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1

得益于日益增长的多模态人类传播活动数据及算法与算力的突破，传播学领域内，数据与计算驱动的研究——计算传播研究近年来蓬勃发展。然而，此类研究也面临种种质疑。例如，基于大数据的计算传播研究仅仅是数据量级的拓展，不存在本质的创新；计算传播可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等等。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尝试讨论以下问题并给出探索性思考：计算传播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或新范式，实现领域的理论创新？计算传播研究如何与主流传播学、经典传播理论对话，用新方法传承传播学研究？计算传播研究如何进行创新，避免“新瓶旧酒”的问题？

一、方法还是范式？计算传播学之辩

长期以来，由于“计算”本身带有明显的方法属性，计算传播学带上了浓厚的工具特征，使得学者们更愿意将其视为方法升级而非范式转型[1]。祝建华等认为，计算传播学(computationalcommunicationresearch)不是新的学科或新的理论，而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researchapproach)或一套新的研究方法，仍然沿用原来的5W框架，从传播者、受众、内容、渠道、效果五个角度展开具体研究[2]。沈浩等强调应对“范式变革”等观点保持警惕[3]，认为仍然需要理论与学说为计算传播学注入问题意识，使数据服务于问题。尽管计算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之初似乎只是为了“弥补传播学研究过去在量化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但诸多学者也看到了其潜力，认为它作为一种范式为传播学注入了重构的力量[4]。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人类行为自身也呈现出数字化倾向[5]，因此，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审视计算传播学。早在2009年，Lazer等就指出，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着向计算社会科学转型的整体趋势[6]。王成军强调计算传播学依托的是“计算性”，并尝试回溯拉图尔的“计算中心”概念，对于计算传播学的整体逻辑进行重新思考[7]，强调将“计算”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基本特征重新认识社会事实，以及推动学科范式重构[8]。计算传播学并不排斥传统方法，但是更强调“计算”本身的核心地位。对于计算传播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范式存身，学界争议犹在。但值得明确的是，将计算传播学当作简单的工具和方法已经难以概括当下这一领域的全部实践。2019年，国际传播学学会(ICA)创立首个计算传播学专门期刊，主张从学科范式革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新兴方向，将其定义为一个使用计算算法收集和分析大数据集，来探索和检验理论[9]的新兴传播学子领域。传播学界开始承认并利用计算传播学对于理论革新的巨大学科潜力。在网络化与智能化时代，计算设备、软件与应用程序爆发式革新，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映射到线上而被数字化记录，形成大量在线“数字踪迹”(DigitalTraces)。人类传播活动的方方面面，从信息获取、人际沟通、亲密关系维持、群体与组织传播，乃至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均可形成相应的“数字化身”。“人的物质实体被逐渐映射为虚拟实体”[10]。“计算”是否会在未来成为探索人类行为规律的基础逻辑？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此时，大规模人类传播数据的存在既可以佐证或推翻旧有理论，也可以催生新理论，计算传播学还拥有着诸多可能性。

二、计算传播研究的新契机

数字踪迹囊括了丰富的人类行为多模态数据，为实证检验、阐释与理解传播行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1]，传播学学者恰是这个富矿的受益者。从数字踪迹出发，计算传播学带来了新材料与新工具、新问题与新理论，成为探索人类传播活动的新视角。

（一）新材料与新工具首先，数字踪迹是自然发生的，而非研究者主动介入与影响而产生的。计算传播学者更倾向于以非介入式的方式收集数据，这就与传统的问卷方法、实验方法得出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研究的目的与过程对于参与者的影响。其次，数据的规模、时空维度乃至典型性都有了质的飞跃。存储能力与高速的网络带宽的提升支持了海量数字踪迹的保存与传输，使得数据集时间跨度往往以年乃至十年计，延展了研究材料的时间与空间。例如，时间序列数据为舆论研究突破传统的截面式研究提供了新契机[12]。随着数据集的增长，小数据集下隐含的长尾趋势也随之显露。此外，传统方法不易甚至不可获得的数据也逐渐进入学者视野。例如基于位置服务获取人类迁移、活动的流向趋势，可以进一步拓展传播研究的维度[13]。再次，随着算力与算法的发展，研究者可采纳的新工具越来越多元与高能。研究者可以突破传统方法，基于计算中心的强大算力，采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并行计算进行数据挖掘与大模型训练。同时，随着智能技术迭代，基于智能技术的人机交互也提供了认识人类传播过程的新视角。而且，研究者可以从系统层面进行实验设计并观察全样本用户数据。例如，针对随机用户分组使用不同的内容推荐算法，理解用户与算法的互动。

