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职哲学；人文精神；教化功能；影响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普遍面临着学生的就业压力和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于是，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然而，一些高校对哲学教育在学生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和熏陶教化功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高职哲学人文精神教育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及对高职学生成为优秀人才的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哲学人文精神具有教化功能哲学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熏陶教育，既包含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即获得科学知识和探索未知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学生探索和思考已有知识和未知世界；又包含对学生的个性、人格及人文素质修养方面的教化功能，即担负对学生的信仰和未来人生道路提供理性的认知和正确选择的双重任务。哲学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高职校园文化中处于引领地位，渗透在学校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属于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但又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校园文化，它既是高职院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也是高职校园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高职哲学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园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将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相融合的培养模式中，加强哲学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能够促使高等教育由培养单一书生型专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通才转变。
哲学人文精神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一般规律的科学，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这就决定了哲学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积淀了丰富深厚的科学文化，必然能够给予正在接受哲学人文精神熏陶教育的大学生以思维活动的思辨性，使他们能够理性地认知世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时，能够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人生精神支柱。哲学人文精神教育对促进学生人性日趋美好、人格不断完善、品质日渐崇高、眼界愈加开阔、全面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人文精神能够培养学生在挫折面前达观的处世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歪风邪气吹不倒、艰难险阻压不垮的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素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哲学人文精神教育在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先进的校园文化等方面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哲学人文精神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境界。这就决定了哲学人文精神熏陶教育是解放学生思想，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利器。它能够使学生破除陈旧的思维定势，激发其创新思想和创造能力，弘扬学生的主体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哲学人文精神能够大气磅礴地引导学生，在思维方式的活跃性、思想理念的前瞻性上唤起学生对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发展趋势的忧患意识。除此之外，还能够使学生警醒和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中的行为是否恰当，关系是否和谐。当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精神价值的体现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时，依然要求学生在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让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要求他们遇事客观理性，不盲从，不轻率，不浮躁，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哲学人文精神教育让学生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脚踏实地地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让学生能够用哲学的辩证思维观察现实社会和未来人生，并对未来社会和人生作出前瞻性的科学决断。同时，通过智慧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所涵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正确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精神。
关键词:哲学精神;哲学研究;生长点
笔者认为,心理、精神、思想理论(包括文学艺术),是人类三种既紧密联系又各不相同的精神结构。如果用一座大厦的系统来比喻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心理就是大厦的基础,精神就是撑起大厦的各大支柱,思想理论就是大厦的整体。我国学术界对心理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最为凸出、显著,对精神的研究主要活跃于精神病理学研究领域,而对阳光精神———哲学精神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精神犹如撑起大厦的各大支柱,忽略对哲学精神和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研究,无疑是中国学术的一大憾事。本文试图对研究哲学精神(主要是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必要性予以系统论述,以期引起共鸣和促进学术发展。
一、哲学精神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和内容
谈论当代中国哲学精神是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生长点,首先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哲学精神”这个概念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精神”作为一个概念是充分成立的。
首先,马克思有很明确的论述。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什么是精华?
《辞海》上解释:精华“指事物最精纯、最好的部分”。这就是说,时代精神是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包括时代的民族精神、哲学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神学精神、世俗精神等等,其中有好有坏,有精华有糟粕,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就是时代精神中的糟粕成分。时代精神的实质和精华的部分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精神,马克思说时代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就是时代的哲学精神。哲学是时代哲学精神的理论表达。
