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生成条件；储备货币生成路径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2．逐步开放非居民账户是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由之路。
学术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实施路径的探索层出不穷，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区域化路径，即通过亚洲货币合作使人民币首先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借此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全球路径，即直接将人民币培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欧元之外的关键货币之一。考虑到中国的贸易结构、金融体制的效率和开放度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可能面临的在亚洲的领导力被削弱的风险，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并不可行，人民币应首先成为亚洲地区的关键货币，通过区域化来实现国际化。张宇燕、张静春(2008)指出，当前人民币走直接国际化路线的基础和规模都还太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尚不具备强健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贸然推行人民币直接国际化，一旦国际化进程发生逆转，将给国内经济带来严重损害。相比之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宋晓玲(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货币合作对提高货币国际化份额有正的显著影响。她指出，以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克服现有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并降低转换成本，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概率。在当前格局下参与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区域货币合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占优策略。李超(2010)从产品差异程度、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和对外贸易全球份额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现状，他发现当前推行人民币区域化具有一定的贸易基础。霍伟东、杨碧琴(2013)在CAFTA框架内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基础发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总量条件已经具备，在贸易结构条件上则喜忧参半。但也有少数不同观点认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比直接成为国际货币的难度更大。例如，赵海宽(2003)认为，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只是在原有世界货币中再增加一种，并不排斥其他世界货币，其实现的可行性更大。李稻葵、刘霖林(2008)指出，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人民币，如果加入“亚洲货币”，人民币可能会长期受制于日元，从而失去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契机。Eichengreen(2009)认为，亚洲采用单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不需要参加任何区域货币联盟来获取经济和金融地位，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的时间越长，人民币在亚洲的影响力越大。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鲜有学者从定量角度构建模型来深入分析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潜力和可能性。因此，本文尝试借鉴国外学者分析欧盟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的方法来实证研究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根据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采用欧元的国家必须满足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政府赤字和债务这一系列经济指标收敛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据此，国外许多学者通过检验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这一收敛性标准来判断它们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如Brada和Kutan(2001)、Backe等(2003)、Fidrmuc和Korhonen(2003)、Babetskii等(2004)利用ADF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等时间序列方法检验了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欧元区的收敛性标准。然而，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以相对较小的时间序列数据集为样本，无法在国家层面提供较为全面的证据支持。基于此，Kutan和Yigit(2005)选取样本期更长且包含更多信息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IPS、Hadri和SURADF3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分析了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他们通过检验这10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增长率、PPI、CPI和存贷款利差相对于欧盟基准国家相应指标的收敛性，来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尝试在Kutan和Yigit(2005)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利用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实证分析“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性问题，以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及其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1．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经济收敛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β收敛、σ收敛和随机条件收敛。不同于β收敛和σ收敛，随机条件收敛不再关注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差异，而是强调只要地区间的人均产出差距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路径即可视为收敛。本文将采用随机条件收敛来研究“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情况，“10+3”体制中在统计上与中国的经济指标趋同的国家越多表明人民币在区域内影响力越大，其更有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2．非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是否适用于样本面板，应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为非线性的。McLeod和Li(1983)通过ARMA(p，q)模型的平方残差来检验线性模型的功效，其检验统计量为。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经济指标为CPI、工业产值、GDP、汇率和外汇储备。其中，CPI通常能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和经济状况的稳定程度，工业产值和GDP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汇率对两国的对口贸易和外汇结算具有重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能反映一国的国际清偿力，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有重要作用，这5个指标可以基本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状况。检验的样本期为1993年10月至2013年9月。为了研究“10+3”国家经济收敛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为界将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年10月至2001年12月，第二个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13年9月。为了进行对比，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和日本作为基准国，通过检验“10+3”各国的经济指标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收敛性程度和变化趋势，考察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2．数据的统计性特征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产值和GDP均值都很大，这表明中国是“10+3”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方差远小于日元和韩元，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很小，人民币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进而推动人民币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3．非线性检验对“10+3”国家的各个指标序列进行非线性检验的结果如下:由表2可知，所有国家(除文莱外)CPI的Q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所有国家的CPI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从汇率、外汇储备和工业产值的检验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为了进一步识别数据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画出了利用傅立叶函数拟合这13个国家各项指标的图形，如图1～图4所示。可以看出，傅立叶函数能够很好地拟合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利用傅里叶展开式来刻画数据非线性特征的合理性。4．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都不收敛于中国。由于还未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有限，所以趋同程度较低。而在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方面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分别为6个、1个和7个。从回归系数β来看，系数越小表明在受到外生冲击以后各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与中国相应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短，收敛性越强。在表3中，除了CPI和汇率外，其余3项指标的系数均接近于1，这表明“10+3”各国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非常弱。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工业产值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这5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收敛于中国。工业产值和GDP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由中国加入WTO之前的0个变为5个和2个。从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来看，收敛于中国的国家分别为7个、9个和3个，除汇率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各国工业产值的系数β来看，除日本外所有国家的回归系数都减小，说明各国工业产值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都有所增强。