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2:17
序论：在您撰写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培养人才，提升公益文化服务的软实力
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1、创新思想理论，发展审计文化。所谓创新，就是要把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新观念、新道德作为审计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核心，与时俱进，为我所用，推动审计文化的发展。党的十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计署提出了“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核心价值观。两个“核心价值观”，是统一的，是融合的，是包含的。发展审计文化，必须统一这些理念，融合这些思想，弘扬这些精神，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培育和践行这些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一种共同追求，根植于灵魂深处，内化于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素养。
2、丰富文化载体，展示审计文化。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要广泛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传媒，展示审计文化，要逐步全面开放，根据审计文化的发展需要，设立丰富多彩的频道和栏目，要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向发展，要满足审计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需要。
3、科学规划建设，推动审计文化。审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把审计文化建设纳入审计工作整体规划，整体建设，整体发展，同审计任务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总结、同表彰。努力探索审计文化建设的规律，制定出与审计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审计文化建设短、中、长期规划，切实从人、财、物上做好充分准备和投入。
4、提高社会参与度，宣传审计文化。审计工作是综合监督部门，审计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离开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和被审计单位、社会有关方面的理解，审计机关是很难履行职责、发挥监督作用的。提高审计文化建设的社会参与度，能让社会更加了解审计，认知审计，支持审计。审计机关决不能关起门来搞审计文化建设，应当切实提高审计文化建设的开放度，努力把审计文化建设溶入社会文化建设之中，加强与相关行业文化建设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1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低碳经济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带领下，我国的经济也在逐渐实现转型，而这种转型对环境安全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中来。旅游业作为嗅觉最灵敏的行业领导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随着人们出行观念的改变，低碳旅游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经济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发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体的概述，接着对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够改变当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现象。
关键词：低碳经济;茶文化;旅游
当下，旅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与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而与之前的传统旅游方式相比，现在的人们却愿意选择更节能环保的方式。作为节能减排的代言人，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引领了一股新的旅游风潮，在低碳经济理念下，旅游业变得越来越绿色环保。而低碳旅游的发展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生态化的旅游乐国，它不仅能够让人们看到恬静的茶园景色，也能够加深人们对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将会为经济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1低碳经济与旅游的关系
1.1低碳经济概述
20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首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与之前只顾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低碳经济将环境保护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经济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识高度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经济模式的实施也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表明了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决心。可见，低碳经济不仅是某个人的事情，或者某个组织的事情，它更应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达成的共识。在全球化经济融为一体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改变某些国家对这方面认识的不足，提高他们对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的意识。
1.2低碳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的影响下，旅游业也迅速的改变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生态的发展模式前进。在有限的全球资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利用也成为时代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数。因此，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理念也为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将低碳经济引入到旅游业中，也必将为旅游业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2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当地茶叶资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整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为人们打造的一个更为贴心和环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业，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自然的生态环境，而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开始着手筹建新的发展项目，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活动，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无论是在重要的商业密会还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会友的习惯。可见，茶文化早已经深入到我国人民的心中，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叶为主线，结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不仅能够大大的增加当地的经济，更能促进当地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促进茶文化的弘扬。而茶叶生长的环境大都温度适宜，环境优美，这些先天性的条件也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同时，茶文化的内涵也为当地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都为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条件。
2.1合理配置：科学设计茶文化旅游的路线
