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以儒家的思想观、道德观和哲学观为基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自然的、感性的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顺从性和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使得它不会对外形成文化侵略和扩张，不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两种文化由于其迥然相异的特点，在国际接触中，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增强各自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
2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
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中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3.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中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3.2充分发挥道德优势
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西方文化利己虚伪性相比，我国儒家文化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国文华的自身道德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加快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中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结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对于二者的关系相继提出了几种学说: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又提出了互补说、改造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争锋，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学者们日渐认同综合说、融合说、互补说，这些学说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及需要。第一种是“对立说”。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是绝对不相容的。二者在时代基础、社会基础、民族基础、阶级基础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二是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3］。三是一些新儒学代表站在维护儒家文化的立场或者政治立场上，尤其是蒋庆提出了“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4］，鼓吹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应以现代新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并存说”。该学说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主体价值在国家治理上可以二元并存［5］。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或终极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规范着伦理道德，支撑着精神信仰。二者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平行或并重放置。第三种是“综合说”。该学说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把“中、西、马”进行有效融合，实现“三流合一”，在理论构建上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文化对立的混乱状况，加强“中、西、马”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融通，走文化综合创新之路［6］。第四种是“融合说”。学者们对此学说达成较大的共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许多一致、相通的地方，两者可以较好地融合。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7］。邵龙宝认为相通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8］。第五种是“互补说”，也称为“会通说”。该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具有许多相容、相通、相补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融相济，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双向共同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要求。”［9］二者之间存在着“会通”与“超越”的双重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会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传统文化”。二者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可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必要性研究
在阐明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其结合的必要性分别从历史的、现实的、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经过对“中、西、马”三种理论的应用对比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革命热情适应了中国变革图强的需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二)从现实社会治理角度看必然性
现代中国出现了诸如文化迷茫、信仰多元化、价值取向混乱等问题，同时现代西方社会也暴露出了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在精神文化上进行新的构建，儒家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如郭建宁认为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等精神方面，在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盛行方面，在缓解三大紧张关系方面，都能展现出其他学说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必然性
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主流文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0］。对此我们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要着力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共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和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诸多相似、相容、相通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七个方面，即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11］二者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方面具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二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的实践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三是关注人。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四是社会理想方面。大同世界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它们都是社会民众的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二者的契合处体现在高度理性的社会精神生活追求，实践至上的社会价值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态度，人性层面的东西文化的互补。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体现着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异性［12］。牟钟鉴则认为二者的相异性表现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同［1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和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
