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和政策也在改革中不断的探索。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是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仅1980到1981年一年时间，我国个体工商户从4万增长到183万，从业人员从80．6万人增长到227万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都大大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并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373他还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科学标准，这些思想和政策的变化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下半叶，亚非拉美的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局面不复存在。虽然在局部范围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日益增长，远远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出现，新的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面对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也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国情，科学分析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思想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特征，科学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并且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决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由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任何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也是由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提供的。在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使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所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都决定了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正如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二)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一种被排挤和否定的地位。1958年，化运动，个体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闹剧，违背经济规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时候，还只是“必要补充”。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作用日益突出，邓小平对个体经济的地位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党的十二大指出，个体经济在规定许可范围内适当地发展，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在“必须补充”下，新增了“有益的”作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5］581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更加突出了个体经济的地位，而且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覆盖到外资经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指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越来越多的被认可。
(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完全废除私有制的物质条件还没形成，所以需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有助于市场秩序和市场竞争体制的形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3］8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方面，纠正了过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观念，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使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对增强经济活力，调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所以，必须坚持这个方针长期不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我国今天的国民经济的繁荣。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三、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我国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过去，由于对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再加上“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对非公有制经济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这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做法，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定和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逐步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制度。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大大提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国情制定经济政策。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我国才得以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中国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
(二)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改革开放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20%，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着中国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80%的出口，非公有制经济在增强经济活力，调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受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非但不会冲击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还会在与公有制经济的联系、竞争和合作中，促进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进步。所以，在新时期，我们必须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生产以及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问题有过基本的设想和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而不是历史上的一次性行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度，更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知，个体小生产或私有经济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怎样利用外资，列宁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通过借款、租让制、与外资（外商）合办企业等形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者。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其中，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对后人的探索乃至今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思考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轮迹。由于历史的局限，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原因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内的经济类型。它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并且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一种私有制经济，不具有剥削性质；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外资经济，是指外国投资者和港澳台投资者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大陆建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自经营的经济。
（一）个体劳动方式的存在是基本原因
诚然，个体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是个量的概念，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个质的概念。能够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生产力，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变化，而是生产力量变到一定程度后，使生产关系所依存的实体形式即劳动方式发生变化，才能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所以，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不直接是生产力，但又离不开生产力，直接的决定作用是个体劳动方式。个体劳动方式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社会化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也就是说，不但是某些领域或行业基本上还是非社会化的生产，而且在基本上社会化生产领域或行业中，也还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其并存；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个体劳动方式不能存在的程度，个体经营的不少领域已经不完全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而是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与自动化，并越来越以现代化的技术为基础。由此可见，只要还存在个体劳动方式，尤其是独立型的个体劳动方式，个体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下去。
（二）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根本原因
