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人口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13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57-009
引言
我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乃至民族团结与和谐，尤其突出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如何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的共同繁荣。因此，对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趋势及其人口城市化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及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在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有助于解决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开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在现有文献中，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及其城市化分析的文献较少，其中张善余和曾明星（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少数民族分布变动及其迁移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重心是向西部移动的，但人口集中程度已经有所减轻；同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骆为祥（2008）基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地区扩散的趋势。
本文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我国西部46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和流动趋势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西部主要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规律。
一、少数民族人口依然聚居于西部地区，但集中程度已经有所减轻
我国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具有非凡的稳定性。新中国较为灵活的民族政策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动，人口流动性大大加强，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依然聚居于西部地区。如何让少数民族人口“走出去”，改变其较为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依然是我国少数民族政策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表1是我国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人口在西部十二省区的集中地及其这些民族在集中省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集中度主要指的是表中少数民族在该省份的人口占全国该民族人口的比重，用来分析各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分布省份及其分布权重。表1中囊括了在西部省区中该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40%以上的民族，一共有46个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83.6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除蒙古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彝族、普米族、独龙族、珞巴族等7个少数民族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外，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在西部各省区的集中度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怒族最为明显，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布依族、水族、土族、仡佬族、京族等5个少数民族也下降了6个百分点以上。下降最不明显的是纳西族，集中度仅降低了0.33个百分点。
但从表中数据也可以看出，大部分少数民族在西部省区的人口集中度下降的并不是太多，少数民族聚居于西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较为明显的是蒙古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彝族、普米族、独龙族、珞巴族等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集中度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由此可以得出我国西部地区依然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主要区域，但大部分少数民族的集中程度已经有所减轻。
二、少数民族人口依然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但均有明显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摆脱了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而导致的高婴儿死亡率，各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趋于平稳。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间劳动力相对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极大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少数民族在地区间的分布。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依然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且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速度有减缓的迹象。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东中西部的分布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年间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变化，东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1%上升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4.29%；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则由原来的72.24%下降到71.46%；中部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则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东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由原来的14.29%提高到了15.77%。但东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中部少数民族人口的转移造成的，在这10年间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西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波及作用极大刺激了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和生产的转移带来了人口分布的相对均衡，使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转移的意愿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从总体数据上看，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化并不是非常明显，但从各民族人口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和西部主要集中省区的人口增长就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各主要少数民族呈现出明显的向东部流动的趋势。表3为我国西部各主要少数民族在2000—2010年间在东部省区和西部主要集中省区的人口增长率，这些数据不仅能很好地表现出各民族人口分布变化，也能显示各民族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趋势和方向。
从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我国西部各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部的46个少数民族中，蒙古族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布依族、侗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仡佬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独龙族等9个民族的人口更是出现负增长的状况。其余的24个西部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26%，尤其是怒族和布朗族更是达到30%以上。
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我国人口有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表3中选取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份作为比较，发现西北各主要少数民族在经济较发达省份的人口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远远超过这些民族的平均人口增长，说明西部地区各主要少数民族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流动的速度大大提高。经济越落后的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向外流动的速度越快，例如贵州的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的48.1%，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全国苗族人口增长了5.43%，但在贵州该民族人口增长了-7.71%，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同时，在选取的几个经济发达的省区苗族人口增长率均在100%以上。这也说明随着不同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苗族人口正在由聚居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在近十年来不仅表现出在人口增长上的极大差异，也明显表现出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省区的少数民族表现出较强的转移趋势。
