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关键词：高校 治安综合治理 内涵建设
随着高校教学科研的日益发展和管理工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拓展，学校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与日俱增，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安全保卫工作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人身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等基本安全，还包括教学安全、行政安全、产业安全等发展安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多方面的基本安全，而且要关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安全，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有办学的安全，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1.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1.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和意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堵塞导致违法犯罪的漏洞，不断减少和消除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基层广大群众和实际工作者创造的丰富经验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是建立和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工程和基础工程[1]。
1.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的提出，最早是基于在“”中教育事业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导致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试图寻求根治之策。、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八家单位联合于1979年6月19日提交中央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显示：在当时刑事案件的作案人员中，青少年犯案所占比重，大中城市为百分之七八十，农村为百分之六七十。犯案情况包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拦路抢劫、妇女、行凶杀人、结伙为非，等等。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为了争取治安状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并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后，原国家教委于1992年6月23日下发了《关于做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全国各级各类大中小学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和八个方面的工作内容。《意见》特别强调：“高等院校要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及保卫、宣传、后勤、学生工作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负责提出本单位综合治理的具体意见并组织实施，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2000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依靠学校广大师生员工，保持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意见》要求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认真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齐抓共管，加强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建设，全力维护好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可见，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渊源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党的执政手段在高校的延伸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可以概述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学校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教育和创建安全文明和谐校园为抓手，建立健全预防、发现、控制和处置治安隐患能力，保持良好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
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内涵建设
关键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政治安全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069-07
“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政治安全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我国政治学界就出现了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观与新安全观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一般认为，在传统安全观中，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占据核心地位，主要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颠覆势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因素上的威胁。随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整体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抓住30年改革开放的契机，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因此，对国家安全的探讨也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转移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正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观念，“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安全无疑也将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研究路径。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政治安全问题。《易·系辞下》指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近年来，对隐含在我国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安全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围绕着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政治安全的战略、策略、原则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研究视角出发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问题的主要观点做以下综述和评析。
一、关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概念的准确界定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给政治安全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所言：“也许由于社会领域已被定义，政治领域就变成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被介于军事和社会领域之间”，“说起来自相矛盾，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却也是一个多余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
从现有出版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并没有严格区分，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外部防范机制探讨较多，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内生机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从总体上看，目前对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说。这种观点强调了国家是政治安全的主体，所谓政治安全即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和国际压力的情况下，防止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和颠覆活动，以维护本国和政权的完整性。从早期的文献来看，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安全问题代表了主流的研究方向，并且这一领域也集中了众多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按照以往的观点，政治安全一直是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概念，甚至在很多语境下等同于国防安全，关注的热点也主要是与维护国家与领土完整相关的国际事务领域。
如马振超、马维野等人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和人权；民族尊严不受污辱，维护国家政权的独立自主，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①。
尹淑艳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重新做出界定，将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和实质。认为政治安全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状态，也就是客观上国家政治制度不受威胁的状态，主观上国民也不会出现因国家政权的完整性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
2.制度因素说。这种观点主要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稳定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安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中提出：政治安全即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
梁艳菊和宋晓梅等人认为，政治安全的内容就是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政治动乱，促进政治发展。杨宁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主要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方面基本要素。
沈伟烈和陆俊元把主体意识形态纳入政治安全内涵，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安全：政治安全的主体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政治体制及其主导这种制度与体制的主体意识形态。政治安全要求：国家确立的基本制度得以保持，政治体制要相对稳定，主体意识形态得以维护。
