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Goldsmith(1969)分析了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间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金融结构论，认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就构成了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就构成了该国的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基于此，他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概念，即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用来说明经济货币化程度。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即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制约以及利率的管制会束缚金融的发展;而解除金融抑制，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则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King和Levine(1993)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通过检验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即一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MichaelK．Fung(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金融弱化问题普遍明显。
M．KabirHassan、BenitoSanchez和Jung－SukYu(2011)利用面板数据得出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在国内文献中，关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周立、王子明(2002)分地区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得出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关系的结论。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2005)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关系又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王定祥、李伶俐和冉光和(2009)运用中国1952－2007年的时序数据，运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等计量工具，基于资本分工视角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很多专家学者也从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探究。杨胜刚、朱红(2007)从分析中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入手，利用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量、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姚耀军(2009)运用运用区域宏观经济数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力。综合国内外文献，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能否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从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1952－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等方法来证实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山东省的金融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模型设定、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引入KingandLevine(1993)的总生产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之上推导出本研究所需要的计量经济模型。模型为:其中Y表示经济总产出，K为总资本的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F是金融发展水平。为了单独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投入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按照ParenteandPrescott(1991)的方法，对劳动力投入施加一个容量限制L，从而有:令m=(L，L)，表示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力容量，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总产出就取决于真实资本投入与金融发展水(4)式中，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既包括金融总量的增加，又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和改善，这里我们仅从金融总量上来考察金融发展水平。参考KingandLevine(1993)的做法，我们选取了三个指标:一是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即广义货币量M2与GDP的比率，表示金融发展规模，用FS表示;二是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用以表示金融发展效率，以FE表示;三是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表示金融发展结构。由于我们所选取的是省级数据，第三个指标在数据上收集比较困难，因此我们不予考虑。广义货币量M2难以具体衡量，我们选择山东省金融机构存贷和来替代。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用金融机构存贷和与GDP的比值(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金融发展效率)来衡量山东金融发展。于是，山东金融发展的函数为:(8)式为人均产出模型，其中β1为资本的边际产出，β2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边际产出，β3为金融发展效率的边际产出。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利用(8)式可以考察山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衡量经济发展上，我们选取山东省居民人均GDP作为指标，以代替(8)式中的dF/m，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表示政府投入对经济支持的力度，用GOV表示，以考察政府财政投资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并代替式(8)中的资本(K)。基于此研究设定了如下向量自回归模型予以实证分析:其中，RGDPt为山东省居民人均GDP，GOV为政府投资规模，FS为金融发展规模，FE为金融发展效率。
(二)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为居民人均GDP、政府财政支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关的三个指标。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山东统计信息网、《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山东省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金融年鉴》，时间跨度为1952－2011年，采用Eviews6．0进行统计处理。居民人均GDP我们用RGDP表示，以1952年为基期将名义人均GDP折算成真实人均GDP。金融发展规模(FS)用山东省历年存贷款和/历年真实GDP表示，其中每年存款和贷款均是本年与上年之和取平均值得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山东省历年贷款/存款得出，存款和贷款的算法同上。政府的财政投入(GOV)用山东省历年的财政支出额/真实GDP得出，其中历年的财政支出额以1952年为基期算出真实值。
(三)研究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运用变量的水平值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变量关系时，最常用的方法是OLS法，但是OLS法使用的前提是变量平稳，若所考察的变量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使用OLS法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推断的结果往往是错误的，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就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而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理论认为:两个或者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线形组合如果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就称为协整。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该检验一般运用于多方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另一种检验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一般运用于单方程。
