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关键词】 海洋科学 科学解释 哲学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视域揭示和阐发海洋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海洋科学哲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海洋环境危机和人类视野转向是其产生的现实动因，海洋科学实践、海洋科学、海洋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藕合是其诞生的基础条件，研究范式的明朗化是其产生的基本标志。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科学更表现为一种显性的社会哲学形态。
1 海洋科学的科学解释
海洋科学哲学连接海洋科学和哲学的两端，是架设在海洋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大多数人以为，哲学家们思考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深刻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基于这一视角，海洋科学哲学应该是对整个海洋科学事业在整个生活模式中地位的一种讨论。即深入思考从事海洋科学的意义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探讨，一是对海洋科学的整体性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形成海洋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对各类的海洋科学进行反思，形成海洋生物哲学、海洋化学哲学、海洋地质哲学等等。海洋科学解释始于具体的海洋科学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法脱离特定的海洋科学理论和知识背景，随着海洋科学解释过程的展开，问题、背景要素与主体及其意向性要素相结合，使得原初的语境结构不断在新内容的补充下得以扩张、整合和更新，海洋科学解释的意义及其价值就是在由这四种主要元素决定的特殊解释标准与其语境结构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解释呈现出鲜明的语境开放性、系统性和横断性特征。正是从语境结构和要素的综合作用中才产生出解释规则、过程、标准及其模型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多元化。语境论思想能够进一步增进科学解释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导向一种更广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多元观念，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科学解释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的价值。
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释海洋相关问题，如“海洋为什么是蓝色的？”、“海底生物为什么会存在？”、“海洋盆地是如何产生的？”、“阳光穿透海洋的能力怎样？”、“海洋颜色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等海洋问题。然而解释经验现象也并不只是海洋科学理论的目的，许多通常被当作非科学的知识，如神话、巫术、宗教等也能提供解释。在较远古的年代，人类常常采用这样的解释来解释自然现象，甚至到目前也未完全消失。与其它非海洋科学解释相比，海洋科学解释有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由海洋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知识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在一个解释中，如果解释的前提不是科学的，它包含如“神”、“活力”、“道”等一些没有经验内容或难以为经验所检验的概念所组成的知识，那它显然就不会是海洋科学解释。通常把存在于各种海洋科学解释中的一般特性称为解释形式，海洋科学解释形式可能有多种，最典型的海洋科学解释形式是演演绎解释，亨普尔曾认为只有符合这种形式的解释才是科学解释。
演绎解释过程的陈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释陈述；另一部分是被解释陈述。如“海水是咸的”、“木块浮于水”等就是被解释陈述。而解释陈述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一个或多个普遍性的规律或科学理论组成，它们通常由一些全称陈述表达，如“浮力定律”、“如果固体不溶于液体，那么固体会浮于比它密度大的液体之上”等就是如此。在演绎解释形式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述。在科学解释中，这些普遍性的解释陈述通常就是科学理论。根据这种解释形式，如果不涉及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就不能做出一个科学解释，反过来，如果要科学地解释经验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或一些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一般来说，在科学探索过程中，获得科学理论是最关键的，科学的演绎解释形式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它反过来也说明这种解释形式适应通常的科学观念。总体来看，演绎解释是一种典型的解释形式，它反映了科学或科学研究的某些一般特性。
2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有两方面来规范：一是海洋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受到哲学基本问题域的限定；同时海洋科学哲学是对海洋科学这一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的哲学反思，它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各个科学哲学家研究最多、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来源海洋科学理论和海洋科学实践中最普遍的问题。简括之，主要是：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等等。
（1）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现发端于海洋问题，海洋问题是海洋科学家对新的观察或实验与旧海洋理论之间矛盾的觉察。假说是海洋科学家从经验资料逆推出来以尽可能解释其拥有的全部资料，通过类比和本体论，某些想法表达出来。如发展为似然的、结构完整的假说。假说通过演绎接受检验，然后被修改，精练、改进和完善，然后再接受检验，在获得更多的阳性证据的归纳支持后，它发展为海洋科学的定律或海洋理论，这就成为海洋科学家完成了一项海洋科学的发现。
海洋科学发现是海洋科学的心搏，没有海洋科学发现，就没有海洋科学的生命。把海洋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是海洋科学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海洋科学哲学，理应更加重视海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海洋科学之星对海洋科学发现的探索，就是寻求海洋科学发现活动规律。这一规律性即为海洋科学发现模式。
（2）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史上先后出现了众多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线性累积模式”，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说”，库恩的“范式变革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劳丹的“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模式”理论，等等。随着时空背景条件的变化，以上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解释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是21世纪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关于海洋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机理的完整描述。一个好的海洋科学发展模式不仅能够对海洋科学发展规律作出深刻说明，而且能够合理解释海洋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夏佩尔：“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对自然的基本观点，而且在于改变对科学的描述语言；改变有关被这样的描述和分类的自然的问题本身；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改变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合适的解答（解释）的标准以及衡量什么是这些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解答、包括什么是证明或否定所提出答案的证据的标准；甚至改变对科学目标的看法。”2可见夏佩尔坚持了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既避免了相对主义，同时坚定地反对了绝对主义。