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指在现阶段劳动力既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而是具有部分公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性质，在这两种所有中，部分个人所有是主要方面。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力的部分私有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要痕迹之一。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劳动力的归属问题，主要应根据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训练费用由谁支出来决定：如果这个费用是由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劳动力就应归个人所有；如果这个费用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支付的，那么劳动力就具有社会和个人双重所有的属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的自产费用和训练费用兼有国家支付和家庭支付两种形式，而且家庭支付占绝大部分。因此，劳动力的归属关（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私营经济的产生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与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还呈现为落后性和不均衡性，在客观上，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同时发展，这就为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阶段，个体经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发展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客观条件。个体经营者还不愿意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个体工商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联合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农村，可以说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经济条件的动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自由购买。而能否自由地购买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是私营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资本只有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私营经济的生产过程才能正常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国对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改革，逐步给予了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进行要素流动的自利。从而推动了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效补充
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私营经济的财产组织形式更符合投资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施展个人经营才能的要求，而这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内在动因。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动因。只要客观条件还没有达到使其不能存在的时候，这一动因制约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就不会消失。特别是在现阶段，劳动还具有很强的谋生手段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个人经济利益在个人经济行为目标中仍然处于基本动因的地位。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对消费利益的追求必然转化为对财产利益的追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要对它们鼓励和支持，又要对它们进行引导。要放宽市场准入、创造良好环境、加以积极扶持，并且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于解决我国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制度障碍，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旨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涉及到多个法律领域的问题，其中尤其涉及到大量的经济法问题，因而有必要从经济法的角度略为解读。 一、发展“非公经济”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 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进“非公经济” 的发展？这可以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层面，存在着多个“二元结构”，其中，“公私二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赖以展开的一个基本假设。借助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益与私益、公权力与私权利、公法与私法、国家与国民等多重“公私二元结构”，可以对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作出有效的分析。 例如，从上述并未穷尽的多重“公私二元结构”来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差异，主要在于所有制或投资主体之不同。事实上，两类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提供的都是私人物品，因而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都会通过其私权利的行使来维护自己的私益，因而都是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竞争方面，都应当有公平竞争机会。 可见，从“公私二元结构”来看，两类经济其实都属于市场经济或称私人经济，只是由于投资主体的不同，才产生了所有制上的差异。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投资主体的差异，不应当构成市场竞争的阻碍因素。同时，公有制经济不是公共经济，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职能，而并不是公有制经济的职能，因此，不应当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等同于或类比于政府，并以此将其同“非公经济”相区别，否则，与现实情况亦不相符。 从上述“公私二元结构” 的基本假设来看，既然两类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则其在市场行为方面的基本法律待遇，就应当是无差别的，这也是私法上的“主体无差别”假设的一个基本体现。而现实中的各类制度差异所造成的两类经济主体在法律地位、法律待遇、经济能力上的差异，是私法本身无法解决的，它恰恰需要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各类公法来予以调整。因此，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不公平等问题，正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基于“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认识到：两类经济实际上都是营利性经济，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或相关利益，两类经济作为私人经济，都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平等地展开竞争，因此，当某类经济在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就应当通过国家的推进，通过经济法等法律的调整，来使其实现基本的法律待遇或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上述认识，有助于从经济、法律的角度，转变发展非公经济的观念。 此外，借助于上述的“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可以进一步认为，在我国的市场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个二元结构，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所构成的“二元结构”。但像其他的各类“二元结构”一样，两类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并由此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发展受到限制的“一元”，就需要通过鼓励、支持、引导，来促进其发展，确保在整体发展上的实质公平。而积极的鼓励、支持、引导，正是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的体现。对此可以从制度特征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二、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特征分析 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许多制度，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与规制性。而这两大特征也正是经济法的基本特征。这说明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体系中，需要和存在着大量的经济法制度，因而可以从经济法的两大特征的角度，去认识发展非公经济的相关制度的特殊性。 为什么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要有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这是由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的。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各类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具体制度，由于旨在解决非公经济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待遇问题，因而制度的内容必然要围绕“经济”来展开；同时，要有效解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在法律待遇上的实质不平等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市场失灵等问题，就必须从“节约”整个社会成本的角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赋予其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权利，从而有效地推进非公经济地位的改善，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更加“经济”。这些都会使发 展非公经济的制度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其实，从这个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经济”的角度来看，基于相关的经济规律，基于经济发展的互赖与互动，基于各类经济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既不能单纯地只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能单纯地只发展非公经济，而必须考虑两类经济的适当比例、规模和效率，为此，就必须有效地运用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以及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来进行有效的平衡、协调，促进两类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在整体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体现经济规律，反映经济政策、经济手段的过程中，相应的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就必然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从而使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突出的经济性的特征。 