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由于泡沫经济，使自己失去了十年发展经济的良好时机。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是触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本文以史为鉴，提出了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泡沫经济日本经济贸易顺差 2005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是2011年的3倍多。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民币必须升值”、“中国的汇率机制必须更具弹性”——这类“警示”性的语句在2005年度频繁出现在各类国际级会议中。尽管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顺差，但是效果甚微。2006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远远超过了2005年。2006年中国又出现如此巨大的顺差将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2006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原因，并表明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纵观中国现在的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大的相似性。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模式一直是一个经济奇迹的代表。但是正是这一奇迹的代表，经过泡沫经济后，经济衰退了整整十年。因此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 1.面临着对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币升值问题 1980年～1984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是后来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的直接原因。而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1141.97亿美元，这在美国产业界和国会山引起巨大反弹。2006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2.2亿美元，预计今年中美贸易顺差不会比去年少，最近几年，中国一直面临人民币升值问题，中美贸易顺差只增不减，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增大。 2.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二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主要依赖其制造业。在这一时期，日本制造业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发展战略。但是，日本制造业非常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行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采用了投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中国的产业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以出口加工为主。中国依靠这一发展战略，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不管是什么样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都不会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的长期发展还是靠内需，靠科技创新能力，但在这一方面，中国和日本都还未能做到。 3.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1)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配合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建立了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据统计，1975年至1984年期间，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平均高达89.7%。为确保间接金融体系顺利运行，日本金融当局实行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使银行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我国股市长期面临着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成千上万家企业等待上市，而长期低迷的股市造成流入资金不足甚至萎缩。虽然，2006年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使我国股票市场呈现牛市格局，但是银行在我国的融资体系中还是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与日本银行一样，在资金投向方面考核与监督力度不够，从而普遍缺乏效率。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根据“卢浮宫协议”，日本的利率也必须下调，由于87年的“纽约股灾”，日本一直未能上调利率，其低利率政策持续了27个月，使得本来资金已很充裕的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我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而且货币供应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膨胀，为了经济增长需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在15%以上，而且国外资金的流入使我国的货币更为宽松。 4.政府主导型的企业治理模式 日本企业的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而政府对金融机构又过分干预，使得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而且日本公司之间相互持股，虽然避免了被恶意收购，但是往往使得企业之间的协调多于监督；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使企业缺乏创新机制。尽管在制度和机制上与日本不同，但是“重协调轻监控”却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企业治理模式上的相同之处。产权关系不清，行政干预 银行的融资，以GDP考核官员政绩，以及腐败都严重妨碍监控职能的行使。 二、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原因是日美的贸易摩擦导致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引起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日本出现经济的衰退。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采取了宽松的金融与财政政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本来资金充裕的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但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利润空间小，资金大都投向股票、房地产，引发了泡沫经济。在日元升值期间，日本从本国利益考虑，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及银行投资效率低下，当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准备不足的日本银行业面对激烈竞争，出现许多问题。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治理模式在未开放国内市场时还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日本经济给我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一些泡沫经济的现象：如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以及房地产急剧上升，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我国经济步日本经济的后尘。 1.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坚持以内需为主 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整体。别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政策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内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石，我们应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2.金融自由化速度不应过快 我国银行体系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实体经济又缺乏投资机会，如果过快放开对直接融资规模的管制，银行资金很容易流向投机性领域，引发泡沫经济。我国加入WTO，当然要遵守开放资本市场的承诺，但是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规则循序渐进。在国外金融机构涌入之前，采取对策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建立所需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和审计等。 3.定位政府职能，改善企业治理模式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提供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而言，应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严防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过于密切，建立一套适合的监管体系以及信息制度。 4.正确处理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协调政策目标的关系 面对国外的压力，日本使日元升值，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才使泡沫破裂引发长期经济衰退。目前由于顺差，我国也面临着国外的强大压力，我们要吸取日本教训，要正确处理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协调政策目标的关系，以免国内经济遭受损失。 5.要注意物价稳定与货币供给的关系 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泡沫经济后，日本当局当时只注意CPI的涨跌，忽略了资产价格的上涨，因而未能及时扭转政策方向。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也较为宽松，而且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因此我们应控制货币供给，不能到物价猛增时再采取对策。 日本由于泡沫经济，使自己失去了十年发展经济的良好时机。中国目前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是触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应采取措施避免我国经济重蹈覆辙。万一我国出现泡沫经济，我们的状况将不及日本，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泡沫经济前的日本，我国还未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教育和医疗费用、收入差距过大、官员腐败等问题。此前，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如扩大内需、调整出口退税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完善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疏导过剩的流动性，以预防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或危机等，这些政策也初见成效。只要我们继续深化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相信我国经济会在不引发泡沫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张一:当心，日本泡沫经济中国重演[J].资本市场，2005 孙家驹籍森:浅议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货币政策与启示[J].山东国际金融，1996(4） 瞿强: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及其教训[J].金融论坛，2001(9） 董登新:日本泡沫经济换来十年萧条[J].市场营销 肖崎:日本泡沫经济制度性原因分析及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06(1） 高柏: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2～20 王凌云当心:日本泡沫经济中国重演[J].市场，2005(8） 王志文刘卫江彭洁: 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7） 魏加宁: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J].西安金融，2006(1）
