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小学生都知道；但中国海洋面积有多少，却并非人人清楚。对于"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军事手段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如何实现我们的海洋主权、发挥我们海洋的作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显然，只有在法理上、事实上拥有了海洋主权之后，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于"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外交努力和军事手段都很重要，但很多问题却不是仅靠武力能解决的。最终如何解决，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中国海洋国土是多还是少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海洋面积有多大"这个问题，就并非人人都知道了。 在北京东北部一个住宅小区的网站上，记者随机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10个人进行了回答，其中有7人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还有两人瞎猜了一下，一个说780万平方公里，一个说大概是500万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叫"紫烟"的网友回答说是300万平方公里。回答正确的"紫烟"是国内某新闻网站的工作人员。 "300万平方公里"是国内公认的中国海洋国土面积。记者采访过程中从权威部门获悉的中国海洋面积是299．7万平方公里，约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说："我国的国土面积，除了常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之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的海洋国土，这一定要考虑进去。" 中国是个陆地大国，又是个海洋大国，这是常见的说法。从拥有海洋资源的绝对数量来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我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 但陈光琪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是个海洋大国，但又不是个海洋大国。"根据陈教授提供的数据，从单位陆地面积平均拥有的海岸线长度来看，中国只占世界第94位。如果按照可管辖的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94，中国仅为0．3，不到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超过11，朝鲜是2．17，越南是2．19，菲律宾是6．31，都大大超过中国。至于人均海洋面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026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只是世界平均数字的十分之一，而与我国相邻的海洋国家的平均数都超过中国的10倍以上。 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 上述这些数据，都是在"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这个前提下而言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面临着激烈的海域划界争端，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得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我国的海洋国土由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组成，除渤海属于内水不存在争议外，其他3个海区都需要按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邻国合理划分。 那么，究竟有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呢？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有一半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也有报道说是100多万平方公里。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黄海，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有25万平方公里。可是在海域划界问题上，韩国主张等距线为界，如果按此划分，朝、韩可以多划1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国与朝鲜和韩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 在东海，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岛被日本非法占领；东海大陆架是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争端。
关键词：日本；海洋国家；海上安全政策；南海争端
中图分类号： D81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1105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南北狭长的岛国，南北延伸长达2400千米，四周为海洋环绕。它东临太平洋与美国遥遥相望，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邻。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海上安全也成为日本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对环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事务极为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日益升温的南海争端中，日本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积极介入其中，大量开展与南海相关的海洋安全实践。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有阐述，比如新加坡学者蓝平儿《日本与南沙群岛争端：强烈的愿望和局限》（1996）、丹麦学者丽泽洛特・奥德高《南海的威慑与合作》（2001）、美国学者乔舒亚・罗文《美日安全同盟、东盟与南海争端》（2005）、谢尔登・西蒙〖JP2〗《南海的冲突与外交》（2012）、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合作的论文集《从实力出发的合作――美国、中国和南海》（2012）、伊恩・斯托里《日本在东南亚的海事安全利益与南海争端》（2013）、中国学者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郭渊《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等。这些研究成果从历史沿革、政治利益和商贸目的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历程和原因。本文认为日本所开展的有关南海的安全实践活动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但从宏观的战略角度看，日本的南海政策受到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的指导。因此，本文回顾了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了在其导向之下，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变化。
一、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缘起
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是以其“海洋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所谓的“海洋国家”通常是指岛国或濒海国家。而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如一个国家资源贫乏，一旦遭到海上封锁就会马上陷入崩溃，且为了生存，该国迫切追求开放、自由的世界，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日本必当归于此列。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是在近代才逐步确立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受到大陆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幕府在海防上的锁国政策，当时日本的视野主要投向与自己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对浩瀚的海洋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直到幕府时代末期遭遇了黑船事件，日本才深刻意识到了海洋中所潜藏的对国家的巨大威胁。于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从地理位置以及安全战略的高度，福泽谕吉、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等人主张要树立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1］所以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海洋安全的思考是相伴而生的。
从理论上看，日本对海洋国家安全的思考直接受到西方海洋论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日本海洋安全认识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马汉在他的大作《海权论》中谈到：“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2］1受到马汉对于海权界定的启示，早期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过多关注的是以海军扩张为依托对制海权的争夺。比如佐藤铁太郎在日俄战争之后撰写的《帝国国防史论》提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量列强的军备状况，以此为标准，全力践行。”［3］在这样的海洋安全认识的指导下，日本走向了海洋扩张争霸的道路，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了迎头痛击。