此外，为了实现发展非公经济的目的，各类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在具有上述的经济性的同时，还会具有突出的规制性，即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的特性，这也是发展非公经济制度的突出特征。我国《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本身就体现了对非公经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的规制，从而也使得各类具体的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具有了突出的规制性。如前所述，这种规制性在《意见》的标题上所表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这“六字真言” 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经济法的经济性、规制性的两大特征一样，发展非公经济的具体制度所体现出的经济性，反映了此类制度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所确立的经济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经济手段，而这些经济内容因其已被“法律化”，从而成为此类制度内在的组成部分。此外，在上述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规制性，则主要映射出针对非公经济领域的特殊问题所运用的特殊调整手段——基于推进发展的需要，这些规制性的手段更主要地是积极的鼓励、促进，即如宪法条文和意见标题上所表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而监督和管理则是辅助性的，是为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这同一些传统法律制度惯用的消极的限制和禁止的调整手段是不同的。 事实上，在《意见》规定中流露出的经济性与规制性的特征是较为鲜明的。例如，在放宽市场准人条件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这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国家在新时期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新的经济政策，都已经有所体现。其中，放宽市场准人条件，体现了新的竞争政策，这样的竞争政策不仅有助于非公经济获取平等的、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对于激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潜能，对于在竞争中实现各类经济的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也体现了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非公经济领域的新发展，相关的财税优惠和金融扶持措施，在那些具有经济法性质的“促进法”制度中是经常被采用的。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具体规定来看，各类“促进法” 的核心，实际上是对“弱势”一方予以特别的激励，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可见，诸如《意见》之类的各类发展非公经济的“促进性”规定，都有着较为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 上述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各类具体制度中，还会进一步体现为政策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应地，各类政策的协调也非常重要。这种协调在《意见》中也有体现。而之所以会有突出的政策性，还是与两类经济的差异直接相关。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现实的经济能力、法律待遇等方面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有对非公经济的单方面的促进，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制度上的“政策性”。同时，正由于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是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或“法律化”，因此，应当像注意相关的政策协调一样，做好各类具体的制度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功用，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制度目标。 三、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目标与经济法的宗旨 发展非公经济的各类制度的总体目标，都是通过直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各类经济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应当说，发展是核心目标，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各类不均衡的问题，是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类制度的基本任务。这些目标与任务，同经济法的宗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前述的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来看，为了满足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需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也需要在私人经济领域里，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了实现各类经济的发展， 就需要通过一类具有经济性和规制性制度，来审时度势，适度调制，进行经济性的规制，从而确保实质上的均衡，实现包括非公经济在内的各类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于上述具有经济法特征的制度，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发展非公经济的总体制度目标，同经济法的宗旨自然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可以透过经济法的宗旨去认识其制度目标。 与前述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相一致，经济法上的基本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衍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些矛盾产生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经济法所需要着力解决的。经济法的宗旨，就是通过其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不断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来看，非公经济所面临的法律地位或法律待遇问题，特别是市场进入壁垒过高、交易成本过巨，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政策性歧视等问题，是单靠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而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由新型的制度去解决，必须由政府通过其特别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因此，从所面对的基本矛盾、基本问题以及调整的基本目标来看，经济法与发展非公经济的许多制度是一致的，从而使这些具有一致性的制度，可以归入经济法制度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要实现其宗旨，需要两类最重要的制度，即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从而形成了经济法体系上的“二元结构”。而这样的“二元结构”，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中也存在。如前述《意见》中涉及到的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的制度，以及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制度，就分别对应于经济法上的宏观调控法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制度。之所以要在《意见》中着重确立这些制度，是因为要实现前述的发展非公经济的目标，就必须要有这些制度。 事实上，为了实现发展非公经济的目标，国家确立了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制度调整手段，而这些手段，需要具体体现为法律化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等诸多政策及其手段，在《意见》中所列举的36条“意见”，大都是从经济法的角度作出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目标，同经济法的总体宗旨都是暗合的。因此，对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立法和执法等，可以从经济法宗旨的角度去检查和检验，这对于提高此类制度的立法质量和执法水平，均有裨益。 四、非公经济主体权利实现的经济法保障 非公经济主体享有多方面的法律权利，其中有许多都属于经济法上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法的保障，例如，非公经济主体作为市场主体，享有经济法上的公平竞争权、财税优惠权、金融扶持权，以及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对策权等。这些权利，在《意见》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它们都需要经济法的制度保障，需要同相关的经济法制度配套，惟此才能得到有效实现。 例如，《意见》对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实际上主要是一种类似于反垄断的制度安排，它使得非公经济主体同公有制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主要领域里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使其公平竞争权能够得到承认和保障，这与经济法上的市场规制法的基本精神也相符。应当说，对于非公经济主体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放宽，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在资金投向上，过去一般不可能涉足的领域，如军工，以及金融等重要的经济领域或社会事业领域等，非公经济主体都可以像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参与竞争，这体现了对非公经济在市场竞争方面的实质公平的一种考虑。但是，仅有《意见》中的“意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把它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意见”得到尊重和落实。 此外，在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从促进发展的角度来看，非公经济主体可以享有财税优惠权、金融扶持权，但无论是预算专项资金或者相关基金的设立，还是具体的税收优惠的安排；也无论是在信贷、融资等方面的金融支持，还是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推动，都不是仅靠《意见》的“号召”或“要求”就能实现的，在调制法定原则的要求之下，在部门、行业和具体单位都有其独立利益的情况下，还尤其需要有经济法的具体制度的保障和支撑。 另外，对于非公经济的发展，国家除了鼓励、支持以外，还要予以有效的引导，使非公经济主体不断提高素质，同时，还要对相关主体加强监管。