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体内涵
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具体实施的运行方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是在吸取研究性教育教学核心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具体操作步骤的结构性整体，是一种既体现思政课教学规律又体现研究性教育教学规律的实践教学范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结构由“菜单引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三位一体构成。其主体内涵是：“菜单引领”，即以问题为源头，围绕问题引导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学生主体”，即以学生在实践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提升道德素质为本体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教师为主导”，即以教师为后台推手和规范的制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运行。三者内在逻辑联系严密、运行分工明晰、功能互补性强，共同作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过程。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学理依据
任何教学模式都必然意蕴着一定的教学理念和精神，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也不例外。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蕴育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核心要义。从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看，该模式被植入了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两者具有相同的理论价值契合点。
第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主张的教学过程应是引导学生源于问题、围绕问题、探究问题过程的思想。西方启发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古希腊教育学家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又称“产婆术”，是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他认为教学不应该把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在与学生诘问、交流和争辩中向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怀疑自己的原有观念，一步步激发学生去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过程。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发现学习”。他认为教学“不是教他这样那样的学问，而要他自己去发现学问”①。卢梭在这里提到的“发现”，包含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无论是苏格拉底的“问答法”，还是卢梭的“发现学习”，都提倡教学应该是师生共同探讨问题的过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赋予学生实践的过程就是探究实际问题的过程，它主张实践活动源于问题，以问题（即菜单）引导学生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验证理论，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观念。
第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自由选择的精神。卢梭倡导并建立的“自然教育法”，主张教育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过多的干预。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在所有一切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②。因此，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尊重人的自由权利，能够依据努力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秉持卢梭“自然教育法”的精髓，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和选择，唤醒学生与生俱来的欲望和好奇心，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专长、爱好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自由选择实践活动的主题、自主决定实践活动的方式、自主策划实践活动的过程、自主选择实践结果的表达方式，并自主评价实践效果，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主决定的权利，赋予学生极大的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学过程是学生自主建构意义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的本质和过程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一个主动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他指出：“教某人学习这些学科，主要的并不是要他记住那些成果……而是要使一个学生有条理地思考，使他考虑问题时像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结论”③。在布鲁纳看来，认识过程既是探究过程又是自主意义建构过程，他还突出强调了意义建构过程的主体性。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学生将探究问题和自主意义建构合二为一，在探究活动中自主完成理论认知的意义建构。
第四，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育应该在敞开的空间进行的思想。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鼻祖苏格拉底在“问答法”教学中不预设任何前提，对话结果也常常是没有确切的定论，对话的过程是让学生敞开心扉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在自己的怀疑、思考、否认中不断向结论推进。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在这一点上与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不谋而合，它鼓励学生到社会广阔的天地体验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实践前不设任何前提假设、实践中不设框架完全随学生活动情况推进、实践后总结评价不设标准和结论。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工作机制的建构
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包含三个系统——菜单库设计、学生自主实践、教师辅助指导,其模式的主体框架设计如下：
（一）建立菜单库——突出“问题探究”的工作体系
菜单，即项目、主题、问题、任务的统称。菜单库，即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高校五门思政课课程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与理论教学内容相对应、相融通、反映思政课五门课程教学规律及逻辑关系的，可供学生备选的实践活动项目库。菜单库的建立指教师将思政课五门课程的基本理论观点转化为学生可以操作的实践活动要点的过程,它实现由理论教学体系向实践教学体系的有效对接，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菜单设计工作体系中，教师要将“问题探究”置于核心地位，要强化问题意识，对问题要有设计，要使问题成为实践活动的载体，这是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实施研究性教育教学理念的关键。为此，需要将菜单设计成类似科研课题那样的项目申请书，赋予“菜单”和科研课题项目申请书同等的功能，为学生实践活动保驾护航。菜单设计应包含以下六个要素：
