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复兴，来自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高校不仅要传承文化，更要创造文化。没有文化自觉与自信，谈何创造文化。
一、关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种过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恢宏旷世，但在历史上，尤其是汉以前，比较单调，缺乏自觉。但是，它的自觉是不可阻挡的。
文学的自我发现。“文学”一词，先秦便有，同时也是孔门四种之一。（《论语》：“文学子夏、子游”）实泛指文章博学。两汉有“文学”“文章”之分，但也没有现代的意义。指的是“润色鸿业”的附属品，比如《诗经》，加了一个“经”字，它就不是纯文学了；那时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仅仅是帝王的弄臣（玩伴）。到了魏晋时期，文学才高扬起头颅，走上自我独立的历程。这得益于曹丕，他在《论文》中第一次称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文章。”这以后各朝各代，都将文学与儒、道等并列，算是一门独立学科。以前，我们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那是政治对文学的强迫。1978年以后，我们提出的“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以人为本”，恢复了文学本源。
史与经的分离。两汉时期，史学与文学命运相同，都是依附于经学，史学家的意识也为经学观念所左右。所谓依经作史、依经论史。也是在魏晋之际，史学开始冲破经学藩篱，开始有“经、史、子、集”部类命名，“史”在目录上获得独立地位。后来我们有了“唯物史观”，也就是研究历史要从实践出发，研究社会生活本质，承认人类生存是第一前提，即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科技的非实用趋向。中国传统科技有两大特征：强烈的实用性和浓烈的经验性。也是在魏晋之后，科技一反传统，具有“非实用”趋向，按照今天的说法，也就是开始有了“纯理论”的基础研究。现在很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原始创新”等。
戏剧艺术等登上大雅之堂。中国的表演艺术很早就有，《诗经》里面的“颂”就是“歌舞”之类的。只不过，表演者是戴有“面具”的，目的是“娱神”的。到了唐宋，戏剧等好像有了雏形，元代趋于成熟。中国古代的戏剧等表演艺术，“大都是由在都市的勾栏行院里演出”，元人杂剧演出时的角色，除少数外，也都是行院里的各种人物的名称。元人杂剧的作者，有不少也是勾栏行院中的人物。很明显，他们只能是社会底层中的人和事，上不了大雅之堂。中国的戏剧等表演艺术登上大雅之堂的时间不长，中国的表演艺术家进入上层社会，也只是近现代的事。
行业文化的被重视。企业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因为它的确产生效益。大学文化在20年前，还少有人谈起，现在已普遍被认为是高校发展的“软实力”。
国家领导层学缘结构变化。中国领导层学缘结构的变化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学缘”可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中央政治局领导，基本都是工科出身，少有文科的。十六大以后就有变化了，哲学社会科学受到重视，治国理政遵循社会发展本来规律，不少经济、法学专业人才进入中央政治局。
“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论断，就是最典型的文化自觉。
二、关于文化自信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具有无与伦比的统一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和穿透性。这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五千多年的重要原因，值得骄傲。
从古至今唯一仅存的汉字。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其文字，可惜只有我们的汉字永存于世了。汉字的优势：字有方块，单音节，便于计算。象形、会意，有灵魂。它本身就构成了艺术。词有同意、近意、反意，俏皮，穿透力强。修辞上优点就更多了。还有应用于诗词上的平仄、押韵等，因此它造就了独特的中国律诗和楹联文化，举世无双。
礼乐文化：周文王父子三人始创的“礼乐文化”。所谓“礼”就是行为规范，强调“本分”；所谓“乐”，就是分工协作，强调“和谐”。礼乐文化，一是尊重自然规律，立足岗位，坚守规矩。《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即天道，健即是刚健不可违。意思是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君子只能顺应它才能做到自强而生生不息。二是发挥主观能动，各尽其责，力促和谐。《周易・乾》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我们脚下的大地宽广无边，君子应该具备像大地那样宽广的胸怀去包容、接纳和承载万物。三是主客观统一，相辅相成，追求文明。“礼化”的功能是维护外在的社会秩序，“乐化”的功能是激发内在情感构建和谐。
儒、墨、道、法、阴阳：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界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因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阴阳的流转，等等。
“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神。从哲学观到文化观：《国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哲学上讲，“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所以五声和，然后可听；五色和，然后成文；五味和，然后可食。推广到政治上，也就是要综合不同意见，防止偏于一端，专横独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学术思想上，要汲取别人有益的东西，纠正错误意见，力求公允，绝不盲从。是君子。
摒弃与综合：《吕氏春秋》：“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这是中华的优良传统，它得以代代相传。坚持公允立场，破除门户之见，提倡独立思考，尤其是创造一种民主、自由、和谐的政治和学术氛围，对于文化的繁荣乃至民族的复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容乃大”：多元文化并存。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因为它受区域、民族、时代影响。佛教文化：中华文化的基本架构：儒、佛、道三足鼎立。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先是皇帝请来的客人，慢慢开始由上层走向民间。
仙道文化：真正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是道教。道教乐于生、重生、贵术。许多宗教都有原罪说，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幻想死后灵魂得到安宁。道教却认为，生活是乐事，死亡最痛苦。
少数民族文化：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等等。
中华文化圈：强大文化力度的拥有，使唐代中国成为向周边文化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地。“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之前，东亚世界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回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契丹、女真、党项羌族和元朝、清朝的汉化。中国版图上，曾有一些时期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契丹、女真、党项羌族、女真以及其后的蒙古，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甚至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反而促进了文化的深刻交融。
三、文化自觉与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国家的独立，首先是民族的独立；民族的独立，首先是文化的独立。出口技术，出口经济，再多也算不上强国；出口文化，出口思想，才能称之为强国。指出，“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什么是先进文化？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先进。纵观五千多年文化史，回味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俯览全球生产力发展现状，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能够高昂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得益于伟大的中华文化。
四、如何实现以文化引领社会风尚
文化的自觉自信，首先要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这是一种观念。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首要的是要大家保持一根文化的弦。现在，文化的保守和成品的质量正在削弱。一些人和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是对于文化的无知与粗暴。有的用文化包装“成绩”，等等，都不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而更像是不自觉、不自信，或者说是盲目自吹自擂。
自觉与自信，还包括文化上的创新精神，以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文化如何去“引领”社会风尚？
“引”：具有抽象性、前导性、标杆性，对受者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关键是阵地建设。它有静态与动态之别。静态的，主要有：（1）理念设计，强调真善美。（2）艺术设计，强调庄重、大方，个性，高雅。（3）品牌规划（VIS）设计，强调统一规范。（4）品牌策划，强调新颖独特。动态的主要有：（1）各级各类活动，强调新颖独特，富有个性。（2）各级各类展览，强调主题丰富，形式活泼，时效性强。
“领”：具有具象性、领带性、力行性，对受者具有言传身教的作用，其关键是队伍建设。（1）知识阶层，特别是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这是主阵地、主渠道，他们是领路人。（2）文化工作者。像作家、诗人、明星、媒体人等，他们是旗手。（3）党员、干部，他们是骨干。（4）社会精英等等，他们是积极分子。
当然，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是共享其成果的全体人民群众。只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觉与自信，才能实现“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
