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勒庞把那些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称之为“乌合之众”，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加入到群体中去，又如何形成大众心理的呢？首先，人们从个体组织成为一个群体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勒庞在书中写道：“一个偶然聚集在公众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4]所以形成群体要有某种原因的激发，例如国家大事的影响、民族情结的爆发等。其次，群体行为可以掩盖个人罪过。正所谓“罪不责众”，群体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个人在群体的庇佑下可以将责任放下，不具约束力地做事。例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行为都是集体去做的，而单个个体是不可能也不敢于做这些事的。当然这两件事情是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成功，但可以想象个体的心理，在集体的行动中他们是无惧的。如此，人们便会轻易的选择群体，并追随群体了。在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中，人们一旦进入群体，便会进入“无意识”状态。这种“无意识”指的是群体的冲动、急躁、轻信、缺乏理性与推理能力。当人们作为个体时是具备理性的，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清善恶好坏，但当进入群体时，这种理性便丧失了，群体可能把一个无辜者作为众矢之的，例如，中的一些批斗、殴打行为。然而，领导群体的一些意识观念并不需要多复杂，只需简单逻辑，例如，在一些帝制的运动中，人们的观念是封建专制压迫人们无法生活，要这种政权。二十世纪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观念则是犹太人人性恶劣，是低劣的种族，抢我们的饭碗，所以要消灭他们。而犹太人是否人性恶劣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种，而这种屠杀不过是种族主义等因素的结果。而现今，电视演讲中激昂澎湃的话语使人们疯狂的投票，抗议游行中极具煽动性的词汇让人们奋不顾身，所以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只要了解大众心理的特征，并且善加利用，都会是达到目地的有效手段。
二、“大众心理”与“沉默的螺旋”
在勒庞的大众心理学研究中，认为群体中个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其实，在传播学中也有相似理论的产生。“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沉默的螺旋反应的是大众的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这一点与勒庞对于大众心理的特征表述有相类似的地方，也可互相解释。在勒庞所指的“乌合之众”中，人们大多抛弃了原先自己的立场或观点，而跟随了群体中的主流观点，这种主流观点也就成为了群体观点。这也就是勒庞所说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6]沉默的螺旋与大众心理所反应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例如，现如今在我国的一些法律触及较少的边远山区存在着“买村官”的事件。想当选村长的人就在竞选前挨家挨户的送礼，大多数人都不真正的遵从民主选举，而是看哪个候选人送的礼多，而少数不赞成这种不正当做法的人虽心里有意见，但看到大家都接受这一做法，人人如此，也就不敢站出来反对，选择顺从了。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与沉默的螺旋虽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都属心理学的范畴，都是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与思考，所反应出的现实问题也都是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且有待分析与解决的现状，对我们有诸多帮助，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
三、对大众心理学的一点思考
与对现今问题的分析勒庞的大众心理学大部分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来分析的，对于群体来源的考察并不是很全面，并且勒庞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十九世纪以来，民主逐渐得到普及，社会主义也日渐勃发，勒庞对此有极大的敏感，将一切群体的运动视为乌合之众的荒诞之举，这未免有失偏颇。其实，群体的运动未必都荒诞盲目，二十世纪的诸多共产主义运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勒庞对于群体的心理状态分析得极为精确，是我们学习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现如今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总统大选中，政治宣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不论是通过电视演讲还是公开场合的演说，都使民众更多的、更直观的了解其政治形象与政治观点。而观看讲演的人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为他们所关注的政治人物而情绪起浮，为候选人所勾画的政治蓝图而激情澎湃，他们会呐喊助威，会在候选人的授意之下进行一些群体活动或言论。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政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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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接受美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01-05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联邦德国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其着力于研究发生在文学领域的接受现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在于大众对理论的接受，接受美学对接受主体的高度关切为探索马克恩主义大众化的接受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研究的重点转到接受方面，从灌输论转向接受论，从动机论转向效果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相关要素与过程：宣教者——理论——大众与接受美学中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契合性。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借鉴接受美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探索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意义。
一、确立“读者中心”：诉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之转换
认识论决定方法论，秉承什么样的理念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论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尺度，规定着大众化的内容、形式、方法的选择。确立科学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读者中心”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思想，在尧斯看来，过去的文学理论只关注作家、作品之维，却对文学的接受和影响之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割裂了作者、作品与社会的联系，致使文学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封闭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困境之中。接受美学力图克服这一缺陷，其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只要作品不被行动的主体接受、获取，它始终只能是未完成的可能的存在。所以，接受是最本质的”。接受美学第一次提出了读者在文学活动的中心地位，这为解决文学理论的危机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路，也为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问题提供了有益启迪。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明确谁是中心的问题。只有厘清理论所坚持的主体立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原则才有了立论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根本作用。