一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理论依据，它是与思政课教材相对应的理论要点。具体操作是先将教材内容梳理整合，形成理论专题或模块，然后对应每个模块或专题设计出若干个菜单，由此形成的菜单紧扣教材内容，不偏离教材内容，点面结合又不疏漏，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思政课的基本要求。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菜单库设计为例，我们先将教材的理论知识点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部分内容进行分解，分为思想活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六大模块，依据每个模块的基础理论相应设计出若干个实践项目。
二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现实依据。菜单设计应该紧密结合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让学生在现实灼热问题中探究和感悟，才能促进他们思考和提升，任何离开社会现实的菜单实践教学项目，是不会激起学生兴趣的。如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中国未来四年发展的基本走势，我们针对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形势，以“菜单式”实践教学的方式设计并申报了广西大学生社会实践专项课题——“美丽南宁行——南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调查”，让大学生在调查南宁市持续5年“一江四湖”治理中，感受南宁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从而体会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学习、不断实践的热情。又如针对雾霾天气持续扩大，人们谈霾色变的现实，我们设计了调查南宁市近一个月来的空气质量指数PM2.5及其走势，剖析指数变化的成因，提出防霾治霾的对策。同学们在“雾霾”这个现实问题的引导下完整经历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达到了实践教学的目的。
三是实践活动探究的现实情景环境。党的创新理论必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必须回归现实世界。在具体操作上，要从现实社会中找寻与理论知识点形成和发展的真实环境，不能再现的真实环境的可以创设虚拟环境。在菜单设计中要坚守的原则是，教师只给问题情境不给问题，问题应该由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找寻。
四是实践探究活动大致思路和实施步骤。在菜单中粗略地描述实践活动的线路图，告知学生科学规范的调研活动应具备的要素，给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大致过程参考。
五是实践探究活动的预期成果，即调研报告和PPT。确定活动预期成果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在实践活动中应该注意收集哪些材料。六是完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和保证。列出完成此实践活动应必备的条件，如文献资料、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场地等。上述六点中，前三点的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思政课教学内容层面思想性、政治性的特点，后三点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技术层面操作的特点。菜单的设计及菜单库的建立是实施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主要举措。必须坚持以问题探究为核心完善菜单库建立的工作体系。
（二）学生自主实践——突出“自主探究”的工作体系
在菜单实践教学模式中，自主实践是基于菜单引导基础上的大学生自主构建的过程，是大学生将自己在理论课堂习得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自主地付诸实践，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对未知的求知，对已知的求证，对虚知的求实”，通过实践活动的历练重新建构自己的思想道德的认知体系。这个过程与理论教学不同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不是教师从外部“灌输”，而是学生将从教师那里获得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与自身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有机整合而生成新的知识体系，达到“知行合一”，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由粗浅的理性认识转化为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完成这样一个实践教学过程，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这一环节工作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努力求证。学生作为实践的主体，其主体作用贯穿在实践前准备工作、实践过程的体验工作、实践后的总结、反思工作上，具体工作内容如下：实践前的准备工作，学生要完成诸如选题、组队、策划、分工合作、制定方案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一是选题。学生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关注点从菜单库中选取一个主题，或者自选菜单库以外的主题来开展实践活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就体现在吸取了菜单选择的精华的这个意义上。二是组队。学生根据同学的友情和亲疏度确定实践的合作伙伴，由此组建志趣相投的实践活动小团队，有利于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实践教学任务。三是策划。根据选题找出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分解选题的几个分要点，大致确定实践的几个步骤。四是分工合作。团队小组成员根据选题、个人的特长安排每个成员在实践中所要承担的工作，要求各成员各司其职，团结一致搞好实践教学活动。五是制定方案。团队成员查找各种文献资料、咨询任课教师，确定实践的时间地点，在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目的和充分理解选题意义的基础上，制定和撰写实践活动方案。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上述实践前准备工作做得越扎实，实践教学的成功率越高。实践中的体验工作，即学生通过社会调查、专题研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进行自我体验、感悟和自主建构意义。在这一实践关键阶段中,学生的思维活动包含两个方向的过程：一是自我体验和感悟活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真理性、体验所学理论的魅力、感悟所学理论的真谛，使理论教学效果得以延伸、拓展和深化。二是自主建构意义活动，这是思想的历练和升华过程。学生将实践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收集起来，通过知、情、意的心理机制的作用，在思维中与原有认知结构中合理的成分进行消化、加工和整合，重新建构出新的思想道德认知体系。
实践后的总结和反馈工作，即总结、评估和反思，反馈、交流和展示。一是总结、评估和反思。学生将实践活动中收集的文字、图片、数据、采访录音、录像文献等资料加以整理、归纳、总结出结论，撰写调研报告和自制PPT作品。学生的调研报告和自制的实践作品凝结着学生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反思、评估，反映了学生的收获和成长。二是反馈、交流和展示。实施“小组——班级——年级”三级展示交流制度。首先在班级里展示各小组的实践作品，评选出最优作品参与年级作品评选活动。其次将各班评出的最优实践作品汇集评比出年级优秀实践作品。这种由学生自主交流展示作品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学生互相学习、自我教育的制度，它弥补了实践活动中由于每个小组只能选择一个主题开展实践，其他主题无从学习和体会的缺陷，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间接学习了其他小组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由学生自制实践作品荟萃而成的精品库成了学生自我教育的极好教材。在学生自主实践这一环节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实践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教师主导实践——突出“支撑探究”的工作体系
