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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2-08-26 08:05:19
管理学基础论文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1篇

1.1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文化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内通过长期的生活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思想、理念、社会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我们把这些整合在一块,称之为文化。它也是支撑人类发展,改造社会的内在动力。而在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上至学生所学习的各项专业知识,下至学校自身的各项规章制度等,都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其实就是除了依靠“服务”以及“命令”等方式来实现对管理对象行为的一种驱使,更重要的还是依靠自身营造的一种精神氛围来实现对管理对象人积极性的激发,并且以上层管理者自身具备的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良好形象等实现对管理对象思想及行为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1“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激励性

生理需求、社交需求以及安全需求等都只是人们维持正常生活所须的低层次需求,而更高层次的需求是被尊重以及自我实现,这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就是激励因素。而“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构建,正是强调学校管理者通过这样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来满足管理对象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2.“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有效构建方式

2.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管理理念

基础教育教学管理论文

2.2构建“以人为本”的教学评价机制

在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教学评价,它对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以及发展具有监控、甄别、选拔以及改进等许多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构建,前提是学校必须要构建一套科学、健全的符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的人本化教学评价机制[2]。传统教学评价机制中,人们更加侧重的是对教师教学技能的评价,而缺乏对实施教学的主体的道德素质、文化素养以及人格力量和奉献精神等方面的评价。这往往使得教学中的教学评价机制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以人为本”的教学评价机制的构建,就是要确立一种和学校实际情况相符、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一种评价标准,以此来营造一个宽松的教学环境,从精神以及物质等方面入手,积极奖励广大教师,激发其从事教学工作热情。就学生的评价而言,“以人为本”的教学评价,强调的是摒弃过去我们过于重视课业成绩的评价模式,而加强对学生道德素质、动手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的评价。

2.3创造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学校文化

文化是一定的群体在一定时期内通过长期的生活和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思想、理念、社会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的整合[3]。可以说它是支撑人类发展,进行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以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等,深受其影响。因此,学校积极创造一种既能够反映学生整体精神面貌,又具备共同价值观的学校文化,已成为其实现教育改革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不仅能够使学校实现对管理对象积极性的激发以及思想及行为等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学校实现师生改善心态,陶冶情操及增强学凝聚力的保证。

3结束语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2篇

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

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

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

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

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

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

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輯訛輥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輰訛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輱訛輥。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輲訛輥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輳訛輥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

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輴訛輥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輵訛輥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3篇

[摘 要] 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论文关键词】 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 Van Ryzin (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 Revenue 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4篇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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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5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本地区4所学校2013级护理专业学生170名,采取计算机随机分组方案分为常规组与实验组,每组均占据85名。常规组:男同学5名,女同学80名,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3岁,平均(21.0±1.2)岁;平均文化可基础成绩为(75.26±3.85)分;实验组:男同学5名,女同学80名,年龄最小的

1.2方法

常规组:采取一般实验室管理措施,定时对实验组进行开放,并严格依照实验课本的内容进行授课,每组学生为2~3人进行小组实验。实验组:采取风险矩阵定性与半定量分析风险评估方案进行安全管理。构建风险矩阵后,依据不同处理原则进行分类干预,例如:对于红色高风险条目的处理原则在于即刻展开行动,对于条目B4水银泄漏引发的危害来说,教学老师可在示教的过程中、发放体温计前嘱咐学生应轻拿轻放,可由口温互测改为测量腋温,可向学校申购密闭式的汞槽血压计。另外,橙色高风险与黄色中风险项目的处理原则在于6个月内与1年之内尽可能采取行动,利于将风险发生率降至最低。对于绿色低风险区域中的条目而言(例如:地滑引起摔伤等),可在实验室放置较为醒目的标识牌,放置防滑垫等。

1.3评价指标

分析两组实验组管理模式的效果,包括实验室管理能力考核评分、护理技能操作考核评分、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的反馈情况等。

1.4判定标准

1.4.1实验室管理能力考核评分、护理技能操作考核评分

依据学生日常表现情况、期中、期末考虑成绩等对管理能力与护理技能操作进行评分。

1.4.2工作单位反馈情况

依照优、良、中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优表示学生毕业后,实际工作中可独立完成日常护理工作,对护理基础知识能够熟练掌握,并在日常护理操作中做到准确无误;良表示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对日常护理工作基本独立完成,较好掌握护理基础知识,护理操作能力较好;中表示实际工作中对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与护理操作能力基本上能够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但是需要在独立完成护理工作时存在一定的困难[3-5]。

