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关键词]经济特区；GDP含金量；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简介]周光伟（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经济、发展经济学；陈宏国（1985-），男，广东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区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一定关注。周光伟，韩彪（2012，2013）认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GDP数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唯GDP论下，从GDP含金量视角思考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区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视角创新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GDP之“金”的内涵
周光伟和韩彪（2013）认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数λ*=GDP*/GDP 。假设深圳GDP含金量系数λ*1=GDP*1/GDP1 ，全国GDP含金量系数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与全国整体相比，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率先作为。具体概述如下：
（一）率先发展市场经济
深圳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市场形成开放式的竞争格局，政府、企业、社会总体而言富有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姚小雄，2000；乐正，2010）。
（二）率先发展开放经济
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 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运用国外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乐正，2010）。
（三）率先改革发展路径
深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2010）。具体表现为：1.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经济、环境并重发展（袁易明，2004）。2.率先发展自主创新体系，已成功转型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体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体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进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农，2000；陈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市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开展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加强行政电子监察，全面试行政府绩效管理（许勤，2011）。
三、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结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质量合格之“金”
1.深圳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分产品种类、小样本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深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社会舆情看，深圳由于路桥等基础设施未到使用年限而发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矿难、食品质量不合格等事件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质量”概念，将质量安全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2.市场经济体系要求顺利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理性经济人对于产出质量（包括产出环境质量水平）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在交换的环节达到理性经济人的产出质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换。
3.产出质量技术保障能力更强。201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勤，2010）。深圳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质量技术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换顺利之“金”
1.在产品销售率指标方面，深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2.交换顺利在狭义上指全部产出实现了交换，广义上还可包括交易成本最优化标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是社会为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种代价（高培勇等，2003）。每单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说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当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时，平均每次/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的投入，从而减少了服务于货物通关而产生的相关生产投入。这样，相应的GDP统计也会减少，同时社会有效产出并没有减少。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积极效应是降低了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总体判断交易成本状况，深圳单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见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价格体现市场价值之“金”
深圳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导致价格更能体现市场价值。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发展开放经济过程中，深圳需要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加强经济联系，不得不适应其市场经济规则，同时也要在适应中逐步优化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际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值偏低。经过初步计算，深圳单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根据“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数”指标，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国（见表3）。
2.深圳基尼系数偏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市场性报酬机制，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多年超出国际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薛进军等，2008）。可见，深圳基尼系数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总体大于全国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国收入之“金”
1.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指标看，深圳以较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见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实际使用之“金”
虽然没有关于生产能力闲置、生活浪费等统计数据的直接证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断：1.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浪费所购买的商品，必然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害，于是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会更大限度地减少浪费。2.在外向型经济相对更加发达的条件下，相当部分消费者来自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减少浪费。3.产品科技水平更高，产出效用也会更高，因而产品耗用不仅带来更大使用价值满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总之，深圳实际使用状况应该优于全国，浪费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响之“金”
1.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产品都能在市场内自由流动，深圳与全国环保投资的效益应该基本一致，于是环保投资决定了环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几年，深圳占GDP1.8%的环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发达国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几年，环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深圳万元GDP能耗水平也明显比全国偏低（见表6-7）。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比如，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基于产权清晰前提的，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清晰将促使环境保护的开展。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
3.窗口效应等正面社会效应更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其窗口效应比全国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国内其他地区视野更加开阔，更具有创新思想，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非经济福利，这是对经济福利的补充和丰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与全国相比，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质量合格、交换顺利、价格体现市场价值、实际使用和正常外部影响视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负面的，即降低人际公平和本国收入视角的GDP含金量。从总体看，深圳之“特”影响下的深圳GDP含金量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特区道路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当然，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每一个视角下GDP含金量影响的证明也需要扩大数据支撑和深化逻辑分析，还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所有经济特区，以验证各经济特区的差异，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奠。
[参考文献]
[1]周光伟，韩彪.我国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义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学学报，2013（5）.
[2]乐正.一个时代与一座城市——深圳三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南方论丛，2010（3）：1-20.
[3]姚小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过程[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9）：29-34.
