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邓小平/主要矛盾/根本任务/贡献
【正文】
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某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但在实践中也有较大失误；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马恩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但是，他们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P80)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又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P532)“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P532)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制度演化的根源，“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P532)。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必须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分析。
第二，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P32-33)。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某一社会形式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两者之间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是从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中概括出来的，它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对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特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指导，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某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补充、丰富和发展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不至于使它成为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那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P3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们阐述了一条总的原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P33)。
二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贡献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首先，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但是，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作过多次概括。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得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时，列宁指出：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P(6,8)。把思想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两个归结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其次，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P281-282)。这表明，列宁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列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P490)。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P223)；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P224)。在1919年《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他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P727)。
最后，探讨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改革的社会作用，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等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国家建设初期的实践经验时，首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是相并而行的。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9](P610)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9l(P613)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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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中共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分子的进攻，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
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叫嚣，在这种状况下，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7](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的问题”[17](P327、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重申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压倒一切的标准”[17](P314)，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志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倡导者，一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评判党的工作好坏和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所阐明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提供一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金钥匙。他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是否有优越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6](P137)1984年6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生产力这样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障碍开始烟消云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由空洞抽象的议论转向求真务实，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四，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7](P128)
第五，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也构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这样一些：(1)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种改革。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6](P134)。(2)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6](P117)(3)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加以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6](P377)。(4)实行“三步走”渐进发展战略。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脱离实际的冒进都只能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构成为一个主题明确、逻辑严密的生产力理论科学体系。
第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次要矛盾的作用，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7](P208)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特别要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让他们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论述，指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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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根本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在我们党内，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里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指出，《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就是对一般原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质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再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揭示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我们付出沉重历史代价而得出的深刻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同志在党内较早开始了艰辛探索，试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其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此之后，我们党又不断探索，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特征主要有：
（一）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966年开始的所谓“”，使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时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而恰恰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当邓小平同志从“”的磨难中走出来时，就不能不面对这一民族灾难，痛苦地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严峻考验面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阶段，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但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连，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绚丽多彩，却又同根同源，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鲜明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一脉相承”的“脉”，从理论主题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上看，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上看，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共产党人庄严的承诺。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在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原理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根据这些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形成了相应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展开和运用。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时期29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到21世纪头20年和头50年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四）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志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曾经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初创立时的成果，但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进程时刻都在产生出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段性特征。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肩负起了既坚持这个理论、更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
二是，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千万不要把目前获得的理论认识绝对化、凝固化，而要把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展同进步，与实践脉搏同节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在现实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历史使命。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拒绝而且还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就是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又是如何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处在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如果应对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
（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新要求更加注重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新要求。
（三）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在总结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找到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答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涵盖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基本任务，关系到治党、治国、治军等一系列基本方针，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动力、政治保证、外部条件、祖国统一、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人心。用科学理论的旗帜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条根本经验、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由其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汲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广泛性要求；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符合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状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表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首先，这一理论体系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继承前人，又勇于进取，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把理论创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竭的力量源泉，开拓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次，这一理论体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识国情和世界大势，提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科学分析了时代特征和世界的发展趋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现实的客观基础之上。再次，这一理论体系以不断地解放思想为前提，紧紧抓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中国特色，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最后，这一理论体系崇尚求真务实，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坚持发展的远大目标与现实目标、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统一，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的政治信仰，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巨大的指导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因为与时展同进步，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因为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做到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奥秘所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才能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增强建设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勇于变革，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提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应运而生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所呈现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开放性，反映了当今时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臾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现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性、科学性，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和回答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它不但回答和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它一经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目标、途径、动力以及根本保障等重大问题，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初步形成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1）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精确地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同时，他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2）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八字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2.正式形成阶段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1）初步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所建设的文化，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核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列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现代化“四有”新人；它的时代品格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的时代特征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出发，阐述了先进文化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关系。