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要积极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展孕情管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避孕药具发放及跟踪随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育龄群众对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笔者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经常下基层为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优生优育知识咨询、发放避孕药具及各种宣传资料等，而真正愿意来接受服务的妇女并不多，约占应接受人数的60%～70%。群众对我们所服务的内容了解不深；到站检率很低；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些情况表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现状并不乐观。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面临的任务
(1)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为重点，丰富科普宣传内容，把宣传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提高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积极推行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扩大计划生育服务领域，把技术服务从单纯的落实节育措施拓展到避孕节育全程服务、优生优育服务、生殖保健服务。(3)建立科学的管理和服务规范，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标准。(4)改进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建立宣传教育科学管理和综合服务相统一的经常性工作机制。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从青春期到退出生育年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要做好优质服务，我们有很大的市场，如何去做，怎样做好？从青春期青少年教育开始，青年人选择对象不仅要求对方学历长相，还应当首先选择无近亲结婚，无遗传病家族史的人做配偶；婚后必须认识怎样才能生个健康的宝宝？首先做五项病原检测，如果正常，在准备怀孕之前3个月就开始口服福施福或叶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步进入更年期，如何帮助育龄妇女顺利渡过更年期，我们有好多这方面的光盘、书籍，可以经常组织育龄妇女学习。（5）提高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
3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
3.1老百姓不了解，不满意，不信任具体哪些是免费项目不了解（四术免费），对免费服务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是免费的服务就不会有好的质量。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查体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发现计划外妊娠的妇女，而不是诊治疾病，即便是健康检查，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不可能发现什么病，更不可能治疗什么病；对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也持相似的态度，认为可能是些无关痛痒的资料，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另外，担心避孕药具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没有致癌作用、会不会发胖、对夫妻性生活质量有没有影响等。都持有怀疑态度。的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场所少，网点不够，服务网络不健全；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过去我们的技术服务主要是放环、查环查孕、结扎和药具管理，也就是说现有的计划生育技术力量设备及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3.2发放渠道不畅通，不便利，宣传服务不到位主要是指避孕药具，当然这些基层搞的比较好。但是有的部门避孕药具的发放渠道仍不畅通，有些单位没有做到送药具上门，单位职工在非上班时间又没办法领到避孕药具。不知道去哪里领取避孕药具，特别是下岗职工说自己经常去保健品商店去购买避孕药具，我们县药管站每年到市里提取足量的避孕药具，如果我们服务人员不提供服务，宣传不到位，育龄妇女不知道去哪里领取（免费的药具），这些药具有效期三年，如果不及时发放就会过期失效，造成浪费。这一项就靠我们去宣传服务。集中查体时，在农村育龄妇女因交通不便，或因农忙走不开，或把接受服务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么到站检查率必然很低。
3.3担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愿意接受我们为她们提供的上门服务过去我们乡镇技术人员非医学专业毕业的人员较多，学历偏低。根据现状我们不断组织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函授等方式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使她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各乡镇服务站充实了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数人，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大。(1)日常计划生育工作中，管理性工作的比重大于服务性工作，在群众的心目中计划生育工作者与育龄群众的关系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较大，对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兴趣不大；(2)每年2次的查体对她们，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意义不大，因为她们接受的卫生保健水平较高、项目较全。
3.4担心现有服务设备的精良程度不高，服务不完善过去乡镇的服务设备比较简陋，使用时间较长，更新换代不及时；我们县站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带到基层服务的设备不可能是大型的和功能优良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不高，影响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吸引力。服务场所不固定，影响了服务质量。对非婚育龄人员服务范围没有重视。大多数人主观认为，非婚人群不是我们服务范围，没有主动提供避孕药具的义务，甚至被歧视；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规定了对未婚女青年的服务。既然杜绝不了非婚青年这种，你就给他提供市场服务。在公共场所安装自动取套机，这样可以达到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也是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内容。
4思考与对策
4.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职业意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是“三为主”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宣传教育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人们婚育观念转变快慢，直接关系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易与难。因此，宣传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非常重要，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借助有较强影响力的宣传工具经常开办一些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计划生育政策专栏、生殖健康专栏，走村入户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变“要她服务为她要服务”。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旧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地方推行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没有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倡导，群众自愿，是群众依据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通过避孕节育合理的、有计划的安排自己的生育。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加以启发和引导，用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文化和婚育观念，取代传统落后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2.7亿多家庭的国家里推行计划生育，必须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作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在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只有宣传教育走在前面，才能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旅游人口社会文化预防措施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人口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困化。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面临的任务