3.意识形态说。这种观点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如刘祎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4.执政安全说。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一国范围内执政党的执政安全的角度来界定政治安全。如有学者指出，政治安全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执政党和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成了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从以上第二、三、四种观点可以看出，从国内政治因素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的学者，对政治安全的主体有相对统一的态度，即政治安全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涉及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当然，以上观点虽各有其侧重点，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从政治制度、主体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执政安全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在这部分学者看来，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就是保障国家主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定、维护执政党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以防止社会的政治动乱，从而促进国家的正常稳定发展。然而这类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其政治安全问题应该放在国际层面进行审视，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可以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
5.综合因素说。这种观点综合了国家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强调要从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认为政治安全既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内部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执政活动、政治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安全。
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安全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保障国家的，同时也表现为在国内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保持权力机构对政治过程的控制，从而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邓卫永和李屏南同样也提出，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指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增强国际地位。
陆俊元在《界定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提出，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政治稳定，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稳定。
李忠杰在《怎样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中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其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内。
刘跃进认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政权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不受别国的干涉和破坏，社会政治稳定，政权巩固，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
田玉才对此也做了比较清晰的概括：政治安全是指国家、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国表现为：对外保持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对内保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稳定。
可见，综合因素说从过去的以一国静态的政治安全逐步拓展到全球动态的政治安全，从而开辟了新形势下政治安全观的新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活动更加紧密相连，一国的政治活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即时地传遍全球并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同时，网络社会的诸多便利也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网络政治，而网络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也正在改变着原有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相对于国家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等传统观点而言，现实社会中政治安全的外延和内涵开始不断拓展。可以预见的是，围绕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系统研究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政治秩序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将外部防范机制和内部生长机制紧密结合的政治安全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6.广义政治说。巴瑞·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有学者据此认为政治安全涵盖了军事安全、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经济安全、贩毒走私、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甚至包括严重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等要素。这实际上已经把政治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了，而事实上两者是有一定边界的，各自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可否认，从广义政治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问题是个全新的值得借鉴的方法，但如果将人类面临的大多数重要的社会问题都当成政治安全问题，那就难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政治安全问题了，同时也无法正确区分政治安全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界限，这样政治安全概念将失去其特定的意义，而且政治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将失去其特定的对象。
7.政治状态说。与狭义的国家说和广义政治说不同，有学者主张政治安全问题应该围绕政治这个主轴展开，所谓政治安全应该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这样才能与其他诸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区别开来。虞崇胜等即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应该说，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将政治安全理解为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并针对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进而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不无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政治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广义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但又与传统的狭义国家安全不同。当然，政治安全内涵的界定会随着政治环境的不同，其侧重点相应也发生变化。因此，政治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它需要理性思维，但同时也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二、关于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分析
特定的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安全的结构是不同的，也就说，任何国家的政治安全都不是由单一要素支撑的，而是受到该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性质与状态的影响并由多种要素构成，不过，在这种政治安全结构中，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会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
国家独立无疑是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不然，连国家和人民的尊严都无法保障，只能依附于其他国家，那又何谈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当代政治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安全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安全就是残缺的，甚至会导致不安全”。
针对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刘普和林毅认为：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视角来考虑政治安全问题，而应该树立一种立体的综合安全观。如刘文认为，从构成要素上看，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国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稳定、民族尊严得到尊重和捍卫。在信息时代，政治安全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应该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相结合，综合加以考虑。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趋向相对稳定，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摒弃军事政治思维，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王逸舟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融合趋势。这说明，经济已逐渐成为政治安全结构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正在为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所取代。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认为，全球化进程也是政治安全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加强，同时，全球化浪潮也使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从而使政治安全受到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也曾说过：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可见，相对于传统的安全观的影响因素，全球化趋势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理念、价值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软武器的威力和长远影响甚至远远大于直接的武力威胁，从而使政治安全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应用冲破了国家有效控制政治参与的阀门，人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动乱”的公式来说明，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随意扩充和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将必然导致政治动乱。因此，对于许多政治制度不够完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会对网络政治参与采取适度的控制，以确保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防止政治动乱。在这里，网络政治安全就成为一个影响政治安全的新要素。
