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政治；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性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络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超时空、高速度、多媒体、大容量和交互等特点，在当今整个传播格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网络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同时也给中国的现实政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可以说，网络政治传播较之传统政治传播体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优势。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仔细加以判断，有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继续传承。也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规避和警惕，因此，我们必须对公民进行
有效引导，从而使公民切实、有效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来。
1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内涵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遍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国家政权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因素之中，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二是政治参与的目标，三是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在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中，就需要涉及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概念，它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参政议政，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
2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当代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越来越显示出与传统政治参与完全不同的新形态。当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后，公民就开始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他们常常活跃在一些著名论坛，比如“人民网－强国论坛”、“西祠胡同－强国之路”、“北大未名-时代论坛”，对于我们这个泱泱“网络大国”来说，这些网络时政论坛的诞生，则是以“强国论坛”的诞生为标志的。这些论坛的建立与他们对网络政治的积极参与都表明网络已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
具体来说，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以下特点：
（1）平等、开放的、自由的政治参与。由于网络交互性、实时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公民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平等的政治权力、平等的参政机遇、平等的网络权力，网民可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国家大事自由发表见解，自由进行信息交流，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深入交流彼此的看法。给政府提供了舆论平台，同时也为网民提供了利益表达、评价政策的平台。
（2）理性、非理织并存的政治参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极端与适度的矛盾斗争，如对于民族主义、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体现着政治参与的非理性。
（3）网络政治参与复杂性。在现实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因一般出于自身物质利益，或精神上的信仰与理想，而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公民在网上参与政治的动因却要复杂的多。除了利益和理想之外，有时甚至为了获得某种技术突破的，或者为了某一未经确认的政治信息而一时兴起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技术的、情感的参政动因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复杂性。
（4）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控制困难化。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在网络时代，特别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今天，由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管理控制，再加上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虚拟化特征，使得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控制异常困难，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如何求得不断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网民政治参与水平两者之间的最佳值，以期达到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5）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方式直接、便捷化。以前的政治参与大多仅限于投票、等几种简单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在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向各家各户延伸，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体验似乎更加直接。人们在家中点一下鼠标，就能马上对各种公共事务进行投票，参与讨论，发表见解，使公众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平等沟通。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更打破了种种限制，为平等自由的交流铺平道路。
3网络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
（1）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下与上的对话渠道，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极大增强了政治信息的传导和反馈系统，日益影响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2005年3月14日，两会结束后，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了几百个问题……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政府认真考虑的。”通过网络形成定期的、制度化的良性互动，会让民众如实反映社情与民意，也让政治精英充分了解民意，政府的有关决策就会越来越合理。
（2）网络畅通的政治利益表达渠道，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为政治稳定提供了良性基础。当前，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途径“缺位”与“贫困”的现实。作为对现实政治表达渠道的补充，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推动了政治社会化，增强了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能力，大大推进了全民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参与过程中，激起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逐渐培养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技能、政治责任感，铸造了政治人格。
（4）网络政治参与形成的网络舆论，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加快解决有关舆论的焦点议题。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民主体制最大的影响和冲击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网络社会中，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或决策。同时，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同时网络舆论形成的背后，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动因，潜藏着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网络舆论可以成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决策部门了解社会政治心态的重要渠道，有利于掌握和分析信息，建立社会预警机制。
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除对政治稳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网络上非理性言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有些网民非理性的言论和不负责任行为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把握网络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制定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下面即将谈到的一个方面。
4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化”
（1）提高公民网络素质。政治参与者的素质，直接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目的、性质和效果。面对网络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我们应积极引导公民对政治含义的正确理解，增强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塑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知识分子应以自己的优势，提倡以理性声音进行充分辩论和澄清。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知名学者更应当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成为网络中理性的“舆论领袖”。
（2）制定相关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保证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行性和独立性。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是一种以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是一个独立、具体和公共的行为。缺乏质量的公民参与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此，要把民、监督权还给人民，积极鼓励公众自我组织起来，支持公民团体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交流，保证政府为公众提供可靠、适当的信息、帮助和支持以提高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3）培育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的凝聚力。首先，要培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网络政治参与中，公共精神可通过网络伦理道德的建设，规范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促使他们能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网络行为。培养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最重要的是，提倡并制定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以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使之逐渐内化为公民自身的道德信念。其次，实现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整合。从政治认同的内容看，网络政治参与无形中把民主、法治、责任、义务等观念，整合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认同；从政治认同的方式看，在网络政治参与普及的状态下，网络中民主转型为“自主”，在网络政治中，民主不是多数任意压制少数，而是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自由沟通取代强制灌输、双向交互取代单向控制。
5小结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所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换言之，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说，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因此把握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内涵及特点，从影响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入手，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形成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胡同新.网络政治参与的民主价值透视［J］.中国行政管理,2007.
