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结构；层次结构；中国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007-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在学总规模200万人的战略目标。笔者按照《纲要》提出的目标，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现状和指出问题，后提出应对举措。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现状分析
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以来，截止1990年底，共授予博士学位约0.7万人；截止1999年8月30日，我国共授予博士学位5万余人；截止2009年8月31日，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3万余人。关于硕士研究生教育，截止1999年8月30日，共授予硕士学位48万余人；截止2009年8月31日，共授予硕士学位约273万人。总之，截至2009年8月31日，我国共授予硕士学位273万人，博士学位33万余人，基本实现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立足国内的目标。自《学位条例》实施以来，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增长，一直到1987年政府对研究生招生规模作调控，在1986年到1992年期间，招生人数逐年下降。1992年3月，教育部强调大力加强和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等，标志了从前以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为重视博士研究生教育。1998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进走进了跨越式发展阶段，此时规模快速增长。200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和硕士研究生都达到增长的高峰值，之后一段时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相对平衡，2006年增长百分点只有2.19，而硕士研究生之后几年增长速度逐渐平缓，2006年增长百分点是10.32。
笔者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近五年来（2007年到2011年）的研究生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和招生规模层次进行统计分析。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795个、796个、796个、797个、755个.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是41.86万，44.64万人、51.09万人、53.82万人、56.02万人，增长率为5.02%、6.64%、，14.45%，、5.33%，4.09%。其中招收博士是5.80万人，5.98万人，6.19万人，6.38万人，6.56万人，招收硕士36.06万人，38.67万人，44.90万人，47.44万人49.46万人。招收博士增长率为3.10%、3.51%、3.06%、2.82%；招收硕士增长率：7.23%、16.11%、5.66%、4.55%。从以上数据可得出结论，近五年来，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是相对不变的，只是上下浮动一两个单位。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招收博士和硕士却都是逐年递增，其中2009年增长最快，截止到2011年招生研究生人总数最高位56.02万人。
总而言之，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授予学位的数量和招生的规模迅速增加，为我国实现稳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数量基础。我国各层次研究生教育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在数量迅速扩大的大好形式下，需要优化教育层次结构。
二、应对举措：优化中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
（一）控制研究生教育各层次的招生规模，力求获得一种科学的比例关系
从近五年数据来看，博士规模扩大速度较快。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欠发达的情况下，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增大会使教育的整体质量难以提高，而且容易浪费教育紧缺资源。所以，我们应在确保并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的基础上，稳健扩大博士教育规模，切不可过度超前发展。
在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应采取重点突破的原则，规模扩大的主体第一是硕士教育。到2020年，尽量达到《纲要》的研究生200万的目标。目前，硕士招生人数还没有到达预期。
另外，我国研究生教育硕博比还比较小。争取到2020年，我国授予学位的博硕比达到约一比十。以这分割线，协调我国研究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之间的比例，来重点填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大缺口。形成合理的人才资源层次结构，能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
（二）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目的，加大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
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目的，形成各自的特色，是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缺乏各种各样的高层次人才。而学术型人才，单一强调研究能力，市场需求很小。相反技术性强，综合素质高的高层次人才，市场却很匮乏。从这点看，学校教育和市场需求脱节了。博士研究生学习是以攻读博士学位为主。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点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创造性研究成果。培养过程应以学术训练为中心，包括加宽基础知识、对专业问题深刻的见解，并关注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以及学术阅读和写作训练，并能遵守学术规范相关规定。随着就业市场竞争日益增强，现在的硕士教育比不上以往精英式培养的地位，硕士研究生不仅要攻读硕士学位而用心，更需要为就业而担心。硕士生培养的主要目标应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高其操作能力和实用技能为主，采用案例教学方法等，提高综合素质以求更适合市场需求。硕士研究生培养应从目前攻读硕士学位为多数，只以少数攻读专业学位做辅助的情况，渐渐调整到多种类型并存，专业学位为多数的新架构。
（三）确定研究生教育各层次重点发展的学科，实现学科结构层次上差异互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某一学科的人才需求是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中应确定博士、硕士教育各自重点发展的学科，在博士层次和硕士层次，研究生教育学科应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比如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基础类学科，需要真正从事原创性研究人才，但社会需求量相对较小，通过以上分析，博士招生人数较小，那么该学科更多地应在博士教育层次上发展。相对于一些应用性学科，需要拥有相应的技能高级应用型人才，社会需求量相当大，如今硕士人数比较大，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那么应用性、复合型的学科应更多地在硕士教育层次发展。
总之，我们应按照社会发展对研究生人才需求，确定不同层次教育重点发展学科，实现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在层次上的差异互补。优化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注释：
①《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整理.
参考文献：
[1][201007]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2-02-12.
http：///show.aspx？id=2763&cid=70.
[2]赵文华.高等教育系统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根顺，包水梅.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优化的若干思考[J].教育科学，2006，（4）：70-71.
[4]王根顺，包水梅.以层次结构为切入点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J].中国高等教育，2006，（07）.
[5]刘艳辉.当前我国研究生就业走势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矛盾分析与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8-04-01.