其次,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先辈大家们,既有明确的思想意识又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大师有辜鸿铭、冯友兰、方东美、罗光、杜国庠、
金岳霖、张岱年、唐君毅、牟宗三等。在研究成果方面,辜鸿铭著有《中
国人的精神》,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另著《新原道》又称《中国哲学之精神》,方东美著有《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罗光著有《中国哲学的精神》。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论述,冯友兰先生讲得最多,也讲得最深入系统,影响相当广泛而深远。杜国庠、金岳霖、张岱年等大师的见解也极具合理性,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影响。
再次,党和国家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对哲学精神的研究具有强劲的引领作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既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也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邓小平特别重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大开改革开放之时代精神风貌。1998年9月,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他认为,新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积极帮助人们“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张“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开创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风貌。党中央还不断号召全党积极发扬长征精神、孔繁森等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从2003年开始,每个年度都有“中国传统哲学与民族精神研究”课题项目;2003年还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项目;2004年和200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问题研究”项目中都有“唯物辩证法与时代精神”课题内容;2007年单例“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研究”项目。同样,近些年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
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课题指南,也都有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项目课题。党和国家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必然引起人们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深层思考,而这种深层思考一定会触及到作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实质的哲学精神。
最后,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对哲学精神的关注和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高清海哲学文存》第六卷有专文论述“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精神”;高清海、胡海波、贺来著有《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陆剑杰著有《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哲学精神》学术论文;何兆武著述《西方哲学精神》;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等著《现代唯物主义导引》,第一章论述的内容是“哲学的精神”;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著《论中西哲学精神》,李翔海、邓克武编辑出版。还有朱荣英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表述》、张云龙著《回归生活世界———当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等论文成果。总之,哲学精神作为一个概念是充分成立的。名副其实,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就充分表明在人的本性中、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中,特别是在人类创造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中,内含着并富有哲学精神。因此,哲学精神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和内容,也是哲学理论深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二、当代中国哲学精神是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大的生长点
中国哲学界对哲学精神的关注和研究,首先是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先辈大家们对哲学精神既有清晰的概念又有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他们对哲学精神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他们研究的界域或对象,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着的哲学精神。他们研究使用的最主要的关键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之精神”,在辜鸿铭那里是“中国人的精神”,他们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史中去探寻哲学精神。
其次,他们的研究真正触及和揭示了哲学精神的实质内容。辜鸿铭认为,孔子的“礼”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生的反思,哲学是“入圣”之学,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就是使人具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中国哲学的主流,要求的是一种最高境界,其真正精神是让人“极高明而道中庸”。杜国庠提出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认为为学做人需要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提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中国文化之神髓”是“心性之学”。罗光主张“: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为一种重实的精神”。张岱年反复说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金岳霖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诸家提出的见解都极具合理性,带有普遍性,很有启迪意义。
最后,他们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大多都是通过严密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和说明的,有很高的理论成就。循着先辈大家们的成就往后看,会清楚地看到又一种景象:后学者对《周易》《、老子》《、庄子》等等哲学精神的研究,都没有突破前人的见解,以至于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精神的时候,又纷纷回到大师们的见解上。这就是说,自大师们以后,我们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研究还没有多少新突破。
