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完善建立宣传引导、管控考核机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正常的范围，确保社会的稳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改进和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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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老龄化；相对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28-09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第三，从退休政策上讲，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适度延长我国社会成员的退休年龄，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降低社会抚养比。在当今老龄化的社会中，老龄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的身影也比较常见。通常来说，七十岁之前的老人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且有比较丰富的工作技能与职业经验（王俊等，2012），因此合理选择退休年龄可以使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对社会有贡献作用。
第四，从养老保障方面上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就养老模式而言，目前我国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而事实上养老不仅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需要大量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因此，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要使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步走向社会化，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养老产业等多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就保障资金而言，要逐步建立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政府财政投入为重要补充、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同时探索社会保障金保值、增值的成功运营模式，确保我国社会保障金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③定义来自国家统计局。
④由于中国各地区预期寿命的相关数据只有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其他年份的数据并不可得，因此预期寿命这一重要的人口因素并未包括在本文的研究变量之中，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⑤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的其他21个省份（不包括四川）、5个自治区和3个直辖市（不包括重庆）。由于重庆在1997年才开通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省统计数据中包括了重庆，而1997以后的重庆统计数据从四川省分离开来，因此本文将重庆市与四川省从样本中剔除。
⑥由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编制的初始年份为1997年，因此本文采用1997年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1996年的对应数据。此外，对于1997—1999年此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2000年的数据来做相应替代。
⑦由于抽样数据的局限性，我们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代替计算2001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⑧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的一个变量，通常被认为对长期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根据Barro（1991）的研究，尽管政府消费支出对于私人生产率（或私人产权）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它通过税收的扭曲效应以及政府支出计划而降低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由于财政支出中的教育与国防支出更像是一种公共投资而非公共消费，它们很可能会影响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和私人产权，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教育与国防支出剔除后的其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作为政府干预的变量，此比例的降低有助于释放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率较高的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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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转贴于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大饥荒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转贴于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本文由收集整理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本文由收集整理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一)身体素质现状分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综合国力的表现。建国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纵向比较来看，根据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在建国初期、1990年、2000年、201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5岁左右、68．55岁、71．40岁、74．83岁。表现出我国人口素质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逐渐增加的，并且也都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国家与日本、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出生婴儿死亡率也是体现人口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在过去婴儿死亡率及其的高，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水平比较落后，再加上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有能力有资本加大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而且人们也更加注重孕期检查等，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表现在我国婴儿死亡率从2000年的32.20‰下降到2012年的10．30‰，然而，我们同美国、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相比还是低了不少，就比如日本在2000年婴儿死亡率达到了3．30‰，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相差了将近30‰的比率。近几年一些疾病的病死率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和好转。例如，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率从2011年开始出现到2013年一直是100%。鼠疫病死率从2009年的25%到2012年的100%，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艾滋病病死率从1990年的0．76%到2008年的53．57再到2013年的6．61%，我们见证了艾滋病从出现到很难治愈再到容易治愈的一个变化过程。狂犬病病死率从2004年的100%到2013年的96．25，期间也出现波动，依旧没有什么突破。
(二)科学文化素质现状分析。通过对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的变化。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文盲率从6.72%下降到4．08%，下降2．64个百分点。这说明，近些年我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从全国各个地区来看，表现在整体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依次是北京、吉林、辽宁和广东4个省市，文盲占总人口比重低于2%，整体受教育程度最差的是安徽、甘肃、贵州与青海，其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8%，其余的各省市受教育程度处在中间的水平。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均衡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三)思想道德素质现状分析。几十年来我国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也有很大提升，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当今世界出现的部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观念的扭曲和道德滑坡现象。比如新闻上经常曝光的、极度拜金、三鹿奶粉与肯德基事件、非法商人使用地沟油、女孩失联现象等等。
二、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对策
(一)不断的发展本国经济。建国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都有所提升。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一方面，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需要社会拥有良好的卫生条件、较高的医疗水平以及人民良好的生活水平。然而只有我国的经济得到大力发展，我国才更有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为人们解决‘看病难、难看病’的问题。另一方面，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依赖于国家的教育水平程度。只有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都上去了，国家才会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进而才会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最后，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会慢慢的认识到自身的活动是否对他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思想观念就会发生变化。那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以及行为也会慢慢的褪去和减少。
(二)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以提高人口素质。经济发展虽然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如果不把资金、精力投入到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上来，那也无从谈起提高人口素质之说。尽管有些社会工作因自身的局限性在投入后可能不会看到人口素质的明显提升，但毕竟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加大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可以为人们提高充足良好的治病环境，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加大教育事业投入，可以为学生提高良好的学习环境，给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补助，尽量提升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关键词]人口 资源环境 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对经济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较早，人口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建设，人们的认识略显有些不完善或者不完备。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日益提出的资源损耗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众多资源学家、经济学家和生态学者的重新思索，严重的社会资源环境问题激起了社会的强烈抗议，从而也把人口资源环境列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WCED在对联合国提交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满足当代人现实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损害后人需求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称之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通过控制人口、保护和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出发，为经济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抉择。
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分析
1 人口问题
我国现有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策略，有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现象，但是从总体看来人口数量的增多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在2035年人口将达到16亿以上，并且呈现人口的严重老龄化现象，并严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2 人口的整体素养依然很低
目前我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分析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依然很高，就业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依然有几千万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以彻底解决。加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对人员的需求却出现了下降的发展态势，从而形成国有、民营和事业单位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诚实人口的贫困现象。
3 我国的资源开发较为严重
尽管我过的地下资源较为丰富，但是这些能源的开发毕竟是有限的。由于过度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资源的过渡开发造成了很多地区出现了沙漠化和盐渍化状态，地下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出现了大幅下滑。我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占地面积却相对不高，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会造成未来我国将成为世界进口资源第一大国，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很大影响。
4 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人口过多的压力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从全球的形势来看，酸沉降、全球变暖和臭氧层逐渐变薄的现象日益严峻，空气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垃圾的处理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大困扰。
二、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终极目标，但是人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用固定的土地供给相对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生产报酬的递减标志着单位资本的产出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人口与资源、环境、消费、生产、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人口与环境形成一种生态关系，人口与经济形成经济关系，人口与消费形成一种消费关系，人口与生产成为一种生产关系，人口与资源成为资源关系。在整个环境资源系统中，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的总和。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自然基础，通过不断吸收、储存和扩散而不断净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对环境的开发必须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一旦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从而产生对经济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真正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策略
1 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
对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控制措施主要采用优生优育的宏观举措，同时也能为人口质量奠定良好的自然和物质基础。实现对人口的控制也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根本，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既有利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又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的积聚。完善人口结构需要从教育的现状出发，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资力度，并建立终身教育机制。
2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资源的合理保护首先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现状，分析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有关因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开发的双向发展。另外，要加大对新技术的开发，实现对资源的利用率，并建立各级保护区。
3 走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
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主要表现值第三产业方面，对于旅游产业来说，积极开发本地域的自然景观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工作，普及和落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工作，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四、结束语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开发需要从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入手，实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从而推进各地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也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战略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