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指衡量海洋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海洋科学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海洋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3这种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主张从海洋科学进步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角度阐明海洋科学及其价值的创造，关注海洋科学知识创新与人文价值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提供的评价海洋科学进步的标准显得过于苛刻，因为人们很难将人类的价值目标从各种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目标中抽取出来作为海洋科学进步与海洋发展的标准。时至今日，海洋科学发展问题仍然是海洋科学哲学的哲学议题。
（3）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在海洋科学史上，对于同一个海洋科学问题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解答，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海洋理论。对于这些不同的海洋理论，我们必须作出评判，判定哪一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评判就得有标准。由此可见，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是因为需要在众多海洋理论中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促进海洋知识的成长及海洋科学的进步。通常海洋科学定义为真的海洋知识，从而在评价海洋科学理论时，把真理标准看成是终极的评价标准。但是海洋科学理论除了真的属性外，还有其他的属性例如价值属性、美学属性。允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真理标准虽是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评价海洋科学理论还有价值标准、美学标准。
（4）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的分界问题是海洋科学哲学的焦点问题（基本问题）。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确实可靠性”标准：“科学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而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这一标准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的真理观，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科学哲学史上科学分界标准经历了从确定到模糊、从绝对到相对、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媲变过程；随着海洋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及人类海洋科学观的变革而变化。非科学不一定是伪科学，哲学、逻辑、宗教等学科不是科学，但也不是伪科学，海洋科学必须具备可检验性，亦即可从命题中演绎出至少一个可以和观察、实验结果相比较的推断，可检验性一定具有可重复性，不同的划分标准反映了人类对海洋科学现象认识的不同角度，由于海洋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也在深入，海洋科学的划界也许是一个恒远的议题。
3 海洋科学哲学的海洋文化取向
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海洋科学，因而海洋科学文化也是它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对海洋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思，其反思过程亦即海洋科学文化的产生过程，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过程：从‘实证原则’‘证伪主义’‘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注重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认为实证主义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在进行了社会---历史的转向后，又进行了文化转向，海洋文化转向是海洋科学史，海洋科学知识社会学及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取向。从海洋知识论到海洋文化论，是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的转变。传统角度上的海洋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海洋知识论哲学，它将海洋科学看作是一种海洋知识体系，井将所有的海洋学术研究归结为“海洋科学知识’，海洋文化论哲学将海洋科学看作为一种海洋文化，注重的是创造海洋科学文化的人，将海洋人才看作是海洋科学文化之根。为此，从海洋知识论转向海洋文化论将成为海洋科学哲学范式的重要转型，进而生成一种新的海洋科学哲学范式，即海洋科学文化哲学。海洋科学文化哲学的着眼点不再从逻辑出发，为海洋科学去构造一个又一个的逻辑体系，相反，它试图真正把握海洋科学历史和现实的实际过程，探究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促使或推进海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现实中又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推动着海洋科学的变化和变革。另一方面，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不再仅仅锁定在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范畴，相反，它更关注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人的因素和海洋文化因素，在它那里，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海洋文化过程，不仅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更重要的还涉及本体论，即洞察力和创造力的人。只有透彻地理解人（创造者）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全部的人性和文化，才能深刻地把握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才能真正起到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也是一种新型的海洋文化哲学，肩负着海洋文化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海洋文化，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海洋文化观，从而真正引领海洋文化的进步。事实上，海洋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肩负起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反思的结果是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在21世纪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意识形态。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发展。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使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超越海洋科学哲学而成为当代海洋哲学观的现实。“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显然，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对情感与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无能为力的，而海洋文化哲学对人类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别关注及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批判自然就成为满足人类需要新发展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思维方式看成是哲学的本质，那么19世纪、20世纪就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科学哲学的世纪，而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则使得21世纪必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文化哲学的世纪。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要取得迅速发展，关键是不可限制于海洋科学哲学划定的实证方法，同时也不可局限于科学哲学所采取的思辨方法；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拓展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取向，应该发展出独特的方法与方法论；这是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记者：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多届，论坛对海洋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常文：海洋文化论坛和海洋文化节作用是不同的，论坛更加侧重学术方面的探讨。这几年，我们国家海洋文化方面学术交流太少，并且许多在区域范围内举行。通过举行论坛将专家集中在一起讨论交流，可以互相启发，共同解决问题，推动海洋文化的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海洋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带动。