根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要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 这些都涉及到经济法上的问题。与此同时，尤其应当注意保护国民的基本财产权，因此，诸如非公经济主体的拒绝乱收费或拒绝摊派之类的拒绝权，[12]也是应予确立和保障的。 除了在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上要作出相应的配套性规定，以更好地定分止争以外，还应注意在具体实施相关规定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灵”问题。如前所述，确立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意在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因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制度约束或制度限制问题，单靠非公经济主体自身的力量有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政府的推动和促进，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在政府推定的过程中，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可能发生。因此，《意见》的实施，不仅需要经济法具体制度上的配套，也需要政府在执行上的有效落实，即要有一套好的实现机制，以免在诸多的博弈中减损制度的实效。 五、简短的结论 对于在发展非公经济的《意见》中所包含的大量经济法内容，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经济法解读。本文所选取的几个解读的侧面，涉及到如下考虑：基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有助于转变发展非公经济的观念；基于经济法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特征，尤其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要运用鼓励、支持、引导等具有经济性、规制性的手段；基于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理解发展非公经济制度的具体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应当进行的制度协调；基于经济法上的权利结构，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非公经济主体的权利实现，需要经济法制度的配套保障，需要政府的有效执行。 全面地理解上述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有助于旨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竞争法、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等制度措施的有效执行，同时，也有助于相关的社会保障措施或者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套，从而有助于推进各类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释 即国务院于2009年2月24日下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可参见拙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存在着一些经济实质的共通性，也存在着一些法律形式上的差异。对于此类问题，经济学领域有一些具体的研究，可参见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l1期。 经济法的规制性的特征，体现为经济法的调整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其中，积极的鼓励促进是许多传统法所缺少的。 国务院的36条意见共涉及七个方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这两个方面，就占了19条，且放在最前面，足见其重要。 如我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以及菲律宾的《出口促进法》，日本的《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泰国的《投资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等，都要体现政府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和促进。 可参见《意见》的第七大方面，第三十四至三十六条。 政策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体现，是现代国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在相关制度上的重要反映。参见拙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 参见《意见》第九至十三条。在财税、金融领域法定原则非常重要，因而有些方面，可能还涉及到相关法律规范的存废兴替，因此，并非提出《意见》就能解决问题。 可参见《意见》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这些方面，主要应防止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消极方面，以更有效地、更全面地进行规制。 [12]参见《意见》第三十三条。该条尤其强调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各类收费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 张守文
（一）“非正式沟通”在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大意义非正式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种沟通方式。这种方式利于受教育者更好地接受教育内容，强化受教育成果，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1.“非正式沟通”促进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接受。非正式沟通摆脱了正式沟通的刻板模式，由原先单纯的思想观念的传达与灌输，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转化为一种宽松的沟通环境和轻松的氛围，通过非正式沟通的更灵活的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比如：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非正式沟通一般采取组织受教育者参观博物馆、革命圣地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通过这种无形的渗透而取得的教育效果要比单纯的课堂灌输生动得多，也更容易被接受。2．“非正式沟通”能够密切教育双方的人际关系，缓解人际冲突。非正式沟通灵活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轻松，有利于沟通对象更真实地展现自己，沟通者就可以根据沟通对象的个性特点进行更深一步地了解和沟通。而且这种沟通方式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只要沟通双方彼此有相互交流的意向，就可以不拘时空地进行沟通，程序简便，可以弥补正式沟通的刻板与迟缓。非正式沟通淡化了教育痕迹，加强了交流，使沟通更融洽。
（二）“非正式沟通”在青岛市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状况近年来，青岛市委统战部门与工商联组织积极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非公经济人士的实际需求，破除传统管理控制模式的束缚，以非正式沟通为突破口，推动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更贴近实际，更加富有时代感、针对性和时效性。具体做法如下：1．打造“非正式沟通”的长效平台。青岛市在总结先进城市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了多个非正式沟通的长效平台。一是以地域或行业为纽带创新工商联组织模式。以地域或行业为单位把执委进行分组，每组约30人，推荐一个热心工商联工作的企业家担任组长，并确定由工商联驻会主席和各处室牵头协调各组的工作。各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组织各类活动，既可以及时传递和共享政策和信息，促进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也可以增进团结和友谊，提高企业家的组织意识。这种模式的实践成效十分明显。二是以志趣爱好为纽带成立各种联谊性组织。先后成立了高尔夫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女企业家沙龙、青年企业家商会等组织，通过兴趣爱好和共同话题把非公经济人士凝聚在一起，为沟通交流提供了机会和场合，也为非公经济人士身心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以实际需求为纽带组织开展主题性活动。如经常举办各种主题沙龙活动等，非公经济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愿参与，从中获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2．拓展“非正式沟通”的灵活渠道。青岛市积极拓展非正式沟通的渠道，把会议间隙、社交聚会、外出考察、企业调研、学习培训等都作为非正式沟通的平台，利用一切机会有目的地引导话题，传递相关信息。3．创新“非正式沟通”的信息载体。网络是深受科技型人才和青年企业家欢迎的沟通平台，也是运用最频繁的平台。青岛市针对这一特点，先后开通了非公经济人士QQ群、建立了短信平台，并把手机报的编报工作提上议程，搭建起非公有制组织与成员，以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渠道和途径，使政策解读、信息交流、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民意反映等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使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思想政治工作联动、协调发展。
（三）“非正式沟通”在青岛市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应用中存在的不足1．对“非正式沟通”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不够，过分依赖正式沟通。很多同志对非正式沟通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次，甚至存有片面认识。认为非正式沟通中餐叙就是和企业家们吃吃喝喝，考察就是带企业家们游山玩水。实际工作中还依然大量依赖行政工作手段来做思想政治沟通工作。尽管组织的规则和程序保障着沟通的权威性，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沟通的深化。这种由上到下的沟通视角，实质上是对非公经济人士一厢情愿的灌输，很容易使其产生抗拒心理，势必影响沟通效果。2．“非正式沟通”的实施者即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非正式沟通中，教育者面对的是一个教育群体，由于受教育者本身层次不同，情况各异，这就要求教育者本身要知识全面，灵活应对。这必然给教育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要保证非正式沟通的效果，增强教育者自身素质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非正式沟通亟待解决的问题。3.“非正式沟通”作为正式沟通的辅助效应不明显。非正式沟通是现代管理理论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沟通方式不仅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避免正式场合的拘束感和谨慎感，还能使许多长年累月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轻松的气氛下得到解决，减少团体内人际关系的摩擦。更为重要的是，它极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也更容易将他们的无限潜能引爆。但目前，青岛市对非公经济人士的非正式沟通工作还没有发挥出作为正式沟通的有效辅助作用，原因在于这一方式还没有发挥本身固有的积极作用，因而显得效果不佳。