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上还存在一些争执。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要把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明确大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1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和现实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并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但是一些新儒家学者则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把儒学当作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6］。这些主张明显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我们须加以警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途径
关键词：中医 哲学思想 体育文化 酒文化 茶文化 养生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1-0058-04
中国养生文化源远流长。《管子》提出“食莫若无饱”的节适有度的原则。《论语》中提出“知者乐，仁者寿”的观念；《老子》提出“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念；《庄子》提出“无用”的养生观；《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原则；华佗发明“五禽戏”……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
1 中医药食同源的思想与养生
“药食同源”，又称“医食同源”，是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思想，认为许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食物不仅可以饱腹，也可以治病。
王学泰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指出“中国古代医学源于饮食，神话传说中神农氏不仅是教人种庄稼、树百谷的农业之神，而且还是医药的发明者，是华夏民族的药王”[1]。中国古代神话如《搜神记》《淮南子》记载了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的神话。另外，《山海经》也有柢山“有鱼焉……食之无肿疾”、另有青丘山 “多赤p……食之不疥”的传说。从这些神话和传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胜疾病的乐观精神和朴素的食疗观。
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祖先们在与自然界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食疗养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通过典籍的形式记录并传承到后代。《周礼》总结：“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周礼・天官・食医》）”，这些养生直到今天还备受推崇。《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黄帝内经素问・藏气发时论篇》）”，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是中国传统饮食结构，古人主张通过日常饮食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被后人称为“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所以提倡“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的治病原则。孙思邈的著作为食疗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历代皆有食疗专著，如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唐代昝殷《食医金鉴》、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金代李杲《食物本草》、元朝吴瑞《日用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明朝卢和《食用本草》、明朝宁原《食鉴本草》、清代章穆《调疾饮食辨》等。
到了近代，人们把这种将传统医学知识和烹饪经验结合的一种食物赋予新的名字――药膳，将食疗养生提高到新的高度。药膳是食物学、药物学、营养学的有机结合和实际应用。中国药膳以中医理论原则为依据，使用可食用、无毒、能补、 无相反作用的中药，配合普通食物，通过烹制，使之具有一定的色、香、味、形，且有延年益寿、健体强身和祛病功能的膳食[2]。药膳既是中医中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近年来，我国的药膳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在菜肴里广泛应用，而且延伸到各种酒类、糕点、糖果、小吃中。各地药膳餐厅也相继开设。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1995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药膳研究会，开展药膳理论与实践研究，并组织编写出版药膳专著，如《中华精品药膳》《美味药食谱》《中国药膳理论与实践》《中国药膳辨病治疗学》等。2016年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重大任务，包括药膳在内的各种中医养生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治“未病”思想
治“未病”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一种提前预防疾病的观点。但如果“夫病巳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得病了之后再治疗无异于口渴了才挖井、打仗了才铸炼兵器。这种“未雨绸缪”的思想早在《诗经》里就出现过了，“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经・豳风・鸱^》）”。具体到日常饮食起居，则要顺应一年四季时节，春天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天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冬天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春夏秋冬，顺应四时，或早起或早睡，去寒就温，清肺气，养精蓄锐，修养身心，以治“未病”。
要治未病，除了调和平常饮食起居之外，德行的修养和内心的宁静也很重要，《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记载“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德行修养能让内心宁静，从而百病不生、无祸乱灾害，所以养性则能治“未病”。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治未病”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医院设置了“治未病科室”，解决人们的亚健康问题。所谓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准[3]。为了让人们更好认识亚健康、解决亚健康问题，中华医药学会出版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指导和规范亚健康研究及干预的文件。