可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但传统以传者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却把大众排除在视线之外，对大众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缺乏充分的考虑，以致于从根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应坚持的价值立场，使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导致马克思主义缺乏说服力与影响力，造成大众对理论的疏离。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论选择。然而，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还需要实现以下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方面，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转换。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实践的途径来确认工具的最大效用，为达到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服务。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看成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服从，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单向意识形态“灌输”路径。而价值理性则强调从人的本质出发。尊重人的需要。如同接受美学坚持作品是为了读者而创作。作者的一切创作活动都应该围绕“读者中心”而展开的立场一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采取的一切方式和方法，都应该围绕“以人为本”来实现，人的主体地位应该得以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实现从对象性思维方式到交往性思维方式的转换。对象性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知图式，而交往性思维方式则更强调多级主体的确立。接受美学正是克服了过去文学理论中作者与读者主客二分法的弊端。强调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本的交往。作者通过唤醒读者的潜在意识而达到与作者的思想共鸣，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参与的快乐，从而提高了接受的效果。交往性思维方式本质在于强调实践活动是主体间基于一定实践基础的平等、互动的过程，这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恩主义大众化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大众应由过去的被改造、被灌输的对象，转到平等、互动的主体地位上来。总之，就如接受美学中强调的“读者中心”对于文学理论带来研究范式转换。“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是对以往工具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目中无人”的宣传教育模式的摒弃，真正把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置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地位。因此。以“读者中心”为启示，把“以人为本”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理念，是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
二、立足“审美经验”：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之亲和力
大众的接受活动是怎么发生的，怎样使接受活动成为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进人阅读时并非一块白板，而是主体心理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审美经验”，即“读者在作品接受中积累起来的审美记忆、形象信息等构成的直接经验、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审美经验出现在对一部作品意义的认知和解释之前……解释如若绕过这种初步的审美经验，就是一种语文学家的傲慢，因为那种语文学家支持本文不是为读者创造，而是为他创造，从而应由像他那样的人来解释的错误”。可见。“审美经验”是接受活动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对将要接受的信息起着评价和选择作用，制约和影响接受客体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在欣赏任何新作品时都会在以前的知识状态里寻找先在的理解，当发现作品与自己现在的审美经验相吻合、相联系时，读者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顺利接受”，反之，则会“抵制接受”。由此，在阅读活动过程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以及接受程度，首先取决于信息与接受者的接受图式内在结构是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审美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接受实践活动中，指人民群众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基础等方面的综合结构图式，是接受活动的“前结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作为接受主体的人们基于一定“审美经验”基础上，对宣传教育的内容作出鉴别、选择、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当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大众的认知图式和审美经验的时候，大众才会产生积极的接受意向。因此，应充分重视大众的“审美经验”在接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要在理论宣传教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契合大众的审美经验。理论的表达方式应与受众的审美经验相对接，形成与大众的解读心理与思维方式相似的“亲近性文本”。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把握大众的认知心理、接受方式和理解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众的文化特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将学术术语、政治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把理论成果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生动的民族形式。同时，应充分运用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采用形象化、艺术化的方式来呈现理论内容。这样更能顺应大众的审美旨趣及接受习惯。另一方面，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托展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日常生活是审美经验形成的现实土壤，接近大众的审美经验也就是要关注大众的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往往是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感性依据，人们通常是从日常生活逻辑中来理解和接受新事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为其基本依托和立足点。更容易亲近大众，从而为理论被群众所接受打开便捷通道。正如列宁所言：“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不仅要喜闻乐见，并且要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要善于利用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用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来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由日常生活的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由“基本原理”到“生活道理”的转换，使理论从书斋里走到实践中，亲近大众，融人大众。如果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排斥在宣传之外。理论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单调无味，丰富的理论内容也就变成了空洞、僵化的教条。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从更广阔的领域出发，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世界中，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潜移默化中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三、把脉“期待视野”：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果说贴近大众的“审美经验”能够使理论亲近大众，更易于使大众了解和认知，形成理论大众化的可能性前提。