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媒介场域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有多重表现形态，从层级看，最基本的失范表现为资讯泛滥、垃圾信息、泛娱乐化和传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层级的失范是个别舆情经网络传播无限放大成为“公共问题”而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最终引发网络暴力；第三层级的失范是传播者利用网络的虚拟性捏造虚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当利益诉求恶意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网络欺诈或网络诽谤。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三俗”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国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娱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层发声，从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三俗”之风；2013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观，但哗众取宠的“标题党”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谩骂和以“人肉搜索”等网络过激行为形成网络舆论集结，从而对当事人进行“通缉”和“追杀”，如2007年“铜须门”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码”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启铭案）、2013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虽然巨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09年“天价烟”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判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审判的网络舆论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大V”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盐”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他人名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实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而具有实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浏览、转发达到一定的量，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2011年到2013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网名，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诋毁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名誉，捏造“7•23”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二、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力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结构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会关系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PX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机会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分得以表达，对大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斥，以及以“社会共识”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激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达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著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前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结构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社会中层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社会社团23.9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政府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在“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内在”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级是构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民众与国家对话提供平台和管理国家难以涉及的领域，具有促进组织成员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公众认同等多重社会功能，从而摆脱公众被集体动员进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着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层组织在数量、多样性和发展程度上的不足，导致了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之间有机联系和沟通渠道的缺乏，而网络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虚拟性和强大的传播力使民众极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成为必然。
3.从社会角色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角色担当的不足和网络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社会角色一般指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社会角色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从而产生影响并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11]。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一般主张萨义德（E.Said）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其界定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是“智识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认同中国学者的一般主张，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担当精神的社会公共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时代特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但他们在网络传播上却未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网络公共话语的失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网络参与占比不足。《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30岁以下占比为57.2%，其中20岁以下占比26%；从学历结构看，初中学历及以下人群占比为47.9%，大学本科以上仅占10.8%，《报告》指出，从趋势看，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二是参与和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表达不足。