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种文明观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即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
生态文明又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
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又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角度看的以往的文明，其着眼点主要是物质，是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关键词：中国；日本；生态文明；循环经济
1生态文明的内涵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强调将其人类的指挥成果应用于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减少对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促使在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它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2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中国政府之前也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循环经济”这一术语就已经出现。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是处于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
(1)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节约战略，它追求的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而是提高资源效率。围绕提高资源效率，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比1980年下降了65.5％；每万元GDP取水量比1980年下降了84.7％；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为1985年的14.6倍；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总值为1985年的12，4倍，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2)国家近年来加大了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力度。首先是加强宣传。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加强了对循环经济概念、思想的宣传。二是组织试点示范。我国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开展循环经济省、市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1996年张家港市成为我国第一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同时也积极发展清洁生产。
(3)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提出了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并采用能够使资源、能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污染物排放少的工艺替代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艺等要求。
我国近几年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但是《清洁生产促进法》是一个“软”法律，缺乏强制性。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增加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和内容。2005年6月21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已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性文件。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形成于我国先秦的天人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老庄的顺应自然、不可对自然无节制地采取行动的思想；孔子的性与天道之说，以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重主体、仁学、自修之天人关系说等；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以节俭为值得彰扬的美德。我国自从2004年10月开始，就在上海举行第一次的年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连续三年都召开了有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会议。2007年11月“2007中国循环经济论坛暨中国与欧盟循环经济论坛”在杭州举行。在此次论坛上指出，政府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力，政府要充分发挥支持、引导、督促作用，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条件；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力，企业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主要是靠企业来实行的，没有企业的小循环，也就无法实现区域的中循环和社会的大循环，从而也就失去了整个循环经济的根基}公众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实践，更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3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
日本本身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土面积有限，自然资源部丰富。但它确是一个资源消费大国，因此经济发展所需资源、能源的绝大部分依靠从国外进口。日本一直采用焚烧和最终填埋的方法处理废弃物，但因土地有限，面临最终填埋严重不足的挑战。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从经济内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善，这是日本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1)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确立了从生产和消费源头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战略，节能降耗的经济结构基本形成，为建立循环型社会打下了基础。日本发展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开展工作。首先是企业层面，日本企业从6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清洁生产技术，申请国际环境认证。其次是区域层面。通过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生态工业园区。再次就是产业层面。主要通过建立社会静脉产业，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环路。(2)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式开始了循环经济型社会法律体系的建设。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基本法统帅综合法和专项法的体系模式。其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基础层面为基本法，即《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第二层面为综合法，即《废弃物处理法》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第三层面为为根据各种产品性质的制定的专项法，包括《容器与包装物再生利用法》、《家电资源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及《汽车资源再生利用法》等。三个层面的法律互相呼应，构筑了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
(3)日本推进相关社会教育来促进循环经济社会的建立。日本在循环经济与社会的建设中非常注重教育功能的发挥。1971年1月8日，日本政府设立环境厅(现为环境省)。1975年，原“全国中小学公害对策研究会”更名为“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研究会”。通俗的说，环境教育就是为了创造使人类子子孙孙能够继续生存的更好的环境的教育活动。日本学校在开展环境教育活动中，重视增强学生关于对于自己身边环境的关注程度，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判断的能力，使学生确立参与构造良好环境和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态度。此外，日本非常重视运用各种手段与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以提高国民关于实现零排放和地排放的环境意识。
(4)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战略的评价检讨机制来保证循环经济的发展。该机制对循环社会的实际发展成效、遇到的问题以及潜在的不足之处进行评价和检讨，从而确保日本循环社会的发展战略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了确保循环经济的计划着实开展，日本制定其中央环境审议会每年对循环型社会的发展成效进行评定，并听取来自国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相关政府部门要自主开展工作成果及问题经验总结，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其结果通过年度报告——《循环型社会白皮书》——每年向社会公布。
4中国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比较