[关键词]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寻其长期低迷的原因，其有信服力的解释有这样几种：1.金融体制的缺陷与泡沫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的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大量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业的资产泡沫破灭后，形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不良债权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2.企业尤其是国内经济部门的企业效益低下的影响，日本国内企业规模偏小，内部治理结构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创新能力不足，开发新技术提升产业层次缺乏微观基础；3.日本陷阱的出现与宏观政策调控不当的影响。以上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三大需求总量不足以拉动经济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从总需求的第四大总量—净出口出发，论述日本贸易竞争力的减弱与经济衰退，作为以上三种解释的补充。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其大小由对外贸易乘数所决定，相对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挤出效应，因而其实际效果要大；二是资源配置效应，产业间贸易总是出口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考察，出口的产业或产品构成都是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相对工资率的产品，因而出口的增长可以改善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的增长；三是规模经济效应，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幂函数，企业可以通过出口做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取更大份额谋取垄断利润，从而提高一国国民的净福利，如果该产业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度上高于其它产业，则还可以取得正的社会效应。日本的发展离不开钢材、家用电器、汽车、精密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从人口、国土面积、资源、技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日本绝不能算一个大国，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国外市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战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对日本经济具有显性作用，为什么在分析总需求各因素对经济衰退的作用时，会忽视贸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净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响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为例，日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9.4%，而净出口只占1%，也就是说，消费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GDP增长近0.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需增长6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同样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话”的影响，认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部门高效率依然如旧，竞争力一如既往（袁跃东2001），日本经济虽然衰退了，但贸易竞争力并未削弱。在总需求各构成因素中，消费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刺激消费往往成为首选之策。但消费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预期的作用相对很小，从长期趋势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一般都很稳定。在个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费将以明日的少消费为代价，以一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在总需求的各构成因素中消费是稳定经济而非扭转经济趋势的因素，只有变动不居者才是解释经济转折的关键，政策作用的对象，这也正是凯恩斯看重投资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中，投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长达54个月的“平成景气”期间，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就是支撑此次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同样，对于曾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之策的日本来说，进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净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进口毕竟是漏出因素，将其从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正如税收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作用相异一样，我们不能将税收从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为例，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但如果分开算，则出口的贡献度为+0.6，进口的贡献度为-0.6（注：转引自《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3页。）。 三、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直接市场原因 世界经济论坛所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认为，一国的竞争力指通过管理资产和经济过程、吸引力和扩张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过把这些关系整合到经济和社会模型中去创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贸易竞争力反映了国内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的表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 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体现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引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第一辑）。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的比较，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同类产业或产品之间竞争上的比较，对于资源贫乏，进出口都较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经济而言，贸易竞争力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尤为重要。竞争优势建立在技术含量、技术创新以及同类产品的价格上。整个19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对日本的进口亦持续增长，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进行自私的日元贬值，因此日本的贸易还是盈余的，但这种盈余并不代表竞争优势，一旦国际市场形势逆转，其出口即严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贸易黑字导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汽车、家用电器等出口产品可以说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因日元升值出口锐减，仅汽车一项，1993年就下降8.4%（注：转引自车维汉《日本经济周期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第395页。），直接导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开始。出口指数［等于（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常用来表示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代表日本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出口指数值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软件业的出口指数95年、97年、98年均为-1，（注：转引自白雪洁《“IT革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做的调查表明，日本目前企业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是美国企业的1.87倍，中国企业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价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体说，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是美国的1.03倍，能源为1.53倍，服务价格为2.73倍，明显高于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相比，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的2.49倍，服务价格是8.44倍（注：引自《国际金融快讯》，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业成本高，加之质量差距与别国日益缩小，严重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随着中国以及东亚其它新兴工业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产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样畅销全球，以彩电为例，与中国相比日本彩电的价格/质量指标肯定是高的，近几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国产彩电的日益普及可为明证，尽管仍有一些爱时髦的人偏好日本货，但这样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胜过了一切计量分析。从总体的情况来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货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从3526.6亿美元增长为3740.4亿美元，而从1995年算起，则从4287.2亿美元降为3740.4亿美元（注：引自《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个百分点（注：转引自课题组《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结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是由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相互作用的结果，提高生产技术，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一贯法宝，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最具生产技术外在效应的行业，是产业技术提升的火车头。但与美国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虽然日本的信息技术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过独创性见解，但日本产业界过于偏爱新高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战略构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计算机硬件上赶超美国，对软件技术落后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IT领域日本至少比美国落后20年（注：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损害了企业自身的调节能力，日本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从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先机。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两者的经济结构差距及产业技术差距也在日益缩小，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奇迹”一文，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怀疑，都把技术水平低，产业层次低作为危机的深层原因，认为在东亚的雁形模式发展过程之中，日本居于雁头地位，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东亚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 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在生产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东亚其他国家则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产业传递与产业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顶层，“四小龙”为中间层，底层为东盟，中国则大体居于中间层与底层之间，在技术上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出口，在市场上则严重依赖对日本中间产品的进口，形成了对日的大量贸易赤字，技术上缺乏创新能力，市场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贵2001）。以上分析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尤其是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凭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有限，这一看法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但东亚各国经济依其在“雁陈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能笼统地一笔抹煞，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既然技术层次低和产业同构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为什么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回升乏力，而“四小龙”与东盟却复升势头强劲；第二，1980年代以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推动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既受母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的影响，也受东道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以及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为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一般更多的带有当地特征，难道跨国公司行为、当地政府行为以及当地市场特征的影响可以忽略吗？