伦理尺度,拓宽廉政教育宣传渠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媒介,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政和痛斥贪腐的氛围,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对廉政本身的良性认识、评价、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的沉淀,成为一种追求廉洁自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并将理念外化为廉洁的自觉行为与选择。情感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

⒉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风气。“没有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政府不能独自驯服腐败——而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2]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既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胜利的利器。我党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监督、检举腐败的责任意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腐墙。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形成强大的公共监督力量,对于腐败分子就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要营造让人民群众知政、参政的环境,将政务公开和透明作为防止滥用权力和铲除腐败的机制,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此外,还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4]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生态状况良好,必然政治清明、官吏清廉、官风正派。因此,要优化政治生态,必须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建立多维度的防腐、反腐体系,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

⒈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5]掌握权力者因具备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主体。当前,我国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已呈现出“马太效应”,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并难以根除的假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一方面,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6]使领导干部成为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7]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政文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党的十八至2014年12月22日,共有5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9]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反腐败的信心。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发挥廉政示范作用。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党风,讲规矩、守纪律,严格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要把好“自律关”,管好自己,廉洁自律,廉政从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要把好“亲情关”,管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戚;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监督下属。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强大引领效应,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宣传舆论媒介,整合改革和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进而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认同度,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在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

⒉建设公仆政治文化,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反腐能力。“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四风”在表面上有所好转,但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官本位”、利益本位和特权意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在干部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权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遗传,也是“四风”兴起的思想根源。如果领导干部特权意识严重,法制意识就会淡薄,就会忽视、抵触甚至践踏法律,使公权私有化;如果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眼中就没有群众,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的“民本位”意识,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一方面,要围绕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刹“四风”,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够常怀为民、务实、清廉之心,严以用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11]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形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党规党纪的良好氛围。

三、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

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12]制度文化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的过程中,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廉洁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为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给予有效保证。

⒈坚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目标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加大腐败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廉政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既是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制度反腐上,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专门的法律、执法监督制度等,构建一套内外衔接、上下配套、结构合理、体例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法》是一国反腐败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对反腐败进行系统、全面立法,以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反腐的威慑力,提高反腐的实效性。

在执法上,只要是违反法律制度,就要受到追究与惩处,这样,才能克服制度形同虚设的弊端,有效地震慑腐败,使各项廉政制度落到实处。要学习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做到“有贪必肃”,不管贪腐的数目多少,即使只有一元钱的贪腐。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和处罚,与贪污数额无关,其数额只对处罚的轻重有影响。要使大量的“小”腐败也得到相应的惩罚,使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大于腐败收益;要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决定,增加腐败的惩罚成本和博弈成本,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同时,要对领导干部制定出内容详尽、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要以细致入微、可操作性强为基本原则,让领导干部无论是在公务活动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都受到制度的约束,限制和减少权力“寻租”机会,使领导干部不能腐。

⒉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护法意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1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会形同虚设。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有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始终维护法律精神和法律权威,自觉地遵守廉政制度,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的方式,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氛围,让人民群众保持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敬畏。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全民普法活动,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廉政法制的学习,带头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增强守法、护法意识。要在青少年中加强法制教育,将其列入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内容,在学校普遍开设法制教育课,做到法制教育逐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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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2]施雪华.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J].社会科学.2009,(07).

[3]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4]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3-54.

[5]李光耀.40年政论选[M].现代出版社.1994.69.

[6]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01-14.

[7]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2014-10-23.

[8]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2014-01-14.

[9]十八大后59名副部以上官员落马[N].人民网,2014-12-22.

[10]李君如.论增强公仆意识[N].光明日报,2007-05-29.

[11][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3.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4篇

 

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能够发挥导向、凝聚、熏陶、监督等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行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文化是培育和发展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社会的廉政状况依赖于每个个体。廉政文化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引、教育、评价和约束功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既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也能够形成合乎法律、道德的政治生态环境。

 

⒈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廉忌贪的良好氛围,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我国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识,才能逐渐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此,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将其融入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廉政文化,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扩大廉政教育宣传范围,破除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增强人民群众战胜腐败的信心,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治理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文化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为公权力设立价值伦理尺度,拓宽廉政教育宣传渠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媒介,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政和痛斥贪腐的氛围,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对廉政本身的良性认识、评价、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的沉淀,成为一种追求廉洁自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并将理念外化为廉洁的自觉行为与选择。情感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

 