“研究生教育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的各种亚结构组成的复杂结构系统”［1］，研究生教育结构是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内部构成形态，“是组成研究生教育总体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及其组合方式”［2］。研究生教育结构包括学历层次结构、学位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学习方式结构等亚结构，各个亚结构共同组成了研究生教育整体结构。在我国，关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研究是普遍的，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目前对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对各个亚结构“分而论之”，且停留在定性描述阶段，缺乏从整体上综合考量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探索。基于此，本文尝试将指数方法引入研究生教育结构研究，提出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GraduateEd-ucationStructureDeviationIndex，缩写为GESDI）的概念，建立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测算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湖南省9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概念界定及测算模型
1.概念界定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是指反映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标准值（理想值）的相对数，是通过将测量值与标准值进行指数化处理而得到的。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可以判定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程度（失衡程度），也可以对多个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合理程度进行排序和预警。根据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可以分为个体偏离指数和总偏离指数。
2.测算模型（1）个体偏离指数模型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是指反映研究生教育各个亚结构偏离标准值的相对数，包括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2）总偏离指数模型由于研究生教育结构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因此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由构成要素的个体偏离指数组成，表现为综合指数的形式，可以由个体偏离指数的加权平均模型得到。式中GESDI为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总指数；Gi为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各个亚结构的个体偏离指数；Wi为Gi的权重。本文认为各组成部分对研究生教育整体结构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因此各个亚结构的权重相等。
三、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9所湖南省重点高等学校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09年~2013年的《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内部资料）》，限于篇幅，没有在文中列出。
2.计算演示由于是要测定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标准值的程度，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标准值。在参考美国等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和合理的国家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本文将三个部分的基期数据②分别规定为：硕士学位研究生与博士学位研究生之比为101［7］，专业学位研究生与科学学位研究生之比为11［8］，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之比为11［9-10］。以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研究生教育原始数据为例，计算该高校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硕在校研究生为5492人，全日制专硕在校研究生为158人，非全日制硕士在校生为1710人（不包含同等学力），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为629人，专业博士人数为0。根据个体偏离指数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出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G1）、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G2）和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G3）。
3.实证结果（1）2009年~2013年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模型，根据2009年~2013年原始数据，计算得到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三个亚结构的偏离指数（见表1）。由表1可知，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样本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在学历层次、学位类型和学习方式三个亚结构中，学历层次结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5所高校的学历层次偏离指数值较低，全部在40%以下，说明这5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硕博比相对接近101的标准值，学历层次结构相对合理，其别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学历层次结构最为合理，5年来其偏离指数均低于15%，最低年份甚至达到2.7%；中南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4所高校的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值相对较高，全部在60%以上，说明这4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相对不合理，特别是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偏离指数均高于150%，最高达到了335.1%，因此这两所高校有必要对其学历层次结构进行调整，避免出现结构性失衡。9所高校的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整体得分较为平均，数值相对较小，说明9所样本高校的学位类型结构较为一致，并且比较合理，其中，湖南大学的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最高为32%，最低为6.4%，由此可知，湖南大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之比5年来都接近11的标准值，学位类型结构稳定并且合理。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所有高校相差并不大，但总体得分较高，说明9所样本高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占总体研究生教育的比重距离标准值还有较大差距，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不高。（2）2009年~2013年研究生教育结构总偏离指数根据亚结构个体偏离指数，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计算出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具体得分及排名情况见表2。由表2可知，研究生教育结构较为合理的高校（即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较低的高校）排名前3的为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除外），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低于45%，其中湖南大学2009年以后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在30%左右浮动，而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结构偏离指数则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2013年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下降到了28.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则为22.2%（是2009~2013年以来所有高校的历史最低值），说明2013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最为合理的。9所高校中，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的高校为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5年来湘潭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64%，长沙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74%，而南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87%。其中，长沙理工大学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为149.8%，为所有高校5年来历史最高，说明2009年长沙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最不合理的。虽然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但是2009年~2013年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减小趋势，说明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5年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4.实证结果分析（1）稳定性是湖南省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特性各高校5年来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除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在2009年、2010年的偏离指数出现较大波动外，其余各年份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波动幅度都在20%之内，波动幅度较小，说明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都不易接近或远离正常范围；同时，分析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排名情况发现：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除外）稳定在前三名，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合理；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排名长期居中，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而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则一直处于后三名，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总体来说，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波动幅度小，排名相对稳定，说明了研究生教育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2）合理化是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基本走势从表2可以看出，2009年~2013年9所样本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最低（即排名第1）为39.7%、32.8%、28.7%、25.7%和22.2%，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最高（即排名第9）为149.8%、127.3%、105.9%、87.4%和94.8%，总体上研究生教育结构最优和最劣高校的偏离指数值呈现减小趋势；而排名居中的高校尽管整体排名上5年来没有大幅提高，但是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高校间的整体差距在缩小的同时，大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在下降，研究生教育结构均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从整体来看，根据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见表3）情况发现，2009~2013年湖南省重点高校学历层次结构和学习方式偏离指数基本保持不变，但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值从2009年的51.0%下降到了2013年的6.6%，减小趋势非常明显，说明5年来学位类型结构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同时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总体偏离指数5年来也呈现明显的减小趋势，从2009年的52.1%下降到了2013年的36.4%。