东亚各国产业转移与分工布局的理论阐释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论与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论为基础，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日本来说边际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业的中小企业为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性企业，对外投资应由此开始。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经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的发展，内容逐渐由理论设想而接近于现实，模型由发达国家开发并生产新产品，从国内、国外市场获取垄断利润，当产品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后，国内外模仿者纷纷加入，市场竞争加剧利润下降，此时发达国家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发达国家中寻找合适的生产区域，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分工的调整。这两种理论对解释1970年代以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结，在“可持续转移”上受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持续创新能力的限制，当跨国公司在贸易与投资一体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时，其理论阐释力则俞益下降。长期以来，由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而形成的东亚贸易格局，日本确实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东亚其它国家作为加工基地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过程，向美国出口。对日本而言，组装是劳动密集型，但对东亚新兴工业国而言却是技术密集型，因而这样的产业转移仍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技术层次。从动态来考察这一技术层次的提升，随着资本的积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东亚新兴工业国吸引外资投资于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及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东亚国家也不可能只是关心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是贸易政策的首选目标，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就是服从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通过减免税等生产扶持手段、出口补贴等激励政策以及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手段，生产成本沿“学习曲线”下降的新产品、新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具有明显社会技术进步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产业得到了生产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龙”通过结构提升就已实现了工业化，并确立了高科技企业领先发展的局面，从而成为东亚地区内部资本、中等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供应者。自19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开始角逐东亚市场，从而为技术提升注入了新的机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迅速，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劳动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产和垂直分工生产的双重区位优势，欧美跨国公司也日益青睐东亚市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巨型市场使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东道国尽管让出了部分生产市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先进技术代表了跨国公司的迁入优势，通过跨国公司互相之间的竞争，东道国成为技术转移的受惠对象。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语言等方面差异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的差异都是弥补成本差异进而获取垄断优势的重要措施。当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难免会有知识外溢 ，特别是随着需求日益多样化增长，专业化和分工越来越细，中间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也更加频繁，知识形态的产品不断增加，知识外溢将使技术转移钧旋毂转。为克服这种市场失灵，跨国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资与分工，以内部市场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场，将知识形态的核心资产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甚至将研发机构直接设在子公司，以公司内贸易代替了国际贸易。有人担心跨国公司的垂直型技术转移对东道国没有外在效应，其实只要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技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优势能够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资金是流动的，但市场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会主动更新技术，提高管理，使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根据江小娟、冯远(2000)等人的调研，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水平，北京48家跨国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国内空白技术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占23.7%。谢洁(1998)用国产化程度衡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扩散，发现超过93%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有技术扩散行为。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调整过程中，日本在产业升级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输给了美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上受到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其海外投资的增加，国内产业和雇佣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因而其整体竞争力已大受影响。根据刘明兴(2001)等人对日本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平均化的计算结果，自1992年到1997年，日本该指数值从2.03下降到1.96，并且还是在美国经济扩张，对日进口增加，东亚金融危机，日元不断贬值情况下取得的，虽仍具有比较优势，但从趋势上来说，竞争优势在下降，而从1992年到1997年，韩国、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指数值都有了较大提高。根据经合发组织的研究，1995年，东亚9国和地区与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商品已占出口的40.3%，这与美国、日本、西欧之间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相差无几，日、韩在机械、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出口结构上非常相似，1998年，双方通过竞争性汇率贬值，都大大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值（注：转引自黄范章等主编《东亚经济路在何方》，国际文化出版社，第41页。）。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了很大损失，但受损的主要是财富而非财富的生产力，这也是其经济迅速恢复且竞争力犹存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的衰退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问题是衰退的内核，因此尽管日本采取了日元贬值与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并未有明显的起色，相反加大了进口成本，引起了贸易伙伴国的反对，财政赤字增加，利率降低至零，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目前整个亚太区域的结构调整尚未结束，因而引起日本衰退的结构性因素还在发挥作用，日本的贸易竞争力还将继续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年衰退还衰退得不够，对此日本人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也不必为之困感，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中等国家，日本创造了经济神话，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也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但地球上自有国家以来，繁荣与衰落总是此起彼伏，回想历史，大不列颠帝国从昔日辉煌的神坛上走下来，英国绅士适应了，世界也适应了，今天日本从经济神话中走出来，也是自然的更替，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摘要］日本由于泡沫经济，使自己失去了十年发展经济的良好时机。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是触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本文以史为鉴，提出了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泡沫经济日本经济贸易顺差 2005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是2011年的3倍多。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民币必须升值”、“中国的汇率机制必须更具弹性”——这类“警示”性的语句在2005年度频繁出现在各类国际级会议中。尽管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顺差，但是效果甚微。2006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远远超过了2005年。2006年中国又出现如此巨大的顺差将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2006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原因，并表明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纵观中国现在的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大的相似性。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模式一直是一个经济奇迹的代表。但是正是这一奇迹的代表，经过泡沫经济后，经济衰退了整整十年。因此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 1.面临着对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币升值问题 1980年～1984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是后来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的直接原因。而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1141.97亿美元，这在美国产业界和国会山引起巨大反弹。2006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2.2亿美元，预计今年中美贸易顺差不会比去年少，最近几年，中国一直面临人民币升值问题，中美贸易顺差只增不减，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增大。 2.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二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主要依赖其制造业。在这一时期，日本制造业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发展战略。但是，日本制造业非常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行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采用了投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中国的产业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以出口加工为主。中国依靠这一发展战略，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不管是什么样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都不会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的长期发展还是靠内需，靠科技创新能力，但在这一方面，中国和日本都还未能做到。 3.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1)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配合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建立了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据统计，1975年至1984年期间，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平均高达89.7%。为确保间接金融体系顺利运行，日本金融当局实行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使银行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我国股市长期面临着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成千上万家企业等待上市，而长期低迷的股市造成流入资金不足甚至萎缩。