那么，如何使这些“亲近性文本”真正抵达大众的内心深处，让大众对理论发自心底的认同，则是问题的关键。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借鉴。在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有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当读者面对文本时，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形成某种思维定向，并且希望文本能够满足他的某种期待。“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是否满足读者的期待是决定读者认同接受文本的重要因素，作家只有按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写作才能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识，才能实现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从而实现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融合”。
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需要正确的认知和把握大众的这种“期待视野”。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以满足大众的“期待视野”为切入点。大众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内在需要。需要是整个接受活动的内在动力源泉，“需要，是激发人的意识活动的基本动因，是价值意识的深刻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大众需要的程度，大众总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利益需要和精神需要出发，以一种理论的实践效用能否满足自身的期待与需要为标准来评判和接受一种理论。当这种理论实践活动满足了他们的期待和需要，他们就会对此理论接受与认同。重视大众的期待视野，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宣传活动应从大众的需要出发设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和内容，富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和教育，而不是“自编自导”、“自说自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主体有着物质利益需要、自我发展需要、情感诉求等需要，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满足大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期待，解除人们的思想疑虑，大众就会在需要的满足中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同时，大众的期待视野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期待水平和需要水平，期待视野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因此，注意大众群体的特性和差异，弄清群众的兴趣、爱好、需要、态度等，在理论上进行积极的回应与有效的解答，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理论的差异性诉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更具针对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引领大众的“期待视野”为着力点。一方面，满足期待是接受活动发生的基本前提，它启动接受主体接受教育。并推动着接受活动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大众的“期待视野”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那么，如何适应大众处于渐变的期待视野，取得最佳的接受效果呢？接受美学认为，并非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愈一致，读者的接受意向便愈强烈，而是应该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只有当文学作品适度地顺向满足、超越、校正读者期待视野的时候。才能达到最佳的接受效果。大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构成的“期待视野”也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以人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既要最大地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引领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度而顺向超越大众不断改变、提高的期待视野。才能在不断满足大众的期待中，引领大众的“期待视野”。
四、调动“读者介入”：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主体之能动性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接受活动是读者参与到作品中发挥对文本再创造的能动过程。读者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来解读文本，同时读者也会反问文本，对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接受美学强调了读者介入作品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种连续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可见。文本中的创作意识只有通过读者介入才能够具体化，作品的价值也只有在读者的参与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实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重视大众的参与。人们认知、理解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教育主体的引导组织作用，更要凸显接受主体选择、认知、内化、外化的能动作用。“一种思想理论被人们所接受。是接受主体积极主动地筛选、吸纳的结果，是接受主体的内在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要充分调动接受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接受的效果。”那么怎样才能调动人们参与的能动性呢？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留有空白点和不定性。这些未定性和空白是连接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空白使文本的各种角度间的联系保持开放状态，并促使读者去协调这些角度，换言之，它们诱发读者在文本中的基本活动”。这种召唤结构能够调动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活动中，让读者发挥主观想象力去填补这些空白。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在这种参与活动中读者获得了快乐，这种成就感源于通过平等交流体验而得到的自身主体地位的实现，一种平等互动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接受效果。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也要注重这种“未定性”和“召唤结构”。体现在实践中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性和方向性的前提下，在大众化的内容上、方法上、渠道上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层次性、内容丰富性、方法多变性。给大众参与提供多样化的平台。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内容的“召唤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不断从实践中升华经验而实现理论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应当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大众理论不过是人民大众表明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尊重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广泛采纳群众来自生活实践的合理建议，提升群众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意义。同时，拓展大众参与的平台和空间，不断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人民民力。另一方面，应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方法上的“未定性”和多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迁。