[4]袁易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以深圳的发展为例[J].深圳大学学报，2004（6）：5-10.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和“开放”合起来,作为现阶段中国国策,开创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是我们仔细的考察,“改革开放”这个四字名词,并非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而是“改革开放”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涉及“改革”和“开放”的文字,从下面这两句话可以看到:“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其中有“改革”的字样,也讲到“对外经济合作”,都属于一般工作方针的叙述,并没有占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中心地位,文件中没有出现“改革开放”的概括。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赞成体制,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1982年的第二个1号文件才明确提出这一项改革任务,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召。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讲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时,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从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任务时指出,要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改革与调整,整顿和提高并列。这次报告中提到“改革”字样有十多处,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改革,还提到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报告中三次提到“对外开放”,并且把“实行对外开放”提到了“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的高度。当时十二大文件也没有把“改革”和“开放”两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组合到一起;这两个词搭配组合放在一起,是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才出现。
十三大报告是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时,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提出来的。这个词组在十三大报告中多次频繁出现,成为党的正式的政治术语。十三大报告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因此,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提法。
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有一个探索和形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阶段。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整套理论政策方针,也确实需要一段酝酿的时间、发展的时间。这从“改革开放”词语运用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改革开放”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指针,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形成的。
1978年前三十年也有改革开放
以上说的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名义和实践,并不是1978年以后才有的东西。何以见得?我们拿“改革”来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远的且不说,在1919年《湘江评论》上,时年29岁的青年就意气风发地一口气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思想等八个方面的“改革”。既然改革的概念早已有之,那么改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改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就改革的一般含义来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了一段经典的话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之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根据新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矛盾。”这里讲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所作的定义是:“我国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 这一改革定义的内涵精华就是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解决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内容的“改革”,即出于1957年的上述论断。
这种一般意义的改革,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实事求是地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同于苏联做法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后60年代他肯定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都具有改革的性质。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脉相通的过程。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是因为十三大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是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提的两个基本点;有四项基本原则的保证,改革开放就不至于走偏方向,譬如说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保证,就容易走向资本主义。现在有些同志讲改革开放,只讲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只讲市场化的改革,不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改革开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呢?
为什么说改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改革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意义的改革,如前所述,早已大力提倡,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改革都将是永久的使命和作为常态存在。
但是改革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作为阶段性的国策,改革要实现某种制度、体制,或者模式的转换。比如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以及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向建立初步现代化中国的转变等。一旦这种阶段性转换目标基本完成,作为阶段性国策的改革,就要纳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永久的、常态的进步过程。
目前我们党提出的改革任务,应该说具有阶段性国策的含义。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基本路线所管辖的时间范畴,从上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算起,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后,改革开放这一阶段性国策就可以转为继续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但在本世纪中叶前的若干年内,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必须坚持,动摇不得。
正确掌握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动摇,是就改革开放作为总体来说的。但改革开放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广,经济改革(所有制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文化改革等,内容浩繁,进度不一,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有些方面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些方面比较复杂。改革有的已经取得成功,转入完善的阶段;比较复杂的或者启动较晚的领域,则需要把改革坚持下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比如,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目前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市场调节的部分,已占90%以上;据几年前的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70%左右。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是否可以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当然现在还有少数领域,市场化改革有不到位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毛病,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这些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弊病,不该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这些不足的和过头的都需要继续调整完善,不足的部分要逐渐进一步发展到位,而过头的部分要修正。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是过去所没有的。今后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精神,加强国家宏观计划对市场经济的导向性调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发挥它们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到,我们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只手的作用,仅仅是市场化的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单纯的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可能很多同志不愿意听,但我还是要说,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以欧美的自由市场为改革方向。一部分主流的经济学界的人士就喜欢这么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再举个例子,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胜利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
