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才会含混不清。虽然，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实际上，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消解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更确切说来，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因此，“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在人的世界中，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与之相反，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实现转识成智
哲学诞生于人类对于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高度精神自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在高校培养和训练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已在高校实施很多年。哲学的反思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智慧的追求与自我意识的启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的本质并不冲突，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形成良好的实践思维习惯，开启自我意识的实现在一切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这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实现提供思维基础。在时期，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出现了“种地哲学”、“做工哲学”、“扛枪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形而下化和庸俗化。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封为“万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哲学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万能哲学”从内容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如用一块石头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地主劳动迟到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性范畴;从形式上，“万能哲学”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生活，寻找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哲学依据。现代高校教条式的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实际，成为学生眼中的“无用哲学”。缺乏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就无法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启示，无法实现哲学教育的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变，在于大学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追求，认识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高校中即以大学生需要为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环境下，需要精神对于自我的合理把握，而哲学能够提供对于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而著称，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以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正需要此理论作为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导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它以“现实的个人”生活作为逻辑起点，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特尔斐神庙上书“认识你自己”，大学生更需要对自我及自我意识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提供正确的认识路径，又蕴含合理的价值导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养成，即转换西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思维方式”。“本体性思维方式”易导致教条化、体系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指导大学生改造世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通过学习，培养批判精神，提出独立见解，学会人文思考，关切现实人生，展开深刻调查与讨论。实践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圣辉中解放出来，成为大学生改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瓶颈:“政治化”与“知识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开展多年，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政治化”与“知识化”。无论从教育的目的还是哲学本质来说，都期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超越瓶颈，实现自我及对智慧的追求。
(一)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哲学教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定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本就存在被片面理解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宣传与说教。这使大学生前置性地产生反感情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权威的说教，一旦出现理论与实际相矛盾时，会采取迫于权威的不加思考地顺从，或放弃学习，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失去思维的自由与创新能力。教化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实施方式，背离了实践哲学的特性。政治性本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描述并没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可看出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其思想价值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性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革命性本质，也体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原则及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客观地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及发展规律和趋势，树立适应社会实际的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要求，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并无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但用政治宣传话语解构或替代哲学的人文关怀，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化”，即摒弃哲学教育的现实性，将其供奉于“神殿”之中，主体卑躬屈膝，失去思维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抽象高点，使大学生认为这是强制性地灌输性接受，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
(二)知识化:教条主义的“体系”意识大多数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都将哲学的“思想逻辑”等同于“知识体系”，把哲学知识总结为各模块构成的基本理论原理。从教学形式上，将思想养成转变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哲学思维方式和素质养成等目标。诚如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所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教育观念上“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3］。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具理性思潮的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知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如建立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试题库，采用统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使哲学教学逐步蜕变为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全盘接受和记忆训练，失去哲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路径。故目前教学过程总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痼疾，仅仅是用“例子”套“原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辩证思维本性背道而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常常受大学生拒斥的重要原因。知识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并不冲突，哲学对于智慧的追求离不开哲学知识的学习与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作为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具有合法性，但脱离现实的“体系哲学”和“教条主义理论”，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陷入“知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知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性的讲授，缺乏价值性地引导。哲学知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思想意境。超越单纯的哲学理论体系知识本身而体认其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智慧范式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折点。
三、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实效性实现路径:建构主体内化场域德谟克利特对“智慧”的解释:“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欲达到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需要以“哲学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大学生主体将哲学知识与思想内化于课堂学习与生活之中，使哲学思维方式及价值引导成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教育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将哲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助大学生求真、向善、爱美。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教化，主要集中于对于现实问题有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加以引导，但不能以权威进行被迫接受;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是单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教育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思想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高扬主体性价值，及以大学生主体需求与自我意识实现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思想基础，可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自然融通，达到优化思维方式、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目的。转变对教材体系的依赖。新时期哲学教育改革围绕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反思而进行，其目的在于冲破多年教条主义的束缚，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为了避免“知识化”倾向，可把教材当作学习哲学的教育文本，而不是引导思维的“圣经”。注意当前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脱离的现状，将最新、最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体系中来，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另外一方面，将大学生“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话语中来，使哲学教学与现实生活不生硬地融合。