从大师们研究的境况向外看,向中国哲学之外的领域看,学界对哲学精神关注得更少了,著述极其少见。当代中国哲学界一些领军人物对哲学精神的关注和研究,有高清海先生的《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精神》、陆剑杰同志的《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哲学精神》等少数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和揭示了哲学精神的实质,其他著述所
及的“哲学精神”还没有触及到实质内容。可以说,学界对中国哲学领
域以外的哲学精神的研究显得更加冷清,那些地方基本上还是一片片广阔的处女地。
基于对上述情况的理解,我们隐隐感到:学术研究中大有旧中国的哲学精神,为什么没有当代中国的哲学精神呢?难道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会失传吗?绝对不会!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表明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会有更加繁茂而强劲的哲学精神,因为,一个民族的强大,主要靠的是这个民族所拥有的哲学精神。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启发和引导下,在深入思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基础上,特别是直面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思考,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逻辑体系,那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务实精神;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求真精神;以发展为目的的创新精神;以加快发展为动因的开放精神;以自主性为支柱的自主精神;以赶超为目标的竞争精神;以奉献和共赢为灵魂的合作精神;以人为本的和谐精神。我们认为,对这哲学精神的实质、功能和结构的研究,是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三、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精神,促进社会发展理论发展
从实质上看,精神是人脑对世界的反映;从内容上看,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深厚有力的热情,是矢志不渝的求索和奉献;从功能上看,精神是人生命和生活的灵魂、支柱与不竭的动力。精神最光彩照人,感天动地,催人奋进。我说这些,都是就精神概念的内涵而言的。
对精神概念外延情况的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有一种精神与人的本性和生命是直接同一的,这种精神就是哲学精神。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中,首先产生务实精神和求真精神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力量。务实精神的根本内容是实干精神,求真精神的初级形态是求知精神。在两种基本活动和两种基本精神的矛盾运动中,内含着和蕴生出和谐精神等其他哲学精神。哲学精神都是人的最重要的本质力量。其中,务实精神和求真精神与人的本性和生命是直接同一的:有这两种精神,一个人就能成为正常的人;没有这两种精神,一个人就不会成为正常的人。务实精神和求真精神越强劲有力,创新精神等其他六种哲学精神就成长和发展得越充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同这六种精神成长和发展的状况直接联系在一起。使人成其为人,是哲学精神的主要功能:一方面,它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它是推动人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最强劲的精神动力。
在谈论精神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和作用的时候,学者们往往以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为关键词来发表议论。我们认为,在这些精神形态中哲学精神处于实质与核心的地位。比如: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是求真精神、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人文精神的中心内容是和谐精神;中华民族拥有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充分体现着和谐精神、务实精神和竞争精神;改革精神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时代精神,而这个时代精神的中心内容是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多种多样、形象生动的其他精神形态,也都充分体现着某种或某几种哲学精神。可以说,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献身精神、敬业精神、实践精神、实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淡泊名利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爱国精神等,主要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是创新晨
新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自强不息精神主要体现的是自
主精神和竞争精神。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主要体现的是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是合作精神与和谐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哲学精神是根本,是核心,是灵魂。
[关键词]哲学 精神 自觉 自足 道德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1-0013-02
一、“哲学”的定义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笔记》“前言”中写到:哲学是由逻辑和形而上学构成的,逻辑是其基础。我们认为,这句话虽然较为中肯,但也有值得商榷或补充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位大师的话拆开两部分看,第一部分,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第二部分,哲学作为逻辑。我们知道,第一部分理解的关键在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罗列众位前贤们的高谈阔论(机器可以完成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只想表达一些新的看法。所谓“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这里的“道”,我们暂且把它理解为器的反面。也就是说,所谓道学或形而上学是超越“器”,即超越某种具体的有形物质的学问,既然是超越具体的有形物质的,那必是关于人类精神层面的。由此,我把形而上学理解为超物质的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精神的学问。“自由自觉”是人类精神的特性,“自由”指的是精神不受各种有形东西的牵绊;“自觉”则指精神意识到自身,也就是说精神具有反思和自我意识的功能。而哲学意味上讲的精神,除自由自觉外,还有自足的特点,也就是说,精神可以反哺自身,精神甚至不需要精神以外的东西来满足它。自由,自觉,自足,三者合而为一,是为哲学精神的性格。形而上学的哲学就是这样的精神的学问,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主体,也是哲学的全部(这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的)。
那么,哲学作为逻辑呢?其实,逻辑并不是哲学,逻辑是哲学使用的工具。逻辑这门工具,不仅哲学能用,数学、物理学、文学、艺术、宗教学、社会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能用。逻辑是一切学科甚至是一切正确思维的工具或基础。维氏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基础,大概是觉得,哲学是纯精神思辨的学问,因此,逻辑在这里的运用最为广泛也最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逻辑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为过。由上,我们把逻辑的使用区分为作为哲学工具即纯精神思辨领域工具的使用和非哲学领域包括其他各种学科和非学科场合的使用。我们认为,只有第一种使用才算哲学,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为“作为哲学工具的逻辑”,简称“哲学逻辑”。如果把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主体、全部、血肉脊骨,那么逻辑就是韧带、是遍布全身的细密的网络丝线。