二战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对海洋国家安全的再思考。而由海权论者马汉、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麦金德、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等人所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派学者研究推崇的对象。西方的海洋国家论者认为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安全战略必须明确如下三个要点：一是海洋国家面临着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二是海洋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三是海洋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4］由西方多位学者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相比较马汉的海权论来说，在海洋战略方面所兼顾的内容更加系统全面，这无疑对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学者重新定位其海洋安全理论、制定海上安全政策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战后日本海洋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深刻反省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并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战前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美国的民主主义战胜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在于美国惩罚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在于美国海军打垮了日本海军，显然按照高坂的意思建立海权和以海洋国家为伍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经验。所以他总结说，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5］从高坂正尧的分析可以看出，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人士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在建立海权的同时要与海上强国结盟的重要性，一改其近代只注重制海权争夺的认识。这一点对之后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确立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导向作用。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
以二战后日本学者对以往海洋安全认识的反思为先导，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逐步形成并完善。这一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是其海洋安全政策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战后初期，日本刚刚经历了近代海洋扩张理论与政策的失败，国土安全包括海洋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然而随着美国占领的结束和日本自主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贸易的扩大，日本开始关注海上安全问题，因此逐渐明晰地提出自己的海上安全政策。
1966年，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发表题为《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报告，专门谈到海洋战略问题。1972年，由诸多海上自卫队军官和海洋专家组成的日本海空技术调查会出版了研究专著《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对日本的海上安全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论述。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则使海上安全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6］282从上述三个文件的内容上看，它们直接承袭了西方学者的海洋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核，并确立了日本在二战之后海上安全政策的基调，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海洋安全的范围。这一点实际上是日本对近代海洋安全政策的反思与纠正。上文曾提到，受到马汉《海权论》部分内容的影响，近代日本的海洋派把海权片面地理解成为“海洋军力”。而事实上马汉在《海权论》当中曾总结一个海洋国家对海权的掌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海洋军力方面，还表现在出于海运、商贸等目的对于畅通无阻的航海通道的保障方面。［2］18-19正因如此，《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以太平洋战争为戒，提出“作为海洋国家，如果失去了海军和海上通道，其下场是很明显的。”［7］
除了强调海军实力和航道畅通之外，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还日益重视海洋科技开发与海洋安全的关系，将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内容也纳入到海洋安全考察的范围内。比如日本的水产厅、气象厅、科学技术厅、海上保安厅等政府机构积极联合企业，进行海洋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鉴于能源匮乏的情况，日本努力探索海洋能源的利用，以实现“以海洋能源来保护大海安全”的宗旨。［8］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相比于近代而言，其内容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对海洋安全的构想均有突破。
其次，重视与海洋安全相关的结盟或合作。受到海洋国家理论的驱动，日本始终认为自身面临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安全与防卫》就提到“日本临近大陆，安全容易受到大陆力量的影响”，“只要日本在‘海洋圈’内，即使与大陆为敌也能确保国家安全。”［9］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战后的日本努力构建和推动与海洋国家的结盟与合作。比如《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在承认美国制海权有压倒性优势的同时，强调“专属防卫”应与日美安保合作相结合。当然“日美同盟”的形成并不只是出于海洋安全的考虑，但海洋安全无疑是双方同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都提到为了日本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日本充当辅的角色，向美国海、陆、空三军提供相应的设施与基地。1969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称：“作为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日美两国通过其合作可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尼克松总统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希望日本不仅在经济问题上，也在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0］以此为指针，20世纪70年代之后，包括《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与历次修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等安全合作文件不仅明确了双方在海洋安全方面合作的内容，而且一改之前日本保障性的辅助角色，逐步加大其与美军的协同合作能力。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军力迅速膨胀。
继1996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日本与澳大利亚于2007年签订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8年双方又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定书。这两个重要文件规定了日澳两国在涉及海上安保的活动中舰队支持、情报提供、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2013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文莱还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各自会谈确认了海洋安全合作的方针。因此，以上的事件足见日本对于海上安全同盟的高度重视。
第三，强调海洋安全保障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 “应根据国力变化增强军事防卫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维护日本的军事、能源、粮食供应等安全。”［6］285在此政策前提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范围不断扩大，其手段也愈加多元。如果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之间涉及海上安全的同盟更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话，日本与东盟在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则体现出多种手段并举的特点。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合作有着复杂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迫切地需要找到地区性的商品和粮食渠道。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逐渐繁荣，东南亚成为日本工业产品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此外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主要依赖于通过地区战略要地的海运通道的顺畅――如新加坡、马六甲、望加锡海峡和中国南海等。〖JP2〗据统计至2010年，单是能源就有超过90%以上的海外供应通过东盟所处的海域运往日本列岛。这样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内容。从外部原因来看，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引发日本的“担忧”。比如冷战时代苏联增强远东兵力，及至冷战结束之后，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都造成日本对周边海域安全的“恐慌”。拉拢东盟势必从边缘包围被日本视为威胁的国家，这是符合它的海上安全政策的。〖J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稳定日美同盟、强化安全外交的同时，积极与东盟接触，并坚持以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维护多样化的海上安全利益。1976年，福田赳夫首相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之机，遍访东盟各国，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提出积极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和发展做贡献的口号，进一步推进已经启动的日本与东盟之间的政经合作。［11］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在继续深入。1990年至今，除了三位执政最短的首相外，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出访过东盟国家，并将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重点。以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频繁的外交为基础，日本加快与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1993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东盟四国，提出了日本对东盟的四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积极参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对话，建立亚太安全机制。”［12］1997年12月，日本――东盟双边安全对话由部长级提高至定期首脑会议。此后日本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始了定期的军事交流。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东盟部分国家每年四次定期与日本的大型舰船进行共同训练，演练驱逐海盗行动，不断深化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