虽然，2006年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使我国股票市场呈现牛市格局，但是银行在我国的融资体系中还是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与日本银行一样，在资金投向方面考核与监督力度不够，从而普遍缺乏效率。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根据“卢浮宫协议”，日本的利率也必须下调，由于87年的“纽约股灾”，日本一直未能上调利率，其低利率政策持续了27个月，使得本来资金已很充裕的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我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而且货币供应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膨胀，为了经济增长需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在15%以上，而且国外资金的流入使我国的货币更为宽松。 4.政府主导型的企业治理模式 日本企业的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而政府对金融机构又过分干预，使得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而且日本公司之间相互持股，虽然避免了被恶意收购，但是往往使得企业之间的协调多于监督；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使企业缺乏创新机制。尽管在制度和机制上与日本不同，但是“重协调轻监控”却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企业治理模式上的相同之处。产权关系不清，行政干预 银行的融资，以GDP考核官员政绩，以及腐败都严重妨碍监控职能的行使。 二、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原因是日美的贸易摩擦导致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引起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日本出现经济的衰退。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采取了宽松的金融与财政政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本来资金充裕的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但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利润空间小，资金大都投向股票、房地产，引发了泡沫经济。在日元升值期间，日本从本国利益考虑，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及银行投资效率低下，当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准备不足的日本银行业面对激烈竞争，出现许多问题。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治理模式在未开放国内市场时还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日本经济给我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一些泡沫经济的现象：如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以及房地产急剧上升，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我国经济步日本经济的后尘。 1.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坚持以内需为主 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整体。别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政策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内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石，我们应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2.金融自由化速度不应过快 我国银行体系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实体经济又缺乏投资机会，如果过快放开对直接融资规模的管制，银行资金很容易流向投机性领域，引发泡沫经济。我国加入WTO，当然要遵守开放资本市场的承诺，但是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规则循序渐进。在国外金融机构涌入之前，采取对策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建立所需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和审计等。 3.定位政府职能，改善企业治理模式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提供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而言，应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严防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过于密切，建立一套适合的监管体系以及信息制度。 4.正确处理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协调政策目标的关系 面对国外的压力，日本使日元升值，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才使泡沫破裂引发长期经济衰退。目前由于顺差，我国也面临着国外的强大压力，我们要吸取日本教训，要正确处理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协调政策目标的关系，以免国内经济遭受损失。 5.要注意物价稳定与货币供给的关系 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泡沫经济后，日本当局当时只注意CPI的涨跌，忽略了资产价格的上涨，因而未能及时扭转政策方向。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也较为宽松，而且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因此我们应控制货币供给，不能到物价猛增时再采取对策。 日本由于泡沫经济，使自己失去了十年发展经济的良好时机。中国目前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是触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应采取措施避免我国经济重蹈覆辙。万一我国出现泡沫经济，我们的状况将不及日本，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泡沫经济前的日本，我国还未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教育和医疗费用、收入差距过大、官员腐败等问题。此前，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如扩大内需、调整出口退税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完善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疏导过剩的流动性，以预防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或危机等，这些政策也初见成效。只要我们继续深化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相信我国经济会在不引发泡沫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7） 魏加宁: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J].西安金融，2006(1）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调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在经历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的必然调整的话，那么，日本迟迟不能走不出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日本政府用尽增加公共开支、推进经济重组等各种办法却依然难以见效，就不能不让我们充分关注日本在从日本奇迹到日本病这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中的演变与发展轨迹。无论是对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还是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反思这个过程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因为其对于亚洲的巨额投资而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的经济走势，同时东亚各国在学习日本模式基础上形成的东亚模式也正在受到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挑战，其典型代表就是东亚货币危机。如何看待和把握日本模式的发展演变趋势，并及时采取调整措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2001年新年伊始，日本经济再次从2000年一度有所复苏的上升趋势中走低，经济增长乏力，日元兑美元和欧元分别下跌到近16个月和10个月的低位，反映投资者看淡日本今年的经济前景；反映日本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失业率也不断攀升，根据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预测，到2001年3月31日财政年度末，日本的失业率将冲破5%的心理关口。
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引人注目的经济奇迹的日本，现在则被更多的人们视为沉疴不起的重病人。日本的这个10年，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亚洲乃至全球各国，都是值得总结和反思的10年，日本学者将这段时间称为"第二次战败"，从经济影响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夸张，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在此不打算全面分析和讨论日本从经济奇迹到百病缠身的复杂过程。即使仅仅从金融角度的考察，也难免是挂一漏万的。必须强调，任何经济模式的成功运行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实现，不可能离开有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一方面，日本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既是日本经济奇迹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但是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化也受到日本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于是，日本的金融体系在新的条件下又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或者说能否走出日本病阴影的关键因素之一。以金融体系为线索考察日本经济的演变轨迹，能够给予我们许多许多启迪。
基于日本的经济奇迹所形成的日本模式中，以主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政府严格管制下的产业金融体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强调通过政府引导乃至直接管制来满足政府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部门的金融需求的产业金融体制在经济赶超时期有助于动员储蓄、有助于资本形成，但是这种体制也呈现出显著的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失当、较为封闭以及关系型融资的制度性特征，其中主要可以归结为关系型融资。所谓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就是指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持续增加对于少数固定借款人的融资。与关系型融资相对的是保持距离型的融资（arm''''slengthfinancing）。当关系型融资在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中成为主导地位的融资形式时，这种关系型融资就被制度化了。日本的关系型融资的典型代表就是主银行制度。
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成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这种产业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体制开始出现变革，政府的管制开始放松，与此相对应，日本的金融体制开始逐步进入向满足储蓄者的资产选择需求、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强调商业盈利、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为目标的商业金融体制转化的金融自由化阶段。但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长期形成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依然对日本的经济金融运行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在传统的模式下通过产业金融体制投入到制造业的大量金融资产因为制造业的衰微而成为新的金融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大约束之一，依附于产业金融体制之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改革的阻碍也制约了新的金融市场机制的建立。于是，一方面传统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弊端在日益显现，一方面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变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推进不力，这使得日本的现行金融体制不仅难以有效地支持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本身还成为日本经济走出停滞阴影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严格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建立的产业金融体制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日本经济从经济奇迹转向日本病的的重要金融背景