这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10+3”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加深，区域内国家各项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和程度都有所增加。由表5和表6可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CPI、GDP和汇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分别为5个、7个和7个;在加入WTO之后，这一数据变为6个、6个和7个，两者相差不大。而工业产值与日本趋同的国家由之前的7个减少为3个，外汇储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由之前的2个变为8个。总体来看，“10+3”各国的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中国加入WTO以后，各国相对于日本的收敛程度比之前有所下降。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但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较为完备，经济的开放程度比中国高，所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与日本更为趋同。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甚至缓慢，各国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表7汇总了表3～表6的经济收敛性结果。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10+3”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而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目前“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仍然略低于日本。为了衡量收敛性程度，本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半衰期。半衰期越大表明受到外生冲击后经济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长，而收敛性程度则越低。较强的收敛性意味着外部冲击只能给各国经济指标的离差带来一个暂时的偏离。由表8和表9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前，虽然收敛于中国的国家不多，但其半衰期都在6个月之内，这显示了很强的收敛性。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收敛于中国的半衰期略有增长，这表明收敛程度稍有降低。从日本的数据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的半衰期都明显增大，尤其是工业产值、GDP和汇率，这表明收敛于日本的程度明显降低。横向来看，“10+3”国家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收敛程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处于相同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1.人民币升值对我们老百姓的影响 个人财富可能缩水，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假如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将更值钱。比如，如果人民币升值10%，10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32.90673美元。如果单纯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升值对百姓有好处，但是如果从整体的国家或者经济层面考虑的话，人民币升值以后，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给就业带来困难，个人百姓的财富很有可能会缩水。 他还认为，人民币升值短期看肯定是有利于进口，所以进口车的品种会更多，价格相对也会便宜不少，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他还建议，真升值的话，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将会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教授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国内整个商品价格体系会出现重大变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或原材料，从而影响到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有升也有降。 从长期看，国内进口的增大，扩大了国际商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国际商品的上涨，而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又会使国内商品价格向国际商品价格靠拢，从而最终带来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 出国留学旅游更实惠，人民币升值会让老百姓出国旅游和留学变得更加实惠。比如，当年日元升值前，3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后，86日元就可以兑换1美元。如果按这样的升值幅度计算，现在1万元人民币的出国游，就会变成2500元。当然，人民币升值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但升值后，人民币在国外就更值钱了。 2.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升值增强中国经济"底气"，经过接近9个月的跋涉,昨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不多不少地落在了1%。1个百分点的跨越,虽然只是数字上变化,但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淡化一次性升值的行政色彩后,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市场供需决定的升值幅度。 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时间，然而意义还不仅止于此。自去年7月22日到3月17日,人民币再度升值1%,总计经历了162个交易日,平均每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升值5个基点。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陆文磊表示,在这一渐进而有节奏的升值过程中,不仅给了出口企业以缓冲的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而且为了我国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了时间。 将热钱的冲击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1%的升值幅度,意味着从去年7月22日起的9个月内,热钱流入的成本在提高。随着美联储不断升息,目前中、美之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远远低于这一利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海外热钱大规模流入的进程,将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此外,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国内经济而言,汇率的变动无疑牵一发动全身。对这9个月的汇率改革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的综合评价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这位有着十几年外汇研究经历的资深专家表示,1%的升值幅度对出口企业仍然有利可图,因为这还没有达到企业平均换汇成本之上的水平。同时在进口方面,其成本却因人民币升值1%而更具有增长动力。 黄泽民教授的结论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数据进行佐证。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继续延续了以往的增长速度。今年1至2月份尽管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但是出口仍然保持在25.5%的增长态势；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7.4%,去年全年则为17.6%。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1、2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6.2%,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 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然而这期间并非没有隐忧。陆文磊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升值预期将是长期的,就今年而言人民币极有可能达到3%的升值幅度,这将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定价能力较弱的纺织行业有较大影响。但是这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降低成本。因此,从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 目前应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怎样遵循"中国原则"走自己的道路?黄泽民教授认为,目前应该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近一时期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已经引起关注,其中虽然不排除有汇改的因素,但是货币政策应立足国内的经济状况,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底气。而在外汇市场方面,则应该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扩大投资者对外汇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进而有助于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人民币升值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提升股市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昨日创下去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正面影响,提升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对内地股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A股和H股的联动"。国泰君安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表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国际资本进入和退出香港股市都很方便,所以H股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要比A股灵敏得多。近期,香港市场地产股和商业股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而H股的上涨又会对A股市场相关板块产生示范效应,提升投资人对A股市场的估值预期。 周克瑜同时表示,人民币升值的实质影响应该从长期来看。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资产价值的提升,而这必然会增强证券市场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国外战略投资者加快进入A股市场,未来外资并购案例将逐渐增多,A股市场将进一步活跃。周克瑜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业内人士的认同。东方证券冯玉明认为,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一般都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走强。所以,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有望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向上的推动作用。 "近期人民币的升值其实在市场的预期之中,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内地股市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由于QFII额度的限制,短期内对A股市场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增强投资人对股市的信心。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可能会推动QDII的进程。"