［2］潘洪其.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参与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客观要求，是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现实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遵守法律规范，必须实现制度化、程序化。发挥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以党员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这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每个国家的社会条件不同，政治参与的模式也不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和谐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和程序参加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形式，它反映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程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
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国家政治运行的层面看，民主讲的是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民主的本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享有广泛的民利和自由。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即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意味着实行直接民主，社会分工的细化使社会成员承担着各种不同的工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的复杂性，对管理者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让每一个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在实践上是不可操作的。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公民通过普选授权于少数人，由他们组成代议组织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崭新的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公民选举产生，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意见、愿望，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见和愿望，制定法律，做出决策，统一行使公共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公民许多的政治权利，公民有自由权、平等权、民。在民中又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批评和建议权、检举权等等权利。公民就是通过运用这些政治权利，对公共权力施加控制和影响，间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实行代议制民主就能保证人民民主的完全实现吗？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并不能保证。代议制下的公共权力存在着两种可能，它即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政为民，也可能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钱权交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看，权力的滥用，国家干部的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除了加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还需要社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保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常性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民利依法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运用。尽管这种影响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对公共权力良性稳定运行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2]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成为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变迁，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由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参与主体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传统的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利益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比较简单明了。由于一大二公的单一体制使绝大多数的城市市民集中在国营单位和公有部门，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民众的利益关系是简单的，个人利益诉求的空间也很狭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私营、外资、合资企业以及中介组织等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这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外，社会中又分化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量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并扩大。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都正在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也变得各不相同，日趋复杂。二是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飞速发展。相比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以其业家、管理者、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占据相当比例。他们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普遍较强，他们更多的关注广泛的政治权力，关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关注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和谐。试图通过更多的渠道来介入并影响现实政治，以表达、谋求和维护自己利益，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较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多元利益格局和多元利益群体，增强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内驱力，在客观上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了积极活跃的政治参与主体，并提出了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维护民主政治稳定和谐的发展，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政治参与失序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愿意关心政治，愿意主动参与政治，是一件好事，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和民主基础扩大的一种反应。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公民大规模的、主动地参与政治也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处于调整之中，其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3]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在其政治发展实践中出现政治不稳定问题，社会骚乱、暴力冲突、军事等政治动乱屡见不鲜。西方学者亨廷顿等在分析原因时提出了“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的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现行政治制度能够理清众多的利益要求，把社会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新生社会团体）通过参与通道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稳定仍可以获得。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既缺乏聚集利益要求的利益团体，又没有建立能容纳大众参与的政治过程，因此，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便以裸的形式直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由此极易引发社会动乱。亨廷顿指出，在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率。我国也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利益差异多元化了，但是各种利益之间缺乏一种完善的整合机制和协调机制，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够畅通。如何防止“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避免政治参与的失序，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完善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又是一种有序的政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包括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是有序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时代条件，循序渐进，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政治参与模式。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政党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政党始终处在主导的地位，发挥着领导的作用。西方国家是以政党竞争推动民主的进展，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则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基本前提，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起点，中国今天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广泛的民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赢得的。这种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容纳比西方现行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正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强大的支撑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党建立起了严密厚实的、直上而下的、覆盖全国的组织体系，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金字塔体系，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栋梁。党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制，成为维持党内政治生活，进而维持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党培育起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为主导内容的意识形态，成为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的思想动力。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执政的基本工作方法，它从方针路线上充分肯定了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价值和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和社会整合力，有能力有效的综合一切有利于政治稳定发展的要素。“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没有党的领导，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法治政治。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以守法为其前提的。政治参与的合法与非法是相对于既定的国家政权和法律的性质而言的。