(1)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为重点，丰富科普宣传内容，把宣传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提高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积极推行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扩大计划生育服务领域，把技术服务从单纯的落实节育措施拓展到避孕节育全程服务、优生优育服务、生殖保健服务。(3)建立科学的管理和服务规范，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标准。(4)改进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建立宣传教育科学管理和综合服务相统一的经常性工作机制。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从青春期到退出生育年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要做好优质服务，我们有很大的市场，如何去做，怎样做好？从青春期青少年教育开始，青年人选择对象不仅要求对方学历长相，还应当首先选择无近亲结婚，无遗传病家族史的人做配偶；婚后必须认识怎样才能生个健康的宝宝？首先做五项病原检测，如果正常，在准备怀孕之前3个月就开始口服福施福或叶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步进入更年期，如何帮助育龄妇女顺利渡过更年期，我们有好多这方面的光盘、书籍，可以经常组织育龄妇女学习。（5）提高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
2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现状
根据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要积极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展孕情管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避孕药具发放及跟踪随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育龄群众对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笔者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经常下基层为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优生优育知识咨询、发放避孕药具及各种宣传资料等，而真正愿意来接受服务的妇女并不多，约占应接受人数的60%～70%。群众对我们所服务的内容了解不深；到站检率很低；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些情况表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现状并不乐观。
3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
3.1老百姓不了解，不满意，不信任具体哪些是免费项目不了解（四术免费），对免费服务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是免费的服务就不会有好的质量。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查体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发现计划外妊娠的妇女，而不是诊治疾病，即便是健康检查，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不可能发现什么病，更不可能治疗什么病；对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也持相似的态度，认为可能是些无关痛痒的资料，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另外，担心避孕药具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没有致癌作用、会不会发胖、对夫妻性生活质量有没有影响等。都持有怀疑态度。的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场所少，网点不够，服务网络不健全；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过去我们的技术服务主要是放环、查环查孕、结扎和药具管理，也就是说现有的计划生育技术力量设备及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3.2发放渠道不畅通，不便利，宣传服务不到位主要是指避孕药具，当然这些基层搞的比较好。但是有的部门避孕药具的发放渠道仍不畅通，有些单位没有做到送药具上门，单位职工在非上班时间又没办法领到避孕药具。不知道去哪里领取避孕药具，特别是下岗职工说自己经常去保健品商店去购买避孕药具，我们县药管站每年到市里提取足量的避孕药具，如果我们服务人员不提供服务，宣传不到位，育龄妇女不知道去哪里领取（免费的药具），这些药具有效期三年，如果不及时发放就会过期失效，造成浪费。这一项就靠我们去宣传服务。集中查体时，在农村育龄妇女因交通不便，或因农忙走不开，或把接受服务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么到站检查率必然很低。3.3担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愿意接受我们为她们提供的上门服务过去我们乡镇技术人员非医学专业毕业的人员较多，学历偏低。根据现状我们不断组织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函授等方式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使她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各乡镇服务站充实了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数人，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大。(1)日常计划生育工作中，管理性工作的比重大于服务性工作，在群众的心目中计划生育工作者与育龄群众的关系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较大，对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兴趣不大；(2)每年2次的查体对她们，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意义不大，因为她们接受的卫生保健水平较高、项目较全。
3.4担心现有服务设备的精良程度不高，服务不完善过去乡镇的服务设备比较简陋，使用时间较长，更新换代不及时；我们县站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带到基层服务的设备不可能是大型的和功能优良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不高，影响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吸引力。服务场所不固定，影响了服务质量。对非婚育龄人员服务范围没有重视。大多数人主观认为，非婚人群不是我们服务范围，没有主动提供避孕药具的义务，甚至被歧视；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规定了对未婚女青年的服务。既然杜绝不了非婚青年这种，你就给他提供市场服务。在公共场所安装自动取套机，这样可以达到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也是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内容。
4思考与对策
4.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职业意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是“三为主”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宣传教育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人们婚育观念转变快慢，直接关系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易与难。因此，宣传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非常重要，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借助有较强影响力的宣传工具经常开办一些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计划生育政策专栏、生殖健康专栏，走村入户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变“要她服务为她要服务”。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旧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地方推行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没有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倡导，群众自愿，是群众依据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通过避孕节育合理的、有计划的安排自己的生育。