二、“非正式沟通”在青岛市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推广与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对“非正式沟通”的正确认识非正式沟通不受层级影响，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具有无法禁止的特点。通过这种沟通途径来交换或传递信息，常常可以满足个人的某些需求。例如人们由于某种安全的需求，乐意探听有关人事调动之类的消息；朋友之间交换消息，则意味着相互的关心和友谊的增进，借此更可以获得社会需求的满足。这种消息对于组织成员来说，往往是他们最感兴趣可又是最缺乏的消息。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而且还要重视非正式沟通的现实存在。
（二）积极消除“非正式沟通”的负面作用非正式沟通是正式沟通的有效补充，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要尽量化解其负面作用。1.排除“非正式沟通”中传播谣言的根源。非正式沟通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多元，无法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小道消息、谣言是其中典型的两种。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往往带来不良后果。因此一旦发现要及时查找、排除传播谣言的根源，尽快明确表达组织信息，以消除组织成员的不安全感。2.提高组织成员的自身素质。加强提升组织成员的素质，提升其自律能力与判断能力，有效及时地识别小道消息的真伪，及时阻止谣言的传播。3.畅通正式沟通渠道。小道消息与谣言的传播，往往是因为正式沟通渠道堵塞造成。因此阻止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畅通的正式沟通渠道，一旦组织中有类似消息传播时，及时通过正式渠道真实消息，谣言自然就会得到有效排除。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生产以及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问题有过基本的设想和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而不是历史上的一次性行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度，更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知，个体小生产或私有经济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怎样利用外资，列宁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通过借款、租让制、与外资（外商）合办企业等形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者。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其中，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对后人的探索乃至今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思考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轮迹。由于历史的局限，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原因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内的经济类型。它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并且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一种私有制经济，不具有剥削性质；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外资经济，是指外国投资者和港澳台投资者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大陆建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自经营的经济。
（一）个体劳动方式的存在是基本原因
诚然，个体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是个量的概念，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个质的概念。能够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生产力，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变化，而是生产力量变到一定程度后，使生产关系所依存的实体形式即劳动方式发生变化，才能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所以，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不直接是生产力，但又离不开生产力，直接的决定作用是个体劳动方式。个体劳动方式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社会化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也就是说，不但是某些领域或行业基本上还是非社会化的生产，而且在基本上社会化生产领域或行业中，也还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其并存；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个体劳动方式不能存在的程度，个体经营的不少领域已经不完全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而是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与自动化，并越来越以现代化的技术为基础。由此可见，只要还存在个体劳动方式，尤其是独立型的个体劳动方式，个体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下去。
（二）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根本原因
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指在现阶段劳动力既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而是具有部分公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性质，在这两种所有中，部分个人所有是主要方面。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力的部分私有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要痕迹之一。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劳动力的归属问题，主要应根据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训练费用由谁支出来决定：如果这个费用是由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劳动力就应归个人所有；如果这个费用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支付的，那么劳动力就具有社会和个人双重所有的属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的自产费用和训练费用兼有国家支付和家庭支付两种形式，而且家庭支付占绝大部分。因此，劳动力的归属关系就不能不带有部分公有和部分私有的双重属性。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私营经济的产生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与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还呈现为落后性和不均衡性，在客观上，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同时发展，这就为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阶段，个体经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发展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客观条件。个体经营者还不愿意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个体工商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联合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农村，可以说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经济条件的动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自由购买。而能否自由地购买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是私营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资本只有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私营经济的生产过程才能正常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国对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改革，逐步给予了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进行要素流动的自利。从而推动了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效补充
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私营经济的财产组织形式更符合投资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施展个人经营才能的要求，而这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内在动因。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动因。只要客观条件还没有达到使其不能存在的时候，这一动因制约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就不会消失。特别是在现阶段，劳动还具有很强的谋生手段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个人经济利益在个人经济行为目标中仍然处于基本动因的地位。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对消费利益的追求必然转化为对财产利益的追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要对它们鼓励和支持，又要对它们进行引导。要放宽市场准入、创造良好环境、加以积极扶持，并且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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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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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研究述评
Abstract：Theresearchofthepolic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boutprivate-economyhadbeenpaidmoreattentionwiththedevelopmentoftheprivate-economy.Recently,theresearchwasmainlyaboutthechagementanddefinitionoftheprivate-economy,thehistoricalstagesofthedevelopmentofthepolicy,thehistoricalfactandhistoricalevaluation,etc.Eventhoughtherehadmanyperformances,therehadsomedefectessuchasthenon-integrity‘shistoricalresearch,etc.Weneedpaymoreattentiontothis.