教师主导实践的工作体系主要通过建立指导教师规范化操作系统和支撑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管理系统来实现，教师的指导是实践教学的技术支持，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实践教学的保障支撑。
1.建立思政课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规范化操作系统。传统教学中，教育者以势相示，受教育者被动相迎，教育者是中心、权威。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重塑教师的角色，重置教师的地位。教师由前台一线的操控者隐退为后台推手，并通过建构一系列保障制度来推动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具体工作内容：
第一，要求思政课教师把教学内容巧妙地隐含在每一个问题中，以菜单引导和激发学生在实践中探究问题、求证问题、解决问题。在设计菜单中通过软硬两方面手段激发学生的欲望和主动性。软性激励手段，一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贴近学生实际来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对所要选择的问题情境有好奇心，能提出问题和自主反思，具备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二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自制实践作品。硬性约束手段：要求学生通过独立的或协作的实践活动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并将实践成果制作的实践作品作为考核学生实践成绩的依据。
第二，思政课教师在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扮演着“顾问”、“辅导员”、“观察员”的角色。在实践前学生确定主题制定实践方案阶段，思政课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建议、答疑解惑，审核计划，把控方向。在实践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实践计划执行的“咨询员”、行动操作的“辅导员”、矛盾冲突的“协调者”、探索创新的“鼓励者”、安全实践“监督者”的角色。
第三，思政课教师掌握着实践活动效果的评价方向。教师既关注学生实践结果的考评，即实践作品，也注重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考评，尤其是学生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克服困难、勇于探究问题的意志力和勇气的考评。
2.建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的保障机制。“菜单式”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是“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专业课实习实训，二者同步实施，统一管理”，该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工作内容有：
第一，建立规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把社会实践教学纳入思政课教学计划当中，制定完整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体系，包括规定具体的实践教学课时（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的思政课实践教学16个课时的规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案和实施细则。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统一安排在每年学生专业实习实训期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结合起来，在专业实习实训的同时开展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这就明确规定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时间空间，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员参与，以及规范化的有序进行。
第二，建立学校各级管理部门协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教务处、学工处、各系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科部联合系部组织实施的，任课教师具体指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的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
第三，建立稳定的内涵丰富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相结合，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就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地，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稳定的实践基地，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实现了思政课实践教学载体的阵地化。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兼顾思想
一、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是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提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反映这些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基础可以从作用、范围、本质、目标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外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强调“保障行政权”的欧陆功能主义理论，还是强调“控制行政权”的英美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我们在此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能够奠定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根据，它应该对该时期行政法实践具有指导力、涵盖力、渗透力和浓缩力。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行政法规范体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亦不尽相同，但它们必然与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有着不可脱节的联系，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源头上有所变革和调整，而不是背离。理论源头具有绝对稳定性，贯穿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始终，而理论基础要随着时展、社会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理论源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具有阶段性。1
行政法的理论源头与行政法的目的相关联，建立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目的！决定了行政法之所以作为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共同的精神内核。分析古今中外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理由，2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源头应当是引导、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现。
