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制定课程标准
完善顶层设计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自2006年开始就不断提炼人才培养方案，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掌握口腔医学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专业技能，能在各级各类医疗、保健等卫生服务单位从事口腔疾病诊治、口腔保健知识宣传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每门课程制定了课程标准，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人文素质目标，将教学行为与工作任务对接，在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其中，培养学生救死扶伤精神，处处体现医德医风。
1.2模块化课程管理
医学道德的核心是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对生命的根本态度，是对患者健康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生命权利的尊重。根据临床口腔医生岗位设置课程，将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三大类，其中选修课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人际沟通技巧》、《医学心理学》《卫生法概要》等。这些课程强化了素质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还开设了《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这些课程激发了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就目前而言，加强人文课程的比重，不但不会影响口腔医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3“校院融合、四个一致”教学模式
改革学生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强调培养学生的分析、表达、理解和动手能力。“校院融合、四个一致”教学模式是为了适应当前社会需求，培养学生岗位胜任力而提出来的，在此种模式下教师与临床一线医生相一致，教学环境与临床操作环境相一致，课程内容与工作任务相一致，生产实习与就业培训相一致。专业教师均是临床一线的医生，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加入临床人文关怀的因素，在学校就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实训室模拟真实临床工作环境，感受职业氛围，处处体现人文关怀。将专业课程任务化、项目化和人性化，实训课模拟临床接诊、问诊、检查、治疗等过程进行，将人文素质融入实训项目。实习就业单位除肩负就业培训任务外还培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将素质教育进行到底。
3人文素质融入师资队伍建设
如何将人文素质融入教师队伍建设，是医学院校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医学院校人文社科类教师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师德师风建设中人文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漯河医专口腔医学系针对此种情况组织新进教师师德师风演讲比赛；教研会进行校风、教风和学风的研讨；鼓励教师跨学科进行人文素质、德育教育研究。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用教师的学识和人品来影响学生的三观，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的提高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何爱华认为师德建设构成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境，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基本保证。注重师德建设，以生为本，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4人文素质融入社会实践活动
关键词：学生英语口语兴趣
笔者在学校进行成人英语教学的几年中，发现由于学生基础差，又是在职学习，学习时间不多，口语底子相当薄弱。当今社会对英语口语的要求很高，为了让学生能学有所用，我在口语教学方面格外下功夫，总结出口语教学的一些心得，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开口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应激发学生对英语口语学习的积极性。被动的让学生学习英语口语往往是事倍功半，而底子薄的同学很容易产生放弃情绪，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经常变换教学内容和形式。
为了让学生较多使用英语，产生能用流利的英语讲话的欲望，我们向学生先传授一些非常有趣的短语、习惯用语等，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为学生打好基础，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短语，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Indeepwater”（在水深火热中），“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跑了和尚跑不了庙），“Toputonairs”（摆架子），“Athornintheflesh”（眼中钉），“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等，让学生根据学过的知识翻译过来，因为这些短语、习惯用语与日常生活比较贴近，所以课堂气氛马上高涨起来，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了出来。但当我让学生用这里的词造句，尽量表达流利时，教室里顿时沉默下来。他们开口说英语的最大阻力就是他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怕说错了人家笑话。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有人敢自愿上台，为了打破僵局，我用“Thickchecksbringsuccess”（厚着两脸皮，处处占便宜）来鼓励学生，终于有位学生主动站起来，虽然讲的不很合语法，但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了，课堂又恢复了轻松愉快。学生们这时一个接一个地说，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的突破，那么在以后的课堂上类似的锻炼逐渐多了起来。
二、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一些学生由于羞于开口，他们开口锻炼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为了让这部分学生也开口说英语，我就经常给他们讲英语故事，用英语介绍时事政治，以培养他们的语感；或者在每堂课前安排几个学生各自用几分钟进行新闻汇报或讲笑话故事，并给他们打分。通过采取这样强硬的措施逼所有学生开口，无形之中他们说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使是以前很少抛头露面的学生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以后也就不再怯场了。在课堂上的讨论话题应设计得巧妙，以让学生有话可讲，有事去讲。电影TheTitanic播映后，组织了讨论会，许多学生都发表了感慨。Whoisyourfavoritenovelist？（谁是你最喜欢的小说家），Whatisyourfavoritenovel（你最喜欢的小说是什么），Thefunofliving（潇洒人生），Aminuteonfun（开心一刻），Believeitornot（信不信由你），学生们对这些话题的讨论都很热烈。总之，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很有必要的。