尽管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从不乐观的情形看，网络新媒体一方面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和“虚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12]，惯习使他们擅用纸媒等传统媒体进行话语表达，而对网络这种新媒体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而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时不久，由此带来的荣光使他们着迷于时尚与趣味文化的消费，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缺乏社会批判的精力与意愿；相对集中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他们青春热情、个性张扬、关心时政，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主要以娱乐、交际、资讯搜集为目的，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传播行为，虽然保持较高关注，但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潜水，经常参与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学生自身网络素养尚不成熟，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导致传播失范，尚不具备智识者所应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使知识分子在网络传播领域“智识者”角色的光环黯然失色。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网络的基础管理、内容管理和行业管理，在引导网上舆论工作、规范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防范和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如依法封闭部分微信自媒体账号，严惩制谣传谣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违法犯罪团伙，查处或关闭快播公司、人人影视、射手网等一批涉黄、涉暴、涉恐的知名机构和网站，关停迅雷弹窗服务，清理关闭色情信息账号等等。刚性治理对网络传播失范问题形成了强悍的威慑力，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走向清朗。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观照，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有赖于更和谐的传播社会关系、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明晰的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其中，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1.缓解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对公众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一个社会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根基。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体行为时指出，对于群体行为的任何误解或忽视，可能就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极端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就是制造群体社会，而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社会公众是变动不居的存在，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更多时候是被动员和“询唤”出来的，通过询唤而被规范化的网络社会大众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往往更强大。社会焦虑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的表现形式，指征了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和诉求表达，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社会热点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倾向于利用网络作为唤起公众舆论同情和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为此，公共行政部门有必要摈弃单向度决策思维，主动为大众政治参与打开一扇机会之窗，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机会，从而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关系。公共行政部门可从三方面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一是直接搭建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网络平台，以公众为导向，以再造组织结构、促进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公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对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和内容架构，尤其要重视公众参与的设计、建设以及为网民所喜闻乐见的业态、文风、语境建设，注重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论坛等新媒体形态建立官民网络平等对话机制，使网上政务、网上、网上问政听证和网络受理等成为常态。二是要善于与非政府门户网站合作打开民声通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网站与网民对话，以更开放、更理性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直面公众质疑等，让公众在经常光顾的综合门户网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主动询唤，让社会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从而使公众社会焦虑在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纾缓，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要善于借力网络“大V”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网络“大V”作为网上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共行政部门要善于与其主动沟通，使其在网络社会空间发挥情感动员和询唤的正向功能、减少负面影响，对部分网络“大V”主观恶意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行为引发的则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规约。
2.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是预防和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上层和下层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则是短时期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大力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多类型中层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层组织制度化关系网络的功能，让广大民众通过成为组织成员促进信息交流、获取社会资本、推进自发合作，开展公共话语传播，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政府则要加快转变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要向企业放权，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向公众放权，扩大公众的现实社会参与；要向社会放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准政府组织、群众团体、中介组织、草根社团、虚拟社团等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第三个放权关键在于政府要向社会中层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包括舆论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让社会中层组织切实承担起社会公共性事务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职能、决策评估职能、公权力监督职能等，减少社会性矛盾和冲突的囤积，加强实体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和传播疏导，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虚拟社会的传播失范问题。