三、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在环太平洋地区与多国的同盟或合作关系，特别是对东盟的争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南海争端。众所周知，东盟各国与中国就南海等问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南海作为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日本虽然对南海没有提出诉求，但却极为关注并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
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和介入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冷战期间，日本海上安全基本遵守的是“专属防卫”原则，安全战略的范围主要在其近海，对南海争端几乎没有关注。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日本虽然重视中国南海在其海洋运输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但似乎并未有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这种情况反映在日本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报告中，即从1996年开始发表的《东亚战略评论》和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东亚战略评论》主要分析的是朝鲜、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巩固日美战略纽带。在9・11随后的十年间，《东亚战略评论》和防卫白皮书关注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伊拉克、阿富汗的冲突。当然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是始终被关注的主题。而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只在1996-1997年、2002年、2006-2008年的报告中用几笔带过。［13］144
日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在2010年，当年9月由于问题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危机。当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日本的分析家开始强调要高度重视南海的局势。如日本国防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会使中国在南海部署更大的兵力，中国的固执行为将导致部分东盟成员增加防卫预算，并提升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以此来适应不断加深的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14］。这样的形势对于日本是相当有利的，日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密切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从而维护日本的海上安全利益。2011年11月，在第十四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双方发表了《巴厘宣言》，旨在提升东盟――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该宣言当中东盟与日本共同承诺：“在海事问题上进行更牢固的合作，特别是确保航行自由、航海安全和贸易的不受阻碍，并依据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巴厘宣言》透露出两个讯息，其一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的实现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关系，其二日本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事务中要与东盟彼此呼应。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都是直言不讳的。2012年12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了富有争议的谈话，欢迎重新武装的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而作为回应，日本表达了支持菲律宾在2013年1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领海的法律文件。日本对其东盟伙伴的声援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实际上日本强调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中与东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跟中日之间的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海和争端中所持的政策或多或少是一致的。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到，中国对于其他诉求者的战略会削弱他们对于所声称的或占领的岛屿的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的使用将会加强其自身的领海管辖的要求。［13］146所以在中菲的黄岩岛事件之后，日本的防卫大臣曾明确表达了东海与南海争端之间的联系：“日本非常关注此事，此事态将对东海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除了极力鼓动东盟与中国对抗之外，日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也是它倚重的力量。日本描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于和平和稳定是不可取代的，并欢迎奥巴马政府“重返”或“再平衡”该地区。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响应日本的号召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航海自由的担心。其二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企业利益的保护。美国前驻亚洲的外交官哈维・菲尔德曼就曾表示，如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中国，南海就变成“中国的湖”。届时任何出入南海的船只都必须得到中国的允许，东南亚地区的航海自由将陷于瘫痪。［15］此外，由于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矿藏，美国有多家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开采，所以南海争端的加剧势必影响到美国人的经济利益。本着以上的原因，美国对于南海的争端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态度：第一，相关国家和平解决该争端，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第二，强烈反对使用威胁或武力达到对于南海的领土要求；第三，对争端各方的观点不持意见；第四，保证该地区的对话渠道，拒绝任何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事诉求。［16］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关于南海争端问题与美国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没有领土要求，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胁迫。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逐渐达成默契，为了避免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两国加强了对东盟相关国家海洋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展开相应动作。2012年美日两国分别向菲律宾部队和海岸警卫队转让武器装备，二者还向菲同时提供武装和民用海事方面的训练。2013年12月15日，日本与越南会谈磋商达成一致，准备向越南提供巡逻船以加强该国沿海警备力量。而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新的资金援助，并利用新增加的援助款项为越南海警部队购买五艘巡逻快艇。
结合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介入的情况来看，日本在二战之后所逐步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明确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矛头是直指中国的；第二，与掌握海洋主导权的美国结盟，在关键性问题上协调一致，共同遏制所谓的安全威胁；第三，以与东盟的密切外交为基础，形成从日本海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海上安全环境，也牵制自己在东亚地区最强劲的对手中国。从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实践可以看出，日本海上安全政策是为其扩大对外政治安全影响服务的，同时也为日本的战略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铺就了道路。お
参考文献：
［1］张卫娣，肖传国. 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39-40.
［2］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3］工藤美知.日本海と太平洋檎（上）［M］.|京：南社，1982:39.
［4］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18.
［5］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の想［M］.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0:193.
［6］张炜主.国家海上安全［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282.
［7］日本海空技g{查会.海洋国家日本の防o［M］.东京：原房，1972:298.
［8］张景全.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J］.当代亚太，2005，（5）：37.
［9］自民党安全保障{查会.日本の安全防o［M］.东京：原房，1966:806.
［10］冯昭奎.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6.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99.
［12］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0.
［13］Ian Storey.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J］. Political Science, 2013,(65): 144.
［14］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Japan East Asia Strategic Review 2011[M].Tokyo: The Japan Times, 2011：141，146.
［15］Joshua P. 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J］. Asian Survey, 2005,(3):430.
［16］Mark J. Valencia,.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5.