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也是提高哲学教育实效性的迫切要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在传授哲学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信息化社会中快速高效地话语沟通环境使大学生自主性增强，为教学方式的丰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情境条件。哲学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应探究丰富有效的情景化灵活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改变教师满堂灌输和学生零参与的独白课堂教学模式，可增加情境模拟、抗辩讨论等新型平台，鼓励、吸引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与应用。改变标准化的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哲学教育的效果在于思想的提升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的统一书面闭卷考试形式并不足以测试哲学教育的实效性。这种评价机制使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进行哲学的学习，不断地记、背、练、考。使哲学教学也沦为分数的奴隶，变成机械式的程序化操作过程。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应向多元化和人性化方向转变，遵循哲学的本质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现实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主体的个体性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功利化”与“物质化”趋向，哲学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其人文精神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各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撞击，人们拥有了广泛多样的选择性。多种声音混合，不再出现话语霸权，应增加相互理解和沟通交流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对各种其他流派声音，必须切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旨趣，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审视和引导中体现理性优势，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利用校园环境与网络资源，建构多媒体网络环境，拓展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时空场域。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利用率。丰富网络课程资源，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畅所欲言，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协作性学习习惯。网络平台可成为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广阔平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体现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基本素养，及时适当地加以引导，做到真正意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场域。在教师的指导下，社团可结合课程内容开设专题活动，如讲座、参观、读书会等。大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创办各类与哲学有关的学习和研究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协会等。社团更多地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意义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提高哲学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哲思习惯。在规范课堂之外，也可以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最好与学生实际思考的人生问题相结合，如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课程，可以丰富学生哲学思想的同时，对自主性选择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关键字：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影响分析
前言：作为一名具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哲学家，杜威对美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对后人影响巨大的新的时代观，同时杜威在对新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索的中，提出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一、思想理论背景和收到的影响
（一）黑格尔哲学思想对杜威的影响
杜威在青年的年纪里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的。在19世纪的时代，德国的高等学府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自从1807年由费希特提议所以创建了柏林大学以来，在这所大学里就聚集了很大一批造诣颇深的哲学家和学者，从而推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在当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美国，所有国家都以能到德国进行留学为荣。所以造成了德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学术研究中心的环境。杜威年轻时的哲学老师是哈里斯和莫里斯这两位都是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方面的专家。在1867年，由哈里斯创办的《思辨哲学》杂志，向人们传播了德国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同时杜威在该杂志中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当时的杜威被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吸引，而他自己也从来不隐晦黑格尔对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可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是由黑格尔启蒙的。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于杜威来说，其影响是存在于内在的并且是十分深远的，纵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能够很明确的看出杜威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仅拥有形式上进一步的模仿而且拥有对黑格尔的精神实质上的认同。虽然杜威的思想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思想，但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所采取的是一条有一定的区别于黑格尔的理智形又有所想似的道路，因而他所走的其实是一条具有经验哲学的科学道路。然而，就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和基本含义而言杜威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定相似性。所以能够这么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形成同时对于新的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提出，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其的影响
杜威一段时间以内都在致力于将达尔文所说的进化论与自身的哲学研究结合起来。杜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发现了如何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矛盾；就总体上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杜威所造成的影响能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在杜威的《达尔文主义及其影响》一书中主要所讲述的是对生命现象也就是所有有机体对其生存环境不断的适应的过程，其实都在处于永不停顿的不断变化之中。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有着极为强调人类万物的生长概念的普遍含义，而且杜威的哲学思想中的生长是一种具有积极的特性、进步的性质生长活动、并不是消极方面的、障碍生物前进的那种生长，正是受到这种具有积极进化的生长的思想的影响的哲学理论，构成了杜威的哲学思想的中心。表F出了杜威哲学思想中对生活和经验相对统一的认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3]。
（三）詹姆士机能心理学思想对其的影响
詹姆士所说的意识流得学说认为，人类的意识是一个能够连续不断的流动的个体。詹姆士形人类的容意识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河流一般，并且称人类的意识为思想流或主观的生活之流。虽然詹姆士所说的意识流方面的学说是一种处于心理学中的概念，但是詹姆士的这种学说同时也具有处于哲学层面的特殊意义。詹姆士同样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将人们的心理活动看作生命的机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人体机能。在詹姆士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理论基础就是詹姆士把人的日常心理活动认作是人体的机体正常的一种日常生理机能。詹姆士反对把人们的意识活动视为一种十分神秘不可测的东西，而是认为人的意识是生命赋予人脑的一种正常机能，相对的和大脑活动相对应，随着大脑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意识和大脑这两者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互相作用的正常因果关系之中。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中认为在人脑中的各种活动的状态变化决定着人类的心灵变化出现的状态，詹姆士反对将人的心理精神得活动过程与人脑的物质的活动过程过程进行分裂开的二元论思想。而杜威正是从詹姆士的意识流心理学中所说的真正的生命的活动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这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属于杜威的哲学思想。杜威在詹姆士意识流的心理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同时杜威通过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心理思想的继续的研究进入了对于经验哲学这一新兴的哲学样式的研究。
二、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一）杜威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杜威对传统的西方社会哲学进行了批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自己的哲学旗帜，将西方的社会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让西方正式步入了新的哲学思想时代，加进了西方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环境的大幅度变迁，传统的哲学思想用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此时的社会比过去民主，脱离了传统哲学产生的奴隶制社会，同时科技的发展也逐渐变得迅速，由此可见，传统哲学思想坚持的等级区分理论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已经逐渐不适合当时的时代了。因为这种原本起源于生活本身的传统哲学思想逐渐的变得忽视解决人们的额现实生活的问题，因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与生活并无关系的论点，因此这样的传统哲学思想遭受到了不断的抨击，致使传统哲学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所以杜威率先指出：哲学理论现在正处于被抨击的困境的原因是：人们所拥有的用的知识愈发增加，但是哲学就越忙于去完成与人们的人生生活无关的任务。
（二）哲学应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
哲学为生活提供指导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杜威的哲学思想的主题内容。也是由于这种的情况，杜威更好的进行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对后世造成了深切的影响。
结论：杜威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世界的社会发展中，杜威的理论被人们多次引用，并广为流传，为现代化社会做出了贡献，也为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给予了有利的理论依据，让世界更加平稳的进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刘腾. 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考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73-82.