（二）新问题与新理论分析数字踪迹，最终的目标是阐释其背后的传播学模式，带来理论突破。计算科学中的算法突破往往来自交叉学科领域，而计算传播学作为学科知识交汇之处，正能够博采众长，打破路径依赖，为传播学注入新的灵感。例如，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视觉呈现进行自动化分析，发现其中的党派和性别差异，可以更直观地提供政治传播领域的实证证据[14]。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往往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例如，传统相关分析只能证明关联却无法验证因果，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因果分析方法使用因果链条，进一步帮助我们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15][16]，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于更稳定地支持或推进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理论的推进也不断呼吁着与之配套的、可以验证理论假设的方法。例如，大数据背景下的样本量往往很大，使得无论如何进行假设验证都易得到“显著”的结论，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则值得讨论。针对大数据集进行假设验证与推理归纳，需要方法层面的新思考与新设计。另外，要确保大规律中异质性的小趋势能够被发现与识别，同样需要着力。

三、计算传播研究的新挑战

当前计算传播学研究在数据、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三个层面面临挑战。

（一）数据层面的挑战从数据的所有权与可得性来看，大型社交媒体等公司拥有海量数据[17]，但研究者可获取的数据只是一个微小的子集。研究者除非与这些公司建立合作并遵守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往往无法获取研究所需的全部数据。同时，如何开放数据、开放哪些数据对于作为外部访问者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个黑箱。这就进一步威胁到了研究的可重复性与结论的可推广性。基于不同的数据子集，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普适性始终存疑。另外，线上数字踪迹只是社会中部分成员的数字产品与痕迹，其是否能够代表社会整体仍然值得商榷。针对其不够真、不够全、不够整齐、缺乏代表性[18]的问题，学界对大数据的社会科学价值仍存在担忧。因此，需要综合考虑计算传播学研究所用数据的可得性并搭建统一的基准数据集[19]，综合使用数据互补、样本修正与交叉验证等的多种应对策略[20]。

（二）研究方法应用的挑战计算方法的采用面临规范化与标准化的问题。“计算”搭建着现象和数据到理论之间的通路，采用不同视角与算法，即使针对同样的数据集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目前，许多新的计算方法缺乏规范标准，使得计算传播学研究面临结论可信度低与说服力弱的质疑。针对计算范式，需要搭建可以与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话的方法论体系。从使用的角度，计算传播研究需要独特的技能，例如编程、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等。一方面，算法的进展与突破直接影响计算结论的形成；另一方面，研究者能够掌握与采纳的计算方法同样影响研究结论的深度和广度。这就需要计算传播研究学者随时跟进算法进展，知悉算法的能力边界，并有效地开展各取所长的跨学科合作。在具体研究中需要避免方法优先与路径依赖的陷阱，从现象和问题出发，寻找相应的计算方法。

（三）理论体系建设的挑战计算传播研究需要同时完成计算与传播两条进路的理论建设。在计算一侧，对算法不应局限于实用主义，而应思考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以计算为研究范式的理论体系构建。针对计算科学的爆发式发展，计算传播研究所能采纳的算法是其中怎样的子集，不同算法之间如何互构以搭建计算传播的计算之基，计算传播学科是否存在以及如何搭建自有的计算模型体系，均需要学界采用开放的跨学科视角展开严肃的思考。在传播一侧，为避免计算传播被简单地工具化，需要考虑什么是计算传播的理论问题，哪些是计算传播的研究领域，与传播学其他分支相呼应的计算传播理论体系应该如何搭建。应避免限于方法而忽视理论创新与理论体系建设，使得计算传播学形成一个自洽的学科方向。

四、理论联动方法，探索“新瓶新酒”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方向，计算传播学前路尚广，但是想要做到开辟新路，结束“范式”与“方法”之争，不仅需要学者们从学理角度“正本清源”，更需要扎实的学科实践“自证其身”。