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Dispu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お
SUN Xiaoguang,ZHANG He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65, China)
お
关键词： 海洋综合管理 体系创新 陆海统筹 集成管理
中图分类号：P711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对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8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回顾国内外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与理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丰富的海洋管理实践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论。1972年美国颁布了《海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各国不断加以丰富，相继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规、条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宣言》指出，沿海国家实F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对海岸带实施综合管理，也是解决海岸区域的有效对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围、类型与手段比较
在阿姆斯特朗和赖纳合作完成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将某一海域的海洋资源、海况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的特定空间的管理活动。随着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不断加强，海洋管理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如美国对自然区域海洋管理范围的理解，经历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辖部分三大范围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层水、水体、海床、底土；又如从海洋管理层次与类型对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断拓展，将海洋管理明晰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管理等等，以此为依据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国，海洋管理范围有哪些？海洋管理的类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样困惑着我国海洋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尽管我们经过了30多年海洋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体系，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鹿守本1998年认为，在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海洋事业等活动所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及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就是海洋管理。管华诗、王曙光2003年主张，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
与美国相比，我国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有较大差别。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等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术、海洋管理权限、海洋管理机制等有较大差别。
2.传统与现代海洋管理内容、对象、方法和特征比较
现代海洋管理与传统海洋管理相比较，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内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尚无定论，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有不同见解。
传统海洋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构对海洋的管理，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随着时展，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程度与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洋比陆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近百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资源逐步枯竭、海洋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等现象足以说明，现代海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各涉海部门的利益调整，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海洋综合管理的人才队伍。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政策性强、业务知识面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海洋管理规律、具有战略头脑、开拓进取、善于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由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
3.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现代海洋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内容不断拓展和创新。将海洋权益管理、海洋战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陆海统筹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海洋管理组织等，作为创新与完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3.1 海洋权益管理
海洋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全球沿海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全球化以来，海洋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海洋权益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丰富，国际海洋法规和现代海洋权益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水平亟须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大的声音。在海洋权益的维权管理及海洋权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国和地区对海洋维权管理的原则越来越明晰。海洋执法在维护所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海洋司法在解决国际海事纠纷和海上划界争议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全球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继续发挥作用。
3.2海洋战略管理
海洋战略及其管理决定了一国和地区海洋管理的顶层设计水平，也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等，产生不同类型的海洋战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战略管理体系，由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社会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生态战略、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海洋安全战略等内容构成。我国海洋战略管理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重陆地、轻海洋，重近海、轻远洋的传统观念，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海洋强国战略管理、陆海统筹战略管理、海洋安全战略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管理等观念并付诸实施，形成全球视野的海洋战略管理体系。
3.3 海洋资源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资源管理的分类方法，认识海洋资源管理的本质和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3.4 海洋环境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环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分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在比较中外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保国际合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3.5 海洋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资源海洋产业管理。明确海洋产业管理的形式、分类及其演进阶段，加强海洋产业组织管理、产业规模管理的职能、内容、途径，克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我国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确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则、特性，分析影响海洋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发与应用、组织管理、应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产业化管理内容与方式，加速海洋科技产业化。
3.7 海洋信息管理
明确海洋信息管理战略在海洋信息用户培育与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开发事业中的作用；分析制约我国海洋信息管理的相关因素、问题及解决措施，明确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基础与实现途径。
3.8海洋安全管理
认识国家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的价值，分析我国海洋权益安全和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现状，从国家海洋经济安全管理、政治军事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社会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撑理论、海洋强国目标取向和海洋安全推进策略等。
3.9 陆海统筹管理
明确陆海统筹管理的地位、背景、价值、必然性与相关理论，陆海统筹创建海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全程路线图解、战略价值认定、综合优势支撑用现存难点，制定陆海统筹管理的内容、陆海两域规划衔接、陆海两域资源配置、陆海两域产业结构整合、陆海两域科技研发、陆海两域基础设施建设、陆海两域交通网络完善、陆海两域环境整治、陆海两域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规划及对策。
3.10 海洋区域管理
提出海洋区域管理的原则、目标、任务，明确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标、任务、原则、手段，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拓展大陆架以外公海、两极等的外海管理，明确内海与外海管理的目标与任务、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运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组织
分析海洋管理组织的属性、海洋管理组织结构基础、类型、设计、差异等，认识全球海洋管理冲突，海洋管理组织在国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沟通机制和谈判过程和海洋管理组织变革管理。
在回顾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历程，分析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难点问题和国际海洋管理体制创新趋势基础上，研究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原则和模式，提出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要求、思路和未来趋势。
参考文献：
[1] 朱坚真.中国海洋发展重大问题研究[M].青岛：海洋出版社，2015.
[2] 马汉.海权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王琪.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M].青岛：海洋出版社，2007.
[4] 李百齐，全永波.蓝色国土的管理制度[M].青岛：海洋出版社，2008.
[5] 鹿守本.海洋综合管理及其基本任务[J].海洋开发与管理，1998，（3）.
[6] 江红义.海洋综合管理研究述评[J].传承：学术理论版，2011，（25）.
[7] 帅学明，朱坚真.海洋综合管理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8] 管华诗，王曙光.海洋管理概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
[9] 彼德・里基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关问题[J].海洋信息，1998，（1）
[10]吴清峰，唐朱昌.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综合管理研究――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分析[J].生态经济，2014，（01）.
[11]王学俭.探索基于海洋政府管理的一部研究力作――《政府海洋管理研究》述评[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 28（1）.
[12]全永波.海洋管理W[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13]董瑞华.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研究――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J].时代经贸，2011，（2）.
[14]赵伟.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硕士论文）[D].烟台大学，2014.
[15]吕彩霞.海域使用制度与海洋综合管理[J].太平洋学报，1999，（04）.
[16]张润秋.海洋管理概论[M].青岛：海洋出版社，2013.
[17]陈吉祥.我国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思路探析（硕士论文）[D].中国海洋大学，2009.