本研究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得到协整结果后，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的关系，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em，Engle，Granger，1987)，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or-roCorrectionModle)进行短期因果分析。如果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我们就对稳定的差分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准则来确定。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eviews软件，对居民人均GDP的对数形式以及其他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值最小的原则来确定。通过检验发现，LnRGDP、KR、FS、FE均为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后，我们发现lnRGDP、GOV、FS、FE不含单位根，即为平稳变量，表明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上述变量的对数形式为一阶单整序列，由协整理论我们知道，这些指标可能存在某种线性组合，从而可以反映出变量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这几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在检验之前，我们必须先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然后确定模型的结构和最优滞后期。由上述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LnRGDP、GOV、FS、FE四个变量有三个都只含有截距项，不含趋势项，因此在确定VAR模型结构时，我们选择模型只含有截距项。在确定最优滞后期时，我们根据LR、FPE、AIC、SC、HQ统计量最小原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52－2011年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山东的政府投资规模与居民人均GDP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与人均GDP存在反向关系。这说明通过扩大政府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体现。
协整检验说明了LnRGDP、GOV、FS、FE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实际的经济数据是由非衡过程转变到均衡过程的。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em，Engle，Granger，1987)，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orroCorrectionModle)进行短期因果分析。在误差修正模型中，FS和FE在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系数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即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的效率(即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化率)对经济增长在短期没有正向影响;相反，GOV的系数在滞后1期和2期都为正，这表明政府投资在短期也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投资的增长是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的增长受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大。
(三)脉冲响应分析
协整检验证明山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政府投资规模的VAR模型在长期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利用sims(1980)提出的脉冲响应来单独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冲击反映的结果如图1所示。图1显示的是山东省居民人均GDP与金融发展对相关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反映。
从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山东金融发展规模(FS)和金融发展效率(FE)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分别在第4和第2期达到最大值。(2)金融发展规模(FS)对居民人均GDP产生负向影响，并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其负面效应在第6期达到最大;(3)金融发展效率(FE)对居民人均GDP也产生了负向影响，没有转为正向影响的趋势，在第10期负面效应达到顶点。
通过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不难发现，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规模(FS)与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关系，这一发现与普遍认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背离，但我们考察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特性就能探究出其原因所在。金融发展规模和人均GDP的负相关意味着山东省的货币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这反映了山东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山东省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粗放型的。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这可能是金融抑制的作用。山东省企业投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银行信贷大都流向了那些经济资源效率配置较低的国有单位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效率原则来决定，而山东省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很高，大多数企业经营效益并不理想，这使得银行信贷的增加造成了很多坏账，造成金融资产质量很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金融业受到了政府的控制，金融体系被赋予财政职能，金融体系市场化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逐年增长并且跃居全国前列，这其中的原因与政府投资的不断增加密切相关。
换言之，山东省缺乏一个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金融发展水平，其金融的发展是低效率的、低层次的，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制约了山东省经济更好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额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出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说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山东省经济体制不灵活，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单一，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过大等问题。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1952－2011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山东省的金融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而政府的投资是拉动山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省的金融功能弱化，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使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大打折扣。
1．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于县域经济发展县域金融服务体系远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农村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其业务主要限定在政策性收购资金的支持上，而其应有的支持农业开发功能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三农”信贷支持与“三农”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极不匹配长期以来，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和大项目，“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占比较小，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对资金的需求。1999年以来，大型商业银行对农村中小客户的服务越来越弱，信贷投放权纷纷上收，从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农村信贷结构调整滞后于农业经济转型发展，大量农村资金“农转非”，使本来不足的农村信贷资金越发捉襟见肘，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转型发展。