[2]王贞.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5.
关键词：通识课程；现代西方哲学；教育价值
一、值得深思的思想现象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从“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到“海德格尔热”、“后现代思潮热”等等众多热潮在不同时期曾经风靡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思想现象和文化现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一直都对思想界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也属于大学课程中受关注度较高和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课程。而今，无论是对于哲学专业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还是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是比较受欢迎的课程，甚至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流行文化”。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为何在大学生中具有如此大的思想魅力?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大学生而言，究竟具有何种重要的教育价值?这是值得深思的教育现象和思想现象。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而言，它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时代精神状况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关注，乃是源于其所表达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与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存在的问题的相互关联。它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诊断与理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与情感共鸣；对于传统的批判与省察以及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思虑，与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转型时期的青年学生在思维方式上要达到的探索性具有一定的契合点。所展示的“理论主题的现代性、思想方式的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达手法的新奇性”，对于在思想深处想要摆脱绝对主义意识宰制和价值框架束缚、寻求解决现代性思想困惑的中国青年知识阶层而言自然具有思想上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变革时期，思想上的变革呼唤着思想空间的开放与各种思想间的争鸣与互动。另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本土性的文化传统在新的生活状态下亟待得到反思和创新，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高度统一性”的“绝对意识”以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客观地说，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见和传播及其所带来的思想论争，激活了处于遮蔽状态的思想问题，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敞开了人的主体性与超越性、人的真理追求与价值尺度、人的存在价值与层次说为特征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神秘；以否定一切真理，摧毁一切价值为目的的后现代思潮的叛逆等思潮的影响，在价值观念――评价的尺度和标准、思维方式――思想的倾向和方法、审美情趣――生活的感觉和趋向、终极关怀――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指向等方面，产生着极其复杂和深远的思想影响，成为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思想现象和教育现象。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已经普遍成为面向各学科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特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必然具有自身鲜明而深刻的特点。在笔者看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具有如下特点：在思想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性的层面上敞开和凸显了“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人的问题可以说一直是西方哲学隐蔽的主题。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形态中，人的问题遭到了遮蔽。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思想开始了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思辨化倾向，此后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就是抽掉了人的感性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近代哲学所强调的主体性思想虽然是通过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但归根到底是要追求终极性的人的本体存在。在这种观念的抽象中，人的问题也被抽象了。那么在现代西方哲学那里，追求绝对存在的本体论问题遭到消解，人的问题浮出思想的地平线。应当说，人的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彰显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生活结构形式的转变所蕴含的内在思想要求。正如[德]M・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所说的那样：“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对人的问题的理论自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自我意识。人的生存的异化与物化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人的价值选择标准与尺度问题、人的意志与潜能问题等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思想问题。尽管我们习惯于把现代西方哲学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想主流，似乎人的问题仅仅在人本主义的思潮中得到自觉和明确的把握，其实，透过思想的表象并着眼于思潮发展的趋势，就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思潮所蕴含的对“人的问题”的科学化理解及其在自我反思中越来越敞开的人学意蕴。就总体的思想状况而言，在学派纷呈、思潮林立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被思想家们研究、论说及其把持着，成为贯通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一根主线。就意识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自觉把持的确表征了人的问题的严峻性和现实性，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症候。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之处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在思维方式的变革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从追寻世界本原，脱离现实生活实践从而在观念领域加以抽象的单一的自然世界或精神世界转回到人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即从探寻人的感性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转向探寻人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之意义的思维方式之变革。与此相对应，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在总体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传统西方哲学是追求终极性的存在和绝对真理的，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么是，要么不是”，这种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独断论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更多强调的是理论的反思性和哲学的批判性，用相对主义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的价值：真，是相对之真，真理只是一种追求的过程；善，是相对之善，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追求过程；美，也是相对之美、过程之美以及意境之美，这种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开始用一种中介的态度对待事物，将一切对极性的追求作以相对性的理解，这正是批判反思性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所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性,集中在“本体问题的消解性”、“人生问题的多元性”、“人类问题的模糊性”问题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家那里，哲学中的本体论也被理解成为一种承诺，因此，哲学的价值不再是追求这种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而成为
了为现实存在作论证的工具。哲学不再是指引人前进的火把，而成了治疗疾病的良医。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对人生问题的理解，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对于人生的多种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那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尼采一声高呼“上帝死了”，从此，上帝真的死了，而人活了过来，重新成为宇宙的主宰。继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哲学依照自身的惯性走向了一个无信仰的时代，人生在每一位思想家的眼中，具有不同的色彩：人生或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或是形成自己本质的过程，或是追求眼前时下的体验，或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统一。这种多元化的人生观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生意义的丰富性和终极意义的丧失。