公民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这使得传统的权威传播模式和单一的说教灌输模式失去空间。如若我们的理论传播不以平等交流的意识定位大众的主体地位，不用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满足分众化主体的需求。理论的光辉也会因此而遮蔽。因此，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接受主体之间建立起一个平等交流和互动的桥梁和平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秉承平等、包容与开放为宗旨的思想交流和平等探讨的过程，使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思想充分涌流，发挥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五、注重“第二文本”：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态反馈机制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认识;实践;发展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国之魂的重要作用,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其大众化,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和认同并得到践行。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内涵的认识论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大众认识、掌握、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它体现了理论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即理论要掌握群众,使群众成为实现自己价值的物质武器,同时群众要认识并掌握理论,使理论成为群众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掌握大众,使大众成为其物质武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被大众掌握,使这一理论成为大众的精神武器,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价值诉求关系。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握大众是理论价值的诉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但理论自己本身并不能实现,需要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就是人民大众,理论只有更多地掌握人民大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但其前提是理论必须掌握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科学理论的客观存在,也只有更多地掌握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实现其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价值,起到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大众掌握是大众实践的诉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人民大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又指向这一实践。中国人民大众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只有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明确奋斗方向和目标;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同心同德,团结一心;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基本的道德规范,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握大众和大众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的统一,但后者起决定作用,因为只有作为实践主体的大众掌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认识论思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活动要经过两次能动的飞跃,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能动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第二次能动飞跃。正如列宁指出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的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被大众掌握,实现大众化,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内化过程,即先认知,认同,内化为自己接受的价值观,然后再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外化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和习惯。因此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规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
1、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直观,为大众所认知和理解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而感性认识生动、具体、形象的特点说明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科学理论体系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才能首先为大众所认知和理解。
(1)通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语言表达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容易被大众所认知和理解。作为理论的范畴,其概括性和抽象性往往拉大了与大众的距离,不容易被大众所认知和接受。因此要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语言代替深奥概括抽象的学术用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达方式符合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学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易于被大众所感知和理解。
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还能继续相信群众吗？
虽然国人对于勒庞的理论照单全收，但是对于勒庞本人及其学说的背景却不甚清楚。英国政治学家约翰・麦克莱兰（JohnS.McCleland）在《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TheCrowd 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然而与国内的看法不同，本书却对勒庞评价不高。在麦克莱兰的笔下，勒庞的学说缺乏原创性，明目张胆地将法国学者泰纳、西盖勒、塔尔德的成果据为己有。而且他的整合也极其拙劣，拼凑出了一个漏洞百出的群众心理体系。为了证明勒庞是个剽窃惯犯，麦克莱兰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勒庞曾致信爱因斯坦，要求对方公开承认，勒庞自己才是相对论的发现人，并指责说这是德国人忽视法国科学的又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爱因斯坦在回信中提醒他说，偷窃思想的勾当不是国家干的，而是个人干的（242页）。
麦克莱兰认为勒庞更大的污点还不是剽窃，而是他不惜牺牲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通过恐吓大众来赢得声誉。勒庞用大写宣称我们已经进入“群众的时代”（theearofcrowds），任何人都是群众的一员，都可能在群众的心理同一律中迷失自己。这打破了之前精英主义群众理论所设定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这意味着读者自己就是群众的一员，这是大部分缺乏反思的中国读者未必意识到的推论）。但是究竟何为“群众”？勒庞在他的著作里从未给出过令人信服的定义。他认为群众就是像群众一样进行思考、符合群众心理同一律的群体。这种同义反复，正符合他笔下的群众领袖驾驭群众的手段―――简单重复。所以麦克莱兰认为：“《群众心理学》的重点不在于大众心理学，其重要性也不在于大众心理学，它本身就是大众心理学的一番实践”。换句话说，正是粗制滥造的《乌合之众》等一系列著作的成功，证明了大众心理的存在。不是吗？阅读着《乌合之众》频频点头、自以为洞悉了网络暴民心理的读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的阅读行为才真正地展现和承认了自己作为乌合之众一员的特性。