3．乡（镇）级农村信用社的撤消严重影响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金融机构，与农村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始终高比例地保持着向农户放贷的领先地位。然而，小微借贷市场的乡（镇）级法人社的全部撤消，所导致的后果是，被保留的县级统一法人社其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地（市）级、省会城市级和省（区）级为单位统一法人社的数量在逐步增多，但是，其支持“三农”小微贷款的意愿却在逐步减弱。按照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以及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其发展重点将超越农村市场，这必将给农村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
4．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作用不强目前，为农村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农村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正规金融，以及还包括大量的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然而，正规的农村金融的支农作用不强。农村发展银行，只是将业务重点放在了粮棉油收购方面，真正供给“三农”的信贷资金数量很少，并且，在县域以下并没有网点。农业银行，贷款门槛高，并且撤销合并了县以及县以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将信贷业务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信用社采用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也将从农村市场吸收的资金，部分流向收益较高的非农部门，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和农村微型企业则难以得到金融支持。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对“三农”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持。
二、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1．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注重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功能，培育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和债券融资，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涉农保险业务，并从税收、保费补贴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和鼓励。鼓励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投资能力不断提高的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仍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只能以非正规金融的形式游离于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既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素，同时也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将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引导民间资本规范从事资金借贷活动，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
2．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机构多样化，也就是既要有大型商业银行，又要有区域中型银行，还要有小型金融机构。而多层次的金融需求需要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予以支持。应鼓励和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农村建立分支机构，或发起组建村镇银行，通过创新金融担保方式等政策，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通过改革建立与农村多种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政策性、商业性和民间金融等多种性质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应加快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确立以农村信用社为支农主体的地位，利用信用社网点多和覆盖广的优势，推行其向村镇银行的试点转变。因地制宜地推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建立，构建以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市场。
3．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担保公司的作用，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担保体系，为农村信贷提供风险化解服务。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立即可以采取政府组建，政策性运作模式，也可以采取政府组建，市场化运作模式。无论采取哪一种运作模式，都是通过政府的力量组建担保。实践中，应努力构建由县、镇或村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资的地方信用担保体系，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担保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征信体系，通过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和信用数据库，为金融机构提供有贷款需要的农户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积极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镇和信用企业等的评选，鼓励农户和小微企业等参与信用评比，对信用高的农户、村、镇和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在对其发放信用贷款时适当增加额度，并给予优惠贷款利率等奖励，鼓励并提倡这种信用行为，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把信用的形成和维护打造成一种民众共识，一种可以测量的道德标准。
4.加快农村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机构应不断加强自身服务意识，加大创新力度，深入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着力开发适合农村地域特色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产品，切实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和金融服务水平，根据客户需要，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信贷产品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要积极探索推广“农户贷款互助担保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行业协会+联保基金+银行信贷”、“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社员联保+银行信贷”等贷款模式，支持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小企业及农户扩大再生产。不断完善“信贷+保险”的合作模式，把林权、土地、水域、宅基地、农机具订单等经济资源的抵押功能发挥出来，大大增加市场的有效信贷供给。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生产资料一直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收入渠道缩小，增收困难。据相关报道，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发展，问题已经由最初的浅要层面的经济问题逐渐深及到更进一步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影响使农村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无一技之长用以谋生的高龄农民，另外，那些只依靠农业种植来生活的农村家庭，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农民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增大，对社会安全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加强农村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在巩固农村第一产业的基础上，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二与第三产业，使农业发展方式有所转变，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变为从农业生产到加工农产品，到将农产品流通，最后经营销售，使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使农副产品的附加值能够大大提升，在这一完整的产业链中，农民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实现增收。同时，政府还应该帮助农民将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建设品牌，将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的质量以及档次提高，使农民能够依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政府还应该将农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农村加快产业化经营的速度，从而能够有效在农村中推进新技术、促进新产品等的更新速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速度，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收入。