一般说，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它表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非法的，它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参与只能是以维护现有政治秩序为前提，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有序地进行。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虽然动员起了千百万群众的政治参与，但是，这种政治参与是在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下的狂热，用貌似民主的手段破坏法律、抛弃规则、践踏民主，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和群众对政治参与的厌倦，带来的是政治发展的倒退。今天，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充分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法律保证。我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地位，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述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等，我国有不断完善的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这些都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合法奠定了基础。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程序政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首先是一种可供操作的政治程序。政治程序是人们的政治活动(如政治权力运行、政治资源分配、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治冲突的解决等)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步骤和方式。政治程序既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又是民主社会中各政治主体的行为规则，也是政治制度化的途径。[5]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由政治组织和程序制度化而来，因此，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首先是要实现政治参与的程序化，即通过一定的规则、程序和制度设计为公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合法途径，以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保证各阶层利益协调整合的畅通，让公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对政治参与保持适度的期望值。显然，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是有序的，而没有操作层面的程序和具体制度的安排，公民必然会寻求随意的、甚至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利益的直接表达，政治参与就是无序的。如，社会上普遍存在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工组织起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维权会，有些地方出现冲击政府机关、静坐上访等另类的参与方式。这成为政治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应该说，我国已初步确立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制度框架，以协商民主为特点的中国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出现了不少创新的形式。如，人大旁听制度、听证制度、人大主任接待日、人大代表联络区、人大信息网、人大信箱、制度等。公民可以根据自己利益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意见。但是，从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中国社会的超大型，使其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城差、群差很大，目前国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还远不能适应多种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因此，积极寻找更多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政治参与形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机制，成为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任务之一。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依照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和条件循序渐进。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实现政治参与高度有序的理性选择。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6]党内民主是执政的中共党员按照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党内事务的决定和管理。党内民主能够对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是因为以下因素：
从党的地位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执政党，可以直接通过国家政权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施以关键的、全局性的影响。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做法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从党的功能看，存在于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如利益表达、精英输送、政治动员和制订政策等以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如社会导向和示范作用。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本质属性要求党内的民主化要走在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前面，党员个体政治参与能力要高于一般民众，并且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从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看，政党活动是我国公民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通过党内民主生活的渠道，将共同的意愿集中起来，形成党的建议，党的建议一经人大通过，就成为国家的法律政策。
加强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必须以实现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必须以保证和实现党员的民利为基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所要解决的问题。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内民主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
党内民主是建立在党内完善的制度建设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制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其他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具体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它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则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这些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能够维持党内政治生活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已经成为其他政治组织赖以运作的核心制度，从而维持了党外政治生活的秩序。[7]（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16大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员民利的保障机制。在这些措施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具有更为重要的示范意义。党内选举制度是维护党内民主的基础性制度，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党员实现民利的基本形式。它可以通过党员民意的显示对领导干部进行必要的党内制约，可以调动起党员关心和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
政治投票与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方式，我国公民行使选举权，一般是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选出人民代表，组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选举制度并不完善，人民代表的政治功能尚未完全地体现出来。无疑，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为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支持，为我国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生长点。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
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同有高度政治意识的公民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政治素质的高低，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区分为：狭隘观念者、顺从者和参与者。狭隘观念者是指那些对政治体系知之甚少者，他们认识不到自己所担的政治义务，只关心非政治事务，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毫无意识。顺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是被动的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不是积极的主动的影响政府的行为。参与者鼓励自己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并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人民群众中参与者只是少数，狭隘观念者和顺从者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群体对政治参与报着疏远、冷淡、漠视的态度，现代公民意识、政治基本常识、政治参与技能都十分缺乏。究其原因：一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民主、权利、个性、独立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民众从传统文化中承袭的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和顺天从命的性格，这阻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二是对政治的片面理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批孔批周批邓，接连不断的运动搞得民众人人自危，谈政治色变。至今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唯恐避之不及。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民众政治参与的素质要达到高度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
鉴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阶段对公民进行民主教育，可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办法，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既由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就是让6800万党员先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党员无论在政治素质、政治意识还是阶级觉悟等各方面，都属于社会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条战线，各个阶层，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有很强的号召力。他们了解并且能够反映各阶层、各行业人民群众的愿望、意见，党员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渠道，传达民意，提出建议，帮助执政党整合利益，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手段，行使民利，加强党内监督，促使执政党正确使用权力。通过党内民主这所学校，了解民主的基本理论，增强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掌握民主的程序和规则，学会政治参与的技能。毫无疑问，党员行为的有效示范，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有序的政治参与局面的形成。