3.网络精神家园的重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角色担当共时性地经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反映在信息传播领域，精华与糟粕共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堂、真理和荒谬边缘消解、不同观点不同话语扁平共处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存在，况且，中下层民众能够共时态拥抱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本身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为领跑者。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放大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沦为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引起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美国大众文化时所指出的，大工业生产凭借现代科技手段的标准化使文化沦为工业产品不断被复制，文化被物化了，人们需要思考的内在联系被割裂，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从而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商业逻辑驱动下的大众传媒则为这一异化推波助澜。知识分子不应被文化工业的灰尘遮蔽心灵，沦为如当年美国白领职业者那般作消费上的前卫者、政治上的哑巴和精神上的贫乏者，在网络传播中集体失语；更不应成为传声筒、扩音器，而应切实担负起“智识者”角色，在文化工业化、消费市场化、传播大众化的社会转型万象中确立起应有的问题意识、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在网络社会中有所关注、有所忧思、有所坚守、有所担当，成为网络传播的引领者和主力军。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回归，有赖于知识分子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自我觉醒，而滋养独立精神的人文土壤和制度环境的创造，更是不可或缺的。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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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盛行，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其一，社会利益分化，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实现利益通约;其二，主题事件大都涉及重大公意，超出了大众的常态情感认知和利益诉求;其三，民意表达渠道欠缺，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在当前中国特定社会改革背景下，网络谣言除了和利益、情感相关，更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关，表现为一种异常化的群体求知、权利表达和舆论监督，有时候还扮演了底层民众用以维权、泄愤的武器。究其深层原因，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缺乏信任的基础上的，即民众社会信任感的缺失。
(一)社会处于改革时期，民众的主体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尚不统一，当下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中国社会民众主体价值评价的导向是不健康的，是谣言得以盛行的社会思想因素
网络谣言反映了民众的集体恐慌，这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无序化紧密相关。大规模的集体恐慌一般发生在社会变革之时，民众还没有适应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变化，这种不适应给人造成一种无所归依的失控感。在这种背景之下，民众的心理是浮动的、焦虑的、不安的。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往往成为谣言产生、传播的源动力。网络谣言的隐名性、无域性和迅捷性，更是提供了谣言传播的最佳平台。面对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规定的缺位，人们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法律衡量依据。如果没有主导价值信仰理念的指引，扩展开来看，这种道德恐慌及舆论表达将不断蔓延，甚至从线上到线下，从阶层心理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改革时期，在发展和建设中，民众所追求的东西离精神愈来愈远，金钱和权力成为时下社会民众所追求的主题，这种肤浅的理想是没有持久力的。在这种追求目标的指导下，人们的精神所向是浮动的、不坚定的，而且是多变的、多元的。在主体价值观没有形成，没有信仰所指(或者信仰所指低俗化)的情况之下，民众内心就没有了什么敬畏，也就没有什么精神约束，没有了坚守，从而出现动摇和随波逐流的行为，为造谣、传谣和受谣提供了思想层面的支持。
(二)社会信任感的缺失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
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信任的缺失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不能预测，不能控制。表现在对个体、组织或者团体、社会的不信任，信任在人类社会一般只与个体人品相连，但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信任感的缺失特别严重。如对公务员、医生、教师等个体，对部门、机构和政府，对政策法律等制度，甚至是对历史文化的不信任，比如前一段时间网上对雷锋现象的质疑，认为雷锋所在的时代和雷锋自身的条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照片留下，而且几乎每次做好事都有照片，这就是对雷锋文化的不信任。究其原因，在于政策及法律的执行不力，现实结果跟预期规定经常不一致，导致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活的正常道路的普遍迷失。在线下和线上，一旦出现某种切合自己和当下社会现实基层思想的言论，无论真假，民众就会不加甄别的加以信任和传播。即使这种言论所反映的背后事实是真实的，传播者也可能会认为是假的而加以篡改和传言。人们仇富仇官，专家系统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人际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当监管不力，官员腐败，司法没有独立性，企业和个体以逐利为本时，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心理因素，谣言自会乘虚而入。
(三)民意沟通渠道不畅通，民众缺乏表达权利的渠道，政府信息的不及时、不完整甚至遮遮掩掩，降低了政府公信力，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制度因素
其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给言论创造了一个新的、更方便的平台，人们可以在这里更自由地沟通交流。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大量传言被公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传言被稀释掉，有的其意义则会被添加或被歪曲，大众的感觉就在于好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当下中国，网络谣言之所以大行其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基层的诉求声音不被主流媒体所采纳和外放，失去了在主流媒体上表达的机会。普通公民的真实生活、情感诉求被主流媒体的叙事话语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和掩盖。在媒体失职和失语，在社会真实和公正被遮掩和分裂的语境下，谣言成为公众的一种发泄方式，而网络为这种发泄提供了最佳的平台。其二，民众表达权利渠道的不真实和欠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也可能是政治问题的死结，但是在当下中国更加突出。例如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施中的“虚拟性”表现。人口流动的频繁存在使选民往往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这样选出的代表怎么去了解选民的利益诉求，又怎能代表民意去发声?其三，我国政府及主流媒体在大众关注的敏感社会上往往采用淡化的指导思想处理，经常这样，就会导致不信任和猜测的产生。群众利益不被代表和表达。他们自己一旦遇到合适的引爆，借助网络的隐名性，加之失去法律监管的缺位就难免会导致谣言的爆发。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信任属于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如果没有人们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前提和基础，网络谣言盛行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正如卡普费雷所说:“谣言是对当局的一份报告，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
