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理和谐的内涵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和谐可理解为人们处理与协调各种各样关系时的平衡状态；心理和谐则是指人的基本心理过程和内容彼此之间，或者各部分与整体之间保持动态的均衡、完整、协调一致的自在轻松状态，即认知、情绪情感、意志和行为以及人格的完整与协调，同时能够与外界环境进行有效沟通，较少内部或外部冲突。
心理和谐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心理构成要素上的协凋性。主要指知情意上的协调、人格上的协调以及心理过程与人格之间的协调。
（2）为人处世上的理智性。
（3）心理体验上的愉悦性。心理和谐的人对于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人、事、物，在情绪情感上也有喜怒哀乐，触景生情且能情随意动。
（4）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心理和谐的人也有心理矛盾、冲突的时候，心理的某些成份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和谐，但他能将这样的冲突和矛盾控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和尽可能小的范围。
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和谐的重要心理指标。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Diener等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价，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心理和谐是人的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状态。因此，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综合的心理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和谐程度。主观幸福指数已经逐渐成为了评价一个国家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
2、心理和谐的构成
心理和谐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从结构上看，它包括三个层面：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
2.1、自我和谐是心理和谐的基础
自我和谐，也可称为自我意识的和谐。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意识。自我意识是心理的调节系统。自我和谐的人能够客观的认识自我，产生积极的自我体验，恰当的调控自我，延伸自我并发展自我。其核心是自我认同，对自己的认识不为财富、外貌、出身、权力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力量主要源于其内心的和谐，以及自我修养的准则。
一个自我和谐的人善于平衡心理，理性、乐观、豁达，他们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能够善于调节自我，以坚忍不拔、知难而进的态度对待困难，以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待挫折。因此，自我和谐是心理和谐的基础。
2.2、人际和谐是心理和谐的核心
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事、亲子、师生、上下级等关系，人际关系便是在这种人际交往过程中实现的。人际和谐是个体与他人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条件。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里的人，人的本质只能在人与人的各种交往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人际和谐决定着人的本质，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人际和谐的特点包括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适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在集体允许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个性；能够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适度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
2.3、人与社会和谐是心理和谐的重要特征
一个与社会和谐的人能正确面对自己与各种群体或团体、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把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有责任感、使命感和义务感。因此，相对于社会的旁观者，其更乐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坦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承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基本技能，掌握社会规范，确立生活目标，形成社会技能，发展社会关系，实现适应社会的发展目标。人的社会化是心理和谐的必然产物。
3、关于心理和谐的几点认识
3.1、心理和谐是一个动态过程
心理和谐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会发展变化的，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和谐，它是一种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人就是在心理和谐――不和谐――再和谐这样循环往复中成长进步的。当心理和谐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出现新的不和谐，个体通过自我调节系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不和谐问题，消除不和谐因素，以达到新的心理和谐。心理和谐还具有时空特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心理和谐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人更多的时间处于和谐与不和谐之间。
3.2、心理和谐是一种理想状态
心理和谐是比较而言的，绝对的心理和谐是不存在的，人们都处在较和谐与极不和谐的两端连续线中间的某一点上。一个人偶尔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行为和心理，并不意味着心理不和谐。心理和谐指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的状态，而不能只看一时性的偶然现象。心理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为人们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参照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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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心也称公众信心，是指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力量。主要是指公众对某一行动主体、某一事物、某个具体对象的一种认可、信任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期望。公众的信心既有在对当前发生情况的理智认可基础上的心理相信成份，也有对未来发生事物的预期成份。对当前事物的信任度越高，对该事物未来发生的预期的相信度也越高，即公众的信心越高。所以，公众的信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任对象的现实状态，一个是信心对象的未来心理预期。某一事物当前的现实状态越是稳定、可靠，对某个事物未来发展的预期就越稳定，信任度与期望度就越高，即公众信心的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信心的溃散，就是在对某个信心对象不认可、不信任基础上的对其发展前景的悲观的心理预期，即信心的瓦解。公众的社会信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物的公众信心。而信心的对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性的，就是对具体的事物、人物、机构的信心，一类是抽象性的，如对某个价值观、规则、信仰等精神性因素的信心。
今天重提社会信心问题，是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中国社会通过改革开放，在大步前进，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但在快速发展中，无论是制度、政策，还是政府的思维、办法、执行能力，都跟不上这种速度，出现了奥格朋所言的“文化脱节”现象。与此同时，公众对生活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出现了格尔所讲的“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信心的“低落”，与一个社会衰退时期公众的社会信心的“溃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当前社会信心主要特征
公众的社会信心对象通常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地说当前社会信心高与低是不科学的。当前对公众信心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所以不能做出严谨判断。但通过一些较简单的调查数据，也能够发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同样，我们很难用一般性的结论对错综复杂的公众信心作出判断，而只能够对某个领域、某个具体现象的社会信心进行判断。
公众的社会信心具有层次性、地域性。从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在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省、市、县（区）、乡（街道），呈现依次递减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基层政府，矛盾源集中、社会矛盾冲突高发，公众的社会信心较低。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矛盾、困难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信心具有较大差异性。
社会领域的公众信心与政府机构的公信力有密切关系。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信心出现低落，主要是来自政治精英的权力失范与基层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公信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信心。就腐败而言，它不仅是大量党员干部的堕落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了政治公信力的丧失，瓦解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认同与预期。社会信心的溃散表面上是民间民情的负向发展，本质上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是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流失。凡是公信力丧失的地方，公众的社会信心就偏低，在当地的燃点就低，就容易出事情。
公众的社会信心与网络传播的典型案例有关。社会信心的溃散与热点事件有关，特别是与互联网上对不公平事件的放大有关。热点事件的影响力越大，社会主流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越是解释不清楚，越容易形成公众的不信任，越容易对处理该事件的政府部门公信力产生怀疑。公众会自发地承担“社会法官”一职对其进行道德评价，从公平、公正、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来评论事物。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三鹿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问题相继被曝光，公众在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威胁的背景下，普遍缺乏安全感、备感忧虑，恐慌情绪蔓延，对执政者的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惩罚不够不满，质疑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果。
当公信力不足的时候，公众更加愿意接受对权力质疑的信息，有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更加关心“铁幕背后”的事情，更加愿意相信网络上传播的非正式信息。社会信心形成的社会机制并不复杂，主要取决于事物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依据事物发展的连贯性原则，未来该事物是今天该事物的持续发展。当某个公众关心的对象（某个事物、某个制度、规范、某个人物等），即当某个事物发展的基础状态（现状）处于稳定、良性、健康、持续的发展状态时，公众将其放在未来的时空区间进行考虑时，就会感到放心，产生特定的心理预期，即公众对某个事物有信心。反之，当某个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稳定、不健康时，公众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就会产生信心不足；当某个事物发展处于恶性状态，向负面发展时，公众信心就会丧失、溃散。
社会信心与公信力的关系
