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档案文化；价值；资源
一、档案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源
现代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获取文化的途径出现多元化趋势，与去档案馆钻故纸堆相比，人们更乐于采取其他方式获取文化信息。但档案文化对文化存储和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文化承担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和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文化资源的重任。主要表现在：
（一）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真实再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档案文化在文化历史变迁中起独特的凭证作用，是一种任何其他资料难以替代的文化资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档案就是它的记录和见证。这样，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档案就汇成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国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重视档案的优良传统，积累丰富的档案文化资源，为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充足凭证。如先秦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主要是以甲骨档案为最早的信证。档案文献的保存与重新发现，还为解开文化史遗留问题提供有力佐证。还有许多国家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年代为本国档案禁毁年限，因为这些年代以前的档案对其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难得的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容广泛而丰富，涉及朝政国法、军事经济、风土民情、自然景观等各方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真实记录。民族文化精华也是世界文化的源泉。如我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珍藏的“中国传统音乐声音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内阁档案中关于西洋文化在华传播的档案文献”已先后被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1999年，波兰的肖邦手稿和哥白尼手稿等也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二）文化媒介价值：档案文化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有重要的文化媒介作用。人们对各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书、档案文献和文物实现的，其中档案的作用极为显著。首先，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积淀。一个民族自从进入历史文明时期以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金册、纸墨文书、声像缩微这些记录不同时代文化的档案多姿多彩，真实客观地记录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可见，档案与文化始终共生互动。其次，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借助档案文化，能跨越时空条件限定，实现活知识的传递、流动和延伸，使文化得以传播、延续、继承和发展。并通过档案文化开发利用，可达到发展已有文化成果的目的。再次，档案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就文化发展自身规律而言，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民族文化影响力、扩大文化视野与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途径。当前档案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每个档案馆都代表了其所处环境的文化，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莫不如此。因此，档案馆文化交流活动往往有较浓的文化色彩。
二、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方式
档案的文化价值是多元的，因而，其实现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明档案文化价值的主要实现方式。
（一）发挥史料信息中心的作用。档案信息是一种历史信息，也是一种固定的信息，它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因而，档案保管部门尤其是档案馆应该成为历史信息存储中心，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为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提供历史信息，以充分发挥档案延续社会记忆的功能。
（二）扩展教育功能。档案之所以成为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是源于其历史性、原始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档案用于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是档案开放利用后被日益扩大的功能之一。这一功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许多国家所认可，而且作为发挥档案文化属性和实现档案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档案学者史密斯就指出：“如果档案材料成为学校历史教学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它能够激发一种鉴别和了解历史的需要，那么文化遗产的意识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法国从1950年就在国家档案馆建立了教育处，次年在法国各省也建立了类似机构，一个专职教师负责组织对法国历史博物馆的教学参观，并提供解说词和复制件。这在国际档案界为档案用于教育开创了良好的典范。如今，举办档案展览、汇编专题档案材料、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档案宣传等等档案利用方式，都被赋予实现教育功能的含义。
（三）成为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档案在休闲社会方面的作用，国际档案界关注了比较长的时间。早在1980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法国国家档案馆瓦尔德马恩档案部主任克莱尔·贝尔舍女士就作了《档案的普遍利用》的专题报告，提出档案的“读者大众”的术语，并指出“它指的是所有那些不经常到我们阅览室的人士”，她主张档案馆要“丰富外行读者知识的接触”。事实上，从五十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已经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并给神秘的、有时是乏味的档案资源贴上吸引人的“标签”。这个话题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又重新提起，西班牙国家档案馆的何塞·贝尔那·里瓦斯·费尔南德斯作的大会主要报告之一就是《档案在休闲行业中的作用》，指出“档案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当前阶段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就是：不仅有利于信息的接收、组织和保存，而且也有助于信息传播的先进技术。通过运用这一工具，信息的利用被演变为一种文化活动，并成为了休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一)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是中国人对天地最初的基本的思维，该思想认为人与天不是处于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思想后经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后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的重要观点。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三、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五千年历史中唯一不曾间断的文化体系，这足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强大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使命意识，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能延续至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其强大，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人民群众新实践中涌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传统价值观念注入新的生命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当中生根发芽，体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赋予新的时代气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同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蕴汲取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价值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升华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阐释并概括了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富强，即富足而强盛。