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技术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日本与我国的比较，来改善我国的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使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质的提高。综合上面中国与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与日本的发展不同。
(1)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起步比日本晚。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时候注重找到源头，从生产和消费源头来消除污染，这为后面措施的实施打下了基础。之后日本系统性的开展循环经济的发展。它分别从企业、区域、产业全方位的采取策略，注重废旧物的循环利用。
(2)在制度构建上，我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够健全，造成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保障；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健全了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做到点、线、面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3)日本发展循环经济注重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它通过宣传鼓励日本公众参与循环经济，主要内容包括防止过量包装，尽可能的减少包装垃圾，引导市民正确购物和消费。中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中都包含有环境保护的意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行动意识，致使环境保护的体系不够完善。
(4)日本有一套循环经济发展实施的评估系统，十分注重措施的进展及效果，并可以通过检测评估来进一步改善所施策略，及时调整并推行与当前经济运行相适应的方针、战略。
关键词：生态文明 规律 和谐
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以相应的自然环境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高度的文明可以使人们过上衣食无忧的良好生活，这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厢情愿。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玛雅文明等文明形式都由于生态破坏而淹没在历史中，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使人类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进而是深刻的生存危机。这种状况给予人类的现实启示：必须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生态化生存。
一、从生态危机到生态运动――生态文化的凸显
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视自然为生活之来源，认为从自然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穿衣吃饭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对自然关切之意甚少。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学技术作用于自然，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其贪欲也空前膨胀起来，他们在全球范围对自然资源进行空前规模的开发与消耗。他们财富增加了，但其的活动的后果超越国界，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再加上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严重超过经济增长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这些问题的积累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生存构成了新的威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酸雨肆虐、气候无常、温室效应，臭氧出现空洞等等，这些可怕的词汇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人类正在面对的难题。现在，自然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话题，面对深刻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给予自然足够关切的时候了。
事实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深思自古就有，只不过由于生态问题不显著而不占据主流意识。只是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们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开始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始采取现实的行动去保护环境，这就形成了西欧和北美声势浩大而持久的生态运动。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此之前已有思想先驱，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等。真正代表这场运动发端的是1962年出版的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书中描述了由于农药污染而带来生态危机，引起了巨大轰动，敲响了生态问题的警钟，同时拉开了生态运动的序幕。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诸于世，该报告分析了传统增长方式的种种弊端，指出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否则人类会自取灭亡。这一报告敲响了人类生态环境的警世洪钟。同年6月，联合
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
呼吁人类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唤起了世人对环境问题的觉醒。1997年，挪威首相布任特兰夫人在其主持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1990年4月22日全球范围发起了“纪念地球日”活动，成为90年代“环境10年”运动的开端。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的约热内卢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10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际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
这次会议是人类转变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里程碑。
西方国家的生态运动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到80年代走向政治化。西方各国相继出现“绿党”、“生态党”、“环境党”、“价值党”，而且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介入西方各国的政治斗争。他们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相互依赖的共同性；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主张抛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把人类的价值和伦理原则运用到生物圈内的其他部分中去。他们还将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与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批判资本主义盲目的经济增长，反对一切，主张权力分散。要求变革传统的价值观、消费观、幸福观、自由观。反对各种表现形式的“技术至上主义”。认为科技与资本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亲和力。批判用技术控制社会，反对技术官僚。
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长期演化的结果，生态运动是对生态危机的反应。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都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的结果，是一种“社会人”的产物，因而是文化，具言之，是生态文化。应当说生态文化自人类产生日起就会伴随人类始终，但相当长时期内，人类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生存的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体会的深刻，认识的理智，使得生态文化在当代上升为高度自觉的文化意识，把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思维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二、生态文化
以上我们以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角度探讨生态文化，可以看作对生态文化的感性把握。在此基础上要加深一步，把握生态文化的内涵。