记者：对今后中国海洋文化论坛的举办有何计划和想法？
吴常文：首先，要确立更明确的主题。以往的论坛也是从几个不同的主题切入来探讨海洋文化，比如“东亚岛屿文化”“浙江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等。这样有主题、有针对性的探讨，能够挖掘的更深，关注点也会更集中。这一届海洋文化论坛也有自己的主题――“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很多专家从这个角度发表了看法，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对沿海城市特别是舟山市的海洋文化与城市的发展有很好的参考。以后的海洋文化论坛主题要更加细化，我们希望每一届论坛都能对海洋文化发展的某个侧面有所贡献。
其次，要邀请更多国内外相关专家参加海洋文化论坛。其实我们已经邀请过日本、韩国专家参与了几次海洋文化论坛。我们计划把明年的海洋文化论坛做的更好、规模更大些，我们会更广泛地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海洋文化论坛。
再次，把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和中国浙江国际海洋科技论坛、中国海洋经济论坛连接在一起。这3个论坛都是我们学院主要组织和承办。如果可能，希望能够在中国海洋文化节上把3个论坛串联在一起举行。把海洋文化真正做大做好，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因为海洋文化的范围非常宽泛，内容非常丰富，仅靠文化方面的专家是不够的。把3个论坛捆绑在一起，3个领域的专家之间可以产生更多的碰撞，海洋的科技、经济、文化可以有更好的交融和影响。
记者：此次中国海洋文化节开幕式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代表着这个中心正式成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基于怎样一种需求？
吴常文：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组建了第一所海洋文化研究所，紧接着浙江海洋学院在1998年也组建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陆续建立类似的机构。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我国有专门组织对海洋文化研究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年，而且这些机构都分散在各地、分散在各个高校中，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现在，国家对海洋文化越来越重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要求我们对海洋文化有更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这种要求非常迫切。从前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多是从狭义的海洋文化范畴进行，用这种思路和模式做强做大海洋文化产业是很难的，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组织更多的力量来展开工作。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进行统筹和引领，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凝聚起来，把海洋文化、海洋旅游、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于是，在中国文化报、社舟山市人民政府、中国海洋报社的支持下，在我们学院共同建立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记者：舟山和浙江海洋学院有何优势和条件使该中心落户于此？
吴常文：舟山身处海岛，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很多城市无法企及的海洋资源，特别近些年发展的一些新兴的与海洋有关的产业，比如港口航运、船舶业、海洋旅游业等。舟山还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舟山的历史就是海洋文化的历史。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海洋文化的发展，近几年对海洋文化建设的投入非常积极，有很多支持的措施。而浙江海洋学院是最早开始进行海洋文化研究的高校之一，除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之外，还挂靠有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已经凝聚与积累一些研究力量和研究经验，培养了一批海洋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基于这些因素，我认为舟山和浙江海洋学院具备组建和运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条件，学院的海洋文化研究所也会“收编”入中心。
记者：“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方向、目标是什么？将涉及哪些方面的工作？
吴常文：“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既是实体研究中心，又是开放式研究机构；既有固定的研究人员，又能吸引更广泛的研究力量。中心将以“开放联合、密切合作、前瞻务实、共同发展”为原则，逐步拓宽合作研究领域、提升合作研究水平，形成合作互动、优势互补、战略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组织开展海洋文化研究、海洋文化学术交流、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等，力争把中心打造成为我国海洋文化发展思想库、海洋文化研究基地、海洋文化学术活动中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肯定要涉及到：海洋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海洋文化资源的挖掘；对海洋文化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将海洋文化与旅游、船业等结合，让其更全面的发展。
记者：如何组织起一个部级研究中心应具备的研究力量？如何确保它的权威性和高端性？
吴常文：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需要组建一个领导小组，由几家主办单位共同形成决策层，制定中心运行的方向和方案。其次，要组建专家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吸收国内海洋、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发挥专家在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专家能够真正从我们国家海洋的发展来考虑，切实地为海洋文化的发展做出最重要的贡献，这也是保证中心研究力量和权威性的重要层面。在具体的运作上，需要聘请一批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除了常驻中心的浙江海洋学院的专家外，还要广泛聘请其他单位的专家，更大范围地凝聚研究力量。这些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推进，现在最紧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让中心的整体运转尽快走上轨道。
记者：具体工作将如何展开？
广泛开展东海区域岛屿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发挥学校地处东海、熟悉舟山群岛的优势，对浙江及舟山海洋文化开发多方面研究，广泛整理东海区域海洋文化资料，准确把握海岛海洋文化特点，尤其是探索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深入研究海岛民俗、积极发掘海洋文化资源等，取得了一批成果。柳和勇教授承担了“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说”及“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等省级课题，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地域海洋文化的力作《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和《浙山越水普陀潮》《慈航慧炬化丝路》《吴方言与东海文化》等著作。
