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是第二国际时期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重要理论拓展，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革命中所面临的斗争策略。王幸平博士的著作《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涉及本书内容部分只注明章节）全面阐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民族理论（第二至四章）及其民族纲领（第五章），揭示了鲍威尔民族理论基础以及民族文化自治策略，有助于我们从理论渊源、民族问题本质与历史发展，全方位把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针对奥地利民族问题提出的，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民族自由发展的理论。鲍威尔试图以民族自治维护古老的奥匈帝国统一，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各个民族纷纷独立，奥匈帝国的瓦解宣告了民族文化自治的破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再次兴起，文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在国家范围内民族自由、平等和少数民族权利成为重要问题，以促进民族自由和发展，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一些国家开始把民族文化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策略依据。人们改变了过去对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批判的态度，转而利用这一策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民族文化自治发生如此重要的变化，是和不同时代面临民族问题以及政治形势分不开的。民族问题在19世纪中叶尚未成为普遍问题，因而还没有引起马克思恩格斯足够的重视，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必须解决民族问题，并在理论上做出相应的分析（导言）。

因此，面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等复杂关系，不同国家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当时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民族策略，主要有列宁的民族自决以及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针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关键任务，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作为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任务，他把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实现无产阶级团结。因而民族自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成立民族国家，从而瓦解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实现各个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列宁的民族自决体现了他把传统民族原则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原则的灵活运用，实现了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在实践上推动了广大的被压迫民族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第六章第二节）。因此，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需求，适应了世界革命发展的新潮流。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策略则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反映。奥地利民主社会党在这一时期面临国内阶级和民族、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政、统一与分裂的尖锐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把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所以民族文化自治是在保持国家统一基础上实现由传统王朝帝国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从而避免了战争和国家分裂的危险（第五章第一节）。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信社会主义价值和理念，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这就导致他们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同时又不想通过战争实现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通过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可以看到在革命具体策略、民族国家政权制度上鲍威尔提出了“防御性暴力革命”“整体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民族演进政治”等（第五章第三节）。

面对无产阶级运动中日益突出的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社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关系问题，列宁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自决，以民族自决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推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第六章第二节）。鲍威尔则在修正主义和革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折中主义，实践上则走向了机会主义。民族文化自治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在面临国家从传统封建制度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矛盾心态（第七章第一节）。如果说列宁的民族自决是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那么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则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制度内的民主权利策略。

民主权利是民族文化自治的重要内容，它既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利，也包括文化的权利（第六章第三节）。在传统民族与国家制度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往往是占统治地位民族的权利，而其他少数民族要么是同化主体民族中失去本民族文化，但同时获得了和主体民族一样的地位和权利，这种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就是民族他治；要么是从原来的国家分裂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兴起，纷纷要求成立自己的国家。如何在国家制度中既维护普遍统一性又尊重各个民族多样性，是近代以来理论家和政治家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伦纳与鲍威尔针对国内的民族问题提出了既维护国家统一又促进各个民族发展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文化自治不是国家独立的权力，而是民族在文化上的发展权利。对于这一权利，伦纳认为可以把民族的文化权利和国家的政治权力分开，就如同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分开一样，从而实现民族自由发展和国家的统一。鲍威尔则认为文化自治是作为民族发展和自由的一项权利，它本身就是国家政治的内容，因而文化自治与国家政治不可分（第一章第三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宣告了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策略的失败。其原因正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鲍威尔囿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而没有看到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不过，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形成了新的民族独立运动，维护国家统一并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自治再次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注意（第六章第三节）。

民族文化自治从民族方面来说保留了各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政治权利上各个民族相互平等，同时多民族实现国家制度中统一。这种多样性、平等性和自由性满足了在统一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的权利。这也是当代以来面临民族独立浪潮以及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下，民族文化自治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重视的原因。当代一些民族理论学者对它进行了专门研究。比如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授尼姆尼，加拿大民族理论家金里卡；另一方面，爱沙尼亚、俄罗斯制定了民族文化自治法，促进了民族文化权利发展和机构成立。国内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受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批判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批判为主，认为它在理论上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实践上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人们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认识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开始主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在民族自由和民族平等方面具有的现代价值，还有的主张积极借鉴和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六章第三节）。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制度，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作用。但是在保障民族权利，促进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民族结构和特点的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民族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我们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辛探索的结果，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选择的结果（第六章第四节）。《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为我们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文化和管理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民族制度提供了理论价值。借此可以正确认识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关系，认识它们在历史和现代不同时代的价值内涵，以促进我国民族理论和实践的积极发展。

作者:王家忠单位:潍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