与公众信心相对应的是社会管理系统中的政府及其权力的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对“公信力”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 一词，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另一种解释是Public Trust，意为公众的信任度。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面对公众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人道的价值体现以及民主、责任等原则构成的社会的信任力量。公信力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机关、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信任度和认可度的一种表示；二是公众对社会某种特定权力、角色形象和言行的一种心理认同。既指公众对政府组织在进行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具备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信任的影响能力，也是指公众对政府组织的普遍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程度，是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一种评价。公信力作为“无形资产”是公众社会信心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社会衡量政府执政优劣的重要尺度。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公信力与公众社会信心是正相关关系。
从社会信心与公信力的影响机制来讲，公信力的主体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精英集团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态度本身，就是制度、规范真实性的一种展示。这种示范既可以是正向的示范，也可以是一种负向的示范。政治精英集团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建设与破坏具有“双刃效应”。当制度的建立者、捍卫者对制度、规范敬重，制度、规范才具有生命力、持久性。如果政治精英对待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态度是轻蔑的，不遵守这些制度、规范，那么公众自然会减少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价值理念的认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政治权力越大者，其失范行为越具有坏榜样效应。
而当政治精英失范而又不受到制度约束、规范惩罚时，社会成员便产生一种逆向模仿的行为，模仿社会精英成员破坏制度、规范的行径，这时“坏领头羊”效应产生。学习坏榜样比起学习好榜样更加容易。好榜样的学习不是来自于人的生物性本能，而是来自于人的社会理性，学习遵守制度、规范的好榜样，必须要对自身的欲望进行控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要付出遵守制度、规范的成本。而学习坏榜样不需要过多的自我约束，不需要花更多的力量，坏榜样与人的生物性本能、欲望是相吻合的。政治领域社会精英的越轨行为对公众的社会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
从社会信心溃散机制来讲，社会心理相对剥夺感在起作用。他人的行为对遵守制度、规范或社会失范都具有助长作用，制度、规范的遵守者或失范者会相互感染与模仿。人人尊重制度、规范会形成一种健康、良性的遵守制度、规范的社会风尚，但一部分人不遵守制度、规范则会瓦解整个制度、规范体系，会对制度、规范与遵守制度、规范者形成一股巨大的负向压力，形成社会失范的氛围。公众的社会信心是相互传递的，这不只是相互影响，还有心理补偿的问题。因为别人（特别是地位高的人）都不遵守制度、规范，不为制度、规范提供支付性要素（资源、力量、服务等），而我遵守制度、规范，这种做法意味着要支付更多的制度、规范成本（如受制度、规范的约束），这会产生制度、规范相对剥夺感。
当前公众见到了制度、规范贴现的现象，即某些失范者的行径不仅没有受到制度、规范的惩罚，而且获得了额外的利益时，他们会产生制度、规范上的社会相对剥夺感，这就是社会信心溃散机制。社会信心的溃散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逆向发展，是一种负向的集体意识的积蓄，如果不及时疏导，它会凝结转化成一种集体意识―社会结构性的怨恨心态。公众社会信心的溃散，就是对某些事物的不认可、不信任、不相信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而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会产生逆向的循环感染，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政府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即使是客观、正确、科学的，公众也会从反面来思考与解读。
社会信心溃散机制从社会制度结构环境来讲，是制度、规范贴现率与失范赢利率在起作用。制度、规范的稳定性对人们的心理造成重大的影响。如果制度、规范是持久、稳定、有效率的，人们在遵守制度、规范的同时希望获得回报并在生活中确实也获得了制度、规范的回报时，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功能就有很强的信心，心甘情愿地遵守制度、规范，这时遵守制度、规范是有赢利的，我们称之为制度、规范的赢利率。反之，如果制度、规范是临时性的、不稳定的、无效率的，人们遵守了制度、规范而没有得到回报，遵守制度、规范并不能给遵守者带来直接的或间接的收益，反而遵守制度、规范的人比不遵守制度、规范的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或成本，我们将之称为制度、规范贴现率。
制度、规范贴现率其实就是社会制度、规范的损耗率，与其相对的是失范赢利率，即行动者通过失范可以获益而不会受到惩罚。社会制度、规范贴现率起作用的后果是，制度、规范在人们的心中不被信服与认同，被轻视与怠慢，制度、规范被有意地钻空子，制度、规范的实施已经松懈，制度、规范无效率可言，越是遵守制度、规范，吃亏越多、损失越大。制度、规范贴现率是一种制度、规范瓦解的非正常现象，如果制度、规范贴现与失范赢利的现象共同存在，则说明某种社会失范的机制已经形成①，社会结构已经十分不合理，社会安排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公众的社会信心就会处于涣散的状态。
提高社会信心的途径
要提升公众对某一事物或某一方面的信心，就是将某一事物、某一方面的事情做好，并具有持久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与信任，他们才会产生正向的心理预期，社会信心才会逐渐地提升。
在经济领域，公众信心的建立相对较容易。因为它有客观的指标量化。物价、房价下降了，医疗、教育费用下降了，公众满意了，信心就提高了。而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提高社会信心就相对困难一些，这涉及到公众的某些特殊的认知规律。一是公众自发地偏好全称判断的认知逻辑：执政党将事情做好是其职责，理所当然的。在实际生活中只要一件事情没有做好，一个党员干部堕落腐败了，就打破了人们对执政党认知的全称判断。在全称判断的思维模式下，公信力可能因为一个腐败分子、一件事情处理不当而打破。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现象，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不可能用普遍性定律来解释，其实我们对执政党的政绩、公信力应该用统计性定律来进行解释；二是人们在思维中习惯于夸大某些不良现象。特别是在媒体中，出于新闻报道追逐猎奇现象的需要，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负向事物的危害性。而这些做法对端正社会认知、认识社会本质和提高社会信心是十分不利的；三是在人的本性中，确实在某个角落里存在着某些对邪恶事物的迷恋，一旦被验证了，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认识机制产生，夸大事物的恶果，提高心理的防御等级。这些主观思维方面的特殊性，都是导致社会信心降低的因素。
要提高社会信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正确了解公众的社会信心状态。要作科学的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在网络时代信息充分流通的情况下，公众信心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较为方便地获得。社会信心调查要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调查结合起来，社会信心通常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程度的晴雨表。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到底公众的信心在哪些方面较低？为什么较低？只是处于物质利益层面的不满意无信心，还是价值层面的不满意无信心？无信心的是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这就需要对社会民间民情的趋势进行调查。通过这种调查，可以追踪到社会真实的矛盾源、问题根源，并加以解决。
构建社会信心的重点在于凝聚民心，而凝聚民心的实质是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一个社会的政治信心是社会信心的核心问题。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发生的矛盾与问题，最终会归结到社会管理者（执政党）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甚至道德品质问题上来，其他领域中的信心丧失，最终会在政治信心方面反映出来。政府在构建民心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信力的问题：例如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足够的感召力，政治合法性是否具有牢固的基础，政治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足够公平合理，政府领导力和执行力是否足够强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正面形象是否足够鲜明。政府公信力、社会信心的提高不能通过制造和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赢得民心，而是一场持久的诚实施政运动。破坏公信力的事情可能是个别的、短暂的，而修复重建工作却是全面、持久的。
构建社会信心的基础性工作在于讲清真实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上要作重大的调整。要将真实的信息告诉公众，例如，房价为什么降不下去？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医疗卫生费用为什么降不下来？要将真实的问题告诉公众。只有直面矛盾困难，并予以科学、合理的说明，才能够消除公众的疑惑，获得公众的认可与信任。在信息不平衡、不对称情况下，公众会自发地相信网络的话，而不是媒体的话。如果不允许媒体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进行批评与分析，当大众传播媒介不报、少报、漏报、错报公众关注的问题或报喜不报忧时，就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公众对传播媒介的信任危机就出现，转而从人际传播渠道来获取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愿望、想象进行主观解释，并传播给他人，以弥补信息的匮乏。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AZD041）
注释
关键词：集群行为；群体情绪；群体认同；群体效能；去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83-02
鉴于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冲突领域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热点之一。因为社会冲突存在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社会心理学对冲突的研究不仅涉及相对温和的请愿、示威游行等行为，也包含了相对激烈的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行为，甚至还涉及局部战争的形式[1]。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特别是今年以来姑息纵容右翼势力掀起“购岛”风波。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积怨连同这次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的荒唐举动，彻底激发了中国人心中深藏已久的不满情绪，多地群众展开了游行示威活动来坚决捍卫国家与领土完整，随着事态的逐渐恶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泄愤事件。因此，笔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尝试对这一行为进行解读，以期对现阶段的有更清晰的认知。
一、概念的界定——集群行为、
集群行为（CollectiveB ehavior）又译作“集聚行为”或“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oss（1908）提出。他认为，当一个群体在面对冲突时，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特定的集群或者一定的集群性态度。显而易见，集群行为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就与“冲突”紧密相连。尽管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中，研究者们未能给出一个精确、统一的定义。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依然延续了Ross对于集群行为“群体性”和“冲突性”的两点界定。Wright，Taylor和Moghaddam认为，集群行为是群体成员为改善群体现状所参与的行动，它包含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群体行为的姿态出现；二是行为的目标旨在提升所属群体的利益。总体来说，研究者们将各种形式的游行、集会、示威、静坐、甚至骚乱、罢工等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行为，笼统地称为集群行为[1]。Park和Burgess通过研究指出集群行为是一种受共同情绪影响的个体行为。