[18]崔凤，王启顺.海洋管理的社会学阐释[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关键词]普通高校 国防教育 海洋意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026-02
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沿海地区占全国13%的土地面积，却养活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领土、海洋权益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海洋价值的认识，而先进的海洋意识离不开广泛而全面的海洋教育。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加强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意义重大。
一、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海洋越来越多地涉及我国的战略利益，牵动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影响着我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树立新时期大海洋防卫观的要求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海洋安全一直是以海防形式出现的。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防所涵盖的范畴大大拓展，目前，我国的海防已经不单是1.8万公里的海岸线，在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以外，还要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理应享有的海洋权益。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国防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高校通过对大学生海洋知识教育，使学生认识海洋，了解海洋，树立“寸海不能相让”的意识及科学的海洋观，为将来保卫祖国海洋安全和投身海洋建设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防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利益的深刻关注。近百年来，列强入侵，几乎都是从海上来的。近代海军战略家马汉经研究得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然而我国目前海洋疆域局势纷繁复杂，部分岛屿被侵占、海域划界争议不断，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渔民生产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已经威胁到我国和领土完整，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海洋意识教育，引导他们关注我们的海洋权益，强化保卫祖国海洋领土和权益的责任感。
（三）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快速提高大学生海洋意识的重要措施
当今世界，海洋权益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不过在相当多中国大学生的头脑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提起国土，仅知道960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还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上述问题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在大学生中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迫切性。海洋意识源自于对海洋的认识，并通过不断进步的海洋实践得以提高和发展。虽然说海洋实践是人类海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是非常缓慢的，仅靠海洋实践来推动海洋意识的快速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在推动大学生海洋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二、目前我国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校国防教育中的海洋意识教育还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无法得到保证。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加强海洋意识教育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是，很多情况下，政策还只是文本上的政策，很难落实下去。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院校，在国防教育中有关海洋知识的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建设等都无法保证。这说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二）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教师人数少，学识水平不高
现阶段，还没有一种能够将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彻底地唤醒并凝聚起来的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理论的指导，教育只能是肤浅的、流于形式的教育。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专门从事海洋意识教育的师资人数非常少，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师一般都来自于军队和院校的公共课的师资人员，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三）教育内容不够完整、深入，持续性不强
目前，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内容分散在军事理论教材中的我国周边形势、国防建设等章节中，内容零碎，缺乏联系，不能构成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教学基本局限在海洋常识介绍，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海疆领土争议的复杂性、海洋经济的地位以及海洋对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影响则介绍得很少。教育内容的持续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四年的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修一门军事理论课程，或听几次海洋意识教育的讲座，就算完成了教育。
三、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对策
针对中国海洋安全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大学生海洋意识淡薄以及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现状，我们要正视在海洋意识教育中的不足，寻找改进措施。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高度重视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是解决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提高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切实把解决海洋意识教育问题当成迫在眉睫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来抓，在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工作中予以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支持。高校应积极创建和完善海洋意识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对教育管理、教育目标、教育的内容形式以及教育保障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师资力量
教育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深入研究海洋意识教育理论是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基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要立足当代海洋意识发展的现状，依托各级科研部门和院校，研究出适应于不同教育对象的教育理论。可以把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列入国家和各院校的重要课题，鼓励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研究。在师资力量建设上，一方面要扩大和完善已有的师资队伍，做到定岗定编，并定期进行师资力量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二是依托一些专业院校和科研单位，采用“请进来”的方法，填补师资力量不足和理论知识上的空缺。三是鼓励教师开展关于海洋问题的专题调研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科研活动，提高国防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拓展国防教育内容，把海洋意识教育列入军事理论课程中
现阶段，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国防教育工作已经普遍展开，特别是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对高校学生迅速提高国防意识，树立现代新型国防观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借助于军事理论课这个平台，把海洋意识教育纳入军事理论课中去。通过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本人认为，军事理论课教学内容可以做如下的改革：在国防建设篇中增加现代海防观内容；在军事思想篇中，增加西方的海权论思想内容；在战略环境篇中，增设海洋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内容；在军事高科技篇中，增加海洋科技对现代武器装备发展作用的内容。通过对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在校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培养。
（四）在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要提大学生的海洋意识，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高校可以围绕时事热点问题 ，组织海洋教育专题讲座。聘请海洋方面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授 ，定期开设高水平的海洋意识教育讲座。鼓励军事理论教师立足于自身的科研 ，开设与海洋意识教育有关的专题讲座。
加大海洋文化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校园媒体，传播海洋知识、海洋信息；举办大学生海洋知识科普展览和竞赛，制作以海洋为题材的影视、动漫作品，深入宣传和普及海洋知识；利用每年的国防日、海洋日、航海日、海军建军纪念日等特殊纪念日进行宣传。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炜，冯梁.国家海上安全[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
[2]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北京：出版社，1998.
关键词：海洋观念；海洋战略；海洋权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走向海洋的国家之一。宋、元时代，海洋经济和海上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闻名遐迩，海上力量强大，直到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达到了宣扬海洋文化的最高峰。明代中期以后，实行禁海政策，闭关锁国，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不断得到强化，我国海洋事业走向衰落。近代更是海权丧失殆尽，在造成国家衰落的同时，还铸就了人们头脑中重陆轻海的所谓“大陆观念”。面对新世纪的海洋形势，我们应当更新思想，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树立现代海洋观念，构建国家海洋战略，这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前提。
一、强化海洋国土观
“海洋国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个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国的内海水、领海属于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其行使主权，对其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专属管辖权。因而，可认定是严格定义上的海洋国土。从广义上讲，“海洋国土”不仅包括一国的内海水和领海，而且还包括该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一国内海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所有管辖海域的形象总称，是一个集合概念。