对于旅游业而言，旅游路线的规划往往直接决定着旅行的舒适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路线的规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制定合理的路线，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每个城市茶文化的特点，才能够利用这些优势打造专属的特色。中国地大物博，与茶有关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土壤环境的不同，茶叶的味道也各有千秋。为了凸显当地茶城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对当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的配置。在设计茶文化旅游路线之前，我们要对茶城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调查，包括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其次，我们要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的搭配，并进行进一步的修饰和删减，当然，这其中涵盖着可能对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项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坏当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项目之后，我们才能打造一条低碳环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而适度的开发机制也是维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长久发展的前提。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对茶文化旅游区的开放程度进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测试，才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路线的优化升级。
2.2主打特色：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
在旅游中，旅游产品的开发至关重要。茶叶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标配，成为了带动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与茶叶有关的药品和保健品业已经成为旅游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当然，在研发与茶叶相关的新产品中，我们一定要将绿色安全、低碳环保放在首位。因此，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我们也要对产业链进行严格的把关。同时，在包装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资源的浪费问题，特别是包装纸的运用。践行低碳节能的发展理念，使用循环可再生的材料作为茶叶包装，突显旅游产品的茶文化特色。当然，同花哨却毫不实用的包装纸相比，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实用的材料。所以，绿色节能的茶叶包装更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还开发了茶文化生态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题，能够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游客前来游玩。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下，有的茶城还将当地的茶叶制成低碳茶饼，不仅方便收藏，更能够吸引游客的兴趣。可见，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的专属茶文化特色，更能为游客量身定制专属的旅游路线，为他们留下愉悦环保的旅游体验。
2.3保护底蕴：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内涵
旅游中真正打动人内心的绝不仅仅是美食的诱惑以及别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所赐予的文化优势。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与色彩绚丽的服饰相比，更让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可见，文化内涵能够为这个城市建造坚不可摧的城墙。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这些不仅能够牵动人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更能为我们带来精神上以及心灵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强烈的印记，而少数民族自然的生活状态也能够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让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题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够让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让这些尘封起来的传统文化重新被人们熟知，这对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侨香风情，文化圣海，人们在获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获得了心灵上的低碳享受。
2.4贴心服务：营造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
传统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诟病正是因为大量的被迫消费。强制性的消费行为不仅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也使得旅游的质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经济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变传统高消费给人带来的感受。在低碳经济的引导下，茶文化旅游应该是轻松自由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体验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贴心的服务不仅能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园美景之中，更让人们不受强制消费的迫害，有了欣赏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创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对外宣传的平台之一，在当前的社会媒体中，仅靠电视以及网络等新媒体往往不能够让人们全面的了解当地的茶文化，只有亲身进入到当地，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发现茶文化的韵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应该注重打造自身的专属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强对茶叶质量的监测，打造家喻户晓的茶叶品牌;注重茶叶食品的开发，为人们献上风味独特的茶餐饮。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够为茶城不断积累名气，也为茶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通过一个品牌了解一座城市，这才是茶文化旅游对于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礼。而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才能让人们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体验，才能够让每个人成为城市的发言人。这种力量要比广告强得多，通过亲身经历建立的信赖提升城市形象，从而让茶乡的知名度愈来愈高。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的引领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应该深入的挖掘当地茶文化的内涵，构建合理的旅游路线，搭配自由轻松的旅游体验，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够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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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2
茶叶节发展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思考
摘要：茶叶节是茶产业的经贸交流活动，也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对茶叶节进行了介绍，然后对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能够对茶文化旅游领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茶叶节;茶文化旅游;经贸展会;茶乡经济
文化旅游业是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对于茶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讲，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体，是一种新型旅游业。茶文化旅游业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业的品质，同时也借助旅游业的形式给当地的茶文化交流创造了许多机会。由于茶叶节主要是针对茶叶经济贸易展开的，所以茶叶节中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们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提升茶叶节的文化意蕴，将茶叶节的发展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