这一概念最初并不是作为学术性用语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者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与意义。南宛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属于“集群行为”的一种，是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以及在不稳定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和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2]。学者王国勤也认为属于当前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他指出集群行为可以囊括的范畴（王国勤，2007），集群行为的范围涵盖了。在我国现有的研究实践当中，大多数学者仍然在遵从这一思路，将归为特殊的群集行为进行研究。
二、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1.集群行为的推动力——群体情绪、群体效能以及群体认同
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存在两种主要的研究取向：情绪聚焦（emotion-focused）取向和问题聚焦（problem-focused）取向。
情绪聚焦取向认为，透过社会比较而导致人们心理上产生了不公正感，或相对剥夺状态[3]，人们之所以选择参与到集群行为当中，是借此表达不公正感所带来的负面、消极情绪（如愤怒等），相关研究显示，愤怒情绪可能会加大集群行为的风险性，促使群体成员采取更为激进的行为。与此同时，群体成员中流传的毫无事实依据的传闻——谣言则成为群体情绪的催化剂[4]。
问题聚焦取向的研究则主张关注人们在参与集群行为时的群体效能感，决定人们参与集群行为意愿的核心要素是集群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5]。Bandura将“群体效能”定义为，群体成员通过共同的努力对能够实现群体目标所持有的信念。
此外，作为冲突研究领域中最具解释力的核心变量——“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近年来也受到集群行为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将其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而群体认同则是社会认同在集群行为中的具体体现，Tropp和Wright认为，群体认同是指，个体与群体基于群体成员身份意义的心理联系，即个体将群体成员的身份整合融入进个体自我概念的程度[6]。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公正感和群体效能感对集群行为的预测作用。
以上的研究，只是对人们为什么会参与集群行为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假设。群体情绪、群体效能感以及群体认同这三要素都是对人们在参与集群行为之前的心理准备状态的阐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面临一个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集群行为的社会事件（如日本“购岛”事件）时，全体中国人民有着高度、一致的群体认同，那就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购买”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拒不道歉的过错行为在中国人民心中积聚了较深的情感愤怒；中国人信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他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因而会得到广泛的响应，基于上述三点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多地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是如何形成的。
2.集群行为维持的心理氛围——去个体化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古老命题，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首次提出，它为个体在集群行动中的行为表现提供了理论解释。它所描述的是在群体活动中，由于隐蔽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个体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心理，从而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觉察与控制，促使他们冲破社会规范的束缚，产生违规范的行为[7]。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得个别参与者形成责任扩散心理，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性降低，导致他们的行为更加极端和大胆，自我价值观逐渐模糊不清，最终引发了非理性的个人泄愤事件。去个体化现象的存在也为集群行为的持续发展准备了适宜的心理氛围。
三、集群行为的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集群行为中，参与者激愤的群体情绪是平息事件的最大障碍，如何化解群体情绪，引导游行示威者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则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群众的游行示威是其意志（意愿）的表达，也是获取社会效果（影响）的体现。
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凌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然而这种愤怒的情绪需要寻找合理的方式和渠道来释放，否则这就改变了群体成员游行示威的初衷。比如像“抗日保钓”这种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各管理部门就应该妥善加以引导，允许民众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释放愤怒情绪，这样就可以阻止不理智的泄愤事件的发生，避免场面失控。具体措施：一是保持信息透明，创造顺畅的沟通渠道。谣言在集群行为中起着放大和催化群体情绪的作用，沟通渠道的畅通则阻断了谣言的传播。二是营造健康、积极的舆论环境，发挥舆论导向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作用，加强政府对舆论媒体的监督和引导，降低不良信息对群体成员的心理（主要是群体情绪）影响。三是加强对特定人群的心理干预与引导，降低“去个体化”现象对群体的影响。四是加强利益表达团体的体制建设，确保群体成员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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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在感； 心理需求； 补偿行为； 社交退缩； 行为策略
中图分类号： B842.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6005507
一、引言
如今，“存在感”一词频繁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娱乐明星、政治人物甚至商业产品等相关的时事新闻都难免被贴上“刷存在感”的标签。有研究者通过对网络小说页面设置的考察发现，网站首页书评区和互动信息区成为作者、读者寻找和制造存在感的途径[1]。在社交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存在感”的途径是各式各样的，面对面的交流虚拟工具、社区、论坛等都成为人们表达“存在”的一种工具。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刷存在感”，人们往往可以获得外界的关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Goffman认为，现实情境中人们表达自己的“存在”的场所就是整个社会，而作为人们表达存在方式的人际互动则是一种“社会表演”[2]。根据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在表演开始前，人们首先会对所处的社会情境进行认识（情境定义），然后据此来选择演出舞台（演出舞台）并内化该情境中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表演框架）。最重要的“表演”过程，则是表演者按照表演框架的要求和一些常规程序（剧本）进行交互，同时通过言语、行为等策略来取得“观众”的认可（印象管理）的过程。这一理论强调了个体社会行为的互动性，包括熟悉情境中的持续性互动和陌生情境中的临时性互动。除了面对面的互动，该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人们在网络人际互动中的表现。例如，个体在即时通讯工具（腾讯QQ）中标示的在线状态往往传达着一种自我存在的信号，而互动对方对这种存在的认同则影响前者的网络存在感[2]。
社会存在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则针对虚拟情境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与人在多媒体环境下互相关注的程度[3]。如果传播媒体能够在社会情感层面给予个体与面对面交谈一样的感受，个体就会产生被视为“真实的人”以及与他人相联系的心理感受，即体验到社会存在感。这一过程中，影响沟通双方社会存在感的两大因素分别是亲密性（Intimacy）和接近性（Immediacy），前者取决于沟通双方的物理距离、目光接触、微笑等亲密动作以及对话主题等因素，后者则指沟通过程中通过语言、表情体现出来的心理距离[4]。
戏剧理论从个体自身角度出发，描述了个体如何主动从互动对方那里获得“存在感”[2]，社会存在理论则强调了沟通媒介如何影响沟通双方获得的“存在感”[4]，二者强调了存在感的感知过程中自我的主动和对方的互动这两个因素的重要作用。这种人际互动中对自我存在的感知，可概括为自我存在感的社会交互模型（见图1）。自我主动表达的是个体对“自身存在于社会或群体”的感知需求，而对方的互动则体现了个体“让对方感知到我存在”的感知需求[5]。戏剧理论和社会存在理论可以解释现实生活和网络情境中“存在感”的产生过程，并且说明了这种“存在感”是基于社会交互而产生的一种个体心理体验。
图1存在感产生的社会交互模型
社会生活中与“存在感”相关的是“刷存在感”现象，说明个体会对“存在感”产生需求并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付诸行动[1]，进而产生存在感体验、存在感体验失败两种不同结果。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与他人建立并保持人际关系或被团体接纳时，个体体验到社会接纳（Social acceptance），进而给其认知、情绪情感及行为带来积极影响[6]。反之，个体体验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其情绪、认知会受到消极影响，甚至出现自我调节能力受损及更多攻击行为、行为等消极行为[7， 8]。但已有研究的结果尚不足以解释存在感体验和存在感体验失败的一些问题。首先，通过观察可发现，个体获得存在感体验时不一定存在明确的对象作为接纳自己的内群体，即个体在不参与交互的情况下自发地体验到存在感。这一差异说明存在感体验与社会接纳体验可能存在差异。其次，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个体的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其满足与否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体验及认知、行为反应[7， 9]。尽管个体“刷存在感”的行为是受需求驱使的，但这种需求的内涵具体是什么尚未明确，其与个体寻求社会接纳的动机有何异同同样不明确。再者，有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激励个体进行人际关系重构（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被排斥的个体会更积极地与新的关系资源进行交流、互动，进而重建密切的互动关系[7， 9]。那么，存在感体验失败时，个体的心理、行为如何发生变化同样值得探讨。最后，按照戏剧理论，个体在社会交互行为中会采取印象管理策略[2]，而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的相关研究则无法说明存在感的相关行为中是否会出现认知、行为的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着眼于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现象，采用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对该现象进行更完善的分析[10]，以更好地解读这一现象的含义及其特点。考虑到本研究涉及非人际互动领域的存在感现象，而已有研究方法不足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驱使个体追求存在感体验的需求的内涵；（2）个体获得“存在感”的途径；（3）个体未能体验到存在感时的心理、行为特点；（4）存在感相关行为是否涉及策略选择。
二、方法
（一）访谈对象
“刷存在感”现象最初出现在网络世界的年轻群体中，而后在现实生活中也广泛发生。为保证研究取样能够提供足够信息，本研究访谈对象要求有5年以上互联网使用经验且至少是3个论坛、虚拟社区的注册用户。按照目的性取样原则，选取了5名在校大学生参与了访谈。访谈对象平均年龄22.7岁，其中男性2名，女性3名；经常使用的论坛、虚拟社区平均数量为3.7个，平均使用年限为4.2年。
（二）访谈方法