KeyWords：private-economytheresearchofthepolicythestatementandevaluation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许多的相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可以划分为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和专题思想研究两个角度，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看，对基本概念或名词的界定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与探讨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名称也不尽相同，在相关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了这种历史演变。
从“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建国以前，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不存在，当然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最终“消灭私有制”，因此，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有关政策多是针对私有制。另外，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当时的经济形式划分主要为农业、手工业、工业，而工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要形式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时党的有关政策与文献中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可能出现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近几年有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名词来看，对建国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有关研究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等等名词，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历史的演变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我党对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有关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研究角度。
“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词义本身来看，显然是针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即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经济形式，而从反义词的角度来说，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应该是“私有制经济”，因此，使用非公有制经济而不用私有制经济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领域新的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各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涌现，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等，使得对各种经济实体的所有制界定越来越困难。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对私有制这个名词比较敏感，因此，在所有制理论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前，不能再简单地用公有制、私有制的形式来具体划分某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界定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非公有制经济表述为：个体、私营经济与合资经济。其后的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一界定，但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总体来说，众学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含义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持此观点者不同意把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民营经济，其理由是：一是中央没有民营经济的提法，提民营经济有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之嫌；二是民营经济内涵小而外延大；三是民营经济缺乏法律的规范，工商企业法只承认个体、私营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具体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它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但个体、私营经济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混合经营企业重的私人经济部分，国有民营和集体经济私人承包、租赁的经济形式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狭义上讲，人们习惯上把以个体、私营、独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称为非公有制经济。从广义上讲，所谓非公有制经济泛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各类集体公有制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
现在人们通过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对十五大报告及新宪法的学习，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渐趋一致，但一谈到它们的社会性质，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理论界仍是歧见纷呈，各执一说。
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二是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公有制经济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史补充成分，二者都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二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从总体上来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具体来说则具有二重性和可变性，关键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与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控制力加强。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其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在未来社会要着重建立个人所有制，未来社会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企业是私人所有制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第四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性的东西，哪一种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就依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理由是：1、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指国家实行一种经济体制，因此，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发，不能得出“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的结论。2、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质，组成部分和性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3、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阐明的是它的社会性质。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则是指建立在此初级阶段中的各种具体经济形式，其中既包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包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二者不能混同。4、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判断，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为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并且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矛盾的。（三）
在史学研究中，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还暗含有研究者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起点的选择和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多种多样，这说明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思考上分歧较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因此，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研究显然应该以党的成立为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有关的研究的起点主要有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相应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下面就以这两个起点为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关于建国以来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的历史阶段，有两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等几种观点，而其中较为多见的是三段论。
其中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是：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为对立论阶段，这一阶段强调绝对公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经济成分，因而急于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致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为补充论阶段，这一阶段由既不鼓励也不禁止到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由有益补充到鼓励发展，表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比较自觉的状态；从党的十五大以后为共同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把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引进制度内，这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消除了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顾虑和障碍，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保证。另外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为：把1949年到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扶植、利用、限制”的政策；把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第三阶段，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为“鼓励、引导、发展”。