当然，我们讲自觉与自信，不是盲目自大。文化自大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会招致扩张和恐怖，这是世界文明所不齿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239-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十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为大学生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更对当前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养提出现实要求。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祖国的栋梁之才，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拥有共产主义理想并付诸实践。然而，当代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大学生中出现民族虚无主义、等倾向一旦为西方分裂势力、所利用，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只有正确把握中国文化内涵，深挖当前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缺失的原因，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并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大学生，使大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先进性，才能实现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对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学术界未给出具体定义，学界采用的是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即：“‘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信”就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肯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情感。因此也可以把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概括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其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掌握，了解其内涵，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敬和自豪感，进而热爱自己的国家，愿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文化自觉”是基础，“文化自信”是发展，基础决定发展，发展巩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有了文化自觉，对自身及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有了正确认识，就形成了文化自信，更加坚信自己的国家会富强，文化更先进。同样，文化自信必然让人们更珍惜这种文化，发现这种文化的独到与优秀之处，产生更坚定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加珍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增强民族凝聚力。
二、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面临的问题
（一）民族虚无主义和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举世瞩目，可是，近代以来中国却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时，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更加剧了旧中国的衰落。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已经崛起，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但是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也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对西方文化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认为中国所以落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中华民族不如西方民族、中华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社会主义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甚至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不自信或否定。一些迷信西方文化的“香蕉人”，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崇洋，成为西方文化的人。
（二）思想意识淡漠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的距离已无法阻碍外界不良信息进入，使西方资本主义普世思想流入高校，这给涉世尚浅、辨别力弱的大学生造成世界同一的假象，模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放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警惕。受此影响甚至是操控，出现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由此，西方文化中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开来，言必称欧美，行必效西方。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大学生，认不清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本质，阶级意识淡漠，甚至走上歧途。
（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市场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开始侵蚀大学生思想，特别是西方腐朽堕落文化对大学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学生开始一切向“钱”看，以高考专业选择为例，考生不是以兴趣、专长和为社会贡献为导向，而是以能赚多少钱为标准选择专业。入校后大学生学习松懈、散漫，出现花钱雇人上课、作业、期末考试作弊等不良倾向。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表现得很自私，与寝室同学相处不融洽，打架斗殴事件也屡见不鲜；大学生入党，竞选学生干部动机不纯，未做事先问回报，还要和老师、学校讨价还价，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互相攀比吃穿，用高档手机、电脑、化妆品，甚至进出高档娱乐场所，在QQ空间、朋友圈发图大晒，而对于学习却抱着六十分万岁的心理。面对师长的劝诫却大谈人生短暂、行乐需及时的谬论，对自己扭曲的人生态度毫无悔改之意。
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的优秀者，但是大学生存在上述种种不良倾向，归根结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底蕴不深厚，无法形成文化自觉，进而导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自信，无法形成坚定的文化信仰，精神上缺少强有力的正能量。没有强大的文化助推就不会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更谈不上爱国主义、那么如何帮助大学生挺起民族脊梁呢？就是要采取种种措施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大学生树立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
三、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途径
（一）加强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曾经数度领先世界，儒家思想、老子哲学、孙子兵法等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中国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地理学、航海学等都曾领先于世界。这些都足以让我们骄傲。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领会这种文化的无穷魅力。当代大学生处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各种媒体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快餐文化、自媒体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催生出他们浮躁的心理。大学生处于青春易动的年龄，对需要多读书、多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他们被被网络文化深深吸引，没有时间、没有耐性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高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要课程设置上要向中国传统文化倾斜，加大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时，加上相应的考试和考核制度，能够为大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要增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大学生生活中，使大学生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接受熏陶，习惯于这种文化。
（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才能对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有了解，懂得国家创建的艰辛，珍惜国家发展给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年龄上为90后，其父辈也多为70后，没有经历过建立国家的艰辛，所以当代大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少，爱国主义教育基础不扎实。进入大学后，又忙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没有时间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因此高校要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树立为建设国家而学好专业知识、为强大国家而贡献力量的理想。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经过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真理。可以说，能够学习并掌握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大学生生活、学习、发展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十分有利于大学生认清资本主义本质的，使大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对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制度的认可，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而这种理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才能给予。
（四）高校教师必须树立全面发展意识
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专业技能，让大学生能够顺利就业。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事态下，从事专业知识学习就成为大学生唯一目标，人文素养培养被忽略。而事实上，“就业竞争实际上是综合素质的竞争”，用人单位需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的人才，更需要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教师的培养观点很容影响大学生，使他们认为只有专业技能才是王道，忽视包括合作、组织、协调能力在内的人文素养的培养，参加工作后发现专业技能只是基本的工作要求，更多的对综合素质的要求，而这正是大学生缺失的。所以，高校教师必须树立全面发展意识，使大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注 释：
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J].冶金政工研究，2003，（06）：34-35.
樊晓东.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J].长江大学学报，2013，（08）：181-182.