研究拟定了一份包含3部分共18项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访谈第一部分涉及现实交互情境中个体获得存在感的途径与过程；第二部分涉及个体在未参与交互时自发获得存在感的过程，例如当得知自己或所属的某一群体被表扬时；第三部分涉及虚拟情境中个体获得存在感的过程及其心理与行为特点。每组访谈开始前的1～2个问题为启动问题，引导访谈对象回忆相关情境。访谈过程中，研究者着重引导被访者报告其在不同情境中的经历与体验，收集情境、动机、感受及行为反应相关的信息。访谈时间为46～59分钟，所有内容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录音并转录成文本资料。
（三）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ATLAS.ti 6.2软件作为定性资料的分析工具，使用界面如图2所示。
三、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
为了对个案进行深入剖析，将每一个完整的表述指定为一个“句子索引”，将整个文本资料整理成索引目录。A为某高校在读硕士，有3个长期使用的网络交流工具，平均使用年限为3.3年。访谈文本A共整理出126个句子索引（编号001～126），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61个基层编码。由于访谈涉及不同情境，因此将按照访谈主题将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拆分为不同模块。
句子009～010展现了个体在现实交互情境中希望获得他人关注这一过程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见表1），句子107～112则展现了个体在虚拟交流中希望获得他人关注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见表2）。随着访谈文本分析的深入，大部分概念在访谈对象提及的其他案例中得到反复验证，例如008句、048句、116句再次出现了个体在现实或虚拟情境下希望获得他人不同形式关注的信息，由此得到“交互类型”、“交互对象”、“交互情境”三个范畴。此外，024句、036句、040句则发现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不仅希望能够获得他人关注，同时还希望在某些交流主题上获得他人的认同。前者是一种与他人保持频繁、积极、稳定联系的需求，后者则是希望被接纳或认同的需求[6]，由此得到“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两个范畴。以同样的方式对全部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得到的主要概念和主要范畴见表3。
表1现实交互中关系需求来源
句子索引数据及分析备注
009010Q：交流讨论中你发表意见后，期待别人做出怎样的反应？
A：这个看不同的场合（场合）吧，和什么话题（话题）吧。可能有些比较轻松，生活中一些比较无所谓的话，我不会期待别人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复。但是带有目的的事务（目的性事务），我可能会期待别人给我一定的回复（期待回复）。不管是好或者坏，你最好能给我提点建议。不要说太空洞的话，给我一点实质性的建议就可以了（实质性建议）。开放式编码
句子分析备忘录：
009～010句可提取的概念：场合、话题、目的性事务、期待回复、无论回复好坏、实质性建议：
1. 场合指交流发生的特定情境，例如时间、地点等。
思维过程：个体希望获得回复、关注的这种需求是依交流情境而变化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会产生这种需求，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则不会产生这一需求。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2. 话题指双方交流的内容、主题等，例如后文所提及的“目的性事务”就是其中一种。
思维过程：个体希望获得回复、关注的这种需求是针对不同事件、任务的，对于某些目的性事务需要相关人物给予关注甚至参与进来，而对于某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则不是这种获得关注的需求的必要条件。
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3. 期待回复指个体产生一种明确、外显的获得关注的需求。
思维过程：个体期待对方给予回复的前提是个体的信息获得对方的关注，因此期待回复实质上则是一种个体获得对方关注的需求。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4. 实质性建议指他人提供的、对问题解决有帮助作用的想法、意见等。
思维过程：个体不仅希望对方能够关注到自己相关的信息，同时希望对方能够在自己的问题解决上建言献策，由此推断这是一种任务导向的关注需求。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二）选择式编码
通过对原始资料、概念、范畴的不断比较，可以提炼出更高层次、更抽象的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概念建立相关的关系网络。ATLAS.ti软件中核心概念的关系网络以结构图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可以简易地表示范畴之间的关系。
结构一：依据“交互类型”、“交互对象”、“交互情境”、“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五个范畴提炼出“存在感需求”这一核心概念及其概念网络（见图3）。存在感需求包含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而交互类型、交互对象、交互情境则影响着存在感需求的产生。
107108112Q：你在哪些情况下会去主动回复别人？当时是怎样想的？
A：一个亲疏状态吧（亲疏状态），就是我们俩关系是不是很好（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你感不感兴趣（兴趣）。还有就是很好的朋友啊（朋友），比如别人“生日快乐”呀，祝福一下人家。可能就是别人很开心的事情，你也可能会去祝福一下。再就是好关系的吧，不痛不痒的我一般不会去回复。然后就是，有些人很难过，你可能会去……
A：还有一种是可以像其他人学习啊，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好东西，唉，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教我之类的（学习榜样）。还有一种你可能是出于增进和某人的关系，那可能我会比较关注他的QQ状态。就是点个赞啊，就是……保持交流嘛，这也算是一种目的吧（保持联系）。开放式编码
句子分析备忘录：
107～112句可提取的概念：亲疏状态、人际关系、兴趣、朋友、学习榜样、保持联系；
1. 亲疏状态指个体与交流对方的心理距离，表现为亲近和疏远。
思维过程：个体在虚拟社区中是否主动回复对方取决于与对方的心理距离，即个体希望与亲近他人建立交流与联系，而关系疏远的他人则不会成为建立联系的选择。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2. 人际关系指个体与交流对方建立的关系质量，亦即个体与对方的心理距离。概念内涵
3. 兴趣指交互过程中个体希望深入了解、加入或参与的程度。
思维过程：个体是否与他人建立联系取决于双方的心理距离，而这种联系是否符合个体的兴趣则可能影响其质量、持续时间，进而也就决定个体是否希望在当前主题上获得对方的深切关注。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4. 朋友指与个体有共同兴趣或共同经历的重要他人。
思维过程：朋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或相近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双方的互相理解和帮助，而获得朋友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个体当前问题的解决，也能够促进双方人际联接的强化。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5. 学习榜样指在交互主体上能够帮助个体进步、获得技能的他人，例如学长、老师等。
思维过程：个体同样希望能够获得对自己能够有所帮助的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获得将影响个体预期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是一种任务导向的关注需求。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6. 保持联系指个体维持与他人联接的长期存在，包括朋友、新认识的人等等。
思维过程：个体通过获得他人关注的方式在双方之间建立并维持人际联接，而这种人际关系又不是针对个体当前遇到的或预期困难的，因此可理解为关系导向型的关注需求。概念内涵思考与推理
结构二：文本分析同时发现了个体无法获得存在感时的心理、行为表现。此时，个体的情绪特点可提取出范畴“消极体验”。但在面临存在感体验失败时，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即交互类型、交互对象、交互情境）会表现出两类行为――“社交退缩”（例如36句、46句、77～80句）和“补偿型存在感”（例如16句、24句、82～86句）。补偿型存在感指个体通过再次提问、转移对方注意、主动插话、参与群体新话题等方式补偿之前缺失的存在感。与此同时，29～36句显示个体还会改变交流方式即进行“策略转变”。这一部分分析可提炼出“存在感体验失败”这一核心概念（见图4）。
结构三：访谈第二部分涉及个体在未参与交互时也能自发获得自我存在感的过程，包括个体自身或其所属某一群体被讨论、表扬等情境。通过对该部分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提取出“自发型存在感”这一范畴，并且当个体本身或其所属某一群体被表扬、讨论时都有可能诱发个体的存在感。此外，通过对007～012句、92句、107～114句进行编码分析发现，个体通过主动参与交流、分享经历、表达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等途径主动建构存在感，故提取出“主动型存在感”这一范畴。此外，008句、126句则显示主动型存在感产生过程中，个体会采取一些印象管理策略，例如“不明确反对他人观点”、“避免他人的高度关注”等。因此，这些分析可提炼出“存在感体验”这一核心范畴（见图5）。
（三）多个案分析
按照扎根理论方法的理论性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原则[10]，利用个案研究的初步结果，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多个个案分析，对个案分析的结论进行验证和补充。首先，通过对全部5个个案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1） 存在感需求这一核心概念网络得到了验证；（2） “自发型存在感”、“主动型存在感”、“补偿型存在感”得到了验证。（3） 存在感缺失的关系网络也得到了验证。其次，部分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得到了扩展：（1） 个体通过群体途径产生自发型存在感，是以自我与群体的强烈联接为前提的。（2） 在自发型存在感较弱时，个体同样会采用一些强化策略（例如，主动公开匿名或群体成员身份）来确定这种存在感，此时自发型存在感就转变为主动型存在感。此外，补偿型存在感产生过程中，个体同样会采取印象管理策略。因此，个体使用的各种策略可以进一步提炼出“策略使用”这一范畴（见表3）。（3） 存在感体验失败时，个体体验到消极情绪的同时还会发生态度转变，即对导致其存在感获得失败的人、情境的态度更加消极。但在获得存在感时，则未发现积极态度转变。结合多个个案分析结果，得到关于“存在感需求-存在感体验-存在感体验失败”的总体概念模型（见图6）。
四、讨论与展望
（一）研究总结
本研究着眼于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刷存在感”现象，通过访谈方法对这一现象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导致的心理、行为反应进行了探索。由于目前尚无研究对存在感的内涵进行阐明，本研究采用了扎根理论方法对其内涵、特征及其产生过程进行了分析。
首先，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对存在感体验和存在感体验失败均有所关注，而这两方面的发现则可以相互佐证。一方面，本研究通过多个个案分析发现，个体在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的作用下获得存在感时表现出开心、尊重、人际满足等积极体验（访谈的开放式编码所得），说明存在感体验与社会接纳引发的心理体验有相似之处[6]。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则已证实社会排斥会引起消极情绪，并且被排斥者会给予排斥源更消极的评价[11]。本研究同样发现未能获得存在感时，个体不仅会体验到消极情绪，还会产生相应的消极态度。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态度的变化仅限于存在感体验失败时，对于存在感体验获得时，本研究没有发现态度的积极变化。
其次，本研究按照产生途径对个体感受到的存在感类型进行了不同划分。第一，本研究发现个体在某些情境下可以自发产生存在感，例如当自己本人、自己的意见、事迹被他人赞扬或被重要的其他人讨论时，个体都会体验到积极情绪。这与群体交互中个体获得社会接纳的机制又是不同的，说明存在感现象又并非完全等同于社会接纳现象。第二，当个体所属的群体被他人称赞时，个体同样会自发地体验到存在感及相应的积极情绪。群体的存在感则成为个体存在感的间接途径，而个体与群体的联接强度则影响着个体从中获得存在感的强度。这一发现可能与个体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差异有关，内群体认同越强，则个体受到内群体的影响越大[12]。第三，本研究发现在存在感体验失败时，个体可能会转变策略并采取新的行为来重新获得存在感，例如积极加入新的群体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补偿型存在感同样是在需求驱动下的行为，但其产生机制又不同于主动型存在感。第四，本研究发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会采取主动策略来确立存在感，例如主动分享经历、插话等。而在自发型存在感产生以后也会采取策略来强化该体验，例如主动公开匿名或成员身份。这些现象便是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刷存在感”，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获得存在感需求的满足，进而导致交互活动的增加。