生态文化是文化的子系统，认识生态文化与“生态”和“文化”分不开，虽然生态文化不是“生态”和“文化”的机械组合，但离开“生态”和“文化”，就无从理解生态文化。首先看文化，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学术视角上，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思想和精神产品；广义文化的内涵则要丰富得多，把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全都包含其中。我们这里讲得是广义的文化。文化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分类，但不同的文化有着结构上的共性，即是由观念层次、制度层次和物质层次三部分构成。观念是核心；制度体现观念，制约人的行为；物质文化则是观念和制度的外在表达，并影响观念和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化系统的整体和发展。再看一下生态，生态就是生物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可以说，生物出现之时就有生态。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自人类产生就已开始，并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渐丰富。这些可以从原古先民的生活遗迹中看到，也可从文明时代以来中外文献中得以展现。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文献虽有生态思想，但并无“生态”这个词汇。“生态”这个词是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和分化，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及由之引发的环境问题而出现的。人类产生以前，生态系统完全以自然的形态存在着，人类产生以后，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影响日益显著，形成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人生存于人工生态中，一方面，人和其他自然物一样，遵循生态规律；另一方面，由于人是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社会生物，是文化存在物，因而人要以文化的方式，以社会的伦理的、审美的视角去看待生态，甚至去看待与己无关的自然生态。以这个角度讲，生态同样是一种文化存在物。
现在，生态文化已成为世界性文化热潮，对生态文化的理论探讨亦成为热点问题。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生态文化是一种替代以往文化的新文化。认为迄今为止，“人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三个主面阶段，现在正向生态文化方向发展”。 类似的观点还有，“科学时代所带来的环境退化需要人类调整自己的文化形式加以修复，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就是生态文化。” 可以看到，这种替代文化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导致了消费过度膨胀。人类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而生态文化则是解决难题的良方。我们对这种替代性生态文化观有不同看法：首先，把生态文化看成是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是不妥当地。根据前文对“文化”和“生态”的理解，生态文化是自人类产生起就已存在，而不是在生态问题严重时才出现。“生态文化不只存在于未来，也存在于我们人类已有的财富中”。 其次，替代性文化观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范式得出的结论，对于讲究“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具体地说，对草原文化而言，生态文化更多地是对草原生态文化的挖掘和恢复，是结合现时代的更新。第三，把生态文化说成是未来文化主导范式是过于武断。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是科技文化，面对诸多的生态问题，人的贪欲固然需要收敛，环境固然需要保护，生态文化固然需张扬，但据此说生态文化是代替科技文化的主导文化范式，恐怕为时尚早；进而把生态文化作为济世良方，恐怕过于乐观。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生态文化就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人们与其周围自然环境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信念，以及为了实现和维护这种信念而确立的各种制度和行为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所导致的生态后果。生态文化前提是生态，核心是文化。生态文化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出发的一种文化实践，这和其他文化形式不同；其内容既有自然为友，也包括和自然为敌；其后果既有与自然和谐，也有和自然对立。生态文化有区域性、时代性，比如中国古代道家生态思想，古代蒙古族生态智慧，西方古希腊、罗马生态思想、近代以来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等。由于生态文化在历史中展现，从而也在文化中积淀。当代生态文化要求改变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承认自然的价值，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要求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变革，调整人们社会关系，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使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的机制，实现生态保护制度化。
三、生态文明
正如讨论文化必然涉及到文明，探讨生态文化也必然要思考生态文明，从外延来看，生态文明包含于生态文化中，但生态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它主要是指生态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论性的话题。国内的主流观点把生态文明视为文明的新形式，认为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狩猎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讲，正从兴盛走向衰亡，生态危机正是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标志。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就生态文明的内容而言，亦有多种表述方式，但主要是两点：一是从生态的角度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二是把生态化的人与自然的新认识加以提升，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原则，进而成为一种超越和替代的文明样式。
在今天迫切的发展任务与严峻的生态危机形势下，研究生态文明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这里从哲学的视角作一阐释。
就生态文明的存在而言，我们不同意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替代性文明的观点。不能否认生态意识的唤醒，生态文明广为关注和工业文明引起的生态危机有关，但同样必须承认得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人类的生态问题在时间上是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步的。若以为生态文明是替代性文明，那么古圣先哲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论述又算什么文明呢？看来，此种说法不妥！客观地说，自有人类，便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有了要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和行为，这就是生态文明。可以说，生态文明就是在人与自然思想的对立和行为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今天的生态文明和历史上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延续关系。但生态文明为人关注之前，是一种渗透性文明，隐性的文明，幕后的文明；而今，生态文明则成为一种综合性文明，成为显性的文明，成为一种由幕后走向台前的文明。其本质和核心就是对自然的生态学理解，进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化理解和实践。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敬畏”、“统治”阶段，基于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目前人类已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大意义。开始人与自然和谐阶段，即生态文明时期。这是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传统观念中，把人与自然视为对立的两极，在人和自然的对峙中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自然的价值被完全工具化，其结果是一定时期内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也使大量物质财富涌流，但过后一看，得不偿失，人类的基本生活条件因掠夺性开发而丧失贻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都表明，人类既非宇宙中心，也非自然中心。人类以中心的信念创造了以往的文明，但若不放弃这种信念，文明将难以为继，更无延续。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中，人仅是自然一员，人类要认识生态规律，人类的生产、生活要遵循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从价值的视角看，生态文明是人的现实需求，为了实现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必须用生态规范改造和更替原有社会规范，用生态原则指导和渗透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具言之，在文化价值观上，要树立符合自然生态原则价值追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生态道德成为普通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生产方式上，要转变传统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化，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不应追求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既满足自身又不损害自然的生活，要建立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的新目标、新时尚。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指导下的内蒙古生态建设研究”（编号：NJSY12084）]
作者简介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互动关系