[论文关键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哲学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回顾百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发现，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始终把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精心呵护，大力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做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十七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而十八大提出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文化强国靠什么？靠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是一种强大精神力量，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文化自觉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既要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通过交流和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
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属认识论的范畴，都是对文化的属性、价值、影响、作用等方面的根本认识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提升文化自觉需要我们有对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度认同，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我们有对历史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理性审视，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现代文明成果的包容借鉴。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念。鲁迅曾经写过文章，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说法，认为当时虽有“自欺力”的笼罩，但我们还是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非同一般，号召力强，极大地激励了我国人民，在我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郑重提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以上这些都是引领中华文化前进的领袖人物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刻认识不同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思潮，始终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追求文化的先进性，引领中华文化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潮，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推动文化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和支撑。
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了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文化自强，文化自强又会产生新的文化自觉
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目的是要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强本质上是对文化强国的向往追求，实现文化自强需要我们有对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灵魂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人才队伍培养的协同推进。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而对文化的认识，形成了文化自觉，进而形成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看，陈独秀有了初始认识，表现在对中国青年提出的抉择六义上：自主的非奴隶的，进步的非保守的，进取的非退隐的，世界的非锁国的，实利的非虚文的，科学的非想象的。希望青年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主人。瞿秋白作了新解，并在《赤都心史》中说：“人处于各种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流或相冲突之时，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张对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进行坚决批判，同时要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纲领，其根本性质，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本形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精神武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动纲领，并在强调经济建设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性地位，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重视科学和教育，成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行动指南。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自强。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正逐步显现出其应有的国际地位。以传播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为例，从2004年底至今，已在全球开办了387所孔子学院和509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覆盖了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欢迎。今年我国作家莫言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说明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正在悄然壮大。
三、充分发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十八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一是要深化对文化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文化是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强大力量，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在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必须站在时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是要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深刻认识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当前应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学习吸收外来文化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繁荣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产业等关系。
三是要强化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以强烈的责任意识，自觉担当起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同意志、提振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下大力气解决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等问题，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四是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应充分尊重和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大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五是加强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也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大力弘扬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六是要加强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开放性文化，它承认并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要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原则，积极学习、辩证取舍、科学吸纳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赋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机和活力。
此外，还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坚持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大力发展广西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强区
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行动。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必须加快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着力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当前，广西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仍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总体实力偏弱。根据自治区统计局的有关数据，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只有18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8%，而且自治区各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10亿元的市分别为南宁市59.29亿元、桂林市34.2亿元、柳州市19.08亿元、玉林市18.13亿元。这四个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30.7亿元，占全区的比重达到72.54%，其他10个市只占全区的三分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明显。文化服务业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8年的67.83%，下降到2010年的54.68%，下降了13.15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广西壮族自治区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为主体的核心层文化服务业比重较低，文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如2010 年广西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业实现总产出为161亿元，实现增加值37.71 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区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0.9%，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在全国新闻出版业中，印刷复制业一直是全行业的主体产业，2010 年的总产出占全行业的65%，增加值占全行业的60.5%。而在广西新闻出版业中，印刷复制业的总产出比重偏低，2010 年仅80 亿元，占全行业的49%，低于全国16 个百分点。另外，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发展格局仍然比较单一，投资结构不够合理。缺乏大型的文化产业交易平台以及文化产权交易所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具有创新、创意、研发水平的文化企业不多，创造内涵深刻、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精品力作和知名的文化品牌有限。体制改革仍然滞后，整体创新能力不强，用人机制不灵活；社会投资不积极；艺术创作队伍的市场意识还不够强；文化产业政策还有待完善和进一步落实；文化产业设施落后，文化产业经营机制与发展速度不相吻合，文化市场管理监督仍有死角；新旧体制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冲突，等等。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认识广西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与不足，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将人文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企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加快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剥离，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中介服务机构，提升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充分发挥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二）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要尽快瞄准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制定和实施推进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大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财政专项投入，对列为重点文化产业的项目给予低息或贴息贷款，通过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带动广西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实施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鼓励和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形成文化产业多元投资的新格局。