我们认为，广义的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状态，它包括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国家、国家政权、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党地位、政治秩序等要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政治、经济交往更加密切，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也在不断出现分化的趋势，可以想象的是，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要素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调整。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和寻求合作的理念来分析政治安全的要素问题。
三、关于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
我国政治安全在新形势下无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上厘清思路还是从关注现实的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政治安全的挑战进行了论述。
1.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如作为西方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念，“自由主义”就一味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鼓吹多党制，鼓吹私有制，并鼓吹全面市场化，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削弱公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如反对垄断、鼓励竞争等，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026000）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
5.经济活动政治化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不同国家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西方国家常常利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如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政策、汇率政策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
6.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挑战。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安云初从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时代必然面临的全球信息化挑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趋势，敌意和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网络为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便利，而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具有对执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坏力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参与膨胀引起的利益实现障碍容易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形成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普世价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抓住核心问题，并掌握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应对这些随时存在的挑战和威胁。
四、关于政治安全战略与策略
对于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邓卫永和李屏南认为，有必要确立政治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如国家利益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协调原则等。同时，我国政治安全战略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力量，从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来实现我国政治安全的目标。
1.建立新的政治安全观。关于如何促进国家的政治安全，有学者指出，首要的是创新观念，树立适应时展要求的新型政治安全观。因为信息时代的政治安全已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还涉及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这无疑扩大了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考虑到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国家政治安全战略就必须根据当今社会的内在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考虑，树立立体的综合安全观，而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安全的实现。
2.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马振超认为，在国家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外部的直接政治颠覆、干涉和军事入侵等威胁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集中于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直接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扰乱社会稳定的企图。针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针锋相对，给予有效回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围绕国家政治安全的主题，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抵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活动。
3.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扬优、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该充分借鉴和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创新是政治体制充满生机、活力的源泉；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生命力之所在，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因此，尤其要注重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政治行为，维护政治秩序，保障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
4.加强执政党建设。要提高国家政治安全水平，执政党执政安全不可回避。执政党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活动中都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执政党的建设水平及执政能力，必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整体安全带来重大影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水平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因为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了，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意味着国家政局的动荡和混乱，意味着中国政治安全的丧失。因此，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安全水平的高低。
5.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应对政治安全威胁的基础物质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不可否认，经济安全现今在政治安全中处于主导地位，绝不能将经济安全建立在对其他大国的依附上，也不能一味地依靠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来谋求一时的安全，更不能在国际社会的夹缝中去谋取安全环境。姜川认为，维护政治安全，改善安全处境，不仅要从外部人手，也要从内部寻找出路，中国的安全要依靠自己的发展才能获得根本解决。一个国家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就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
6.确保我国信息安全。在全球信息时代，政治安全的外延由现实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网络发展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挑战。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我国在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有利影响的同时，只有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才能有效防范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如建立完善的信息立法机制，加强网络监督管理，同时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确保信息安全，从而促进政治安全。
一、加强日常养护，确保公路畅通
为加强干线公路日常养护，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年初，我局及时召开各养护单位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年养护工作，一是制订小修工程考核办法，成立考核小组，完善考核监督体制，加强考核管理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先后对国道线、线，省道线、线、线路肩进行整修上土，对桥梁、涵洞、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修复绿化池、排水沟、平交道口、路宅分家、桥护栏，补植、移植各类树株，完成小修工程投资39.6万元；二是加强路面保洁力度，提高保洁频率，特别是旧邹线北段个别弯道、石子厂路口，安排专人严把死守，随脏随扫；三是及时维修、扶正、加固各类公路附属设施，完成公路保养工程投资177万元。同时对去年年终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条进行分析研究，狠抓整改落实，路容路貌大有改观，养护质量明显提高。
(二） 强化绿化护管，提高绿化档次