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加以启发和引导，用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文化和婚育观念，取代传统落后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2.7亿多家庭的国家里推行计划生育，必须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作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在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只有宣传教育走在前面，才能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社会变迁；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适应；布朗族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1-0009-07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 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 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 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文化适应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 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 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 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31）。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 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P.3-37）。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 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线假说；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 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5]（P.45-52）。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 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 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在他看来： 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 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 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②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 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4 种文化认同策略： ①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 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离： 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 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边缘化： 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 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 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用于分析各种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现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贝瑞逐渐意识到该二维模型忽视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此后，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 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同化时， 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 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 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 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 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 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如图1所示：图1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使用的文化适应策略①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不断凸显的过程。国外相关理论为国内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们毕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衍生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我们在借鉴其合理性的同时，应当立足本土实际辩证地看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过程，在特定意义上就是文化的特殊进化过程。文化的特殊进化是指文化在控驭能量的总能力不作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导向作用，为更好地利用生境条件而进行的发展，目的在于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境。”[8]（P.96）民族生境不仅包括了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才构成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份，并通过技术成份再影响到它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10]（P.38）
布朗族的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自然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找适应生存契机的过程。为了生存，他们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为了发展，他们吸收兼容了傣族汉族彝族的文化精华。他们从采摘狩猎走到了农耕，从大山走向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断适应中寻求发展。
布朗族的文化适应，是在与自然的调适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社会变迁与调适， 布朗族本土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 获得一些新的特质。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调适—变迁的过程中，布朗族社区逐步改变着本土文化并向前发展。
（一）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布朗族居住地多为山区。双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县城东南小黑江沿岸山区地带，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自古就是多种生物繁衍生长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苍山与碧霞山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半坝地区的木老元、摆榔一带。木老元乡地形大致为三山两凹，地势西高东低，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2895.5m，最低海拔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292.15mm，森林覆盖率53%。生活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本土文化。从生计方式看，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解放前很长一段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双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谋生手段，同时，一些布朗族区依然是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山地农业文化。解放后，随着与汉族互动的增加而逐渐进入锄耕和犁耕阶段。此外，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自古盛产茶叶，茶在当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从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饰材质厚重，形制基本为了适应山间劳作的需要，男女多为宽裤装，且还备有绑腿，以防山间荆棘刮划及虫蛇叮咬，妇女的围腰较大，不仅是美观饰品，更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用品用来装兜东西及照顾小孩。双江由于地处温热带之间，气候相对炎热，所以这里的服饰以筒裙为主。布朗族的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相对炎热，所以他们的菜肴以酸性为多。味道酸辣、凉拌腌渍为主的烹饪方式较好地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域特色。