海通证券研究所投资策划部负责人陈久红表示。 而某券商投资部负责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机资本冲击压力往往会迫使央行采取低利率的政策,进而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上升,而大量资金的存在肯定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从目前情况看,股市并不缺钱,许多资金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合适的进场机会"。 4.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昨日记者采访发现,在人民币升值影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一批行业人士认为,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升值对于各行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和多角度的,往往是利空和利多相交织；不过,总的来说,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的行业将会有所受益,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将会受到直接冲击。前者如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行业等,后者则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行业。 不过,以上终究是笼统而言,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具体到各家公司,甚至某个行业,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也不好简单论断。对航空业而言,这是大好消息；航空公司一般都有较多外汇负债,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损益数额是相当大的。 对毛纺类的上市公司,公司方面人士表示,由于公司产品质量较高,拥有一定议价能力,所以升值对公司出口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可以转嫁到外商,另一方面,公司大部分原料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负面影响也就有所抵消。 另外,一向被认为将较大受益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房地产业,在一些业内人士眼里,也并非如此。记者昨日采访到的一位房地产行业研究员,目前已转到一家较大规模的房地产公司任职。他表示,升值对于房地产公司的影响远逊于国家政策因素,目前尽管有热钱流入投资房地产,但大部分公司还是使用自用资金。升值不是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关键因素。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已经逐渐走出国门。在中国香港、澳门和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可以局部或者全境通用。人民币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流通和自由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机制不断完善,金融开放的程度逐步扩大,以及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了良好基础。
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长期性分析
(一)外部环境分析
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我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减少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所承担的贷款和通胀损失。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增加我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导致地缘政治关系的恶化。因此,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会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内部条件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是人民币的区域化,成为我国周边过家以及亚洲的贸易结算和支付手段。然后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被全世界普遍接受。这两个阶段的实现是依靠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世界经济发展缓慢的环境下,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我国金融市场在资本项目上的管制仍然是较为严格的。人民币可兑换程度和人民币资本市场开放度,都处于较低的格局。我国现在的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影响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制度上的改变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部和内部的分析都说表明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长期性。那么,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必定会在各个领域和方面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益处
(一)有利于我金融市场的深化
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增加,会使得我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资产的规模交易以及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的最终货币,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促进了金融市场深化。
(二)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进我国金融也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缓解金融体系内货币错配状况。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将会有更多的国际贸易、国际资本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我国金融部门会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可以增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可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非居民提供进行人民币投资或筹资资金手段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出现和壮大将成为必然。
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经济影响
(一)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和频繁波动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对人民币的需求不仅有境内需求,还有境外需求,并且境外需求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是不断增加的。人民币汇率在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中决定。因此,人民币会有持续的升值压力。汇率升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对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我国经济来说有较大影响。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会形成人民币离岸的金融中心,如果境内的汇率市场化不完全,完全市场化的境外人民币汇率跟境内的人民币汇率构成冲击。由此,会造成大规模的套汇活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更加频繁。
(二)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会增大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越来越多,我国境内的银行无法准确确定非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存量,面临着集中反存和大量提现的压力。能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境内外银行间的业务竞争,会增大经营成本和风险。
(三)加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我国金融体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逐步开放,国家对汇率和资本项目的管制都会慢慢放松,由此带来的国际投机以及各种金融风险的对我国的金融体系是相当大的威胁。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应对国际风险方面的建设和经验略显不足,脆弱性的问题就更为明显了。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削弱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再只对我国有影响。因此,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是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情况。并且,人民币的供给将会由于人民币的境外存量的不稳定而更加难以确定,这也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对策分析
(一)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依然受限、人民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较低、在国际范围内履行国际货币职能几乎没有的情况下,通过边境贸易促使人民币区域化,依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切入点。
(二)利用我国香港地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用
我国香港地区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对亚洲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尤其是当人民币还受到兑换和流通上的管制、人民币自由化没有完全实现时,离岸中心是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关键货币的重要渠道。人民币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更加有效地在周边国家流通,发挥更大的国际货币职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更好发展。
(三)建立人民币需求的监测机制
人民币的境外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有较大的影响,汇率的频繁波动会造成金融的不稳定。能够及时掌握人民币需求的趋势,可以减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我国物价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
(四)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出口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占较大比重。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频繁波动会降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要求我们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经济的外贸依赖性,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五)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际上一个与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相辅相成的过程。我国金融体系向国际化发展,放宽对汇率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完善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和开放度。金融体系的国际化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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