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海洋文化素养，形成具有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办学特色，撰写海洋文化教材，开设“海洋文化概论”课题；经常性地举办海洋文化讲座，普及海洋文化知识，提高海洋文化基础理论修养；支持学生办好海洋文化研究会社团，组织学生参与海洋文化田野调查；积极探索海洋文化特色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相互促进；鼓励学生开展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化研究，支持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舟山市系列海洋文化节庆活动，增加海洋文化的具体感受。2002年以来，人文学院学生发表海洋文学题材作品近60篇，撰写海洋文化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5篇有关渔民画的论文收入《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篇文章收入《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节研讨会论文集》；还撰写了18篇有关海岛海洋文化的调查报告。周凤平等同学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入选《人民文学》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新人优秀作品选。徐方成同学毕业后因创办海洋文化旅游企业而被评为“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创业之星”。
关键词： 山东半岛 海洋文化 蓝色经济区
1.引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止。自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所蕴含的物质资源和政治经济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列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撑。用海洋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和魅力，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山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进展状况，又可以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促进海洋文化融入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鉴于此，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基础，对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梳理，以期对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性呈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近十五年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曲金良认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山东海洋文化”和“山东蓝色文化”作为检索关键词，对近十五年来（2001-2015）发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类，删除重复文献、新闻报道、会议简讯等无关信息，共得到相关论文223篇，硕博论文87篇，会议论文22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角度新颖，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现总结如下：
2.1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逐年增多。通过对所得文献进一步梳理，笔者发现，2001-2005年期间发表的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为16篇，2006-2010期间为59篇；2011-2015期间为257篇。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由于国家和社会对海洋的持续关注和扶持，促进了山东海洋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使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同时营造出了日益繁荣的海洋文化研究氛围。
2.2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涵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语言文学和海洋法律法规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邵世英介绍了山东沿海地区的饮食习俗、服饰文化、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文化，并以青岛天后宫的妈祖文化、荣成的渔民节和蓬莱的鱼灯节为例描述了山东海洋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金月梅对山东沿海乡村聚落中民居单体的外部建筑构造和内部装修进行了研究，指出山东海洋文化对沿海地区的民居风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敏梳理了古代山东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勾勒出了山东海神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生成基础和地域特征进行了探讨。吴雪凤总结了山东海洋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和文本内容，并通过梳理“五四”以来的海洋文学作品，对山东海洋文学中“寻找”这一母题进行了探究。别敬伟介绍了山东半岛海洋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认为山东沿海各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发展海洋体育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同时他指出半岛海洋文化的发展面临规划不足、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赵红从军事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山东半岛海防建设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海防建设与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赵彦彬就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入手，指出了目前山东半岛海洋环境立法管控的不足，并对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2.3引入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预测模型。山东半岛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自身发展状况，对于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实地调查，以数据为支撑，同时运用SWOT和灰色系统理论等科学分析方法，使研究结论翔实可靠，具有说服力。