勒庞把一切群众心理归结为“无意识”，匿名性、传染性、暗示性等都是无意识的体现，似乎群众社会或大众社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可以科学地控制大众。可以说勒庞身上具备了现代社会工程师的大部分特征：先卖弄专业术语，危言耸听，然后再开出药到病除的药方。
只有更多的知识，才能免受类似勒庞这类“学术明星”忽悠。中国目前正深受勒庞之流“乌合之众”理论之害，麦克莱兰这本梳理群众理论前世今生的《群众与暴民》无疑是一副及时的解毒剂。中国读者应该对约翰・麦克莱兰不陌生，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大陆曾先后在海南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出版。在这本《群众与暴民》里，麦克莱兰再次展现了其作为政治思想史专家的功力，从古希腊开始顺流而下，梳理了柏拉图、李维、塔西陀、马基亚维利、孟德斯鸠、麦迪逊、杰斐逊、吉本、卡莱尔、米什莱、泰纳、西盖勒、塔尔德、勒庞、弗洛伊德、希特勒、卡内蒂等人在群众问题上的论述，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和结合社会语境的文本细读，展示出了一幅群众理论变迁的历史长卷。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大部分政治学者对于群众看法的底色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群众基本上总是和非理性与残暴联系在一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论据和论证方式而已。群众理论话语里最显著的是说话者的优越感。
谁是群众？―――肯定不是我。
传播理论里有一个所谓“第三人效果”的理论，它假设人为了追求某种优越感，会对负面的信息持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它们对自己没有影响，但是对其他人却十分有效。我们所讨论的群体与我们的社会距离越远，对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化判断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对于所谓“网络谣言”或色情信息等社会影响的判断中，就明显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双重标准。类似的，所谓群众理论，其主要功能在于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区隔，为维护自我优越感提供合法证明。
归根到底，群众理论与民主有关。长期浸淫于政治思想史的麦克莱兰发现西欧政治思想的起源包含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民主即人们的自我管理必然会演变成暴民。”（第4页）。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学家们便对群众不信任，事实上，群众似乎也从未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关于群众的理论和话语才真正大量涌现。恰恰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扩散，政治理论家们才开始严肃地对待群众。正如勒庞所提出的，群众不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成为常态，甚至现代社会本身就以群众的形式出现。甚至可以夸张地说，群众理论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华勒斯坦所说，社会科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正是社会科学的科学话语，使得群众理论真正走出了简单的暴民模式，成为一个被心理学和社会学凝视的对象。当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也就成为这一新的科学话语的研究对象。在此之前，精英对于群众的论述相当隔阂，他们要么关注群众中的个别人（尤其是群众领袖），以偏概全，要么将群众当成一个面目模糊的整体看待，忽略其内部的差异。而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介入，使得关于群众的话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麦克莱兰看来，这一转折不是从勒庞开始的，而是始于米什莱和泰纳。19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1848年、1971年法国的“暴民政治”使得学者们被迫关注这一新的政治行为主体。关于群众的话语开始爆炸，他们被描述为疯狂的暴民，被误解的民众，受骗上当的政治炮灰，寻求正义的古老冲动的载体，倒退到动物境遇的，对当前的威胁，对未来的希望……米什莱率先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予以了负面评价。泰纳则将大革命的叙事由英雄转向暴民，法国大革命的群众是返祖的外省农民，“神经机能振动”和“接触感染”使他们变成了原始的动物。他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科学，而不是其对立面―――群众。他首次将政治精神病理学的解释引入群众理论，与之前的解释不同的是，毕竟开始追求一种普遍的“科学”的解释，这开启了现代的群众理论，从勒庞到弗洛伊德对群众心理同一率的论述，再到社会心理学对于个人及群体的认知、判断缺陷的研究、民意研究对于选民之多变与轻率的证明，这一群众理论的传统至今绵延不绝。
麦克莱兰在书中隐约提到了这一线索，但是遗憾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知识结构偏向导致他并没有对于现代社会科学与群众理论之间的关系从知识与权力的角度做深入探讨。他更关注的是群众理论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尤其是群众理论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以来的群众理论对于社会思潮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它对一系列当时颇受关注的社会观念形成挑战但又能和平共处，其中最明显的是群众理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本书译为“理想主义”）就是如此。按照泰纳的解释，无理性的残暴的群众是一种退化现象，是人类从文明重新回到野蛮的表现。人类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一夜之间就会被群众弃之不顾，甚至包括理性本身，他们让社会重新回到受感情和冲动支配的状态。这种破坏性让心有余悸的社会精英不禁怀疑社会进化论在群众身上并不适用。群众的这种非理性状态，否定了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对理性的信仰。洛克、康德以来的自由主义者确立了个体、理性、常识的心灵，坚信启蒙是自我认识的康德认为理性和天上的星空一般确定。自由主义的这些看法反映在现实之中便是美国的宪法，国家被按照理性加以设计。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世界不再依靠偶然的给予和力量加以治理，而是靠反省和挑选加以治理。但是如果群众如此容易被情感操纵，如何能将国家的权力交与他们行使？当然，群众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冲击还远远比不上对唯心主义者的冲击。后者认为社会及其制度是人脑决策的产物，心灵即社会。但是这种心灵的栖息地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个体的心灵，而是抽象的集体理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断言，国家不应该尾随多数公民而降低到物质生存的低水平，只关心下一顿饭如何解决，那会使人看不见国家的宗旨是什么。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黑格尔所说的代表着理性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将权力让渡给大众，勒庞所说的群众心理取代了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群体心理。
本书对于群众理论与19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讨论似乎还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部分―――社会主义对于群众的矛盾态度。它一方面认为群众是革命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处于自发状态，需要从外部进行思想的灌输与引导。从马克思、列宁、到切・格瓦拉，工人阶级时而是革命的动力，时而又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对象。其实不仅社会主义思潮，大部分主张激进社会变革的思潮都会呈现上述矛盾心态。