三、组织互助组，创造用英语说话的环境
我教的班级学生年龄的差距很大，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年龄的差异造成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方面快慢不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让年轻的学生和年龄较大的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和水平低的学生互相帮助，结成互助组，让他们相互带动，共同提高。
根深蒂固的“母语”对于学习外语有一定的负作用，因此，我规定在课堂上学生和学生之间沟通只能用英语。一开始，学生很不适应，常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学生的口语水平就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养成了用英语说话的习惯。
除了课堂上指导学生，课后最好利用课外时间，让学生随时找、问些口语学习方面的问题。翻译要相当精密，符合语法。让学生在掌握大量词汇的基础上，讲究翻译技巧，循序渐进，我们应向学生提供这方面的经验。课后自由交谈，可纠正读音，也可让学生准备些话题，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多说多讲，尽量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保山市的许多乡镇13年以来其跨境婚姻人数迅速增加(见表1)，配偶大多数来自缅甸。文山州都龙镇共有跨境婚姻322对，配偶均来自越南，仅2010年至2012年，跨境婚姻人数就增加了67对。临沧市2009年底累积有边民跨境婚姻3888对，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对，在2年时间内，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长幅度就达20.8%，年均增长10%左右。西双版纳州的勐满镇有107对，其中100对配偶来自老挝，7对来自缅甸，近2年的增长幅度超过15%。面对这样迅速的增长趋势，国家层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严格管理和控制。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人群的增长，伴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跨境人员的非法入境;跨境婚姻的非法问题，以及所引发的非婚子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还附带诸多其他问题，如艾滋病、传染病防控问题;吸毒、贩毒、买卖婚姻、贩卖人口、骗婚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成为近年边境地区的管理新问题，给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隐患。本研究在充分调查云南省跨境婚姻的基础上，重点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从跨境婚姻形成的内在因素和跨境婚姻人数上升快速两方面展开，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果联系和协调路径，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二、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数上升的人口学分析
从人口学的角度，婚姻问题通常是从出生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适龄人群性别比、两性间的死亡率差异、夫妻年龄差异、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迁移等人口学结构性因素来考量和分析研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目标出发，选择下面的几点进行分析。
1.总人口性别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严重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在2008年达到120.56的最高值。根据中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982年108.47，1990年111.27，2000年119.92，2010年118.08。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6.74，云南省为110.06，保山市为106.2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5.2，云南省为107.9，保山市为105.24。整体上，近十年的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近几十年来，国家从法律保障、政策调整、传统观念、督查指导等方面进行大力调控的结果，使我国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合理化。表2所列出的州、市、县为此研究入户调查点，其中保山市是重点，其辖区内所有的县都选择了入户调研点，涵盖其全部边境乡镇，所获得的资料相对较齐全，以对保山市的人口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保山市总人口性别比各县情况有升有降。总体上，总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县区，跨境婚姻人口数量较多，龙陵县尤其突出。从人口学角度看，男性比例偏高，造成男性娶妻难问题突出，就会产生“婚姻挤压”②现象。婚姻挤压最终将压力叠加到最低层的边疆最贫困的未婚男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凸显的问题就是跨境婚姻的陡增。
2.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跨境婚姻大多数发生在农村。根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云南省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4.77、103.78，城镇人口性别比为107.53、105.72，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11.58、108.79。数据显示，云南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和城镇，而长期累积的人口问题要短期改善是很困难的。云南是个农业大省，这所指的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不是农业发达或者耕地多。2010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2%;2012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0.1%;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农业人口依然占大多数，在各边疆州、市，农业人口占比更大。保山市虽然总人口性别比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占比却很大，超过90%，另外，农村户籍的人口性别比也较总人口性别比高。很显然云南省和保山市居住在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高于总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也高于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保山各县区的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表明，在农村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男性婚姻压力较生活在城镇的男性更大。