（二）多渠道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要想维持农村稳定，就必须要彻底解决农民就业困难的问题，首先，政府应该要将农民以及企业结合起来，在农村建立其帮扶政策，在农村中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农村培训制度，使下岗农民以及返乡农民能够得到专业的培训，提升农民的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使农民的就业率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另外，还可以在农村建立起完善的创业鼓励政策，倡导农民一起合作，以农村为主要根据地，自行创业，将荒山、闲置用地以及厂房等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作为创业基地，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创业的补助，使农民能够放心创业，通过多种途径，使农民的就业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三）完善农村保障体制。要想保证农民的收入，政府应该在农村中完善保障体制，可以适当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资金，将农业信贷的限制合理放宽，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大的资金发展经济，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另外，政府还应该在农民的医疗、养老以及事业等方面加大保障覆盖面，使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得到保障，使农村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四）加快建设农村合作社。政府可以鼓励农村建立专业的合作社，加强农民的合作，使农业生产能够呈现组织化建设的现象，使农民能够保证以产业化、专业化以及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来面对日益严重的市场竞争以及经济风险。政府要在农村宣传合作社的重要性以及作用，使农户能够自行成立；另外，政府还要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指导，使农民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农业发展的新产品以及新技术，使农产品能够实现丰收，从而加大农民的收入。
结束语：
2016年6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了题为《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的报告（下简称“报告”）。报告肯定了中国在迈向成熟发达经济体的征途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近年来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例如GDP增速放缓、负债率攀升、企业业绩下滑等。报告指出中国可以通过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转为生产力主导的增长模式，促使经济度过当前的困境，并且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加。
从立意角度、研究范式以及政策建议等都属于中规中矩的咨询类研究性报告，但是报告中的某些观点一经媒体解读之后却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中国超过80%的经济收益来自金融行业――这种经济结构显然是畸形的”。研究发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四年中，即2004～2007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收益）占比还较低。危机爆发后的四年，即2008～2011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占比大幅攀升，同期，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占比进入负区间。而在2012～2014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占比进一步攀升，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回到正区间，但占比较危机前大幅缩小。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80%左右的经济利润仍来自金融行业，美国的这一比例，在20%左右。
“中国经济80%左右的经济利润来自金融行业。”是报告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暂且不论得出该观点所涵盖的研究对象、所采用的数据是否能够说明真实情况，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计算的数量指标是否恰当，因为即使立论观点不成立，也不影响报告的整体性研究结论。但是该观点经媒体报道之后，就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的焦点话题。本文的出发点就是针对该报告的分析过程，力图还原事实真相，并阐述金融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对报告中立论观点的质疑
计算核心指标所采用研究对象、数据及方法
指标界定及计算方法。报告中所采用的核心指标之一是经济利润，即广受争议的焦点指标，报告注释中给出了明确定义，经济利润，具体为息前税后经营利润（扣除调整税后的经营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其中，资本成本为投入资本乘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金融企业中，经济利润是指净收入减去资本支出（股本乘以股本成本）。报告中所说经济利润的概念，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经济增加值（EVA）。经济增加值属于微观经济范畴，是反映股东财富最大化理念的业绩计量指标。在国资委2013年初正式实施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对经济增加值进行了明确定义和规范，即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后的余额。另外，该办法还对不同企业适用的资本成本率进行了分类界定：中央企业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定为5.5%；对军工等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资本成本率定为4.1%；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非工业企业，资本成本率上浮0.5个百分点。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报告计算济利润所涵盖的研究对象包括超过3500家位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和7000家位于美国的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收入分别相当于中国和美国2015年GDP总量的55%和85%。报告称，研究数据来源于McKinsey CorporatePerformance Analytics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报告特别提出“在那些负利润行业中的公司仍有较好的营业利润，然而一旦将资本成本计算在内，经济利润就变为负数”，报告认为该公司的价值也荡然无存。
指标计算口径的可比性
其一，中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两个国家产业结构存在很大不同，用同一口径计算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同一时间区间的金融行业经济增加值占比，不具有显著的可比性。
其二，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程度不同。我国资本市场属于新兴市场，而美国资本市场是成熟市场，两国的上市公司结构与国家整体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证券化水平较低，其上市公司的结构与我国经济结构也存在差异，因此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计算经济增加值，其代表性远没有美国强。
其三，中美两国会计准则和税制存在差异。虽然两国计算企业EVA的方法是一致的，但是两国企业适用的会计准则不同、缴纳的税种不同，使得企业息前税后利润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
其四，比较时点的选择对研究结论有较大影响。银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出贡献占比大。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行业，银行业受经济周期滞后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表现在其当期利润包含一定的风险滞后成本，即隐性的不良资产及不良资产率，会随着经济周期的下行逐渐暴露出来，并吞噬前期已形成的资产收益和已计提拨备。加之2015年我国整体货币环境较为宽松，股票市场上半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牛市，为证券业带来明显的波动收益。因此，计算时点的选择应充分考虑经济周期的滞后因素及市场波动因素，平滑因风险缓释带来的利润虚高，否则将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该报告测算金融行业经济利润占比并粗略得出结论，均未考虑上述四点重要因素的影响。
研究对象与范围