⒉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风气。“没有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政府不能独自驯服腐败——而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2]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既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胜利的利器。我党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监督、检举腐败的责任意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腐墙。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形成强大的公共监督力量,对于腐败分子就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要营造让人民群众知政、参政的环境,将政务公开和透明作为防止滥用权力和铲除腐败的机制,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此外,还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4]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生态状况良好,必然政治清明、官吏清廉、官风正派。因此,要优化政治生态,必须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建立多维度的防腐、反腐体系,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  ⒈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5]掌握权力者因具备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主体。当前,我国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已呈现出“马太效应”,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并难以根除的假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一方面,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6]使领导干部成为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7]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政文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党的十八至2014年12月22日,共有5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9]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反腐败的信心。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发挥廉政示范作用。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党风,讲规矩、守纪律,严格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要把好“自律关”,管好自己,廉洁自律,廉政从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要把好“亲情关”,管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戚;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监督下属。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强大引领效应,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宣传舆论媒介,整合改革和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进而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认同度,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在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

 

⒉建设公仆政治文化,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反腐能力。“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四风”在表面上有所好转,但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官本位”、利益本位和特权意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在干部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权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遗传,也是“四风”兴起的思想根源。如果领导干部特权意识严重,法制意识就会淡薄,就会忽视、抵触甚至践踏法律,使公权私有化;如果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眼中就没有群众,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的“民本位”意识,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一方面,要围绕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刹“四风”,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够常怀为民、务实、清廉之心,严以用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11]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形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党规党纪的良好氛围。

 

三、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

 

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 [12]制度文化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的过程中,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廉洁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为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给予有效保证。

 

⒈坚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目标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加大腐败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廉政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既是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制度反腐上,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专门的法律、执法监督制度等,构建一套内外衔接、上下配套、结构合理、体例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法》是一国反腐败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对反腐败进行系统、全面立法,以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反腐的威慑力,提高反腐的实效性。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5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当代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21―06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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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廉政文化 教化 导向 约束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2-03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廉兴贪衰的循环演进史。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廉兴则吏治,吏治则民平,民平则国富;腐生则吏废,吏废则民怨,民怨则国衰。所以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政党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腐败似乎从未曾远离人类,它与政权如影相随,成为执政者挥之不去的痛。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泛滥,难于根除,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认可和心理上的容忍,所以说,腐败的产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权力的运行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

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6.加大舆论监督,搭建民主反腐平台。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种互动的反腐倡廉氛围,是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使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纵容自己,时刻绷紧纪律的弦,对贪腐起到一定的震慑、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诚然,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犹如世界性痼疾,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腐败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的存在;也都被这些屡禁不绝的腐败问题所困扰。廉政建设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艰巨课题。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在进行中的输不起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一点,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廉政文化要建设的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不仅会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会使民众对权力的行使形成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准则在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心理依托的作用,要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改变一些不利于反腐倡廉的传统准则、习惯,切除腐败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心理依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①姚增科.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传承,2012

②徐伟,.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

参考文献:

[1]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2002

[2] 姚增科.把文化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3)

[3] 马皑.涵养我们的“廉政文化”[J].人民日报,2013.4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 文明修身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ormalized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O Jinling, ZHANG Shizhe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Automotive Engineering, Yantai University, Shandong Yantai 264005)

Abstract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lized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ity and way three aspects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1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意义

1.1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详细考察、分析了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变迁的基础上,相对于私有制社会中人的片面发展的情况,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即使人的潜能和天资、兴趣和才能得到空前未有的充分发展;使人的身心、精神(道德)、才能、个性全面而丰富地发展。

在当代中国,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既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需要。道德水准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条件。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标志。但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这在全面发展的人中是属于灵魂和核心的内容。因此高校推行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创新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改善和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校园文化氛围的提升,有利于建设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具体到工作层面,就是要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提倡人性化、人格化的教育和管理。学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自我教育的主体,高校开展文明修身工程提升学生整体素质正是坚持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思想的展现。高校在推行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时候,要充分把握学生的成长的规律、了解学生成长的特点,强调自我意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创新,注重开拓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内容、形式与途径,重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通过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进行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实现其校园主体地位,培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自律、自立等良好道德品质的学生。

1.3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彰显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修身思想

修身是儒家提出来的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个体活动方式。在儒家看来,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造就道德上的完美人格,修身是最根本的手段和途径。《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段关于修身的文字,把传统的修身目的和意义,以及如何修身等问题,作了经典的论述。儒家学说主张通过反省、内省、主敬、慎独、学与力行等功夫进行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水平,并使之达到一个理想高度。

现如今,高校推行的文明修身工程是传统修身观念的传承,是指以目前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大学生自身行为的根本准则,引导当代大学生自觉树立良好个人形象,营造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大学生奋发图强、自觉成才。因此说文明修身教育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需要形成常态化建设。