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管子•形势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强调物质利益，认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即是物质利益原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利益而存在。富强就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利益原则的体现。人们的生活和需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统一，人们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就赋予富强以新的含义:富强在当代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充裕，更是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足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发展。民主，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价值观念。与古代民本思想站在君主立场上限制和约束君主行为的思想不同，当代民主思想是在坚持和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基础上维护和发扬人民群众的民利，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融入了时代内容和社会主义本质。文明，即是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中国古代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传统思想，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当代文化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是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描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内敛为主的传统“和”理念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演进为当代中国既强调和谐相处又主张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底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思想内涵十分深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类历史进程创造的最重要成果，也是全人类最大的价值共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和最为深刻的价值观诉求。自由，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一开始就把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自然的自由有机地统一起来。庄子主张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即是实现自由的途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由此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到了近代，西方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自由观相融合，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自由观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就是要让人民能够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平等和公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等体现了民众的愿望与诉求，而公正则表现出统治者的职责和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对“平等”、“公正”都很重视。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也谈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即依法治国。传统文化虽然特别强调德治，但其中也蕴含法治的思想。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更重视法治，他主张通过“法治”来补充“礼治”是很重要并且必要的。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德治与法治应该相互补充，才能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有制度地保障。与传统文化更多强调德治、礼治不同，现代社会更注重法治。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通过法治来治国理政、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体而清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一体观念，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敬业，是中国古代从业的道德标准，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勤有功”、“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价值理念。敬业就要勤于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解》)。这些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敬业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敬业就是一种对待职业、工作的奉献意识和使命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思想俯拾即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儒家学说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诚信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发扬光大。诚信是做人的标准，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国古代诚信之道的传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中诚信缺失的强烈呼唤。友善，就是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孟子的“与人为善，善莫大焉”等，都是对“善”的最精辟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诚信、友善，继承了传统的思想，更超越了传统意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超越和升华。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从而可以看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价值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深厚的内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内涵丰富，意义远大。能否做到正确传承传统文化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包容借鉴，用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改进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现代文化，我们要自信包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让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升华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文化的延续和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孕育着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优秀特性，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加以借鉴，只有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的凝聚，理应让这些思想精髓在当今时展进步的生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得到充实和更新，得到更大的发展。核心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核心与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才能使自身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符合中国国情。当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形式主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传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有效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传统文化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这是对数学作用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科学化趋势的深刻预见。事实上，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连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现在也都成为数学能够大显身手的领域。数学方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研究，能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情况使人们认为，人类智力活动中未受到数学的影响而大为改观的领域已寥寥无几了。