传统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种自然生境的直观反映，双江布朗族传统住房为“鸡罩笼”，这种民居结构布局简单，以木、竹、茅草为建筑材料；建筑艺术也相当简洁，多以捆、绑、扎为主。多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长5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顶多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墙壁。门多以竹片编制而成，这种房屋较好的适应了当地气候特征，既防热又透气，冬暖夏凉。施甸布朗人传统居住的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木结构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称之为“一步楼”。这种民居较好适应了当地山区地势，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驮，富裕人家靠马驮。现在，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渐好转，许多人拥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但却绝少见到轻便实惠的自行车。在宗教习俗上，布朗族也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信仰体系，万物有灵及竜神崇拜，均较好体现了布朗族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依赖及敬畏。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首先对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民族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断参与，布朗族由原来的刀耕火种及狩猎采集逐渐变成与主流民族同步的农耕生产方式，近几年更形成舍弃农耕、走向城市谋生的热潮，生计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衣食住行越来越呈现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服装已经由传统民族服装逐渐过渡成汉装甚至洋装，男性的变迁更为明显，如今走进布朗族社区，除了见到几位年老的女性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及男性几乎全部是汉装或西装夹克装扮，从服饰上已经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迹。食品也已经呈现多元化特色，乡村小卖部里可以轻易买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调设施及方式已经逐渐现代化，几乎见不到在传统的火塘及大铁锅上烹制食品，同时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些城市餐馆的成分，我们在木老元调查时，李祖芹家宽敞明亮的厨房正热火朝天的在做红烧鱼，以备明天邻居结婚宴请之用，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馆里的厨艺。住所的变迁更为明显，无论是施甸还是双江，走进布朗族村寨，几乎见不到传统的“鸡罩笼”或“一步楼”，汉家房已成为普遍的民居，更有几栋充满现代特色的钢筋混泥土“洋楼”矗立期间，显得分外醒目。马驮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几乎绝迹，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见到大多是满载的摩托车或农用机动车，木老元乡甚至已经开通了农村公交车。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平缓一点，也就是奥格布所说的“文化惯性”，它们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往往是为了调适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方法。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1]（P.140）随着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社区家庭结构、婚丧习俗、传统伦理道德等正在发生悄悄变化，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几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见；新生代女性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随着对外交往辐射半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冲击着传统婚俗的复杂规矩及礼仪，原来禁忌及礼仪繁多的婚丧习俗逐渐简化；传统礼仪习俗也随着年轻人大批出外打工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淡化，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已经更喜欢“不拘小节”“直奔主题”的生活。在双江邦协，每年的祭竜仪式依然庄重地按期举行，人们对竜神依然顶礼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葱葱较好地调节着当地的生态。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国家话语逐渐涉入这一神秘领域，祭竜仪式较往昔少了几许封闭性，多了几分开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识在后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的倡导，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各种习俗传承人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传统节庆在当地政府的推导下开展得红红火火，传统文化事项在活动主旨的规范下重组及创新，虽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几分表演，然这不失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一种积极调适。正如吉登斯所说：“一种类型的人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这就像一个过滤器，在通过它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释。”[11]（P.244） 三、变迁与适应的现实差异：一个比较分析在社会的变迁中， 在不同的条件下， 文化适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现象变迁速度也会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同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与双江邦协的布朗族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差异，我们以几个显著文化事项为例来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项的文化变迁速度的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两地的布朗族语言面临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境，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总体而言，两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语都已出现汉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汉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然而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邦协布朗族，或者说邦协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语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龄较长的老年人之外，60岁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用汉语，没有出现用本族语的情况；而在邦协，虽然大多能讲汉语，但即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表达时也会出现磕磕碰碰我难以听懂的情况，村支书及俸老师均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讲汉话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舌头不那么好使”，无论在俸老师家村支书家还是入户走访的几家，只要他们家人之间一交流，几乎全换成本民族语。因而，这里能讲汉话的人，几乎都是学龄以上进过学堂的人，像俸老师还没有上学的侄孙那样的小孩，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无怪乎在小学访谈时，一些教师表示低年级的学生很多不能听懂授课。
另一显著文化事项是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也波及到地处边疆的布朗族山寨，两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弃传统农耕、走向城市谋生。两地比较之后发现，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况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劳力，村里几乎只留下老人与小孩，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而邦协村近年打工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还不是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对学校问卷调查也看出，邦协小学全校160名学生中大约只有3名留守儿童，而木老元小学的比例则大得多。