（三）积极培育以国有为主导的文化产业生产经营主体，引导和扶持民营文化企业有序生产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广西要进一步整合优良资源，对国有文化产业加大扶持力度，将它们打造成广西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使它们成为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大力扶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放宽市场准入。对民营文化企业，在资金扶持、项目审批、政府采购、职称评定、命名表彰等方面，切实做到与国有文化单位一视同仁。
（四）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工程
广西已经具有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产业人才，但他们大多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要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人才成长和选拔机制，为文化产业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创新文化产业人才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充分激发人才创新能力。充分利用高校的平台培养文化产业人才，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五）注重创意、打造精品的发展策略
要增强文化创意对文化产业领域的渗透， 使最新的文化创意和设计理念延伸到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制作、传播、营销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提升相关产业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对内要增强竞争力，对外要加大宣传力，强化对企业以及产品的宣传包装，努力提高知名度，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六）积极开发利用广西本土文化资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生态文化魅力独特，丰富多彩，自然景观得天独厚。深入研究本地文化资源的精髓，高质量地深度开发利用本地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选择。我们要重点发展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生态文化，巩固提升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印象·刘三姐》、漓江画派、广西出版等一批文化品牌，使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精品享誉中外。
（七）在市场开发上要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广西沿海、沿江、沿边，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桥头堡。广西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等国有不少相似相通之处，文化产品容易引起这些区域民众的共鸣。同时，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东盟国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要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台，以东盟国家为重点，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国- 东盟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的综合平台。
（八）坚持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支撑
要自觉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积极推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推出更多兼备科技含量与文化含量的新兴文化产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抢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以数字技术、软件技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支撑，提升创意设计业、新闻出版业、动漫游戏业、音乐及影视制作等的研发、生产、传播和营销能力，做大做强广西的文化产业。
[关键词]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 多元文化 特殊矛盾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05-05
云杉在《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6、17期提出，要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视角、态度和思路，来认识文化、对待文化和发展文化。在对文化自觉的论述部分，他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费孝通先生曾这样理解“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可见，合理的文化自觉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对当下生活其间的文化传统及其特质有恰当的理性认识，这是认识和观照自我文化的过程，旨在明晰所处文化的来源和特质；第二，为了更好地“自知”，必须以广阔的胸怀理解所接触到的其他文化传统或文化类型，这是经由认识他者而反观自我的过程，意在辨清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优势和不足，为其精进提供资源；第三，无论是认识自我还是他者，都不是为了“复旧”或者“他化”，而是要满足现实的文化建设需要，追求文化的理想。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文化自觉就有三个基本的维度: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对全球化之文化影响力的自觉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矛盾的自觉。
一、对文化传统的自觉
“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费孝通认为，“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这应当是属于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人们今日的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已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历史”。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权威性著作《论传统》中对“传统”的三个特性作了揭示:一是“代代相传的事物”，既包括物质实体，亦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以及惯例和制度；二是“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即传统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变化链，尽管物质实体、信仰、制度等在世代相传中会发生种种变异，但始终在“同一性”的锁链上扣接着；三是“传统的持续性。
显然传统不是历史，因为历史只属于过去；传统亦不是政治，因为政治必定是现实的，故不可能代代相传；传统更不是经济，因为经济是不断变革的力量，不可能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和具有持续性。毫无疑问，“传统”与历史、政治、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但传统最直接的载体却是文化。文化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可以通过物质实体、社会范型来表达，亦可通过思想意识、制度理念来体现。因此，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方式，才具有渗透到每个人的毛孔，流淌到每个人的血液中之功能。而从“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来看，“她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诸多传统中，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即使是“小传统”，也被进一步细分为“地上的小传统”和“地下的小传统”。但是任何传统，无论其类型，都“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发挥着预制力功能，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显现出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影响特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使得文化的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对于文化积淀成传统所产生的预制力，钱穆先生在下面这段话中已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本源二字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大生命，生命必有本源。思想是生命中的一种表现，我们亦可说，思想亦如生命，亦必有它的一本源。有本源就有枝叶，有流派。生命有一个开始，就必有它的传统。枝叶流派之于本源，是共同一体的。文化的传统，亦必与它的开始，共同一体，始成为生命。”
文化传统的预制力会影响对异己文化的接受和理解。正如贺麟先生所指出的，有许多西洋的好名词，一到中国就成了很坏的名词。如“浪漫”在西洋本来代表无限理想的追求，但现在一般中国人都认为浪漫就是颓废狂放。“自由”是西方人权话语中核心的概念。尽管自严复以来，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等人都对“自由”作过精彩论述，但是“自由”迄今不仅没有深入人心，甚至在一段时间成为常用的贬义词，“自由主义”则沦为无组织无纪律的代名词。因此，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对自由表现出热切的情怀。更具反讽意味的是，由于文化传统的预制力，一个具有“自由”概念的人，未必拥有“自由”的观念。因此，“自由”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就会招致不理解，导致挫折。这种传统延续到现在，成为人们生存的“文化基因”。如果说“生物基因”是使人成为人的自然力量，那么，“文化基因”则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使人成为此人的文化力量。正是“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既保有人的共性，又秉持人的特性。
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出于何种想法，无论以何种方式“反传统”，传统始终反不掉。而且我们看到，传统在历史的变迁中“尽管充满了变化，现代社会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显然，从民族的角度，文化传统是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根基与源泉，也是理解当代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应是不断“温故而知新”的过程，是时时回望文化“典祖”的过程；从个体的角度，每个人一出生即已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中，传统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摆脱的“命定”。由于文化传统关联着人们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如果缺乏对文化传统预制力的深刻自觉，那么，
当代文化建设实践不仅会陷入“无根无据”的漂泊状态，还会与社会大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产生隔阂而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
但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厘清这些文化自身的规律与特质，并明晰其未来的趋向。从这个向度来思考，我们当下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必须重点关注两大内容:一是如何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坚守中华民族创建的“精神家园”及其文化传统，在客观地挖掘传统资源的同时，自觉地与多元文化传统进行对话，使民族的文化传统理性地“融人”人类文明之宝库；二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平台上，承继并发展文化传统，而不是将“文化传统”当作历史的教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古代人一定是不同的，它在某些方面也许与当代美国人或法国人的样式有相似之处，但一定不是美国人、法国人，而是中国人。
二、对全球化文化影响力的自觉