因此，上述分析综合说明了2009年~2013年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得到了相对明显的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变得越发合理。（3）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变化的基础和态势不尽相同尽管湖南省9所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整体上呈现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具体对于各高校而言，又有不同的发展状态。通过分析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变化趋势，可以将9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类别，即结构恶化型、结构固化型和结构优化型。其中，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结构在2012年有一个明显上升的过程，其偏离指数上涨了17.2%，研究生教育结构恶化，属于研究生教育结构恶化型高校。通过分析发现，主要原因在于2012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在职硕士在校研究生锐减至24人，2013年下降为0，严重影响了该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基础较好，但是5年来却出现了“固化”的现象，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只有小幅下降，说明其研究生教育结构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原因是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水平不高限制了这两所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合理化。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属于结构优化型高校，5年来这6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下降趋势明显，研究生教育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特别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在样本高校中还处于中等水平，但得益于全日制专业硕士在校生和在职硕士在校生的大幅提高，2013年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就下降到历史最低的22.2%，研究生教育结构在9所高校中最为合理。
四、小结与对策建议
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建立，创新了一种研究生教育结构评价概念，从各个亚结构是否满足标准值（理想值）的角度来统一评估研究生教育整体结构，改变以往对研究生教育结构大而化之的定性描述，为定量地、综合地分析研究生教育结构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方法。根据前述实证结果及分析，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
1.稳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调整学历层次结构由表3可知，影响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的主要问题是学历层次结构和学习方式结构出现了“固化”，其中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均在35%左右徘徊。要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使硕博比接近10：1，降低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值，就需要对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动态调整。根据《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11］规定，到2020年湖南省在校研究生规模应达到10万人，按硕博比101的理想值计算，2020年湖南省在校博士研究生约为9090人，在校硕士研究生约为90909人，而2013年9所样本高校在校博士研究生为10558人，已然到达2020年湖南全省的目标。故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首先应该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时，2013年样本高校在校硕士研究生为69103人，而2010年~2013年其在校硕士研究生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按此速度发展，2020年9所样本高校在校硕士研究生规模将达到101191人，与在校博士研究生之比基本达到101。因此，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应该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稳定现行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
2.减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适度发展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稳定学位类型结构2009年~2013年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经历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2013年样本高校的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仅有6.6%，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基本达到11，主要原因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在校研究生从2009年的21172人扩大到了2013年的38466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6.2%。与此同时，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则明显放缓，2009年为43181人，2013年为41195人，出现了负增长。根据《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按照11的理想模型，2020年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在校研究生应该分别达到5万人左右，这是作为湖南省研究生教育主体的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上限。因此，稳定现有学位类型结构，应该酌情减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适度发展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矫枉过正”的现象。
关键词：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
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是指研究生教育中不同学科领域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构成状态，反映着社会分工的横断面，规定着研究生培养的“品种”和规格。[1]科类结构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更与社会产业结构调整息息相关。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自2010年开始强调着力推进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自此，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拟以广东省2010-2014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为分析对象①，研究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科类结构变化过程与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的科类结构变化
（一）总体规模增长趋缓，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结构调整明显
从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变化看，2010年全省共招生22240人，2014年共招生25955人，五年共增加了3715人，年均增长率3.4%。应当说，T士研究生教育经过了大规模扩张，进入稳定增长阶段，结构调整开始成为发展的主题。
自从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后，教育部要求各招生单位每年要将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划出5%左右的比例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学位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11941人，比2010年的6525人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17%。与此同时，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逐年下降，2014年比2010年减少了1701人，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专业学位在全日制硕士招生规模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2014年达到46.01%，比2010年增长了16.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3.34%。
（二）学术型硕士科类结构相对稳定，“文理”差距加大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为保持数据分类的一致性，本文的数据统计分析把2010年和2011年数据中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均独立出来归为艺术学门类。同时，由于军事学门类特殊性，其数据未纳入统计范围。
在2010年至2014年五年间，广东省学术型硕士招生总规模逐年下降，但各学科门类在总量上的排序变化很小。表2的数据显示，2010年12个学科门类的排序为（从多到少）：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农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2011-2014年的排序均为：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农学、艺术学、哲学、历史学。所以，我们认为，这五年间，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保持了基本的相对稳定性。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是理科为主，长期以来理科规模均超过文科。我们按照习惯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归为文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归为理科。从各学科所占比例来看（表3），在学术型硕士总规模整体下降的背景下，把2014年的数据与2010年相比较，理科除农学门类稍有下滑之外，其他三个门类所占比例均有所提高，理学提高1.8%，工学提高0.2%，医学提高1.5%；与此相反，文科除艺术学提高了0.1%，哲学持平之外，其他六个门类所占比例均呈下降趋势，经济学下降1.3%，法学下降0.3%，教育学下降0.4%，文学下降0.5%，历史学下降0.1%，管理学下降0.7%。2010年理科硕士招生人数占广东省学术型硕士总规模的61.6%，2014年进一步提高到64.8%，文科硕士招生人数则逐年下滑。文理学科比例有所失衡，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同时，从整个的规模比例来看，哲学、历史学、艺术学和农学均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位。
（三）专业学位招生领域日益丰富，科类发展差异显著
自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起，广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不仅总体规模大幅提高，招生的范围也不断拓宽，领域的设置上日益丰富，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的越来越紧密。2010年，广东省的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只有18个，2014年广东省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招生领域的学位类别已涵盖了除出版、警务、军事、林业以外的35种专业学位类别，科类结构比较丰富。