三、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表现出明显的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趋势
人口的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化也标志着少数民族人口能够享受城市较为齐全的公共设施和现代经济发展成果和文化，缩小本民族发展的差距，是少数民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呈现较强的发散性，不仅向省外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流动，也向省会城市和省内其他经济较为发达城市流动。这种趋势表现为全国范围和主要集中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
表3的数据虽然表现出西部省区各主要民族人口向经济较发达省区流动的趋势，但并不能解释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向本省内部城镇的流动。因此，需要结合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数据，来进一步解释西部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在本省区内部流动的趋势。
从西部十二省区的维度出发，对西部各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各省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由农村向省内城镇迁移的趋势，还能看到各省（区）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同化程度。
从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人口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92%上升到2010年的50.27%。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日益不均衡，我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进一步加快。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也呈现出快速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的趋势。200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为23.36%，比当年全国平均水平低13.56%；201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为32.8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43%。这说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9.48%，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经济社会和发展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个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同时，我国西部大多数省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更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00年，我国西部十二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呈现出较大的区别，其中陕西省自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在82%以上，在2010年更是以86.65%居于西部十二省区之首。但从总体而言，陕西省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仅占陕西总人口的0.51%，占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0.24%，因此总体上不会对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化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其他省区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要高于全国少数民族平均人口城市化率，但低于全国平均人口城市化率。在十二省区中，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最低，仅从2000年的11.07%上升到2010年的16.61%；提升最快的是重庆市，由2000年的10.15%提升到2010年的31.25%，上升了21.1个百分点，已接近全国少数民族平均人口城市化水平；同样处于较低水平的有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虽然表4的数据能够反映西部各省区的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但对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很好揭示。因此，利用西部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可以很好表现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表5中的人口城市化率是用该少数民族的西部城镇人口除以该少数民族西部总人口得出的，不仅可以看出西部主要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还能看出这些少数民族在省内和西部地区内转移的趋势。由表5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西部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大部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45个西部主要少数民族②中仅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京族、塔塔尔族和鄂伦春族等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俄罗斯族更是达到了83.74%的高度城市化的水平。除景颇族、德昂族和珞巴族等3个少数民族外，西部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与我国总体人口的发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傈僳族的人口城市化率是最低的，仅从2000年的5.35%提升到2010年的10.21%；而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人口城市化率最低的东乡族由最低的4.26%提升到2010年的16.31%，仍然处于西部主要少数民族的较低水平，但提升的幅度很大，说明在这十年中东乡族的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布朗族、拉祜族、阿昌族、塔吉克族、怒族、哈尼族、佤族和普米族等8个少数民族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西部人口城市化率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10%），但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其西部人口城市化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以阿昌族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7.95%提升到2010年的21.07%，提高了13.12个百分点。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口城市化率提升最慢的是独龙族，从2000年的14.01%提升到2010年的15.18%，仅仅提高了1.17个百分点；其次是门巴族，从2000年的18.20%提升到2010年的19.66%，仅仅提升了1.46个百分点。
而从各个民族在其集中省区的人口城市化来看，珞巴族在其主要分布省份自治区的人口城市化率是呈下降趋势的，其在的人口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16.28%下降到2010年的11.92%，下降了4.24个百分点；而德昂族在其主要分布省份云南省的人口城市化率也呈现出较大的下降幅度，其人口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28.44%下降到2010年的14.60%，下降了13.84个百分点。有些少数民族在其主要分布省区的人口城市化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如东乡族在其主要分布省区甘肃省的人口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71%提高到15.56%，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但相对于50.27%的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差距较大。
关键词：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变化趋势
引言
伴随北京市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北京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点致使北京市一些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显著高于户籍人口数量，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两级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热点关注[1]。由此可见，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布与变化趋势展开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
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起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流动人口变动持续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与我国政策法规及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关系。受流动人口属于一个迅速转变的群体影响，再加上现阶段的流动人口登记、调查系统无法对流动人口变动状况进行动态反映，使得社会对流动人口数量处在模糊的局面，就此问题出发，现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史发展总体划分成两个历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长期。自二十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这同样与该时期特殊经济政策及社会发展特征息息关联。70年代末，我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增长，农业快速发展使得诸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再加上期间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为城市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发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规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着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农村人员愿意到城市发展。由此该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自然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1978～1992年期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23.0%。