综上,哲学的定义便是形而上之精神(或纯精神)进行自由自觉自足的纯思辨活动的学问。它以哲学逻辑为工具,以形而上之精神为研究对象,以自由自觉自足的纯思辨活动为基本特征和内容。
二、哲学的“假象”
“假象”一词,在哲学家的词典里常用来表示“误解”、“错误”之意。关于哲学,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对它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也正因为这些误解,许多人打着“哲学”的旗号,或纵情声色追求物质、沉湎功名利禄,到处卖弄,美其名曰“实用哲学”(毋宁说是“放纵的理由”为好些);或者有意无意混淆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的界限;或者把各种具体的哲学观念观点等同哲学。其实都是对哲学的误解,我们在这里把他们统称为哲学的“假象”。哲学的“假象”,从古到今,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种:
第一种:“肉体物质的假象”。所谓“肉体假象”,指的是把各种现实生活中为了使肉体物质得到满足而掌握获取的生存技艺等同于哲学。比如说实用哲学、功利主义哲学等。这种“伪哲学”,大体是在肉体贫乏或满足的时候,通过自身的经验总结,或者作为安慰肉体之用,或者作为炫耀哗众取宠之用。其实,真正的哲学,永远是为知而知,为精神而精神,是永远不会产生在现实(肉体、物质)的地基之上的学问。所谓“物质”实体,“肉体”实体从哲学眼界看来永远是不存在的,哲学只有一个本体,那就是“精神实体”。而“物质”或“肉体”实体概念为什么会出现,大都产生于现实世界各种具体事物在人的头脑中投射的假象而已。哲学有且只有一个讨论对象,那就是精神,精神是虚无而实有的东西,只有在人进行纯精神思辨的时候它才存在。自由自觉自足的纯思辨活动才是哲学。
第二种:“具体学科的假象”。哲学作为纯精神的思辨活动,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只能是纯精神的快乐,哲学并不给社会带来任何的效益和功用。给社会带来效益和功用的是各种具体科学。我们能够很清晰明白地把各种具体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学等和哲学区别开来,却把属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各种学问和哲学混淆起来。在哲学所能抵达的范围内,永远没有政治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等这样的怪胎。政治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可以叫做政治学原理,科技学是为各种科技发现发明服务的,可以叫做科技学原理,道德学叫做伦理学,人生学可以叫做人生智慧或人生观,等等。哲学是为精神服务的,精神具有自由、自觉、自足等特征,哲学只为自由、自觉、自足的精神服务。哲学带给人的快乐永远是精神层面的,而不是各种社会应用方面的,当然这并不否认哲学或哲学家的智慧给各门具体科学研究以启示或指导。
第三种:“哲学观点的假象”。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会否认某个人的哲学观点就是某个人的哲学,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叔本华的哲学等。把各种哲学观点等同于哲学,这是整个哲学家群体构造的“假象”。其实,作为哲学本身,它并不存在于哲学家们某些具体的结论之中,而存在于哲学家获取观点结论的过程之中,存在于纯思辨纯精神的运动之中,观点或结论是死的,死的观点和结论并不是哲学。我们之所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叔本华的哲学等,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结论,而是因为他们获取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严密推理论证,他们既给作者以精神上的快乐,同时也娱乐我们的精神,给我们精神上以洗礼或新的启示。如果放弃这样具体而生动的精神自足过程来谈论某个哲学观点或观念,只能跌入“教条主义”的陷阱,教条主义不是哲学,它只是一堆陈词滥调的复述,而复述者们则并不深谙哲学的本性。一个疯子也能有过人的见解,但是一个疯子毕竟不是哲学家,一个疯子不是哲学家,是因为疯子没有精神的自由自觉活动(它或者是自足的),没有自我意识,只有精神自觉并从事精神的思辨和创造活动的人才可以称为哲学家。所谓哲学家就是以精神为研究对象的,为精神而精神,为思考而思考,为知而知的那些人。
哲学是精神思辨的学问。哲学上讲的“学问”,并不是作为一个名词而使用的,它指的永远是学和问的过程。哲学是通过精神思辨获得精神满足的过程。哲学是过程的哲学,是运动的哲学,是精神自返或前进的哲学。所谓哲学真理是不存在的,哲学永远是过程,不存在终极真理。哲学上所谓确定的知识只有一个,那就是过程,精神进行自由自觉思辨满足自身的过程。其他意义上任何确定的知识并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观点是一个哲学过程的终结,如果它貌似正确,则可以成为其他具体科学研究的基础或依据,比如民主、自由等观念成为政治学的基础;如果不然,或者弃置不用或者重新进入哲学思辨程序。
三、哲学的方法
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精神自觉,但并不是所有自我意识觉醒的人都是哲学家。哲学家以精神反哺精神,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精神独立和超越自我意识,并在其之上进行思辨论证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辨风格和开拓性的见解。哲学家进行精神思辨所使用的方法叫做哲学的方法。总的来说,哲学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怀疑
哲学家从怀疑开始,然后提出恰当的问题,然后寻找自己的解答,这就是哲学家工作的方式。最初的希腊哲学家不满于对自然的无知,他们从对自然现象的质疑入手,提出各种形式的“物活论”。笛卡儿通过对以往方法论的怀疑,用他的直觉学说和自明标准学说重新推动了方法论的研究,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数学作为普遍方法的使用。
哲学思想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或革命,无不和哲学家们的怀疑和反叛密切相关。正是通过怀疑和反叛,哲学思想和观念本身才会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从而推动人们不断更新旧的思想和学说,从而在新的层次和起点上给人类精神以新的洗礼和前进方向,精神常新是哲学向前挺进的内部动力。
(二)穷根究底
哲学家几乎都是不同程度的偏执狂,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一定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哲学上讲的“根”和“底”,它指的是最初本原或原动力或第一原因等。穷根究底的结果,便使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的柏拉图第一个直接闯入了哲学的本体,从事纯精神的思辨即“理念”的研究。哲学寻根方法与其他科学方法的不同,就在于它寻求超越自然万物的人类精神的最高统摄,它总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之上,从而在最普遍的意义和最高的层次上理解和驾御精神,给人的精神以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满足。穷根溯源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本原论、第一哲学的沉思、唯意志哲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归约与膨胀
“归约”是一条经济思维原则,简单来讲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即将一个系统内所有复杂的定理或结论,归结为一条或几条最简单的公理或原则。这条规则的使用可以让哲学家从纷繁复杂的必然或偶然现象背后抓住最简单和最本质的内容。“膨胀”则是归约的反向,它要求哲学家依据简单自明的公理或对简单符号规则的界定,进行合理合法的扩展扩充,扩展扩充后的内容并不改变原公理规则的本质,既保持了和原来语意的一致,但同时又容纳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新的东西。
归约与膨胀是科学思维的基础,是比分析和综合、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更科学的哲学思维的方法,它让哲学更看到了自身的希望,哲学虽然以怀疑和背叛为起点,但却以科学的归约与膨胀组合成一个个精神自足、独立的系统或堡垒,哲学家生活其中,自封为王。
(四)静默