根据“婚姻挤压”的理论，男女性别比差距较大的一代人进入婚嫁期，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将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于是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们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如此循环下去，将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等社会问题。农村贫困人群是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困难男性”可以选择欠发达地区的适合女性，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困难男性”可以选择农村适合的女性，欠发达地区的边疆农村“困难男性”只能寻求周边外籍适合的女性了。从调研数据看，很明显，性别比高的县，跨境婚姻人数多，现实与理论相符，如龙陵县和腾冲县。因此，跨境婚姻问题从宏观上分析，是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因素，或者是个别案例，应该认真将其当作新时期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和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早重视和解决跨境婚姻问题，无论是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都不应忽视。
3.性别比失衡的影响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我国过剩男性人口将超过2000万①。这些预测都表明，中国近年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困局。近30年来，云南省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云南适婚男性，或者确切地说是云南农村贫困适婚男性困境最深。在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女性占优势的城乡婚姻迁移和“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的合力挤压之下，在交通闭塞和经济落后的农村贫困地区，个体与家庭收人、个体能力和社会网络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男性很难在理想的初婚年龄实现婚配，他们面临的大龄未婚、晚婚和终身不婚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增大。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男性娶妻困难。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拥有经济、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择偶容易;而缺乏这些优势的男子择偶难或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的最底层。婚姻剩余男性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城乡均如此，乡村情况更糟，边境贫困山区最严重。云南是边疆省份，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再加上农村人口性别比高于城市，全国范围内的性别比失衡还直接冲击云南，使云南农村人口中的“剩男”大量产生，非法的买卖婚姻、拐卖妇女、骗婚、跨境事实婚姻的现象呈现上升趋势。从婚姻适龄人口数据看，形势更严峻。云南省的婚姻适龄人口性别比远远高于全国(见表6)，云南省的大龄男性远多于适龄女性。再加上婚姻挤压各因素:年龄挤压、地区挤压、城乡挤压、经济水平挤压、个人素质挤压等，云南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绝对是处于最底层的弱势方。从全国1‰抽样数据看，从2005年到2012年，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很高，都在135～140之间波动，总体是上升趋势。未婚男性面临的择偶形势相当严峻。在所调研的村寨中，临沧市南伞镇的大龄男青年特别多，最典型的有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居然有70多户人家有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其中一半情况是家里贫困，另外一半也不算很穷。按当地的风俗，一般情况下，20岁左右就结婚了。可见确实存在性别比失调和贫困问题交互作用。村里女子外出打工，就在外地嫁人，镇上未婚男性很难找到当地媳妇。临沧市有个很特别的跨境婚姻大村，叫麻栗树村民小组，其居民大半是苗族小半为汉族，有80%以上的家庭是跨境婚姻家庭，有的人家，一户几兄弟全部都是娶的缅甸媳妇。造成男性比女性多的原因，一般而言有三种因素:第一，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农业人口占比较高，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长期选择和实践中，男性的劳动力优势突出，传统上更强调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第二，中国大众的婚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对男女在性别上存在偏见，重男轻女。症结还是经济发展滞后的一种表现。第三，生育选择的可能性。计划生育的实施②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利用科技手段在生育的选择上有了人为的干预。这就是导致中国近几十年性别比例高的原因。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像云南省这样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性别比更高。除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外，解决性别比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快经济的稳健发展，解决之道也是使贫困人群尽快富裕起来，别无他法。否则，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人口安全隐患。在分析婚姻挤压问题时，所使用人口数据将已婚人口剔除，更有助于观察婚姻市场上的供需突出矛盾。未婚人口性别比的情况更令人堪忧。从以上数据看，云南省未婚大龄男性所承受的压力非常明显，特别是年龄为30岁以上的，在理想婚龄差条件下每4个未婚男性才有一个理想婚龄差内的未婚女性与之对应。再加上地域偏僻、经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以及外地人口的挤压，婚姻挤压更甚。婚姻挤压还会引起“异质性”婚姻增多(如夫妻年龄差大等)，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跨境婚姻，也可以看作“异质性”婚姻的一种形态，由于很多跨境婚姻是不合法的，就存在风险性。婚姻挤压的结果由社会最下层的弱势群体来承受，会加重社会不公平，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底层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性别比失衡，还会带来男性劳动力过剩，就业性别挤压加大。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云南省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尤其是文化层次偏低，在就业市场处于竞争弱势，这些农村贫困人口会变得更加贫困，给社会和政府带来困扰。从长远看，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必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挑战社会的和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总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云南跨境婚姻人群的初婚年龄有1/3的男性在21～25岁时结婚，说明这些边疆青年是正常、自愿、乐意娶外籍媳妇的。有约2/3的男性是26岁以上结婚，又说明因大龄找媳妇难，是选择娶外籍媳妇的重要因素。