注释：
[1]《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页。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5]张文显主编：《政治与法治》、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
[7]王邦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发展路径》，《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24页。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2]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王俊栓：《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参与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指在信息网络条件下，网民作为参与主体，以互联网为活动空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对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转变为身份内涵复杂的“网民”，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参与者具有现实和虚拟两种身份。
其次，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对象和目标来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延伸，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活动，使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第三，从形式和手段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扩大了直接民主的范围，公民获得信息机会的可能性增大。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民众由于权力、财富、身份、地位造成的不平等状态，激发出民众平等、自由、尊重的思想观念。
1.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作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对个人来说，是个人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信仰、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网络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且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关注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掌握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信仰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
2.推动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阿尔蒙德根据人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以及扮演的政治角色，将政治文化分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的一种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物质与制度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传统的非参与型政治文化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网络政治文化突破了网民的阶层局限与信息局限，调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近年来，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容易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
1.政治参与盲从导致公民的政治认知出现偏差。所谓政治参与盲从，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某些民意制造者雇佣“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批量生产“民意”。这些推手和水军往往利用“羊群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的大众心理，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留言、发帖、跟帖，对网络舆论进行恶意引导，传播“民意病毒”。由于网民难以驾驭无限的网络信息，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和辨别这些信息，导致其缺乏深思熟虑和意见多变，从而易发生政治参与盲从和非理性行为。
有学者则指出我国当前的民主体制还不够完善，无法提供满足公民包括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纳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4]。这些研究虽在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未深入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将探寻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采用问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进行调查，运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提高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政治参与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动机作为行为的动力，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具有激发、指引功能，并与行为特别是行为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选举动机作为选举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并假设（H1）选举动机越强烈，对选举行为倾向影响越大。但是，任何动机和行为都是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其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会影响动机，因此假设（H2）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假设（H3）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行为倾向越大。此外，动机理论还认为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
态度作为价值观之一，也必将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假设（H4）选举态度与选举动机呈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选举动机越强烈。美国学者Fishbein提出了理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简称TRA)，该理论认为，个人表现出特定行为是受个人的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决定。但是由于理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认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将其理论发展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edBehavior，简称TPB)，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为，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消费等领域。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发现，人的态度是行为反映的基础[9]，因此，本研究将选举态度作为影响选举行为倾向的变量之一，假设（H5）选举态度与选举行为倾向是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选举行为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由情感、认知、意向三部分组成，学者洛开奇（M•Rokeach）甚至认为态度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复杂认知体系，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组织[10]。由此可看出，认知作为人们心理活动产生的最初来源，对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假设（H6）选举认知水平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
研究方法
（一）变量界定与问卷编制
选举认知水平是指个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了解和认识程度、理解和评价能力，在本研究中，认知水平则是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选举的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态度指参与选举的主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评价和看法，表现为认可与否定程度，赞成与反对程度的状态。如是否能选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为“完全不认同、少部分认同、一般、大部分认同、完全认同”5个程度，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动机是指选举主体受外界刺激和内在需求综合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本研究采用参加选举是否有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例行公事等。从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行为倾向是人们对人大代表选举所预备采取的先前反应和意向，具有预备性质，它是选举行为的直接驱动力，但不等于外显行为[11]。其量表内容包含“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是否会主动参加”以及“是否会选择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别赋值“1”和“0”。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首先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小样本试测（N=60），并运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根据调查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反复调整与修正，得到了最终问卷，共28题。最终问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考虑到作为“211工程”大学的学生，综合素质总体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们共发放问卷750份，每所大学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写和真实性不足的问卷，同时采用序列均值对少量题目未填写的问卷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问卷共649份，有效率8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将无法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分析以及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AMOS20.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假设和分析，并用SPSS20.0进行辅助分析。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进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问卷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a来检验问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Cronbacha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属于尚可[12]。本问卷的信度为0.830，各项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进行检验，KMO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时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0，且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值，四个因子均大于1，说明问卷测量的项目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选举认知水平、选举态度、选举动机和选举行为倾向这4个因子的特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AMOS20.0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拟合度采用公认指标[13-14]来衡量。一般认为，X2/df的值应小于3，RMR和RMSEA的值应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应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应大于0.05。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模型拟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设检验中，我们发现H3、H5、H6并未通过假设检验（见表4），说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根据简约拟合度原则，我们去掉了H3、H5、H6三条路径，得到如图2所示的修正模型。经检验，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标准，且简约拟合度有所上升（见表3）。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如图2所示。