（3）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阐述，对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4）指明了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同样，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至此，中国几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艰苦探索，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3.发展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1）提出“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精神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2）强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指出，“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4]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而且要敢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3）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时代的迅速推进，造成了网络的普及，进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出现。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但也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要特别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4）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之，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观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是对其的一种伟大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一切成绩的关键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党的第十八报告大会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使当前社会更加和谐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只有正确认识到指导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评判一切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构建不仅能使民心聚拢，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泉源。
2.以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力求文化的不断丰富，努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的内在品质，从根本上进行创造革新，这样才能创作出更美好更精华的文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务必要牢记，文化建设旨在服务群众，所以只有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关乎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这个中国梦的需要。
3.正确把握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创新就是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并加以吸收和改进，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完成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吸纳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文化。
4.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
关键词：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党代表任期制；民主政治建设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透过十七大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在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提法和举措尤为引人注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相依的高度；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则从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体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推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新高度
如所周知，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真正的人民民主或日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60年前就认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实践中，更是反复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由此可知，列宁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主理论没有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而斯大林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上则几乎走到了民主的反面。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方法，并且还曾在选举中采用过竞选方式，但他并没有认真坚持下去，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大旗。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大兴民主政治之风，使人民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三制”的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呢?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支持各抗日根据地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方式。在普选中，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进行了从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到正式选举等各项具体工作。在选举中还开展了竞选活动，各阶级、阶层的代表都积极参加了竞选，不仅有文化的地主、有产者的代表参加了竞选，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的代表也参加了竞选，呈现出一派激烈竞争的景象。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老百姓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事实上没有文化并不是实行普选和竞选的主要障碍。老百姓不识字，固然给选举带来了不方便。但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图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洞法等，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为此兴奋地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在1954年进行了空前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此胜利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和国家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在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把握上发生了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民主、片面强调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了“”的发生，酿成十年灾难，不仅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惨重损失，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更是惨遭狂风暴雨的摧残。
“”结束以后，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冲破“左”的重重阻力，在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认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理智告诫人们，要确保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切实统一，必须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结构，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是他的政治思维的鲜明特点。他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三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先后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或具体安排。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列一个部分论述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中当属第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又跃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虽然与前述列宁的用语、邓小平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而直接地强调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经验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展的科学指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充分认知。民主价值的高企，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得到提升。十七大报告中的新表述，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6年历史、近60年执政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代中国，愈益彰显出其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写进了新通过的。那么，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的提出有何历史与现实背景?应当如何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和探讨。
我国著名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近现代政党有五个基本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它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组织和奴隶、农民政治组织的高明之处。由此就决定了政党政治也具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政党的民主特性也使得政党斗争呈现出“文明”景象：平等竞争、公开对陈、诉诸群众、票箱定夺，等等。
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体现为党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政党充分发挥全党智慧、把握时局脉络、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统一全党意志的组织制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从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他们认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此，第33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状况中央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才便于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集思广益，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采取对策。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很难完全实现，但他们开创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有深远的影响。从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列宁领导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都尽最大努力积极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虽然由于斗争形势的不利或敌人的干扰破坏等种种原因，这些党在当时未能做到每年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原则方面却是无可挑剔的。
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列宁对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不仅坚定积极，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在列宁领导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激烈叛乱，但从1918年至1923年，俄国共产党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从七大至十二大)。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还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民主、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进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例如，列宁把原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为每年3、4月份举行。这是因为，在每年春季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方针，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这对于政府机关及时贯彻落实是方便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和复杂，但依然认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党的三大、1925年党的四大和1927年政治局会议前后三次关于的修正案，都重申了上述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也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1921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6次代表大会，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的规定。这6次党代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然而，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般都是5年举行一次，甚至有的党曾经出现过两次党代会的召开相隔十几年的情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后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始于斯大林当权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换言之，是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还能照常举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从十五大开始，却一次次推迟开会，特别是直到1952年才举行。与十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还改变中央全会定期开会的制度，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也不正常开会，实际上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的直接后果，导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都不坚持党代会年会制，使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党代会不能正常召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而七大直到1945年才举行；的召开是在1956年，而九大的召开则推迟到1969年。其间虽有战争、动乱等不便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恐怕还应该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正常状况、从党的领袖的主观意志方面去寻找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连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正常召开，党内民主还能正常存在和发扬吗?
当然。也不可否认，曾经很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早在1948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是早有认识的。因此，在1956年召开党的时，他不仅支持恢复早年的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1956年4月28日，在谈到要修改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的这个创新性建议，立即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设想的、党的确认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发展。这种“年会制”与马恩开创的年会制有所不同，虽然仍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但并不是年年换届。当时设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换届，省级代表大会每3年换届，县级代表大会每2年换届。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避免了频繁选举党代表的麻烦，也节省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种“常任制”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仍然可以采取适当方式监督党委会的工作，并能够经常联系各选举单位的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向党委会和党代会作出反映。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设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仍然没有提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而是提出了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呢?其与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有什么不同呢?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发扬党内民主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的、十六大明确要求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或加强。然而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应该说目前尚未具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成熟条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原来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做法，使党的代表大会处于“休息”状态，绝大多数代表在参加完党代会之后，对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是根本不能享有的。因此。社会上有人戏称党代表是“一次性代表”。即使很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也习惯于把党代表身份视作一种政治荣誉。而不认为是党内民主的权利和责任。显然，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广大党员迫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愿望，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秉承实事求是、与时惧进的精神，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认为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切实可行，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体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于是，这项制度就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郑重提出并确定下来。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就是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获得代表资格和职务后，其代表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届期相同，任期内切实履行职责，并接受党员监督。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大体上与人大代表相当。所以。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和职责的扩展或复归，而本质作用在于提升党内民主，使党内决策的民主化迈上新的台阶。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以落实代表的主体地位和任期职责为前提，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既要高度重视保障代表在任期内的权利，不断强化代表的任期意识、代表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代表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广泛参与和切实监督，同时也要教育督促代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在还不能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也不能改变“党委全会制”的条件下，扩大和落实党代表权利的制度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扩大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推展人民民主的政治责任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党代表任期制；民主政治建设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透过十七大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在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提法和举措尤为引人注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相依的高度；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则从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体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推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新高度