哲学究其本性来说是用个人的智慧求解人类性的问题，然而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那里，对究竟什么是人类性的问题再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己从长期固定的状态向更为灵活的状态变化，人们认为这种人生活意义等众多现实性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问题，特别是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进行良好的对话，这对于摆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品格及其真理性，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反思和省察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思想品格及人类性意义，发挥着重要的参照性、历史性的思想作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互对话、论争、批驳以及相互借鉴、吸收和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一切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在内的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正因如此，理论界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学术研究才从最初的“批判模式”发展到“对话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良好的对话中，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也越来越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以标榜存在先于本质，主张人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应张扬自己个性的存在主义的肆虐；以鼓吹人生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一点喜剧的意味的悲观哲学的焦虑；以渴望统治、追求权力、发挥权力和重估以往价值为标志的超人哲学的狂放；以潜意识理论和人格三类性的问题是以普遍性、必然性、根基性和统一性等代名词来压抑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丰富性，永恒绝对的东西被当作教条被抛弃了，人们对理论的兴趣逐渐淡漠，更加重视现实。于是人们不再过问这些问题，而是普遍追求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人类性这一具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变得模糊了。总体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观点虽然彼此有别，但是就整体性的思想风格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思维特质和思维方式。
应该说，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理论自觉以及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反思性特征是需要辩证、具体的分析的。我们需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历史地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进行科学的评价，力求发挥和实现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程的教育价值。
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程，其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教育价值。我们应该也必须将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特点中具有启发性和积极意义的一面应用于学生的培养和教育的过程中，真正达到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的教学目标。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它汇集着人类智慧的思想成果。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作为人类性问题与时代性精神的理论表征，对于大学生直面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省察人与社会的存在性问题，拓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所蕴含的思想空间是广阔的，对人的问题的思想诊断也具有歧义性，各种思潮之间的矛盾与争鸣构成了“厮杀的战场”，具有强大的思想撞击力。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学习，可以在深邃的层面上了解和洞悉西方社会的文化精神，感受西方文明智慧的思想魅力，确立人类性的意识，提升自身的人文品格和现代性的文化教养。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人的问题的敏锐自觉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在[英]布莱恩・麦基编的《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中，曾经这样说：“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对于大学生而言，葆有生机勃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无疑是重要的，这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提。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在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中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反思风格以及执着不懈的求真意识，恰恰是大学生所需要确立的一种精神向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意识；反思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004－15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追求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想火炬。在几近百年的“中国化”历程中，改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它自身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开辟了20世纪以及走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具有东方社会文化历史与实践特点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检视和反思，既显现了哲学的“后思”之本性，亦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至的一种理性自觉。
一、“理”与“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关系，由这种关系所推引出的对应原则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理与事的关系中得到“中国化”的诠释。王夫之有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故所恶乎异端者，非恶其无能为理也，同然仅有得于理，因立之以概天下也。”“即事以穷理”就是根据事物存在和变化发展的实际状况来探究和把握事物变化发展之理，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即在事上求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出发点。“立理以限事”就是以理为先限来框约实际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状况，把实际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纳入一种先定的理论框架中来解释和剪裁，即从原则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出发的思维路向，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其表现形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历史经验来看，“即事以穷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思维方法；“立理以限事”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的思维方法。前者被证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确的方向，后者被证明是错误的方向。
不过，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问题并非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般简单。因为任何人类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行为，正是这种“意识性”把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已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固我们不能设想有某种没有意识、理论参与的纯客观事实的认知或实践。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意识、理论的指导与以实事为根据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在二者之间很难做出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断定。这就好象科学哲学中的“先有经验还是先有理论”的争论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悖论一样。事实上，人类思维既存在着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普遍原理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向，又存在着从普遍的公理中推演出具体结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向。也就是说，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具体与抽象作为思维方式有其各自的合理性并且是相互渗透和内在关联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这种问法本身是值得思考的，它同样会陷入这种悖论。因为这种问法是把理论与实际当作绝对对立的两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在本质上正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问法有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特殊含义。而一旦跳出这种特殊的语境，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则必须对这种持“理在事先”还是“事在理先”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持哲学反思的态度，坚持“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的辨证的思维方法。
二、经典的诠释与现实的观照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实践和新的问题，传统教科书体系缺乏解释力度和解释空间。寻找新的解释框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回到马克思”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就好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回到古典文化中去”的一样，是在借古典文化之“酒”，来浇资本主义时展之“块垒”。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进程中，每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就会提出根据现实实践变化和发展的要求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要求。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就根据当时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什么的问题，表现出一种“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意向。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在“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等来解释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诸般问题。但这种“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研究路向，并非对一百年前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作六经注我式的读解，而是要通过回到在历史演进中被“遮蔽”的马克思哲学的真义上，追溯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底蕴、精神与方法，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起点和接榫处，发掘其之于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探求其对现实的解释域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空间和路向，目的都还应该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问题的关注和把握的解释力与话语权上，创造性地研究时代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哲学的回应和概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如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所透露出现代解释学意涵的那样，对马克思经典再诠释的价值、目的和方法指向对现实实践和问题的观照，而不是在实证史学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据此，“回到马克思”至少可以在文本的重新梳理和解读、意义的探究和评价、现代性的分析和展开这三个方面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问题域。