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中，有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之争。文化主位论者强调通过文化持有者或“族内人”去认识和理解文化的意义；文化客位论者则分析了文化持有者或“族内人”认识自身文化的局限，而提出必须由“外来者”以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其实，无论哪种方法都难以独自承担起认识人类文化的重任，而只有结合二者，才能接近对文化本真的探究。文化主位之所以必要，源于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的熟稔；而文化客位之所以必需，来自对文化持有者文化差异判断敏感性降低的纠偏。换言之，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的文化，我们必须借助他者的力量，或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去认识把握自我。这个维度就是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影响力的自觉。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变迁更替、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实践，即生产力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分工的扩大、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明确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口。正是这个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的确，从20世纪初提出现代化的问题到20世纪末叶真正启动、追求现代化，中国社会可谓经历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巨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可能，使中国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整个世界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化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当今世界面临着两种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另一个是本土化现象，这两种潮流造成了当代文明内部的一种矛盾和张力。如何对待这种矛盾，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观。
其一，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主张用西方文明作为典范来建构世界文明的秩序。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认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已成为历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一方面现代社会由于两个原因，即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和知识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使得技术、发明、实践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转移空前普遍；另一方面，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从19世纪以来，这种思想就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辩护，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作辩护，所以只能用西方文明去改造、征服不同的文明。
其二，从轴心文明的视角出发，主张通过文明的对话，寻求文明的发展。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是持此种观点的重要代表。杜先生在分析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的历史论证的基础上，得出鲜明的结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而不同轴心时代的文明有不同的源头活水、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潜在力、不同的发展脉络。他以下的这段话很深刻地驳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有人问我为何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我的回答是为何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至今尚没统一？问题是以什么作为典范来考问对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先生认为，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
可见，这两种文明观是根本对立的，如果说上个世纪初是否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还有退却的空间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人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15世纪以前人类的历史是属于“独白的历史”，即各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处在一种彼此相知甚少，相互影响不大的独白发展历程中。“独自”就是缺少与听众交流，而且在有限的听众中，只允许一种声音说话，所以，它意味着武断。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深入，历史由此开始从“独白时代”转向“对话时代”，对话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超出了国家、民族的界限而在世界的范围内运作。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具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特征。如果说过去我们可以不管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日本人等怎样生活，我们可按自己的“惯性”生活的话，今天我们则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模仿不同文化的生活，但不能漠视差异后面隐含着的某种可通约的因素。
因此，文化“对话”是一个借由对方认识自我和他者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欣赏的过程，但是从实质上看，文化“对话”更应是一个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否则，“对话”就失去了实效。费孝通先生对文化间的相处之道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每种文化的持有者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美的，这就容易产生冲突；所以，要同时承认他者的文化也是美的，这样就可以使不同的文化和谐共融。但是对于文化“对话”而言，通过“对话”，仅仅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他者文化的长处，然后坚守着文化相对主义的信念，依然不够。因为“对话”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于是，同样主张文化“对话”，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态
度。一种是为“对话”而“对话”，通过“对话”发现自身之“美”和他人之“美”，“美美与共”；一种是为精进而“对话”，通过“对话”发现自身之“丑”和他人之“美”，进而自觉地以他人之“美”完善自身之“丑”。前者可使文化间和谐共融，后者可使文化不断优化。很显然，两种“对话”姿态都很重要，但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而言，后者更为迫切。
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无论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还是对多元文化影响力的自觉，其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他化”，而是要落实到对文化理想追求的实践中。因而我们必须关注第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的确，与欧美以及东亚一些前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在如何回答20世纪初“科玄论战”提出的三大问题时，有自己面临的特殊矛盾: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无法摆脱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而这块土壤的悠久与曾经辉煌、独立与系统，使其产生了极大的惯性和文化的拉力，但同时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所遭遇的批判又是空前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人生观念的变革、社会价值的更替，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批判的主线，这不仅是因为变革必然伴随批判，更重要的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太漫长的时期，以致使人们将传统与某种社会形态、某种生活样态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对传统的批判有三次负载着极强的文化意义。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相伴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始于20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我国先后发生了反右运动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第三次是20世纪末叶，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中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高潮，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第一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封建制度与意识；第二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政治需要的现实；第三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与反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视角看，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人人生为何如此地困惑:理论与实践的、理想与现实的、传统与现代的。以诚信为例，中国文化传统视诚信为“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是有史可载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故“信”乃五常之义；“民不信不立”，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而当文明进入21世纪，中国人却在为“诚信危机”深深忧虑:理论上我们否定过诚信吗？没有，而实践诚信怎么这么难呢?追求诚信的理想有错吗?没有，诚信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被视为美德，可现实中怎么变得不仅老实人会吃亏，而且诚信做人、诚信处事反倒变得不正常？这是传统的责任，还是现代性的必然？任何一种原因似乎都无法解释。正因为如此，解决诚信危机既不可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的后面都有深厚的文化基因，改变文化基因不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诚信危机必须系统地考虑诚信得以运行的机制、条件和进程，如果我们只强调对不诚信的结果予以严厉处罚，而不解决制度诚信的问题，就可能或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老实人更吃亏，社会变得更为不诚信。简言之，回应当代中国人价值的困惑必须深及文化的层面去思考、去把握，不可只停留在形式上。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启动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极其低谷的时期，解放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民生之重，这是我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面对的极不相同的问题:脱贫与求富双重任务。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高度关注民生的贫困与温饱，解决发展不平衡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百姓脱贫致富的本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天平上，追求“物质文明”自然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急迫性，正是“穷则思变”。的确，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不说包含了这种极强的、来自民间深层的冲动，也正因为这种冲动，急功近利的、唯利是图的竞争方式在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丰富性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留下了许多问题和遗憾。同时，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又是在经历“特殊洗礼”后，“精神文明”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权利、理想受到亵渎而变得残缺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因此，拨乱反正的文化要求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冲突对现代化的文化选择提出了双重使命。简言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种“高速跳跃”或“挤压”式的状态中展开的，这就使得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面对许多特殊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特殊矛盾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代价几乎是同时的。然而，我们不可以因为有代价而停滞，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有代价而继续茫然。
文化自觉的三个维度及其契合，也许是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认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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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自觉；实践；品质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125－04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①。这意味着文化自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观念，而是一种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具体而艰难的探索活动。这种探索活动只有通过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够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文化自觉的产生、发展和实现都和人的实践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