（三）讨论与分析
H1通过了检验假设，并且我们发现，选举动机越强烈，选举行为倾向越大，这与动机理论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动都要转化为动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会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权利所带来的满足和利益，以及不参加投票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数的人们参加投票活动[15]。行为科学认为，只有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再加上客观条件即诱因的刺激时，两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形成人的行为，这对选举动机与选举行为倾向的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性。
H2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虽然我们所调查的都是大学生，但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却是有差别的，它会受专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虽然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的影响要弱。
H3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认知水平与选举行为倾向虽有重要联系，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决定性的。认知要变成行为，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变量和可变变量，而选举动机在本研究中即是这个重要变量。
H4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理论依据“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倾向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原因与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选举态度也需要作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个性特征等因素影响。这是因为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大学生更加理想主义，更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当他们认为选举公正、公开、民主，能选出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代表时，就会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选举动机更加强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环境较差，认为选举不公正或者被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时，就会相当消极，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H6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调查对象均来自“211工程”大学，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成正比，选举认知水平普遍偏低，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总分5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认真分析也不顾是非曲直而盲目从众；同时还会受到许多固定观念的影响，导致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我们在进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还发现，在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是否为学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里，各假设路径虽有微小变化，但并无显著性差别，因此，模型对于解释大学生参与选举影响因素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疑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而宪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价值落实在现实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将政治价值内化与宪法性制度之中呢?因为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政治价值经常令人难以把握。我们以为，第一，要从政治价值出发，发掘出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是对政治价值的初步展开，要能体现出政治价值的诉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制度设计，将政治原则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政治价值就内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这些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宪法性制度。比如我们将可以将自由看做我们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但是对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异，单单说追求自由往往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去设计政治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宪法中设立一些具体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给人们提供追求自由的环境等。第二，要将从政治价值中分离出的政治原则添加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宪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给政治原则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据政治原则设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强力的保障。同时，政治价值也就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慑作用下的强力保障。
其次，由于规范性制度是在宪法性制度的导引下展开的，规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行为准则，所以宪法性制度的创设不能只考虑到对于政治价值层面的统一，还要考虑到它所导引下的规范性制度是否能从它这里得到展开具体行为活动的标准。所以宪法制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桥梁。本文认为，加强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其能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党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使政治体制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使政治体制容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在这其中政治参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能为政治参与提供顺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是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本途径。
一、政治参与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参与理论上的分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家运用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进行了深入阐述。尽管各个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然状态已不适宜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大家放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一交给国家行使，以过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国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既然国家属于国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包括卢梭、约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制订政治性政策的机会。在现代一些大国，这还包括将许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共同体以及广泛地应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则赞成一种较为有限的公民参与；他们认为，在当选的职业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应当有一种政治分工，前者负责决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选举中免除或黜选这些政治家及其政党。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民主制国家就是由政治家们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总量是一定的——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就弱；社会权力弱，国家权力就强。政治参与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弱而国家权力强，导致的是强权政治；而过度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弱，那么国家的权威就要削弱，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所以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歧关键在于政治参与深度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界限是什么，这可以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
2．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化初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民，以联合广大人民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个人都来管理公共事务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从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转变中，前期为了封建制度而宣扬的直接民主观念，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会动乱，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在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的转变中，人们才摆脱直接民主的观念，认识到民主在现代社会只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对前期教训的反思，人们才认识到——政治参与也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而是选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或者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府活动。所以，只有从现代化的进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宣扬直接民主，而密尔、熊彼特等思想家却坚信代议民主。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而紧紧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管理施加以影响。所以，为了维护政治的平稳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