但是，各个专业学位类别之间的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还是有较大差异。本文选取了2010-2014年均有招生的18个专业学位，对其招生数据进行统计。如表4和表5所示，工程、临床医学、工商管理等十个学位类别比较热门，五年总招生规模在千人以上。农业推广、体育、建筑学等八个专业学位则较为冷门，五年总招生规模在千人以下。特别是口腔医学、社会工作、公共卫生专业学位，近年来整个广东省的年均招生人数甚至不足50，总规模较低。
可以看出，工程、临床医学和工商管理在广东省专业学位教育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三个类别在历年招生人数中所占比例超过60%；而兽医、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口腔医学、风景园林和建筑学所占比例较低。把2014年各专业学位所占比重与2010年相比较，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增长最快，提高了6.5%，农业推广提高2.9%，公共管理和会计提高2.3%，翻译提高1.9%，艺术提高1.3%，教育提高1.1%，体育和兽医提高0.1%；其他专业学位的比重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工商管理尤为突出，下降了近11%，其次是法律下降了3.3%，临床医学下降了2.5%。
二、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存在的问题
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难题，也是制约广东发展后劲的重要瓶颈。之前广东可以依赖经济发展优势从全国吸引人才，但如今省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靠外力培养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只有建设更高水平的本土研究生教育，尤其是面对和解决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的根本性问题，才能为广东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充实的人才支撑。目前广东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学科结构和类型结构上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产业结构的构成及其变动往往作为人们考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关系的一种视角。”[2]从学科结构的布局上来看，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教育已涵盖了13个学科，基本上满足了产业结构的需求，但仍存在学科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不一致的现象。有学者将广东省专业学位涉及科类对应产业进行分类，发现硕士专业学位科类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与产业结构 “二三一”的比重排序不相吻合，专业学位科类结构布局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相关学科，对应第二、第一产业学科设置比例偏低。[3]而且，虽然工程硕士在广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上领先于其他学科，但部分急需高层次专门人才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应的工程硕士领域设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诸如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工程硕士领域尚未开发，广东省专业学位科类结构与工业经济发展诉求和工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仍有一定差距。[4]
（二）类型结构不够合理
如前文所述，2010-2014年间，广东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中的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学位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调整，专业学位在全日制硕士招生规模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2014年达到46.01%。而在2017年初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又提出了“十三五”期间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要达到研究生教育总规模的60%。因此，就广东而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规模还有待扩大，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应用型人才的战略转型还有一定空间。广东省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新型支柱产业、传统支柱产业需求主要是具有职业背景的中高层应用型专门人才，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是广东省构建科学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如今，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人才培养环节更加注重应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硕士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当从两方面的思路出发：一方面是学科结构应围绕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调整优化，另一方面是类型结构应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建设的框架内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比重。
（一）学科结构：围绕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调整优化
“十三五”时期，广东依然面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经济发展动力急需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方式，急需通过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专门人才作支撑。因此，“十三五”时期，广东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应密切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根据广东省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发展需求作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与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对接好，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撑。广东省在“十三五”的一大动作就是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理工类大学建设，重点建设若干所办学基础较好、办学水平较高的理工科大学。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应该以此为契机，引导全省高等学校主动适应广东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紧紧围绕全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需求，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因此，应结合广东省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要加大先进制造业理工类学科专业的比例，优化理工类学科的结构。大力扶持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积极培育急需的新兴专业，强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建设，采用产学研联盟、国际合作等方式，重点加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环保、软件、物联网等领域的人才培养。
学科结构的布局固然要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要有适应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预见性。现在“互联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新业态会不断产生，而且服务业的增长趋势会更明显。广东省“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实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商务会展、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工业和建筑设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现代保险等生产业，以及健康养生、现代医疗、残疾康复、旅游休闲、文体娱乐等生活业。强化广州、深圳中心城市高端服务功能，建设华南地区服务中心。积极发展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培育龙头企业和服务平台”。这意味着未来需要大量高层次应用型的文科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现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济增长。“在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而应该立足培养应用型人才。博士生教育以学术人才培养为主，硕士生教育则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导。”[5]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战略转型来看，都应进一步加大应用型文科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中的比重，但在培养模式上要贴近社会的需求。
（二）类型结构：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建设的框架内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比重
2017年的《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将“探索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作为主要目标，并明确提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这对于指导“十三五”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来说具有指导性意义。随着国家“双一流”战略和“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实施，高校分类办学的条件与机会已经成熟。因此，对于广东省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该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建设的框架内进行考量和设计。
目前，广东省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在全国的地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在全国的地位，把研究生教育规模提高到一个与经济和人口相匹配的水平是现实发展所需。而基于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大方针，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规模是发展广东省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就业质量不断提升，考生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热情也日益提高。广东作为一个全国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应积极地拓展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充分发挥教育的人才储备功能，为广东省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本文对2010-2014年五年间教育部下达的硕士招生计划进行统计时发现，广东省内三所中央部委属高校的专业学位计划占了整个广东省内高校招生计划总数的48%，而省内的地方高校所占招生计划较为紧缺。未来几年，应借广东省大力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和积极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之机，积极扩大这两类院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使这些高校在满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上能作出更多贡献，也使更多的学生各尽其才、各尽其能。
注释：
①本文的统计结果均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69.