二、数学：科学的语言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曾明确地强调了数学的语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就曾指出：“数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分支，而应该被看成是普通语言的一种精确化，这种精确化给普通语言补充了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一些关系，对这些关系来说普通字句是不精确的或过于纠缠的。严格说来，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数学形式系统，只不过给推导关于观测的预期结果提供了计算法则。”（注：《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写道：“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关于新物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纯粹描述实验工作的，就必须基本上是数学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爱因斯坦（A.Einstein）则更通过与艺术语言的比较专门论述了数学的语言性质，他写道：“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象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做到。”（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一般地说，就像对客观世界量的规律性的认识一样，人们对于其他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个在思想中“重新构造”相应研究对象的过程，以及由内在的思维构造向外部的“独立存在”的转化（在爱因斯坦看来，“构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学思想的本质的思想）；就现代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构造则又往往是借助于数学语言得以完成的（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数学对象是一种“逻辑结构”，一般的“科学对象”则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建构”），显然，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语言性质。
数学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还表现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语言（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方程、模型、理论等）对科学真理进行精确和简洁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推断出电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断言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这样，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上重大的理论结合和飞跃。还有黎曼（Riemann）几何和不变量理论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提供了绝妙的描述工具。而边界值数学理论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距离原子示波器的制成变为现实。矩阵理论为本世纪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数学化程度日益提高，数学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从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商业交往中，运用初等数学就够了，而高等数学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高深的科学语言，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数学就会感到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信息系统中，而现代数学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扑、张量、流形等）则开始大量涌现在科学技术文献中，日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科学语言。
三、数学：思维的工具数学是任何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首先，数学具有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实在的能力。数学概念是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数学中，集合、结构等概念，作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本身确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数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这就是说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必须依赖于演绎证明。数学家像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王国中，然而他们在数学王国的种种发现，即数学结构内部和各种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最终还是现实的摹写。而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其关键还在于能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即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过程，经过一个合理的简化步骤，找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使这个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就是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其次，数学赋予科学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使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并使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法则，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在逻辑上准确无误。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结论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统，通过数学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理论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牛顿所建立的力学系统则可看成自然科学中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数学也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恩格斯（F.Engels）对数学的认识功能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即用特殊的符号语言，简明的数学公式，明确地表达出各种辩证的关系和转化。如牛顿
（I.Newton）—莱布尼兹（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积分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表现了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等等（注：孙小礼《数学：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数学还是思维的体操。这种思维操练，确实能够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四、数学：一种思想方法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它研究客观对象量的变化、关系等，并在提炼量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有关量的推导和演算的方法。数学的思想方法体现着它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和性质，是物质世界质与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最有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主要有：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数学模型。
任何一种数学方法的具体运用，首先必须将研究对象数量化，进行数量分析、测量和计算。同志曾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注：《选集》第4卷第144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阳系第行星——海王星的发现，就是由亚当斯（J.C.Adams）和勒维烈（U.J.Leverrier）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通过复杂的数量分析和计算，在尚未观察到海王星的情况下推理并预见其存在的。
数学作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观测的感性经验以外的客观世界，推理更有其独到的功效，例如正电子的预言，就是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后来由宇宙射线观测实验证实了这一论断。