最后，本研究同样发现了一些存在感需求产生机制的特点，这些发现同样符合以往关于社会交互行为的研究结果。第一，本研究发现情境、对象和交互主题影响了个体存在感需求的产生，这一点与戏剧理论关于“情境定义”、“演出舞台”的观点一致[2]，同时也与社会存在理论关于“社会情境”、“交互”、“接近性”等的观点相吻合[4]。第二，本研究发现在个体主动建立存在感或补偿之前未获得的存在感时，会采取印象管理策略、策略转变等行为策略来获得外界的积极关注与认同，这与戏剧理论关于“表演框架”、“剧本”、“印象管理”的描述一致[2]。第三，本研究发现存在感体验失败时，个体除了采取补偿行为外，还有可能采取社交退缩行为，同时可能伴随消极态度的产生。按照社会排斥的需求-威胁模型（Need-threat model）[13]，当关系需求（包括归属感和自尊）受到更大威胁时，个体会表现出对社会关系重建的强烈兴趣以及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而当效能需求（包括控制感和意义感）受到更大威胁时个体会通过行为或降低亲社会行为意愿来增强控制感[9， 14]。但不同的是，亲社会行为意愿的降低还受到了交互情境、对象和主题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通过存在感需求的间接作用实现的。
（二）研究展望
由于涉及现实交互、虚拟交流以及自身不在场的情境下个体产生存在感的过程，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但与此同时，本研究对现实社会中“存在感”现象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地方。第一，由于本研究是使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的定性研究，研究获得的存在感概念的结构及其稳定性尚需要定量研究的进一步检验。第二，本研究认为“存在感”体验与社会接纳心理相似，但其产生途径说明个体不仅能够通过主动行为获得存在感，同时还可能自发地获得存在感。因此，这一自发型存在感体验与社会接纳心理有何异同则需要更深一步地探讨。第三，本研究依据目的性抽样的原则选取了具备一定现实和虚拟社交网络的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由此造成访谈对象层次单一的缺陷，使得本研究可能无法解决另一些问题。例如，在现实或虚拟的其中一种环境中的存在感体验失败，是否会促进个体在另一种环境中的存在感补偿行为。第四，同社会接纳及社会排斥类似，存在感体验、存在感体验失败作为个体社会交互的心理体验，是否会影响个体的社会交互质量及心理健康也可以进行探讨，例如外显自尊、人际关系满意度、感知的社会支持及人际公平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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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富士康事件；社会支持；维特效应；角色失范
一、研究缘起
2009年，《时代》杂志在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2010年，富士康发生13起员工跳楼事件，这不仅仅反映出员工面临工作压力和心理问题，以及企业的管理制度的缺陷，同时也存在社会层面深层次的原因。
二、事件介绍
（一）自杀群体特征
从2010年1月23日到11月5日发生的跳楼伤亡事件中，甚至包括2010年前富士康员工死亡不完全统计，可以发现，事发员工年龄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只有一名是28岁。这些员工上岗时间绝大部分在六个月之内，有些进厂还不到一个月。
（二）跳楼系列事件发生后各方的反应
1.媒体与民众
从2009年孙丹勇跳楼事件开始，媒体对于富士康事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报道，各大网站就跳楼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香港《明报》在对富士康深圳厂区跳楼事件的报导提到，在物质层面，富士康是待遇优厚的公司，所以吸引很多人进入，但在精神层面，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一时之间，“精神血汗工厂”一词出现在境外媒体对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报道中。可以说媒体、民众舆论是推动富士康事件逐步公开、明朗化的最初也是最突出的力量。
2.政府部门
（1）全国总工会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认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员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们“个人”的原因引起的，跟社会管理制度基本没有关系。
（2）深圳市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以各种方式支持和指导企业应对员工频繁坠楼问题。加强安保防范，（比如，派出300名保安大队的正规保安来支援企业管理）心理疏导，（比如派出一批心理医生进驻富士康）劳动监察，（比如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现场测算劳动定额和劳动强度）以及公共设施建设（比如富士康园区内部和周边规划和建设一批必要的文化设施，改善公共设施，增加公共服务）。
3.富士康企业
（1）在六连跳之前企业没有公开的应对措施，也没有在工资、工人休息、生产指标、管理方式等环节做出任何改革和调整。六连跳之后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把原因归为了员工个人的心理原因。
（2）富士康在面对工人九连跳事件发生后，直接将工人的跳楼归结为“抚恤金给得太高”。
（3）否认血汗工厂的说法，构筑“关爱圈”，目前富士康已对原先的部分管理办法进行反思和改变，现在员工希望和谁住在一起都可以自主组合报名。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
（4）在硬件设施方面加强了防范。比如在每栋楼的四层以上安装安全窗。郭台铭表示，富士康将采用“笨办法”，在所有宿舍楼阳台安装防护栏，并在建筑物四周搭建防护网，工程量在150万平方米左右。
（5）加薪30%以上提高工人的待遇与地位。富士康在第12名员工自杀后，两次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自2010年10月1日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将再度上调标准薪资，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这将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
三、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作为热点问题，对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研究相当丰富，仅归纳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为引子，阐述其背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这类文献重点在于从社会环境的层面分析原因。一类是分别从个人心理或者企业管理失调导致的社会支持系统缺失的角度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以往的文献更多的在于微观或者宏观层面去研究问题，本文试图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个案二手资料的分析，从个人，企业以及社会层面出发，比较全面的探究富士康员工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机制是什么？以及悲剧发生在富士康这个企业是偶然还是必然？
四、研究框架
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文献阅读、二手资料分析方法，一是对文章以及报刊文献进行了检索和查阅，了解了对于转型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研究；二是对互联网上信息的收集，在这方面，主要在新华社等官方网站，百度、维基百科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中收集了大量关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报道及相关评论。
研究思路上，本文试图从微观到宏观，从富士康这个群体到其所属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逐层的探究员工跳楼的发生机制。
五、理论背景
（一）社会认同理论（维特效应）
维特效应即自杀模仿现象，是指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尤其在一个团体中，如果成员共同存在某一种情绪（通常是负面的情绪），但缺乏应对的手段和宣泄渠道，如果有个体选择一种方式发泄，其他就会倾向于模仿。
菲利普斯的研究发现对轰动性的自杀事件报道，在报道所涵盖的地区，紧接著自杀率就会有大幅度上升。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身亡消息后，就启发了自杀念头，效仿了自杀者。这里面贯穿著一个社会认同原理，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采取了自杀的形式，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
（二）社会支持理论
七十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引入社会支持的概念，社会学和医学用定量评定的方法，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人们发现，除了自我防御这一内在心理系统能够抵御和缓解精神病外，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背景这一外在因素，对于精神病的防御与治疗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一是，客观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网络支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同事、朋友等，不稳定的社会联系如非正式团体等），这种社会支持不以个体感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二是，主观体念的支持，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受尊重被体谅的情感支持及满意度，这类支持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三）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指个人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及相应的心理状态。角色失调是角色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指个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产生矛盾、障碍，甚至遭遇失效的现象。角色冲突是当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与不相符的角色期望发生冲突的情境，也就是角色扮演者在角色扮演中出现心理上、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的状态。角色失败是角色扮演过程中发生极为严重的失调现象，是指由于多种原因使角色扮演者无法成功的表演，最后不得不终止表演或放弃角色期望。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
六、心理现状分析
1.有更多的精神和情感诉求，自我意识增强
人类较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总是产生于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已不仅仅是获取工资的地方，他们还希望在城市中获得友情、爱情，实现理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另外，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电视、手机、网络等的普及，他们的职业期望提高，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寻找立足城市的机会，或者为回乡创业积累资本等。富士康的员工他们会去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也会去书店看书，去报培训班学习。
2.生存焦虑感强，心理落差大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上的挫折感与焦虑感，首先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挫折感和强烈的生存焦虑，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但收入微薄，这样产生的一个悖论是富士康的员工都是主动要求加班，他们的收入加班费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而由于工作的艰苦，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
其次，人生理想和生活现状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挫折感和失落感。同其父辈相比，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希望能在繁华的都市中构筑自己的理想生活；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他们所期待的城市生活到了现实中却只是密集型的劳动，只能长期住在拥挤的条件简陋、缺乏安全措施的职工宿舍或者廉价的出租屋里，很容易产生绝望的情绪。
3.身份认同危机，缺乏归属感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农民”的身份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还未形成稳定的认同感。此外，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他们虽渴望成为“城市人”，现实中却只是城市的“边缘人”，这就容易使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始终有一种漂泊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心理上缺乏归属感，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就很容易导致各种心理冲突。