4.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是生存需要、战争因素和政策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流动人口数量很小，只限于社会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动等有限几种类型。人类发展中期，随着经济活动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类型大大丰富，流动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到了现达阶段，由于交通条件的完善，流动将取代迁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动的成因将偏重于经济和娱乐成分。现代人迁徙同样选择环境好、经济状况好于原住地的地方去发展。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生存发展需要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和直接动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2000年为1.017亿，占总人口的8.19%;到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61亿，占总人口的16.53%，增幅达到81.03%。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婚育年龄推迟。①云南省在我国是欠发达边疆省，外出打工的人员较多，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流动人口2000年为116.4万，占总人口的10.47%;到2010年，达到117.1万，占总人口的13.17%。十多年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口流动量。2000年，按照迁徙原因分类的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41849人，男性为8621人，也就是外嫁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流动人口的82.91%。2010年，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287669人，男性为105017人，也就是嫁出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出去人口的73.26%。十年来，嫁出适龄女性在数量上的增加更是明显，增长了近7倍。这项数据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云南本乡本土的男性，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男性找媳妇难。云南本省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男性多于女性，再加上外嫁女性逐年增加，婚姻挤压的人口学因素更加显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着国际间的人口流动加速，2014年上半年，我国出入境人数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入境外国人人数1255.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7%;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2685.88万人次，同比增长19.11%。②这就带动了跨国职业的发展，在异国工作的人员有很大机会结识驻地国的异性，有很大几率经过一定时间一定程度的交往进而发展为跨国婚姻。在云南省的边境一线，跨境流动人口也明显增加。例如，作为部级口岸，瑞丽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约6万多人，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3，而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为缅甸籍人员，往来于两国间。2013年底，云南天保口岸出入境旅客首次突破60万人次，磨憨口岸首次突破70万人次。③2014年上半年，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5万人次，出入境人数同期比增长20%。④诸多数据都表明了云南跨境流动人口的增加。云南省与毗邻国边民之间交流频繁，尤其近年在跨境打工这方面，互动较多，双边边民都会跨境到对方砍甘蔗、割胶、种植、搞建筑、做生意或在服务行业工作等。此调研的很多跨境婚姻夫妻双方都是因为打工认识的，到双边国家的情况都有，甚至有的中国男青年到缅甸、老挝、越南去打工，目的就是想找媳妇的。这也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边疆青年择偶观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云南边境一线的贫困、大龄村民到缅甸、老挝或者越南去找媳妇，跨境婚姻人数的上升，是受世界一体化因素的影响，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边疆青年婚姻观念从保守、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的一种直接体现。
三、思考与建议
跨境婚姻现象主要发生在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边境山区一带。造成跨境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区远离乡镇中心，经济发展缓慢，资源环境条件差，缺乏发展契机，再加上跨境婚姻人群普遍是村里的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56.96%)，经济条件比较贫困，年龄普遍偏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导致娶媳妇比较困难。所娶回的外籍女性，家庭情况更差，受教育水平更低。调研数据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中方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9年，外籍配偶为3.27年。这样组成的家庭是当地最弱势的人群。他们缺乏谋生必要条件、人力资本和发展的手段，只能从事农业劳作，其后代同样是低学历、低素质，形成恶性循环。跨境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云南省边境地区婚姻适龄男女比例失调、贫困家庭娶不到媳妇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利于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和边疆和谐。跨境婚姻的快速增长，也潜伏着种种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发和带来种种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甚至引发和带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调研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改变观念，自我脱困宏观层面，应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地方政府应该加强边境落后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的温饱问题。作为大多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人群，也要自己努力改变，适应社会的发展，自己努力突破困境。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思维模式单一，很难寻找或开发各种营生方式，大多数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农耕生活。山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土地生产力较低，而且人均土地较少。仅靠耕种自家土地，只能维持基本温饱生活。因此，改变生活现状，首先是从思想观念开始，有想法，才会有行动，才能改变。其次要走出去，接受新事物，长见识。由于交通闭塞，与外界交往有障碍，此调研的跨境婚姻人群多数最远只到过县城，有的甚至只到过乡镇。跨境婚姻家庭的外籍人员更是由于无合法身份，根本无法外出或打工。边民必须要走出山寨，了解外面的世界，才会激发改变自身的欲望，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跟上社会发展步伐。