关于“海洋国土”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海洋学家、国家海洋局前任局长罗镜如的论著中，后被人们广泛引用。这里指的海洋国土，应当是广义的国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世界大洋水体与底土的法律意义均发生变化，领土和国土概念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已经广义化。用海洋国土来表述国家的新领土——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把领海也包括在其中，是与时俱进的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海洋国土”这一概念还没有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同。要把海洋国土面积和陆地领土面积一样写入宪法，要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在我国与邻国海上划界没有完成前，无法获得确切的海洋国土面积。最终得到海洋国土面积的准确数字，需要有一个过程。海洋国土这一法律概念，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专家呼吁，我国目前流行的国土观念亟待更新，国民尽快树立新的海洋国土观。海岸带、海岛土地及其地下底土资源、内海、领海和海岛上层空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洋水文气候资源、海域中的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洋能资源、海水及其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海底文物及其他遗弃物等都是国家国土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强化海洋安全观
目前，中国的陆防形势恰逢历史最佳时期，国家利益分布迅速向海洋方向扩展，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矛盾和压力也来自海上，必须抓住机遇，重视海上安全及海洋斗争，及时调整国防战略布局，加强现代海防力量建设。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要顾及沿海地区、领海、管辖海域乃至大洋航线、海上通道等多层空间的利益存在，还要关注涉及海洋法所赋予的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享有的正当利益和海洋权益。善于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角度审视需要保护的海上安全利益，确定选择合适的策略与手段。
当前，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与海洋问题密切相关。海洋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家海洋安全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海洋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部分，单靠军事手段已难以有效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专家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为我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可能性。在积极发展运用海军防卫力量的同时，建立综合海上安全保障战略。在维护国家海上安全利益时，既要依托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也要善于运用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等软力量。
海盗、海上恐怖活动、跨国捕捞、海洋污染、海洋油气及海底资源开发、海军军备控制等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使得各种涉海权益矛盾日趋尖锐，导致国际斗争复杂化。我们要坚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海洋公共安全理念，争取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动权，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构筑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地区内海洋争端，化解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矛盾。
三、构建国家海洋战略
由于沿岸人口剧增、环境恶化、能源争夺、国家安全等因素，不少国家都在调整各自的海洋政策，但我国有关部门尚未对国家海洋权益现状和政策作过全方位、宽视野的评估。专家和业内人士都提出，要从国家层面组织对我国海洋战略、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调研。作为国家处理一切海洋事务的基本政策，海洋战略是政府筹划对海洋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的依据，是国家用外交、军事等手段捍卫国家主权的基础。专家建议，海洋战略的出发点和依据是国家的海洋利益，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工程复杂，但必须要尽早完成。
专家指出，海洋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洋领土和主权、海洋安全、海洋军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制、海洋文化等诸方面，这些内涵互相关联，需要统筹协调，并有机联系于其他相关领域战略。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全面、深化研究，提出对策，实践落实，才能加速海洋事业的整体进程。因此，无论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还是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科技战略中，必须抓住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深化研究，并且加速、加强有关对策措施的实施和实践，把经略海洋看成当务之急。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是多元的，这些内涵既是互相关联的，更应是协调统一的，还必然从属于和联系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和其他相关领域战略。
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符合我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总体战略，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统一。我们追求的海上安全和海上利益是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不是“排他性”的霸权主义。对于我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这些完全属于我们国家的海洋利益，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任何势力染指，要坚决运用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和捍卫。对于公海，特别是国际贸易海上通道和能源供应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中国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维护。
构建海洋战略还必须符合和服从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整体军事战略。目前我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还落后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求，也落后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贡献的期待。我们应加速军事力量的建设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同时还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等有害于中国和平发展大局的国际舆论。
海洋权益的维护，涉及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科研等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工作。国家应尽快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规划，明确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和政策，明确近期、中长期维护权益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以指导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开展，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作走上有计划的发展道路。国家应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可操作的海洋发展规划，统筹安排海洋发展的各项工作，合理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海洋人文资源及自然资源。
四、加强海洋宣传教育
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的海洋观念相对淡薄，对海洋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不深。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未来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海洋观教育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加以贯彻，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观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与海洋主权观念。特别要从青少年抓起，把海洋观的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对下一代进行灌输，引导国民从小了解海洋、认识海洋、熟悉海洋、关注海洋。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要承担起引导公众增强海洋意识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本期军事栏目里，我们推出《中国国家战略的防御与突围》系列专题之二“岛之链”，选取了两篇文章，从军事战略角度探讨中国如何在海洋时代进行防御与突围。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地理单元的总称，它是由洋、海、海湾、海峡等部分组成，面积为3.62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的71%。海洋不仅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广阔空间，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加速调整以及人类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海权竞争再度成为国际焦点，态势渐趋激烈。
从国土构成上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不仅有数万公里的陆上边界，也有着漫长的海上边界。中国全国的海域面积达47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在世界排名第4；中国有6500多个沿海岛屿，大陆架面积为世界第5；中国有200多海里专属经济区，其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1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
海洋承载着中国崛起的诸多重大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互为一体。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是一个呼唤海权时代的过程。
海权与海洋权益是两个概念。海权属于权力政治的范畴，海洋权益属于权利政治的概念。 海权概念最基本的内涵是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力量。海权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海洋观的发展，海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及有关海洋利益的总称，海洋权益包括海洋政治权益、海洋经济权益、海洋科技权益等。二者的联系在于，海权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力量基础，海洋权益是海权所要实现的目标。