分析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形成，首先要全面把握日本在经济奇迹中形成的日本模式，因为日本的金融体制与这种发展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从微观上看，日本模式强调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流动性相当低的日本式雇佣制度、以法人相互持股和经营人员利益优先为特点的企业治理结构，银行体系则是在主银行相机性监控为特点的框架下介入企业的经营；企业之间则是以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和系列化为市场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稳定合作的企业关系；发展方向上强调以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出口优先；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强调市场失败，从而注重以行业团体等中介组织为纽带的紧密的政、官、财三角关系，注重政府影响下的间接金融、财政投融资和行政指导等为主要支持手段的产业政策。这是日本的产业金融体系形成的总体背景。
具体来说，日本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在理论基础上，强调"市场失败论"并加强政府干预，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远远大于欧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2）在技术创新方面，强调"后发优势"和模仿引进，自主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在工业化方面处于后进的日本，注重积极向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在短时间形成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改良和完善部分地超过欧美。
（3）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强调生产者优先。所谓生产者优先，就是把生产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消费者的利益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从金融体系看，为了保证生产者优先，日本建立了对于利率管制、抑制资本市场发展为代表的金融约束体系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以保证对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以支持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主银行制度强调了融资关系的长期化，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则是以生产性基础设施为重点。这些制度设计在不同程度上将部分消费者的福利转移到生产部门。
（4）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强调大企业优先。为了保证大企业优先，首先是主银行制度以大企业为融资的重点对象，保证大企业优先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同时建立了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的系列化产业协作体制，同时大企业的职工工资也高于中小企业。
（5）在产业导向上，强调制造业优先。生产者优先的特征和出口导向的战略体现在战略部门，必然表现为制造业优先。这不仅是因为制造业是物质生产部门和贸易品生产部门，也是因为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快，投资效率容易提高，产业扩散度较广。日本的制造业优先战略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的，而所谓产业政策，重点是通过金融、财政、外汇和外贸等政策的配合来支持建立重化工业的大批量生产体制，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同时对一些劣势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行保护，限制这些领域的竞争，其中也就包括限制金融领域的竞争。
（6）在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上，强调以外需为主，强调以出口主导和"贸易立国"，以保证"追赶现代化"所需的外汇，日本的出口主导与东亚不同，东亚出口主要是为了偿还因国内资金不足而引进的外债。日本有力量解决国内资金需要问题，但是不能解决购进昂贵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外汇问题，因而日本拼命出口价格低廉的轻工业品换取外汇。这就是"贸易立国"的实质。"贸易立国"的实质只不过是"引进技术立国"而已。
从系统角度看，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下去，是因为构成该种体制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制度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complementarily），也就是说，一种制度安排的功能会强化另外一些相关制度的功能，从而在制度之间产生一种功能放大的协同效果。从总体角度看，日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如上述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互相支持和依赖的。仅仅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发展看，同样也是如此。
为了配合和支持上述特点的日本模式的顺利运行，日本相应地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严格的设计，其重点是选择了政府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的产业金融体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下，金融机构通过政府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隐含担保而形成了强大的储蓄动员能力，而且政府对于利率的管制和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减少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并提高了银行吸收储蓄的能力。同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具有较强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在管制利率维持低水平、法人持股结构导致的低分红率等制度设计下，日本产业金融体制下的企业融资成本必然相对较低。从体制运行的角度看，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含的风险分担功能，并且使得银行在日本特殊的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了主要的外部监控者的角色。
应当强调，这种主银行制度依赖于日本模式的大体制环境、以及管制性的产业金融的金融体制环境，例如，支持这种产业金融制度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对于利率的管制保证了资金来源的低成本，对于金融市场的准入的严格管制保证了一定的垄断的特许权租金，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的外部监控者角色使得其享有特殊关系可能的各种租金，等等。
同时，这种管制性的金融体制也对日本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金融支持，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资本市场看，为了保证日本模式运行所需要的企业出资者的相对稳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力，日本建立了法人相互持股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满足了日本模式运行对于股东方面的要求，对于股东的分红也被抑制在一个低水平上。，在法人相互持股的结构中，主银行又居于主导的核心地位。
第二，为了从金融体系上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日本对于金融体系实施了相当严格的控制。日本强调要实行统制金融，以保证追赶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通产省推行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外汇、外资政策。要在十几年内高速度地赶上欧美先进工业国，其所需资金额的庞大可想而知。因此，如何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而且是低成本的资金，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课题，其核心是保证"人为的低利率"。在市场机制下，资金需求的旺盛必然导致高利率。为此，日本政府通过《临时金利调整法》规定利率最高限制，实行了"人为的低利率"。为了在低金利条件下扩大储户，实行"小额储蓄免税制度"，争取城乡劳动者的零散资金。为了把筹措到的社会闲散资金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业资金，日本政府又实行"超额放款"制度，即鼓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把存款转为贷款，因此，战后日本一直流行"银行不倒"的看法。
第三，日本积极运用各种投融资政策，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其所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部门。
第四，为了保证将有限的外汇主要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日本实行了外汇统制，即根据《外贸外汇管理法》实行的外汇集中制：个人和法人获得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外汇银行，个人和法人需要外汇要经政府批准。这就保证了有限的外汇用于政策目标，而购买技术和设备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外汇集中制直到1972年才被废止。
因此，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本身就成为日本模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其他制度设计互相依赖，共同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
日本建立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内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只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还并不高。但是，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以及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从理论上说，这种缺陷与日本模式的理论基础密切相连，即夸大市场失败的负面影响，高估政府干预的能力，盲目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
（一）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从理论上说，日本建立的这种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利率管制必然要求政府加强对直接金融活动的控制，这必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于利率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企业对于信贷的过度需求，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容易诱发企业以贷款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过分依赖银行导致的高负债率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但是，在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制造业的收益率逐步下降时，银行对于企业的信贷要么成为不良资产，要么是企业容易将这些信贷资金转移到投机性的市场，从而推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下，金融风险过渡集中在银行部门，高负债的企业部门十分容易向银行部门转移各种经营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高新技术的发展，银行难以有效地满足所有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且有效地管理对于这些新的领域的贷款的风险。这必然会抑制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第三，产业金融的封闭体制抑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在产业金融体制下，为了保证对于重点产业部门的资金支持和对于外向型部门的支持，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的管制，以割断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正常联系。缺乏国际竞争的国内金融业必然难以提高效率。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得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面临挑战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管制性的金融体系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这种金融上的障碍与其他体制性的因素一起，使得日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上举步维艰
从全球范围内，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对于依赖技术引进的日本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客观地说，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需要有具有良好风险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金融资源（如风险资金）的支持。这种新兴产业强调的是个人的创造能力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强调的是由富于进取精神的独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来开拓新的领域，因为大企业在信息产业领域的试错成本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这样，惯于集体行动、把人力资本开发锁定在特定方向的日本模式必然在发展信息产业上是低效率的。在日本的现行体制下，优秀的人才都被锁定在大企业，金融资源也主要向大企业倾斜，新技术创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员市场均十分落后。这些因素必然会制约信息产业的发展。