1茶叶节概述
茶叶节事实上是茶文化和茶业发展的产物，是茶叶行业的大型经贸活动，是茶企茶商贸易交流的平台。茶叶节的开展不仅针对茶商和茶企，其还为喜爱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茶叶节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和特色茶乡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茶乡及该地茶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对茶产业快速的发展，茶乡经济的兴起有着较大的帮助。我国有着许多茶区，这些地区有着举办茶叶节的经验。比如说，凤庆县就曾经举办过21届的茶叶节。由于凤庆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因此该地区举办的茶叶节也吸引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参展商的前来，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凤庆县茶叶的知名度，同时还使茶叶贸易变得更加频繁。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展会，比如溧阳茶叶节等。国内茶叶节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且极具文化意蕴。此类大型茶叶节的举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2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茶文化旅游属于文化主题旅游，旅游者在茶区可以欣赏茶园风景，体会茶区文化百态。当然，旅游者参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为了欣赏茶文化的魅力。茶叶节是茶文化与现代经贸相互融合的产物，茶叶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对于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帮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开展茶叶节时茶文化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要是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就会使茶文化旅游开发受到阻碍，这对于茶区经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叶节中的茶文化内容不突出
国内一些产茶区开展了茶叶节，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茶文化交流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虽然茶叶节对于茶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区在举办茶叶节时忽略了茶文化内容的导入，这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一些茶区举办的茶叶节主要只注重展会活动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广和宣传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叶节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游客的减少会给当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最本质的文化意蕴，就极有可能给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创。
2.2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明显
茶叶节不仅仅是茶业产区的重大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种理念下，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文化兴旅”等。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出发，经济效益应该与文化效益齐头并进。就国内茶叶节相关资料记载分析，很多地区的茶叶节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化价值，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茶叶节并不能对当地茶文化旅游业的开展起到任何帮助。事实证明，茶叶节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导入，就会使当地茶品牌的美誉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使游客的数量减少。
2.3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
就有些地区的茶叶节情况来看，前来茶叶节参与文化经贸交流的茶叶展商主要为该地区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茶叶并没有登上其他地区茶叶节的舞台。这些因素都是对当前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的有力证明。那么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前茶叶节的宣传力度缺乏?”茶叶节的宣传力度低，主要可以归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叶节组织单位的投入资金较少，使得茶叶节的规模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规模自然也较难换来宣传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叶节中茶叶市场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这给茶叶节的举办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茶叶节的推广效果。第三，茶叶节通常作为展销活动开展，这就是茶叶节的参展对象，主要集中在茶叶参展商领域。很显然，参展商的人数较少，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
3.1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
茶叶节是茶叶展商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很显然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很多行业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对茶叶节文化价值的不重视会使茶文化旅游的质量大大降低。该地应该在确保茶叶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提升茶叶节的文化价值，确保茶叶节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当然，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茶区经济的兴起，同时还能够提升茶区知名度。
3.2注重茶区特色品牌开发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品牌优势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直接将品牌开发作为公司头等大事，因此品牌优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区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就是该地的茶叶，要是茶叶的质量都不过关，或者茶叶毫无口碑，那么该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茶叶是茶文化旅游开展的基础所在。茶区应该重视特色茶叶品牌的开发与打造，并学会利用品牌优势提升茶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优势与产业链的形成是相关联的，茶区管理人员应该借此积极打造特色茶叶品牌，通过推广和宣传有效提升茶叶品牌的口碑。
3.3多层次开发茶区茶文化
事实上，茶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中层次茶文化资源和低层次茶文化资源。其中，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指的是茶艺表演，比如采茶戏。中层次的茶文化资源主要包含茶文化习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物质范畴，比如茶具和茶园等。传统的茶文化开发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层次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业产业链的发展。开发者应该注重茶文化的多层次开发，在开发中低层次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兼顾高层次茶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