一、实践是文化自觉的基础
人的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人对文化世界的构建和确认正是因为人自身具有其它生命体所不具有的实践特性。实践是人的一种本质的必然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指向自己……而且为了通过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具有外部现实形式的实在性”②。这就是说，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培育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为自己赢得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色彩和鲜明实践精神的属人世界，即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生活、交往与思维等等都是具有实践性的文化创造活动。所以，实践不仅是现存感性世界的认识基础，也是文化自觉的物质基础，它提供了文化自觉发生、发展和实现所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
其一，主体性要素，即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同时也是文化自觉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③。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成为“现实中的人”，才能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没有“现实中的人”这一实践主体和主体实践的存在，也就谈不上文化创造和文化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作为人的自觉，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种的特性，是实践的存在自觉；而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生发文化自觉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但具有着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且具有着特殊性和个性。客观存在是多样性的存在，它决定了作为文化自觉主体的多样性和个性，再加上主体生存环境、风俗习惯、交往时空和历史流变等等因素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从而使得文化自觉具有了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时间逻辑上表现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等等历史情态；在空间关系上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烙印，亦即“他们做他们做的，是因为他们是他们所是的”④。
因此，在人类发展的坐标图上如何判定主体地位、明晰主体角色、明确主体诉求就成为文化自觉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人对文化的“自知之明”首先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把铭刻在德尔菲神庙上的“认识你自己”作为爱智慧的前提的思想正是这种觉醒的写照。卡西尔曾说，苏格拉底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一切问题，在他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象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⑤。所以，文化自觉是从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认识开始的，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我们首先要“自知”我们的“无知”；用笛卡尔的方法就是“我思故我在”；用黑格尔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自知”我们的“熟知”并非是“真知”，从而促使我们在理性反思中从此岸走向彼岸，从常识走向真理，从自在走向自觉。
其二，对象性要素，即人们通过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建构了文化自觉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来说，主体意识的醒悟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首先是人们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并进而改造自己的过程。具有在人之先的自然世界只有经历了人的耕作、洗礼和附会之后，才能将其存在的外在价值与功能内化和升华到对人具有积极的生命意义的文化境界。如同马克思所说：“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⑥ 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和需要，而且具有文化创造的使命和责任，亦或具有一种追求发展、追求文明的使命和责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被黑格尔视为，作为“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规定的”。列宁把这种“自在”等同于“潜在”，有尚未发展、尚未展开的意思，亦即人有一个从潜在的人向现实的人、从“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过程。转化的结果就使得原有的在人之外的世界成为了人的世界，一个“自在之物”的世界日益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世界，一个对人来说意义充盈的、具有了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可能性的文化世界。
所以，文化自觉的发生、发展和实现离不开实践活动，文化自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的现实，才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要求人只有把自己科学地融入实践之中，以积极主动的实践精神面对世界，才能开启文化自觉之门。
二、实践是文化自觉的动力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实践是基础、是桥梁、是动力。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相对性和绝对性、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运动使得文化自觉依赖实践的“动量踢”而逐渐积淀和依序展开。
所谓逐渐积淀，是指文化自觉本身具有的这样一种情态，即从实践出发，人对文化世界的认识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否定式的历史积累过程。它显现着文化自觉的阶段性、继承性和条件性。其中阶段性表现了文化自觉的相对稳定状态，它使得不同时期的文化自觉由于实践任务和时代场景的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特色；继承性表现了每一时代的文化自觉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代人活动的历史舞台，是由我们上一代的活动构筑形成的；条件性则表现了文化自觉是可能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自觉才能通过实践活动揭开隐藏在现实背后的历史秘密。在这里，实践不仅是基础，更是动力。
文化自觉的这些特征表明，文化自觉不可能一蹴而就，或“毕其功于一役”。它表现为人的认识、意志和精神的获得、成长与深化，是人类文化自身长期发展积聚的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力量促逼的结果，亦即在交织互动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中，文化自觉演绎着从生成到发展再到实现的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实践图景，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积极主动的实践，离不开实践自身的运动张力。随着人的实践力的不断增强，人的认识力、文化力也不断提升，从而使得文化自觉逐渐有了厚度、深度和高度。所以说，文化自觉的逐渐积淀是与实践活动，即实践能力、实践水平和实践过程成正比的。
所谓依序展开，是指文化自觉要遵循实践的规律性、结构性和层次性而发生发展。人的实践活动内涵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实践活动必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本来面目去张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客观规律编织出现实世界的结构之维和秩序之网，使得实践活动必然是一个适度的有序展开的过程。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很好的诠释了这种适度性和有序性，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⑦所以，社会实践的适度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必然要求文化自觉也是有条件、分阶段、依秩序展开的，它的生成和发展有自己一定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文化制度和程序。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⑧
由于文化自觉需要逐渐积累和依序展开，这就要求人们：一是要重视实践，不能割裂文化自觉与实践的关系。文化自觉不是空想臆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脱离实践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虚幻、迷离的、乌托邦式的自觉；脱离文化自觉的实践是一种盲目的、附魅的、动物式的实践。人只有站在实践的根基上，掌握实践武器，注重实践艺术，才能感受到实践的力量。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是文化自觉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割裂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既是文化自觉的题中之义，也是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因此，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文化自觉的一个具体要求。要坚持适度原则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避免人类因自身发展的过度而导致文化自觉的偏离。三是要尊重文化秩序，既不能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要正确看待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选择。在实践过程中，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自觉既是现实民族的历史文化结晶，又是文化历史的民族的现实延宕，各民族文化只有顺时而动，乘势而上，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的良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质的飞跃，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整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先生强调，文化自觉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
三、实践是文化自觉的目的
文化自觉固然有文化理想的色彩，是趋向文化理想的自觉，但更有引领和指导文化批判与文化创造的功能。它表明文化自觉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和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有目的的存在，亦即文化自觉总是能让人拿起批判的武器去进行武器的批判，去拨开迷雾走入澄明之境，以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文化自觉本质上具有实践的需求性和目的性，亦即实践是文化自觉的目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对于人自身发展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和处置人类文化安全问题。
首先，文化自觉是一种实践过程上的自觉，是为了满足人的实践需要和解答人的实践问题的自觉。
作为“文化自觉”的倡导者，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⑨ 并且“‘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⑩。这里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文化自觉”的“自觉”起源于人们对现实存在的思考，彰显了人有自觉地解决实践问题的需求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的自觉或曰自觉的反思。它表现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表现了人存在的类本性和社会性。人存在的意义首先是要明白自己为什么存在和如何存在，也就是要对自己存在的环境、时空以及实践旨趣有一个自觉的追问和认识，这种追问和认识只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之中展开，且以满足实践需要为价值指向。所以，人之思，即人对实践的领悟力和执行力既是衡量文化自觉的尺度，也是衡量实践本身的尺度，实践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照出文化自觉的影像。二是“文化自觉”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活动中具有实践的同一性和整合性，表现出自觉的类功能。这种功能可以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人类的整体智慧，使人类文化自觉形成系统的合力状态，以减少人类实践之中的矛盾与冲突，构建一种具有全球意识、全球伦理和全球责任的文化自觉。这是处在全球化趋势之中的现代人类由于面临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全球问题只能依靠全球治理，它需要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文明自觉到人类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共渡难关。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化，为的是在跨入21世纪之前，对20世纪世界‘战国争雄’局面应有一个透彻的反思，为的是避免在未来的日子里‘现代化’的口号继续成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与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借口，为的是让我们自身拥有一个理智的情怀，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人文类型的价值，克服文化隔阂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11}