3 中国古代文化与养生
3.1 饮食节制与养生
古人讲究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对身体有害。《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开篇即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长命百岁之人都顺应规律、节制饮食、作息规律，若没有节制、不讲作息，则会“半百而衰也”。
到了明清时期，茶疗之风盛行。“茶疗的内容、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不断有所发展。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被一一推出。如至今仍在广泛习用的‘午时茶’、‘天中茶’、‘枸杞茶’、‘八仙茶’、‘姜茶’、‘五虎茶’、‘川芎茶调散’、‘莲花峰茶’、‘川芎茶’、‘仙药茶’、‘珍珠茶’等等，均系出自明清时代，而茶疗的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内伤各科及养生保健等[17]”。这一时期，记载茶疗的医书也颇多，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陆树声《茶寮记》、高濂《遵生八{》。另外，清朝宫廷“代茶饮”也十分盛行，陈可翼等所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18]记录当时有15方之多。
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不断被发现、被应用，茶疗趋于成熟。近年来，各种各样的茶疗方应时而出，如防治肝炎的 “绿茶丸”、治疗胃病的“舒胃茶”、治疗糖尿病的“宋茶”、治疗感冒的 “银翘茶”、治疗头痛的“天麻茶”、“决明茶”、治疗咽喉炎的“润喉茶”用于减肥的“乌龙减肥茶”等。除了大量茶疗方的开发，茶膳也得到发展。所谓茶膳，即用茶入馔，配合其他食品原料制作成为菜肴、面点、粥品、汤羹之类的食品。近年来，茶膳的种类越来越多，郭志刚等[18]统计，目前包括传统茶膳在内的茶菜肴、茶面点、茶粥羹等近200种之多 。
6 中国药酒与养生
酒与药物的结合是中医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方面的一大创举。 药酒是中国养生文化不可缺少的。所谓药酒，是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体。
《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论述了酒与治病的关系。醪醴，即酒，“必以稻米，炊之稻薪”。酒是用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做燃料酿造而成，醪是浊酒，醴是甜酒。最初酿造的酒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治病养生的，“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汉书・食货志》也说：“酒，诸药之长也。”名医华佗曾用酒充服用“麻沸散”，用以“刳破背腹”等外科手术，《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中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有中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在名医华佗为其刮骨疗伤时，关云长谈笑自如、喝酒吃肉。在古代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酒能起到部分麻醉的作用。酒的药用，《神农本草・序录》也有记载：“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先人就发现有些药适合用水煮，有些药适合用酒浸渍，有些药适合用膏煎。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药酒得到长足发展 。明朝李时珍几乎是“百病用酒”，其著作《本草纲目》用了大量篇幅，列举了数百种病症的主治药。另外，“明代宫廷则建有御酒房，专造各种名酒，尚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当时，民间作坊也有不少药酒制作出售，如惹苗酒、羊羔酒。还有一些都是人们自酿自饮，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营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酒……其中有不少就是药酒”。“清代，远在乾隆初年，就以‘酒品之多，京师为最’之说，当时出现了一类药酒店用‘烧酒以蒸成’的各色药酒。因以花果所酿，故此类酒多以‘露’名之，如玫瑰露 、茵陈露、山植露、莲花白等等，其中不少药酒具有‘保元固本，益寿延龄’之功……当时在清宫佳酿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药酒，如夜合枝酒，即为清宫御制之一大药酒[20]”。
近年来，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养生的重视，药酒酿造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还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药酒的生产更加合理科学，药酒使用范围更加广阔。如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的“糯米酿酒”、“姜蒜柠檬酒”；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的“桑菊酒”、“蔓荆子酒”；用于治疗咳嗽的“桑白皮酒”、“雪梨酒”；用于治疗哮喘的“红葵酒”、“小叶杜鹃酒”；用于治疗汗症的“黄芪补气酒”、“四味当归酒”；用于胃痛的“丁香煮酒”、“山楂桂圆酒”；用于治疗便秘的“三黄酒”、“蜂蜜酒”等等。
7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要把握中国的饮食文化必须从修身养性、中医思想、体育保健、饮食起居等方面着手，既不能忽略历史进程，又必须把握时代脉搏。
参考文献：
[1] 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05.
[2] 杨洋.食药同功――药膳的起源与发展[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6（13）：17.
[3] 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
[4] 曹顺庆.中华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5.
[5] 曹顺庆.中华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7-18.
[6] 游建西.论老庄养生哲学[J].宗教学研究，2006（1）：17―21.
[7]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0.
[8] 任俊，等.冥想使人变得平和――人们对正、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反应可因冥想训练而降低[J].心理学报，2012（10）：65-74.
[9] 梁恩贵、魏燕利.五禽戏之文献传存与功法流变新考[J].道教研究，2012（2）：84-89.
[10] 包来发.八段锦简史[J].中医文献杂志，2001（2）：37-39.
[11] 周伟良.《易筋经》的作者、主要版本及其内容流变[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45.
[12] 朱毅，等.五禽戏早期干预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影响[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6）：109-112.
[13] 伍艳明，等.八段锦养生法对糖尿病前期的干预作用分析[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5-8.
[14] 龚利，等.推拿功法易筋经对老年骨骼肌减少症患者等速肌力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9-62.
[15] 孙林峰，等.养生功六字诀调治腰痛病原理浅析[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5（3）：75-77.
[16] 伍仁福.中国茶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5.
[17] 伍仁福.中国茶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
[18] 陈可冀.慈禧光绪医方选议[M].上海：中华书局，1981：11.
[19] 郭志刚，等.香茗入馔亦佳馐――古今茶膳饮食文化研究[J].饮食文化研究，2006（3）：110.
[20] 陈煜.中国药酒的起源和发展[J].江西中医药，1994（2）：48-49.