（二）1993年至今――震荡上升期。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在变动期间，表现为震荡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善，再加上这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北京市流动人口产生一定回落。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流动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北京，2000年为256万人，2005年变动至357万人，2013年增长至803万人，相较于2000年增长超过2倍之多。就当前发展趋势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上市趋势显著，且在未来一定阶段内将继续维持扩张趋势。2005～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见表1。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一）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在每一区县分布存在差异，对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数据进行对比，可得知，流动人口多聚集于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且该三个区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北京市总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兴、顺义和昌平四个区，它们的流动人口总量也超过了北京市总量的1/5。近些年来，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阳、海定、昌平为代表，此外增加较多的还有丰台、通州及大兴等。中心城区诸如东城区、西城区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则增加较少，自2010年开始总量还出现逐步降低趋势。即便老城区存在这一变化趋势，然而由于其总体面积小，使得老城区流动人口密度在所有区县中还是位居前列[2]。
总的而言，绝大多数区县流动人口绝对值均在增长。伴随流动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够预见未来一段时间里北京市各区县流动人口依旧会陆续增长，且伴随北京市中心地带流动人口压力的转移，相对远的区县对应流动人口依旧会保持增长趋势。
（二）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以城乡结合部为例，城乡结合部作为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旧为发生本质转变。就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的历史而言，城乡结合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区域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达到74.5%；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增长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该项比例则增长至83.5%[3]。
就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变化趋势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强化了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现如今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和城市经济辐射水平提升影响，使得流动人动区域逐步朝不断城乡结合部地区转移，尤其是部分新开发的区域；与此同时，新开发地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使得周边资源、环境得以改善，进而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了流动人口向新开发地区转移的吸引力。
（三）流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就业内部分化明显，呈正“U”型行业分布特征。北京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中，一头是高学历人群集中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本科及以上流动人口接近半数集中在科教文卫和计算机信息软件行业；另一头是低学历人群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个行业领域是批发和零售业、建筑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业；而流动人口就业的中间部分分布较少，主要由农林牧渔、房地产和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等行业构成。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依赖土地的农林牧渔业；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这些行业门槛相对较高，一般易为高学历人口提供户籍迁入的机会。由于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很难跨过金融、科研、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的学历门槛，因此多数只能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行业大类看，外来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仍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种状况主要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有关[4]。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结论
（一）近郊区仍旧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转移区域。中关村科技园、CBD等综合服务区很大一部分处在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区，容纳有各式各样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区域，势必进一步招徕流动人口转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转移。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较低素质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对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且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活跃着。
（三）以北京、天津为圆点的周边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势必能够对流动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进行扭转，从而进一步对北京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进行缓解。
四、相关建议
（一）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
1、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促进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为此处公共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可以通过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一方面使得城乡结合部资源、环境负担得到缓解，一方面使得不良产业链滋生得到遏制。
2、强化郊区经济发展，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扩散。就业及生活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员部分的关键因素。远郊地区生活成本较市中心更低，适宜诸多流动人口居住，然而受该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使得其对流动人口鲜有吸引力。鉴于此，应当大力发展远郊新城及小城镇，对其经济发展方向予以确立，予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制定利好的优惠政策措施，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来城市中心流动人口[5]。
（二）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1、提升对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投入。现如今，北京市及下辖区县均设置了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对组织机构进行落实的基础上，还应当推行工作责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实施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服务策略，变基础流动人口管理被动为主动。
2、构建机制，强化培训教育。推行以人为本、以房管人、以税关房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与房屋的统一管理。每一社区要构建起流动人口管理站，各站还应当形成网络，以对流动人口展开登记管理、服务。此外，还应当强化对流动人口的培育教育，诸如安全培训、法律培训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动人口文明素质、法律意识，增强流动人员自我保护。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这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等，积极促进北京市流动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尹德挺，史毅，卢镱逢.经济发展、城市化与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北京、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06）：83-91.
[2] 秦宏宇，刘昂.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特点、趋势与政策应对[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02）：89-96.
[3] Hu，F.，Xu，Z.Y.，& Chen，Y.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0）：64-74.