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而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将茶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茶文化相结合，塑造出适应茶人与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环境。当然，开发者在营造茶文化氛围时不仅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应该在环境中导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间休闲功能的开发，使游客更好的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围的营造需要充分考虑茶文化要素，确保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天人合一”的乐趣。
3.5有效结合其他旅游形式
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茶文化旅游领域而言，茶文化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属于与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茶乡地区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而应该有效结合茶文化旅游形式与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说，要是该茶区有着夏日清幽的特点，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该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乡地区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产，比如我国景德镇地区具有丰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开发者就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与陶瓷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旅游形式的结合对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
茶叶节存在宣传力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区经济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针对该问题，开发者有必要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首先，茶叶节组织者应该增加资金投入，延长茶叶节的举办时间，不断丰富茶叶节的内涵。其次，还应该注重解决茶叶市场管理漏洞，给茶叶节的开展扫除障碍。再次，还应该将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通过茶叶节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档次，并通过游客推广和宣来提升传该地的茶文化和茶叶品牌。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许多问题，茶区管理者应该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和茶区特色品牌开发，同时也应该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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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仅仅是文学问题,其背后一定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论文。研究异国形象,文化问题总是作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义和原因出现的。事实上,异国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创作者对一个不同文化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同时又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言说,它涉及人物、物质精神生活、观念思想等。形象不仅展现了与本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传递着形象建构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确提出形象学的研究原则,指出在研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注重“研究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基亚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求总括性的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是怎样生存的。”〔2〕显然,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民族神话”或“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诠释的情况。这就
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形象学进一步发展。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开始提出扩大研究领域、注意视角转变的问题。他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称“异国形象”,是一种“人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对“人为的形象”深入探讨,发现和确定该形象的形成过程及根源;“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4〕。这里强调的是对“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证其影响方式,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罗列。这一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异国形象研究背后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凸显了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化构成。另外一位对比较文学或者说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巴柔。1989年他发表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此定义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真实地描绘出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事实上,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形象塑造者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也可以说,形象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对异国的理解和想象),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形象是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其作用是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注视者审视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构了异国形象,此异国形象同样也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即“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正如让-马克·莫哈所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7〕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已经转移到对文化给予高度关注。与此相应,形象学研究所处理的文本也从文学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围。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的关系不仅构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个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二、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形象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确认自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产生与交流,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有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