首先，行政权是行政法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是行政法所围绕的核心和基本点，这在各国行政法中具有普遍性。2
其次，“行政权有效实现”的基础含义是行政权的运作过程和结果与国家设定行政权的目的‘即充分有效地实现行政目的，相吻合；而且社会为此付出的经济或非经济的代价最小。行政权的有效实现主要表现为一种价值目标，因为要完全实现它的可能性很小；但它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暂时存在的，否则，国家的行政机器将陷于瘫痪之中。显然“行政权的有效实现”无论作为一种价值目标，还是一种事实状态都是行政权得以存在与运行的最合理的理由。3P312
行政权在实现过程中受到下列基本因素的制约：1.社会事务的复杂多样性、情景性与发展性使社会真正需要的行政目的变化不定，而国家在把握行政目的上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即国家认为自己确定的行政目的是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而事实上却有距离，更何况当前价值多元、利益多元化的现状使得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在利益问题上常常不能达到一致，从而导致相对人对行政权的消极服从。2.人性的弱点。这首先表现为人的知识与经验的有限性，导致公务员在行使权力时无恶意地背离行政目的；其次，表现为感情对行为的支配力量使公务员具有消极行使权力及滥用权力的倾向，恶意背离行政目的；最后，相对人为一己私利而反抗行政权。上述制约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在人类历史中是客观存在的。控制、消解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协调作用，其中的法律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法。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行政管理特点、价值观念各有不同，利用法律手段消解行政权运行中制约因素的侧重点也各有特色，因此具体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容。一方面表现为用特定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多数人认同的或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需求来说明特定行政法规范体系的合理性或建构、完善行政法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所有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地受该时代主流价值观的渗透和影响。这一点在英美的规范主义模式论、欧陆的功能主义模式论以及我国关于“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的探讨争鸣中已有充分反映。
当前，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由于各国在行政权的内容和特点、价值观念等方面在保持各自传统的同时有走向融合的趋势，因而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比较研究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欧美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中的平衡思想及其最近的发展4
学界一般认为，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可划分为以狄骥为代表的欧陆功能主义模式和以戴西为代表的英美规范主义模式。前者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务服务的工具，即“保障行政权力之法”；后者视行政法为“控制政府权力之法”。从学术渊源上理解这种划分大体是成立的，在历史上地处欧陆的德国、法国与英美等国在行政法价值取向、调整方式、具体制度等方面的区别确实很大。但这种贴标签式的划分虽易于阐述、对比，但常因简单化而失之偏颇。因为规范主义模式的前提并不否定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功能主义模式中也有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内容。更何况从当前的发展历程看，二者正在走向融合，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表现为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多元价值取向予以保留，重视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又回应行政权力在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生存照顾，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发展趋势的要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对西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分析评价仍停留在两种模式的简单对比分析层面上，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以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前。在美国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影响下，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古德诺、庞德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但由于三、四十年代的行政专横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平衡思想并未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观点。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控权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工具，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一些学者提出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
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总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都未能为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有的学者提出，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新的行政法模式旨在创造政府和公民间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总的说来，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正逐渐打破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控权与保权模式的界限走向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兼顾提高行政效能和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私人利益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导致这一情境的主要原因有：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尤其是随着二战以来的社会转型，行政权本身，行政权运行的社会环境、具体目的都发生很大变化，各国行政权的发展特点有相似之处：
1.方式积极化。传统行政以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为信条，是消极行政。现代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要求政府尽最大可能去服务于社会，是服务行政。
2.目标福利化。传统行政权主要保障和实现自由，政府不干涉或无为是正当的；现代行政权要为公民福利而主动作为，政府合理干涉才是正当的。
3.范围扩大化，不限于传统的税收与安全，而是“从摇篮到墓地”无所不管。
4.界限自由化。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行政事务表现出情景性、易变性，法律完全穷尽地规定行政事务是不可能的。