关键词：人口流动；新趋势；机遇；挑战；江苏省泰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178-03
一、当前泰州人口流动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建市以来，泰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现已成为一座以工商业为主、投资环境十分优良的滨江城市。近年来，泰州全市上下不断与时俱进、奋力创业拼搏，已逐步形成了以重工、建筑、医药、化工、旅游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截至目前，已有超过80个国家及地区的客商投资泰州经济发展。随着泰州建设“三大名城”伟大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泰州“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全面落实，泰州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城市化转型进程不断推进，泰州人口流动现象日益频繁并表现出新的趋势特征。
1.高层次人口流动频繁。近年来，随着泰州“三大名城”建设战略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泰州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均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泰州“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即为在充分彰显泰州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尽早建成“产城一体的医药名城”、“形神兼备的文化名城”以及“富有魅力的生态名城”。2006年10月，占地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泰州“中国医药城”挂牌成立，多个高科技医药技术项目先后在园区落户。泰州大学城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初见成效，为泰州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泰州图书馆、泰州大剧院、“三水湾”时尚休闲街区、老省泰中文化旅游区、城北农业生态观光园、溱湖湿地公园等文化和生态设施以及文化旅游业、现代传媒业、文化演艺业等文化产业均已相继建成或正迅速发展。泰州医药、文化、生态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繁荣吸引了一大批非本地的高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扎根泰州、建设泰州、服务泰州。“江苏省医药产业暨中国医药城2012年冬季大型人才交流会” 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1.3万名各类人才前来应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医药研发、新药申报及工程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另外，在泰州的各所高校中，均有较大比例的教学、管理人员属于非本地户籍的外来流入人口，他们的到来为泰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随迁式人口流动出现。泰州的船舶制造、建筑业、食品及化工等普通制造业较为发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前来就业。这些劳动力主要为泰州以外地区的家庭男性劳动力，他们为了改善自身或者所在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而只身前来泰州从事某种形式的劳动服务，具有流动主体的个体性和流动方向的往返性等特点，这也构成了过去泰州人口流入的主要类型。家庭男性劳动力独自前来泰州在建筑业、制造业从事劳动，家庭的其余成员，包括配偶、子女、老人，一般不随同在泰州就业、就学或者生活。到了年关或农忙时节，或者为了处理其他人情事务，男性劳动力便离开泰州返回家庭。这种个体往返式的人口流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也给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随着泰州工作、生活设施的完善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改进，外来人员的配偶、子女、老人等家庭附属人员随同迁入的现象日益增多，即举家迁入泰州定居生活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这也构成了新时期泰州人口流动的一大特色。随着外来人口住房条件的改善，子女就学和配偶就业问题的解决，家庭人员的随同迁移流动非但不再成为人口流动的障碍，反而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进一步促进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
3.服务业人口流动增加。长期以来，泰州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工业部门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人口，这是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出现以及低层次就业需要的形成相关联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多文化素质偏低，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型工作，这也刚好满足了第二产业迅速发展而对体力劳动者的大量需要。随着泰州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转型，特别是在泰州“三大名城”建设战略提出以后，泰州的第三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泰州医药、文化、生态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大量高层次人口流入泰州、家庭附属人员随同迁入泰州，势必导致泰州金融、教育、餐饮、家政、医疗等各式服务的需求大增，相关的社会产业将获得膨胀式的发展机遇，这也将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前来泰州从事各个种类的服务性工作。与此同时，近年来江苏及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学历和技能教育也继续快速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具备不同专业素养的多层次人才。泰州对于各类服务性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服务性人才的供给形成了泰州区别于以往第二产业趋向性人口流动的第三产业服务型人口流动新特色。
二、泰州人口流动新趋势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1.知识的更新。泰州人口流动新趋势的形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大量流入，为泰州的整体知识更新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为了加快推进泰州的“三大名称”建设步伐、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泰州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及时地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及时更新，需要快速地学习、消化和吸收各个领域的最新知识和前沿成果，实现技术创新和产能进步。泰州的医药研发、新能源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需要频繁的技术升级改造和持续的人才投入。随着泰州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医药、金融、化工、光电、机械、管理等领域高层次技术和服务人才的大量流入泰州，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泰州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水平，为泰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以及泰州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更新保障。