（一）兼顾理论与数据，回应问题创新知识计算传播学是“术”与“道”的结合，好的计算传播学研究应为理论与数据双向驱动的[21]。对于单一理论驱动或者单一数据驱动的计算传播研究而言，前者仅仅将“计算传播”视为一种利用大规模数据进行假设验证的方法，而后者则无疑陷入了“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困局，无法与经典传播学研究进行有效对话。既从社会科学的理论脉络中广泛汲取灵感，又重视数据的代表性，寻找数据与理论的结合点，致力于回应现实问题与创造新知，才是计算传播学出发的初心所在。

（二）理性使用方法，打造可沟通的计算传播学对于计算传播学者而言，不但应该在数据获取与方法选择上慎之又慎，也应该承担着讲好数据故事的责任。数据分析的结果如何具体而微地通向社会现实，需要计算传播学研究者在“可沟通性”[22]上下功夫。如果研究者对于计算结果进行流于表面的呈现而缺乏具体阐释，或者是存在炫技心态只追求方法的复杂却不注重研究故事的讲述，最终都只造就了过高的学科门槛，阻隔了计算传播学为更多研究者理解。只有“讲好计算故事”，让“其他多元取向的学者能够理解、相互欣赏”[23]，计算传播学才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三）加强协作共享，推动形成学术共同体不少学者在呼吁知识社区与协作机制的建立[24]。计算科学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之间可以联手共同努力，致力于学科壁垒的打破。Lazer等人指出，直接将计算培训纳入社会科学或将社会科学纳入计算学科往往效率都不尽如人意[25]。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不同领域内的学者联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同时，计算传播学内部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亦至关重要。不同学者之间进行理论与方法的碰撞，推进数据的共享与方法的学习，建立有共识的操作流程，对于规范化这一领域意义重大。

（四）重视透明与可重复性，筑稳计算传播学的根基近年来，开放社会科学运动越来越重视透明和可复刻的研究。Klein等人强调，数据和代码的可用性促进了分析结果的可重复性与鲁棒性[26]。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和代码开源，一方面可以便于他人验证研究，使得可重复的计算传播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做到了研究的公开和透明，使得具体操作化的合理性可以收到更多的检验和监督，有利于创建互联互通、积极交流的学术环境。

作者:塔娜 赵倩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传播学论文2

新闻传播学包含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等多个领域科学，该学科实践性较强，并且对社会的进步与精神文明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信息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也对新闻传播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变革之中既有机遇，也有潜在风险，因此本文在技术变革背景下，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及创新重构进行了深入探索。一、新闻传播学技术变革发展历程新闻传播学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类早期通过符号等形式建立了初期的信息传播方式，随着人类功能、需要及活动需求的不断外扩，出现了语言媒介，人们利用口语进行信息的播送，进一步拉近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此后通过附在、传递、延伸、扩大等形式，又衍生出了多种信息传递工具、手段、组织等，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因此诞生。进入工业化时期，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生产力的互相催化下，电子媒介及网络传播成了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突破了传统的大众化、非目标性以及单向区域传播的问题，使新闻传播逐步走向个人化、目标性、双向化［1］。

二、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产生的影响

（一）受众关系发生改变受众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依照社会环境以及技术变革与发展，新闻传播的受众关系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俯视受众—平视受众—仰视受众三个阶段。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爆炸式增长，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促使各行各业的竞争愈加激烈，因此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及主体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受众掌握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以及主动权，这也使相关产业与活动因受众的评价获得了更多占领市场的机会［2］。

（二）媒介形态发生改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5G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使新闻传播活动的媒介形态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一是就受众主体对信息的实际需求而言，在开展新闻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为进一步刺激和调动受众的感官，引起其思想上的共鸣，利用融媒体技术实现了媒介形态的全面发展。二是多样化融合技术应用形式，使各种媒介形态之间的界定更加模糊，各媒介之间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很难将部分形态归为某一类。

