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职业启蒙教育”在国家层面的政策中被多次提及。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鼓励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启蒙教育”；2020年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初中阶段要“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和担当精神”。2022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提出：“应当支持和鼓励普通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开展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与劳动技术教育，并组织、引导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和行业组织等为其提供条件和支持。”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在政策层面鼓励职业院校通过开放校园、开放实训实践基地等为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提供职业体验，并通过参与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方式参与职业启蒙教育，同时也说明“职业院校参与职业启蒙教育”这一思路已经在现代职教观的“顶层设计”中得到了认可。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新阶段，大力推广职业启蒙教育，有利于完善现代职教体系、实现大中小学生的个性发展、展现高职院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在此，笔者从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的角度出发，尝试提出高职院校在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中能够提供的服务。

一、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现代大学职能观认为，高校主要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四大主要职能，且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等学校为社会所做的直接与间接的贡献，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即高校的所有职能都可归结为社会服务活动。狭义的高校社会服务概念是指高校依托其教学、科研、设施及人才等优势资源，在保证正常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前提下，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各类活动[1]。本文以广义的高校社会服务概念为对象进行研究，并尝试将高校的咨政智库、社会培训、公益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社会服务职能应用于中小学的职业启蒙教育。第一，咨政智库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在咨政智库服务方面具有强大的人才和资源优势，能够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研究提供足够的人才和资源支持，并以其研究成果为政府机构等相关部门的决策依据或者建议给予理论支撑，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第二，社会培训职能。在倡议高校“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发展新阶段，高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要紧跟市场需求，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专业建设、特色师资等，不断调整培训内涵和形式，创新培训内容、提升培训质量，适应新时代对高校社会培训职能的新要求，使高校能够“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公益服务职能。高校的非经济价值取向决定了高校服务的公益性。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认为“服务应该是高校唯一的理想”。高校以政府投入为主，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服务职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也主要通过“学生志愿者活动”“科技下乡”等各种公益性服务来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第四，文化传承创新职能。高校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主要场所，其职能是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达到引领思想、创新文化的目的[3]。文化传承创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是互相促进，螺旋式发展的。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只有将知识代代相传，才能不断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在其发展伊始即明确“以服务为宗旨”，其包含的职业性、区域性、行业性等都决定了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内涵主要为依托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师资队伍等优势资源，对接政府、企事业需求，能够从咨政智库服务、社会培训服务、社会公益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等方面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主动服务职业启蒙教育，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二、高职院校服务职业启蒙教育的意义

（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框架愈加清晰，基本发展出以中高职为基础，纵向衔接职业本科和职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高等教育，但社会层面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够，社会美誉度不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迫切需要将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展示到大众面前，通过高职院校服务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向社会展示高职院校师生的专业技能和优质的社会服务能力等，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赢得社会的认同，改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成见，使职业教育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二）满足个人职业规划的需要

目前我国中小学学生的职业认知缺失，对职业没有具体的了解和体验，对职业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字面认知的表象。多数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对职业的认识还处于抽象状态，这些都表明个人对职业没有具体认识，更谈不上个人对职业的具体选择和规划。舒伯（Super）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分为成长阶段（0～14岁）、探索阶段（15～24岁）、建立阶段（25～44岁）、维持阶段（45～64岁）和衰退阶段（65岁以上）等五个阶段[4]。我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正处于个体职业生涯成长阶段。针对这一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能够使其逐步建立职业概念，引导其有意识地形成职业认知，进而在探索阶段不断进行职业尝试与自我探索，不断调整职业定位，从而实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规划。

（三）满足社会人才多样化的需要

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但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存在部分毕业生频繁离职、频繁跳槽等现象，究其原因，是毕业生的职业认识和职业规划缺失，导致毕业生因职业规划迷茫，对工作缺乏热情而频繁离职、跳槽，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对青少年进行职业启蒙教育。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力和潜能是多方面的[5]，在中小学生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能够使其对各种领域不同层次的职业有更加具象的认识和体验，能够激发个人潜能和特长，并为其未来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塑造性和可能性，使他们职业发展更多样化，从而满足社会人才多样化的需要。

三、职业启蒙教育现状

（一）职业启蒙教育理论与实践开展情况

2000年后，随着与职业启蒙教育相关的国家政策的出台，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率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以“职业启蒙教育”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对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23日以来发表的论文进行精确检索和筛选，得到有效文献290篇。通过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分析发现，在“职业启蒙教育”方面的研究数量排名前三的区域分别为江苏、上海、浙江，其中江苏省的研究数量最多，共有文献70多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有13篇（见图1）。在实践方面，近十年来，条件成熟的上海、北京、江浙等地已成立专门的职业体验中心。上海市学生职业体验活动开放体验项目有400余个，同时开发了线上云体验项目，将服务对象扩展到偏远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中小学职业体验中心不仅面向学生开放，也面向社区居民开放。浙江省、江苏省分别于2018年、2019年开展省级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暨职业体验基地、省级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认定工作，主要以高职院校、单独设立的区域职业体验中心或中小学校外综合实践基地为主体，为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提供场地、师资、课程支持。2021年3月，广东省也评选出第一批“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基地”。相较北上广、江浙等地，国内大部分地区，是2015年开始，在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通过鼓励职业院校向中小学开放校内实训基地等方式，与中小学联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实践，但未进一步深入合作与探索。纵观各项教育改革发展与实践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并取得较好成绩的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江浙地区，在职业启蒙教育实践中也是如此。