2.产业的带动。泰州人口流动新趋势的形成，为泰州相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新时期的泰州人口流动是泰州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极大地促进泰州各相关产业的后续发展。首先，高层次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对泰州高档住宅、高等教育、优质医疗、个人金融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促进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高层次人才的社会贡献和收入水平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的更多要求，这也将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带动力。家庭附属人员的随同流动为泰州的教育、养老、培训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历史机遇，泰州将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学生就学、老人照料以及人员就业的要求。服务性人口流动的出现，对于泰州第三产业的发展繁荣以及各种各类服务性产品的提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服务性人口的大量流入为泰州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保障，同时也提升了各种服务技能的培训需求，促进了相关培训产业的发展。
3.服务的改善。泰州人口流动新趋势的形成，将对泰州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改善带来巨大的内生推动力。泰州地处苏中地区，属于经济中等发达城市，一直以来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难以企及苏南地区以及其他长三角城市的水平。如今，高层次人才的大量流入泰州，形成了较为稳定和强劲的消费潜力，对于优质医疗卫生、教育培训、餐饮休闲以及家政管理等的服务需求将会出现迅猛的增长。随迁式人口的大量到来，对泰州基础教育、养老服务、就业指导与培训、妇幼保健、社区管理等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业流动人口的出现，对相关行业的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培训也将产生更多的需求。人口流动新形势下，高层次人才、随迁式人口以及服务业人员的大量出现，对泰州尚不完善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带来极大的改善空间和升级需求，这给泰州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带来动力。泰州政府和社会相关部门将从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各方面的改进工作，满足流动人口以及全体市民的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
三、泰州人口流动新趋势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1.生存空间的萎缩。泰州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步入历史新时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流动随迁人口以及服务业人员的到来。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泰州的城市居民人口为257万人，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例上升了16.23个百分点。十年间，泰州城市人口有了较大涨幅的增长，城市居民们势必深刻感受到城市拥挤导致的生存空间萎缩感。例如，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马路上的堵车现象日益增多，医院里的就医等待时间日益变长，城市社区的公共设施日益短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地理面积本就不大的泰州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及人均城市生存空间日益减少。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但是面对着日益萎缩的生存空间，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指数将不断降低，紧张、压抑、焦虑等各种情绪问题将会成为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成为阻碍泰州社会进步和市民全面发展的重大因素。
内容摘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其经济与人口流迁的关系轨迹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尽管如此，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迁的关系还是可以给予我国较强的启示。本文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同样也可以通过人口流迁的调控与管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经济结构 人口流迁 经济发展
起伏不定―德国经济发展轨迹探析
德国经济曾经是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先锋，但近年来却始终徘徊在停滞的边缘，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其中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为第四次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剧回落并步入轻度衰退，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老化；二是外部冲击；三是周期传导。因此，德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张力度，在不突破《马约》标准和财政赤字压力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支出，2000年欧央行的四次减息对德国有较明显刺激作用；实行税改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扩张性政策目标；调整劳资联盟关系，稳定和改善就业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等。
2003年德国经济跌至-0.2%，成为1993年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其难点主要表现在：2002年经济复苏目标已然落空，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规模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
2004年，德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增长率达1.2%，继而经济增长趋于良好，特别是2006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其主要动力则是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同步增长，都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见图1）。而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GDP增速至3.2%，成为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年份。当时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何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将负债率控制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约40%，铜等基本金属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欧元区年度通货膨胀率连续16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2006年德国通胀率达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胀也是德国经济的重要任务（见表1）。