人类的出现，人们对地球改造加剧，自然界从一个纯粹的依照自身规律演化的自然系统演变成了由人类意识支配的人化的自然系统。马克思否认人与自然关系单纯的物质性，指出，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作为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而存在。他说：“人们的生产活动在自然界中进行，必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互相的。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换活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影响自然界，影响人类本身。”①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同时，无法避免的对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破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解决生态问题迫在眉睫。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技术及法律保障，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的构建联系紧密，本文试图在理论上阐述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关系，力图在价值层面寻求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内涵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是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分开。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关注角度出发，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生态文明，他们认为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下所取得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②。有的学者则从系统论角度，阐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③。生态文明是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倡导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相互平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共存共荣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人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探索而得到的全部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余谋昌认为，“生态文化是继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以后新的文化形态。”他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狭义上和广义上的定义。狭义上“自然价值论引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④，是精神层面的界定；广义上“人类新的生存方式”④是物质层面的界定。在我看来，生态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属于历史范畴。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强调协调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以人的精神素养作为生态平衡的调节剂，以精神状态调适生态平衡。生态文化作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和谐思想在生态方面的灵感碰撞，是健康、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的感应。生态文化是学习现代各种精华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状态。
2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2.1 两者的差异性
首先是区域性差异，包含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不同时期，国家和民族发展程度不同，生态文明表现形式不同，即纵向差异。而性质上、表现程度上的不同为横向差异。其次是逻辑上差异，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之前出现，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沉淀的成果。从范围上讲，文明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文化比文明范围更为广泛。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祈愿，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与领域。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型文化，是由人主宰自然型文化经由漫长的时间过渡而来。
2.2 两者的互动关系
1.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方向
文明表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文明的源泉和基础，为文明供应土壤和肥料。生态文化建设终究要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经济上，生态文明强调有序发展，提倡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上，强调民主参与，社会和谐。文化上，鼓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和传播优质文化。生态上，主张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为生态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生态文化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不断努力。生态文化应建立一种基于其概念的核心价值观，克服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性，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理性消费满足的条件下，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需要。生态文化，要求我们寻找绿色高效生产的生态发展模式，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失衡的恶果。科学技术的变革、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是通常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所提出的三个主要解决手段。解决生态危机，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及道德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培育和弘扬什么样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是一种具体非静态的关系，其中心点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潮的文化，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和人主宰自然的思维模式，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确立人与自然新型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内涵寓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生态文明将生态文化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华，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化建设趋势的最终指向。
3.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泉动力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二者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生态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自然”的特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认为自然是遵循自我发展进化之道的统一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共存共荣，每个物种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不可分割。倡导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尊重人本身，统筹人与自然价值利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生态文化要创新文化价值观，不断解放思想，逐步建成以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通过生态意识、生态价值取向等调节、供给生态文明，借助自然环境创造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
4.生态文化是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文化旨在增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大力提倡绿色科技技术产业，培养绿色节能的生活习惯。生态文化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道德规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生态文化的建设可以推动这个理念在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同时被投入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来，为建成一个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 页.