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模型方法作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中所包含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进行的数学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经成为应用数学最本质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这一概念在数学上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许多数学家都把数学看成是“关于模型的科学”。怀特海（A.N.Whitehead）认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样古老……社会组织的结合力也依赖于行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进步也侥幸地依赖于这些行为模式的变更。”（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并进一步指出：“数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技术。”（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学家博尔茨曼（L.E.Boltzmann）认为：“模型，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数学的，无论是几何的还是统计的，已经成为科学以思维能力理解客体和用语言描述客体的工具。”这一观点目前不仅流行于自然科学界，还遍布于社会科学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预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在欧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称为结构主义的运动，雄辩地论证了所有各种范围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都有形式的数学结构为基础。在美国，社会科学自夸有更坚实、定量的东西，这通常也是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从模型的观点看，数学已经突破了量的确定性这一较狭义的范畴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数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量”而扩展为更广义的“模型”，那么，数学概念的本质也在发生嬗变。数学正成为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泛化了的概念体系，其涵盖的科学对象也必然随之增加。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模型建构大都以结构分析为目标，即在高度简化与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会行为机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学去预测与控制一个社会系统的一切变量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已经实现。
数学的模型方法把数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转化成科学研究的实际力量。数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应用数学，主要就是研究如何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模型。这是一个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科学抽象和做出判断与预见的过程。如对客观事物的必然现象，人们用确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对或然现象，人们建立了随机性模型。模糊数学被用于刻画弗晰现象。而各种突变现象，如地震、洪灾等，则可以由突变理论给出数学模型。
五、数学：理性的艺术通常人们认为，艺术与数学是人类所创造的风格与本质都迥然不同的两类文化产品。两者一个处于高度理性化的巅峰，另一个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个是科学（自然科学）的典范，另一个是美学构筑的杰作。然而，在种种表面无关甚至完全不同的现象背后，隐匿着艺术与数学极其丰富的普遍意义。
数学与艺术确实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例如数学和艺术，特别是音乐中的五线谱，绘画中的线条结构等，都是用抽象的符号语言来表达内容。难怪有人说，数学是理性的音乐，音乐是感性的数学。事实上，由于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维的自由想象和创造”，因此，美学的因素在数学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数学可被看成一种艺术。对此，我们还可做出如下进一步的分析。
艺术与数学都是描绘世界图式的有力工具。艺术与数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手段。在艺术创造与数学创造中凝聚着人类美好的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孜孜追求。尽管艺术家与数学家使用着不同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方式，但他们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幅尽可能简化的“世界图式”。艺术实践与数学活动的动机、过程、方法与结果，都是在其自身价值的弘扬中，不断地实现着对世界图式的有力刻画。这种价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审美地掌握世界。
艺术与数学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语言。艺术与数学在描绘世界图式的过程中，还同时发展并完善着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最基本的载体便是艺术与数学各自独特的语言体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艺术与数学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的心声，因而它们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广泛传播和交流。（2）整体性。艺术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其艺术表现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数学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数学统一的符号体系、各个分支之间的有力联系、共同的逻辑规则和约定俗成的阐述方式。（3）简约性。它首先表现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冻与浓缩。（4）象征性。艺术与数学语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诱发某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唤起某种美的感受，而意义则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维，升迁为理念，成为表现人类内心意图的方式。（5）形式化。在艺术与数学各自进行的代码与信息的意义交换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达到了实体与形式的分隔。这样提炼出来的形式可以进行形式化处理。
艺术与数学具有普适的精神价值。有人把精神价值划分为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三种。艺术与数学同时具备这三种价值，这一事实赋予了艺术与数学精神价值以普适性。概括起来，其共同的特点有：（1）自律性。数学价值的自律性是与数学价值的客观性相联系的；艺术的价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选举和个人好恶来衡量的。艺术与数学的价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内被鉴别、鉴赏和评价的。（2）超越性。它们可以超越时空，显示出永恒。在艺术与数学的价值超越过程中，现实被扩张、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赋予理想。艺术与数学的超越性还表现为超前的价值。（3）非功利性。艺术与数学的非功利性是其价值判断有别于其他种类文化与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4）多样化、物化与泛化。在现代技术与商业化的冲击下，艺术与数学的价值也开始发生嬗变，出现了各自价值在许多领域内的散射、渗透、应用、交叉等现象。
在人类思维的全谱系中，艺术思维和数学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主导思维各居于谱系的两端。但两种思维又有很多交叉、重叠和复合。特别是真正的艺术品和数学创造，一般都不是某种单一思维形式的产物，而是多种思维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思维之翼在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形成的巨大张力之间展开了无穷的翱翔，并在人类思维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构造中被编织得浑然一体，呈现出整体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思维谱系不是线性的，而是主体的、网络式的、多层多维的复合体。当我们想要探索人类思维的奥秘时，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能够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原始思维直至人工智能这样高级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素材（注：黄秦安《论艺术与数学的普遍意义及基本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
2期。）。
六、数学：充满理性精神数学犹如一棵正在成长着的大树，它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着的理论知识体系。数学充满着理性精神，它不断为人们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数学家说：“数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绝不亚于语言、艺术和宗教，今天数学正对科学和社会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影响。”（注：〔美〕L.A.斯蒂恩主编《今日数学》第26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数学对于人类理性精神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也清楚地说明数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的重要性。正如克莱因（M.Kline）指出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产；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内涵。”（注：M.Kline.MathematicsinWesternCulture.PenguinBooks,1953.Preface,121～132.）