在对经典的诠释中回到马克思和在对现实的观照中发展马克思，形象地说，就是“老祖宗”与“新境界”的关系问题。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
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的这段话，形象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既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的真义，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又要在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也就是说，既要“老祖宗”，又要“新境界”，在“老祖宗”和“新境界”之间形成发展的张力。当然，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为了坚持而坚持，坚持是为了发展，在“老祖宗”与“新境界”之间，要把着眼点放在“新境界”上，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得住，也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的发展本性和它的真义。遗憾的是，我们既有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的搬用，又有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某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当作绝对的、不变的真理来固守，而在真正意义上哲学创新则乏善可陈。我们不乏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的实用家，不乏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家，不乏有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匠式的学者和专家，却很少有突破、超越和创新意义上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这种坚持与发展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关系问题。冯有兰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问题底解决》一文中，探讨了《实践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问题的渊源关系，认为《实践论》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知行问题讲的，而不是照着说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同一观结合起来，并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哲学实际上也是接着中国古典哲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他说他的哲学史是“照着讲”，但更重要的是“接着讲”，讲自己的哲学。对于已经成为哲学思想史的哲学经典和传统，需要哲学史家把它们梳理、解读出来，从哲学史作为一门专业的学术意义上看，当然要做忠实于传统经典的“照着讲”，而不能离开传统经典做游谈无根、天马行空式的诠释，或者采取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对传统经典进行拆解，使其意义在无限延异和撒播中消解于无形。但是，单纯地“照着讲”，那还是对传统经典的实证意义上的重述，这种重述只是工匠性质的，而不是作为思想智慧的哲学本性。一种真正的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对传统经典的读解并非是在实证和工匠性质的意义上“照着讲”，而必须根据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和新要求等所构成的新语境新场域中对传统经典做创造性的诠释――即“接着讲”，把传统和经典读活，读出新的思想和意义来，读出当代思想史来。同样，我们今天对于已经成为哲学史和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也不能只是在实证和工匠意义上的做重述性的“照着讲”，而应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当代性的、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发展性的“接着讲”，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澄明”与“遮蔽”
海德格尔在诠释学的意义上曾谓，语言是一种“既澄明又遮蔽”东西。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诞生之后的历史行程中，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踏上了这种交织着“澄明”与“遮蔽”的思想诠释之旅。恩格斯曾在1890年8月27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谈到那些近年来涌入德国社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和年轻的资产者时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在这里所批评的就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式的歪曲和遮蔽。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中，都试图在“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澄明其本义，以获得对马克思哲学诠释的话语权。但在事实上，这种“澄明”都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自身的“语境”、“成见”中所做出的诠释，因此，免不了有着“遮蔽”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澄明”即是“遮蔽”。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宁、斯大林等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诠释是这样，即便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也客观上存在在这种既澄明又遮蔽双重意蕴，更不要说中国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一主要来自于苏联的解释版本――还经过一个有着古老而又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的“语境”和“成见”所“过滤”的诠释。显见地，这种诠释中的“遮蔽”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诠释中的“遮蔽”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和对待这种“遮蔽”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每当在实践中遇到挫折需要我们对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思想路线进行哲学反思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疑甚至否定这种理论和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总是把它们当作“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相应地总是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如大革命时期对教条主义反思和批判，提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问题；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中国的青年一代对“”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在对“”的深刻反思中，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哲学思想启蒙是以“回归马克思”为理论意向的，学界试图通过重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经典文本，来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以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主体性的”哲学作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思想资源。
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发问，要“回到马克思”去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意谓着要对此前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澄明和“去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这种“遮蔽”主要是被苏联哲学和被中国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哲学所歪曲、“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澄明”和“去蔽”就是要忠实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重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真义。这就必须全面而又深入地挖掘、整理马克思哲学经典和相关文献，做出客观的、可靠的深度解读，还原马克思思想原貌。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返本”式的对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的整理和深入解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并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形成“文本解读”的学术研究群体。这种以“澄明”和“去蔽”为职志的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度解读，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走近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实现从传统的苏联哲学的解释框架和被政治实用主义所左右“主观解释”向马克思哲学思想原像的历史回归，从而使我们获得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得失成败进行客观评判的思想资源和思想根据；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清除思想路障，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点。