2.接受教育，提升能力首先是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6年，汉族为8.84年。云南省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文盲率为6.03%。近30年，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明显提高①，由1990年的4.75年提高到2000年的6.32年再到2010年的7.6年。但云南省201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与全国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持平，是全国教育落后的省份之一，且不平衡现象突出。云南省16个跨境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见表9)，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低很多，甚至低于30年前的云南省平均水平;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盲率更是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可见，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很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应该有进一步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倾斜政策。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和农村差距很大，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我省省情的面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制度。首先，实现从临时性救助到制度性补偿的转变。教育是百年大计，帮助边疆贫困人群提升受教育水平，必须有长远规划，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应制订弱势群体教育保障制度，成立专项资金，工作长抓不懈。其次，实现从基本受教育权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当前教育救助的主要目的是不让弱势群体子女因贫困而失学、辍学或上不起学，即保障弱势群体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孩子在升学和就业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情况，给予“份额制”对待，使教育救助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其次是提高个人劳动技能水平。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首先是要有能力去行动。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贫困弱势群体的自身生存能力。对于大多数边疆贫困人群，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生产技能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和商品意识淡薄，安于现状。如果他们自身能有意识地去学习一门劳动技能，改善生存现状才有可能。社会及劳动部门要建立就业培训引导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对贫困人群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就业培训，提高就业和劳动能力和素质，增长创收才干，创造就业机会，是促使其实现自养是脱贫解困的关键。还可以“小额贷款”等形式扶持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自主经营，并扶持一些小企业和个体户，使他们增加收入，减轻社会的负担。这也是贫困家庭未来摆脱贫困的关键一环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和情绪智力的关系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平均数显示，女生(119.85±13.73)＞男生(119.55±15.11)，文科(119.53±15.03)＞理科(118.16±14.85)，班干部(121.00±13.70)＞非班干部(119.51±14.35)，高一(120.24±13.65)＞高二(119.05±14.94)，少数民族(120.05±14.44)＞汉族(119.59±13.99)，经过对平均数差异t的检验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可以解释其情绪智力的总变异量依次为0.0%，0.2%，0.2%，0.2%，0.0%。这就表明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率都是0.2%，而性别和民族则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2.3%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5，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3.491。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116.74。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4.2%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1，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0.067)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二)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总的来看，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一定影响。第一，调查数据表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跟他们是否同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或者说其情绪智力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一结论跟Lamb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青少年广义的适应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而情绪智力其实属于广义适应的一部分。青少年有了情绪智力就有了最起码的健康心理的形式;相反，情绪智力不足，许多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当然，本研究没有十分具体的家庭结构数据，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和所在地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经济收入中等以上家庭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以下。究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一样的环境，比如外出旅游、公园娱乐、购物、走亲访友等。这就使得他们接触不同的人际关系多一些，得到了较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其情绪智力也就高一些。第三，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其影响明显大于农村。