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争主要是海洋权益之争。虽然国际社会的有关法规、舆论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从目前解决海洋之争的实践来看，在诸多手段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海权。在陆地疆域基本确立、海洋分割尚在继续的情况下，拥有海权，哪怕是一定水域的海权，就会拥有更多的物理空间，这对于一个国家维护其海洋权益十分有利。
令人欣喜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海权意识迅速萌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强于世界者必先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已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把我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海上通道及海权的需求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选择。中国人第一次产生“海上生命线”意识，进而提出拥有强大海权的要求。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对任何国家而言，没有海权的政治是脆弱的，没有海权的国力更是难以持久的。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文明。海洋国家的富强总是和强大的海权成正比关系，强大的海权保障了国家财富的积累，而丰足的财富又强化了国家海权。历史上称霸于世界的国家都曾是海洋强国，从古时的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到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近代的英国、日本、美国，无不昭示着一个真理：海权握，则国兴；海权无，则国衰。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崇尚海权的海洋文明，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为世界提供了繁荣富强的典范。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就通过罗马与迦太基的两次“布匿战争”得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著名论断。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生产高速发展，产品急剧增加，国内资本和商品生产严重过剩，急需开拓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但传统政治势力和国民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意识使美国徘徊在向海外开拓和孤立于新大陆的历史十字路口。当此之时，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发出了美国精英集团对海权的呼声，并把美国带到了辽阔的海上。美国海军界人士始终认为，美国自美西战争以来所取得的历次重大胜利以及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都应归功于马汉和他所创立的海权论。
从传统安全意义上看，海上安全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围绕海峡、航线、岛屿等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军事领域的角逐、国家权力的碰撞。历史上，多个国家维持过海上霸权地位。如今，美国经过200多年的陆地和海上扩张，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主要海上通道，并占领了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中重要地理位置的众多岛屿。这些岛屿都坐落在海上交通线上，被美国称为“战略岛”。美军以此为基地，实现全球打击、全球参与、全球到达的战略目的。对没有完全控制的岛屿、岛国或沿海交通要道，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来建立据点、中转站并对附近区域加以控制。美国凭借强大的海权，不仅充分保证了本土安全，还把安全防线推向海外，极大地延长了战略纵深。
从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看，海上安全的战略重点是防范恐怖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盗活动和有组织跨国犯罪等。近年来，各国海员闻盗色变，目前20多个国家战舰云集亚丁湾。从东亚到中东、东非航线处处都有海盗的船影，马六甲海峡甚至被称为“恐怖海峡”。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 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国家 海上安全 安全战略 海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121-04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已成为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空间。2001年联合国海洋法缔 约国大会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凸现了海洋地位的日益重要性。
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海洋而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战略机遇期和平 发展的重大问题。确保我国国家海上利益的安全(海上方向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安全),已经成为我 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中国崛起”的关键。
针对事关中国海上安全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海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进行了一种全方位的扫描与深入探讨。该书由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海军指挥学院 从事海上安全政策研究和海军战略理论教学的张炜、冯梁等十余位专家与学者一道,从2003 年起花5年时间写就,是一本原创性强、见解精当、强烈观照中国海上安全现实问题的高质 量专著。
《国家海上安全》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尝试建立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编对具 有典型意义的美、英、俄、日、印、澳、东盟的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客观分析和历史 总结;下编探 索建立中国特色海上安全理论体系,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构建了 “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
近年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正在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 要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其中俄美日等国分别提出了《俄联邦2020年前海洋学说》、 《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海洋基本法》,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正在成为主要国家战略研究 的重点。
中国国内对海上安全问题的研究虽有较大进展,但大多流于对国家海上安全问题的梳理而缺 乏系统研究,立意于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和相关政策对策研究的专著还是一项空白[1] 。《国家 海上安全》为此从理论上研究了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机理和特点规律,在实践上探索了国家 海上安全的战略政策和体系机制。
该专著上编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西 方传统的和现代的主流安全理论、当代新兴的安全理论,厘清了国家海上安全研究所涉及的 主要理论概念及其要义,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了全面概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 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结构完整、逻辑严密、阐述深入、对实践有很强的概括与 解释能力。
首先,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这一核心概念作出了清晰而全面的界定:行为主体是国家, “国家海上安全”是濒海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是指国家在和平安宁状态下确保其海上方向 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诠释为海上方向国家利益的安全,或简称为国家海上利益的 安全。
其次,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出界定,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是安全,重点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及政策;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国家 海上安全环境、海上安全战略、海上安全政策、海上安全体系和机制,以及国家海上安全的 理论机制和特点规律等,其最重要的理论范畴是海上安全战略。国家海上安全问题涉及国际 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军事战略、海军战略以及思想文化,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别强。
第三,论著提出了“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国家海上安全的内容包括海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和公共安全等多个 方面。国家海上安全受到地缘、综合国力、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国家海上安全观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是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这一理论的 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所在。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是国家对海上方向安全事务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也是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科技等领域在海上方向安全构想的总和。国家海上安 全政策是海上安全战略的细化,包括军事政策、政治安全政策及对外政策、经济和科技安全 政策等。
国家海上安全体系是国家海上安全的保障,包括决策机制、组织体系、国家力量体系和法规 体系等内容。
“海权”:世界海洋强国不变铁律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对既具有典型意义,又与中国具有密切地缘关系的美、英、俄、日、 印、澳、东盟 等国(集团)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按国别作出了深入而透彻的梳 理与分析,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兼具视野的开阔性。这对于制定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完 善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可分为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在全球范围维护海上方向 国家国家利益,如美国、苏联、昔日大英帝国)、次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地区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区域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等类型。其中影响最大、阐述最为透彻的莫 过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和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一系列名著中,从海 洋与国家兴衰的角度,率先提出并深刻阐明了“海权” 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内涵。他认为, “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利用海洋的便 利扩大海外贸易,寻求海外市场、输出商品,输入生产原料和进行殖民掠夺,国家才能走向 繁荣富强。