其次，文化自觉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自觉，它表明由于实践的本质存在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之中，因而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为了引领和指导人们更好地实践，以期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
实践是沟通主客体关系的桥梁。但是，实践不是任意的、盲目的发生着，它既受自己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客观对象的制约，也受主体以及主体之间交往程度与交往范围的影响。当实践表现出能够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交往活动相契合时，就意味着达到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实现着主体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显然，这里的“有机统一”的实现离不开主体文化自觉的力量。也就是说，“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不仅现实地存在着，而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具有关于自己存在的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他还力图对自己的存在进行自我认识并作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一种对自己的存在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究的存在物”{12}。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探究反映在实践上，就是不断生发出对象化的需要以满足和彰显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强调，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考察历史，考察每个历史时代的现实，不应该撇开人类的活动，而应该把人既看作是剧作者，又看作是剧中人。也就是说，人既是实践者、创造者；又是能动者、自觉者。人的实践是创造的、能动的、自觉的实践；人的自觉是创造的、能动的、实践的自觉。实践与文化自觉之间的这种有机结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前行。
总之，文化自觉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模式，还是一门实践艺术。也就是说，文化自觉的实现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还是一系列人类行为的集合体，体现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张力。文化自觉在当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是人类文化世界发展的共同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大变革的必然趋势，是人类为了解决日益复杂和严重的文化安全问题所做出的属人反映。人类能否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困境？是否找到一条超越困难的“真理之路”？也就是能否自觉到自身的位子，自省到自身的使命？犹如欧文・拉兹洛所说：“作为个人我们有责任在寻求我们的利益时与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和谐而非牺牲他人；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有责任采用一种非暴力和团结的，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文化，促进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理解和尊重。”{13} 人类只有在实践中携手前行，不断探索和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实现彻底的文化自觉，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注释：
①⑧⑨⑩{11}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8、193、194、213页。
②《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④ ［美］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9页。
⑤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33页。
{12} 夏甄陶：《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关键词：人性；人性能力结构；文化自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改革研究”（14JDSZK08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类）“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12&ZD004）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6-0047-07
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具体特征的反映。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人化与非人化的统一。这一过程与人性能力的养成和沉沦并生共举。通过对人性能力结构，人性能力的获得，以及人性能力与欲望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对传统的抽象人性论做出较为彻底的改变①。文化源自人的创造，因而反思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必然与人性自觉相关联。人性自觉就是对人性能力的全面而崭新的J识。人性能力的提高、拓展，就是文化自觉的不断实现的过程。
一、人性能力结构三层次
人性是一种能力结构的产物。人性是人的实践智慧的基础。有人提出人性是心理本体②。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人类心理的漫长积淀和发展过程，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对人性的抽象。根据人性结构论，人性就是人的实践智慧的能力系统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淀和洗汰。积淀的过程是正面的、积极的，洗汰的过程则是负面的、消极的。人性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人能力的成长过程，能力成长得越充分，并及时得到积淀和洗汰的双重过程的作用，则人性就越显发，人性就趋于张扬和激越。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人性能力无法获得良好的成长通道，遭遇各种压抑和挫折，其人性能力的构成体系就会变得不健全，甚至于残缺，以至于自暴自弃。这种情况下的人性能力就无法得到施展，其积淀和洗汰的过程也就不够完全，人性也就归于沉寂和失落。人性在人类成长全过程的显现是个体人性形成的基础，个体人性是人类人性全息化的反映。
伴随着人的能力的生成，人性也就获得成长的空间。因而一切人性都是个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的。这是人性的最高本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既有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就人的能力目标来看，多数人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而发展自己的能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并不朝向这样的目标发展自己的能力，甚至于践踏自己的能力，或者保持某种原状。就人性的实践价值层面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多数人的人性，而非少数人的人性。价值层面之外的就是能力的操作层面，或者说人的生存的技术层面。人的具体谋生的手段也直接关乎其人性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谋生的具体方法体现了一个人人性能力最为公开的方面，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一切行为和主张。“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尽心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们逐利的实践活动是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在逐利基础上的为善，则显示了人性内在能力发展方向的差异，这也是本文提出人性能力结构的理论动因。
要言之，对人性的判分需要分析人性能力。从人性能力结构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层面。人性的能力最为核心的即本质智慧层，此外，还包括实践文化的价值层，以及谋生的操作技术层。这是从立体的视角对人性本质的揭示。人性能力系统就是通过这三个不同层面展示出来的。
就具体个人而言，其人性的获得和形成首先是从技术操作层面开始的，这是我们最为基本的衣食住行的活动。日常的谋生以及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促使人的生存技能不断提高，这一点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原始人的狩猎、捕鱼、采集，乃至于发展到后来的畜牧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分工，都体现了人类生存技术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拓展。应该说，人类进入到今天的工业化时代，或者未来的信息化时代，都是人类为完善自身的生存状态而做出的努力，而生存技术手段的改进无疑也影响了人类人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出现，人类生存方式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带来的人性的迁变也极其明显。如农业时代的小生产者形成的小农心理，实质上支配了这一时期人性变化的具体特征，因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农业心理就成了革除的对象，小农的人性特征就亟待摆脱，从而为工业时代的更为宽广的交往人性提供可能。未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性受到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交往方式的影响，其在技术操作层面会表现得更为复杂而多变。
随着生存操作技术层面的不断变化，人性的文化价值层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人性文化价值层面主要是通过人类寻求更好生存方式带来的结果加以表达的。在生存技术层面，人类只是想活下来，而在价值层面，人类则是为了活得更好。可以说价值层面的人性发展起源于人类基本摆脱了自然控制的状态，开始走向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都能够自觉的时代，大致是畜牧和农耕出现，也就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时期。人类文化所以朝向不同方向发展，主要原因就是不同地域的人群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带来了人性价值层面的变化和改变。这种价值选择的能力也就成了人性能力结构较为隐性的一面。在所有价值选择能力中，对私有产品的占有是最初出现的影响人性能力最为突出的一种价值选择。人类占有心态的出现可以追溯至人类为了保证自我生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其中就蕴含着人类私有观念的萌芽。私有观念带来了私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类人群中也会出现对私人占有的不同看法，私人占有促使人们发展出各种占有的方式。各种政治革命都是为了谋取某种财产、没收另外一种财产而进行的。“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③ 在各种政治革命的形式中，战争、宗教是以占有显性的或隐性的东西为目的的方式。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去占有可见的物质财产，包括土地、财物、俘虏等；宗教则是以占有隐性的精神意识为目的，达到对人的最为隐蔽的控制。这两者往往总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伊斯兰教的圣战等。战争、宗教这些占有活动的频繁出现直接影响了人性价值层面的变化。
从人性生存的本质层面看，人类出现以及演化的全部过程都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人性能力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人类为什么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体现了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结构的形式。其中，何种学习的方式，何种文化生存的策略都是以这个本质层面的人性为基础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与物性区分的意义所在。由于人类出现乃至生物出现的漫长历史，当下人们谈论人性本质层面的能力结构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放弃对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结构的探寻恰好就体现了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能力素质是存在的。换言之，人类对自身所无法清楚知晓的存在本性的努力追索本身就是人性本质层面的能力表现，这是人作为自为存在的一种标识。人类对自我本性的把握在一些哲学家那里被当作意识或精神的活动本质。如黑格尔就认为自我就是一种自在的意识，“自在自为的本质和目的自身就是直接的实在的确定性自身，就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普遍性和个体性的渗透或统一；行动本身即是它的真理性和现实性，而对个体性的发挥或表达，就是行动的自在的目的”⑥。根据从技术能力到实践能力的提升，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以智慧能力为特征的。这是人作为智慧存在物的最为显明的表现。