这与张秋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家庭一般比农村家庭富裕，城市人口密集、知识密集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Lifshiz认为教育的氛围影响情绪智力，城市的教育氛围好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村，且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竺培梁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推测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城乡差异远大于城城差异。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子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国外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越少，青少年早期的情绪智力越高。国内王才康、刘成伟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独生子女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研究也显示，排行老四及以上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反而高于独生子女。同时，四个变量的预测系数仅有“老二＆独生”是显著的。本研究认为，家庭的大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是有影响的，且对于各个子女的影响可能是不相同的。其中，排行老二的受到了显著影响，情绪智力相比最低。所以，老二可能往往是我们家庭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点，应该提醒我们更加注意加强对老二的关注、关爱和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总数，我国政府为防止由于人口的不断激增而形成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人口总数增加明显放缓了，但社会的人员结构却走了另一面，即人口老龄化。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家庭养老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事实上，我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孝道”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当一个人逐渐步入老年，与家人晚辈同住在一起，让其供养，似乎是每个国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自然规划。但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由此，由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就显得力不从心，抚养系数比例上升并失衡，这种模式作为现今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家庭架构。在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供养和照料模式正在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举步维艰。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部推向社会还不现实，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的养老。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五、结论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台湾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后，台湾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台湾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政府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众赴新疆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分析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民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分析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台湾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民国《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外蒙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政府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其三，移民到边疆地区后与该地区固有土著居民的关系呈现地域多元化的状态。在清代台湾开发过程中，高山族力量弱小，汉族大量移民涌入后对高山族进行欺凌、迫害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立教大学台湾籍历史教授戴国辉曾经坦率地指出：“我们客家人和福佬人双手并不是顶干净的，尤其是参与开拓台湾的客家父祖辈扮演过侵占山地的先锋队。因而我始终保有一种‘原罪’感。”（注：戴国辉《台湾史研究》远流出版公司，1984年第23页。）汉族移民一般涓滴式地注入滇桂地区，与当地土著民的冲突较少。在新疆，移民多系清政府有组织的屯垦人口，通常因汉、回隔离而较少发生冲突。在东北，满族是当时全国的统治民族，所以汉族移民早期多投靠满族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旗人的经济力量迅速衰微，汉族移民很快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旧日的主体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却始终不敢与满族发生直接冲突。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与东北既相似又相异。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蒙族的经济利益，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远远多于东北地区满族人口，再则，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头也没有东北地区那样迅猛，这样汉族移民在蒙古寻求当地王公贵族保护的历史持续了很久。到清末，汉族移民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势力增长逐渐与当地蒙古族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冲突。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到土默特旗给蒙古人耕地，后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其后代比较善于经营土地，家境逐渐宽裕起来，至清代末年，家中已拥有300多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并从破产的蒙古贵族手中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据李守信说，最初移居蒙古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如果不入蒙古籍，便动辄得咎，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