今年，在市局没有绿化计划情况下，我局强抓春季绿化黄金季节，先后对省道线彭集以西国槐段、县界段、省道线大羊以西段进行绿化改造，移植、补植、新植金丝柳、大法桐、百日红、高杆女贞、小法桐、国槐、千头椿、火举树、木槿等树株3577棵，其次对国道线樱花、省道线百日红段进行浇水，对省道线南段、线南段、线大井段路树进行高标准修剪，修剪金丝柳3295多株。为确保绿化质量，提高绿化成活率、保存率，我们一是及时对所有新绿化树株进行浇水；二是加强看管，找责任心强的养护员日夜看守；三是及时扶正，为确保树株成活率、栽植质量，我们及时组织人员对新植树株进行扶正、培土、封坑。目前各项绿化工作进展有序，绿化效果明显。
（三） 重视桥涵护管，确保安全畅通
为确保干线公路桥涵安全运营，我局一是加强桥涵巡查，做好巡查记录，及时掌握桥涵动态，坚持桥梁“四个一”管理制度，明确具体责任人，加强桥涵考核管理力度；二是积极主动做好涵洞调查工作，掌握涵洞基本数据，登记涵洞台账；三是备齐桥涵日常检测设备，按市局要求，我局在原有桥涵检测设备的基础上，新购置充气橡皮艇一套、活动式人字梯一架、强光灯一个，为各项桥涵数据检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积极做好桥涵清理、疏通工作，特别是强抓国道线拓宽，桥涵需加长的大好时机，及时组织人员对沿线加长桥涵进行彻底清淤、疏通，截止目前，共清理疏通桥涵35座，为桥涵安全畅通奠定了基础。
（四） 主动出击，确保公路综合整治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在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我局按照省市县公路综合整治年活动安排部署，一是成立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机构，积极组织养护路政人员对干线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杂树、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详细调查，摸清摸透需要采伐移植的树株、拆迁的房屋，做好准备工作；二是根据泰安市公路综合整治年活动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及时制订东平县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并上报县政府，争取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积极与沿线乡镇主动协调，把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与沿线乡镇的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寻找路域环境整治工作与乡镇建设的结合点，形成以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整治工作机制，全面推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四是以重点工程建设带动整治活动开展。在今年实施的国道拓宽改造、国道流泽西桥改建、国道东平段路面翻修工程中，我们按照干一个工程整治一条路域环境的要求，统筹安排，积极协调，实现了路域环境整治与重点工程建设的有机结合。目前，随着国道线南段拓宽工程的启动，路域环境已得到明显改观，另外，经我局主动协调，乡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已全面启动，势头强劲。
（五） 强化管理，提高内业管理水平 我局高度重视养护内业管理工作，根据市局新内业标准，指定专职内业人员，到市局参加内业培训，由于迎国检内业整理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我局为养护处新配置微机一台，购置档案厨3个，同时为确保各类养护数据材料的及时快捷传递，局主动为各公路站、养护中心开通宽带业务，有效提高了办公效率。目前，各养护单位内业人员正按照新内业标准，结合迎国检工作安排，加班加点，对至2012年的全部养护内业材料进行梳理，为迎接全国养护大检查做好充分准备。
（六） 积极主动，支持重点工程建设
2020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年，也是XX贯彻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内涵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课题，必须一以贯之强化党的领导，一以贯之加强党的建设，一以贯之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铸牢政治属性，凝聚发展力量。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集团公司党委2020年“XX”党建工作为引领，持续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涵提升、“三基”建设、素质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文化建塑和群团建设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党建效能，为开创XX内涵提升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领从严治党管党纵深推进
全面理解掌握和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重要思想，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重要作用。一是严把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落实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法定地位，切实将党组织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治理体系，保证党组织作用发挥制度化、具体化，引领企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聚力推动改革、规范改革、保护改革。在新一轮三项制度改革进程中，严格落实党的领导根本原则。聚力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执行落实集团公司《关于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用“改”带动机制层面的“活”、业态层面的“转”;聚力规范改革，一切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坚持依法依规，注重综合施策，坚决不搞特殊、不乱开口子，保证政令畅通、决策落地、队伍稳定;聚力保护改革，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和企业有序经营等敏感问题，做好改革风险评估和管控，切实发挥党组织、工会等组织作用，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集聚全员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的共识。三是全面凝聚人心、凝聚意志、凝聚力量。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不动摇，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提升政治引领力、思想引领力和文化引领力。学习宣贯好党的四中全会精神，采取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个人自学等形式，持续学、跟进学、反复学、贯通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两学一做”，联系实际组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突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三观”，与上级党组织要求保持一致、与企业核心利益保持一致。突出爱国、爱党、爱企、爱岗重点，持续宣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公司党委部署开展好“感动系列、最美系列、十佳系列”等评选活动和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凝聚全员的合力动力活力。
二、聚焦内涵质量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全新突破
2020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年，也是XX贯彻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内涵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课题，必须一以贯之强化党的领导，一以贯之加强党的建设，一以贯之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铸牢政治属性，凝聚发展力量。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集团公司党委2020年“XX”党建工作为引领，持续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涵提升、“三基”建设、素质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文化建塑和群团建设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党建效能，为开创XX内涵提升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领从严治党管党纵深推进
全面理解掌握和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重要思想，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重要作用。一是严把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落实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法定地位，切实将党组织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治理体系，保证党组织作用发挥制度化、具体化，引领企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聚力推动改革、规范改革、保护改革。在新一轮三项制度改革进程中，严格落实党的领导根本原则。聚力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执行落实集团公司《关于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用“改”带动机制层面的“活”、业态层面的“转”;聚力规范改革，一切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坚持依法依规，注重综合施策，坚决不搞特殊、不乱开口子，保证政令畅通、决策落地、队伍稳定;聚力保护改革，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和企业有序经营等敏感问题，做好改革风险评估和管控，切实发挥党组织、工会等组织作用，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集聚全员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的共识。三是全面凝聚人心、凝聚意志、凝聚力量。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不动摇，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提升政治引领力、思想引领力和文化引领力。学习宣贯好党的四中全会精神，采取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个人自学等形式，持续学、跟进学、反复学、贯通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两学一做”，联系实际组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突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三观”，与上级党组织要求保持一致、与企业核心利益保持一致。突出爱国、爱党、爱企、爱岗重点，持续宣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公司党委部署开展好“感动系列、最美系列、十佳系列”等评选活动和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凝聚全员的合力动力活力。
二、聚焦内涵质量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全新突破
关键词：安全意识,安全教育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en aspects of security awareness of the connotation of plain paper, safety education peers in hope from the ten aspects hold safety consciousness, safety education and beneficial to provide new ideas, enhance safety education the pertinence and operability.