长久以来,哲学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把一切能够说明白的东西都说明白。抱着这样的信念,哲学之谜被一个一个地揭开,而不可思议和无法说明白的那些东西,哲学家则只能表现为静默。静默不仅表现为一种哲学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家们大都是喜欢离群索居,清心寡欲,安静思考的群体。也许只有在静默中,哲学家的灵魂才能走出躯壳,飞升各种物质享乐功名利益之上,建立起无比宏伟庄严的人类精神大厦,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也给别人的精神带来满足。另外,静默也常表现为哲学的道德品性,作为哲学、纯精神、思想本身,它总是静默淡泊,清心寡欲甚至一无所用的。而我们所谓信奉一个主义或思想、理论则往往并非哲学、精神之需要,而是现实的功名利益管理政治使然,哲学的道德品格永远是超功利的。
哲学虽然仍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哲学留给我们的启示实在太多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科技和物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普遍荒芜或长满各种欲望的毒瘤杂草的时候,我们呼唤哲学,也只有哲学,才能给我们以纯精神的快乐和满足。我们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哲学成为信仰,哲人受到尊重,浪漫大同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1]张申府.逻辑哲学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关键词：中国哲学；敦煌哲学；精神实质
现在人对于敦煌哲学的精神思辨，整体和对中国哲学的思辨状态与方式大同小异。其中，便有人提出质疑，即中国归根结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等，而将后者的质疑放置于敦煌哲学这个层面上，那些庸常之士往往依然做一本正经状，不假考衡的进行问题衍生，敦煌是否存在哲学，是否有敦煌哲学这一哲学范畴等。但是，只要对哲学的“多义性”展开了解之后，再讨论类似敦煌哲学这类的问题，就相对轻松、清晰多了。
1.敦煌哲学的由来
1.1对敦煌哲学的思考
无论是思辨哲学的诞生，又或是唯物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各个民族哲学的形成，都是不尽相同的存在思维，由于其哲学思路及哲学代表范式不同，也直接导致哲学精神在建构的阶段也必然各异。故而，现代人对敦煌哲学理解的多样度与不同的思考，从某些方面而言也是必然结局，也因此对于以学科概念存在的敦煌哲学的理解也绝不会保持一致。一方面，敦煌哲学可以存在于早期思辨哲学的视域里；另一方面，敦煌哲学也能够成为世界意义上的哲学。
敦煌哲学既可以当作成为人们对规律及理论的一种思考，也可以当作成为带有地方性知识体系及民族文化的哲学精神。敦煌哲学的精神背景的历史文化的积成表现主要是“敦煌文书”、“敦煌壁画”以及诸多的文物遗迹。敦煌学主要以整理、规划、保护、研究敦煌的历史文化作为旨归。因此，现代的诸多学者，通常都根据敦煌文化及敦煌学为奠基之石作为对象，进而来建构敦煌哲学。
1.2敦煌哲学的构建
可以肯定的说，敦煌哲学无疑属于现代中国哲学存在的一部分有机体，也大可不用质疑敦煌哲学的精神必然会变为现代中国哲学的追求及构建的具体坐标之一。敦煌哲学的精神构建自主的承担了现代中国甚至世界哲学精神及人文情怀的资源责任，逐渐成为了现代人类文明所极力渴求的内在追求以及人文精神气质的有力扶持。敦煌哲学的精神因其具备的广博性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主体精神之一，这不但赋予敦煌哲学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同样也给予现代人在其文化建设中，找到了富有底蕴的人文精神哲学。构建敦煌哲学的精神固然属于哲学本身的多义性所赋予的一种哲学维度，同样，也应当属于敦煌哲学构建的进路。
2. 敦煌哲学的性质分析
2.1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
敦煌学的内在依据属于内在思考及思想冲动的范畴，必将形成反身自问。譬如，“敦煌文学是什么的时候……”这种问题便属于反身自问类型；“敦煌哲学所形成的区域”，这种提问便哲学之问，而相对的，该思辨就是哲学[1]。显而易见的是，此类哲学构建的本质思路属于“物理学之后”的思维模本，这和先哲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具备相似事物发展情形与逻辑依据，都属于对具体认知范围的知识及学科展开深入的抽象概括和总结。
2.2敦煌哲学的内在依据
探讨敦煌哲学的精神实质，就必然需要涉及对敦煌哲学存在的可能特质进行分析与揭示。季羡林先生在临终前之时，依然念念不忘对敦煌文化完成内涵丰富的总结，且反复宣称敦煌文化应当是世界的。敦煌哲学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凡是对敦煌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的再认识。以季羡林先生的理念，敦煌哲学特质并将逐步深化现代人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同理，中国哲学存在的整体特质，也必然涵括着敦煌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中有许多重要的价值取向，例如重视伦理纲常、重视天道，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了古代先哲对于人间孝道与仁爱范畴诸样阐发。能够肯定地说，在敦煌哲学的精神实质里，“和”的价值内涵是属于根本性，原则性的，也正是敦煌哲学的内在依据存在统摄敦煌学的功能，当然，这也是敦煌哲学的精神核心。
3. 敦煌哲学的精神核心
3.1具有人文精神
敦煌可以说是古代全部文明的汇聚地地，让几乎所有的文明存在形式都烙印了它的印记。无论是我国的儒家哲学、希腊文明、印度佛教亦或是伊斯兰文明，皆在敦煌存留着各式各样的痕迹，也都写下自身文明的诗篇。甚至，在早已退去或消逝在历史长河所存的其他古老文明，也都在敦煌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上述所说的古代文明依靠敦煌石窟与敦煌藏经洞作为哲学载体，各个文明形式甚至是亚文明都可以在敦煌寻找到过往的足迹，敦煌的人文精神的包容与精神支持对于文明价值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2]。敦煌不但是单纯的将众多文明做了简约的杂糅搅拌，也并非作为简单的文化集散地存在，而是建造出了属于具有敦煌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即敦煌文化，这也最大程度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充实。以敦煌石窟为敦化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里，其展现的不单单是纯粹的佛家的处世理念，而是人们所常常言及的儒家圣贤、道家神仙，这种凡圣有别的边界被突破，将人类世俗的一面和所谓的神圣整齐划一，甚至在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理念也得到了相对的反映[3]。
3.2具有现实精神
世界之大，唯有敦煌可以利用地域来为精神形式进行命名。在敦煌哲学生成之时，四大文明的主要形式皆早已各自成熟。一个文明形式的成熟，则可以说明着他方的拒斥，这种特质尤其在宗教文化更是显而易见。因为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性，这也就致使存在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古往今来，这在人类历史中是表现得最为常见的状态，特别是欧洲，其欧洲史也可称之为宗教战争史。而敦煌哲学精神中的现实精神恰恰完美的包容了不同的宗教与信仰，文化与文明的各种形式。因此，只有现实精神才可以让文明对立之时剑拔弩张的氛围逐渐变得柔软，这种消弭的张力，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只有敦煌做到了。
3.3具有神圣观念
一部经文可以通过多种文字完成书写，一块石碑可以由多种文字进行镶嵌，这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实质于敦煌随处皆可一观。换个角度来说，各式的文明形式都可以于敦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脉络，而且，都成长在鲜活的体质中。敦煌是诸多文明的汇流，更是诸多文明完成融合、成长的地方。取百家所长进而独树一帜，这充分说明了敦煌哲学中神社观念对诸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的粘合力及再生力。
4.结束语
敦煌哲学的精神并非简单的元素堆积，更不是原子变量之间力量拉扯或是力量制衡，而是处于动变状态中的一种此消彼长，是取长补短，而并非敌我决斗[4]。敦煌哲学的建立正是基于这种毅然决然的特质，包容地将中国哲学中和的观念进一步激发与演绎，使之极致，敦煌哲学也向世人昭示，尽管各种信仰与文明皆不尽相同的存在着、对立着，但敦煌哲学进一步提示人们，文明与信仰是能够共处的，也是能够完成共赢，共生的。（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黑晓佛.敦煌哲学的独特性、问题域及研究范式[J].甘肃社会科学，2013，（06）：35-38.