（二）存在的问题

1.理论基础薄弱，未成体系首先，现阶段职业启蒙教育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引进欧美等国家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方向与理论体系，研究侧重于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对象及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意义；其次，研究多局限于宏观描述，少有微观的具体分析，多倾向于论述职业启蒙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少有深入具体环节的解析和探索；最后，已有的研究缺乏实地考察和理论分析，未能应用于实际，在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方面有待提高。2.参与对象主动性不足目前高职院校参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形式主要为开放校园实验实训基地，为中小学提供短暂的职业体验活动，未曾作为一个常态化的项目来运行，高职院校参与职业启蒙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究其原因，在于高职院校对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与动力不足。

3.未形成可复制的实践模式现阶段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活动在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地渐趋成熟，建立起各种职业教育体验中心；在山东、河南等地也有部分学校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探索，但中小学整体职业启蒙意识依旧薄弱。现有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研究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范围的部分中小学，尚未形成成熟的、可复制的实践模式。

四、基于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实现高职院校服务职业启蒙教育的路径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决定了其服务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可行性。高职院校的地域性，决定了高职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服务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则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创新发展和延伸。高职院校可以从咨政智库、社会培训、公益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1]，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服务。

（一）发挥咨政智库职能，推动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职院校要通过服务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深入研究职业启蒙教育的参与主体、政策保障、机制建设等，发挥咨政智库服务，推动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发展，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由图1可见，在“职业启蒙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较好的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其相关研究数量和质量在国内占比也名列前茅。以上海市为例，通过2000年以来曹扬职校等一批职业院校的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和实践，促使政府部门参与并推动职业启蒙教育，上海市的职业启蒙教育体系逐步完善，于2009年开始系统性地研究“职业启蒙教育”，并建成线上线下为一体的职业体验中心[6]。江苏省、浙江省也是如此。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参与职业启蒙教育基础研究，确实能够通过提供咨政智库服务，为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提供较为完善严谨的科学依据，不断完善职业启蒙教育等教育改革的执行机制和政策制度。通过参与职业启蒙教育，高职院校能更好地体会职业启蒙教育在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成见、树立职业院校良好形象中起到的作用，高职院校才能改变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职业启蒙教育，并进一步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智库优势，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中小学校、行业企业，为推进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社会资源参与职业启蒙教育。

（二）发挥社会培训职能，建设职业启蒙教育师资体系

在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实践中，多数中小学校的职业启蒙教育课程由非专业人员教授，如班主任、科学课老师等，缺乏专业教师与实践指导教师。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不仅在专业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掌握了熟练的实践技能，依托合作企业和校内外实训基地，能够为中小学生的职业启蒙教育提供专业的职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校本师资力量，甚至在部分职业启蒙教育课程中做到师资共享[7]。高职院校的教师还可通过自身专业优势和科研能力，带领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教师共同为职业启蒙教育开展专业建设，通过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参与相关课题研究等教研教改活动，促进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教师的成长，不断壮大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师资力量。不仅如此，高职院校的师资构成丰富，除了学校的专任教师，还有来自企业行业的专业人才，能够为职业启蒙教育师资建设提供多样化的师资力量和培训内容。充分发动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鼓励专业教师、行业企业专家、校友等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服务，迫切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行动起来，为职业启蒙教育师资建设提供成长平台、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逐步完善并丰富职业启蒙教育师资体系。

（三）发挥公益服务职能，创新延伸社会服务内涵

高职院校的社会公益活动主要为“三下乡”、支教、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其服务地点主要在贫困地区或偏远地区，服务内容主要为开展科普、文化活动。基于目前的国家“双减”政策，可以创新高职院校的公益服务对象和内涵，将服务范围延伸到职业启蒙教育领域，公益服务的地点除了偏远地区还可伸延到本区域内的中小学及社区。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整合本区域内的职业学校和合作的行业企业，以各职校的专业群为大类为职业启蒙教育提供实训实践基地等各类优势资源[8]，为中小学的职业体验提供最合理、最优化的职业体验基地，服务本区域内的中小学生。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参与志愿活动的学生的专业特长，为前来职业体验的中小学生做好活动引导、职业讲解等服务，使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进一步延伸。而对于没有职业院校覆盖的农村及山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可通过“互联网+”新形式下的课程资源共享和“下乡”“支教”活动来实现。

（四）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促进职业启蒙教育发展高职院校利用学校丰富的场地和实践资源，通过开放实训室、职业体验馆等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体验基地，并通过VR/AR技术建设职业启蒙教育“线上课程”、职业“云体验”等数字资源，实现“线下”“线上”相结合，创新文化传播形式，给学生更多元更专业的职业体验。在“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VR/AR技术创新课程建设和体验模式参与职业启蒙教育。通过大数据，高职院校可以整合本区域内的职业学校和合作的行业企业，以各职校的专业群为大类进行课程建设，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同时，充分发挥动画、视频、VR/AR技术等不同媒体优势，将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形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丰富课程建设内容和形式，方便课程的传播，增强学生的体验感。高职院校通过场所开放、课程建设参与职业启蒙教育，传承与创新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教育，不仅宣传了职业启蒙教育，同时还使学生和家长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五、结语

高职院校通过发挥咨政智库、社会培训、公益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社会服务职能服务于职业启蒙教育，不仅有利于延伸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内涵，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服务意识和劳动意识，完善学生的个性发展，也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的职业意识和提高他们的职业认知。所以，鼓励高职院校参与职业启蒙教育能够丰富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内涵，拓展职业启蒙教育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但其前提是如何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确保高职院校特别是教师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黄玲青.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8（24）：102-106.

[2]唐立军，陶品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须着力几个“强化”[N].光明日报，2022-05-06（2）.

[3]徐显明.文化传承创新：大学第四大功能的确立[J].中国高等教育，2011（10）：10-11.

[4]王丽娟，李亚军，许辰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翁玉燕 单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