②张云飞：《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张云飞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③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④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09.
有些学者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类的破坏，根源在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被赋予像人那样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非人类生物应该像人一样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人类则应当尊重非人类生物，遵循自然界。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饱含了对非人类生物的深切同情，对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乃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是极其荒谬的，论证也是十分虚妄的，而且还存在着实践维度的严重偏失，导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人的中心地位，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不可否认，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过多地看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但是，说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有些言过其实，甚至是无稽之谈。当追究生态环境恶化的缘起时，我们发现，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的特殊利益、满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体的不正当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进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而这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过错的利益主体，则基本上出自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才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它们今天国内生态环境的整体良好，完全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转移污染，进而毒害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的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把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总之，基于后现代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于当前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及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设生态文明。
二、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就是要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危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有助于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保证人们的行为方式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已是公认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共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包括“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内的若干重大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足以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当人们致力于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两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一个原本缘起于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的问题———生态非正义问题，成了横亘在通向生态文明大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生态非正义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义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非正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态非正义现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要人与人之间发生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生态非正义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工业发展理念、强制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强制消费的消费方式，终究难逃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为了应对生态危机，更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真正危机，即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不限制资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将剥削、掠夺的对象指向了内部的贫困地区和外部的落后国家，借以转嫁危机，保持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维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发动资源战争、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种族主义，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了他们的预期，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基本达成也貌似在一国或一地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和外部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慢慢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俨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惨的是当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奥康纳就指出:“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
生态非正义问题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也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掠夺和破坏生态资源来获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类整体、子孙后代的利益则太遥远，甚至都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和考虑范围。因为“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而对于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往往急于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急不择路地沿袭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经非常糟糕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蛋糕确实做大了，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急于摆脱贫困或盲目求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生态非正义问题的原因之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态非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不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和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弱势群体，而且也造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生态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以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在我国，“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并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非正义问题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们的缘起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非正义问题是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牺牲他国或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当生态非正义问题产生以来，它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生产关系的无序或失控状态，生态非正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以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仅标示着人际之间生态权责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标示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也意味着当代人及后来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以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要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生态非正义，实现生态正义。