5.内容伦理化。与现代法律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正义相一致，现代行政在内容与本质上不仅是在执行法律，还在执行道德，它所依据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所谓的正当观念、合理标准。5
随着行政权力的上述变化，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一定的变化，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峙，而是良性互动：公民的权利内容已不仅是消极地不受侵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提供的服务和福利相关联，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又不影响政府积极行政是行政法的最关键的问题。
总之，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道路”更受欢迎。“红灯理论者+规范主义模式———笔者注，接受某些行政机关的权力存在的现实，绿灯理论者+功能主义模式———笔者注，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个人主义和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的观念。”）6P410
三、对我国当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若干思考比较研究应当根植于对一些共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权也表现出方式积极化、目标福利化、范围扩大化、界限自由化、内容伦理化的发展趋势，公民权与行政权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峙局面，而是呈现出互相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当然，影响行政权有效运作的各种制约因素也仍然客观存在，掌握行政权力者错用、滥用、怠用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反抗或消极服从行政权力的危险仍然未减。因此，我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确立可以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寻得内在的传承关系，应当体现出兼顾思想：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兼顾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必要性与消极行使的可能性；兼顾人之向善与作恶两种可能的人性特点；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兼顾中庸文化传统与西风东渐带来的个性自由。这种兼顾思想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具有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国家行政权积极化、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追求。
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笔者对兼顾思想的提法并非为了提出新的理论，更何况罗豪才教授所倡导的“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6P2笔者实际上已接受并借鉴了“平衡论”的研究角度与方法，但未采用“平衡论”的提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1.防止因对“平衡”这一概念的歧义认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不同的人对同一概念会有不同的理解。）引起的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目前关于“平衡论”“控权论”的某些争鸣就存在对“平衡”“控权”等基本概念缺乏基本共识，导致各说各的话，各论各的理的现象。
2.笔者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界定重在方法和功能，而平“衡论”重在实现平衡这一目标。平衡论建立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二元对峙基础上；笔者对兼顾思想的分析则是基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现状与趋势基础上，欧美国家行政法的平衡思想亦如是。
强调我国当代行政法应当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既是实证的，也具有规范意义。
首先，从实证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都是既强调保障公民权又强调维护行政权，是“双面碑”，《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都如此。另外在行政权力的运行方面，我国除继续加强实施强制性行政行为以外，在许多领域还大量采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充分尊重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合作、信赖关系。
其次，从规范意义上看，将兼顾保权与控权功能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当代行政法制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性突出体现在基本原则和公务员制度建设方面。
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治行政原则。法治行政是包含了“依法行政”的诸原则与内容，并以之为基础的，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则比依法行政有更高理念与更现代化的内容。“依法行政”一般只强调了依照或根据法律，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所不问。实际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现代法治国家，由于行政权界限自由化、内容伦理化等特点，而表现为“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领域范围、行政裁量幅度都会常常突破现行法律的限制，目的是为了效率和福利。这样，依法行政就不能只是恪守现行的法律，而不问其是否民主、合理，合乎社会进步的要求，依法不只是依静态的法律条文，而是要恪守活的法、法的理念：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法的精神，即实质意义的法治。因此，在效率与公正、福利与秩序等价值并存的现代社会，行政法应贯彻“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相统一的行政法治原则。
2.兼顾思想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人（包括行使行政权的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的能动性与消极性都予以充分考虑的基础上，采取激励与约束相结
合的机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中对相对人的能动性与积极性的兼顾思想已经在强制性行政与非强制性行政相结合等方面充分体现。当前的关键是建立、完善公务员能动性优点得以充分激发的法律制度。详言之，即要在行政法中引入规则化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保证行政人在行使权力时能够保持良好的业务素质与职业道德素质。而这里的业务素质与职业道德素质不是没有具体标准的空洞道德说教，它必须与能否保证“行政权的有效实现”这一客观标准联系起来。6P336-337
长期以来，受西方传统控权思想（包括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努力将行政权力行使者（公务员）的人性弱点排除在行政权运行进程之外，却漠视了人性的能动性优点对行政权力的积极影响，忽视了激发人的能动性优点来保证行政权力正当、积极行使的可能。自20世纪以来，欧美等国家对公务员实行的消极性的功绩制度（重在防范行政权力的消极行使）难以适应服务行政的需要，于是，主要表现为永业化、专业化、科学化与人本化的积极性公务员制度日渐兴起，其主旨“不仅在于防止政府任用不合格的人员，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得到最高的发挥；不重在以督策与管束方法处理人事问题，而重在以科学的知识技术及‘人性’的观点，促进自动自发的服务精神。”7各国公务员制度都在兼顾外部招聘录用与内部竞争性任用配置的基础上，既重视通过惩戒制度来制约公务员的违纪与违法，又重视利用各种方法激励公务员的工作意愿。