所谓SWOT分析，是指对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调查加以列举，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得出一系列结论，以全面、准确地对研究对象所处情况进行研究，并确定发展战略和对策。该方法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韩明杰，2010；王r萱，2014；荆晓燕，2014）、海洋渔业发展（杨涛，2013；李慧茹，2011）、海洋城市建设（任涵，2008；高莲莲，2012）等方面的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创立，通过使用不同颜色表示信息的不确定程度，“灰色”是指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该理论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预测。江海旭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将山东省沿海7城市2000―2009期间入境旅游统计资料作为原始数据，建构旅游指标GM（1，1）灰色预测动态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山东省滨海7城市2011年―2015年入境旅游指标进行预测，进而提出山东省滨海7城市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2.4加强了不同区域间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海洋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各沿海城市地缘临近，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地区文化彼此融合，互相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本地区海洋文化的内涵和优势，明确自身发展的突破口，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海洋文化品牌。刘晓彤对比了山东和浙江两个地区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现实发展状况与当前困境，找出了二者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各自特色，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对策。倪浓水就山东海洋文化和浙江海洋文化的特质进行对比后指出，山东海洋文化是以齐文化为代表的滨海文化，是内陆文化的延伸和折射，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务实性；浙江海洋文化的本质是诗意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海洋文化特质对不同的海洋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持意义。
2.5关注海洋文化资源到海洋文化产业的转变。海洋文化产业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部分构成，其本质是海洋文化的产业化。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蕴含的文化凝聚力和艺术审美情趣使其本身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深入挖掘和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形象和魅力。王颖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并运用SWOT方法探讨了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宋而宁认为要发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潜力应充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不断完善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各沿海地区的沟通与合作，吸取优秀经验，鼓励海洋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郑贵斌指出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海洋历史、海洋民俗和海洋节庆等文化资源，但是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人才匮乏、资源开发不均衡、创新能力弱和资源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海洋文化资源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
3.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内容均有较大的提高和丰富，但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
3.1研究成果数量较其他省份偏少。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海洋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但笔者通过梳理近15年发表的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发现，在所有论文中，以浙江、广东、福建和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居多，占到了文献总量的70%以上，但从论文数量上看，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远不及浙江和广东，这与山东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不相称。
3.2研究内容扎堆严重，新鲜议题少有涉及。海洋文化内容丰富，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目前的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与经济相关的领域上，对海洋民俗、海洋军事、海洋法律法规、海洋考古和海洋语言文学等内容的研究寥寥无几，存在明显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研究的倾向。
3.3各城市海洋文化研究不均衡，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发达城市。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体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及滨州市部分区域。笔者将以上沿海城市名称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当地海洋文化研究文献数量在15篇以上的只有青岛（39篇）、烟台（22篇）和威海（17篇），而关于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地区海洋文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局限性，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4.未来的展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们需要用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海洋文化诠释海洋世纪的理念，帮助人们认识海洋价值、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彰显山东半岛圆融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内涵。展望未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可以看出：
4.1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成果数量和质量均不断提高。山东是海洋大省，同时是我国海洋科技的“富集区”，不断扩大海洋文化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有利于营造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浓厚氛围，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4.2关注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互动研究。山东由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构成，齐鲁文化是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两种文化虽然风格不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机交融。科学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助于实现海陆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4.3海洋文化的宣传与传播研究得到重视。海洋文化传播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山东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陆地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海洋文化的宣传和传播长期滞后。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山东海洋文化的宣传策略和传播方式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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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营销；4PS理论；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2]郭国庆，刘彦平.城市营销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C].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2004.