三、实现生态正义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出路，生态文明标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协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起的。换句话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关于利益这个价值性概念，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当中，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在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可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终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始原因。”这就决定了，要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正义，即经济关系正义，生态正义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实现生态正义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在试图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为实现生态正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在讨论如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看似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从根本上变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但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当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存在，是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毕竟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是直接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它还在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会引起生态非正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是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话，就应该消灭本国的私有制，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督促他国也消灭私有制。而对于那些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不同层次的需求发生矛盾时，以满足最迫切的第一层次需求为准，特别是生存的需要。如果当代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会有后来人和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充分理由，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任何经济形式都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哪怕它已经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并让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资本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负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前文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决定，实现生态正义内在地要求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获得平等的尊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势在必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会导致生态非正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们即意味着获得了无上的权力，相应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承担更少的生态责任。也正因此，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会挖空心思地维护、巩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用刚性的制度强制约束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结果也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之前不占有而现在获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开始招摇过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现在丧失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则慢慢销声匿迹。因此，要实现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是关键。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牢笼，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1、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由来
“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最早是由于本•阿格尔提出的。1979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的本•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生态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并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涌现，还有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才接受和认可生态马克思主义。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中，段中桥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把其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加以介绍，该文在2006年被《新华文摘》第五期转载，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纳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译法。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涵义，在本•阿格尔本人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所提及。他认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弗洛姆、歌德曼和马尔库塞等。本文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地批判，并对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解读，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劳动之间的关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还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和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
1、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莱易斯和阿格尔以生态危机将经济危机学说。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叙述，不能够诠释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和进化，难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提供理论上的向导，当代出现的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因此，要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危机作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除此外，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会引起的生态危机，虽然根本原因即资本积累，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具有其固有的责任。消费异化是无产阶级消费的一种特点，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撑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态危机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阿格尔期望通过消费期望的破碎和稳固经济理论消灭生态危机。
2、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是由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所谓的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他概括了两类矛盾，矛盾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矛盾之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奥康纳说明了在二元对立结构中（当然是一种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剥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揭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即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酿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
3、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克沃尔提出了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设想。首先要实现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克沃尔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去探讨的。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其次是设想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初步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
4、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学福斯特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并在此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现代生态学的重点是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这无疑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他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应用新陈代谢的四个环节：首先，人需要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互换，而且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其次，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桥梁是劳动；再次，社会性的劳动联系着新陈代谢和整个人类社会；最后，马克思提出了要控制整个新陈代谢的观点。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概念——可持续性发展。
三、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建设
生态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青睐，是因为其具有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发。要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要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