（三）媒体生态发生改变技术改变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也在推动媒体生态的变化，各种资源信息的流动方式及渠道都被迫进行了调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移动网络技术的出现使新闻传播活动的即时性增强；从空间的角度来说，虚拟技术的出现打破了环境上的限制，使虚拟内容与现实环境充分融合，实现了全空间发展；从效能的角度来说，媒介效能由于技术的提升，重新塑造了结构，各项手段、渠道、功能，由技术融合逐步走向纵深发展，使传播活动区域性逐渐弱化。

（四）传播环境发生改变当前新闻传播中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了受众的基本生活伴侣，逐渐与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会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在此种背景下，新闻传播能否对受众的生活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与提升作用，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反馈，成了当前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技术变革也伴随着科技伦理问题的出现，例如以网络为传播媒介，能否保证人们的隐私安全，在海量的信息内容中如何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内容，从而正确判断周围的事物等。

三、研究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及深度，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各领域朝媒体化的方向发展，而利用技术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能够重构学科研究体系，不仅可以推动此领域育人质量的提高，还能加快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速度［3］。从本质上来说，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决定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础，如果在其中能够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便能够发掘更多的发展空间，新闻传播内容与途径可以依照受众需求，确定传播定位，相关研究人员能够得到良好的反馈，使新闻传播逐渐朝网格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增强传播活动的功能性，有利于拓展学科创新理论。

四、利用技术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对策

（一）实现多领域的交织融合发展新闻传播学是一种复合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为进一步实现该学科的创新性，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融，利用科学技术将其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多维度的发展，保证该学科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4］。第一，实现思维上的交织与创新。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紧密，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该学科缺乏人文素养的培育，在其中引入科学技术的思维较为薄弱，与理工学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扭转这一局面，在打造相关课程的过程中，不应将课程内容局限于单一的学习与培养方向，要融入人文素养和技术思维，加快创新理论体系，从而保证该科目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科学性。第二，要增强逻辑理念的交互性。就当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来看，其中所要应用的技术，很难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认知体系，这不利于新闻传播学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稳定发展，因此为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应在其中引入交互性的学科逻辑理念，从而正确处理技术与新闻传播活动之间的关系，发挥技术在学科中的最大作用。第三，要促进研究方法、原则以及知识理论体系的交互融合。就以往的新闻传播学来看，虽然包含的科学领域内容较多，但研究的方向较为固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导致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多数都是以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将研究的主要对象量化。当前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能够辅助新闻传播学开展多样化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思路，因此要注重工具、手段、技术与理论、原则、方法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断创新。

（二）研究受众对技术发展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当前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作为该学科研究的核心以及创新的基点，如果想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发展，则要加强对受众需求的研究，使技术催化的方向与目标更加明确，避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盲目投入技术，从而导致学科发展偏离方向。一是站在受众的角度来讲，技术是满足其新闻传播需求的关键要素，并且具有较强的工具属性，通过技术的革新能够为受众带来更好的体验与更强的亲历性。目前部分技术已经依据受众的实际需求，得到了充分激发，在未来的研究中仍要加强对受众潜在意识的研究，例如满足快节奏、不定向的生活方式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新闻内容分类更加详尽，受众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在检索框内搜索出想要直接获得的信息内容。将受众潜在的意识转化为现实，有利于拓展新的市场，并且还要保证各技术间能够实现融合适配，为受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以此推动当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5］。二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新的技术形式对受众的吸引力较大，并且受众对其的敏感度极高，这加快推动了新技术的应用、研发及革新，由此可以看出，在利用技术革新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同时，更要增强技术的创新性，从而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进行调整。只有抓住受众的心理及变动规律，才能增强发展目标的精准性及前瞻性，使新闻传播学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三）全面掌控媒体动态演进过程技术变革背景下，对新闻传播学影响最直观的一点便是媒体形态的变革，在实际传播的过程中，这也是将新技术不断应用于新闻传播学之中试探与验证的过程。例如，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传统媒体逐渐走向边缘化，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媒体革新了传统计算机网络媒体形式，成为当前的新媒体主流。在这种高速变动环境中，如果想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快速发展，则要对其媒体形态变革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了解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掌握主形态变化的规律及特点。以短视频媒体形式发展初期势头较为强劲的快手短视频平台为例，当其他网络平台还在大力开展运营岗位的招聘时，快手先一步发现了媒体传播将要向网格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社会招聘中增加了技术类岗位的招收比例，占到了全部岗位的60%，为团队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减少在未来探索创新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有利于摸清技术与新闻传播学内在的变化规律，抢占市场先机。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受众处于新闻传播学中的主导地位，所以不可否认受众的意象及主体意识将有可能决定技术和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如今，新闻传播技术已经能够满足受众听觉、视觉上的生理需求，但在精神需求方面仍然不能得到全方位的满足，因此在未来应将其作为媒体演进方向的研究重点，利用融媒体技术实现媒体形式的全面发展，这样不仅能够对新闻传播实践工作起到引领作用，还能够大大增强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瞻性。