2007年德国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至0.7%，2008年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欧元升值和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减缓为1.3%，特别是2009年德国GDP创近40年最大降幅，为-5%。与此同时，2008年通胀率却不降反增至2.8%，经济形势较为严峻。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通胀率伴随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明显降低（见图2）。
德国联邦经济部在2010年1月22日的“2009年度经济报告”预测2010年德国经济负增长2.25%，是德国史上经济下滑最快的一年。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将出现较大滑坡，分别较2009年下降8.9%和11.9%，失业人数将增加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8.4%。
不规则运动―德国人口流迁状态分析
从人口总量来看，德国总人口在十年间经历了缓慢增加继而缓慢下降的趋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德国人口从2008年的8222万降低到了2009年的8200万，又减少了20万。根据数据分析，尽管联邦政府推出辅助年轻父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09年德国的新生儿数字依然下降。据统计，2009年德国死亡人口数字还是高于新生儿，人口因此减少19万。同时，2009年从德国移出的人口数也高于移入人口。经测定，2030年、2050年，德国人口将分别递减至7720.3万和6874.3万人，仅相当于2010年预期人口规模的94%和84%，下降速度比较迅猛。届时，德国将陷入人口规模绝对短缺的境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或消极影响（陆军，2009）。
20世纪90年代至今，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总的流迁人数不断呈现下降趋势，这一降幅在1998年接近最高，而总迁出人数几乎呈现相当的趋势，变化不大。但净迁移人数同总迁入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1991年至2007年间德国公民在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流迁也呈现明显的特征，总迁入人口不断呈现下降的状态，而总迁出人数却缓慢上升，在2005年间迁出人口总数大于迁入人口总数，而德国种族被遣返迁入的人数与总迁入人数保持几乎平行的状态，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降幅较大（见图3）。
德国向海外移民的趋势上升，成为近年来人口下降的又一个漏出通道。2007年12月31日，在德国停留的外籍居民人数累计为6744.9千人。在来源结构上，较2006年呈现大幅增长的人口来源国包括保加利亚（19.9%）、卢森堡（13.3%）、罗马尼亚（15.3%）、黑山共和国（168%）和塞尔维亚（171%）。但是，德国与国外之间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2006年移民海外的德国人超过返回德国的人数达到6.6万，2007年又有16.1万德国公民移民海外。从德国与国外之间人口流动的连续数据分析，德国跨国净移入人口的差值出现逐年递减的显著趋势。从国际人口迁移净变动的数量看，依靠移入人口弥补国内人口自然增长缺口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
外国公民在德国和外国之间的流迁在1991-2007年间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迁出人数保持大致相当的数量，一直较为平稳，但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持续下降。德国流入人口除了劳工迁移、探亲等外，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也占相当的部分，只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处于困境的人数相对减少，而因为寻求避难而迁入德国的人口也相对下降（见图4、图5）。
德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定量关系分析
人口流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世界各国的流迁趋势也有力的证明，流迁的趋势绝大多数是从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富裕的地区。而且同时比较规律的是，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较好时期，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环境呈现一种繁荣的面貌，此时人口流迁的规模和速度也逐渐增加。德国经济发展与其人口流迁的轨迹也充分的印证了上述论点。
2000年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与此同时，人口流迁比率保持较高水平，达1.63%，但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由2000年3.2%降至1.2%，2002年降至0增长，2003年负增长，人口流迁比率也随经济下滑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缓趋势，2001年为0.804%，2002年为0.65%。2004年虽然增长率不算高仅为1.2%，但在这轮经济周期中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人口流迁净迁移率也出现一个小高峰达0.957%，几近1%。2005年经济发展缓慢下滑降至0.29%，人口净流迁率也跌至几年来最低水平0.289%，但随着2006年经济增长至2.3%，人口净迁移率也升至1.927%，与经济发展状况保持一致（见图6）。
参考文献：
1.德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2.2003年德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分析.）
3.当前德国经济形势.bjwto.省略/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2084
4.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影响及分析.jxdoftec.省略/swtnews/View.aspx?id=8129）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关键词：经济结构 人口流迁 经济发展
起伏不定—德国经济发展轨迹探析
德国经济曾经是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先锋，但近年来却始终徘徊在停滞的边缘，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其中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为第四次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剧回落并步入轻度衰退，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老化；二是外部冲击；三是周期传导。因此，德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张力度，在不突破《马约》标准和财政赤字压力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支出，2000年欧央行的四次减息对德国有较明显刺激作用；实行税改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扩张性政策目标；调整劳资联盟关系，稳定和改善就业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等论文下载。