其一，报告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报告称经济利润分析的对象为超过3500家位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报告未对这些上市公司的具体范围及其利润的计算口径作出说明。我国注册地在境内的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种类主要有A股、B股、H股，没有说明研究对象是否包含红筹股以及分别在澳大利亚、巴黎、东京、多伦多、法兰克福、韩国、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地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海外中国概念股。并且，如中国工商银行同时发行了A股和H股、申万宏源同时有A股和红筹股、中国人寿同时有A股和N股等，报告亦未对该类上市公司如何设计合并报表的利润核算方式以最大程度地消除重复影响作出说明。
其二，对报告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存在质疑。报告称3500家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占我国GDP总量的比重仅为55%，而同期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占美国GDP的比重却高达85%。以占比55%的上市公司经济利润来代表全行业的经济利润，对我国分析得出的结论显得以偏概全，不够全面和准确。特别是，像华为等大型民营企业并未纳入我国研究样本，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都显不足。
因此，按照报告的计算方法和研究样本，较为客观的表述应该是中国上市金融企业创造的经济利润占全部上市企业创造经济利润的80%。该报告将上市企业的经济利润直接替换为全国经济利润，有偷换概念、主观缩小分母基数之嫌。
金融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金融业通过其特殊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经济的增长，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
金融业增加值是指金融业的全部基层单位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之和。按照核算国民经济的收入法计算，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从业人员报酬、固定Y产折旧、生产税净额以及金融机构营业盈余等项目的总和。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则是金融业的相对规模，反映了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金融业发育程度。
国际经验表明，长期看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会随着经济的有效增长呈缓慢增长趋势，但短期会随着经济的扰动而波动。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1世纪前10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1%、5.36%、7.26%；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该比值出现快速下滑，随着美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该比值亦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从我国实践看，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平均分别为5.32%、5.01%。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走势，但是由于在2000～2005年期间，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小于GDP增长率，导致该指标持续走低；从2006年开始该指标快速上升，且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较小。整体上来讲，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并且该比值与美国情况基本相同，不存在显著差距。（见图1）
金融服务业对区域经济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近十年以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金融服务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支柱产业，对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金融总部云集的北京，2015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926.3亿元，占地区GDP的比重达17.0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6%，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服务行业；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4052.2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占地区GDP的比重为16.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深圳，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为2542.82亿元，占地区GDP比重为14.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
通过统计2015年我国各省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可以看出（图2），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GDP占比平均水平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行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较为突出。近年陆续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金融业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金融业税收快速增长，税收收入占比显著提高，税收贡献突出，已成为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数据显示，2010～2014年金融业合计缴税50550亿元，占同期全国总税收收入的10%；2014年金融行业缴税14261亿元，较2010年的6221亿元增加了1.29倍，金融业税收贡献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3%；金融业缴税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2010年的8.04%，上升至2014年的13.74%，增加了5.71个百分点。显然，金融业税收的增长速度和贡献率在众多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始于2014年下半年的证券市场火爆行情，证券交易印花税拉升了金融行业税收的整体贡献，2014年金融行业税收收入较上年增加20%，全国税收占比较上年提升了3.87个百分点。（见图3）
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活动的血脉，把金融搞活了，整个经济皆活。金融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产业已上升至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苏多变，国内经济发展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换、风险释放的关键期，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我国金融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在与国际接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金融业具有的极强关联性、风险扩散的叠加性以及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点，防止系统性风险在国家之间传播升级，通过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确保我国货币币值的稳定，确保金融产业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运行与社会生活的稳健发展。因此，随着金融产业规模、产出的不断增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大，产业先导性作用日益显现，金融产业的安全和稳定已经上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金融产业是社会经济运行质效的有力保障。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不同历史阶段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制约金融业发展，即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存在最优均衡比例，低于或高于这一水平都会损害金融功能的发挥。