1.5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20.0的统计学软件记录本次研究涉及的相关资料,计数资料用百分比、率表示,χ2检验比较,计量资料用(x±s)的形式表示,t检验比较,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实验室管理能力考核评分、护理技能操作考核评分实验组学生实验室管理能力成绩评分与护理技能操作成绩评分均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详见表1。表1两组学生管理能力考核评分、护理技能操作考核评分比较(x±s,分)组别n管理能力考核评分护理技能操作考核评分常规组8575.42±6.5373.04±6.74实验组8585.47±6.2386.25±6.22t10.266413.2792P0.00000.00002.2工作单位反馈情况实验组学生日常工作情况优良率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详见表2。

3讨论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6篇

张建华先生的《也谈“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很多问题,鉴于各种原因,本人在这里只谈与“科学”和“管理”这两个语词有关的某些问题,即说明为什么管理学不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通常的意义上来说,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可以成为一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由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的。同样,大量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解释的不同而只是相对可靠的。但这并不要紧,这些东西发展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发展和变化。这也就不妨碍我们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学问当作科学。

现在的管理学完全遵守了这两个原则,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自然是一门科学。

本人说“管理”或管理学不是一门“科学”,是有几个前提的。

第一,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在“管理学科”中,必须有一门核心学科,这个核心学科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三,在本人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强调了“管理”是一门艺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艺术对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比科学要大得多。

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是毫不疑问的。这门科学不可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这一点,后面将予以说明。至于“管理”,无论是谁,只要他在从事“管理”或从事过“管理”,他都会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比“科学”更为重要。这里没有丝毫否定“科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含义,这里只是说,仅仅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仅仅只用所谓的管理学的科学原理来教育学生,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管理人才。

本人可以在此作出预测,今后中国涌现出来的企业管理人才,绝大部分不会是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尽管这些拥有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人在企业中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管理“特权”,但“特权”本身既不会成为才能,更不会成为智慧。就象美国的法律人才根本不是通过教授“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学生理解大量的“法律判例”培养出来的一样,管理人才也只有在大量的“个案教学”中才能培养出来。

只是,中国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作过个案研究呢?中国又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会作个案研究呢?管理是一门协调人的社会活动的艺术,就象律师是一种调节人与人的纠纷的艺术一样,艺术及个人的艺术才能只能在个人实践和吸收他人的经验中潜移默化地获得和提高。普遍原理的教学当然不可缺少,但想仅仅只靠这种教学就能够培养出管理人才,无异于白日做梦。

象管理学这样的科学与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那些非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来把握世界。现在的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们把诸如“政府的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成员实施普遍强制使社会成员依‘原则’行事的‘行政管理’”、“企业领导人协调组织成员为‘目标’奋斗的‘企业管理’”、“社会保存和传播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文献与记录的‘文献记录管理’”、“利用计算机技术存储和传输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文字和语音语词、图形图像的‘信息管理’”这四种“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管理”当作一类“学科”,并以“管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也正因为管理学不够资格,所谓的“管理学科”也就是一个没有基石的空中楼阁,以此空中楼阁为条件拼凑起来的用于优化组织教学资源的“管理学院”本身就只会是一个“大杂烩”。

我们看英美国家是怎样定义“science”的:“thestudyofknowledgewhichdependsontestingfactsandstatinggeneralnuturallaws”即“以那些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的知识和陈述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的知识为基础的研究”。这里用“ofknowledge”修饰“study”,就是说,“science”的研究从属于后面“知识”,或者说,后面的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和陈述了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这两个方面知识控制了整个科学研究。

在英语中,“管理学”使用首字母大写的“management”即“Management”来表示。按照上述标准,英美国家自然不会将“Management”当作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很明显,管理学中的大量的知识或者不是通过测定获得的,或者不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或者二者都不是。

按照这个标准,大量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当然,除了专门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人们一般不会在如此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一语词。大体上,人们对这两个标准放宽了尺度,其大致范围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两个原则。

但是,如果一门科学要成为一个“科学群”的核心基础学科,则其必须达到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换句话说,这门科学必须是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也就是说,如果管理学要成为“管理学科”中的核心基础科学,管理学就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的、不“损伤”这个整体的科学研究。这样,人们就只能采取“简化”的方式来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简化世界的方法,就是机械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说,这个简化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确定从什么样的角度研究这个复杂系统。第二个步骤则是在确实这个角度之后,再将从这个角度“划分”出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机械化”。这样,就可能从某种角度、某种方式来把握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而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把握。

本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首先,经济学从“经济”即人类通过劳作与交换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经济系统,这就完成了前面所说的第一步。随后,在这种简化的基础上,在将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即个人“机械化”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这就完成了上述简化的第二步。