一、饮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都是这样。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古书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以这个标准来论: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的美国式的文化)可以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人生两大欲望:一是吃喝,使自己得以生存;一是男女,使人类得以传宗接代,繁衍发展。对待这两者华夏更注重前者,西方则倾向于后者。这也影响了文化的走向。
在华夏文明中,饮食的确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以至艺术理论、文学批评,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从那里借用概念、词汇,甚至获得灵感。古人云:“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是传统政治哲学精粹之所在。儒家认为民食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孟子的“仁政”理想在于让人们吃饱穿暖,以尽“仰事俯畜”之责(也就是上可以侍奉父母,向父母尽孝;下可以养活妻儿),甚至儒者所梦想的“大同”社会的标志也不过是使普天下之人“皆有所养”。
重视“吃”从表面上看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人类的童年时代都是用“口”来面对世界的――初生下的婴儿用的最频繁的可能就是“口”了,抓到什么都往口里塞。但中国文化特殊性在于“吃”对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存在于潜意识中。这点从大众语汇的构成亦可看出。“吃”(或文言中的“食”)被赋予各种感彩。上世纪初,国人把信天主教称作“吃洋教”,把当兵叫“吃粮”;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的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为“吃了一只洋火腿”;四十年代,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谚;其他如被打嘴巴叫“吃耳光”,被冷落叫“吃闭门羹”,被人趋奉追捧叫“吃香”,一往无阻、非常走红叫“吃得开”,受到损失叫“吃亏”,得到好处叫“吃到了甜头”,衣食有余叫“吃著不尽”;文言一点的把承受祖宗余荫叫“食德”,把不讲信用叫“食言而肥”。“吃”无所不在,无往不通。总之,凡有所得都叫作“吃”,仿佛东西只有到了自己的肚子才是最合适的去处,才最使自己安心。这些说明了“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对我们深层意识的影响。
二、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
吃饭分主食副食、用“炒”的烹饪方法、有自己命名菜肴的方式……这些有形的特征,使中国饮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比如我们吃饭分主食副食,连食品店也分成“主食厨房”、“副食商店”。这一点在欧洲就不明显。1980年作为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设国宴宴请,共有七道大菜,其中有一道是“鸡蛋炒饭”,这令中国人很奇怪:明明是主食怎么算一道菜呢?我们这个主副食观念还不是现在有的,早在先秦就有了。《黄帝内经》就有这样的句子“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粮食被视为主食,而“果”(水果、干果)“畜”(肉类)“菜”是副食。而且主食的地位高于副食,这虽然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有个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孔子家语》中说有一次孔子陪着鲁哀公吃饭,侍者端上了桃子和黍米饭。孔子先吃了米饭,再吃桃子,记过左右侍者皆吃吃掩口而笑。鲁哀公对孔子说:先生,黍米饭是用来擦拭桃毛的,不是吃的。孔子说,我知道,但黍米是“五谷之长”,是可以用来祭祀祖先的上等祭品,而常用的果品共有六种,桃子的地位最低,祭祀也用不着它。我听说只能用低贱的东西擦洗高贵的东西,没听过用高贵的擦洗低贱的东西。可见饮食不仅有主副食之分,而且主食高贵,副食低贱(不是指价格,而是指地位),这是西洋饮食文化中不能想象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统治者头脑中有,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有。解放前北京人如果吃窝头炖肉,就会有人说:“啊,这是奴欺主”!北京食谚中就有“宁教主欺奴,莫教奴欺主”的说法。
还有一个明显差别,这就是“炒菜”,或者说是烹饪方法中“炒”。不仅欧美没有“炒”(西洋烹饪中saute实际上是指“煎”,有的译作“炒”是不准确的),就是日、韩这些汉文化圈中的民族也没有“炒”。炒最初的含义是“焙之使干”(其声音如“吵”,故名),后来才专指一种烹饪法。它的特点大体有三:一是在锅中加上少量的油,用油与锅底来作加热介质,“油”不能多,如果多了就变成“煎”了;二是食物原料一定要切碎,或末、或块、或丝、或条、或球,然后把切成碎块的各种食物原料按照一定的顺序倒入锅中,不停搅动;第三才是根据需要把调料陆续投入,再不断翻搅至熟,也就是说食物是在熟的过程中入味的。“炒菜”包括清炒、熬炒、煸炒、抓炒、大炒、小炒、生炒、熟炒、干炒、软炒、老炒、熘炒、爆炒等等细别。其他如烧、焖、烩、炖等都是“炒”的延长或发展。
在炒菜张大以前,人们下饭主要靠“羹”。古代烹饪中谈到调味肴馔首要是“羹”。先秦、特别是战国以前,人们常用的烹饪法就是蒸煮炸烤。用这些烹饪法制作出的大块肉食大多是不入味的。孔子有两句最著名的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厌精”好理解,米舂得越细越好吃;“脍不厌细”就不好理解,为什么肉切得越薄就越好呢?历来注家很少说清楚的。原来那时煮熟的大块肉(脍)没味,要蘸酱吃,那时酱的品种有上百种之多,不同的肉还要蘸不同的酱,所以孔子说“不得其酱不食”。因为要蘸酱,所以只有切得薄才能入味。羹是要调味的,测验一个人的烹饪技巧首先也是看他会不会调制羹汤。因此唐代诗人王建咏《新嫁娘》的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结婚三天后婆家要测验新娘子的手艺了,可是对“味”的理解的主观性很强,所以才要拉拢一下小姑子,婆婆爱吃咸,还是爱吃甜?了解了婆婆的食性才好把握调味的分寸。有了炒菜,羹在中国人饮食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粤菜除外)。现在炒菜是测验烹饪技术的主要依据了。而且现在的“汤”要比古代的羹稀了好多。
另外,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在食物的命名中很有特点。清代美食家李渔曾说:“食以人传者,‘东坡肉’是也。卒急听之,似非豕之肉,而为东坡之肉矣。噫!东坡何罪而割其肉,以实千古馋人之腹哉。”“东坡肉”,乍一听仿佛是坡的肉一样,其实是指苏轼所发明的对猪肉的加工方法。这类的例子很多。如以元代大画家倪瓒传“云林鹤”,以清代学人潘祖荫传的“潘先生鱼”,以解放初教育部长马叙伦传的有“马先生汤”等等。而西洋就不会有“华兹华斯肉饼”“丘吉尔布丁”之类。
中国饮食中这种有形的特征还有很多,总之从这些大家很熟悉的表面特征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饮食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三、中国饮食中的思想精神
古代所说的“天人关系”,不仅在祭祀中有所体现,还表现为中国人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阴阳五行”的思想,使我们把味道分为“五味”,甚至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纳入“五谷”。“中”、“和”的思想也成为烹饪的概念。因此说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
古代所说的“天人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讲“天道”与“人道”,从而把“天人合一”看作是讲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依存道理的。实际上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往往是指“天”有意志,它通过天子支配人事,人要顺“天”以感动天意。祭祀是人感动天的手段之一。“天”包括极其广泛,神鬼也是“天”的一部分。神源自天,只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所以神又可称作“天神”,人死为鬼,鬼者,归也,所以死也称作“归天”。中国人以饮食侍奉鬼神,也是搞好人天关系的一项内容。国人认为人死也和活着一样,需要享受,于是便通过食物来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西洋人悼念亡者有一束鲜花就可以了,中国人不成,事死如生,活人吃什么,祭祀死人至少是同等待遇(一般还要高一档)。古代祭祀鬼神都有食物,而且根据鬼神的贵贱及祭祀者与鬼神的亲疏关系和对他企盼的大小决定祭祀食品的丰俭。这完全与老百姓对付贪官污吏一样,因此,有学者说祭祀不过是人对鬼神的贿赂。战国时齐国的淳于髡见一农夫拿着一只猪脚、一杯清水祭天,祈求五谷丰登、积谷满仓。淳于髡加以嘲笑,认为农夫企望太高,而供奉太薄。祭祀中人们感到祭品(主要是食物)是人和天的联系物、甚至认为它是鬼神曾经光顾过的(鬼神食后的剩余),因而把祭祀食品神圣化。直到清代,满人仍然把“祭于寝”的白煮猪肉称之为“福肉”,亲贵大臣以能分到一块而为荣耀(叫做“吃克食”)。当然这只体现了浅层次的饮食生活中的天人关系。许多民族的童年时代都会有此奇想。