[2]胡建华.我国高等教育扩张中的科类结构变化分析[J].教育研究，2009（11）：20-26.
关键词：政府主导；研究生教育发展；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67―07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也决定了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此，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是市场主导性强，如美国；有的是学术力量主导性强，如意大利；有的是政府主导作用大，如法国。此模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之一。“三角模型”理论同样适用于解读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政府主导”多用于经济发展，指的是一种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始终是决定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总体格局的两大主导因素，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集体意志，它通过法律、政策、拨款等形式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从研究生招生人数，到博士授权点、硕士授权点的审批，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前者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也表现出一些鲜明特征。
一、在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但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决定自1999年起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人，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自1999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连年大幅扩招，在1999-2005年间每年扩招速度均在20%以上。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32"规划》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使每年招生增长率不超过10%。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低速增长的方针，从2010-2020年每年招生增速保持在2%-3%，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末开始快速扩张，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直线上升，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1996年至2012年这17年间，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数从42127人增长到621549人（见表1），增长了13.8倍，其中硕士学位授予数从36549人增长到565211人，增长了14.5倍，博士学位授予数从5578人增长到56338人，增长了9.1倍。从整个学位授予人数变化过程来看，1998年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规模增速开始加快，2004年增速达到最高峰，年增长率达37.88%，此后增速回落，2009年后增速降至两位数以内，2012年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增长率接近13%。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变化趋势与研究生总体规模的变化基本一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从1996年至2007年保持了十余年的高速上升趋势（2002年出现小幅下挫），直至2008年增速下降至两位数以内，2010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但2012年增速又提高到了11%左右。
二、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门类结构呈现“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
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存量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的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进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保护存量、培育增量”的原则是指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张，避免增量因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又通过增量的扩充来实现存量的演变效应，使存量部分可以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化，而不至于因为结构突变而出现社会动荡。但是，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原则。
在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和调动地方资源、高校潜力的双重原则下，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进行非科层化的竞争性授权，而非简单的行政指令性授权。竞争的标准一般有两条，一是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实力，二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即根据“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来增加学位授予点、发放研究生招生指标和配置教育资源。所谓“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是指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高校的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科研进展、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等自身办学条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当地其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研究生人才培养必须既要考虑自身办学条件的许可，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研究生对于“条件与需求”的要求不同。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办学条件优先，在办学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同时视社会需求设置博士点；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社会需求优先，在考虑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办学条件培养硕士研究生。这是因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条件上，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受到科研氛围、经费、设备、师资等资源和条件的影响。因此，研究条件充足与否是制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国家持续集中的经费投入，需要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支撑，更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师资条件。由此看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研究性、独立性、严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规律。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联系呈现出减弱态势，即专科层次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结合最为密切，本科教育次之，硕士研究生教育又次之，博士研究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专科层次教育、本科教育，甚至硕士研究生教育，但不可能遍地开花式地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从世界经验来看，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根据当地和区域社会需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虽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明确、控制严格、管理规范、流程合理，但高校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主要是博士、硕士授权点和研究生招生指标，纷纷进行“条件和需求”的竞争比赛。其主要意图是为了扩充增量，而较少考虑到结构调整与地方经济社会的需求以及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环境、条件等，从而形成由部门推动的增长竞赛。其结果是地方和高校只考虑如何扩大存量，而很少考虑如何对增量进行结构性变革，即有什么学科专业就继续发展什么学科专业、什么学科专业好发展就增加什么学科专业，而较少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门类的需求，很少考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经济社会急需学科的发展。再加上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绩效的难以测量性，以及学术机构自身的惯性，导致了研究生教育发展基本上是“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学科门类结构在十几年内并未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构性调整；并且，各个学科门类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现同比例增长格局，并未体现出博士、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与人才结构的不同。
（一）博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2、表3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54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2199人，39.7%）、理学（1441人，26.0%）、医学（846人，15.3%）、农学（223人，4.0%）、经济学（196人，3.5%）、文学（143人，2.6%）、法学（135人，2.4%）、历史学（117人，2.1%）、管理学（117人，2.1%）、哲学（78人，1.4%）、教育学（49人，0.9%）。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80.9%；而排在后三位的管理学、哲学、教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4.4%。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3011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依据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9376人，36.6%）、理学（10209人，19.3%）、医学（6348人，12.0%）、管理学（4095人，7.7%）、法学（2929人，5.5%）、经济学（2619人，4.9%）、农学（2312人，4.4%）、文学（2111人，4.0%）、教育学（1031人，1.9%）、历史学（814人，1.5%）、哲学（730人，1.4%）、艺术学（437人，O.8%）。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依旧为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7.8%；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与1996年相比有一些变化，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3.7%。