1.4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抓住了大学生的薄弱环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当今社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的高低。全面推进高校学生素质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培养既具有丰富知识又具备高尚品德的优秀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继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纵观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日益趋于多样化的同时,现实生活中滋长的一些不良现象与风气、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等等对高校在读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过于注重个人利益、社会责任感不强;思想敏锐、情感丰富,但性格弱化、原则性不强很容易被腐败等同化;竞争意识较强,但集体主义精神欠缺;崇尚文明生活,但缺乏基本文明礼貌等等。因此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文明水准,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已势在必行,需要在高校将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

1.5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目前,高校大学生正处在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快餐文化盛行,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校园生活环境,大学生产生了诸多的精神困惑、思想冲突和心理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任务更繁重。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有效的方式与方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及时补充新鲜的内容,而高校大力推行的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正好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性。因此将二者有效地融合,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地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有利于有效地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陈出新。

2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内容

2.1 开展基础文明修养教育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想成才,成为祖国的栋梁,首先必须要学会做人,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这是成才的基础。只有加强基础文明习惯和礼仪规范的学习,做到谦虚礼貌、语言文明、举止文雅、行为端庄,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提高遵纪守法意识和自身素质,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烟台大学启动的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从“校园现象美与丑”大讨论出发,围绕“净化教学环境,杜绝教室用餐”、“约束双手,文明用餐”、“礼让斑马线,文明看交通”等主题,通过摄影展、沙龙、读书会、志愿服务、劝导小组等形式,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摒弃生活陋习,以点带面筑文明,修自身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开始,进而促进校园文明建设。

2.2 开展思想道德修养教育

高校作为大学承担着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摇篮,在人才质量把关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校园文明修身教育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教育,引导学生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人才质量关上起着重要意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形成的,在大学期间,树榜样、学榜样、赶先进,加强道德修养教育需要常态化的建设。

2.3 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淀。在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发掘与继承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学生懂得: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乃是一个人应有的崇高品德,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让学生在阅读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这种人格精神对其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达到文明修身的目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常态化建设。

3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途径

3.1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主要渠道

在高校课程体系建设和内容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两课”是大学生进行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主阵地。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在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思想道德修养课是一门直接针对道德认知,进行道德教育的课程。高校的德育教育需要新的本体理解,需要面向生活现实,需要向关注学生生存和体验方式转型,尊重和鼓励学生作为主体的道德体验和实践,使大学生提高对文明修身的认知水平,自我建构和内化升华人格素养,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高校开设的众多的选修课是进行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教育的必要的延伸平台。目前烟台大学开设了许多涉及人文社会、心理健康、传统文化、艺术欣赏、文明礼仪等方面的选修课程,要求毕业生必须修满人文类的学分,对于大学生进行自我了解、自我认知、沟通表达、批判思考、社交礼仪、艺术涵养和多元视角观察社会等诸多方面素质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学生良好道德素质的养成,既要靠教育,还要靠管理,应把加强对学生道德教育和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风、校纪、学风和考风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3.2 多元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全校师生员工所认同,而且是具有本校特色的理念和精神。它包括价值观念、校园精神、行为准则,以及蕴含在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环境之中的文化特色。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文明修身建设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终极目标就是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而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精神风貌、文化内涵等都直接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辐射功能需要通过开展一系列积极向上、活泼新颖、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来展现,因此高校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要依托多元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高雅性,从而使校园文化质量得到提升和优化,使高校学生的文明修身建设常态化。

3.3 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重要平台

良好的道德结构是知、情、意、行的完整统一。不论道德认知,还是道德情感,其最终目标是引导学生将内化的教育外化为道德行为,这也是大学生修身教育的实践性所要求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大学生由道德认知到道德实践,进而内化为道德品质的桥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如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三下乡”活动、社会调研活动等,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点不断地判断和实践,能够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和认同;通过对祖国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能够激发大学生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服务社会,可以培养大学生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协作精神;通过深入基层和接触人民群众,可以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总之,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可以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触社会,发现不足进而提升自我,达到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目的。

文明修身工程不仅仅是大学阶段瞬间的火花,它贯穿于学生成长的一生,应该结合自身的学习特点、思想状况,能够从进行人生设计高度去思考实践,最终达到文明修身立国、立人的目标。文明修身工程不能浅尝辄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坚持常态化建设的思路,坚持不懈地严格要求自身,从而真正提高自身的修养。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陋习才会慢慢改掉;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得以形成;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将大学生文明修身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 倪鸿燕,施进华.文明修身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农业教育,2006(4).

[2] 李冬平.高校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初探[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