[2]刘进宝.敦煌学通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精神家园 情感依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54-05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1] （P157） 所谓家园，其实就是由文化认同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归属感、思想上的一致性和思维上的一贯性；在文化认知上表现为对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想传统、精神理念、文化习俗乃至生活方式的认同、尊崇和追随。哲学对“精神家园”垦殖与构筑的目的，就在于能使现实中的我们随时能找到“回家”的感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已经使它在当代社会展现自身意义的过程中，打上了独特的中国身份标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这标识的表征。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如同古希腊哲学之于黑格尔？
一
“家园”的物像结构可以表现为独特的地理环境、血缘关系等可以物化的物质具像。“精神家园”则有所区别，它也可能以固有的地缘、亲缘为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明和文化的血脉关系。“精神家园”是在人的历史中生成的，但却只能在现实中被人所认识。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性积淀，精神家园不仅“种植”了一个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基因，开启了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总是以自身固有的方式哺育浇灌着它在不同时代结出的果实，构成了民族延续的精神血脉和民族生命之树的根。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人才会在精神迷失、意义困惑、价值消解等状态下，把社会转危为安的企盼寄托在“回家的路上”――从胡塞尔“朝向事情本身”到海德格尔关于“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追问，都是如此。
欧洲文化，从来就把古希腊和古希伯莱文化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马克思本人亦如此。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对两希文明的敬仰和尊重，还表现在他的理论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性以及对现实超越的无限向往，无不打上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莱文化的烙印。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文明和文化，也为解读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独特氛围。
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初始阶段就已经取得了足以令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骄人成就：政治上，它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为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搭建了最有说服力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未曾给予的新视野，因而也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赢得了中国人极大的尊崇。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孕育出一种理论的虚幻。曾几何时，我们的哲学研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对立起来，并企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旨趣，酿造我们的“精神家园”。的确，当理论的空泛无以应对现实社会的巨变之时，意味着传统精神家园的失落。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仰仗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重构我们的家园？
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它存在的历史构筑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尽管在近、现代之交的文化裂隙中，我们有过否定传统的历史性冲动，但这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弭或消解，中国人的精神依托，仍然固执地镶嵌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换句话说，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在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和信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能取代中国文化来充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尽管有人说死后“去见马克思”，但这仅仅是缘于政治信仰层面的调侃，却完全不是对生命归宿的文化认同或对终极价值的理性认知。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我们几乎能同时找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印记，却很难寻觅到马克思思想的踪影。因此，真正根深蒂固地凝结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提炼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站在社会层面主张人的实现的儒家，还是站在生命层面追求人的超越的道家，其思想精髓经过2000年的锤炼，穿越历史的时空，仍然在塑造着今天的中国人。中华民族早已经成为人种所包含的生理特征和地域范围以外的文化特质的代名词。林语堂曾说过，中国人在社会人格上是儒家，在自然人格上是道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代表着中国人普遍的处事态度，表明孔孟老庄的思想精髓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没有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构成要素，这就是当前理论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根本理由。“中国化”的目的是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添砖加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纳和认可，是把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检视我们的传统并指导我们的现实，而这种认可的前提在于，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找到其相通相容之处，能否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和文明意识解读马克思，能否自愿自觉地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化为一种我们文化能够包容的现实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外为我们再造一个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外在于我们文化的一种思想，并且，它还昭示着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即国家意志只能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却不能创生新型文化；外来文化只有通过改变生活世界，并且凝结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土文化之中。比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对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才完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道家的融合。历史表明，外来文化要在本土扎根，没有千年的锤炼是不可能完成这种锻造过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扎根于西方文化，也是通过对古代乃至近代以来欧洲生活世界的逐渐侵蚀和颠覆，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逐渐渗透和改变完成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口号，或者一种颇具时效性的政治使命，而应当视为一个思想文化融合的“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
二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还没有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但是却已经构成了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情结。正是这种想回避又不能够回避、想绕开却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学术情结，使我们在哲学探讨中往往情不自禁地或“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当作一座永不枯竭的金矿，在其中不断开掘新的学术视角，努力寻找消解现当代思想家理论困境的终极答案。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其解释空间都是有限的。离开理论自身生长的具体时空条件，抽象掉历史现实的内容，背离思想的当下使命和对当下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见，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再天才的理论都将蜕变为空泛的教条。而哲学研究中的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理论当作终极真理的思想倾向或者思维惯性，却时常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使我们偏离哲学研究应有的理性轨道，驶入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思维怪圈。我们把这种学术情节称为“情感依恋”。
这种“情感依恋”绝非单纯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个体心理现象，而是在学术研究层面，学者们在探讨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对于一种理论或学说的强烈的依赖情绪。在这种情绪左右下，人们潜意识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一种理论超验化为某种坚定不移的信条，再以这种信条作出一些先验性的前提预设或解释框架，并以此来甄别其他理论和社会现实。这种思考方式在“集体无意识”下几乎成为一种思维惯性，逐渐消解了思想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最终也会使思想的现实性化为乌有。
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已经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国家意志使然。今天中国开放的现实早已为学界打通了国门和地域的界限，拓开了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理论视角。如果再从体制上找原因，只能说明我们的学者们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反映在哲学思考和探索理论实现方式上，便是主体精神的匮乏。