如所周知，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真正的人民民主或日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60年前就认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实践中，更是反复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由此可知，列宁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主理论没有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而斯大林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上则几乎走到了民主的反面。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方法，并且还曾在选举中采用过竞选方式，但他并没有认真坚持下去，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大旗。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大兴民主政治之风，使人民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三制”的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呢?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支持各抗日根据地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方式。在普选中，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进行了从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到正式选举等各项具体工作。在选举中还开展了竞选活动，各阶级、阶层的代表都积极参加了竞选，不仅有文化的地主、有产者的代表参加了竞选，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的代表也参加了竞选，呈现出一派激烈竞争的景象。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老百姓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事实上没有文化并不是实行普选和竞选的主要障碍。老百姓不识字，固然给选举带来了不方便。但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图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洞法等，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为此兴奋地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在1954年进行了空前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此胜利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和国家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在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把握上发生了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民主、片面强调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了“”的发生，酿成十年灾难，不仅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惨重损失，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更是惨遭狂风暴雨的摧残。
“”结束以后，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冲破“左”的重重阻力，在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认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理智告诫人们，要确保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切实统一，必须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结构，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是他的政治思维的鲜明特点。他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三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先后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或具体安排。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列一个部分论述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中当属第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又跃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虽然与前述列宁的用语、邓小平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而直接地强调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经验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展的科学指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充分认知。民主价值的高企，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得到提升。十七大报告中的新表述，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6年历史、近60年执政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代中国，愈益彰显出其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写进了新通过的。那么，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的提出有何历史与现实背景?应当如何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和探讨。
我国著名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近现代政党有五个基本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它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组织和奴隶、农民政治组织的高明之处。由此就决定了政党政治也具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政党的民主特性也使得政党斗争呈现出“文明”景象：平等竞争、公开对陈、诉诸群众、票箱定夺，等等。
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体现为党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政党充分发挥全党智慧、把握时局脉络、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统一全党意志的组织制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从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他们认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此，第33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状况中央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才便于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集思广益，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采取对策。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很难完全实现，但他们开创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有深远的影响。从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列宁领导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都尽最大努力积极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虽然由于斗争形势的不利或敌人的干扰破坏等种种原因，这些党在当时未能做到每年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原则方面却是无可挑剔的。
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列宁对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不仅坚定积极，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在列宁领导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激烈叛乱，但从1918年至1923年，俄国共产党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从七大至十二大)。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还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民主、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进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例如，列宁把原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为每年3、4月份举行。这是因为，在每年春季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方针，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这对于政府机关及时贯彻落实是方便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和复杂，但依然认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党的三大、1925年党的四大和1927年政治局会议前后三次关于的修正案，都重申了上述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也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1921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6次代表大会，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的规定。这6次党代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然而，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般都是5年举行一次，甚至有的党曾经出现过两次党代会的召开相隔十几年的情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后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始于斯大林当权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换言之，是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还能照常举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从十五大开始，却一次次推迟开会，特别是直到1952年才举行。与十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还改变中央全会定期开会的制度，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也不正常开会，实际上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的直接后果，导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都不坚持党代会年会制，使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党代会不能正常召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而七大直到1945年才举行；的召开是在1956年，而九大的召开则推迟到1969年。其间虽有战争、动乱等不便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恐怕还应该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正常状况、从党的领袖的主观意志方面去寻找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连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正常召开，党内民主还能正常存在和发扬吗?
当然。也不可否认，曾经很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早在1948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是早有认识的。因此，在1956年召开党的时，他不仅支持恢复早年的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1956年4月28日，在谈到要修改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的这个创新性建议，立即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设想的、党的确认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发展。这种“年会制”与马恩开创的年会制有所不同，虽然仍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但并不是年年换届。当时设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换届，省级代表大会每3年换届，县级代表大会每2年换届。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避免了频繁选举党代表的麻烦，也节省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种“常任制”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仍然可以采取适当方式监督党委会的工作，并能够经常联系各选举单位的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向党委会和党代会作出反映。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设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仍然没有提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而是提出了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呢?其与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有什么不同呢?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发扬党内民主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的、十六大明确要求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或加强。然而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应该说目前尚未具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成熟条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原来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做法，使党的代表大会处于“休息”状态，绝大多数代表在参加完党代会之后，对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是根本不能享有的。因此。社会上有人戏称党代表是“一次性代表”。即使很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也习惯于把党代表身份视作一种政治荣誉。而不认为是党内民主的权利和责任。显然，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广大党员迫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愿望，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秉承实事求是、与时惧进的精神，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认为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切实可行，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体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于是，这项制度就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郑重提出并确定下来。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就是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获得代表资格和职务后，其代表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届期相同，任期内切实履行职责，并接受党员监督。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大体上与人大代表相当。所以。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和职责的扩展或复归，而本质作用在于提升党内民主，使党内决策的民主化迈上新的台阶。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以落实代表的主体地位和任期职责为前提，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既要高度重视保障代表在任期内的权利，不断强化代表的任期意识、代表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代表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广泛参与和切实监督，同时也要教育督促代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在还不能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也不能改变“党委全会制”的条件下，扩大和落实党代表权利的制度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扩大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推展人民民主的政治责任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