不过，在现代解释学的意涵中，解释交织着“澄明”和“遮蔽”的双重意蕴，即便是“澄明”、“解蔽”、“还原”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处，也是在特定的时代历史语境中，在时代的实践和精神需要推动下的“澄明”、“解蔽”和“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回到马克思”不是目的本身，“文本解读”必须进一步导向“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解读”，这样的“文本解读”才有着落处，而不至于落在思想史的档案馆里让老鼠去磨练牙齿。而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的解读免不了又要“遮蔽”。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我们要时时警惕、反省、批判那种苏联式的“遮蔽”，那种教条主义的“遮蔽”，那种“左”和“右”的“遮蔽”，那种投机的“变戏法”的庸俗化的“遮蔽”，那种东方式的政治专制威权的“遮蔽”，那种政治实用主义的“遮蔽”；而必须在“文本解读”的“澄明”和“时代解读”的“遮蔽”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解释张力。
四、证明与批判
关于哲学的基本功能，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的反思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后思、检视、省思的思维运动。哲学从其古希腊发端处，苏格拉底是最能体现并深谙哲学的这种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他不仅要通过哲学的追问发现人们思维的矛盾来澄明真理，而且要通过理性的批判来充当推进希腊城邦民主和正义的“马虻”。到中世纪，理性批判之光晦暗不明，哲学成了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诸如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从近代开始，理性力量挣脱了神学的枷锁，哲学的反思经由休谟的“怀疑反思”、康德的“批判反思”、黑格尔的“思辨反思”到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性批判的本性和精神不断地得到回归和张扬。从哲学本性来看其社会功能，它不是对现存东西的认同，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对哲学这种批判功能说道：“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他认为，批判不在于简单否定或谴责，而在于为人类的现存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的维度，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的自我意识。他说：“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通的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努力，指的是在上述东西的发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区分现象和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简言之，是真正认识上述各种事物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传统思辨哲学和现实资本运动的批判中出场的，它始终贯彻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对一切思想体系、观念和理想持一种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正是马克思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力量不仅体现在理论上的批判，而且体现在通过对“改变世界”的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对现存社会的“实践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价值目标在于消除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因此，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青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鲜明地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之初，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指出自己所要创立的“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不仅在于它对“现存的一切”的批判，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本性。也就是说，它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僵固不变的教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发展到顶峰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当作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只是为批判而批判的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发现新世界”需要证明和建构的逻辑。在“实践――改变世界”的价值向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世界的批判和解构的目的和意义指向对一个理想的新世界的证明和建构。在这里，批判和解构是在工具、手段的格位上，而证明和建构是在价值和目的的格位上。“批判旧世界”为“发现新世界”提供基础和前提条件，“发现新世界”为“批判旧世界”提供动力和价值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新世界”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和解构中得到证明和建构而生成的，批判与证明，解构与建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辨证统一关系。这既体现在它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存社会(资本――市场逻辑)的批判中，逻辑地、历史地证明推演出未来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又体现在它自身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和扬弃中建构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哲学。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用以作为批判和改变旧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用以作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在这一批判与证明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封建性”因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对自身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思想和方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进行证明。因此，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也都同时蕴涵着这种批判逻辑和证明逻辑的内在统一。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这种批判和证明突出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论是批判还是证明，都更多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宰制而具有了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宣传的特点，从而弱化了这种批判和证明的理性和逻辑的力量；二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尤其是实践观念
形态以及对建国以后的政治现实，主要强化证明的逻辑，哲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缺位。这两个问题，前者关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消解的问题，后者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和实践的批判本性与超越精神被消解的问题。而这种在哲学学理逻辑和精神本性上的双重消解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问题。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哲学的理性逻辑和批判精神这双重本性的回归问题。
五、政治与学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受苏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突出哲学的党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特点，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了其唯一的功能，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失去其学术上的独立性，沦为政治的附庸。在哲学研究中，政治标准取代学术规范和标准，政治口号取代学术话语，政治需要宰制了学术研究对真理的追求，哲学研究的学术场域变成政治实用主义的跑马场。
事实上，关于学术政治化也与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世”意识、把“内圣”转化为“外王”的传统意识直接相关。这种“内圣外王”的传统意识以某种现实政治理想为价值目标，把学理的逻辑和价值归依于现实政治的逻辑和价值，总是试图用学理的东西来图解、论证现实政治的东西，从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格理想。当然，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功能来看，都内在地蕴涵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这种性质和功能是显性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解释世界”的性质和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无产阶级批判、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它并不讳言或掩盖自己之于现实实践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而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和实践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则自始至终都负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内忧外患、剧烈动荡而陷入深刻危机的现实社会背景所构成的学术语境中，为学术而学术几乎沦为奢谈，就是申言老老实实做学问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虽有“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之论，但其所谓“问题”，也少不了有政治的成分。詹姆逊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可谓是一言中的。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没有和应该不应该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而是在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的过度放大和泛化，并以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来图解、宰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政治威权专断了思想与学术，政治意识形态为哲学的思想与学术画地为牢，划定了已经设定了答案的地盘，不允许思想与学术逸出这一边界，哲学戴着政治脚镣在云端跳舞，其结果既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园地的枯萎，理性思辨和逻辑力量的消解，理论的空洞僵化和学术创新能力的萎缩；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失去学术的支撑，弱化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变成由形容词和副词堆砌的空洞、肤浅、苍白、僵化的教条和口号，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投机主义的工具。这种现象在“”时期达到极致，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园地一片荒芜。
