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21世纪初，世界经济会如何发展，同这些问题有很大关系。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11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11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11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11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