因此群众理论一方面几乎成为19世纪以来大部分政治思想家的共识或“常识”，经常被各种意识形态阵营的思想领袖提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意地忽略了群众理论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与其他“常识”（如上面提到的进化论、自由民主理论等）之间的冲突，将群众理论降低为一种简单、肤浅的口号。这导致群众理论常常处在一个既中心又边缘的矛盾状态。不少人接受它的结论，但却并不对它的意义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按照本书的逻辑，群众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群众理论从智商、素质、人种差异的角度解释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这种简单的等级制思维方式通常是古典群众理论的主要立场。第二个阶段的群众理论则是19世纪以来在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研究中提出的，它以人的退化现象解释群众缺乏自我约束的行为。紧随其后与第二阶段相互重叠的第三个阶段使用群体心理学的科学话语描述群体的某些“本质”特征，基本上不做道德和价值评价，将群众的暴力行为或牺牲行为归结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规律。第四个阶段则在第三个阶段放弃对群众做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承认群众心理的合理性，继而寻找更积极的方式进行控制与疏通，比如通过仪式化（如狂欢和娱乐）的方式，将群众的暴力引导到无害的地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暴力也可算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宣泄和净化）。当然，更常见的做法是将暴力体制化，例如议会制和选举制对于群众不满和革命的消解，还包括战争的集体暴力，甚至还会出现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暴力集团的制度，如同纳粹德国所做的那样或某些国家的民粹政治放任群众行使暴力。
麦克莱兰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清晰地梳理了群众理论的发明脉络及其背后的理由，继而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让我们思考如果不加质疑地接受群众理论，我们实际上默认了什么前提―――这些前提有许多其实并未得到确证。作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本书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首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些人作为群众理论的代表？仅仅因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闻名，还是因为他们在群众理论的发展上做出过独特贡献？除了政治学者外，现代对群体心理研究得最多的是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和社会学。作者最后将卡内蒂奉为群众理论的终结者，实在令人难以认同，且不说他的理论在当下的政治学讨论中是否能够被认可，即使他的理论成立，也只能视为传统政治哲学范式的继续，作者未注意到20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围绕着群众（crowd）与大众（mass）展开的研究与争论，比如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之间关于公众意见是否理性的分歧，30年代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以孔豪塞和米尔斯为代表的新一代大众社会理论，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40年代对小群体及社会网络的重新发现否定了大众社会的假设及大众传播具有强大效果的“常识”，法兰克福学派版本的大众社会理论反过来将大众看作被精英控制的受害者，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中受众研究一支对于大众解读能力的部分肯定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论证，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图画。本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对于新社会运动、粉丝及迷群、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书中讨论的提问方式和立场，逐渐肯定了群众的主动性与有组织性。总之，新群众理论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坐而论道的阶段，积累了许多量化、质化的经验研究成果，对群众及群众社会有了更多面的发现。
造成这些盲点的原因是本书及书中涉及的大部分学者对于群众（crowd）一直采取了笼统的、整体的定义。本书所讨论的群众理论家们使用了“人民”“群众”“暴民”“大众”等不同的称谓来指称乌合之众。按麦克莱兰的解释，“人民”是个18世纪的用词，相当于战舰的“乘员”（crew）；“群众”（crowd）则是与精英（话语主体）不同的人，需要被领袖指引的人；“暴民”（mob）则是指制造骚乱并可能找到领袖的群众；而“大众”（mass）则偏向于负面和文化的冷漠，复数masses则偏向“在行动”和文化敌视（11―12页）。换句话说，传统的群众理论对群众基本上是不加区分的，这种整体观反映了说话者俯视芸芸众生的精英意识。作者所推崇的卡内蒂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提出了一套基于不同标准的群众分类学（四种对立类型，五种感情类型，加上上述类型间的相互转变，共形成280种群众）（356―357）。但是这些分类仍然是基于本质主义的描述，缺乏明确性，在应用时存在着不可证伪的特性。比如在这280种群众中，什么叫“从停滞转向有节律的逆反型群众”？如此一来，这些群众理论或对这些群众理论的梳理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就相当有限了。
比整体性、模糊性更难理解的是本书在群众定义上的本质主义缺乏对于不同时代群众差异性的考察，仿佛从有“群众”起，群众的特征与行为方式就从来未曾发生过变化。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技术条件下，群众就真的从未有过变化吗？根据麦克莱兰的研究，暴民（mob）一词来自移动（mobile），正是摆脱了被权力中心的控制，可以自如行动，普通民众才掌握了新的权力。巧合的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正改变着今天的暴民，让他们成为“聪明的暴民”[smartmobs，这个名称来自于瑞恩古尔德（HowardRheingold）在2002年的一本同名书]。就像“快闪族”一样，今天的暴民可以通过移动社交媒体迅速聚集并无声地消失，他们遵守秩序，文明礼貌，在中国大连的PX项目游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大游行中，都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群众大规模有组织聚集后有秩序撤离，甚至不留垃圾的“传奇”。瑞恩古尔德和《人人时代》的作者舍基（ClayShirky）都认为，新媒体技术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以避免类似于囚徒困境之类的群体非理。制度的进化也保障了建立在充分沟通和信息透明基础上的集体合作，比如人人都可以编辑修改的维基百科并未因参与者的良莠不齐而一塌糊涂，反而保持了相当的准确性。那种因为缺乏充分信息和协商机制而造成的暴民行为很可能只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而非群众的本质特征。这就回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张上，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的公众意见非理性导致民主缺乏牢固基础的主张，提出不是公众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而是社会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条件，如果具备正确的信息和充分交流的机会，公众可以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个传统对于群众理论是一个巨大挑战，遗憾的是本书对这一线索关注得不够。
当前,我们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同在、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并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毫不动摇地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要求和根本任务。从理论大众化入手,在价值认同处着力,是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
我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坚持“适宜认知,提高认同,致力践行”的工作要求,区分层次,抓好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和方法、载体适宜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南平市理论大众化工作,推进了南平市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促进了南平市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一、做法
思想政治工作从理论大众化入手。
理论大众化,我们要面对300多万的受众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理论素养、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思维能力千差万别,因此,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我们十分注意区分层次,做到软硬件适用,方法、载体适宜。
――区分层次,抓好阵地建设