七、原因分析
（一）个人层面，维特效应导致自杀的模仿
富士康跳楼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可以用“维特效应”进行解释。从整个时间轴来看，在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富士康员工普遍反映，开启“跳楼事件”闸门的，是2009年7月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虽然，孙丹勇跳楼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该事件带来的影响，却不是孤立的。一个毕业于哈工大的高材生，以跳楼的形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媒体的传播加上公司内部的传闻，使得“孙丹勇事件”成了公司内部最大的“社会心理事件”。
虽然说遇到的“问题”，才是导致自杀事件的根源。但是不能否认，“维特效应”是导致自杀者选择自杀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原因之一。用该理论分析，首先是模仿心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的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然后在面临困境时，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的模仿了事。亦如富士康员工基本都采用了“跳楼”这种自杀的方式。再次，是社会认同原理。一些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身亡消息后，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就启发了自杀念头，效仿了自杀者。而媒体对自杀新闻的大肆渲染对于一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具有强大的暗示、诱导性。
（二）企业管理层面，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导致人情冷漠
人是一个社会人，除了生存，员工们还希望有社会交往，在精神层面上需要有情感支持，而这些通常是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小圈子，否则就会被孤独、无助和焦虑等等情绪包围，直到心理崩溃。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富士康深圳厂区42万员工中超过85%是80后、90后的员工，这意味着数十万计的年轻人可能是从学校或家乡直接来到富士康工作，完全进入新环境，他们正在经历一个职业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迫切需要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来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新的人生阶段。但是在富士康，事件发生前给工人分宿舍时，按照了同乡熟人不能分到一起的原则，导致员工的圈子被打乱，造成尽管其园区内人口密度极大，但在这个拥挤的空间内，人们却仿佛一个个互不相干的碎片，孤独而冷漠地生活着，甚至同住一个宿舍的室友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在富士康更是几乎是没有的。“13连跳”中的员工绝大多数刚进厂不久，这一情况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一方面，由于过高的工作强度和过长的加班时间，工人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其有限的个人生活、休闲娱乐和精神追求，都被工作挤压、割裂成了一个个零散的碎片，另一方面，其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也极度萎缩，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中所说：“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而在富士康的工业区，由于企业管理的原因，这样的集体力量是缺失的。
（三）社会层面，社会角色失调导致期望困境
由于社会转型，城市化经济发展，就富士康的大多数员工而言，他们或者是在城市长大，或者即便是在乡村长大的，也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怀抱着梦想来到城市，却发现在每平方公里填塞了十几万人的空间中生活、工作，每月拿着最低工资收入的薪水；而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昂贵，面对薪水和需求间的巨大差距。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角色失调现象，是富士康员工也是“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对自我、对梦想的一次又一次否定。角色失败处理得好也许是好事，可以重新树立目标，实现新的理想，而处理不好，就容易酿成悲剧。富士康今年第11位跳楼的员工李某就在其遗书中表示，自杀是因为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失去生活信心。角色期望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困境，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一名富士康员工表示，“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这种与“机器相伴的青春”，是“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且对“何时才是尽头”困惑不堪，这其实已经超越了富士康事件本身了，而是社会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八、结论
综上所述，员工的心理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原因，员工的抱怨和不满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心理失衡。自杀的原因是复杂的，无需去寻找唯一的解释，悲剧的发生，既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企业的问题，以及社会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微观到宏观逐一剥离，富士康员工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个人的问题，在媒体的针对跳楼事件负面下，在生活环境的极其接近性的情况中，自杀作为一种示范，被同样焦虑和内心痛苦的员工所效仿，“跳楼”成为了员工解决生死问题的手段。二是企业的问题，由于富士康半军事化的管理，恶劣拥挤的住宿环境，导致“每天机器一样运转”的员工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每个人都成了孤立的点，永无休止的面对机器后，一旦遇到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三是社会的问题，由于转型时期城市化的发展，“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不得不面对的“机器相伴的青春”，从而导致对“何时才是尽头”困惑不堪，这其实已经超越了富士康事件本身了，而是社会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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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吸引力；社会心理学；个体；群体；组织
作者简介：杨红（1973―），女，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和比较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路径研究”（09YJA880032)，主持人：严全治；2010年河南省“十一五”规划课题“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视野下中高职衔接问题”（［2010］-JKGHAG-0206），主持人：杨红；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欧盟国家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研究”（2011-ZX-011），主持人：杨红。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14-04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吸引力主要是指学习者个体通过直接和间接接触职业教育，在态度和行为方面产生一系列的积极反应。这种积极反应在社会群体中发生累积效应，并经企业组织的反馈和政府组织的引导进行强化，形成良性互动。然而受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种积极反应也可能会被削弱，削弱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发生反向转化，即成为一种消极的反应，就会引发职业教育吸引力降低的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吸引力从本质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映像，反映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属性及功能的认同态度。本文拟从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层次出发，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这种社会心理现象进行解释，以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途径与策略的探索有所帮助。
一、职业教育吸引力是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产生的积极反应
从个体角度来说，职业教育吸引力就是指学习者个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职业教育，产生一定的兴趣和关注，形成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良好评价，并对职业教育进行选择。具体来说这些积极反应包括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行动等三个层面。首先从感性认识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兴趣、关注等态度即学习动机，是引发并维持其选择行为的内部心理倾向；其次从理性认识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良好评价，受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和对职业的评价与认同的影响，并能够强化学习动机；第三从行动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既包括学习前对职业教育的选择行为，也包括学习过程中采取的积极学习行为，它是学习动机指向的结果，同时也是个体经验产生的实践来源。职业教育吸引力由这三层面构成，其结构如下图：
无论是学习动机，还是职业教育认可与选择，学习者的这些反应都是由职业教育相关的心理刺激引发的，并能够强化或改变这种心理刺激。这个“刺激――反应”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环节：
首先，职业教育传统代表过去的认知和体验，成为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心理刺激环节。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兴趣与关注总是基于某种需求。而在一定社会建构的职业教育传统是前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和体验的凝结，这种传统提出职业教育满足人们获取生活来源、扩大社会交往、实现自我发展等需求的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学习动机，引发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实际选择行为。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传统与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德国职业教育传统中独特的职业文化，即职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意义，使得人们更重视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职业伦理，获取社会认同。因此德国很多高中毕业生即使已经拥有大学入学资格，却并不急于选择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而是先参与双元制的职业培训。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偏见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学习动机，使人们采取抗拒排斥的社会态度[1]。
其次，职业教育学习过程代表个体自身形成中的认知和体验，成为人们认可和评价职业教育的第二个心理刺激环节。个体通过学徒制或学校职业教育等形式进行相关学习，掌握职业能力，完成个体的初始职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构成心理刺激的内容主要有学习内容的宽度与深度、学习者对于行为的控制程度、学习环境的特征以及学习结果的有效性等。其中，学习内容的宽度与深度是指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课程认知目标的具体范围，外显经验与内隐经验的组合安排等；学习者对于行为的控制程度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性与被动性；学习环境的特征是指课堂环境还是实训环境，以及职业学校的校舍、师资、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校风、学风等外在条件；学习结果的有效性是指对学习者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评价，即是否达到课程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是否得到了满足，是否通过了社会环境的检验，等等。