从表2可以发现，1996年至2009年间，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的授予量大幅度上升；2009年至201 1年则相对稳定；2012年，工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较上一年有较大增长，而理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他学科门类基本持平。
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变化分为三种情况：比重上升幅度较大、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和比重变化不大。从表3可见，在11个学科门类中，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和管理学，其中管理学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1%上升到2012年的7.7%；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理学、工学和医学，其中理学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6.0%下降至2012年的19.3%，但是理学、工学和医学仍旧是所占比重最大的三个学科；授予博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和农学。
（二）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4、表5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硕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11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5663人，43.4%）、理学（4807人，13.3%）、医学（3597人，10.0%）、经济学（2897人，8.0%）、管理学（2588人，7.2%）、文学（2046人，5.7%）、法学（1747人，4.8%）、农学（963人，2.7%）、教育学（735人，2.0%）、历史学（546人，1.5%）、哲学（525人，1.5%）。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6.6%；而排在后三位的教育学、历史学、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5.0%。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7165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28435人，35.0%）、理学（40618人，11.1%）、文学（37620人，10.3%）、医学（35421人，9.6%）、管理学（34433人，9.4%）、法学（28832人。7.9%）、经济学（21200人，5.8%）、教育学（16711人，4.6%）、农学（10940人，3.0%）、历史学（4755人，1.3%）、哲学（4201人，1.1%）、艺术学（3971人，1.1%）。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为工学、理学、文学，三者合计所占比例为57.4%；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三者合itN占比例仅为4.4%。
从表5可以看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法学、教育学、文学和管理学，增幅最大的是文学，由1996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1.3%。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工学、医学，仅从表面上看，工学的比重有了大幅下降，由1996年的43.4%下降至2012年的35.0%，但如果考虑到近些年来专业学位中工程硕士快速增长的因素，那么整个工程类硕士所占的比重变化并没有如此之大。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历史学、理学和农学，其中哲学、历史学和农学也是所占比重最小的学科。
（三）学科门类结构的变化特点
对比1996-2012年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量学科门类的构成情况，可以直观地发现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的变化较小。使用1996年与2012年各学科门类的授予人数和所占比重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可以发现，1996年数据对2012年数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说明，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学科门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存量决定增量”的特点。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结构不仅没有向差异化方向发展，而且趋同性有所加强，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具体而言，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保证基础性、理论性学科专业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博士研究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
三、国家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由于缺乏刚性的“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僵化
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指标分配，比如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增加，每个省只能报两所高校两个专业。指令性分配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也导致了“需求与条件相结合”机制的失灵，研究生教育增长“一刀切”，各类高校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从而导致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倾向。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1705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03%，“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9520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2.13%。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627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9.57%，“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34564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5.20%。如表6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7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1.73%，“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302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70%。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68%，“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24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7.51%。如表7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所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137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35.84%，“21 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38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3.16%。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9426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25.84%，“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67277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5.85%。如表8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呈先降低再升高的趋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4451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2.69%，“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6282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35%。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8145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1.13%，“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18863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0.02%。如表9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博士研究生教育需要以发达的高等教育、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师资条件等为支撑，集中优势资源，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又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从世界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如美国有406所大学拥有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而其中有50所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相当于总数的二分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阵地。美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基础研究的进行基本上集中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著名大学。这样不仅有效利用了优质教育资源，也保证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绩效。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少数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而大量的高等学校则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拥有高水平的学科群，应当在这些重点院校中集中设立博士点。这些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水平高，师资、经费、项目和设备等条件能够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唯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使有限的宝贵教育与科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不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不同学校应有所侧重，没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比例要求。在现阶段，“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等学术能力较强的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占比应该多一些，充分发挥这些高校的学术优势；以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主的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可以多一些，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