现在，人们往往把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包括1987年过急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泡沫膨胀，1990年过急的金融紧缩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以及泡沫破灭后对不良债权问题的久拖不决。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80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金融缓和之际，大量游资不是流向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产，而是流向有成长前途的信息技术产业，那么，90年代日本经济将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景。但这种假定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这是因为日本既缺乏如同美国风险企业那样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十分活跃的资金需求者，又缺乏如同美国风险资本那样具有高度风险判断能力的资金提供者。设想以当时日本企业主要依靠间接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教育不适应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民间企业间人才极少自由流动、大学及国立研究机构的成果难以产业化、繁杂的政府管制束缚新企业诞生、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家靠创新获取丰厚利润、社会上缺乏冒险和改革精神等等状况，怎么可能出现大量资金流向信息产业的局面呢？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约80万家IT风险企业诞生，正是依靠了高度流动性和巨大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网络、良好的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准备、崇尚冒险和改革的文化氛围和从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日本所缺乏的。从金融方面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的信息技术发展思路看，日本强调的是政府的过渡干预和金融资源的人为倾斜。本来，日本在发展"轻薄短小"产品方面，在发展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产品方面是独领的。在80年代，它在个人电脑领域与美国是不相上下的，而在电脑关键部件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是领先的。但是日本政府片面地作为判断，把重点放在发展大型计算机上。它虽然于1997年制造成功，但市场有限。日本完全没有料到个人电脑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产业会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结果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市场的自发力量。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酝酿、成长，美国基本上完成了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成功地推进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而日本却仍然没有摆脱"混乱"，在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步履蹒跚，落后于美国。日本政府苦苦搜寻数年，最后宣布已经找不到"一两台大马力"的主导产业，而只是"多台中小马力"的新产业群。一个依靠政府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正是90年代美国持续繁荣和日本持续衰退的技术发展思路方面的原因。
2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金融业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导致其效率低下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日元升值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调整适应能力。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况也表明，再象工业化时代那样依靠制造业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提高主导产业向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换。但是，日本模式中存在的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的模式很难适应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特别是日本服务业中存在大量妨碍竞争的各种正式或者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导致日本国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事实上，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后的80年代，日本曾经试图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的惯性、以及日本制造业的外移，这一调整的设想并没有顺利实现，于是，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储蓄和过度出口带来的大量金融资产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从而涌入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推动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与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日本模式"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与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对于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和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对金融实行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总会帮助渡过难关，例如必要时会组织其他金融机构出面兼并面临危机的机构，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额无抵押贷款直接帮助摆脱危机。因此，战后数十年间，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银行不倒"曾经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由此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优胜劣汰的氛围，依赖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对贷款项目审理不严，听凭大藏省指导或依靠贷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负责金融监管机构形同虚设。这些弊端在追赶阶段，在拥有后发优势阶段，在资金不足阶段，是危害轻微的。但是进入新阶段，就有可能构成巨大危害。
进入80年代，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发展迅猛，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卷入这一浪潮，逐步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赶任务的日本，正应借日元升值的时机，挟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大刀阔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旧模式，促进金融机构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却进展极其缓慢，甚至是按兵不动。例如日本的外汇制度，直到1972年才废除外汇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实行外汇完全自由化。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厅"等都拖到了1998年。
3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日本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抵制力量
由于管制会导致租金，日本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日本试图对管制性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必然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阻碍。具体来说，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也相应形成了不同领域的既得利益阶层。建筑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quot;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变得目光短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4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对于日本模式的相对封闭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产业的跨国转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来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随着大量制造业的外移，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益空洞化。大企业外移之后，使得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原有系列关系受到影响和破坏，进而必然影响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于是，失去大企业稳定订货的国内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明显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一方面继续增大对大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收缩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历史地看，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撤出日本国内市场后，日本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得到新的投资和订单；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在稳定与扩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不足，引起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停滞。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数小型日本制造业的盈利和资本回报都明显降低。除了投资和订单减少外，日本小企业目前感到他们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已没有优势。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日本经济波动的萎缩趋势，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自1991年以来，日本小企业破产日益增多，与美国、英国等国小企业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东亚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日本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拥有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得日本在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原来日本与东亚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形态日益向水平形态转移。这也对日本的产业金融体制提出了调整的要求。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对于擅长制造业、而金融部门因为管制和保护相对发育滞后的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日本的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以向制造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工业化为根本目的的产业金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缺乏市场约束的金融体制必然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工业化基本成熟、制造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下降时，这种金融体制在满足投资者的金融投资需求、为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存在许多弊端，往往容易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