1、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态的维持，生态环境也应该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主导经济发展全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方位的认识现代化的新趋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要加大力度发展循环式的经济，努力建设节约型的社会，以此促成低耗能、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形成。第三，实施清洁生产，采用清洁能源，预防和减少污染。第四是要尽快建立环保资金投入的机制，把社会和民间的资本引进，推动生态环保项目的产业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
2、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制度，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政策一定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要尽早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通过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等各种经济杠杆，推进能源节约和“三废”减排工作，形成激励和约束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并且形成在生态化发展中对不同产业和行为的鼓励和惩戒机制，对符合生态化要求的产业给予支持和鼓励，逐步淘汰对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业。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藏民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藏民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部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解读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青藏高原也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之一。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定日的苏热，申扎的多格列、珠洛勒、各听，日土的扎布、那曲、申扎、双湖、班成、日喀则、聂拉木、昌都卡若。其中，考古发现青海等地的卡若遗址是与诞生于内地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珠江文明等并行存在和发展的，约距今4000-5000年，就连生命阿里高原也孕育过象雄文化、①古格王朝。②卡若遗址的发现说明，高原古人已放弃洞穴，建房定居，生产活动已由游猎扩展到农耕、饲养，广泛地使用了火，并有粗糙的纺织和缝制工艺，能制造陶器和各种粗糙装饰物。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自称“博”，并因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中西部地区称为卫藏地区；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统称为康巴地区；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大部分藏区统称为安多地区。而居住于上述三大地区的藏族人分别被称为卫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中国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高”不是指高山的“高”，而是指精神的“高”、幸福的“高”、质量的“高”，但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青藏高原确实属于不宜人口居住的地方。但是藏族人并没有抛弃它，也没有往“高”处走，而是死守在这块寒冷缺氧的冰雪世界里。为了保护这一块净土，他们在高寒地区不动土、不盖房、不定居、去游牧；不砍树、不开矿、不乱狩猎；祭山祭湖祭江河，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用自己虔诚的信仰艰难地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①
（二）藏族传统文化对山水的神话描述
藏族因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②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把自己和山水联系得更为紧密，并以拟人的方法给山水以生命和灵魂，把它们界分为部落、家族、家庭，封它们为神山圣湖，并给它们编制了很多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传说故事。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的独特现象。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藏族以佛教的思想理念把自然界总称为“情器世界”：一切生命万物为“有情”，都具有生命意义，一律平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又认为生命的形式没有高低之分，而且生命不死，可以轮换，如你行善积德生命可以升华，若作恶多端破坏生灵，生命必然降低，讲因果报应。所以，他们和山水相依相偎，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这种思想理念慢慢融入到他们的血脉里，渗透到心灵深处，逐渐形成了这个民族的生态观、价值观和生命观，这些随之又贯穿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对于藏族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研究，前人和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和生态观念的研究方面，青海民族大学的何峰校长，以及大连民族学院的南文渊教授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列入《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这个课题中。王奎正［1］、陈亚艳［2］、勃•吉尔格勒［3］、降边加措［4］、鄂义太［5］等学者对其也开展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概况、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等方面，系统介绍分析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理念，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发掘藏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使之能为全人类所共享，能在生态安全维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藏族对宇宙的理解和称呼很多，总的称宇宙为“诺吉久居丹”，佛书将它译作“情趣世界”。“诺”为容器之意，凡具有盛物功能的器具，无论大小均可以用它来表示。“居”含有精华之物、养分、依附者等义，在此指宇宙间的万物或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藏族对宇宙的形成也有很多种说法，在格萨尔史诗中有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古歌《斯巴形成歌》，③它集中反映了藏族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藏族对宇宙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就是须弥山。须弥山还有七山、八山，还有内海、外海。须弥山四面海中有四大洲：南方海有南瞻部洲，东方海有东胜身洲，西方海有西牛货洲，北方海有北俱卢洲。关于宇宙的广大，另有一种说法：四大洲、须弥山以及天界等，为四洲世界；一千个四洲世界被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大千世界。十亿个大千世界组成“热间居”世界。十亿个“热间居”世界组成“热间嘉措”或“哇尔梅居”世界。如此十亿个世界组成一个根基和中心为莲花所饰的世界。宇宙无限广大，这便是藏族接受佛教后，形成的对宇宙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三）藏族对山水的自然崇拜
藏族先民与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均对大地、山川、日月、风雨都存在敬畏和崇敬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自然对象都有灵性，因此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也是原始人类所共有的特性。比如，非洲人视乞力马扎罗山为他们的圣山，每年都要在山脚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希腊人认为奥林匹亚山是诸神居住的神山，所以为了祈求幸福他们每年都要在这里祭祀山神；日本人认为富士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象征，并以富士山的名字命名的东西无数；内地人尊崇五岳，视黄河、长江为母亲河，自称华夏儿女。中央政府对泰山的崇拜从尧舜开始延续到现在。据记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和君主祭拜过泰山。“煨桑”是藏族祭奠山神的仪式之一。在2012年考察泰山时，发现在泰山的祭祀中有一种叫“柴望封神”的仪式，它与藏族的“煨桑”仪式完全相似。《泰山大全》中说：“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于达之。”所谓柴，或曰燔、燎，通俗地讲就是燃柴放火于岳坛。放火燎祭于天，火与烟相伴而生，青烟直上云霄，在高山顶上放火，天神更易于接到信息。千百年来乃至当今，祭神都需点燃蜡烛，可以讲这是远古柴祭的遗俗。
苯教、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生态解读
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恩格斯指出：“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
（一）苯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族以苯教的理念，把大小山脉命名为神、赞、土地神、地方神等，在山上垒拉泽，拉经幡；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藏族将佛教融入自己的理念，把很多苯教的神山圣湖又更名换姓为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就在一座山上同时会出现三种文化。比如，卡瓦格博它的总称为念赞卡瓦格博，是苯教的称呼，其中有民间的母亲山、儿子山、将军山，同时还有佛教的十六罗汉、五佛。①又如，阿尼玛卿神山既是主管安多地区的神山，又是证得十地菩萨②的佛教山，对它可以煨桑祭祀，也可以磕头朝拜，它便是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护法神。因此可以说，在藏区三种文化都存在，各有各的用处，这就是佛教藏族化的典型。
（二）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传佛教秉承大乘佛教的思想精神，既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观念，又有道德实践。但一直以来，我们缺乏对这方面的总结和相应的梳理，也未能彰显其曾经发挥的有益的功效。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所起的保护作用和对高原环境的维护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藏族地区是禁猎的，尤其是圣山圣湖和佛教寺院所在的地区。大部分藏族牧区有不吃鱼的习俗，除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原因外，也缘于佛教大师的劝化，以及许多湖泊被奉为圣湖的缘故。佛教反对杀生，是基于佛教慈悲的伦理观念，这一观念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时代，进一步了解佛教不杀生思想的深刻内涵，对整个世界是很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