(四)网络的虚拟性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秩序，为谣言传播者提供了社会隐身条件，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身份因素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由先天和后天构筑的社会关系网中，一方面，个人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关系网，同时也要受这个社会关系网的制约，这种熟人社会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形成一种人际关系的他律约束。网络的虚拟性打破了这个社会关系网，使个人可以脱离之而做以前无法想象得到的在脱离社会关系网的前提下可以从事的行为，所以说，网络的隐名性、虚拟性，打破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关系网，为谣言的捏造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的假象。网络谣言的信息制造者同样具有隐身性，这种隐身性使得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传播行为可以无限复制，每个人在其中的行为、身份等都能被隐匿或篡改，而且，在这种“裂变式”的传播中过程中，转发者的添油加醋也可能让谣言本身变得与最初的样子大相径庭。所以，网络谣言中的行为主体很难确定。此外，网络传播平台的便利性、多样性，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方便，加之，不同利益的诉求和驱使，也使谣言在网络上找到了最佳的存在空间。
二、网络谣言盛行突显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管理的缺失
(一)我国社会管理长期形成的一种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的治理思路
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形成的治理思路在一定时期与特定背景下会产生比其他任何民主政治更大的作用力。但是，随着主体性的提倡，公民社会思想及部分条件的萌芽和显露，这时，社会治理思路的思考角度就应该更多的考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的治理方式，会忽视民众真正的需求和诉求。什么才是民众利益和权力真正的表达渠道?目前中国民众的利益和权力需求和诉求的表达渠道，不仅没有完整得以实现，在渠道途径上更是没有真正的实现。如被选举的代表，是不是真正代表了选举人的利益，如正常的法制途径是不是完全独立公正而不受其他权力支配和行政干预，现实生活中的、的盛行便反证了这一原则所受到的挑战。网络谣言盛行表明社会理性的缺失，培育和建构社会理性，搞清网络谣言背后表达的真实的民意，重构社会政治治理思考向度及政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政府社会管理治理能力过于僵硬和粗暴，法制和技术手段操作性不强
首先，网络谣言虽然是民意的非理性表达，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讲，它也是一种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活动，暗含了公众对当今某些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民众的这种非理性表达作为一种能够聚集人心的东西，政府不能反映滞后，不能不加分析妄下结论，不能无区别的遏制打击。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政府应加强灵活性、区别性和针对性，否则会适得其反。许多学者提到的网络谣言治理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在面对谣言时要进行合理疏导，就是这个道理。虚拟网络社会的管理，对于监管部门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对网络舆论、网络谣言不重视，不及时澄清、疏导和处理，还是以官话、套话、淡化、封堵、隐瞒和回避的话，轻则出现的负面言论误导舆论，重则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群体危机事件处理中，政府应该转换舆论引导思路和方式，有效利用新媒体如辟谣等功能作用，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其次，法制的缺位、网络技术不成熟和监管的粗糙性，是造成对网络谣言管理上存在漏洞的最直接因素。对于任何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管制，都离不开刑法的惩罚。我国目前对网络谣言的刑事打击在立法方面相对于国外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在刑事立法方面有了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是新规定的出台，对其理解和适用是需要法律人士做大量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方面，还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操作性，如查处和取证等。让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仍然有法律漏洞可钻。相关部门应积极考虑推动网络本法的制定。互联网已由单纯技术平台变得更具社会交往、传播等社会公共领域色彩，对网络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化引导，是一种社会发展对其管理迫切的必然。
三、网络谣言中国化的规制
网络谣言往往以真实的社会事件作为引子，与现实社会中民众的心理和诉求紧密联系，造谣者和传谣者往往借助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共鸣心理，使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蛊惑性。如果谣言涉及到民族矛盾、种族冲突、、阶层怨恨等敏感问题，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改变受众的政治态度、观点和立场，左右民众的政治行为，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问题，给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正如奥尔波特说的“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可见，在社会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社会环境的培育:促成具有主体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指的是“城邦国家”或“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将其转译为“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保留“政治社会”含义的同时，更多的带有“文明社会”的含义。此后17～18世纪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从当时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人类最初是生活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之中的，但这种自然社会由于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需要通过权力让渡并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过渡到公民社会，于是，公民社会获得了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含义:指人们生活在政府下的一种法治、和平的政治秩序。这种社会背景中的民众，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各自有坚定的精神价值观的认同感和信仰观念，内心有确信的理念和遵守的秩序意识。当下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正在或者可以说业已基本形成，根据主流学者的观点，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然具备了条件，而网民主体皆为公民，促成具有主体理性的公民社会成熟，让公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感和精神上的信仰理念。而基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具有法治、平和、理性的价值信仰观念，对于网络谣言主体的价值、精神、思想、心理上就构筑了隔离带，增强了其辨识和内心的自我确信、追求和坚守的东西，从精神层面上实现“谣言不攻自破”。
(二)政府的善治:提升公信力，强化法律的实施