（四）加大人才培养机制投入力度人才是实现创新的原动力，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仍然紧缺，而如果想要以技术革新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则要实现人才队伍的交织融合，通过开放式的培育思路，努力培育具备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人才，从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一是就当前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队伍来看，多数是文科出身，在多年培育的文科思维下，很难掌握理工科的思维与逻辑方式，而在未来促进学科队伍之间的融合发展是关键，应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大量的理工科人才，从而有效转变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队伍人才资源不均衡、研究方向过于固定的局面。二是构建全新的学科人才培养目标，重构该学科的技术属性。现代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较强，部分领域的研究缺乏实践与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虽然我国的5G等技术已经领先于全球水平，但在新闻传播方面的应用范围仍然较为狭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以及超高清视频等较为先进的技术仅被少数媒体企业掌握。就纵向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对相关技术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实践指导性不足。部分高校的教材很难根据社会的变化进行实时的革新，针对这种状况，必须增强学术及实践活动的互动性，将先进的技术应用方法以及经验与案例引入教材与高校课堂，从而创新理论基础建设，推动实践水平的提高。三是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对学术研究而言，有了更多的保存资源、梳理知识体系的途径，在研究与培养的过程中要加强此类技术的应用，充分发挥其优势，建立新闻传播学著作和相关研究知识资源数据库，其中包含检索功能等，形成新闻传播学专著出版一体化信息平台，从而加大研究内容的信息共享力度，形成一个良性的共赢生态环境。

（五）加强信息来源管控保证数据安全新型技术的引入使新闻传播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信息来源不明，无法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新闻传播途径的治理成了重大现实问题。在技术变革逐步加快的背景下，应加强对传播媒介技术与途径的管控，避免负面信息对大众造成思想干扰，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学科还要与政府、社会企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制定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学科研究以及新闻行业规则，通过规范的监管机制，审查各技术媒介、传播途径中的内容，加大落实力度。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工作中，通过开设规范性的投诉以及监督渠道，鼓励民众参与监督和管理工作，解决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保证新闻数据信息的安全性。五、结语社会的进步通常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新闻传播学作为国家的一级学科，应充分重视这一变革对学科产生的影响，发挥学科的综合性、多元性、传播性优势，实现创新，聚焦中国本土特色及全球视野，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增强实践活动的科技性，从而为我国当代新闻研究、传播研究以及媒介研究等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共享发展新机遇，共赢科技新未来。

作者:张金萍 单位:太原学院

传播学论文3

一、引言

简单来说，医学有中西医之分。中西医的医学体系不相同，两种医学体系也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1］。西医的医学体系多以解剖、病理相关医学知识作为基础，属于当代自然学科的范畴之内；而中医体系则以阴阳学、经脉学以及五行学说等知识作为医学基础，在行医时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概念。西医在行医过程中更加注重病患的局部，中医则更注重整体的观察。凭借现代科学仪器的帮助，西医诊疗往往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对于病理不够清楚的病患情况，中医则具备更多的诊治优势。因此，不能简单评判中西医孰好孰坏，二者各有长处。西医体系进入中国后，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认可，目前中国的医疗体系虽然是中西医并存,但西医仍占据主导地位,中医则相对边缘化。基于此，推动中医文化传播刻不容缓。只有将中医文化体系真正传播出去，中医文化才能更好地被社会群体所接受。目前中医文化的传播较为艰难，传播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播语体与传播载体这两个方面［2］。传播的语体通常归因于历史演进，我国的中医文化流传已久，很多古老资料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流传下来。在对其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文言文翻译不灵活变通，仍然将原文中的医学术语按其原本的文言文形态进行表述，非专业读者就会一头雾水，无疑会使读者产生语体过于繁杂，不便理解的心理，甚至会打心底抵触中医文化。在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表述，将破除读者之间的跨文化沟通障碍作为翻译的首要目标。语体只是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承载着中医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将内涵进行有效表达是传播的真正意义所在。另外，从媒介上来看，中医文化与现代传播媒介之间联系较少，传播过程中缺少必要的新媒体传播手段，因此致使我国的中医文化传播较为迟缓，在国际上无法得到诸多医学工作者的共鸣。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国际传播学的5W视角，对中医文化在传播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建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at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