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而“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创新文化，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永续发展。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价值向度;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新型文化，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前提和思想基础;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保障人权和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善民生，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使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更加优美、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走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要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要求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倡导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价值观，要求在发展过程中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创造山青、水秀、地美的人居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反对走“为增长而增长”“为发展而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主张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它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的先进文化，是增强我国国际生态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要求;它是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文化，是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精神基础，符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永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向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人自由全面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把中国5000年灿烂文明和工业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纵观人类历史，社会文明形态的转换决定着社会制度道路的更替:渔猎文明形成了奴隶制度，农耕文明造就了封建社会，机器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兴盛。18世纪中叶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克服生态危机理应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动力。然而，生态文明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它们运用长期积累的强大资金和技术优势，建设环保产业，净化废弃物，使环境得以改善，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因而缺少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性;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产生活方式，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发展定势，一时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受到了众多因素的掣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转移生态成本，转嫁生态危机，因而缓解了其国内的生态危机［4］。当前世界文明的发展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阶段，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用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够率先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文明基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
近现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它将认识对象设想为孤立的静止的非生命的存在，具有简单性、还原性、因果决定性、袪魅性和非有机性等特征，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为割裂，虽然它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深刻性和精确性，但却只是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机械性的方面，而没有反映它们非机械性的方面，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将自然看作人类认识、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持的自然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主义地看待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态度，把自然看作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制的对象，导致对自然采取非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方式。还原论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就能彻底认识事物，导致了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即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而不重视综合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自然观、价值观、方法论基础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认识，只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性、确定性、还原性、因果性等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因果规制了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作为知识基础转化为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使得工业生产具有简明性、线性、因果关联性、确定性等特点，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等特征。当具有这种认识特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应用于改造具有复杂性、随机性、有机整体性、非因果决定性、返魅性特征的自然时，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相违背，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界无限的控制力、征服力，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统治性，人类运用现代科技这一空前强大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身却被置于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生存危机之中。