马汉从中提炼出“海权”这一核心概念。它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 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马汉认为,海权起源于商业贸易这一国家利益需求,确保商业贸易需要在海洋上拥有“制海 权(海上支配性力量)”来保护航运和占领殖民地,“而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海军” 。马汉的理论逻辑是:发展海上力量(海军)获得海权――控制海洋(最重要是海上要道 )――控制世界贸易――获得世界财富――获得世界霸权。
20世纪70年代,戈尔什科夫在其《国家海上威力》一书中指出,海洋本身的重大价值必将使 海洋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对象。他认为海洋作为连通世界各地的媒介和海上贸易航线,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海洋的重大价值还在于其本身蕴藏着的极为丰富的生物、化学、 矿物资源以及巨大的潜在能源,这对于面临着世界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人类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它将直接影响一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戈尔什科夫认为,“国家海上威力”是合理结合起来的,保障对世界大洋进行科学、经济开 发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各种物质手段的总和。它实质上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 世界大洋的能力。国家海上威力包括:运输船队和捕鱼船队的现状及它们保障国家需求的能 力,国家造船工业的现状和能力,与保障本国利益相适应的海军。特别是由于一国开发和利 用海洋必须掌握有关地球水域的详尽而全面的知识,一国的海上威力还应包括国家研究(考 察)海洋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而海军在保障国家海上安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从海上 威力的构成来看,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海军一向都居于首位。第二,从 武装力量的各个部分来看,海洋方向斗争的作用大为增长,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成为主要 方向,海军甚至能以海上突击改变各个大陆战场武装斗争的进程和影响其结局。第三,和平 时期“在各军种中,惟海军能最有效地保障国家在海外的利益”。第四,国土毗连海洋的国 家,在巩固国家的独立以及发展经济和文化中,海军一贯起着重大作用。强大的海军是促使 一些国家成为强国的诸因素之一,而且历史证明,没有海军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占据强国地 位的。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详细介绍的各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无不体现出“海权”论和 “国家海上威力观”所贯彻的一条“铁律”: 无论在海洋主要只是作为贸易通道的时代, 还是海洋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日益成为各国主要争夺对象的今天,以可靠的海上力量获得与国 家生存与发展利益相称的海洋控制权,确保国家对于其海上生命线的控制权,都是关系到濒 海国家兴衰存亡在的一大关键因素。
中国特色“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
《国家海上安全》下编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 既有与其他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相同的共性内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著者立足中国国家海上利 益的拓展,把握国家海上安全的战略需求,采取现实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以详 尽而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为支撑,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应有之义及特色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透彻总结、阐发和思考,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海军的建设 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对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就基础理论构成而言,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既凝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精髓 ,也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安全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以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为法学 基础。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着眼于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对海上安全的需求,其基本含义包括国家领土完 整和安全、海洋权益维护、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畅通以及海上经略活动的安全。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是研究制定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客观条件。目前中国在海上基本摆脱 了生存安全的威胁,但从长远发展看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海上地缘战略环境复杂、周 边海上安全态势严峻、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的大国因素众多。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因应中国和平发展、海上利益外向拓展的需要而产生,既具有外向性 拓展性、综合性、合作性的新特点,又具有本质的和平性、防御性及内敛性等传统特征。它 建立在“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基础之上,其基本战略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确保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确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确保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一基本战略目标具体化为相应的海上经济安全目标、海上政治安全目标、海上军 事安全目标。
鉴于国家海上安全的重点已经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以海为防,确保本土安全”,向全球经 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以海为径,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向转移,国家海上安全的实现自然 必须依赖国家海上综合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海军。中国海军将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 逐步实现现代化,逐渐从近海走向远洋。中国海军的发展将基于和平目的,坚持防御性,加 强合作性,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海上力量。
呼唤中国特色强大“海权”
在《国家海上安全》一书的最后,著者在辩证审视中国与西方国家海上安全理论思维传统、 全面审视中国特色海权理论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有影响的“海权派”和“陆权派”观点以 及“海陆和合论”[2]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表了鲜明见解:中国发展强大“海 权”不是一 个简单的主观因素,而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选项,是历史的选择,同时指出中国“海 权”理论将具有区别于西方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海权的性质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著者清醒地认识到马汉“海权”论在现代的局限性 ,指出中国不可能重蹈其覆辙。这种局限性无疑是不容回避的:①时代不同,在和平和发展 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动辄使用武力,国 家海上安全依靠战争和霸权的时代条件不再;②科技基础不同,包括太空争夺、电磁空间争 夺在内的综合集成作战已经主导了军事战略的决策,海权至上的技术基础不再;③文化传统 不同,中国兵学传统理论范式具有东方“和合”、“和谐”以及和平、防御的基本特征;④ 国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前提是“四个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安全观”和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指导下对海权这一文明成果进行“扬弃”。
著者同时辩证地强调必须反思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海洋观和兵学传统中保守、消极的 一面,恰如其分地强调发展海权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选项,一个历史的选择:海上通道和 海洋资源已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战略性空间,这决定了海权对于中国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海上拓展与中国崛起进程同步,要求现代化海军提供 海上安全保障,实施必要的、有限的海洋控制,要求发展一支与履行新历史愈合相适应、与 我们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
著者最后科学地概括出中国发展海权所必须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其一,必须与中国和平发 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高度一致;其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以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 ;其三,它强调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和海上经济力量,发展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其四 ,它主张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积极发展与濒海国家及海上通道国家的安全合作,综合运用 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手段,实现国家海上安全;其五,它体现积极 防御的国防政策,以保障国家海上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强调对海上军事力量和 准军事力量的有限运用,尤其是强调发展和平时期海上军事力量非战争运用方式,包括作为 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这必将是中国未来海上安全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必将是中国特色海权 运用的特色和亮点所在。
总之,著者强调中国发展控制和管理海洋的能力,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维护 世界和平,这是中国特色海权区别于一般海权的关键所在。
结语
作为一部着眼于创立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角度思考中国国家海上安全这 一重大命题的专著,《国家海上安全》的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其框架也是宏大的。可能也正 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如何依据现实需要的轻重缓急实现国家海上经济战略目标、海上政治 战略目标、海上军事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如何将这些目标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如何实现 国家海上力量按照战略目标各部分协调发展等等问题,还留待进一步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海上安全》深入探讨的中国国家海上战略、中国特色海权理论问题, 值得国家决策者和国民的关切与深思。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命题, 历史要求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作出圆满回答。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