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金融业通过合理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并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当前，在推进“一带一路”、棚户区改造、水利及铁路交通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同时，金融业更要适应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政策红利逐步减弱的新环境，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引领社会资本流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兼并重组，有效破解融资难题，降低经济社会的融资成本，在提升社会经济运行质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金融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金融业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战略意义，不仅仅体现资金总量配置上，更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区域配置、内外市场相互促进等方面，可以说金融产业的高度集聚性和专业化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金融产业按照市场运行规律和国家政策导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其融资功能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M经济社会资源从低附加值、落后产业向高附加值、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转移，强化“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完成效果，支持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壮大，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注入发展动力，推动传统的以衣食住行为代表的生存型消费逐步向医疗、教育、文化、旅游休闲等改善型消费升级；创新投贷联动等业务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渠道来源；落实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实行金融服务优惠措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同时，金融企业通过PPP、ABS等创新业务模式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老牌国有企业盘活资产，强化我国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效果。
金融产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人民币国际化助推人民币清算和结算以及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量、离岸人民币投融资需求等持续上升，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金融业肩负起促进资本国际流动、支持多边贸易、增强交易便利性等作用，为中资企业境外投融资、海外并购、开设分公司等，提供便利、有效的跨境金融服务，在推进我国全球优势产能形成的同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金融经济 风险原因 风险防范
一、引言
金融机构是金融经济的主体，在金融经济的风险防范工作上也不断加强，尤其是处在当前金融经济多变的环境下，在金融经济风险防范的措施上要能多样化实施。在市场开放性以及自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前金融经济的风险隐患比较突出，注重金融经济风险的有效遏制，已经成为当前金融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金融经济风险的特征以及风险形式分析
（一）金融经济风险的特征体现分析
金融经济风险社会性特征。从当前金融经济风险的发展情况来看，其自身已经形成了鲜明特征。在金融经济风险的社会性特征上表现的比较突出。由于金融机构和其他的发展行业有着不同，在自由资金方面占据全部资产比重相对比较小，而大部分都是来自存款以及借入资金。在金融机构自身的特殊性就对金融经济风险的社会性起到了决定作用[1]。金融机构倘若是在经营中出现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就会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在社会性的特征上有着鲜明呈现。
金融经济风险的周期性特征。金融风险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着不同的风险安全因素。如果在宽松期以及投资等环节缓和的时期，在风险发生率方面就相对比较小。而在紧缩期以及经济间的矛盾加剧的时候，在这一过程中的金融经济风险就会加大。在金融经济的风险周期性方面体现的比较突出。
金融经济风险的可控性特征。金融经济的风险发生不能绝对的消除，但是在风险的可控性方面能够掌握主动权。在采取相应的措施下，对金融经济的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可通过风险转移以及风险补偿等方法的应用，将经济风险最大化的减少，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中[2]。金融经济的风险在扩张性层面的特征也比较突出，主要就是体现在信用危机层面。
（二）金融经济风险形式分析
金融经济的风险表现形式也比较多样化，其中在金融会计风险形式方面，就有会计核算风险以及会计人员风险两种形式。前者的风险形式，主要就是在进行会计核算过程中没有加强重视，出现了失控的问题，这就会带来操作上的风险以及利润不实的风险。后者的风险形式，主要就是因为人为的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哇违规操作造成的风险问题。
金融经济风险中的创新风险形式也是当前比较重要的风险形式。在这一风险形式上，主要就存在着资产风险以及利率风险和信誉风险等层面。例如在资产风险形式层面，主要就是在竞争压力大的情况下，贷款出售以及委托业务的迅速发展，在透明度上相对比较差，这就使得金融结构发展形成了问题，从而就会造成资产风险问题的出现[3]。再比如，对于利率风险形式，主要就是在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情况下，在汇率的波动风险比较大，没有注重科学化的管理，从而带来的风险损失。
金融经济风险的市场风险以及政策风险形式也比较突出。从市场风险形式上来看，主要就是市场环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被破坏，从而就带对金融经济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对金融机构带来严重损失。再有就是从政治风险上来看，受到政策的影响，对金融经济市场也会造成影响。这些层面的风险形式，都对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很大威胁，这就需要注重对金融经济风险问题及时性的解决。
三、金融经济风险产生原因和防范措施探究
（一）金融经济风险产生原因分析
金融经济的风险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下使然，由于在金融机构的资产方面较为单一化，就比较容易出现风险。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就是通过资产购买固定资产，以及固定资产所构成，在占有股份比值上比较小[4]。但是受到经济结构没有合理化的呈现时，就会使得资金的收回成为很大的问题，就会造成负债财务风险的发生。
另外，金融经济风险的产生在受到行政干预，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等因素的影响下，在金融机构自身方面存在着问题的因素影响下，也会对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风险。对于金融经济的风险成因要能充分重视，找到针对性风险应对的方法。
（二）金融经济风险防范措施探究
金融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注重方法的多样化应用，首先就要能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进行着手。对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进一步加强，要注重对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以及要充分重视信贷规模的有效控制，在少量贷款的抑制手段也要能多样化应用，对居民的储蓄能加强稳定。
强化金融的监管手段，对违规操作的要严肃处理。对金融经济风险的防范，就要注重从监督管理层面进行加强，提高金融企业的信贷质量，最大化的降低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要加强，在金融资本对象的风险评估工作上要能科学化实施，加强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5]。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方面的业务监督工作要加强，从道德层面以及法律层面加强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在服务水平上能不断提高。
注重审计部门的完善设立，以及注重将授权分责制度加以落实。金融经济的风险控制，就要注重对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部门的建立，将其独立性以及权威性能充分体现，审计部门可通过定期或是不定期的方式应用，对内部部门的审核工作进行完善实施，并能结合实际对监督管理机制动态化实现。在授权分责制度方面的落实工作要能加强，这样就能有助于实际工作的效率水平提高。
加强金融经济风险防范法律体系的完善建立。对金融监管责任制度以及监管体系的法律要结合实际进行完善化。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种类比较多，这对金融经济风险防范管理也增加了很大难度，要能从实际出发，结合不同情况来进行O置不同的法律，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将金融经济风险的管理规范化以及法制化的实现。只有从法律层面对金融经济风险加强管理，才能为金融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金融经济风险的有效防范，就要能充分重视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我国的金融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在风险问题上也比较突出，这就需要从多方面加强重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从多角度分析，找到针对性的应对方法加以实施。通过此次的理论研究，就能对实际风险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张萌.试论金融经济的风险及其防范[J].财经界（学术版）.2015（14）
[2]王一康.浅谈金融经济的风险及其防范[J].商场现代化.2015（06）
[3]王怡.论金融风险下金融立法的理念和维度[J].云南社会科学.2014（04）