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历来比较严格，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区分非常明显，交易品种单一，与目前世界范围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将有关业务转移到海外以摆脱管制。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金融交易的成本明显上升，资本外流现象突出，已经出现了金融空心化的趋势。据调查，如果日本金融制度不进行彻底改革，在欧洲的许多日本企业将脱离日本金融业而选择服务更好的欧洲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事实表明，日本僵化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从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来看，其在日本的新的发展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了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企业在与银行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上升的地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不愿意向银行提供过多的内部信息，银行不能继续享受这种信息的优势。（2）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松了对于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制，使得主银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赖以生存的制度租金，促使银行盲目开拓除制造业之外的高收益、但是风险也相对高的领域，如不动产和股票等，同时，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产业金融时代形成的关系型融资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沿袭了战时的统制经济、在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通过对于主导经济部门、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型产业等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强化机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奇迹的形成，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本完成了赶超任务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政府主导、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在丧失效率，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疲劳现象，这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病难以好转的重要原因。
三"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日本金融业改革的艰难推进
如前所述，尽管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是，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数额巨大，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这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结果，也是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僵化落后，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业的辉煌，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开始对于日本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具体来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已有的日本模式的调整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抵制。日本模式中强调的"政"（政党）、"官"（职业官僚集团）、"财"（作为大企业代表的财团）铁三角是现存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又掌握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日本现有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进行改革，必然会遭到体制内的强大的反对和阻力。
其次，在工业化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了制造业部门，这些资产的专用性相当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全社会可能会付出相当高昂的沉淀成本，具体表现为企业倒闭显著增加、失业率上升，在金融体系上则表现为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
事实上，尽管经过多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1）不良债务问题严重，1996年底大藏省重新调整了这一数字，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可以说这一数字基本反映了日本金融业不良债务的规模，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数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国议会调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海外报纸报导这一数字高达100万亿日元，甚至有的竞认为已突破了150万亿日元。这些巨额的不良债务成为严重困扰日本金融界的难题。（2）大批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战后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金融业却显得不堪一击，纷纷破产。特别是1995年8月兵库银行宣布破产，开日本战后50年银行破产之先河，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类似于80年代美国的银行破产风潮席卷日本，各个银行长期存在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整个金融业处于恐慌与危机之中。即使没有破产的银行也都今不如昔，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银行排序时，前10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能力给出了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A到E)，显然这足以说明日本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相当低下，几乎完全要仰仗外部的支持，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1981年，对实施近50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国际化等，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许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其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效果也不十分理想，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化。到1993年4月日本又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加强金融自由化进程，但总的起色并不大。正是吸取了以上改革的经验教训，日本在1996年11月提出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三项原则，即自由化、公正化和国际化，1997年初又进一步明确把金融改革纳入整个经济、社会总体改革方案之中，并把金融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先导。从目前看来，日本这次"金融大爆炸"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不良债务问题。（2）对日本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进行修改。修改的目的是要增强日本中央银行在制订金融政策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独立性与金融机制的透明性，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的要求，提升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3）修改垄断法，允许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一家控股公司可以同时拥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等，打破金融业务的严格分界，由分业经营变为兼业经营，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相互渗透。（4）修改外汇法，彻底取消了外汇交易限制，实现了日元的的完全自由兑换，资本流动完全自由，企业间也可以直接进行外汇交易而不必通过外汇银行，此举目的在于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实现日元的国际化。（5）建立直属内阁的金融检查监督厅。以改变原来大藏省既负责政策制订又负责监督执行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同时也解决原来对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的混乱局面。同时为了加强企业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建立金融预警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进国际上通行的会计制度，等等。
日本的这次金融改革在国际上被称为"金融大爆炸"，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使日本的金融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增强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能力，以适应目前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创新普遍化、金融服务全方位综合化的国际金融发展大趋势。
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其次，日本必须要充分估计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充分暴露银行经营弊端和不足的过程，因此，改革推进的初期阶段必然表现为较为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断恶化的银行经营状况等。应当说，这是前一阶段积累的问题的暴露，是建立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的前提，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从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显增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计，这种暂时的危机状态还要延续一段时间。目前日本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尽量缩短这一负效应的延续时间，使金融业尽快走上有序发展的健康轨道。
四成也金融，败也金融：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
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为了治疗日本病，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inflation），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认为，他所开出的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率目标的"药方"，尽管不是最好的，但在找不到最佳"药方"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他所提出?quot;次好"的"药方"，因为这总比坐以待毙，或者用了被他认为的"错药"要好。但是，日本金融当局的主流派并不赞成实行设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李杰的。事实上，克鲁格曼教授更多地是从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角度，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但他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金融领域则是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货紧缩仅仅是表面现象。对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仅仅依靠传统的反危机措施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之下，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促使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顺利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推进日本金融体制的转向方面，首先必须解决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解决了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并不必然表明日本经济就能够走出阴影顺利复苏。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过渡干预、市场机制的扭曲等。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在其传统的日本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根据国际外市场的客观要求，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形成统一的改革目标，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不过，这种变革的难度相当大，而且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和有效的改革，或者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于是，在这个阶段，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必然会陷入混乱。目前来看，第二种方式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途径，这种基于企业的多样化的自发探索尽管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但是最后作出的制度选择应当是较好的，特别是在目标模式不清晰和准确的条件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表现在金融业方面，就是一种渐进的变革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最后要提及一点的是，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了日本特殊论的主张，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经过日本10年代的经济停滞，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市场规律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市场规律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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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姆·亨得森，《亚洲在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张捷，《奇迹与危机－东亚工业化的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查沫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日经济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发展的一个初步进化框架，即以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新特点所产生的三个矛盾为主线，与日本同水平时期的物流发展演进的趋势做一个对比参考，并就我国当前物流发展的趋势提出新的见解。