3．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必要性。我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当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就用暴力现存统治者，通过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暴力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要么忍耐强权，要么暴力反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沟通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形成。而无论传统的暴力参与中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动员式参与，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参与建设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让公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机制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二、政治参与机制的多渠道建设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运动后的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国际示范”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会动员，以腐蚀和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但是政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这就在成员过高期望与政治制度的低容纳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都存在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的过高期望导致大量的愿望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没有一种愿望转换为输入的调节机制，所以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最终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机制的缺乏成为阻碍现代化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社会的能量无处释放，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1．加强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沟通机制建设。由于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扩展和加强，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和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集团、行业、区域等等把实现自己利益的目光较大程度地投向政治权力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组织起特定社团，影响公共政策。在西方，意见表达团体的基本形式是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为适应多党政府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主要任务是，作为特定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代表，向意见综合主体和决策机构系统地表达意见和要求，并通过施加合法的政治压力，来“接近”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从而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内容又不断更新，在原有利益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同时，也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我国的许多社团都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现行政治社团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合法社团要给予其利益表达的权利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2．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沟通机制建设。仅仅有政治社团的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传达各阶层利益的沟通机制，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机构，是人民的体现，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应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要充分和人民进行沟通，了解人民的利益。因为，议会政治本质是委托政治，即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于一部分人执掌的制度。议会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传声器，在诸多民意表达渠道中，议会是最经常、最专业的民意表达机构。那么，如何实现人民和人大代表的联系呢？所以设想各种方法来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生活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系统，系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希望得到什么）。当系统成员希望这些愿望转换为政治输出时，就会形成要求。众多系统成员的单个愿望不可能全部转换为要求，否则系统将不堪忍受压力而崩溃。所以系统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来调节愿望的转换，以控制愿望转换为要求的数量。结构机制调节是指系统中存在着诸如政党、利益集团、舆论领袖、管理者等等，他们代表着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系统中，他们对愿望的转换起着守门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等于是把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无法承受的，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必须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让政治社团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再传递给人大代表，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利益要求都能输入政治系统。3．加强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的沟通机制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合作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各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同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共商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发挥派的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深知各自成员及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成为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渠道。”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源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两者之间缺乏某种明确具体特别是程序性的法律保障；联系机制还不够畅通；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因此，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畅通，必须用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建立经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制度化，这才能最终把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国家层面得到反映并且得到保证。
三、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
1．促进政治稳定。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形式，因此，它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在现代化初期，传统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还占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进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各个阶层、集团、团体的出现，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各个阶层为了影响政府的价值分配，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以支持的方式，也可以以施压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诚如蒲岛郁夫所言：“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公共政策在制订中充分应该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表达出来并且相互博弈，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政策输出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
2．形成社会监督。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形成社会对国家的强有力监督，而其中政治参与机制会形成一个监督渠道，“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着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时间的社会与国家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个时期，经济的初步发展致使各种新兴阶层出现。新兴的阶层为了实现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力图加强政治参与；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阶层力图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状态，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失序。亨廷顿认为：“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这就需要公民不仅要通过政治社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还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后进行监督。只有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才能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控制功能建设，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从而保证公民的权利。
3．实现社会公平。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中，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成长，社会形成许多新的团体、阶层，由于新的团体的出现，会威胁着现存团体的利益。新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而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但是，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一个各个阶层博弈的平台，使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政策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使公共政策的输出体现公平。而社会的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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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政治；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性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络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超时空、高速度、多媒体、大容量和交互等特点，在当今整个传播格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网络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同时也给中国的现实政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可以说，网络政治传播较之传统政治传播体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优势。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仔细加以判断，有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继续传承。也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规避和警惕，因此，我们必须对公民进行