四、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其优势是明显的，但需要建立科学有序的机制，特别是“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地方和高校之间的关系。政府拥有政策制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掌控着资源分配、激励设计、绩效评价等各项权力，利用行政主导的力量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平衡和高校之间的平衡发展。但是，这也导致形成了“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增量缺乏结构调整，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多地体现在数量与规模扩张，而非结构变迁上。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其本身仍带有指令性的成分，容易忽略地方和高校的实际情况。上下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均衡、沟通不顺畅，于是各地方和高校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地去扩大增量，力求将自身诉求最大化，罔顾结构调整与自身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制约与限制，使得研究生教育难以在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情况下进行规模扩张。
改革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得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即既要考虑办学质量，也要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办学条件，同时考虑社会需求来布局发展，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社会需求，同时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来布局发展。在维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寻找一种能够保持持续产生绩效的机制，使研究生教育沿着科学有序的轨道前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研究生；社会实践；社团；中心
中图分类号：G643？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3-0203-0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广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我国广泛开展。研究生社会实践作为学生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研究生领会实际工程、管理思想，提高把握课题的能力；有助于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其奉献精神；使研究生、学校以及实践单位三方都能从中受益，因此受到研究生、高校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的普遍欢迎。以浙江大学为例，研究生挂职锻炼活动源于1996年，至2000年通过挂职达成的科技合作项目总金额就已经多达5000多万元，创直接经济效益500多万元。研究生去基层锻炼，成为连结学校和地方的桥梁。他们把学校的先进知识和理念带到地方，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管理工作；把地方的需求返回学校，又为学校科研启发一些新的方向，这种多赢的合作机制值得继承和发展，值得推广。鉴于研究生社会实践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各高校都将研究生社会实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并纷纷对研究生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进行研究。作为浙江大学学生社团组织，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自成立以来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发展，现以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的发展历程、现状、事实为例，阐述依托社团开展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模式。研究生社会实践中心简介。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Social Practice Development Center for Graduat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以下简称SPDC）是浙江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的自治社团组织。自2008年成立以来，中心秉承“服务社会，实践成才”的宗旨，致力于全校研究生社会实践形式、内容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以组织、开展和参与研究生挂职锻炼、西部行、学院社会实践和海外交流等四个基本项目为工作重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挖掘新的社会实践项目。中心下设有主任团、公共事务部、项目管理部、人力信息部、对外宣传部等机构。中心成立至今是第四届，助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提供的广阔平台，为浙大学子服务。2011年浙江大学共组织了102个研究生社会实践团队，参与人数达1330人，相比2010年，分别增加了57%和85%。广大研究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推动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成效浅析。社会实践，就必须注重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浙江大学依托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SPDC）这一社团很好地推进了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
一、严密组织，规范管理
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将社会实践分为校、院两级，更多地把组织工作放在校级活动上，院级活动由院系组织开展，在项目后期再统一纳入评比总结工作中。在研究生暑期挂职锻炼、西部行活动开展前期，积极和基地及实践单位联系，制定出周详的计划，由中心组织落实，包括宣传、策划、实践团队的招募等，整个活动都会以项目制的形式来进行，根据实践基地划分成不同的项目组，并把相应具体的任务落实到每个项目组，再由各个项目组根据自己的目标、内容着手准备。以组织发动工作为例，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会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方式，校内横幅、喷绘、论坛、校级网站、院级网站和点对点短信等形式，力争把社会实践的消息覆盖整个校园，传达给每一位研究生。SPDC成立后，在研究生关注多的校内网站——飘渺水云间设置了专属版面，为广大的研究生了解挂职锻炼、认识挂职锻炼提供一个方便的平台，也有利于社会实践工作的开展。每个项目组的负责人与指导老师及主任团保持联系，统筹该项目组的工作。研究生社会实践要把最合适的人输送到最需要的岗位上，经过长期实践，SPDC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挂职锻炼选拔机制，包括简历筛选、面试的多个环节才有机会获得挂职锻炼的机会，不仅要求专业上尽量对口，而且我们会对挂职人员的心理素质、适应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以考察，最终择优录取，做到选拔的公正、公平、有效。
二、建立与地方的友谊，维系与基地的纽带
我校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老师们的指导下与基地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沟通，在细微处实现社会实践基地稳定化。2011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挂职锻炼基地已经发展至18个，并且开始逐步走出浙江，走向全国。为了保持与社会实践基地的良好关系，每年会在相关的挂职基地进行回访，聆听来自对方单位的声音。近年来利用浙江大学研究生及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组织者的双重身份，陆续回访了仙居科技局、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建德基地的大慈岩镇等等。参与同学投入极大的热情，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走访调研，形成内涵充实的回访文章；对外，在挂职单位中宣传浙江大学研究生的形象，为争取到更多的挂职岗位付出努力。对内，根据回访，我们对相关基地的素材进行整理并反馈给学校有关部门，以便做出相关的调整，更好地为研究生社会实践服务。如大慈岩镇政府邵根清主任在回访时说，希望能与浙大的学子们合作，争取形成荷花花茶、叶茶的系列产品。他所在的建德市大慈岩镇，各种与荷花相关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地方企业也由此意向。此外，今年的莲子腐败病的防治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进一步发展“荷”产业的基础已经具备。但是，农业有它自身的周期。他希望，浙大的挂职研究生最好是每年的3～9月都能来——从种子种下到果实收获，暑期集中一些，将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学校接受这些建议，及时调整挂职时间。SPDC作为研究生社团协助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建立与地方各单位的联系，通常利用过年过节会在每给各个基地发节日祝福贺卡，以维系感情类似于这么一些的祝福语，看似简单，实则饱含我们对各单位的感谢，话到意至。一些地方基地科技部门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利用出差杭州的机会，来学校洽谈研究生社会实践有关事项，SPDC的同学会全程陪同与交流，增强研究生与挂职基地领导的实际接触，SPDC的同学热情周到地接待，使地方基地的负责人对浙江大学研究生的实践活动能力有了更深的了解。
三、岗前培训，跟踪管理
岗前培训是顺利完成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来自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地方合作处、宣传部、新闻办的老师们用生动的培训课程为同学们开展暑期挂职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更有来自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使对挂职锻炼半知半解的同学们对社会调查与科技服务的内容、意义及实践方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学校规定凡是参加挂职锻炼的研究生出发前都必须进行岗前培训，并进行考核评定作为选修课计一学分。如2011年6月PDC邀请了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吕淼华，副部长陈凯旋，杭州市余杭区科技局高新科科长胡国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韩建文等领导和嘉宾为各基地指导老师和参加挂职锻炼的研究生进行研究生挂职锻炼培训会暨《社会调查与科技服务》课程，吕部长引用前几届挂职锻炼的经典案例诠释“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曾在嘉兴秀洲区挂职副区长的我校地方合作处副处长周坚，结合自身在挂职工作中切身体会及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思路，以“知识造福社会，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鼓励所有参加挂职锻炼的研究生要勇于探索，发现问题，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成长。这样的培训活动从未间断，为一批批优秀的在校研究生顺利走上挂职锻炼岗位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和帮助。除此以外，中心下设项目组，分别负责各实践基地跟踪管理；协调好实践小分队和实践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如2011年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广西基地由于对方临时取消挂职岗位，但学校已召集和培训好同学准备出发，SPDC主任团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本着为同学和实践单位负责的态度，主动积极与挂职单位联系，多次协调困难，最终给同学们争取到了社会实践的机会。