首先，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信息的时效性、透明度是根本途径。众所周知，谣言生存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信息公开程度的高低。社会事件的信息公开，是网民了解公共生活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缺乏权威、真实的信息公开及应对，尤其是在与公权力相关的社会事件中，由于权力的行使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大，网民了解和掌握信息的意愿就非常强烈渴望，如若官方不能及时、主动、全面地公开此类信息，而谣言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信息需要时，利用网络传播的迅捷便利性，谣言的受众和传播者就会呈几何数增长。很多突发事件都是由从谣言产生开始的。如在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如果有关部门当时能够及时而主动地公布失踪者名单，让民众在第一时间掌握关键信息，让谣言无产生的存在空间，就不会导致“死伤众多，达数百人”的猜测流传，也就不会使政府感到被动。用事实真相来引导舆论，坦然回应各种质疑和尽可能地信息公开，让谣言迅速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应该是当下政府明智而又理智的做法。其次，扩大社会公共事件的公众参与度，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权力愈来愈公开化的当下时代，民众的权力意识是不能够被忽视和敷衍的，民众的权力表达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完善民众参与和诉求的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搭建阶层之间的利益化约机制，从制度层面上治理网络谣言。在具体处理社会公共事件时顺应民意，无论是对有效处理公共危机事件，还是对消解各种流言蜚语，让第三方机构和独立人士积极参与形成制度化规定，都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管理理念下，公权力的运行需要高端化、专业性的评估与建议，因为掌握着专门技术的专家或者官员可能对事件的判断更为准确、更为理性，但这并不与传统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石的行政制度相悖，而且只有从制度上确保行政的民主化，才能尽可能的避免行政过程在“社会语境”下的合法性困境。
四、结语
如今，高校内自媒体发展如火如荼，学校不仅会有官方微信号，一些学生组织同样也有自己的微信号用来推送消息。与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有所不同，大学城咨询平台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都有明确的对象，即大学城的师生，我们会针对广大师生推送他们最需要的信息。校园网络信息平台既然明确了对象，那就可以进行广泛的线下活动，组织企业家校园行和学生企业行活动。这样零距离的线下接触可以使平台更好的被企业和学生接受。线下活动与线上的信息推送双管齐下，推动大学城资讯平台在各高校间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2建设实施
2.1明确服务对象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及，据调查移动互联网查询已经成为获取校园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网络逐渐成为一种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给各大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和社交实践等均带来深刻的影响。大学城校园资讯平台就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普及的技术上建立的，服务的不仅仅是广大在校学生，让莘莘学子获得各自所需的校园一手信息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同时，资讯平台也为高校各大学生组织和服务机构搭建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桥梁，帮助组织和机构及时宣传校园活动，并运用平台的留言评论系统为活动效果反馈提供渠道。使两者间有效互动，满足各自需求。
2.2建设便捷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盛行的现状下顺势而生的，通过制作专门资讯平台的网站论坛，微信公众订阅号等方式，建设信息平台的媒体实体，及时更新放送资讯。为了使校园信息平台更加人性化、为学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系统增加了微信公众号订阅功能。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论是电脑和手机只要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订阅号，就可以接受推送选择信息。校园信息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化校园的接口，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权限范围内的功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同时校园信息平台也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校园信息的联通。
2.3稳定信息渠道丰富信息资源开放灵活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其难点是校园信息数据的描述、组织和共享。通过前期的大量的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学生群体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提供有关社团活动，各校晚会，学校庆典，校园招聘会，名师讲座，志愿者招募等各类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对信息资源进行丰富和补充。至于信息的来源部分，建立稳定的渠道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对象校园信息的组织方法、过程，以及服务平台设计方法，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校园信息组织管理模式与校园信息平台设计框架，实现了集"人员"、"资产设备"、"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一体化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平台是以设立专员每月初与各大学校组织或其他教育机构联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动动态，保证信息的准确有效。
2.4加大宣传力度首先，为加大资讯平台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设校园宣讲会，在校内开设摊位，现场教各位同学如何关注资讯平台及服务理念。除此之外，通过各校的学生组织辅助宣传，在学校组织的网络主页大学城资讯平台的相关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与大学城周边的教育机构合作，帮助刊登活动，不断加大使用人数推而广之。
2.5注重时效与创新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平台的及时更新与维护是至关重要的。当周的所有活动都会尽早展现在信息平台的网站中，呈现精彩预告。当月的活动都会在年历表中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当下，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学校，点击校名便可了解该校活动的最新动态。目前国内高校的门户网站与受众进行的互动较为有限，传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设计就可以与使用者和受众进行更多的互动，网站本身也提供了关键字检索、讨论区设置等多样的互动功能，另外信息资讯平台还可以依据使用者个人条件的设定，为受众提供量身订制的个人化新闻。同时，信息平台的另一特色就是与关注者的互动，点赞、点评、上传活动照片等功能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活动的人气值显示活动排行榜，加强信息平台的活跃氛围，促进各校间的友好竞争。
3结论
如同腾讯微信的标语一般——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随着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更新换代，各种新媒体和社会文化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载体在运作，它更是一种生活选择、生活方式推动着人们的前进。随着社会文化媒体的更新换代同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个人再也不只作为各企业组织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台成为信息的者。从原先的个人网站、微博、论坛到现今大热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仅仅是一般的用户便能各种资讯、信息甚至是营销获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跨平台无障碍的沟通可行性、零资费的平台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发展。资讯传播和社交媒体营销往往具有针对性，有明确的受众对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来划分信息的接受者，这一方式越发被个人用户所接受。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有了区域的限制，一个软件或是平台的资讯便能更快地传播，更快地收到反馈。如果当这一社区内的所有对象需求偏好相同时，其可行性会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及营销。我们在此处称为专属的粉丝群，作为运用在大学城中的信息的APP，我们的受众群体一开始便很明确——松江大学城内的各校学生。有清楚的区域针对性也有固定的粉丝群，这样便能区分于其他软件平台的受众人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个人信息用户的新群体来说，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广。