有效引导，从而使公民切实、有效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来。
1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内涵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遍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国家政权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因素之中，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二是政治参与的目标，三是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在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中，就需要涉及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概念，它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参政议政，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
2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当代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越来越显示出与传统政治参与完全不同的新形态。当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后，公民就开始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他们常常活跃在一些著名论坛，比如“人民网－强国论坛”、“西祠胡同－强国之路”、“北大未名-时代论坛”，对于我们这个泱泱“网络大国”来说，这些网络时政论坛的诞生，则是以“强国论坛”的诞生为标志的。这些论坛的建立与他们对网络政治的积极参与都表明网络已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
具体来说，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以下特点：
（1）平等、开放的、自由的政治参与。由于网络交互性、实时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公民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平等的政治权力、平等的参政机遇、平等的网络权力，网民可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国家大事自由发表见解，自由进行信息交流，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深入交流彼此的看法。给政府提供了舆论平台，同时也为网民提供了利益表达、评价政策的平台。
（2）理性、非理织并存的政治参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极端与适度的矛盾斗争，如对于民族主义、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体现着政治参与的非理性。
（3）网络政治参与复杂性。在现实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因一般出于自身物质利益，或精神上的信仰与理想，而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公民在网上参与政治的动因却要复杂的多。除了利益和理想之外，有时甚至为了获得某种技术突破的，或者为了某一未经确认的政治信息而一时兴起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技术的、情感的参政动因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复杂性。
（4）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控制困难化。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在网络时代，特别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今天，由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管理控制，再加上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虚拟化特征，使得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控制异常困难，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如何求得不断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网民政治参与水平两者之间的最佳值，以期达到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5）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方式直接、便捷化。以前的政治参与大多仅限于投票、等几种简单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在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向各家各户延伸，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体验似乎更加直接。人们在家中点一下鼠标，就能马上对各种公共事务进行投票，参与讨论，发表见解，使公众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平等沟通。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更打破了种种限制，为平等自由的交流铺平道路。
3网络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
（1）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下与上的对话渠道，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极大增强了政治信息的传导和反馈系统，日益影响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2005年3月14日，两会结束后，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了几百个问题……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政府认真考虑的。”通过网络形成定期的、制度化的良性互动，会让民众如实反映社情与民意，也让政治精英充分了解民意，政府的有关决策就会越来越合理。
（2）网络畅通的政治利益表达渠道，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为政治稳定提供了良性基础。当前，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途径“缺位”与“贫困”的现实。作为对现实政治表达渠道的补充，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推动了政治社会化，增强了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能力，大大推进了全民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参与过程中，激起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逐渐培养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技能、政治责任感，铸造了政治人格。
（4）网络政治参与形成的网络舆论，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加快解决有关舆论的焦点议题。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民主体制最大的影响和冲击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网络社会中，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或决策。同时，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同时网络舆论形成的背后，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动因，潜藏着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网络舆论可以成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决策部门了解社会政治心态的重要渠道，有利于掌握和分析信息，建立社会预警机制。
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除对政治稳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网络上非理性言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有些网民非理性的言论和不负责任行为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把握网络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制定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下面即将谈到的一个方面。
4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化”
（1）提高公民网络素质。政治参与者的素质，直接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目的、性质和效果。面对网络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我们应积极引导公民对政治含义的正确理解，增强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塑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知识分子应以自己的优势，提倡以理性声音进行充分辩论和澄清。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知名学者更应当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成为网络中理性的“舆论领袖”。
（2）制定相关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保证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行性和独立性。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是一种以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是一个独立、具体和公共的行为。缺乏质量的公民参与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此，要把民、监督权还给人民，积极鼓励公众自我组织起来，支持公民团体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交流，保证政府为公众提供可靠、适当的信息、帮助和支持以提高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3）培育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的凝聚力。首先，要培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网络政治参与中，公共精神可通过网络伦理道德的建设，规范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促使他们能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网络行为。培养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最重要的是，提倡并制定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以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使之逐渐内化为公民自身的道德信念。其次，实现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整合。从政治认同的内容看，网络政治参与无形中把民主、法治、责任、义务等观念，整合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认同；从政治认同的方式看，在网络政治参与普及的状态下，网络中民主转型为“自主”，在网络政治中，民主不是多数任意压制少数，而是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自由沟通取代强制灌输、双向交互取代单向控制。
5小结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所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换言之，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说，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因此把握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内涵及特点，从影响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入手，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形成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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