2003年德国经济跌至-0.2%，成为1993年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其难点主要表现在：2002年经济复苏目标已然落空，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规模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
2004年，德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增长率达1.2%，继而经济增长趋于良好，特别是2006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其主要动力则是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同步增长，都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见图1）。而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GDP增速至3.2%，成为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年份。当时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何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将负债率控制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约40%，铜等基本金属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欧元区年度通货膨胀率连续16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2006年德国通胀率达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胀也是德国经济的重要任务（见表1）。
2007年德国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至0.7%，2008年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欧元升值和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减缓为1.3%，特别是2009年德国GDP创近40年最大降幅，为-5%。与此同时，2008年通胀率却不降反增至2.8%，经济形势较为严峻。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通胀率伴随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明显降低（见图2）。
德国联邦经济部在2010年1月22日的“2009年度经济报告”预测2010年德国经济负增长2.25%，是德国史上经济下滑最快的一年。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将出现较大滑坡，分别较2009年下降8.9%和11.9%，失业人数将增加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8.4%。
不规则运动—德国人口流迁状态分析
从人口总量来看，德国总人口在十年间经历了缓慢增加继而缓慢下降的趋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德国人口从2008年的8222万降低到了2009年的8200万，又减少了20万。根据数据分析，尽管联邦政府推出辅助年轻父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09年德国的新生儿数字依然下降。据统计，2009年德国死亡人口数字还是高于新生儿，人口因此减少19万。同时，2009年从德国移出的人口数也高于移入人口。经测定，2030年、2050年，德国人口将分别递减至7720.3万和6874.3万人，仅相当于2010年预期人口规模的94%和84%，下降速度比较迅猛。届时，德国将陷入人口规模绝对短缺的境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或消极影响（陆军，2009）。
20世纪90年代至今，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总的流迁人数不断呈现下降趋势，这一降幅在1998年接近最高，而总迁出人数几乎呈现相当的趋势，变化不大。但净迁移人数同总迁入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1991年至2007年间德国公民在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流迁也呈现明显的特征，总迁入人口不断呈现下降的状态，而总迁出人数却缓慢上升，在2005年间迁出人口总数大于迁入人口总数，而德国种族被遣返迁入的人数与总迁入人数保持几乎平行的状态，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降幅较大（见图3）。
德国向海外移民的趋势上升，成为近年来人口下降的又一个漏出通道。2007年12月31日，在德国停留的外籍居民人数累计为6744.9千人。在来源结构上，较2006年呈现大幅增长的人口来源国包括保加利亚（19.9%）、卢森堡（13.3%）、罗马尼亚（15.3%）、黑山共和国（168%）和塞尔维亚（171%）。但是，德国与国外之间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2006年移民海外的德国人超过返回德国的人数达到6.6万，2007年又有16.1万德国公民移民海外。从德国与国外之间人口流动的连续数据分析，德国跨国净移入人口的差值出现逐年递减的显著趋势。从国际人口迁移净变动的数量看，依靠移入人口弥补国内人口自然增长缺口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
外国公民在德国和外国之间的流迁在1991-2007年间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迁出人数保持大致相当的数量，一直较为平稳，但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持续下降。德国流入人口除了劳工迁移、探亲等外，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也占相当的部分，只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处于困境的人数相对减少，而因为寻求避难而迁入德国的人口也相对下降（见图4、图5）。
德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定量关系分析
人口流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世界各国的流迁趋势也有力的证明，流迁的趋势绝大多数是从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富裕的地区。而且同时比较规律的是，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较好时期，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环境呈现一种繁荣的面貌，此时人口流迁的规模和速度也逐渐增加。德国经济发展与其人口流迁的轨迹也充分的印证了上述论点。
2000年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与此同时，人口流迁比率保持较高水平，达1.63%，但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由2000年3.2%降至1.2%，2002年降至0增长，2003年负增长，人口流迁比率也随经济下滑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缓趋势，2001年为0.804%，2002年为0.65%。2004年虽然增长率不算高仅为1.2%，但在这轮经济周期中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人口流迁净迁移率也出现一个小高峰达0.957%，几近1%。2005年经济发展缓慢下滑降至0.29%，人口净流迁率也跌至几年来最低水平0.289%，但随着2006年经济增长至2.3%，人口净迁移率也升至1.927%，与经济发展状况保持一致（见图6）。