其四，各边疆地区移民的组织类型不同，尤其表现为清代新疆地区由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和出面组织的计划型移民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则以自发型移民为主。清代新疆计划型移民有三个特征：一、它是清政府巩固国防、以边养边政策的产物；二、它是通过国家有计划协调和行政组织来实现的；三、它得到国家移民投资的支持。清代自发型移民则截然不同，这表现为：一、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目标吸引下，通过迁移者的主动选择来实现的；二、移民的投资费用由迁移者个人自筹解决；三、移民迁移的连续性强，因为在私有制的农业传统自然经济格局下，有宜耕土地就自然诱发着人口迁移，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寻求土地而进行迁移是必然的。清代计划性移民的组织形态一般具有规范性，而自发型移民的组织形态则有时呈现出边疆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异常性。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上，有两个不能不提到的著名移民人物，一个是东北的“韩边外”（韩宪宗），另一个为内蒙的王同春。《南园丛稿》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独立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政府。”（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动乱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疆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台湾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田园，聚集成庄，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注：林祁钊《林氏族谱》，影印手抄本，第5页。）在拓殖过程中，林先坤运用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组织的原则来结合力量，与其它几位族长组织学会，先后成立了五十九公、次圣公、观音公、拱震公等合约字蒸尝，一方面祭祀祖先，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经营。这种宗族团体的组成是采取志愿的形式，这样其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稍有区别。不过，他们所供奉的唐山祖和祖籍地所奉祀的一样，所以这种蒸尝可以说是一移殖性的宗族组织，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在早期资本凝聚与团结族人自保自卫的功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台湾边疆移民社会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异，是自发型移民因毫无官方资助而以祖籍地为基础的互相合作的地缘团体。
其五，各边疆地区的移民众趋人格大不相同，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移民与其它地区的移民相比尤为明显。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视海洋为坦途，这种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以冒险精神为特质的海洋性开放性格的养成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后，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资本主义萌芽发育较早，而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增加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于是，一种冒险与谋利的精神逐渐普遍酝酿，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民众“唯利是趋”、“趋利喜作”的众趋人格心理定式，往往使他们“遗祖宗之丘基，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成为中国人最具有进取心和喜欢冒险的分子。正是这样，台湾地区移民的“开拓者精神”较其它边疆地区的移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与台湾地区相比，清代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的进取心和开拓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我们在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山东移民憨厚朴实，到东北后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广阔土地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求得五谷丰收、全家温饱，但仍然无法摆脱穷困的阴影；一些移民到内蒙后虽然发财致富，却舍不得花一文闲钱，吃穿极其朴素，没有改变陕北人在原籍的节俭习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特征，连在内蒙、新疆等地定居的晋陕商人也多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以求稳步发展。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本身就具有冒险性，因为移民活动的行为主体必须克服人口分布的惰性，而移民的前途往往也含有一系列未知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付诸实践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情况十分明显，地域因素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由于边疆移民迁出地分布呈偏集态且迁出地社会变迁的内容、方式、程度、次序等具有不平衡性，所以边疆各地区移民的社会性格必然具有异质性，其开拓性和进取心的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台湾，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台湾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台湾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民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新疆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乌鲁木齐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南疆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南疆是新疆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南疆。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乌鲁木齐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新疆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1.前测研究工具及问卷检验分析。本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为研究者自编的《中职教师专业工作生活质量个体自我评价问卷表》，因此，需要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研究者选取了中职学校国培班61名专业课教师进行前测，剔除无效问卷8份，问卷有效率为86.89%。经过高低分组分析，最后保留了50个项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组成了专业教学工作、专业实践活动、职教理论学习、学校文化建设与职业压力、继续教育专业学习五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计1～5分。