当然，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情感依恋”，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和浓郁的社会政治背景。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在哲学研究领域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一指向，闭锁了其他的哲学视界和思想渠道。在单一的理论指向指引下，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的哲学视域，误以为哲学研究只有这样一种形态，哲学的思考只是这样一种思考。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置身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中，其理论建树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基础，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也是在马克思哲学教科书视角下进行的，既没有可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积淀，致使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被悬置于空中的无根无底的思维想象。尽管今天的一些学者在努力挣脱最初由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思想缠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简单、片面的理解甚至教条主义运用，但其结果不仅没能使马克思哲学研究获得现实性，反而由于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关注，进一步拉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加重了哲学研究中的非理性成分，即“情感依恋”的程度。所以，当我们仍然以马克思的问题为问题，以马克思的批判为批判时，必然忽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自身理论发展路径的检视，这只能导致哲学研究的主体――思想者的缺位以及思想者所赖以存在的生活基础的悬空，而被研究的对象――思想的客体俨然跃升为主体（由思想的主体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想象出来的虚幻的主体），并变成真实的主体所依恋的对象。这种哲学研究中的“主客错位”现象，就是“情感依恋”的基本缘由。
自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突如其来的各种西方思潮使我们原有的思想储备无力招架，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西学文本、形态万千的理论学说，学者们自然会生发出一种思想无边、学海无岸的茫然之感。以我们此前所受的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我们唯一能触摸到的边、唯一能停靠的岸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厚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我们投入精力和情感最多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确曾经有过成功和辉煌的历史，无论对胜利的缅怀还是对挫折的追忆，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们心中抹不掉的情结。因此，这种由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所导致的思想认同，使我们难以摆脱以马克思哲学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思维惯性。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种哲学研究过程中的理性选择，而是完完全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情感依恋”。即使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种思维惯性仍然牵引着我们不断地拓展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空间，不仅回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他对后现代思想家们种种理论的回应，而且还根据自己的需要，把马克思的同一段话语解释出几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蕴来。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现象正是思想主体自我迷失后的不自信使然。当然，如果从哲学解释学的立场看，这种“学术情节”也许能够被归结为对文本的解读方法上的差异。但是，如果否认了思想者自身的独立思想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哲学便无法称之为“智慧之学”。
哲学的思考总是在理性前提下进行的。尽管诸多非理性因素会对思考过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思考者自身保持一种理性的姿态，或者说，把哲学的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则是葆有思想的纯粹性所必需的。而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恰恰违背了哲学思考所应有的理性原则和对思想本身的敬畏。对思想者的热爱不应当遮蔽对思想的审视和批判。
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实际上是研究者在自我意识里做出的一种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考虑理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理论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依据，更不理会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只是一味地把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因此，一旦陷入“情感依恋”的情境里，哲学的思考便会背离理性的轨道，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马克思哲学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无形中把马克思哲学推到终极真理的尴尬境地。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哲学鲜明的批判精神，也违反了马克思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更为有害的是，在用马克思哲学理论剪裁事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演变出了教条主义。
回顾共和国的成长史，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凡是我们所经受的挫折，都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应用有关；凡是我们所取得的辉煌，都是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果。而当我们沉醉在“情感依恋”这种学术情结中，以马克思哲学来度量其他理论正确与否时，在给出先验框架的真理体系之后，还会把马克思哲学推向独断论的深渊。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当作一位有着无限魅力的思想家或哲学家来信奉或者追随，首先就要理解他，懂得他“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2] （P203） 并因此树立起理性的态度和哲学的思考方式，这样才不会背离思想者的思想动机和哲学的精神旨趣。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在今天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给出过先验框架的真理体系，也不在于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还切中着一些现实的和理论的弊端，而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以及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精神，仍然在“怡悦”、“激发”着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 （P21）
哲学以思想为对象，由思想者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在剥离了所有情感的因素之后，才能对“思想”进行真正的思想对话。历史上，马克思哲学的产生经历了这种痛苦的剥离，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三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这种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缘于对以往理论的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这两种精神正是我们摆脱“情感依恋”、重建现代中国精神家园的前提条件。
目前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是信仰层面的，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三是学术研究层面的。信仰属于超验层面，其形成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灌输，当然也不排除信仰个体思想上的从众性。信仰之所以成其为信仰，就是摒除了对信仰对象的怀疑，因此也淡化了理性的支撑和科学的论证，只需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意识形态层面的马克思哲学则是国家出于政治需要做出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和政策性考虑，其中包含着的理性思考和价值选择，但更主要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量。我们今天仍然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能单纯解释为历史的惯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经结出过丰硕的成果；也不能归结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保持思想一致性的需要，虽然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但还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而应当视为站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与我国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思想诉求和政治主张。“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正是这种时代呼唤的理论表达。这样的理解自然地就把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过渡到学理层面，即学术研究层面。在学术上，我们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从单纯的哲学思考来看，如何对待马克思哲学应当与信仰或意识形态无涉。因为在学术层面研究马克思哲学与在信仰和意识形态层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尊崇和奉行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理性思维应有的进路以及哲学作为“纯思”的学问所应有的态度，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首先应当“去信仰化”，然后再“去意识形态化”。