“”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担当起思想启蒙的先锋。思想启蒙和对历史的反思需要理性的批判逻辑和力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重新诠释，还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反思，或是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和争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政治问题相关联，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哲学观念和学理支撑。诸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无不把哲学思想的锋芒指向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反思。那时的一些从事人文学科专业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影响则大大逸出纯学术的边界，如他们对思想史的反思、关于主体性等方面学术专著明显蕴涵着思想启蒙的内涵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空间和重大的研究课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繁荣。事实上，80年代以及此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正是极大地受惠于这个思想启蒙的时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虽然几经政治上干预和左右而出现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抵牾，留下一些值得后来者做深刻反思的思想史公案，但总得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还是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哲学学术与思想、政治走上了一途，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哲学观念。
20世纪90年代后，与上述哲学泛政治化倾向相对的另一种倾向即哲学研究“去政治化”情绪开始在哲学学术界蔓延。有人将之概括为由“广场”转入“庙堂”，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也有学者把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的不断升温，看作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转变的征象。但是把学术与思想截然二分来概括这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并不贴切。因为思想与学术本然就是联结在一起而难以分割的。没有无思想的学术，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所由以存在的根据，没有哪一种学术不是蕴涵、表达着某一种思想；也没有无学术的思想，学术是思想籍以存在的载体、工具和形式，为思想提供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著名学者王元化在90年代创办《学术集林》时，宣称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种“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事实上，说90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想”，主要是指80年代那种由知识精英参与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诉求和宏大叙事的政治话语的思想启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想。“学术凸显”或“学术重建”虽然有一种要求学术研究保持价值无涉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规范化的意谓，但也并非是要使学术挣脱思想，不要思想而专鹜学术，而是为了挣脱那种政治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枷锁和专断，试图为思想和学术保留一块清净而自由的园地，真正从事有思想的学术。
当然，90年代学界的这种去政治化的学术取向也并非是无风起浪、空穴来风。一是由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政治热情和道德理想到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开始急剧衰退；二是在80年代几经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环境中自觉无奈地开始由“广场意识”转入“庙堂意识”，为“独善其身”而退隐学术“山林”，这也印证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和进退之术；三是学界对过去那种思想和学术泛政治化、被政治化的不满和反弹，要求思想与学术从政治威权中解脱出来，确立一种学术独立和
学术自由的自觉意识，而走上去政治化的另一个极端；四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出于对80年代宏大的启蒙话语的反思，学界一改此前的一种游谈无根、华而不实的肤浅学风，怀着一种“我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的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术期许，推崇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和实证方法，试图使思想走上学术规范之途。从上述缘由来看，这种哲学去政治化的倾向有其学术自觉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借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观念形态做所谓“官方哲学”的认定而否认其思想与学术的价值，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话语和政治实用的理论，没有独立的学术性，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哲学。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走出纯政治话语的阴影，从学术规范和学术性质的意义上来研究和诠释。
这种主张本身就不是客观的公允的学术态度。首先，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质与政治性质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要学术就必须去政治，要政治就必须去学术，二者只能取其一。这是片面的。政治与学术当然是相互有别的，许多学术问题与政治并无直接纠葛，许多学术上的争论并非与政治歧见有直接的关联。但在那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学科领域，政治与学术则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变革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性力量和批判武器，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学术性要求与它的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要求是内在统一的，它也必然要求在其理论逻辑中蕴涵着、贯注着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理想以及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其次，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不可能脱离现实实践，脱离现实政治。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与学术都来自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以对现实的“问题意识”的哲学反思来体现其思想与学术的价值。当代中国最大最基本的现实实践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性极强的事业，“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不去关注、研究中国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实践哲学”、“关注现实”和“问题意识”可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又复何在?如果关注和研究现代化问题，又怎么能把其政治性排除在外?复次，把作为实践观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官方哲学”和政治话语而否认其学术性，有釜底抽薪地将其放逐到哲学学术殿堂之外的意谓。但能否认这种“官方哲学”具有学理性内容和逻辑吗?哲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指导思想大量地吸取了我国哲学界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在学理上的创新也必须通过转化为类似于“对应规则”的实践观念形态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并进而从现实实践中获得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问题和资源。而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作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实践观念，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大的时代课题，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又通过哲学家们在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和论证而得到丰富、完善，获得学理和逻辑上的支撑而具有学术的蕴涵。而且，这种脱离政治，对思想启蒙的“精英意识”的不屑，其实隐藏着以学术为傲的更加孤傲清高而又自命不凡的“精英情结”。回避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去政治化倾向必然会导致哲学学术研究画地为牢，画地为牢又会导致妄自尊大，而失去现实生活和实践这一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水，哲学这一人类智慧之花免不了要枯萎凋谢。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既要反对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用政治实用主义来宰制哲学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又要反对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对立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脱离现实政治的“去政治化”倾向；而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使二者之间保持一种互动的张力。
六、大众化与庸俗化、实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基本的特点和形式。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原则、立场和方法能够掌握人民群众也能够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把握，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方法，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种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化、公式化、简单化、口语化、语录化、经验化、形式化和机械化。它注重于形式虚文，而抛弃内容实质；注重于浅表的图解，而不顾内在的深层逻辑；注重闹剧式的全民运动，而轻视严肃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如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里，这种“大众化”沦为特定的政治运动的手段，运演成形式主义、庸俗化和政治实用主义的闹剧。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真正的目的和成功的方向，那么，50年代直至中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则更多地象上述所言的那样，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化的色彩。