区分人性中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并不是将人性割裂为几种不同的人性能力，而是力图改变人类思想史上一直以抽象方式谈论人性的做法，以此来探究人性的本质。就像康德区分理性的理论运用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一样，并不是为了将人类理性能力划分成不同的能力，而是在人类理性能力的整体存在方式中，揭示理性不同运用过程中显示的不同要求，从而更好地帮助人类把握理性能力的运用方式，而不至于僭越理性能力的运用。人性也是如此，人类思想史上从人性善恶来区分人性的做法所导致的文化发展的不同方向，从根本上违背人性本来存在的方式，其结果使得人类的自我发展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文化纷争。其中不同宗教之间的激烈对抗，以及人群、民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造成了人类历史的曲折进程。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悲剧，很大一部分导源于对自我人性认识的偏差。如在激烈的战争中，人群相互之间的厮杀；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偷窃欺诈行为的屡禁不绝，折射出的就是人类生存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其根源在于人性能力发展的缺失。人性能力结构就是以一种中性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人性，从而创造出一种顺适人类生存发展的人性认识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发现人性能力结构的方式就是人性生存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的体现。
从人性能力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是有能的，无能的人绝不存在。人的能力既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在不断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产物。人的能力从终极层次上说，遵守守恒的定律。就算是人的肉体生命消失了，支配人生存的能量依然存在于世间。有能力又总是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最有能力的人能够激起历史的巨变，就像最有能力的动物往往能够顺应自然演化的方向。常人也是有能力的，但往往只表现为庸常的能力而不自知。人若自己认为自己无能，其实是一种开脱的态度。如果以“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的立场看，人也可以说根本都是无能的，因为人们无需故意显示自己的能力来实现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无能的，但又是最有能的。人的“能”最终直接的表现就是其求生存的欲望，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各种追求发展和完善的欲望。
三、人性能力与欲望
从万物皆有变化的角度说，万物皆有改变自身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区别于人的事物那里可以称为物之欲，如植物生长的欲望，向光的欲望，大量繁殖的欲望。极端者，食肉植物的欲望更为显明。植物形态的差异都是为保存自身物种而“设计”的，在这个意义上，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倾向也可算作一种欲望。动物更是如此，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动物界表F得更为明显。动物的生存在生物链中处于较为复杂的状态，无论是草食、杂食，还是肉食动物，其求生存的欲望都毫无保留地展露无疑。根据生存的法则，在植物和动物界没有一种生物会欲望自己消亡。因为，无论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说，这都说不通。
人的欲望来源于生物长期的演化，形成何种欲望与人的生命状态直接相关。饮食男女是人的基本欲望，也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和其他生物区别不大。但是人的欲望却不像动植物那样世代之间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人的欲望会伴随着人的生命展开而呈现正增长的倾向。人的生命展开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体不断生长带来的欲望的增长，一是人类自身文明进程发展带来的欲望的增长。后者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某个民族或某个人类群体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欲望的增长，一是人类连接为整体之后的欲望的增长。其中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欲望尚难以确定，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共同欲望，这当中不包括人的生存欲望。如果有，也只能从人与其他存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谈论，除此之外似乎难以判定人类有共同的欲望。
个体在生长过程中其欲望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却受到个体生命状态以及个体所接受的价值观的影响。其基本的欲望态度分为保持原状、抑制欲望、放望三种基本形式。儒家，主要是宋明理学将欲望当作与理对立，因而用理治欲，主张寡欲。道家将欲望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主张忘欲，回归本然的生活。佛教是希望从根本上截断欲望的方向，通过消除欲望来制约人。基督教则以禁欲的方式，将欲望的实现寄托于彼岸世界。但是，随着资本社会的形成，消费成了生产的主要环节，对人的欲望的刺激被冠以带动生产的美名。尽可能地满足欲望成了资本社会的目的。在欲望带来的需要推动下，社会加速发展。
群体的欲望往往是被激发的，因为个体的欲望千差万别，很难找到其表现和运行的轨迹。只有当遇到某种集体性事件时，群体的欲望才可能形成，如保存种族的欲望，扩张的欲望，战争的欲望等等。群体的欲望建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如果集体意识瓦解，群体性的欲望也就不复存在了。从历史发展来看，集体性意识的存在多数源自强权的力量，自发生成的很少，所以群体性的欲望存在的真伪很难判断。
人性的自觉体现在人性能力的自觉上。前文已经将人性能力分为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和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能力。人性的自觉最容易在操作层面得到实现，这是人作为生物最为基本的求生能力的自觉。在这一层面，人性能力的自觉就是寻求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能够维持个体生存的方式都可以带来人性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是现代社会分工尤其是职业分工的前提。涂尔干曾经指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分工不仅是植根于人类理智和意志的社会制度，而且也是社会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须有所把握的条件。社会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分工这一趋势⑧。其实，所有个体要在社会中得到发展，也必须从提高人性能力的角度去确立自己的生存、生活方式。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获得各种生存下去的方式。但是，人性技术层面能力的自觉必须受制于人性价值层面的自觉。因为某种具体的生存技术手段往往会导致社会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任何追求生存的手段都是合理的，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各种非法的谋生手段如盗窃、抢劫、欺诈等必须得到遏制和禁止。社会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也需要彻底清除。人们日常生活中讨论的潜规则的生存策略就是某种介于白黑之间的灰色领域。灰色的生存方式能否得到控制，并逐渐趋于消失，是一个社会健康程度最为显性的标志。
为此，适合于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生存方式必须得到合理的价值引导，这就需要提升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合理的人性价值追求才能够保证人性技术能力的真正实现。价值观念的自觉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能否达到和谐的状态。为此，确立何种核心价值就成了民族文化自觉的关键，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就成了人性自觉的基础，进而成为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不仅仅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更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文化追求。某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取决于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满足了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的需求，也就是文化终极创造层面的需求。
如果说在人性操作层面体现的是人要活下去，在人性价值层面是人要活得好，那么在人性本质层面体现的就是人为什么而活。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靠他活下来以及他是否活得好表现出来的，而是靠人性本质层面的安顿来实现的。真正体会到安身立命的意义，才是人性本质的要求。放弃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人性自觉。人性自觉的最高状态就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在一个意义缺失的时代，人性价值往往以异化的方式出现。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对于是否帮助别人的问题都产生了疑惑，这样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人性本质层面能力的缺失。当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目标被各种机械的社会运作方式、僵化的教育教化体制所宰割时，人性能力就陷入全面的异化当中，人性的自觉就无从谈起，文化自觉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人性异化的状态下，各种民族性的劣根性也会死灰复燃，中国传统的小农小生产意识、封建等级思想、追名逐利的心态、贪求权力的观念、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虚假的文化学术创造等等，各种人性的幽暗意识连同文化的非人化倾向一并爆发出来。一切人性异化的表现都会直接影响文化自觉的实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人性自觉的角度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这样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态文化层面的改变，从而实现人性的自觉，最终达到民族文化自觉。从人性实际存在状态出发，辨析人心能力结构，并对此结构做出分判，能够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人性审视的新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能够为推进人性自觉，进而在人性结构层面推进文化自觉提供合理的引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反思的价值。
注释：
① 有学者已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角度对人性能力做出过讨论，（参见杨国荣：《论人性能力》，《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本文则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对人性能力展开分析。
② 李泽厚在其主体性哲学中提出对主体性的建构包括外在的工艺社会的建构与内在的文化心理的建构，并将心理本体、情感本体看作是真正的本体，历史社会则是外在的。（参见《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关于“主体性哲学”的五篇论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李泽厚在后来的《历史本体论》中有将二者综合的倾向，但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心理本体、情感本体如何与社会工艺活动相互融合的问题。（《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④ 苗力田主编：《亚力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⑤《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8页。
⑥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⑦ 戴兆国：《哲学简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文化自觉的含义在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话题，经过对众多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费孝通先生对与文化自觉的表述最为具有代表性，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学着这样表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其晚年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费孝通先生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费孝通老先生自己也对文化自觉的含义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觉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国的学术界对文化自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诸多条件下，民族文化发生的回应。对于文化自觉来讲，其主要有以下两点性质：（1）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关怀；（2）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想。从文化自觉的产生来讲，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文化自觉是跟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只不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处于一种强势的位置，并显露出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西方强势的文化状态表现出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以及影响，这就导致了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作为本土文化需要捋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过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强势文化的来袭。
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3、“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