二、Who—控制分析

5W模式中的Who，就是指的“谁”，即传播者。在对某种文化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涉及整个传播过程，因此在对文化进行传播的整个环节中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3］。对文化资料的获取、加工以及传递等都是传播者的主要职责，目前对中医文化进行传播的传播者主要有中医师、中医专家学者、中医资料翻译者以及相关媒体工作者。对中医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涉及中医技术层面相关的知识，也涵盖了心理、地理以及哲学、天文学相关知识的传播，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将文化与传播者自身的特点进行整合，结合其职业特点，针对性地选择所要传播的中医文化信息。在我国，中医医生以及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接触的群体往往为病患与学生。他们会借助独特的中医诊疗方式对病患进行病害治疗，或者对学生系统讲解中医文化，从而让病患与学生能够真正受益于中医。因此，此类职业的中医文化传播者信息传递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中医的文化传播层面。而对中医文化资料进行翻译的传播者以及媒体工作者，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面对的群体相较于中医师以及教师来说更加广泛，不仅有病患，更多的是对中医文化感兴趣的热情读者。因此，中医文化的传播主体以对中医文化进行翻译的工作者，以及我国的主流媒体为主，比如中、外文报纸，以及媒体所涉及的电视新闻、互联网平台等。

三、What—内容分析

在国际传播学中所讲述的5W模式中的What，指的就是所传播的内容是什么。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中，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传播的内容会给中医文化带来直接的影响［4］。而传播的相关内容，是经由有意义的符号组合而成。中医文化与西方医学理论有所不同，中医在针对病情时依托的理论知识主要讲求“辨证”；而西医的主要依托则是病患的病情，因此两者在文化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区别。鉴于此，中医文化在传播使用过程中不易被当代西方学者所认可，而这一现象是当前中医文化对外有效传播的一大限制因素。当前对中医文化进行传播时，传播者如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对中医文化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相应转换，将生涩难懂的中医文化翻译为通俗易懂的现代医学通用型的专业术语，如此就会对中医文化的新型传播起到有效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中医文化传播仍然处于发展探索的阶段。在翻译中医文化的过程中，语言是载体，是传播中医文化的一种工具，能帮助我们消除中西方文化差异中针对不同语言所产生的理解障碍［5］。针对该阶段的中医文化翻译特点，即中医文化自身还具备鲜明的民族特性，翻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科学性，从而有利于中医文化被西方医学者所接受，促进中西方医学的有效沟通。虽然中西方医学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中西方医学文化所服务的对象以及所研究的内容几乎是等同的，都是对人体的构造以及病害展开探究。因此，两种差异较大的医学体系之间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相通的特点［6］。虽然在解决方法与判定方式等方面会存在根本的不同，使得这两大体系对于某些医学名词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在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中可以秉承取长补短、相互吸收的态度，利用二者的共同点推进中医文化的有效传播。在对中医文化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基于西方医学的术语名词建立相关术语库，促进规范化翻译工作，从而使中医文化传播亲和且有实效。

四、InWhichChannel—媒介分析

（一）媒介传播方式InWhichChannel主要是对中医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采用的传播途径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专业与多元，与此同时社会的各种阶层分众化需求也较为明显，对文化的传播就自然形成了分众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对媒体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只有在传播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整体水平，才能使所传播的知识被大众接受，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7］。因此，媒体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传播内容涵盖面极为广泛转向了如今的满足受众个性化服务需求。当今社会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基于媒体这一传播平台，比如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多样化的传播载体，借助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文化信息的传播，从而满足受众的多样化个性需求。为了能够更广泛地传播中国的医学文化，有必要对当前社会的媒介传播特点进行相应分析，从而选取当前被大众广泛认可的媒介传播方式，以便将中医文化更好地传播给西方学界。