[4]黄爱华.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的联动机制分析[J].时代金融.2014（03）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强,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备受金融界青睐,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开发性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受到关注,更少有人结合开发性金融实践活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有部分学者对开发性金融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说明(白钦先、曲绍光1993;王伟2002,2005;陈元2000;程伟2005;罗学军200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试图检验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温守义2005;苏纬、梁士涛2007;李志辉、张晓明2007),但是他们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度量指标,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因此计量结果与开发性金融实践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构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相关数据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简单评价
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Gurley和Shaw(1950)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近”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开创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并用其来衡量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启了量化的先河。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归纳和分析,得出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10个结论,其中包括金融与经济增长平行发展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随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继对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延伸和推广。
1993年,King和Levine改进并弥补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们运用1960-1989年的数据,对80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统控制其他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检验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广为后续研究者使用。同时他们对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随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如何伴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等问题给出了最为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谈儒勇(1999)首先借鉴国际惯用指标———金融深化指标和银行重要性指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适合我国情况,并且指出金融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随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李广众(2002)认为国内现有的对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金融现状,提出应该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指标体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而东部则有双向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等。
综上所述,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日渐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一类独特性质和特殊职能的金融———开发性金融,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呢?本文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标的构建和改进方法,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纵观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过程,金融发展类型大致分为两类:需求跟进型和供给导向型。需求跟进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指实体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更多额外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要而迅速跟进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发展。该理论是一种传统且成熟的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多适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更为显著。其基本路径可表现为:
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
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超前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其发展模式有两大功能:资源转移和企业孵化。该理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开发性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谢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们可以用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现在引入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时参照赖明勇、谢小晓、包群(2006)进一步拓展的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来描述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定整个经济活动只有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两部分组成。生产函数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和社会总产出;LFt,LRt,KRt,KF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所雇佣的劳动力和使用资本。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门外部性作用存在,实体经济不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也是金融服务的函数,改进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时期金融服务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同时引入适应性预期模型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线性关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门通过不变弹性ω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现对期望外溢因子F*t进行动态迭代,并利用几何滞后变换,可得如下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门外溢效应在当期预期外溢效果与前一期实际外溢效果之间的选择:0θ1;α,β代表某一部门资本,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的线性系数;δ代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不变弹性ω代表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的增加。该模型反映了供给导向型金融部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一是金融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资本利润
率、资产利润率、投资转换率、资本形成效率、规模效应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门的巨大外部性作用,这也是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体现,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产品的创新外部性、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态等因素。
四、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