再比如,从有“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转向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的改革,现在明显早已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超期、超额完成。按照邓小平的预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阶段,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由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已将此项改革推迟。现在还是继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一直往后推。政府也通过很多渠道努力,但贫富差距还在拉大。现在中国拥有10亿元资产以上的富豪人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奢侈品市场位居世界第二位。据某报纸报道,一位派30辆奔驰去机场迎接自己喜欢的一只价值400万元的宠物狗。看来要抓紧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端正分配问题的改革方向,以解决邓小平临终谆谆嘱咐的“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1945年和1981年中国共产党两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左”的社会根源进行过分析。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改革开放前的“左”倾错误则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同志领导上的错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等因素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形形的“左”倾思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性”。
“左”倾思潮：以新面貌出现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在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产生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物化意识加剧等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进步的同时，一些表现为“落后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左”倾思潮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革新”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最重要的“新”是强调新时期社会分化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底层关怀，因此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草根网民中激起共鸣，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力。
纵观历次“左”倾思潮，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上，有两个共同点。
其一，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的空谈主义。同中共历史上的“左”倾错误一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左”倾思潮，本质上没有脱离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也是流于“革命空谈”，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其二，用运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弃理性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而不用。网络新媒体崛起之后，“左”倾思潮和不带有自觉的政治立场的民粹主义结合，大搞网络群众运动，例如鼓动和迎合广大网民的某些心理，无视国家法律制度，对一些案件“未审先判”或自设“网络法院”进行判决，甚至利用网络媒体对“以宪治国”等法治进步主张群而攻之。
治疗“左”倾病需制度立新
当前，反“左”的当务之急是彻底 否定“”残余及其衍生出来的反宪 法、反民主、反进步的学说和少数政治 实践尝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产权产权理论国企改革
产权理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却因多种原因曾一度被忽视，最近一次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i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拉开了产权问题讨论的序幕。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
理论界流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专门提出产权概念，因此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不过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马克思的产权实质就是传统的马克思广义所有权。笔者在对理论界相关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吴易风教授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将价值增殖过程表述为法学和产权理论中的所有权关系及其占有过程，涉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统一与分离。
第二，产权就是所有权。于光远认为，产权（财产权）也就是所有权，它是某个主体拥有作为财产的某个客体所得到的法律上的承认与保护。吴宣恭、吴敬琏认为，产权相当于人们分析财产所有制关系时涉及的各种权利，即广义的所有权。
第三，杨瑞龙教授认为产权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
第四，新制度经济学（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产权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是存在争鸣的，但对于产权理论的属性还是基本上持一致意见的，均认为产权权涉及到了对物品的所有、占有、使用、支配、经营等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内学者在界定产权内涵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产权的起源。在产权起源问题上， 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区分了所有与占有。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占有到所有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产权得以产生。研究者还认为马克思区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起源， 是马克思研究产权起源的显著特征。
2.关于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研究者认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产权的历史演变， 其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 财产存在三种历史形式， 即原始土地财产、劳动工具财产和生活资料财产。在原始土地财产阶段， 不存在所有权。在劳动工具产权阶段， 产权性质是劳动者所有权。在生活资料产权阶段， 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 土地、劳动工具， 甚至劳动者本身也不归劳动者所有。产权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所有制。
3.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产权由多种权利构成， 多种权利之间既可统一， 又可分离。当权利统一时， 形成完整的产权。产权分离有多种表现形态： 首先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其次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最后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在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容的几个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次，马克思在研究产权时运用的基本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次，马克思主义主张产权理论的主要取向是公有化；最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经验，取之长补己短。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重点――国企产权改革
国企改革目前已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而产权改革又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已势在必行，对于推动整个国企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国企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表明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产权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绕不过去的根本性问题。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产权问题目前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构适应其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此，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此后，中央又连续出台了多项文件，如“非公经济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有制领域，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允许国有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
2.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至今已走过了30多个春秋，在这30多年中，改革既取得了许多成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界认为国企产权改革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张文魁认为国企改革中存在一些负面现象：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吴易风教授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出现了中国式的管理层收购，即MBO。许多企业选择MBO的形式进行改制，是希望能以比较低的价格（或明或暗）来购买国有资产，这实际上反映了管理层想以优惠的价格来取得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的欲望。（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改革起点的不公平。在改革的起点都不公平的前提下，很难保证改革能沿着公平的轨迹运行。）此外，国企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忽视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国企产权改革今后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对于国企产权改革今后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关注，相关论著、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可供借鉴的建议。首先，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即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应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其次，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强我“命门”。国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命根所在，在改革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产权结构调整中，必须坚决落实“增量发展原则”。最后，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将作为混合所有制高级形式的股份制（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产权的基本实现形式，采取公有资本绝对控股或公有资本相对控股的形式。同时，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立足于发展环境和功能定位，以放宽准入、多元投资、有效竞争、合理分配、独立监管为主攻方向，提高市场开放与竞争程度，推动垄断性行业向可竞争性市场结构转变，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创造条件，上下结合，试点先行，协同推进。