四、总结、评比和表彰，建立明确的激励机制
为了总结一年来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的成绩并交流成功经验，浙江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在每年的12月份都会召开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总结过去一年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表彰研究生社会实践先进基地、优秀指导老师、先进个人、优秀团队、优秀调研报告、优秀组织，商讨并落实下一年度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会上学校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领导、实践基地的领导都会应邀出会并发言，受邀优秀社会实践个人也会展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前前后后，难忘的经历、深厚的情感、丰硕的成果。SPDC是总结大会的工作的承担者。在社会实践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后期评比和表彰，巩固扩大社会实践成果。并且建立了完整的资料库，对各项目的总结资料和活动成果保存汇编，编辑出版电子杂志，完成了项目总结等资料的存档工作。每年一度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大会的筹备召开是实践中心学年工作的重点。前期近两个月的筹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得到部领导的支持，在上届基础上总结创新，从完全没有相关的大型会议筹备经验到最后为与会的校内外嘉宾呈现了一场隆重圆满的表彰大会，大家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主任团从10月初即开始筹备，提前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划定具体负责部门及完成时间，由主任统筹负责，确保筹备进度的不拖延。临近召开前一个月主任团几乎是每个星期碰面开会反复商讨各项细节。大会中，公共部负责会场布置、入口领导引导以及颁奖人员引导等多项工作；人信部负责签到及PPT制作播放；外宣部负责会场内外宣传品布置及会议拍照摄影；项管部负责领奖及展示人员安排。部门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会后同学留守对会场进行整理扫尾，善始善终非常尽职。通过这样的总结大会对SPDC全体成员也是一次综合能力的考验。也是SPDC全体成员的社会实践内容。
依托社团开展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拓宽了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模式，是一种创新，从立项开始到最后的评比总结，社团中心的人全程参与社会实践。SPDC在为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服务中积累和形成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这毕竟是一项年轻的事业，仍然需要不断地总结提高使各项工作不断完善、规范管理。增强高校之间相互的沟通与交流，汲取他人之长来不断推动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总之，依托社团，开放、学习、总结，才能保持其活力，使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并作用于研究生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学生；孤独感；研究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97-3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在某大学本科生中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发放260份问卷，回收243份，回收率约为93.46%；其中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93.42%；被试年龄为18-25岁，平均年龄22.00±1.62岁。被试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研究工具
孤独感结构问卷。采用李艺敏、蒋艳菊编制的孤独感结构问卷，共70道题目，其中包括3道测谎题目。该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分别为：社会孤独感、人际孤独感、自我孤独感、发展孤独感。该问卷为5级评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2，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67-0.745之间；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63，各因素的重测信度均在0.700以上。
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处理分析。
二、结果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孤独感的总分平均分为181.44，标准差为22.18。其中，最小值112，最大值233。被试具体背景资料如表1所示。
2.大学生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统计分析
（1）大学生孤独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2可知，男生在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男女生在社会孤独感和自我孤独感上无显著差异。但是男生在孤独感总分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
（2）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3可知，生源地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3）大学生孤独感在专业类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4可知，专业类别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5可知，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6可知，不同年级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三、讨论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见表2），男生的孤独感水平和“人际孤独感”均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p
2.大学生孤独感的城乡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3），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蒋艳菊、李艺敏、李新旺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点在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认为虽然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人际孤独感这一因素上差异非常显著。本次研究和蒋艳菊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存在差别，其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小，城乡居民心理特点也渐趋接近；大学生虽然有部分来自农村，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加之周围来自城市同伴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心理特点与城市学生逐渐接近；样本比例严重失调（见表1），城乡样本数量差距过大，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无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3.大学生孤独感的专业类别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4），大学生孤独感在理工类和文史类之间无显著差异。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理工类和文史类专业学生作为样本，因此无法了解体育艺术和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在孤独感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上是否存在差异，但这一结果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5），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然而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延安大学学生作为被试且样本结构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比例严重失调，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因而可能掩盖了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6），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与李艺敏等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年级在孤独感的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p
四、结论
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及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两个维度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别，男生比女生的孤独感体验更为强烈。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专业类别、年级四个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骆光林，等.大学生孤独心理的调查与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1999，26（3）.
【内容提要】采用抽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数量状况、结构状况、课题研究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该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基本合理，但远不够理想，应予以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附图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参考文献】
[1]李元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现状及问题[N].中国体育报，2002-01-10(7).
[2]马淑燕.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199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