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单品管理效益悖反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消费者选择性的不断增强，使以前那种数量多、产品单一的市场供给状况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而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以使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就涉及生产与流通两大模块的升级，尤其是流通业的升级是适应当前消费者需求多元化，满足市场多品种、少批量需求格局的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具体矛盾来加以分析：一是生产的扩张、多品种的生产如何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相匹配。这个矛盾主要反映在市场的供给方往往因为对市场需求了解不够而导致生产缺乏针对性，要么就是库存积压过高，要么就是断货。二是流通如何在成本的节约与多品种、少批量带来的物流效率下降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成本节约不仅仅是物流活动所要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必然选择。而当前这种多品种、少批量的市场状况又使物流效率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大大降低。三是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的买方与卖方中不仅发挥由卖方向买方的物理流动的载体作用，而且发挥着由买方向卖方的信息反馈和需求拉动作用呢。如果说现在的物流还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道，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其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双向道，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来支撑生产与销售体系，使产销协调的更加完善。
本文就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下的物流发展过程与走在我们国家经济前面的日本的物流发展状况做一个比较，探讨在物流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一、生产的扩张、品种的多样化如何与市场多元化需求相适应。
纵观经济走在我国前面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在70年代开始，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一方面是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滞销严重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工厂的盲目生产导致库存剧增，成本提高。生产与需求面临着严重的不协调。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不难看出，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预测，而建立这个有效市场预测，就必须精确了解当时的实际销售状况，而做到这一点的两个部门：销售部门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产品（非常畅销的产品和滞销严重的产品）了解较多，对其他更大范围的产品不甚了解；生产部门对市场的预测也仅仅是本部门基于其产品出货的预测，对由批发商订货后，批发商所保管的库存量不甚了解，因而导致市场预测的二重性，必然大大降低了生产与需求的协调性。
当时日本几乎所有企业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严峻的形势逼迫生产商做出一个调整，当时的日本生产商以著名的化妆品生产企业资生堂为代表，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物流部。这个物流部的一个独特机能是进行产销协调。所谓产销协调就是协调销售与生产计划。同时配套建立商品物流中心，其商品物流中心的功能是统管东京区域内的各个分散的销售公司的物流业务，物流中心运营的主要特征：①实现了销售公司仓库的集约化，并实行广域配送；②通过集中大量的商品处理，实现出库、分拣等物流总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并达到人力资源削减的目标；③确立效率化的库存管理和物流信息系统。
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正在不断的发展中，与处于经济水平类似的7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许多类似之处。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多品种、小批量经济的到来，而且在流通渠道的建设上也遭遇到许多相同的问题，如何消除滞销产品、扩大适销产品品种等，这些都是企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总体上经济水平与70年代的日本相似，但区别同样存在，在许多大的企业背后，是广大的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毋庸质疑可以学习日本资生堂的经验，建立物流部和商品物流中心，实行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对于更大范围内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和规模的约束，不能单独进行自营物流，但可以通过一定区域内各个企业共同协商成立一个联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效仿日本所建立的物流部。同时成立区域商品物流中心，对各个产品进行单品管理的同时，对各种物流业务进行集约化管理。
二、流通在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成本节约如何与多品种、小批量带来的成本上升的矛盾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合点。
我国经济每年以9%的速度递增，消费市场日益成熟，这必然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品的成本不断要求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多样化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这就要求整个供应链必须围绕适应消费市场的变化来经营。我们国家的许多企业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却不能将其付诸实现，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因为找不到成本与多样化服务这个“效益悖反”下的平衡点。
日本经济的物流发展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却将这个问题解决的非常有艺术性、创造性。70年代的日本为了解决由于多品种、小批量所带来的物流成本提高的问题，以伊藤洋华堂为代表的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了改革，作为一家大型零售超市，它过去实行的是有生产商将产品直接送到其超市的仓库。由于多品种、小批量带来了物流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了超市商品价格的提高，不利于与其他零售商的竞争。伊藤进行了三次业务流程的改革，第一次是实行了旨在减少滞销品的“单品管理”。所谓“单品管理”就是指不仅对商品别进行管理，而且对同一品牌下的不同型号也进行管理。第二次是引入了POS系统，这样就可以对销售情况即时了解，使生产部门可以根据所汇总的销售数据对产品的市场作出一个精确的预测。第三次改革，也是最具有革新力的就是把实行共同配送。共同配送的实行，首先是要从以前所有生产商将产品直接送到伊藤超市或送到批发商，再由批发商送到超市的流程改为由伊藤选择指定一两家批发商，所有生产商不再直接送到超市仓库，而是由这指定的窗口批发商集中这些生产企业小批量的产品一起配送到超市，从而降低了物流成本。共同配送的实施，其效果还不止如此，首先物流作业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不仅指物流管理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也包括物流对店铺经营的支持，这种支持除了配送的迅速化、及时化之外，也包括配送方式的变革对零售经营的影响。例如，服装的发货原来是以货箱为单位进行，零售店铺接到商品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拣、陈列，而实施共同配送后，这些工作全部在物流中心或窗口批发企业完成。
共同配送现在已经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频繁提到的一个词，但是真正要做到共同配送并不容易。共同配送需要有一个领导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是生产企业、专业物流公司，也可以是批发商、零售商。选择谁作为其中的领导企业，主要是看谁控制着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终端。作为领导企业，在共同配送过程中，要引导其他参与企业在共同配送过程中积极配合，与其他企业建立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的物流管理。我们国家地域广阔，生产厂商分布更是星罗棋布，如何在这样的供给格局中提高物流效率，建立本区域的共同配送体制是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
三、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发挥双向道的作用。
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的买方与卖方中不仅发挥由卖方向买方的物理流动的载体作用，而且发挥着由买方向卖方的信息反馈和需求拉动作用呢。如果说现在的物流还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道，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其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双向道，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来支撑生产与销售体系，使产销协调的更加完善。这其实是一个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这与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这种经营环境的变化反映在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趋同，同时企业的绩效越来越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之间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广告、终端促销等手段来争夺顾客的竞争日益激烈和明显；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竞争手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使得竞争的效果越来越弱，为此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总利润率。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现确定商品的导入、管理和促销才能在现代化企业竞争中，提高竞争的绩效，这种确定性就要精确地把握消费者可能随时变换的需求，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将商品配送到特定的顾客手中，进而实行针对性促销，即投入与产出必须非常明确和匹配。
日本在高度信息化的发展中获益匪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7-11便利店的信息化发展。首先7-11开发了“终端7”系统，该系统的作业方式是店铺经营者利用终端7所带的扫描装置将含有订货品种、订货数量、生产企业等信息的条形码进行扫描，将信息输入终端，并通过公共回线（电话线）把数据传输到7-11总部的主机上，7-11总部对各店铺传来的订货信息进行汇总和整理，做成商品订货单，寄给合作生产商或生产商到7-11总部将订单取回。进而在7-11的第二次、第三次信息系统革新中，又先后开发了POS系统和双向POS机。POS所得来的数据能立即在公司的主机上反映出来，而且主机与店铺控制器和POS机能双向通信，这样大大提高了7-11对店铺的指导能力、强化了商品开发的能力。从具体运作看，各店铺根据7-11所规定的顾客分类标准，及时收集各层次顾客的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企业总部，企业总部借助掌握的当时、当地的商品销售情报，进行分析，及时调整商品开发和商品库存。
我国物流基于信息化建设的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这反映在许多企业对信息系统的建设还不完善，对于已经采用了ERP等信息系统的企业，其企业业务流程的设计相应还没有跟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ERP系统的开发和建设。由于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员工素质相辅相成的一个基础环节，在信息体系完善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对经营管理和员工素质有相应的要求。
四、启示
物流不能只能看作是一个成本的花费，也应该看到它带来的收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连通供给与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三个很重要的作用：①保证有货；②保证送到；③保证质量。随着经济竞争的加剧，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更是购买一种效用，如何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按照波特的“价值论”的两种渠道：成本优势和差异优势，这体现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就是要缩短供应链过程中浪费的环节，把集约化管理和规模效益作为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
参考文献：
［1］．李严锋，张丽娟．现代物流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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