四、小结
在对国内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内容及当前研究重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对细致的梳理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含义，学界还是存有较大争议的。笔者认为，对于其含义的界定问题，学者之间是很难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只要我们把握住其最核心的部分，使其适应中国的实际就足够了。
第二，国企产权改革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背后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国企产权改革今后的着力点就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我国目前在人才培养投入、引进等方面还存有诸多不足。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国企产权改革是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当今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虽然改革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制定政策、措施，国企产权改革的阻力必会被破除，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必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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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未来改革的主要对象将是“过渡性扭曲体制”，具体表现为“特权市场经济体制”、“垄断市场经济体制”、“优惠市场经济体制”、“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泛市场经济体制”、“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等。改革这些“过渡性扭曲体制”将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更复杂、更艰巨。
中国未来改革将面临如下重大机遇：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带来了机遇；信息化不断推进为中国推进改革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人中后期阶段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机遇；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中期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为中国推进城乡分割体制改革等带来了机遇；经济基础不断加强和综合国力逐步提升为中国推进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带来了机遇。
同时。中国未来改革将面临如下主要挑战：能源紧张、环境压力加大、国际上“中国”甚嚣尘上等为中国未来改革带来了外部“紧约束”；城乡、地区和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金融风险凸显、就业压力加大、“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等为中国未来改革带来了内部“紧约束”；政治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改革“硬骨头”也将挑战我们的智慧等。
在新的改革对象、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面前，要想走好未来的改革之路，必须抓住如下四点：
一是明确改革新目标。原来我们确定的改革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七大”新明确的改革旗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明确的改革旗帜是“发展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更鲜明地突显出来。过去我们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我们必须将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全面协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社会主义生态国家”。
二是确定改革新范围。过去我们的改革范围主要限于经济体制领域，主要进行“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三个方面的改革，未来的改革应将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更加深入，将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而且。未来的改革将从过去的主要关注人的物质权利(如产权或所有权)，向统筹关注人的物质权利、精神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各种权利转变，特别是要关注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
公方彬
正如历次党的重要会议闭幕之时，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注定依照自己的期待和标准评价会议成果，这一次也不例外。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都进行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解读。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倍受关注？
中央公布会议召开时间之后，与会议相关的问题都成为社会热点，为什么引起媒体与社会的如此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中全会”富于象征意义。35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清理了历史重大问题，恢复了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农村改革的新决策。一句话，这是一次改革中国历史和未来的会议。
第二，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不管是开局的中央八条规定，还是习近平、李克强一再强调谈改革的重要，让人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正是由于良好开局和对深化改革的重视，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党的执政理念一般通过会议决定表达，同时这一届班子上任一年，到了为今后五到十年设定蓝图的时候。
第三，中国社会乃至党的建设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无法绕过，必须迅速解决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发展期，或者说处于新的历史座标点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但同时也积累大量矛盾，这既有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同时还有政治领域的，所有矛盾问题都带有深层次性，非小修小补所能解决，必须进行深层而又全面改革。由此而言，是内在的需要决定普遍的吁求。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哪些新看点？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打出“改革”的旗帜，并且是“全面”和“深化”，这已经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尺度。这甚至说包含两大含义，一个是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将得到继续，另一个是十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政治任务。决定强调，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现有的体制制度现实状况有清醒认识，同时有对改革复杂性和难度有充分准备。强调长期的政治任务，决定已经告诉我们：“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第三，宪法法制仍然是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决定进一步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在继续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第四，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路径、原则和要求。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原则和要求：“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政府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第五，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原则。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的平衡点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和要求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六，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对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
三、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把握进而贯彻《决定》精神？
第一，《决定》是纲领性文件，不是具体操作规范，关键是把握内含的政治理念。依照大众的迫切心态，《决定》应当告诉大众所希望解决问题的全部对策。其实，《决定》不可能直接规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具体改革，尤其无法确立具体操作性目标。也就是说，决定主要明确指导下一步工作的纲领，有了大决策，大量改革就会在今年的工作中应运而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十分巨大，但却存在于全过程，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纲领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