关键词：海洋史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涉海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23-03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引起国内外各界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日趋成熟，全体公民对此应有国家意志层面的清醒认识。我国涉海高校作为国家海洋发展人才储备智库，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平台，把握时代脉搏，既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又与时俱进，引入海洋史观、海洋战略教育，是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有益创新与探索。
一、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的意义
所谓历史观，指人们对历史的一般看法。历史观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顺应这种规律的经验积累，一种历史观的形成对人们价值观的确立有直接的影响。海洋史观的出现则是人们偏重于以海洋为观察历史的视角，对人海互动以及海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深刻认识。
“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其整体性在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世界性的”[1]。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已融入世界的当代中国人必须以世界史的眼光导航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方向。尽管“陆地史观”一直是中外学者考察中国历史的基本模式，但占地球70%面积的海洋客观存在，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发展对海洋的倚重，引起学界以海洋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并正实现“陆地”与“海洋”的视野通融[2]。这种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宽，无疑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依据。从国家战略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海洋权益也即“海权”，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3]。对海洋世界的关注，从时间和空间角度鸟瞰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发展全貌，多维度审视历史走势并做出民族、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这种来自民族自觉的历史观决定我国未来民族复兴的成败，海洋史观的培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飞跃，涉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敏锐洞悉时局，肩负高等教育强国使命，理性梳理中国新的海洋观，将海洋史观以及国家海洋战略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使高校课堂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效传播空间，最终塑造既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又能高瞻远瞩的战略型人才，海洋教育大有可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全国普通高等院校“05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修课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普通高校历史学通识教育的唯一课程设置。该课旨在引导新时期大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解国史、国情，从而坚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4]。“纲要”作为政治理论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引入海洋史学、海洋战略教育，培养国民海洋意识，势必在国民素质、价值观培养层面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有所贡献。
二、基于“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条件
以“纲要”课程讲授为线索，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海洋史观的培育，既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应有的内容，也是海洋史观培育的有效载体。
（一）海洋史观教育符合“纲要”的本质要求
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不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当前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都是我们党经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未来我国实现现代化，更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当前，我国海洋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海洋观的确立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因此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应有之义。“纲要”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大学生海洋史观以及海洋意识培养教育相适应，是树立正确海洋史观有力的教育平台。
（二）“纲要”的历史学学科特征为海洋史观培育提供教学方法论的便利
我国海洋战略的从无到有以及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抗争、崛起相始终。在教学中，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为主线，辅以人类海洋文明史演变的红线，两条线索的历时性契合，形成二者历史观论证所需史料的共享，多视角的历史审视交汇，立体透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崛起的演变途径，二者相互印证，对大学生肩负强国使命，树立正确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三）“纲要”课程社会实践环节的设置，为海洋史观培育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对广大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国情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是最具说服力的教育方法。当前，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形成是我国长期以来改革开放国情发展的结果，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课程设置与实践，对我国当前海洋战略具体实施的了解与把握，加强高校学生的全球意识，深入领会海洋史观的具体内涵，有利于培育具有战略思维的有用人才。
三、基于“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路径
首先，应充实、丰富、梳理中外海洋史教学内容，阐释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其次，努力将海洋史观培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主旋律契合，做到既坚持阐明本课程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目的，又能提供新的历史视角，培养学生海洋史观、海洋意识，开阔历史思维，二者相得益彰，取得良好教学效果。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在教学法中，宜采取多种历史学方法论，由微观到宏观的教学过程演绎，诠释海洋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引导学生对国家海洋战略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
（一）在历史讲述中呈现中国海洋文化风貌
没有对过往历史的梳理与反省，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历史观。中华文明与海洋文化有着深刻渊源，海洋文化历史与民族发展历程相始终。成书于汉朝的古籍《淮南子》，就已记述了先秦时代东南沿海海洋民族及其海洋生活。其载：“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则贱，得势而贵”[5]。表示了对越人制舟航海生活习俗的尊重与敬意，这种文化仍见于当今东南沿海人民生活中，甚至凝结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古代东夷部落以及广泛活动于东南沿海的古越民族，具有鲜明的海洋民族文化特征，是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纵贯整个中国历史，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大明帝国先进的航海技术、规模巨大的海上经贸代表了当时全球化趋势的最高水平，形成以中国为中心、以太平洋为交流空间的“亚洲经济圈”[6]，并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盛世载入史册，也为当前构建亚洲区域合作以及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提供参考。直至近现代，围绕南海，广大华人华侨活跃于东南亚（南洋）的拓殖创业，华人社会群体出现，形成遍布全球的华人华侨文化。同时，在近代，中国在西方现代海洋文明挑战下，在海洋开发上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中国现代海权初建。通过对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历时性讲授，使学生在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脉络的同时，多视角全方位了解我国文化中的海洋性特征，对当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走面向海洋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充满自信。