一是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是领导干部在岗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我们在认真服务市委中心组学习的同时,做好对下一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指导与督察,适时下发学习内容安排意见和学习参考书目,将学习状况列为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同时建立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巡听制度,逐级开展学习活动。
二是抓好农村村级“四校”建设。“四校”即:农民科技学校、农村业余党校、农民夜校、农村人口学校。“四校”教学,既有我们安排的内容,也有群众点题的内容。满足农民群众强烈的求富、求知需求服务,在服务中对接,在对接中引导。
三是抓好村民小组中的文化中心户。由村党支部选择村民中有较高文化素质,热心公益事业,有一定经济基础,并在群众中有影响力的农户作为文化中心户,报经乡镇党委审核,由县级宣传部、文明办、文化局联合命名。文化中心户建设经费由市县政府从文化经费中出一点、结对子帮扶单位助一点解决。将文化中心户建到自然村,做到所有村民小组的全覆盖,使之成为政策、科技、信息、法律进村入户的重要阵地,初步解决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
――因地制宜,抓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队伍建设
南平是福建省的山区市,各方面的人才都缺。为了适应理论普及工作的巨量工作队伍要求,我们在用好用足市委讲师团专业队伍的同时,还从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社区工作者、优秀政治教师中挑选出308名理论普及工作志愿者,建立了18支理论教育业余讲师团。这300多名理论普及工作志愿者,都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一定的理论素养和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热心理论普及工作的基层优秀工作者,对基层情况熟悉,在群众中较有影响,宣讲工作有针对性,在我市的理论大众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企业、各乡镇还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建立了形势报告员、故事员、说报员队伍。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对业余讲师团的管理,市委讲师团负责对业余讲师团进行业务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每年至少举办一期全市业余讲师团骨干培训班,各县(市、区)委宣传部不定期培训他们所属的业余讲师团。在遇有重大宣讲任务时,我们还增加培训班次。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每二年联合召开一次“理论教育业余讲师团工作总结表彰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交流体会、部署工作。形势报告员、故事员、说报员,由各县(市、区)和企业、乡镇党委宣传部门负责管理和培训。
――创新方法,注重方法和载体的适宜性
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理论大众化的受众面广,环境差异巨大,因而不论用何种方法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适宜性。只有适宜,才能有效。近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总结、推广了理论大众化的十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交叉使用,因时因地制宜,增强了理论普及工作的针对性。
灌输教育法。这是主法,也是通法。科学理论不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灌输非常必要。你的主张不告诉群众,群众怎么知道?你不把为什么和准备怎么做告诉群众,群众又怎能认同和践行?千百年来理论主张的传播,都在用这一方法,这也表明使用这一方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理论普及大讲坛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方法。而且在使用其它方法时,也贯穿着这一方法。当然,灌输也有水平高低。我们要求宣讲者宣讲时要深入浅出和“备课备二头”,就是要提高灌输教育的适宜性。
科技导入法。这有二层意思。一是说,我们的理论进入,用实用科技的传播来开路,解决基层,特别是农村工作中“谁来听”的问题。这当然要注意解决理论与实用科技“两张皮”的问题,如果是在实用科技课之前,简单地来个理论“加映”,效果不一定好。但如果是实用科技课之前、课后或课中,“加映”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农民就坐得住、听得进,因为农民不仅要学技术,他还很需要了解政策、市场和法规。二是说,科技的进入,改变了他们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不太好的习惯,从而认同我们的主张,践行我们的规范。比如科技健康教育改变了他们中的一些迷信做法和卫生习惯,人口知识教育影响了他们的生育观念等。
故事教育法。请老干部、老先模讲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利用我们一些乡村,农民夏夜纳凉喜欢听故事的机会,培育一些故事员,宣传部门再帮助选编一些故事提供给故事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党和政府的主张。
心理疏导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心理疏导,是指通过解释、说明、同情、支持和相互之间的理解,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来影响对方的心理状态,改善或改变心理问题人群的认知、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以达到降低或解除不良心理状态的目的行为。一是开展形式丰富、内容贴切的各种心理教育活动,普及心理基本常识。采取定期聘请专家授课、网上心理教育、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心理知识。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消除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
――建立机制,保障工作的持续性和长效性
我们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意见的同时,制定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制度、形势报告会制度、理论教育业余讲师团工作制度、《南平市“理论普及大讲坛”活动章程》等工作机制,确保理论大众化工作的持续性和长效性。
二、成效
近些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探索理论大众化工作,初步建立起理论大众化的工作网络、工作队伍、工作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南平这个山区市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也夯实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基础。
――进一步解决了理论宣传普及“难进入”的问题。理论进基层难,一是工作网络未到“底”,“沙滩流水不到头”;二是工作人员不足;三是基层群众,尤其是普通市民和普通村民不来听或听不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延伸工作网络,建立专业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工作队伍,区分层次,柔性进入,初步解决了这些问题。“理论普及大讲坛”,“文化中心户”,已延伸到城乡最基层;数百名讲师团、业余讲师团成员,故事员、形势报告员、说报员都是理论进基层的工作人员;多形式、多渠道并具有适宜性的方法和载体,让他们愿意来听;而科技导入法、典型示范法、错误暴露法、共建带创法、舆论影响法等方法则润物细无声,甚至做到没有专门来听理论教育,也能得到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道德观的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率、认同度、践行率得到较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基础得到夯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理念深入人心。2008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富裕南平”、“民主南平”、“文明南平”、“平安南平”、“生态南平”的目标,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2009年,南平市GDP增长13.9%,增幅全省第三,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总量却实现了双下降;农民人均纯收入6116元,增长7.1%。,这里既有中央、省市政策的支持,南平机制的作用,也与我们的科技导入法导致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主动性、自觉性提高和对形势政策市场的了解度提高不无关联;10个县(市、区)、95%乡镇(街道)达到平安标准,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连续三年保持在95%以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4.7%,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定在0.657%的低生育水平;农民自发将非定点宗教活动场所的庙堂改为书堂,成为学科技用科技和文化活动场所,这个举动当年曾得到同志的充分肯定,并在上报材料中做了批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率、认同度、践行率得到较大提高,也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基础得到夯实。