普通用户对于平台利用的可能和区域信息资源的需求使得大学生自身在大学城内创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变为可能。作为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虽然他简化了信息收集和的技术层面问题，但对于大学生这类个体用户还缺乏了相对技术的掌握——平台功能的单一。只是一味的推送，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原本个体用户平台本身的限制，但是负责此类技术的专员仍很重要，他不同于信息推送的情报处理人员，需要开发新的功能来增加此类APP或信息平台的使用的灵活性及便利。在有了确实的需求（已假设受众群体对信息有需求的情况下）和交流平台的功能完成后，信息的选择和提供便是重点着眼的对象。互联网平台利用的简易化使得同类资讯泛滥，大量的广告充斥其中，相似的信息平台数不胜数。例如不能将一个区域内的衣食住行学的信息一股脑地，多样化在信息泛滥的现今已不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于学生组织创建资讯平台而言更需要针对性和个性化来与其他互联网媒体进行区分。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便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信息资讯的时效性、真实性、稀缺性、实用性等等都影响着用户对平台的选择。此处便牵涉到了获取信息渠道的来源、处理情报的方式以及最后成文的形式及可看性，需要在每个环节都需要派遣专员负责接轨：资讯收集者和各个文章的编辑人员都决定了成败。这是最为繁琐、沉闷的环节但是紧紧维系着粉丝群的数量。其中还会牵涉到与实际执行规模挂钩的人员招收派遣和工资问题，对于大学生这一新兴全体也着实是个扰人的困难。
前言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常用术语，社会资本理论为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简单而言，社会资本指通过社会联络而获得的各种资源，它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着眼，通过参与某个组织或成为某一社会网络的一员来获得某种利益[1]。这一概念和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非常近似。
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成员，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信息获取方式，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新的沟通习惯与社会参与方式。但学界在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影响研究方面一直存在争议。2000年SIQSS通过对4000多个成年人的跟踪访问研究，认为互联网虽然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剥夺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因此，互联网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致人交往产生疏离感的技术”。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最忠实的用户，他们比普通用户更容易受网络影响，由于长时间沉溺其中，更容易疏于与他人交往，产生孤僻感，不利于其人际关系的建立。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网络可以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日常交往建立一种全新的环境，他们可以利用网络丰富的信息资源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利用互联网快捷的沟通工具，可以加强与同学在现实交流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另外，大学生最热衷于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互联网可以增加大学生的社会资本。
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网络内容偏好、网络依赖程度三个方面的研究分析，探索互联网与大学生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旨在为网络对大学生群体影响的矫治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使用动机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指大学生对网络表现出来的一种欲求，他们对未知世界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互联网正是提供其探索的理想乐土。但是，大学生生理和心理都正处于发展阶段，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人际交往能力、鉴别能力和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加上大学生上网自由且缺乏监管等特点，使得许多大学生很容易迷失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易受到互联网正负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2]：
第一，学习智力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知识急剧膨胀且更新越来越快，社会也钟爱于综合素质强的人才，这对大学生提出了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使其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内局限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高科技的产物——互联网，可以提供即时学术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丰富且更新及时，拓展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大学生对互联网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度和浓厚的参与热情。
第二，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弱的控制能力。大学生的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勇于探索和创新。他们对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如网络游戏、色情网络等。网络丰富的资源，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涉猎空间。而网络内容是多元且复杂的，网络行为又是自由和隐蔽的，对于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鉴别事物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低，网络无疑为滋生心理问题提供了温床。由于互联网内容混杂，有的大学生固然知道不对，但在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下，还是对一些不健康的游戏和网站不能克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第三，迫切的交往和逃避现实的需求。大学生重视感情，爱好幻想，受到挫折容易逃避，在现实人际交往上通常表现为理想化，喜欢按自己的意志去交往。但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大学生常会因自身条件不足而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而处于长期心理压抑和焦虑中，滋生心理障碍。而互联网社会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虚拟社会，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们更会到网络社会中去寻找知己、寻找关爱。网络交流方式去掉了大学生现实交往过程中受影响的容貌、学业、财富、地位等因素。网络为大学生自我实现创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既可以直接交流，又可以保留自己的隐私。
祝建华将上网动机分为了解最新国内外新闻资讯、获取相关工作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进行网络娱乐、表达分享个人观点，以及增进人际关系等[3]。Shah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搜集类活动会提升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有助于他们的人际信任，增加其社会参与度；而沉溺于网络聊天和网络娱乐的大学生，其参与社会活动程度、人际关系和对生活满意程度皆偏低。徐梅通过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人际交往动机”会使大学生的交往方式单一，更易于情绪化，逃避现实；而“获取信息动机”则有利于开阔知识视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笔者综合前人研究认为网络使用动机可以分为获取信息动机、娱乐消遣动机与人际关系动机，并推断“获取信息动机”有利于大学生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为积极性动机；而“娱乐消遣动机”和“人际关系动机”则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为负面性动机。