（二）媒介传播途径占据媒体传播市场重要地位的主流报纸，具备较为广泛且稳定的读者群体，读者订购数量与出版频率都较稳定，在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占有率。因此，报纸成为当前中医文化传播适合的媒介方式之一。可以在报纸专栏上定期刊登相应的中医文化知识，比如部分浅显易懂、普及性较强、涉及面较广的中医文章，从而使西方学者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中医文化的渲染［8］。杂志虽然没有报纸所面向的群体广泛，但是读者相对固定，因此也是中医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网络平台逐步发展，互联网持续精进、自媒体不断涌现，中医文化传播更是增添了更具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因此可以借助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在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媒介上进行传播。举个例子，来自英国利兹大学中文语言学专业的SusieWoo（中文名戴舒萱）的自媒体人，就利用抖音平台向国内外受众介绍中药在国外的普及情况。可以看出，信息化时代，“新媒体”成了更直观的传播方式，对其有效利用必定会大大助益中医文化的传播。

五、ToWhom—受众分析

（一）受众的文化接受这里要探讨的是中医文化的传播受众群体是谁，继而对传播受众群体做进一步分析。传播受众群体会对传播效果的实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为对文化进行吸收读取的受众是读者，在对文化内容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对文化内容的翻译角度就要基于受众的角度，考虑受者语言以及文化接受层面等多种问题。

（二）中医文化的接受过去，部分从事中医文化翻译的工作者在翻译中医文化的过程中，没有综合考虑文化的传播阶段性特征，急于推广中医文化，忽略了医学文化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内涵，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造成了读者理解程度的不同，甚至使外国人产生对中医文化的误解。因此，想要让中医文化在西方医学领域得到有效传播，那么在当前阶段，中医文化的翻译策略就应该做出弹性改变，从而使读者不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差距以及对中医文化的排斥心理而抵触中医文化的传播。直接对中医所涉及的术语采用直译的方式，就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将“龙骨”翻译为“dragonbone”，但是事实上，“龙骨”只是作为一种入药的化石，并非龙的骨头，可见医学术语并不可一概直译。六、WithWhatEffect-效果分析效果分析是对中医文化传播所取得的传播结果如何，传播效果是否对西方学者造成一定的学术影响，是否达到中医文化传播的目的进行的分析。此种研究通常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对传播的整体细节进行分析，对全面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

在对中医文化进行传播时，个体传播效应经过整体细节传播过程分析所得出，中医文化对整个医学领域乃至社会所造成的一系列效应就是通过对中医文化的全面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得出的。也就是说，传播的整体效果如何取决于传播过程以及传播细节，即媒体传播中医文化之后，对个体以及群众所造成的影响变化如何［9］。在传播中医文化过程中，中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个人或者社会群体对中医文化的具体认知上，也就是一个人从接受中医文化，直至理解中医文化，从而完成传播者对中医文化的传播输出。中西医双方存在多种不同，因此在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中，要跨越中西方文化差距的多重障碍，使西方学者对中医文化具有全方位的新认知。中医所具备的语言特征在于其鲜明的简洁性，往往主旨意思由几个字就可概括，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树立跨文化认知，建立专业术语库，找到其对等词语，从而对中医文化词汇做出全面解释，助力中医文化传播的真正实效。

七、结语

国际传播学的5W模式是传播学领域的基本模式，较为详细、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结构和过程。结合该传播模式对中医文化的传播进行分析，可以快捷、清晰地观察到传播现象的本质和深层次部分，加大对中医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传播障碍的解决力度，从而使中医文化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1］刘海燕.基于“5w”模式析中医药文化教育与微博传播的契合性［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5）：331.

［2］吴晓丹，杨勇，白晶，等.中医院校留学生5W方剂学教学模式探讨［C］.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2012：22-27.

［3］张宇，杨宁宁.新传播生态下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新解［J］.邮政研究，2016，32（6）：9-11.

［4］谭小容.“5W”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探讨［J］.九江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0（2）：109-111.

［5］张泗考.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6.

作者:鲁萍 单位:池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