摆脱了非理性因素的缠绕和政治因素的考量，才能科学地、理性地对待马克思哲学，也才能摆脱“情感依恋”对马克思哲学本真思想的遮蔽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的背离。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去信仰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仅仅是为保持哲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扫清道路。从学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来看，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是其从事哲学研究的基本姿态。如此这般，我们才能正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也才能理性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哲学。过去，为了救亡、解放，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为了实现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相反。因此，保持学者的清醒和足够的理性，才能使我们坚守住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原则，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为根基，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切入点，理性地、科学地审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为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找到合理的实现方式，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轨。在此过程中，摆脱“情感依恋”，凸显思想主体，是我们能否保持民族自性、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话语的关键。对此，西方当代的哲学家们已经在告诫我们：“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危险当然是在他们听任欧洲文化的摆布，以使认识理性的同时，他们却排挤掉他们自己的历史。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必须站在他们的文化一边。”[4] （P30）
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情感依恋”，恰恰是当前对待马克思哲学三种态度纠缠在一起的结果。这种“情感依恋”已经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导致了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尴尬局面的渊薮。有鉴于此，急需在认识上厘清信仰、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三个层面的界限，以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纯粹性；在思想意识上树立主体观念，以保持学术研究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开放性；在治学态度上，坚持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这是理论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整体性和历史性，以避免对马克思哲学的肢解、误读和随意性发挥。任何一种理论，经实践的检验最后沉淀下来的应当是其问题意识、前提批判、理论基础、论证过程以及其间一以贯之的思考方法。
当代中国精神家园的建设，不应当摈弃传统与现代所给予的社会背景。中国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的意义在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传统，使我们的“家园”更具有时代性。因此，在努力摆脱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基础上，更为要紧的是我们能否澄清如下问题：如何掌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如何提炼一种理论的思想精髓？如何理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能否把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同另一个时代的社会实践连接起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标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哪一个层面上的中国化？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更是哲学怎样把握时代和时代怎样创新哲学的问题。
无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文本理解上的隔膜，无视历史时空造成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无视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实基础，离开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马克思哲学的任何一种“依恋”都只能导致现代迷信，而中国精神家园的复苏，则只能在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空泛口号中，流于虚幻。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罗克全. 最小国家的最大值――诺奇克国家观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尼采曾经说过：“精神不能容忍回复到它已经经过的高度，它需要不断扩充”，尼采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综合体。从思考、到批判再到探索，尼采的超人哲学体现的是超越与创新的理念。
（一）酒神精神对人生态度的思考
酒神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赞叹，对生活本能的肯定。人们在欲望当中不断地进行现实性的探索，不屈服与客观的现实世界，用强烈的生命一致进行世界本质的探索。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崇敬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从孤寂到突破的转变。对待人生的思考是积极的，意志成为了人类生命的本质，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体现的是突破的精神，所以酒神精神对于人生的思考也是积极的。鼓舞人们挣脱生活的悲观主义思想，以超凡的勇气和决心来应对现实的不幸和痛苦，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对待人生的思考给以现代人非常重要的启示。
（二）超人哲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超人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反应的离不开对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思考。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超人的哲学思想就是通过非理性的手段对于理性进行演绎和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在尼采所在时代思想的一种突破，不满足于现实的禁锢。不断的发挥着生命的本能，突破自身发展的实际能力，以坚定地信念和决心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看法和超越。
（三）超越意识对世界本质的探索
从对于个人到对社会再到世界本质的探寻，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实现了三个层次的不断飞跃和深入。强力的意志反应的是超越和突破的精神，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超越，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必依附于上帝，形成自己独立的强大的精神世界，带领人们实现自身的超越和突破。不被世俗所束缚，不被生活所困恼，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升华自身，寻求强者的心境。将强大的内心世界作为追求社会价值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从而探寻人生的真谛。
二、尼采超人哲学对现实的影响
尼采的超人哲学贯穿于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脉络当中，不仅仅在尼采所在的时代，在现展的过程中尼采的精神也是哲学精华。哲学的思考离不开现实社会，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精神世界才能产生对现实世界有积极的影响的思想，超人哲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我们的时展需要超人哲学的指导。
（一）创新性和超越性的实践精神
超人哲学宣扬上帝已死，体现的是一种突破和超越的精神，对于尼采所属的时代而言这种一种对现实束缚的挣脱。我们的时展也需要这样不断的超越的精神，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创新的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创新思想运用到各个领域当中，不能安于现状，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广泛的吸纳人才，超越自身的发展的局限，突破瓶颈，从而在各个领域中创造出更多的实践的成果。
（二）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现实选择
超人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强力意志，虽然对于现实社会反映出非理性的思考。超人哲学肯定了个人的发展，对于个人意识的体现给予肯定和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引导的作用。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社会的发展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所以，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应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进行看待和分析。个人在实现突破和创新的同时也是对于个人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人们在社会发展参与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能力，创造社会的价值，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得以实现，这种状态的最佳的也是积极的。
（三）传统与现实的合理判断
对于超人哲学的分析应该坚持辨证分析的方法，对于一切的发展形式而言，无论发展的内容是什么样的，都是体现在新内容对就内容的否定上的过程，超人哲学承认这种否定和批判。在对于传统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而言，我们也应该怀有辨证的思想进行判断，积极的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现实因素的合理的运用，通过创新的手段进行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思想。不断地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从而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精进，走的更加顺畅。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