（二）通过中外海洋战略比较研究，认清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纲要”以1840年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主要阐明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曲折与艰辛。东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分道扬镳，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命运。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与西方殖民者一系列海上军事冲突与战争的失败，由封建帝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纲要”课程历史逻辑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海洋史的重大事件。反省中国与西方较量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依托现代海洋文明，激发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及由此导致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为使学生更深刻领会其中内在关联，宜采取比较历史学的教学方法。
公元1500年左右，以世界地理大发现为契机，意味着人类海洋时代的到来，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也在这一时期日益凸显，差距也从这里开始。恩格斯敏锐指出：“这是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7]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围绕海洋赢得巨大财富，争夺海权直接导致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战略实施，西方海权思想创始人马汉认为：“所有殖民地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天然的，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并逐渐演变成正规的、政治性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8]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明朝中后期为分水岭，中国封建帝国由盛而衰，与国家海洋战略导向的转折直接有关，比哥伦布实施的国家航海计划早60―70年的“郑和下西洋”不久为“海禁”政策取代，统治者耽于海洋冒险对封建帝国统治的威胁，沉湎于传统农业与贸易带来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国家发展因循乏新，陷入历史循环的老路。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海上的一系列屈辱与失败，直至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等一系列历史事实，最终导致为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所侵略欺辱。通过东西方共时性海洋战略横向比较得出结论：“纲要”所阐述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西方国家海权战略实施，打败大清帝国的无情事实。尤见现代国家发展海权战略的至关重要，是树立正确务实海洋史观的关键内容。
（三）运用案例教学，全面展示海洋史观的深刻内涵
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目前，对国家海洋利益的维系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权益、海洋防卫等内容。海洋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单纯一维的历史教学无法综合分析、理解、评估国家海洋权益全部内涵，因此，结合“纲要”涉及国家海权变迁的历史事件，引入一系列涉海概念、海洋理论、海洋科技、国际海洋法以及海洋军事的相关背景与知识点，更能引起学生对海洋学的关切与深入研究。如在“纲要”绪论中，讲述古代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一节，侧重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研究，涉及海洋地理、航海技术、海洋贸易、海洋政治秩序的全方位了解;又如，结合“纲要”课程中清末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步伐，全国出现边疆危机一节，将归属问题作为个案，把握我国捍卫国家海洋国土的线索与抗争。此案涉及清末中日琉球归属问题谈判、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二战时《雅尔塔协定》规定日本归还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中国的合法性、1951年《旧金山和约》美国委托日本管理，最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58年通过《大陆架公约》，对岛屿归属的有关规定。由此引起围绕海洋资源的岛屿归属较量，从而引起学生对我国维权的历史依据与法理依据的探究。由微观入手，全方位切入国家海洋权益各个领域，使学生形成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宏观认识，涉海案例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激情。
（四）将滨海地方史引入教学
海洋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差异巨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将滨海地区涉海历史引入“纲要”教学是增加学生对海洋学感性认识的重要渠道，是广大学生理解海洋文化、国家海洋战略深层内涵的桥梁。随着我国国家层面对海洋文化的国民教育重视，海洋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也发展起来，在教学中，坚持“纲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学宗旨，适当介绍滨海地区渔民生活风俗、以“海神”“妈祖”崇拜等为标志的海洋、中国传统航海、造船技术、海商贸易的过去与现实、滨海社会、社区运作、渔民转产转业的内在与外在驱动、海洋执法等等，针对海洋科学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学科特点，提供综观视角。地方历史沿革的海洋教育、海洋史观的培育，也使学生增加文化认同感，文化归属感，激发学生对人类海洋文明历史的学习与探索热情，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五）结合思政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环节，开展海洋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海洋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仅以课堂为阵地的海洋教育已不能反映我国海洋文明建设的全貌，也不能满足人们对现代海洋文明了解的求知欲，应结合全国高校思政理论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社会实践环节，了解我国海洋国情，关注海洋现实，以期大学生对未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实际掌握与深刻领会。安排学生走出课堂，考察与了解我国现代海洋军事，熟悉与研究国家渔政、海监等海洋执法部门的机构设置以及执法行动，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跨区域渔业合作、岛屿开发管理、渔民转产转业、我国航运业作调查研究等，可以使大学生对我国海洋事业深入细致地结构性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现代人才的海洋使命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有高校人文社科通识教育资源，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载体，在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为线索，丰富思政理论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植入中国海洋学与海洋史内容，使该课成为高校人才海洋史观培育的教学阵地，积极贯彻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主张，优化大学教育资源，提升大学人才培养层次，造就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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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齐俗训[C]//淮南子：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日]滨下武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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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一国，于连坤.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经济思想研究[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