不同教学思想、教学范式的指导和应用从整体上塑造职业教育学习过程的心理刺激内容和方式。例如，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特别强调个体由学科体系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与由行动体系获得的实践经验必须通过反思而内化为学生的关键能力，使学生能在变化了的环境里积极主动地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基于这样的目标，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要求学生尽可能自主地设计职业生涯，并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进行积极的自我控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与训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统的套用普通学校硬件标准的职业学校建设就不符合能力本位教学思想的学习情境要求。教学思想――“软件”要求学习场所建设――“硬件”有创新性的改变。因此，职业学校需要对实际职业情境进行加工，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学习情境，实现“真实的虚拟”。[2]这种“真实的虚拟”不是对劳动过程一比一的拷贝，而是一种集成化的特设的训练场所，这就要求以真正的校企结合为根本途径，教学方法也应由归纳、演绎等传统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仿真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等转换。通过学习内容、学习者控制行为、学习环境和学习结果等方面的综合心理刺激，教学思想和范式转化为学习者的内在心理图式，形成个体对职业教育的现实经验。
职业教育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现实经验直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影响学习者对自身、职业和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评价，形成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并导致学习者的积极或消极学习行为。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反思自我，形成对自我的理智看法和认可；职业认同是个体依据职业教育与培训经历反思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形成对职业目标及其社会价值的理智看法和认可；而在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职业教育的认可，是个体将自身经验与以往经验、他人经验进行比较的结果。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中很多是学术性考试制度下所谓的“失败者”，除了较低的文化基础课成绩外，他们一般来说缺乏学习动机，对于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也低于普通学校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就有很多关于学习的“坏体验”，缺乏自信心，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一些职业教育专家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认为仅凭语言―数理逻辑能力的高低为评估手段去判断学生优劣是对学生最大的不平等，希望通过发现和发展学生的其他优势智力，来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然而在现实中，很多职业学校仍然沿用和套用普通教育的学习模式和评价方式，造成学生“坏体验”的延续，不利于形成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还有一些职业学校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将教育过程变成了单纯对劳动过程的模仿，对学生进行反复而枯燥的技术训练，导致职业学习的另一种“坏体验”。对于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的不当处理，对于学习能力和主动性的忽视，以及不恰当的学习环境和缺乏灵活性的考核评价方式都能进一步降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使学习者在面临学习困难时会轻易放弃努力，在毕业后面临工作困难时也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态度。在一个不利于培养和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环境里，即使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补助政策，也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选择行动。这也是职业教育虽然以“学困生”（学习困难学生）和贫困生为教育对象，但不能引起双困生的兴趣、关注、认可和选择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群体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累积效应
职业教育是个体与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是个体通过职业化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个体所归属的社会群体以一定职业劳动（实际从事的社会职业或劳动岗位）、职业资格（与该职业劳动相联系的知识和经验、技能与能力、态度与行为等方面的类型化和专门化的特征或条件）和职业教育（以职业资格获取为目的的学习），作为与他群体区分的符号或差异刻度。在扩大了的群体交往中，职业教育的学习个体将个人的、偶发的经验进行不断的比较、修正、发展和强化，使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累积效应，逐步成为群体的、典型的意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反应作为该群体的公共记忆，在与他群体的比较中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群体的符号边界，进一步强化群体的社会认同。
而在按照群体的职业、收入、权力、地位、心理等特征将其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层次的社会分层过程中，个体通过职业教育进入不同职业渠道，并实现从较低地位社会群体到较高地位社会群体的升迁。这种积极经验在群体中的累积进一步强化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接受职业教育才不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而是有利于获得较高地位和较高收入的一种投资。职业教育的这种吸引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非常显著。例如，美国和德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使得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移民子女更容易成为具有稳定收入和较强社会认同的“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如推销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或技术雇员等。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将“白领”职员视同于类似“服从的无产阶级”的新中产阶级，并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而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3]。
然而当群际比较产生对职业教育的学习群体不利地位和不公待遇的经验时，例如就业机会减少、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晋升机会较少等等，人们就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以及对职业教育的否定、消极反应。例如，职业教育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复制”或“固化”中下阶层的工具。在这种“污名”下，个体会力图通过普通教育或其他途径离开其已属群体，并加入到更好更强势的群体中。这种“离开”的记忆也会发生累积，并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三、企业组织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反馈效应
企业是雇主与雇员共同组成的从事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业的本质决定了雇主必然通过对劳动力的雇佣和绩效评价，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等行为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进行反馈，使职业教育的学习个体了解和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从而提高个体学习动机，增强职业认同。
企业组织的反馈效应具有两个前提：首先是技术前提，即各个企业有其特有的生产技术或组织环境，要求职工掌握企业的特殊技术；其次是交易成本前提，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信息，雇主要寻找到合格的雇员，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雇主与雇员间建立固定的劳动合约有助于雇员学习、掌握企业的专门技术，也有助于雇主对雇员的能力及其对企业的贡献做出正确评价。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越长，就越能节约交易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当这种契约关系向前延伸到教育阶段时，就产生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而如果存在职业教育的低质量或低效率，雇主不能充分满足其劳动力需求，或者专门的培训成本过高，营利天性就使得企业退出职业教育过程，减少对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雇佣，或降低相关薪酬。
在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的信息时代，企业发展所需的特殊技术或组织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提高，在这种复杂环境里雇员被要求具有更高的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传统的职业教育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不能充分反映这种能力。而在普职分流时普通教育背景的学生通常具有更高的学业成绩，这种学业成绩通常被看作是学习能力较高的反映。因此，雇主倾向于雇佣普通教育背景的毕业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和欧盟19国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国家里无论是在高中阶段还是在第三级教育阶段，职业教育背景毕业生的失业率一般要高于普通教育背景的毕业生[4]。这种信息反馈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消极影响，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国际关注。欧盟的11个国家都实行了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9个国家采取了普职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四、政府组织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引导效应
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整体设计进行社会管理。政府构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组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框架，对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一国公民的政治地位、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以及工业化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等不同导向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因此也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选择和认同态度。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德等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和民主化思想的共同推动下，将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由政府提供大量投资，就成为了当时西方社会增强职业教育认同的主要动力。