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邦协的布朗族对外交流尤其是与汉族交流相对晚且少，他们受傣文化的影响更大些。而施甸布朗族地处南方第二丝绸之路附近，很早就有对外交流历史，与汉族互动频繁，这应该是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同一地域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在文化的变迁中，物质文化变化得更频繁一些，而非物质文化则相对缓慢一些，有时如果文化的两部分变化不一致，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失调，这时就发生了文化滞后。[1]（P.205）奥格布所提及的这种情况在布朗族社区也时有发现。
在邦协村，布朗族的传统服饰与语言均已经或快或慢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祭竜、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节日依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奥格布的提法“物质文化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布朗族社区也存在文化滞后现象，这在纺织工艺、寺院教育等文化事项变迁中能够找到印证，一直以来，纺织在布朗族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家人的衣着全靠妇女手工织布缝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尤其年轻人对衣着的数量及样式要求与日俱增，传统织机的及手工缝制的效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一要求，于是传统服装日益淡出人们视野，纺织技艺也慢慢后继乏人。现代学校教育引入布朗族社区之前，寺院教育一直是邦协布朗族社区比较重要的教育形式，是布朗族男性提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唯一途径，寺院教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好的选拨、筛选、教化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的介入，寺院教育这一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邦协寺院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想像从前一样在寺院接受长时期的教育已经不太现实，然邦协布朗族男性并没有彻底放弃寺院教育，因为传统观念中如果一个男性没有当和尚的经历意味着今后将低人一等，在这种失调状态下，他们想出种种方式来巧妙地协调这二者的冲突，比如通过缩短在寺庙学习的时间来完成人生这一重要历程，文化惯性的张力在这里得到较好诠释。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10]（P.44）四、传承与发展：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调适与前进的过程之中，各国各民族都无一避免面临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挑战。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变得日益困难。理论上讲，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适应的现实境况中，更多的是处于非主流方去适应主流文化，因而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在这种情境下，少数民族选择何种策略、社会主体采用何种态度就显得无比关键，贝瑞所提出的“整合”策略及其所对应的“多元文化”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在文化变迁中，“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社会运动相对于物质文化变迁的滞后引起社会失调。[1]（P.144）”“特定的文化变迁不仅需要个人与之调适，而且更需要文化的其他各部分与之调适[1]（P.65）”。生活在这种文化转型中的人们，必将经历剧烈的文化冲突及失调，免不了会陷入迷惑、彷徨之中甚至迷失自我。当布朗族面临新的文化环境时，如果完全抵制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指的“分离”模式，则必然与社会脱节，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消极地全盘接受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提的“同化”模式，则完全有可能丧失原有文化，失去立身之本。如果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好“文化震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又不能认同外来文化，处于认同虚无状态，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即处于文化“边缘化”之中，必将渐渐失去自我，严重影响着本民族的长远发展，这是最为不利的文化适应结局。因此，创造出新的文化来适应主流文化，成为布朗族既保持原有文化又能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中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是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它意味着对原有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解释，意味着对行为价值规范的再取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对这一文化“整合”过程做过精要描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人们从周围地区可能的特质中选择出可能利用的东西， 放弃不可用的东西， 人们还把其他特质加以重新铸造， 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要。”[12]（P.36-37）因而，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 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文化模式的过程。文化持有者就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文化因子，在保存自身精华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以期求得长远发展。只有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够树立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够自立，有了自立，才能够谈发展；只有适应主流文化，才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才不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外界脱节，才可能跟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有鉴于此，我们在面对布朗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时，必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延续的实质是其在文化的变迁中与其生境进行不断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即：在文化调适中寻求发展，这应当是布朗族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
注释：
①图片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7]中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1][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F. W. Rudm in，“Field Notes from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Use of ‘Acculturatio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7， 2003.
[3]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F. W. Rudm in，“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 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Review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 2003.
[5]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6]J. W. Berry，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J. Berman （ ed. ） ，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C 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L in 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7]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 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J].世界民族，2010，（4）.
[8]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9]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0][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 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113.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