运用SPSS17.0工具检验，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0、0.94、0.91、0.94、0.91，均达到了0.90以上，可见前测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对前测问卷进行题总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各题与其相应维度相关的显著性均小于0.01，表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均有显著相关，说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所测内容一致，各题对量表所测的内容有着实质性的贡献，各维度各题具有较高的效度。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维度一至维度五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最小的相关系数分别大于0.65、0.54、0.72、0.72、0.72，表明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均有较高的相关性，可见前测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2.后测问卷检验分析。经前测分析得到五个自我评价维度，维度一由1.6.14.15.21.30.31.32.37.38.43.48构成；维度二由2.7.13.16.29.33.39.44.47.49构成；维度三由3.8.12.17.23.28.34.40构成；维度四由4.9.11.18.22.24.26.27.40.41.45.50构成；维度五由10.19.20.25.36.42.46构成。该量表为五级评分(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运用SPSS17.0工具检验，本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其中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2、0.93、0.85、0.90、0.90，均达到了0.85以上，可以看出后测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对后测问卷进行题总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各题与其相应维度相关的显著性均小于0.01，即显著水平较高，说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所测内容一致，各维度各题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维度一至维度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最小的相关系数分别大于0.63、0.67、0.63、0.57、0.76，表明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均有较高的相关性，可见后测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二、高职专业课教师人口学变量与问卷检验分析
（一）高职专业课教师人口学变量分析1.抽样对象区域分布简析。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问卷在我国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地理区域展开，在华北地区北京市抽样266份，占20.98%，在东北地区黑龙江省抽样448份，占35.33%，在华东地区共抽样517份，其中江苏省抽样286份，占22.55%，山东省抽样231份，占18.22%，在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抽样37份，占2.92%。高职专业课教师问卷抽样对象的覆盖面比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当代我国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抽样对象区域分布如图8所示。2.抽样学校性质与等级分布简析。课题组对不同办学性质的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实施了抽样问卷调查。其中，企办校抽样问卷13份，占1.03%，民办校抽样问卷109份，占8.60%，国办校抽样问卷1146份，占90.37%，显然国办高职院校占主体。部级、省级示范校和普通校，分别占抽样学校专业课教师的27.52%、26.74%和45.74%。抽样调查能够反映不同性质、不同等级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的意愿，抽样学校性质、等级分布如图9所示。3.抽样对象性别、年龄、教龄分布简析。抽样学校专业课教师男女比例分别为37.85%和62.15%，女性教师高于男性教师，能够反映不同性别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性别分布如图10所示。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占12.78%，31岁-40岁占50.39%，41岁-50岁占30.76%，50岁以上占6.07%。按年龄段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31岁-40岁、41岁-50岁、30岁以下、50岁以上。抽样对象覆盖了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的各个年龄段，因此，本次抽样调查能够反映出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观点。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年龄分布如图11所示。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教龄分布为，1-3年教龄占8.04%，4-6年教龄占11.67%，7-9年教龄占17.04%，10-14年教龄占22.00%，15-19年教龄占13.57%，按教龄段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20年以上、10-14年、7-9年、15-19年、4-6年、1-3年，专业课教师中拥有10年以上教龄的占63.25%，拥有20年以上教龄占27.68%。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具有较长时间的专业工作生活经历，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教学工作实践经验，对自身的教学工作生活质量的优劣必然有深切的感知，也会对自身所从事的教学工作生活质量形成正确的认知，并能够对自身的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条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抽样对象教龄分布如图12所示。4.抽样对象学历、职称状况简析。抽样对象具有研究生、本科、专科以下学历的分别占50.39%、46.61%、3.0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7.00%，抽样对象学历层次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任教师队伍整体的学历层次结构相符，本次抽样调查能够反映出具有不同学历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学历分布如图13（左）所示。抽样对象具有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分别占36.91%、50.16%和12.93%，抽样调查覆盖了各级职称的专业课教师，能够反映出具有不同职称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职称分布如图13（右）所示。5.抽样对象职业资格证书、双师型教师状况简析。抽样对象中，持有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含技术等级证书）的占89.83%，可见，大多数专业课教师持有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抽样对象职业资格证书分布如图14（左）所示。抽样对象中，双师型教师占59.31%，这说明，大部分专业课教师具备双师素质，抽样对象双师型教师分布如图14（右）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