参考文献
1.德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guoji/060102/11402778.html
2.2003年德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分析.kejianhome.com/lunwen/436/505/107380.html）
3.当前德国经济形势.bjwto.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2084
4.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影响及分析.jxdoftec.gov.cn/swtnews/View.aspx?id=8129）
【关键词】黄河中游；水文变化趋势；气候变化
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主要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开展气候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寻找环境变化的适应对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其中，黄河中游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黄河中游水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将以黄河中游为对象，对其水文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科学编制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促进流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黄河中游是指黄河河口镇至花园口区间，由于流域内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暴雨比较集中，水土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根据黄河中游地理位置、水文特性、气候特点及水文测站控制情况，将其划分为河口镇-龙门区间、龙门-三门峡区间、三门峡-花园口区间。综合考虑测站布设年份及地理位置，在黄河中游及邻近周边选取水文站4个和雨量站86个，对各站1955-2010年间气象资料、流量资料等进行收集整理。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区域水文变化趋势及其显著性。对于水文序列，先将对偶值中xi
（1）
构建Mann-Kendall相关检验的统计量，分析径流变化的显著性，相关公式为：
（2）
式中，n为序列样本数（当n增加，U很快收敛于标准化正态分布）， =4p/n（n-1）-1， =2（2n+5）/9n（n-1）。
基于网格的水量平衡模型是根据物质守恒原理，在综合考虑超渗与蓄满产流和融雪产流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的大尺度水文模型，见图1，该模型结构简单，参数较少，尤其是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着相当的模拟精度。在模型中，只有4个参数需要率定，即土壤蓄水容量（主要用来控制水量平衡，取值范围一般为100-500mm）、地面径流系数、地下径流系数、融雪径流系数，后三个参数取值范围为0-1。经检验，该模型在黄河流域具有良好的地区适应性，本文选用该模型作为黄河中游水文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分析工具。根据黄河中游产流特点，选用Nash-Sutcliffe模型效率系数R2和模拟总量相对误差Re为目标函数，对于模型参数的率定，主要采用季节模拟的方法。
图1 月水量平衡模型框图
二、黄河中游水文变化趋势
作为黄河中游控制性水文站，花园口站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为390.1亿m3，从该站年径流量及其5年滑动平均过程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年径流量有着较大的变化幅度，而且多在多年均值以上，之后变化幅度逐渐减小，进入九十年代，实测径流量呈现出持续性递减的趋势，年径流量过程总体呈现递减趋势。黄河中游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约为170.8亿m3，受到降水等因素的影响，中游南部水量相较于中北部来说比较充沛。
我们对黄河中游重点控制站各个年代实测径流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黄河中游水量主要来源于龙门-三门峡区间，而三门峡-花园口区间则是黄河中游的高产水区；龙门-三门峡区间径流量呈现递减趋势，且趋势明显，相对而言，三门峡-花园口区间递减趋势较弱。为了进一步分析黄河中游径流量变化规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趋势分析中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对黄河中游的水文变化趋势及显著性进行分析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河口镇-龙门、龙门-三门峡、三门峡-花园口三个区间M-K值分别为5.13、5.22、2.15，检验统计量分别为-0.90、-2.16、-0.72，均达到了0.05信度的显著水平，其中以龙门-三门峡区间径流变化率最大。
三、黄河中游水文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气候变化是导致黄河中游径流量减少主要因素之一，鉴于气候模型输出结果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我们采用假定气候情景方案研究径流对气候变化响应的趋势和敏感性。综合考虑我国未来气候变化可能趋势，假定降水量变化为±10%、±20%、±30%和不变，气温变化±1℃、±2℃、±3℃和不变，共有49种组合情景，根据径流敏感性定义，利用建立的水文模型对各种气候情境下的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进行计算分析。
综合分析黄河中游三个区间的气温、降水与径流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径流量也随之增大，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径流量随之减小；第二，径流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如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显著，当气温保持不变；第三，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气温对径流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3个区域中，在径流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方面，以龙门-三门峡区间最为显著，三门峡-花园口区间最不敏感；第五，相较于径流对降水的敏感性，其对气温敏感性的区域差异更为显著。
四、结语
黄河中游水资源匮乏，且受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异的影响，水土流失严重，总体来看，未来水资源可能以偏少为主。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对黄河中游的水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根据设定的情景，采用基于网格的黄河水量平衡模型评估不同区间河川径流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得出结论：黄河中游径流量总体呈现递减趋势；气候变化是黄河中游径流量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降水的增加，气温对径流的影响更为明显。未来，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异引起的区域性、阶段性的极端极端干旱事件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高鹏.黄河中游水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