不同制度框架和制度安排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引导效应也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政府控制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因此，成为“公家人”即“干部”是很多人的优先选择。在当时的就业制度安排中，职业教育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还具有“干部”身份，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对老百姓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与“干部”身份所联系的资源分配优势逐渐消失，职业教育在社会身份方面的吸引力被严重削弱。而政府的人才政策又使劳动力市场分化为人才市场和次一级劳动力市场，由于人才市场设置较高的学历门槛，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只能进入次一级劳动力市场，从事收入较低、环境较差的工作，职业教育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从这方面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发挥负向的引导效应。与此同时，在政府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激励下，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巨大需求。政府通过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改善职业教育的生存环境，并且通过最低工资等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善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有利于社会形成对职业教育的认同。从这方面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又发挥了正向的引导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解释“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就是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态度及行为的干预和改善。从个体、群体、组织的角度出发，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心路径，即提高职业教育对个体需求的反应能力，通过改善个体的学习动机、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来提高学习个体对职业教育的满意度；另一种是周边路径，即改善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激励企业、政府等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改变对于职业教育的负面态度与消极行为，增强正向的累积效应、反馈效应和引导效应。前者增强内部吸引力，后者增强外部吸引力，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在社会心理学解释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从内外两种途径来进行综合干预和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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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愤青”行为；社会心理学；解读
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时，因没有合情合理的处理和解决好，则促使社会上涌现出一种群体――“愤青”。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愤青”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和话语方式。他们不仅仅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种批判，更是向大众展示不同的想法。并将自己树立在以爱国为目的主题中，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群体力量。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对愤青行为作一解读。
一、“愤青”的含义
所谓“愤青”，字面意思就是愤怒的青年。而现如今我们更多说到的是“网络愤青”，是通过互联网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企图达到自己目的。其主要人群是以当今部分青年，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为主，对国家利益、国计民生等事件强烈关注，而对现实环境及现状存在着强烈不满并以偏激的语言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群体。而这些年来，“愤青”逐步的演变成为了满嘴脏话的“粪青”，而其行为也变得越发的下作。成为了网络上叫骂的非理性人群。
二、网络“愤青”的非理性表现及其特征
“愤青”都是将自己以爱国主义者来标榜，但是行事作风却与爱国行为背道而驰。该群体以一种病态的方式，通过谩骂侮辱、暴力攻击等手段，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当下社会或某一事件的不满。[1]因此，概括网络“愤青”的表现就有以下几点：一是爱国主义具有突然爆发性。“愤青”往往是借助爱国主义旗号，在特定时期通过网络进行的一种怒火爆发及宣泄。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这个群体就会借助这种机会，宣泄出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以一种野蛮的、不文明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仇恨及报复心理，这种不正常的怨恨情绪极易被利用，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则会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这种行为到底是爱国？还是误国？所以，突然爆发性是这类群体具有的特征之一。
二是网络言语暴力和网络行为暴力。[2]网路言语暴力主要表现为，愤青因在互联网上对于不同观点的人群进行言语上的人身攻击，通过辱骂及恐吓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网络行为暴力是指愤青们在网络上和现实中使用的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在当下社会，我们不难发现“愤青”主要的非理性爆发有三种特征：第一，对外国的“非理性”愤怒。我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率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通过8年抗战击退了日本侵略者。所以“愤青”对于诸如此类的国家有着恨之入骨的仇恨心理。时刻关注着这类国家的动向，稍有风吹草动，特别是涉及到我国领土完整或是的问题时更是关注有加。在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上，愤青更是找到了自己的愤怒点予以宣泄，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网络上便会出现突然的爱国主义热潮。继而由口头抗议的方式转变为对该国的谩骂和侮辱，并通过互联网攻击此国各类网站，这种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反而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绊脚石，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第二，对于他国有意抢夺我国传统文化果实的愤怒。这种愤怒其主要表现在诸如韩国等国家。对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争夺上，对于这些国家不登大雅的行为，作为我国公民应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提出抗议，并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但是，我国的网络愤青，则是以此为愤怒点而将事态扩大化，以一种不理性的方式产生最坏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们最终需要的。第三，对我国国内的不公正事件的愤怒。这些年来，互联网已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逐渐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由于互联网的高效快速的特点，使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看世界。随着近年网络的普及使用，从而促使人们对网络曝光行为热衷了起来，通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向人们社会上的不公正事件，从而引起网民的关注和干预。通过互联网来实现民主监督从根本上讲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社会向着公正、公平、公开的方向发展。但是愤青则无法正确有效的使用这个平台，而是通过该平台无视法律，对不公正事情不能理性的看待和正确的引导和处理，而是一种谩骂和侮辱，更有甚者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愤青的又一愤怒点因此而爆发。
三是极端的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近年来，网络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愤青制作的视频。通过踩压、诋毁等形式来弘扬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其中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网络愤青的表现尤其像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年网络上经常会出现抵制日货的口号，他们对任何外交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到斥责别人“卖国”。一旦有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演出打、砸、烧的危险情景。这也是当今网络愤青的又一表现。
总之，通过对网络愤青的各种表现及特征来看，用“非理性”来定义和标签当今社会的网络愤青是有据可循的，这种通过谩骂作为方式，通过暴力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正是表现出其非理性的一面来。
三、网络愤青的理性表现及其特征
愤青在面对引起愤怒的事件或人物时会采取过激行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一部分愤青是有自己的准则，也存在理性的表现：一是一些网络愤青并不是没有文化，而是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并对自身“愤怒”的控制力上不断的加强；二是网络愤青由“偏见”、“极端”型思考向客观性思考的方向转变；三是从单纯的言论发泄、抱怨、暴力等方式逐渐转化为趋于冷静的分析和思考，从而在网络上发表比较客观的意见，而不是原来的谩骂和批评。网络愤青之所以说还具备理性的一面，也有其相应的特征：第一，网络愤青往往都是在网络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绝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一旦出现将以恶言恶语来应对。但是，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否还会这样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网络的存在是虚拟的，还同时有匿名的特点，他们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此语言粗俗，甚至宣传暴力。网络的开放性使地球越来越小，世界各地发生事可通过网络迅速传遍世界。相比官方信息，他们更相信非官方的信息。因此，只要“世界动一动”，“愤青”们就会迅速做出反应。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会因为内心的愤怒而直言不讳，这就是他们理性的一面。第二，带着“发展的眼光”去看网络愤青。这里说的发展，并不是发展其自身喜好谩骂批评的特点，而是指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愤青也在逐渐的学会理性报恩。2008年5月12日，我国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使我国上下13亿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霾。之后的地震搜救工作中，日本作为与我国最有“渊源”的一个国家也派出了搜救队来协助参与救援工作。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瞬间在网上流传，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恶行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这次事故中，我国网络上大多数还是以正面和善意的语言来进行表达。
因此，网络愤青也有其理性的一面。在对待“愤怒”的情绪处理上，愤青依然无法做到真正的完全理性，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因此否认大部分的愤青正在趋于理性地看待各种矛盾和引起愤怒的事件和人物。
四、结语
“理性”与“非理性”是相互对立的一种关系，在现今社会，对网络愤青如何看待不应只关注于其表面的东西，如暴力语言和行为等。因为不难否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愤怒”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正确的引导“愤青”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我国的新世纪“愤青”，是真正的发奋向上，还是成为被人唾弃的对象？这是对“愤青”的考验：如何知耻而后勇；这也是对社会的考验：如何让满腹牢骚的“愤青”成为包容天下、蓬勃向上的“奋青”。[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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