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和经验的方法,逐步作出假设,获得观察数据(实际上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记录),验证假设,一步一步地构造起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至于机械论科学为什么具有探索“机理”和鉴别事实的独特功能,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解释。

张先生说有人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诺贝尔的遗愿只是希望奖励在“实验科学”中作出贡献的人(文学和人类和平是另外一回事)——诺贝尔奖最初只有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奖,很多涉及到生物学的科学成果都是通过化学和医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或许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违背”了诺贝尔的遗愿,但经济学总得多少有些“科学”资格才能成为诺贝尔奖之一。

一般来说,仅仅只是从微观经济学本身来说,它确实够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一,经济学研究不仅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连控制观测也不可能进行,而只能以人们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为研究起点,而人们对这些记录的保存、收集、使用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本身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本身又会使得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变形”。但这两点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产生的,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原问题。

因此,经济学,或者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已经基本上获得了科学界,包括不少极其苛刻使用“科学标准”的科学家的基本认同。

目前的经济学已经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经济学家正在试图用经济学“取代”其他一切社会科学。本人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历史、文化、社会中的缺陷和不足。尽管机械论科学能够获得有关复杂系统的某些“机理”,但是,机械论科学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说明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复杂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种试图用经济学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本人在网上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用机械论科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的一切。

但是,无论经济学的分支如何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领域,这些分支都是以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家庭的经济分析、社会的经济分析等名目众多的经济分析,都是以“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的。

现代科学的任何分支都是一个庞大的合作系统,每一个科学家只是在某一部分的某一层次从事科学研究。为了确定科学的分支,人们用“学科”即“科学群”来指称这些分支。无论一个“科学群”研究的是什么,建立一个科学群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门机械论科学作为其核心基础科学。否则,这个科学群就是空中楼阁。

无论一门科学建立了怎样庞大的理论体系,它最终都必须作到如下一点,即必须将其中的很多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否则,这门庞大的理论体系就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神学或玄学了。“伪气功”也自称为“科学”,柯云路先生为其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语词根本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即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近几年也破产了。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些相信“伪气功”的人确实在其思维过程中将某些“理论”与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在一起,并且,还有众多的人认为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这样或那样运行,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确实能够控制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伪气功”了。这里就涉及到用什么标准将一门科学理论的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科学的分工,有相当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的探索“机理”、数据获取、事实鉴定的工作,而只是依据某些“机理”对数据和事实作出解释,或者对这些“解释”再作出解释。就象本人如果要研究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一般不会去“考证”历史事件,而只会以其他的史学家的“考证”的结果以及研究结果为起点。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相信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是可靠的呢?

一般来说,采用机械论科学的方式获得的数据和事实,其可靠程度最大(要说明这个原因,需要很大的篇幅,这里从略)。要使一门科学理论中的很多概念能够“恰当”地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东西、尽可能地控制那些关于世界的各种“先见”。而能够在最大程度做到这些的,只有机械论科学。这一点无须作更多的说明,目前西方的“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机械论科学的“无情”和“客观”。

“反科学主义”的很多观点对我们有效地控制人们滥用科学及科学成果确有其可取之处,对于控制“唯科学主义”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变成一种“有情”和“主观”的东西,那科学就不成为科学,而是神话或玄思了。

大量的相信“伪气功”的人并不是象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这些人思维、心理各方面都很正常。那些鼓吹“伪气功”的理论都只是一些“中间理论”,这些理论根本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一种具有共同标准的将“气”、“功”等语词与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的可控制观测的科学方法。语词的神话作用很快就将这些相信“伪气功”的人“说服”了。只是,这种毫无根基的“伪气功”的“科学”的理论大厦很快就崩溃了。

即使我们假设或承认诸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其他各种关于“管理”的学科有着共同之处,可以合成一个“学科”,但是,这些学科必须有一个核心基础科学,这个科学必须拥有其他科学共同认同的探索“管理”过程的“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从“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的标准。很明显,现在的管理学这门科学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

科学的核心原则是按照事物的自然状态来解释事物的现象及其现象变化的过程。什么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呢?这本身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量的人是将自己大脑中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事物本身。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人“高明”。科学并不是依靠科学家在这一点上的“高明”获得发展的,或者说,科学并不仅仅只是依靠“科学家客观地看待世界”获得发展的,而是用一套严格的程序来迫使科学家采用“机械”的方法来探索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采用客观的标准来鉴别观察事物变化之中获得的数据和事实。没有这一条,科学就不成为科学了。