网络内容偏好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今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已深深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以及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互联网俨然成为一本信息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由于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方便快捷且信息全面，这给大学生获取知识相比从传统图书馆检索带来更高的效率。但网络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既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也暗藏着危险的暗礁。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般处于无序状态，凭借现在的网络信息管理技术及相对于薄弱的网络管理法规，要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导致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色情、暴力和反动的负面信息泛滥。对于处于获取知识欲望最强烈的群体——青年大学生，对网络内容的选择能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理需求并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网络动机和需求不同，大学生使用网络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如有人是为了休闲娱乐，有人则是要获取最新新闻或下载软件等。CNNIC在2007年的调查认为，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娱乐消遣、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和生活助手功能。大学生常用的娱乐消遣应用主要有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电影和电子杂志等；起着人际沟通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工具(QQ、MSN等)、电子邮件以及新兴的微博等；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有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网络生活助手主要有在线教育、网上购物、网上求职、网上预订、网上银行等[4]。对于大学生而言，互联网中各式各样的应用最喜欢的还是娱乐工具，其次是沟通工具和新闻信息，生活助手最为次要。他们对网络娱乐内容的偏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功能，就连信息功能也在其之后。
网络内容偏好与社会资本有着紧密联系，人们对媒介内容选择偏好不同，将导致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形式和程度也不同。近几年，关于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研究表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大学生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社会资本有着显著关联。网络娱乐倾向严重的大学生易于幻想，不甘于现实的平庸，这将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阻隔和社会参与日益疏离，不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相反，新闻资讯类内容偏好大学生具有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冲动，他们更加积极乐观且更加现实，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理性，具有较好的人际信任、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这将更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5]。因此，笔者认为，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会显著影响其个人的社会资本积累。
网络依赖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Potera描述网络依赖者为“难以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上网时充满自信，感觉到无比快乐和平静，沉溺其中；一旦离开网络，则会感觉空虚、焦虑，甚至会产生抑郁感；由于热衷于上网而无暇顾及亲人和朋友，疏离现实社会活动”[6]。Kimberly Young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过度网络使用者存在社会参与度降低和有社会行为退缩的倾向[7]。
我国大学生网络依赖者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很少参加体育锻炼，久而久之，身体出现食欲不振、疲惫乏力、睡眠困难并产生如视力下降、腰椎及颈椎病变等。他们喜欢自闭，疏于与他人沟通，对现实社会交往逐渐失去兴趣；心理则日渐脆弱和扭曲，表现出情绪低落、孤独、抑郁等，脱离社会，网络游戏依赖严重者还会表现出暴力等犯罪情绪。生理及心理的变化导致大学生学习效率降低、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等现象[8]。随着互联网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交织越来越密切，网络依赖问题必须引起教育界和社会足够的重视。
每个人可供支配的时间资源是有限的，由于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将减少其可供利用的空余时间，从而减少网络使用者与社会接触的机会，降低了社会参与度并可能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这将严重影响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笔者研究认为不同上网程度的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过度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普遍低于非上网爱好者。由于沉溺于网络，使得大学生与现实生活逐渐脱离，乐于活在虚拟的自我世界中。作为正常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际交往，也难免因网络依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对交往失去兴趣，交往能力和技巧也逐渐降低等。网络依赖程度愈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机会愈少，且人际信任与生活满意度愈低，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结语
从互联网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网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信息更替的加快，互联网将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将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笔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还是扮演着一种积极和正向的角色。但对其“利与弊”的争议和其负面功能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渗透，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理性。网络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带来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此现象应该做出积极的、超前的应对。（来源：新闻爱好者 文/黄浩锋 作者为江西理工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师 编选：）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立项项目“互联网使用与大学生社会资本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04)
参考文献
[1]马得勇.社会资本:对若干理论争议的批判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8(5).
[2]乐灵.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生发展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
[3]祝建华.近五年来青年网络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研究，2003(1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07.