三、体会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让科学的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理论大众化是一项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了一些探索,但还很不够,还要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提高。工作中,我们也有一些想法和体会,在此提出,与大家共同研讨。
一是对这项工作要有足够的重视。有些同志认为,大多数群众不懂也不需要理论,基层只要把经济工作抓好了就行。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不解决,理论大众化工作将难以落实,更难持久。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如果不注意对大众的传播工作,它就不可能得到大众的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那这个政党也就不可能有大作为。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但经济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多数性认同是政党执政的前提,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目的。因此,理论大众化工作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为的,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
二是要有持续性和坚韧性。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更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因此工作要有持续性。持续工作,必有成效。基层工作点多面广,条件艰苦,问题很多,因此工作要有坚韧性。
以“转换”弥合“裂缝”：展现先进理论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化、抽象化的特点，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受知识体系等限制，更易于接受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的东西。显然，在理论自身特点与群众可接受性之间，横亘着一条深深的“裂缝”。如何缝合这条理论宣传普及的“裂缝”，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常州在实践中给出的答案是“转换”。具体来说，就是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通过理论话语的转化，把抽象理性转变为生动具体，把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契合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论的规律，成功缝合了这条理论宣传普及的“裂缝”。
在转换过程中，常州主要从“地方实际”和“群众语言”两个角度切入，探索出了自己的套路。一方面，围绕地方实际来转换。通过群众关注和乐于接受的“小切口”诠释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主题”，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普通话”转化为常州科学发展的“地方话”。常州推出“中国改革开放与每个人的命运”、“感受幸福——科学发展观的常州解读”、“常州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解读”等系列主题宣讲，对宣讲内容进行“菜单式”，回应群众对身边变化的关切。另一方面，同绕群众语言来转换。充分考虑城乡基层群众的思维方式、话语习惯，把学术研究的“书面语”转换为理论宣传的“口头语”。常州在理论宦讲中，把握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力求用事例说话、用数字说话、用典型说话，达到群众愿意听、好理解的效果。
更值得称道的是，常州还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诠释理论，把看小见、摸不着的理论观点转化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在这方面，常州市区公同免费逛、快速公交优惠多、社会保障全覆盖、社区医卫看病易，这些都让人民群众从内心增强了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感、理解度和接受度，成为大众化工作的重要依托。
以“分众”对接“需求”：拓展理论宣传的服务覆盖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总会面临一些问题与困惑，都有通过科学理论解疑释惑的诉求。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群众也有理论的需求。从根本上看，人们对待某种理论的态度，与这一理论跟他们需求的相关程度密切相连。罔顾实际需求的死板理论灌输，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都永远无法真正深入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及时有效回应需求、满足需求的理论宣教，才能发挥科学理论的解疑释惑、引领实践的作用，才能使科学理论在人民群众心底扎根并绽放活力。
然而，需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全面满足群众需求并非易事，理论宣传难以实现全覆盖。常州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承认主体差异、尊重差异需求，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定位、组织和安排，以“分众”方式对接不同主体的差异性需求，准确满足了不同群众的不同需求，增强了理论宣传的服务性，扩大了理论大众化的覆盖面。
常州在理论学习教育中注重分类推进，开展以中心组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的领导干部教育，以轮训、冬训为主要手段的普通党员教育，以“学习日”活动为主要载体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市民教育，以“创新与发展报告会”为主要阵地的企业家教育，以“现代农民教育工程”为主要平台的农村居民教育，以“学习宣传员”为主要依托的民营企业员工教育，“以新市民学校”为主要基地的外来流动人员教育，形成了科学理论走进基层的类型化通道。
在常州一些大众化工作品牌中，分众化理念也渗透其中。在“龙城讲坛”中，常州逐步形成市民课堂、企业家课堂、干部课堂、学生课堂和乡镇课堂等系列，各辖市区分别设立各具特色的讲坛，满足不同群体的理论需求；在“道德讲堂”，面对不同群体讲的主题、内容均有不同，如在食品行业讲良心食品、诚信经营，在基层社区讲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在企业员工中讲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在中小学校则从中国传统的“孝道”讲起，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在溧阳别桥镇“农民大学堂”，既讲授形势政策，又开展职工技能培训，传授农业实用技术，把理论宣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群众学理论的“加油站”。
以“平台”增效“传导”：释放理论阵地的品牌能量
理论的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形式才能实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常州搭建了多元化、广覆盖的宣教平台载体，把理论宣传融入群众日常工作生活，极大增强了理论传导的有效性。其中，根据理论传导的关键要素，紧扣理论的学习、传播、渗透三个维度，形成了理论学习平台、理论传播平台、理论渗透平台。
创新理论学习平台，完善各类人群的学习型组织体系，突出群众学习的方便性、参与性，典型代表包括“小巷讲坛”、“新市民学校”等。“小巷讲坛”是南大街道文亨花园社区坚持10多年的学习活动，提出“兴趣学习、快乐学习、休闲学习”的理念，探索确立自选式、主题式、互动式、进出式、共享式5种学习模式，实现周周有学习、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新市民学校”是江苏洛克电器有限公司开办的外来务工人口培训学校，以外来青工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敏感话题为切入口开展理论宣传普及，实现了技术水平和理论水平双提升。
创新理论传播平台，强化党报党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媒体阵地在促进理论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如常州市天宁区在“微系列”平台上做大文章，通过微博、短信、QQ群等“微载体”，利用案例性、故事性的小段文章占用“微时间”，汇聚触动心灵的“微能量”；又如武进区湖塘镇的“社区网校”，以丰富多彩的网上内容，形成言论专题“合奏”、讲座访谈“共振”、博客论坛“齐鸣”的生动局面，使理论学习进入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