因此，追求控制力、征服力的现代科技必须实现向理解性、调适性、环境友好的生态科技转变，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无论其自然观基础，还是价值观、方法论都与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们以系统自然观为基础，整体性原则是其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它们把研究对象看成由各个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组成的动态系统，在研究自然事物时总是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放到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复杂性、非线性、随机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比如，生态科学研究的是由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替为主要内容的生命系统，是自组织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的有机整体;环境科学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探索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统一关系，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系统科学则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自然事物的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和系统演化，强调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生命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的自组织发展，系统的演化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成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它不是一架机器，自然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持的价值观。依此，自然界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割的对象，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都是不切实际、妄自尊大的幻想，人类应当树立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整体论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认识事物应当着眼于整体，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放到系统之中，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重视系统分析，更重视系统综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各个构成要素最优，而是系统整体功能最佳。例如，在研究人体某一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人体系统的一部分，在研究人类经济系统时不要忘记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研究事物，我们就不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遵循市场规律，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自己的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思维原则和行动规范，是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在中华文明土壤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的文化。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并非抛弃传统的全新“创造”，而是在承继传统基础上的“开新”，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或曰社会主义化。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许多优秀传统生态思想与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对于当代我国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普适性价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比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人与天地一物也”，主张“民胞物与”“无以人灭天”，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思考，这与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观念截然不同，其价值指向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如，“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天地之大德曰生”，主张对自然万物施以道德关怀:“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要求爱护自然、保护资源:“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这种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理念，与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恰恰相反，体现出对自然浓厚的伦理关怀。再如，“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思想，强调“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量入以为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要求“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林”，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这种倡导尊重自然节律、取之有节、用之有度、节制欲望的思想，与当今日益泛滥的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迥然有别，体现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家训是中国古人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它记载了古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百姓之家皆有家训，其著作者有的是文韬武略的帝王，有的是名臣贤将，有的是宿学通儒，家训是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所感所悟而撰写的，他们在立身处世、持家治家、为政治国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2．对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的启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因此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意义。人在此社会中生存，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中把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最重要的关系称“五伦”，其中的父母、夫妇、兄弟“三伦”涉及家庭关系。历代家训都重视对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都有对后人如何保持严谨家风维持家庭和睦有序的训诫。司马光所撰《温公家范》就明确详细指出了一个人在父母、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定位以及应尊崇的道德礼制。家范中司马光通过大量的事例讲了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兄、为弟之道，以礼治家，形成“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家庭风貌。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