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神秘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等,这些东西直到今天仍然控制或影响着科学。但是,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古希腊的这些“神秘主义”,离不开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思维逻辑训练,但更离不开人们社会实践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经验主义。

科学离不开有关世界的某种“理念”,科学离不开思维逻辑,但是,科学离开了经验的检验,最终只会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就象古希腊的科学。为了使科学不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任何一门“科学群”都必须有一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坚实的基础: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这个基础就是机械论科学。

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和万能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用科学来解释。这是因为,机械论科学所获得的只是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而这些机理之中,有很多通过了人类无数次的验证,但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条件所限,还有很多“机理”不可能真正获得验证,也就只能作为假设。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必须有着某种程度的确定性。这样,虽然有很多“机理”还只是假设,但我们仍然必须用其来作为解释自然和文化的基础。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很多预设,基本上还没有获得验证。达尔文的理论出现才多少年,按照现有的科学研究结果,生命进化的过程是这个时间的无数倍。要验证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很多预设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除了进化论,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合逻辑地解释生命演化的过程,我们也就姑且接受这种理论,用其来解释生命演化过程。

从表面上看来,历史学似乎比管理学更不科学。但是,历史学目前已经够得上资格称为科学了。从广泛义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是研究人的活动的历时性变化。但是,目前的历史学一般主要指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事件的解释来说明历史过程。在历史学中,正好有一门专门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的学科。当然,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的结果也是相对的。但是,有了这一学科,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在依据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考证”历史事件的这一学科,已经有了很多得到历史学各学科科以及其他相关科学领域的共同认同的方法和标准。如果失去了这种“考证”,历史也就会成为“神话”。

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公共生活中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政治人”。社会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些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社会人”。

根据本人的研究,与管理学关系非常紧密的一门学科即“组织学”倒可以成为组织领导学以及与其相应的各种有关组织“管理”的基础学科。因为,组织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可以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组织的组成要素——人——也同样可以通过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成为“组织中的人”即“组织人”。任何自然人一旦进入一个组织,就可以表现出很多“组织人”的特点。

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抽象,可以将“组织人”机械化。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可以将组织高度形式化,并以此作为模型探索“组织”产生、发展的机理,并依据这些“机理”建立起组织的概念模型,并将这个模型转化为语词模型或数学模型。利用语词模型,人们可以组织和解释各种“事件”,利用“数学模型”,人们可以获得有关组织的数据。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认同的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

管理学基础论文第7篇

摘要:管理是以反映管理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它具有科学性;管理也是指利用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激发灵感、发挥创造性的技巧和诀窍,它同时具有艺术性。在理解了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管理的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前提和基础,艺术性是科学性的突破和创新,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有机统一体,有着各自发挥作用的场合和时机。既有科学又有艺术的管理才是成功的管理。

关键词:管理;科学性;艺术性;基础;创新;转化。

“成功的管理,靠科学还是靠艺术?”———这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出现这一争论,主要是因为言论双方所站角度或立场的差异造成的。强调管理是科学,是言者重视事实知识与原理知识的结果;认为管理是艺术,是论者重视技能知识与人际知识的结果。现在,人们都已承认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知识。正如罗斯·韦伯所说:“没有管理艺术的管理科学是危险而无用的,没有管理科学的管理艺术则只是梦想。”

1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的内涵。

1.1管理是一门科学,它是以反映管理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

管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在各种组织当中是纷纭复杂,别具特色的,但其中仍存在共通之处,存在着规律性。大量学者和实业家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通过从实践中收集、归纳、检测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从中抽象总结出一系列反映管理活动过程中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一般方法,好让其他人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有矩可循,有据可依,提高成功率和可行性,不至于盲目和被动。人们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管理实践,又以管理活动的结果来衡量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行之有效,从而使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验证、丰富和发展。因此说,管理学是科学的,具备科学的特征。

科学性是管理必不可少的基础,管理者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相关知识,就象哈罗德·孔茨认为的那样:“医生不掌握科学,几乎跟巫医一样了。高级管理人员不掌握管理科学,则只能是碰运气,凭直觉,或用老经验。”;而有了系统化的科学的管理知识,他们就有可能在严谨、量化、合乎逻辑的科学归纳基础上,对组织中存在的管理问题提出可行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科学的管理注重自然规律、客观数据、分析结论、程序化、规范、规则、惯例、理性体验、同一性和经验运用。科学性是一种行为的严谨,为组织带来平衡和稳定,犹如骨架和躯干的作用。管理者学好管理学,能减少因违背管理的基本科学规律而造成的低效率和失误。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又时常看到一些饱读管理经书的学者,在管理实践中却屡遭败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片面强调了科学性,盲目照搬国外的管理理论;将书本上的管理原理当作教条;而管理的科学性对现实的要求过分理想化和理性化,它并不能为管理者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标准答案,它要求管理者以管理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基础,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管理又具有艺术性。