关键词：语文教育 文化价值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可以说是遵循一种人文构成的脉络，它就像是一双隐形的双手，不管是在内容上的丰富性还是在形式上的变化性，都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借鉴素材。
作为我国近代的文化传播工具，语文教育是在两股力量的驱使下前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主要以其独有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中国的儒家文化则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两者之间相互交锋、碰撞，在相互吸收与促进的同时，近代的语文教育则有所突破，其表现就是改变了只注重道德教化的单纯性，转而更加注重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学科基础建设的努力。语文教育之路在我国现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各种思想的汇合下不断确立起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它的主导思想，并为之苦苦求索，这是一条为社会服务，关注民生之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语文教育将白话语体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语文课程在建国前五十年注重继承人文传统和开拓人文精神，建国后六十年语文课程对文化的选择则充满了艰辛和困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的意识和意义逐渐被发现和唤醒。语文教育在民族文化彰显新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使文化传播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
文化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与社会的一种建构。语文教育在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是师生围绕文化进行切磋和积极对话的一个过程，它旨在传播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其表现在师生参与活动过程中的一种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的理解、互动和共享之中。
自我国近现代以来，虽然语文教育在实践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科学性的强化、传统文化失语和人文性的弱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偏颇。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化、工具和人文三方面，下面笔者主要从教化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三方面来对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进行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一、教化价值
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是指在平时的语文教育中用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教育，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的行为规范等。通过这些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换句话说，教育感化即教化。教育感化自古以来都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存在着，我国古代教育把“教化万物”当成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业，其实就是一部用传统文化教化天下的教育。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年轻人的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基础语文教育将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语文教育秉承着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中，我国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心思想。其实在任何社会，教化功能一直都在教育功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的教化，主导着其主观的判断，这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提供了可能。
语文教育的文化教化价值是任何社会的语文教育都不能回避或弱化的，它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才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二、工具价值
语言因人类的交际而产生，是人类交际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由于语言的特殊功能，人们将它作为最基本的交际工具，而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了语文，语文的产生离不开语言的出现，将满际需要作为主要任务的语文，使得语文具有了工具价值。不管是语文教育内容中的静态文化还是动态文化，在它的工具性方面都体现着语文教育的价值，它的工具性主要在于满足众多交际主题的需求上。语文教育的文化工具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知工具性；二是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借鉴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工具；三是教师组织工具；四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工具。
文化包罗万象，而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内容则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在语文课程中民族优秀文化充当了语文课程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多元的优秀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文化则起到了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并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深入的借鉴和吸收的作用。
文化在语文教育中为师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背景语境和情境语境，也提供了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教学内容。师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体验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并通过相互的交流折射出文化的意义。通过文化展开师生互动，通过相互间的互动来找到新的发现和对语文知识的满足。通过师生共享文化，围绕文化而产生的工具性价值，使语文教育变得更加有意义。
语文教育的文化还有教师组织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价值。语文教师根据教育内容来组织语文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会将教学内容的基本信息告知给学生。其次，将文化的意义和情感等进行阐述，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价值所在。再次，文化本身作为一种解释方式，语文教育也具有解释的价值。最后，文化在给学生传播文化、发展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工具作用。
三、人文价值
语言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交际需求而产生，它除了具有教化和工具价值以外，还蕴含着人的精神层面的思想道德、情绪情感等等，在人的精神层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1]，这说明语言不仅有工具方面的意义，在人的精神层面它还包含极其丰富的意义。“言语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语感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命之声、心灵之声，言语中映现着人的生命、生存、生活，言语和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同步。”[2]语文教育将语言和言语作为载体，语言是以语音或文字为物质外壳，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过程。语文教育的文化既包括了人的生命活动又包括了人的精神活动，既包括活动的过程又包括活动的方式，它的人文价值表现在静态和动态的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上。
语文教育具有丰富的人文性内涵，“粗浅地说，人文性就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3]人文性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自身的人文关怀。人作为人不仅仅满足物质层次的价值，还应满足精神层次的价值，语文教育也是同理，既要求满足工具的价值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在精神层面有所提升。
总之，培养学生社会所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终极关怀，是语文教育的文化的人文价值，是对语文教育的文化教化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进一步提升。语文教育召唤着人性最本真的一面，陶冶着学生的情感，促进他们成长。我们只有在文化传播中不断探索，才能发现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和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