两段论的划分方法为：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保护鼓励、根本改造到排斥消灭的演变，对国民经济起了促进、小挫、大锉、增速减缓等不同作用；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鼓励发展”再到“共同发展”的演变，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段论的划分方法是：1949年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用和限制阶段；1953年至1956年为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阶段；在1957年至1978年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被消灭；1978年以后，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又逐步得到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五段论与四段论的区别不大，只是把四段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已，这里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变化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两段论和三段论两种观点。其中两段论认为，从1979年至1990年为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为：生存空间狭小；总体规模发展速度快；单个规模小，经营管理不规范，存在问题多。从1990年至1999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有两个突出性的标志，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立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二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时期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还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段论的划分是：第一阶段为1978-1981年，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利用论”与实践中在高压下艰难起步；第二阶段为1982-1991年，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补充论”与实践中在夹缝中生存；第三阶段为1992年至今，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重要组成论”与在实践中的高度发展。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还有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三次历史性飞跃、三次思想解放等等角度的划分方法，但其实质内容与以上的观点大同小异、多有重复，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
（四）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指的就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结果。这里面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纲领、章程、政策、宣言，其中以各个时期的、每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为主线。二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其中以三代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为主线。
众多学者用来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研究的历史事实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的政策上：一是以中共“七大”报告为基础，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于这一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使得我国经济稳定、迅速地发展。其中涉及到的有关政策有：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1953年《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允许它发展多长时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却很难从这些政策中找到答案。二是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为起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体政策，一直延续到结束。在这一时期，尽管也有一些领导人在特定阶段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党的政策是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而且确实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起码是减速的作用，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政策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党的有关政策非常丰富，涉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历届党的中央代表大会的报告，、宪法的修改，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到“有益的补充”再到“共同发展”的发展过程，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五大的有关决议和报告是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研究的重点与中心。
（五）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这种历史评价既是研究的内容与视角，又是研究的结论与结果，没有历史评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政策是所有的学者有定论的，那就是期间和改革开放以后。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了上风，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实行了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认真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开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环节进行改革，逐步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给非公有制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
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上，主要研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另一个是对“三大改造”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正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三者并存的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体制似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或者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当前改革中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批评者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仅从理论上看上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而这两次转折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是反向的。目前，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三大改造”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分歧在于应该如何评价照搬“苏联的模式”，通过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三大改造”的策略步骤方面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目标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即便是在对于这种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等等方面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别。与此相关，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有三种：一是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认为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认为这是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甚至有学者将这项思考上溯到百余年的中外社会经济思想史，认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没有摆脱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六）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目前还未见到有将党的80年历史进程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完整分析与研究的论文或专著，特别是缺乏对建国前的有关政策的研究。可能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研究重点只在于我们掌握政权、领导经济建设之后，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样就使得研究缺乏逻辑上的完整性，对历史原因的挖掘不深刻、不彻底，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与总结的说服力不够。
二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这样就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使得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一是将80年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看作一个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描述出政策发展的一个整体的历史轨迹，侧重于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充分展示政策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二是深入挖掘政策背后的历史原因、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充分展示历史背后的深层因素，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加以综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对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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