1.2管理是一门艺术,它是指利用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激发灵感、发挥创造性的技巧和诀窍。

艺术,就其本义而言,是指用形象反映现实并比现实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是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管理艺术,则是表现为灵活高超的管理才能和艺术化的管理方法,是打开管理活动奥妙的钥匙。

由于管理对象分别处于不同环境、不同行业、不同的产出要求、不同的资源供给条件等状况下,这就导致了对每一具体管理对象的管理没有一种惟一的完全有章可循的模式,特别对那些非程序性的、全新的管理对象,则更是如此,从而造成了管理活动的成效与管理者对管理技巧的发挥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事实上管理者对这种管理技巧的运用与发挥,体现了管理者设计和操作管理活动的艺术性。另一方面由于在达成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与责任的过程中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手段多种多样,因此在众多可选择的管理方式中选择一种合适的用于现实的管理之中,这也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一种艺术性技能。

管理属于软科学,没有最优解,只有满意解。如何更好地管理,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更受管理者本身的价值观、风格和偏好的影响。如果仅凭停留在书本上的管理理论,或背诵原理和公式来进行管理活动是不能保证其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地将管理知识与具体管理活动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艺术的管理注重的是灵活多变、逆向思维、创新创造、情感认知和审美感悟。艺术性是一种思维的升华,带来活跃与发展,如同流动的思想、气质和血液。艺术性是管理变化创新的灵魂。

2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所以,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2.1管理的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前提和基础。

从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内涵可知,卓有成效的管理艺术是以对它所依据的管理理论的理解为基础的。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接受管理理论的指导,以管理的基本规律为行动指南。对一个管理者而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十分重要的,管理的专业训练不可能培训出“成品”的管理者,但却是为通过实践进一步培训管理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培养出色的管理者在理论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管理的艺术性是科学性的突破和创新。

管理的理论价值,有别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技术。在工程技术应用上,只要遵循它自身的科学性和规律性,通常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效果,例如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飞机,一般都能飞得起来,一般无需对每一架飞机作个别的特殊处理。但在管理上则并非如此。由于每一个被管理者的性格、心理不同,不同的阶段情绪也不一样,以及每一种管理情景也有所差别,导致了同一种管理手段和技术,在管理效果上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仅靠“背诵原理”来进行管理活动,必然是脱离或忽视现实情况的无效活动。管理者必须懂得如何在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中对管理理论加以灵活运用;懂得针对现实及管理与被管理对象的特点对科学规律进行巧妙运用,不断求新求变,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正是管理者艺术水平高低的体现。

2.3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可以相互转化。

管理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就是艺术化管理知识与科学化管理知识不断互相转化的过程。艺术化的管理知识要不断地转化为科学化的管理知识,作为管理知识体系中规范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管理实践;反过来,也只有对科学化的管理知识进行艺术化的运用,边运作边探讨,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活动。我们必须重视一线管理者的直觉、悟性或经验,从中感悟和提炼科学化的管理规律。没有他们的直觉、悟性或经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创新的源泉。

2.4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各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场合和时机。

由于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相对严密,而管理的艺术性决定了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相对灵活,所以两种属性在作用的发挥上各有侧重点。科学性侧重喻管理理论的学习、研究方面,艺术性侧重于管理实践的应用方面;科学性借以提高管理效率,艺术性借以提高准确性、管理适应能力;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程序化和逻辑化,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非程序化和非逻辑化。管理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较注重科学性,借鉴一些成功的管理模式和制度;而管理知识密集型企业则可能较注重艺术性,要靠管理者更高层次的技巧去激发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管理的艺术性与科学性比例也可能是变化的。在企业创业阶段,艺术管理可能更为需要;在发展阶段,科学管理可能更为重要,而到成熟阶段,艺术性可能又上升到较重要的位置。管理的科学规律为企业实现目标指明了一条最短路径,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危机或使危机最小化讲究的就是管理艺术。

综上所述,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既有规律又不拘泥于成法,它为管理者指明了一个行动方向,又给他们留下了想象和发挥的广大空间。认识管理的两重属性,对组织和管理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管理者才能运筹帷幄,组织才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杜。我眼中的管理。中外管理研究,2001,11.

[2]熊鹭。论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清华管理评论,2001,10.

[3]。管理与用人。特区企业文化,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