[5]柯惠新.网络传播与个人创造力.中国传媒大学“382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6]Potera C.Trapped in the web.Psychology Today，1998，31:66-68.
【正文】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评价中心按照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期刊影响因子等定量与学科专家等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和动态管理的办法，筛选CSSCI来源期刊作为统计源。目前大陆现期期刊9000余种，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种，除去通俗等非学术性期刊，学术、准学术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种。2004年从3000余种中精选出来源期刊461种。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启用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许多学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检索和一定的评价作用。因此，许多期刊编辑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来源期刊选择的标准、指标和方法，研讨期刊审稿、引文注释等方面的规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经验，建议由评价中心主办一次期刊学术研讨会。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187个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社113家。会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2004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精神，研讨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的内容，推进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规范进程，提高“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质量，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研讨方式进行。大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致开幕词。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邹志仁教授、吴向东研究员、袁培国教授、韩新民教授分别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探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来源期刊的选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及其实现》、《引文索引和期刊编辑与评价》和《关于共建CSSCI全文数据库的说明》的演讲。此外，《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何朝晖、《开放教育研究》执行主编希建华、《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刘泽生等先后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丽娅主编、《敦煌研究》杨秀清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刘泽生总编辑、《探索》苏伟主编与《科技进步与对策》高建平副主编分别代表六个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况。代表们对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CSSCI来源期刊选择与数量、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
代表们认为，学术期刊是学术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体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编辑部学术意识不强，对期刊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规范的不合格作品较多，研讨学术规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编辑部的学术规范意识强了，就能将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发挥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载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发现培养学术人才、促进知识积累与创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学术规范包括哪些内容？CSSCI代表认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规范、审稿规范、编辑规范、著录规范、出版规范、期刊评价规范。不仅有形式上的规范，而且有内容上的规范。许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规范的研讨会或培训班，深入探讨、普及有关知识，成为全国的研讨和培训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
代表们认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观的，因为它能反映广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综合情况，不是少数人能左右的，也没有工作人员的主观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产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并已在全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其导向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它为中国文科学术期刊的认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当然，CSSCI的评价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须与专家评价结合使用。
3.CSSCI来源期刊的选择与数量
代表们认为，以引文量、影响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标和专家评审等定性标准筛选来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种认为CSSCI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来选择的观点，是不对的。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相同点多于不同点，两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定性定量筛选出来的学术性期刊，不过两者的目的、作用有别。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质量的来源期刊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有一定的评价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评价作用。夸大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对论文的绝对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
不少代表认为，CSSCI来源期刊数量偏少，应增加到500种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坚持必要的门槛，不能滥竽充数。当中国文科学术期刊整体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议调整筛选周期，变一年一次为2～3年一次，以减少期刊社的压力，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筛选时，还应适当考虑各类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学科覆盖面及小语种期刊、党校期刊、地方综合性社科类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适当方式将影响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时通报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明确努力方向。
4.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
自我引用简称“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个人著者、团体著者、期刊、学科、地域和国家等）引用自己已发表的论著或与他人合著的论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国、各地域、各学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连续性、积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为过度自引则仍是失范行为。许多代表认为，应善于区分合理自引与过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与恶性互惠引用。可以将合理的自引率设置一个权重，或规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将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响因子、期刊相对影响、期刊的开放度、期刊的影响面等指标解决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问题。所谓实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中标出具体出处或页码。实引可以防止论文中的伪引。一些代表还提出了区分正面引用与负面引用、观点引用与材料引用对于学术评价的意义问题。
5.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
大多数代表认为，期刊编辑、著录等形式规范，已有国家标准的，可先遵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没有涉及或规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议或弥补办法。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新闻出版署颁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没有考虑到文科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且某些规定又过繁过细，没有以学术研究为本。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哪些内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关键所在。一些代表认为，在新规定正式出台之前，应该允许各个期刊杂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对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责任者、著作方式、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类型标识、版本、转引、网上资源等著录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一些代表建议，南大以及其他有关大学，是否能够在一起研究一个大家认可的规范，在细节上做一些宽容，不要产生技术上的难题就可以。CSSCI代表认为，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样本，发动广大学人、编辑等充分讨论，使其不断完善，最终制定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文习惯，文、理科都适用的规范框架。在通用规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规范，尔后文科各学科再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出具体细则。只有和而不同，既考虑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总体要求，又富有弹性，既有科学合理性，又有简单明了性，这样的规范才能便于理解和执行。
6.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