Keywords: safety consciousness, safety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X92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安全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职工思想中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搞好安全教育就不得不对安全意识的内涵有所了解，以下是笔者就此进行的浅显的探讨。
安全意识的内涵
2.1安全政治意识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保护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对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也是从人的角度保护生产力，这是安全政治意识最根本的内涵。
其次，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应关联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国家不同时期安全生产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如同志提出的“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将长期内对安全生产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再次，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应关联到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即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
另外，安全政治意识的内涵是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有待于我们与时俱进地加以研究、升华。
2.2安全经济意识
安全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是搞好安全生产的物质保障，这是安全经济意识的基本内涵。必要的安全投入有了保障，才能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采取安全技术措施，消除或控制事故隐患，有效监控危险源（点），使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更快地发展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了，必须反哺安全工作，必须从企业产品销售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之于安全，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
2.3安全文化意识
搞好安全生产必须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和强化安全意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重要有机成分，有其语言外壳。如：“安全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说法，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文化意识，“安全是天字号的大事”、“安全是职工最大的福利”、“安全工作贵在做细做实”，反映了正确的安全文化意识。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向职工灌输正确的安全文化意识，纠正错误的安全文化意识。同时，企业安全文化需要不断从安全生产实践中去挖掘、培养、提高。
2.4安全科技意识
现代化的生产中，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生产、管安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必须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渗透于安全生产的各个方面。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安全生产提供了许多研究方向和学科，如安全工程学、人机工程学、安全心理学等。当前，许多企业利用这些学科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还缺少主动性，因此大力提倡安全科技意识显得比较迫切。
2.5安全标准意识
为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企业标准化。安全工作作为企业整个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方面，必须实行其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体系化，这是安全标准意识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企业的标准化是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发展的潮流之一，国家安全法规、企业内部安全规章制度在企业内的表现形式将逐步被企业安全标准所取代，即企业将制定系统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管理标准、安全工作标准来实现安全工作的运作。安全标准意识将逐步发展，为人们所接受，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将进一步显现。
2.6安全法制意识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方略，搞好安全生产也需要依靠健全的安全法制来规范，企业全体员工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法制意识。
我国的安全生产法规比较全面，2002年又颁布、实施了规范安全生产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这是安全法制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将为增强全社会的安全法制意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必须和社会舆论相配合进行深入的普法宣传，不断提高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安全法制意识，服务于企业的安全生产。
2.7安全道德意识
“以德治国”的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可以应用于当今社会。即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使之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同样，在全社会尤其在企业员工中树立牢固的安全道德意识，必能弥补安全生产管理的不足，促进安全生产。
安全道德意识寓于职业道德之中，对企业领导、安全管理人员来说是对职工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高度负责。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企业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每个人都应有对自己、对同志、对家庭、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以强烈的安全道德意识去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自觉地搞好安全生产。
2.8安全实践意识
实践出真知，安全意识的树立和强化是在生产实践中才能完成的。同时，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正确的安全意识又会对安全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要善于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安全生产的规律，又要善于利用这些规律指导生产，以最小的安全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效益。这是研究安全实践意识的目的，也是强化安全实践意识的要求。
强化安全意识要特别重视企业自身安全生产实践中发生的事故案例，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比纯粹的说教更深刻，更有说服力，这是强化安全实践意识的必然要求。
2.9安全开放意识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社会对安全生产提出的要求是树立安全开放意识。安全开放意识要求同行业间、企业间、国家间建立安全生产信息交流互动的关系，促进安全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安全生产管理手段的更新。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期、经济体制转轨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事故损失严重。回顾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也有这样的历史阶段，只有认真吸取他们的教训，才能少走弯路，更好地保护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2.10安全全局意识
安全全局意识在企业内部的反映是确立安全工作在企业整个工作格局中的地位。“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原则是对安全在企业整个工作格局中地位的反映。安全工作关系到生产力的保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企业的头等大事。只有合理地定位安全工作，才能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使安全工作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安全全局意识更广泛的含义是安全工作在全国整个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合理定位。近几年来，一次死亡数十人、上百人，伴随着巨大经济损失的重特大事故频频发生，在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安全生产工作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引人注目。只有把安全工作放到保护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局中去全盘考虑，才能更自觉主动地搞好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