就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现状而言，应当突破将公务员素质控制仅看作是行政主体内部事务的狭隘观点，将行政权运行质量的法律评价与相关的奖惩制度贯穿于整个行政法体系，既要使公务员素质的控制成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相对人都能进行法律监督的对象，又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法律控制中注入激发公务员能动性来引导权力的观念，使相对自由的行政权力能得到能动、积极、正当的行使。
1.行政法的目的不同于行政立法的具体目的。
2.笔者对行政法的理解不限于强调控权的近现代行政法，而是将行政法理解为有关行政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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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辨证的认识和理解，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思政课教育的社会功能，教学中往往照本宣科，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重点、难点的把握机械化、教条化，讲课时面面俱到，一味灌输，习惯性把学生当成了高级领导干部，一出口就是“领导指出”、“几个必须”、“几个应该”，教学活动中见不到“学生”，从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需要。这样的思政课很难被学生接纳和认同。二是片面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只关注学生的兴趣，迎合学生的价值倾向，满足于课堂气氛的活跃，甚至喜欢讲社会上流行的庸俗笑话，堕入“三俗”的境界，而放弃了社会要求和原则，失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作用、动力作用和保证作用。要防止以上两种倾向，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为社会服务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属性，明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明确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使命和责任可以有效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为盲目的、自发、随意的活动，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看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必须十分重视当代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材施教地促进他们良好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要努力找到社会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结合部和增长点。“两个需要”结合的实质是将思政课教育的宗旨与受教育者关心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两个需要”结合得好，既造福社会，又使受教育者终身受益。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以往的思政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习惯于“教师中心论”，过分强调教师的“控制”作用，使得课堂更多地成为教师呈现个人知识和风采的舞台，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于搞“独白”，演“话剧”，把教学的“公共活动”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活动”，基本是“教师讲完——学生下课”的单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必须寻求新型的教学模式，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动、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80后、90后的学生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特别反感对他们进行概念化的说教。教师上课尤其不能只讲“必须”、“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话语和口号，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平等、开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充分的尊重。师生通过民主平等的交流，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鸣，教师要允许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对教师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师对思政课教育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高级的育人艺术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三、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五个多样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五个多样化”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空前增强“四大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在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面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出现的新形势、新特征，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动全社会巩固发展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事情、舆情决定了的，是客观实际，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认识水平的劳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只有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减少思想矛盾和冲突，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才能使先进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坚持这两个重要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不难看出思想政治工作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必要的且有效的手段，而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行政管理是保证思想政治管理者顺利开展工作的工具，两者相互扶持，辩证统一。在企业的日常管理生活中，企业管理者想要被管理者自觉的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依据一定的行为准责从事所担当的职务，这在理论上无疑是最佳的结果，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人的性格特点及思想觉悟都各有不同，能力各有高低，相做到和谐统一甚为困难，要想从本质上让人们自觉的、抱着认可的态度去工作，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从思想上激励，在行为上启迪引导，从而使得员工能动的接受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被管理者如管理者期望的那样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提高工作效率，使得行政管理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5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