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关系永远都会多少被习俗所限定。社会、文化规约解释、担保了形象的传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创造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异国文化。这种对本文化的依附现象正是观察和创造异国形象的出发点。就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原则,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则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西方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想象,是协调权利的话语或整合权利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批判的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9〕。因为形象建构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对异文化进行审视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视域决定了他如何建构叙写异国形象。通过他者形象的创造,其背后的文化动机得以凸现。法国学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简而言之,我们研究异国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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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该文通过对古筝源流及古筝文化的阐述，分析探讨古筝的定位与前景，提出古筝在定位于“国琴”的基础上，应该受到更高度的重视，使之得到普及和发展。
1.古筝源流
古筝也叫“秦筝”，据传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今陕西地区）。筝又被称为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它有着不同凡响的乐器结构特点，具备动静阴阳、音韵并重的独特风格。由于它好听易学，艺术感染力强，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份喜爱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经久不衰。这里，我们先对古筝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顾。
1.1筝名的由来
关于筝的源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分瑟为筝说。据唐代赵磷的《因话录》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代丁度的《集韵》中，也载有类似的说法：“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
其二，筝筑同源说。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其三，蒙恬造筝说。据《隋书·音乐志》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造。”但刘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清朝著名的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为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产生的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1.2筝的主要流派
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最为著名的有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江浙筝五个派系，其筝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2.古筝文化
东方美学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重含蕴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韵而不重理性。无论在绘画、书法、文学、音乐、园林等方面，概莫能外。但与绘画、雕塑、摄影等诉诸视觉形象的刻画不同，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形象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可感受得到的。古筝艺术在表演上不是炫耀技法，而是以情韵来表现内涵，表达方式委婉含蓄、韵味悠长。筝曲是古朴典雅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掠影，通过其如歌般流动的音乐织体，塑造出生动的音乐形象。
2.1筝乐的社会功能
筝乐在古代得到广泛的应用，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与喜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其功能主要体现在：1.民间娱乐。2.用于雅乐,就是在朝廷里的郊庙祀典中使用。3.用于大型的乐舞演奏。4.用于宫廷和贵族宴享娱乐。5.文人的自娱自乐。6.小范围的室内娱乐。7.秦楼馆舍。筝乐更多的是职业艺妓表演，在大众娱乐场所酒楼歌馆进行，听众广泛，也更具娱乐性。8.国际友好交流。筝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国外，包括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古筝就是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传统乐器。筝曲音韵典雅含蓄，旋律流畅优美，能表达许多层面的东西，如人的悲喜、忧伤、欢快等各种情绪，自然界种种情景，社会生活场景等。古筝弹奏所流露出的古典韵味更能体现刚柔相济、阴阳结合的审美观。
2.2筝乐的审美功能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特别是文人以诗歌的形式对筝乐进行歌咏。如曹丕、曹植、李白、岑参、张九龄、白居易、韩愈、卢纶、李商隐、欧阳修、晏殊、坡等。
古代文人中筝弹得好的很多，其中有曹丕。他是不管到哪里，都要把筝带上，随时随地都弹。还有晋代的谢尚、何承天；南朝梁时的陆太喜、北魏的北齐间的李元忠、孙世元；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也弹得一手好筝，深得她的婆婆太后的欢心。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弹筝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这说明，古筝是雅俗共赏乐器，是生命力顽强的华夏文化的见证。
3.几点思考
古筝，这件历史悠久、古朴的民族乐器，在历史上它曾辉煌过，被誉为“民族乐器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却逐渐衰败下来，到建国前夕，全国弹筝的人，或者说造诣较高的筝家，已经很少，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建国后，音乐学院把民间古筝艺术家请到了大学讲台，培养了新一代的筝家，为古筝艺术注入了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筝的普及和对传统音乐的重视，使古筝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3.1定位分析
我们将古筝定位为“国琴”，因为民乐即是“国乐”，代表着“国魂”，纵观民族乐器，惟有古筝具备条件，因为古筝能够独立演奏大型的、复杂的乐曲，其音色和艺术感染力，都可以和西洋乐器中的钢琴相媲美。许多筝家正在通过举办高层论坛，专家论证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敦请有关部门对“古筝——国琴”进行命名和认定。同时也将通过网络投票等形式，让全世界都领略中国“国琴”的魅力，让筝声响遍全球。
据行内的有关资料显示，在艺术培训行业中，学古筝的人数仅次于学钢琴的人数，这就是因为古筝不但易学，而且音色好听，如行云流水，古典优雅；陶冶性情之余，又可借弹筝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青少年学古筝有100多万人。古筝是一件入门非常容易的乐器，初学者就能够弹奏好听的乐曲，十分容易产生学习兴趣，而且学成也比较快。我们有理由相信古筝的普及完全可以像外国人从小普及钢琴和小提琴一样，而且古筝要易学得多。
民乐演奏家孙以诚说，“相对于西洋乐器而言，民乐乐器的门槛低，购置费用和学费相对便宜，还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气质。”的确，古筝的价格从几百至3000元左右，比钢琴等乐器都要低廉，是一般中国家庭收水平完全可以承受的。摆在家庭或休闲场所的厅堂中，其古朴、雅致平添了许多文化气息，彰显主人的艺术品味。
3.2前景预测
百万学筝大军带来的是师资的严重不足，由于师资短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的古筝人群的增长，否则，学筝的人数还会比现在多几倍。未来古筝教育市场，发展速度还会更加迅猛。除正规艺术学校、民办艺术学校外，诸如各种少年宫、老年活动站、群众艺术馆、社区文化站等等。在不久的将来，学筝的人数将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需要更多古筝教育的师资来从事这项事业。
我国的古筝艺术，远在古代已传至海外，并在一些国家落地、生根、开花，有的已发展成为自己国家的主要民族乐器。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除各国华裔外，一些欧、美、澳、日等非华裔的学者、学生也来我国研究和学习古筝艺术。
综上所述，我们考虑古筝艺术的发展也应该具有世界的宏观观念。今天的古筝艺术，应该以一个新的风貌迎接挑战，在保持已有的传统演奏技巧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洋键盘乐器钢琴的弹奏特点，尤其是扫摇技法及双手和弦音程的演奏更加丰富了古筝的艺术表现力，使古筝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树立更好的形象。我们的出访演奏和讲学，既要介绍华夏文化，也可用古筝来表现异国风情，要逐渐地使古筝成为一件世界性的乐器，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更大的发展。相信经过几代筝人的不断努力，一定能让古筝这朵古老的艺术奇葩开得更鲜艳、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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