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从开发性金融运行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构建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
(一)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衡量指标大多采用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几个指标。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际惯用指标,同时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相关衡量指标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选择能够同时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标,以及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银行重要性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的客观性以及开发性金融显著特征,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重新进行了精炼和改进。
第一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深化指标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M2/GDP),该指标所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偏高,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高位。贷款指标在国内外实证分析中经常使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能体现金融中介的直接经济意义,并且(M2/GDP)指标不能直接衡量开发性金融深化水平。考虑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实际GDP之比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季度贷款余额CDB,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因为国家开发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改革,其前后变化较大,统计口径难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运营相对比较稳定,计量分析更加可信。贷款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年报。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
第二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重要性指标CDB:借鉴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指标的计算方法,本文尝试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货币当局季度债权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近似代替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债权之和,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债权的80%,甚至80%以上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基础性贷款②。货币当局季度债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
(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择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计算各季度实际GDP,然后对实际GDP进行季节性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影响,最后利用GDP环比增长率公式(GDPt-GDPt-1)/GDPt-1计算GDP环比增长率。季度GDP来源如前,零售商品价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经济增长有时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控制一些变量,限于数据等原因,本文仅选用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实证经验(谈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季度通货膨胀率始终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独立。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鉴于本文检验的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以及控制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本文选择了比单方程更加可靠的多变量VAR模型③,来检验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多变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中各序列均平稳,所以只有构成ΠYt-1的各变量的是I(0)时,才能保证新信息是平稳过程。
五、结论分析与相关建议
(一)结论分析
无论是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还是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都表明,开发性金融明显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和更大的经济外部性,能在市场框架下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开拓市场、建设制度,主动引领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第一,开发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在制度设计方面,开发性金融无论是贷款期限、利率水平,还是其融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贷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发展类型方面,开发性金融属于供给导向型金融,可以相对超脱于即时经济运行,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失,从市场建设角度构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实体具有更大的经济外部性。开发性金融资金投向隶属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生产领域,具有强烈的乘数传导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开发性金融作为重要的宏观金融工具,肩负着开拓市场、建设制度、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使命,经济外部性显著。
第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支持效应。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着眼于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尤其体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上,所以开发性金融资金投放规模巨大、运作周期较长,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二)相关建议
基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开发性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同时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现状,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认清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开发性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既不同于传统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商业性金融,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而一般金融则隶属需求跟进型金融,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具体表现在运作主体、信用依托、业务领域、运作方式、运营目标等方面。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徐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1．
[2]刘泽云．巴塞尔协议Ⅲ、宏观审慎监管与政府财政角色安排．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3]戴莹．证券信用评级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2．
[4]刘坤．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东北财经大学．2012．
[5]张志远．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的博弈研究．吉林大学．2013．
[6]肖健明．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武汉大学．2010．
[7]郭金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危机市场化处置法律制度研究．辽宁大学．2014．
[8]潘静．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