与此相关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但“应用”不等于“实用化”。这种“应用”既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又基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需要，其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引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大用”，而不是为了解决某种生活和实践具体问题的具有功利、机巧性质的“实用”。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急务”，注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理性方面内容和学理上的研究，而是注重于它在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上的功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和基本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形态转换为一种能够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思想“工具一方法论”系统，而且这种“工具――方法论”系统必须能够为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为此，就必须把抽象的哲学理论转换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象化、通俗化、大众化、简约化的语言形式和实践生活中的道理、方法甚至口号。如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用“阶级斗争”来概括《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等等。可见，哲学“实用化”又与哲学的通俗化和简约化直接相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实用化”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贴近生活和实践的需要，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从而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和作用。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化”的倾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利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的。这是由于：其一，它导致了根据某种主观好恶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主观主义的图解和应用，导致了根据某种现实政治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功利主义甚至具有某种政治投机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真理性品格；其二，它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某一方面进行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理解和应用，从而肢解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总的来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化”的倾向，从总体上降低甚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严谨的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品格，从而戕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生命力。必须深刻地反省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化、功利化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真理性品格的理论前提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大用”，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七、开放性与多样性
德里达所言说的马克思的幽灵们，说的是并不存在唯一的、单义性的马克思精神传统。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与各种不同的历史传统相联系并由这种特殊的历史传统所规定着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具有历史地形成和变化了的特殊内容和表现形式。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指出：“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便是一门历史科学。从它公理确立的那一刻起便开放自身；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反省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总是把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进程相关联的时空中抽离出来当作唯一科学的、顶峰的、封闭自足的理论体系，把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成果仅仅在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前史的意义上来理解，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对立起来，甚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和反动而将之与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对立起来，把它们当作批判的靶子，而拒斥与它们的对话、交流和互补，这严重地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命力。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封闭的、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向历史的和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学说、理论开放，在与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辨证的、有机的关联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它向社会生活和实践开放，在与丰富多彩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和实践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来检验其真理性，充实或修正其理论内容，实现其功能和价值；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它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在与时代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把握时代的精神、特点和发展趋势而与时俱进地走向未来；这种开放性还意味着它在空间上不是某种狭隘的地域性的理论，而是在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的国情、文化、实践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实现其普世价值，并使自身获得具有不同民族、地域特点的表现形式和创新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在与中国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各种哲学思想的比较借鉴、对话交流、融合会通中使自身更富有发展的生命力。
唐琪（1989-），女，湖南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
摘 要：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既是培养大学生哲学素养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如何改进哲学教学内容，更好地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高校哲学教师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理论课；哲学方式；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公共课程的哲学教学，主要指的是高等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对大学生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这一课程的教育，让学生接受哲学的基本训练，从而锻炼和发展大学生的理论思维，丰富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的“哲学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既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理论素质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在教材内容上如何更好地实现后一种意义上的教育目的，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性质
谈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不能不牵涉这一“哲学方式”本身的性质，这是论题本身绕不过去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与其他任何“思辨哲学”不同的是，这一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明确声称“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在《导言》中，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而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哲学而消灭自己。”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我国大学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把“哲学课”等同于“政治课”，但不存在脱离任何政治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不能不和特定的政治相联系。在这里这种哲学课的目的，是要通过“哲学上的说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教育，让学生领会并学会运用这一哲学，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政治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作为大学公共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教育，不仅仅是一般的对大学生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而是通过这种哲学思维的训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这种训练，帮助学生寻求解决对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层解答。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建设的滞后性”问题
不容否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现时代，这种教材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教材内容不能很好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因此，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以便以“哲学方式”很好地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来看，制约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即其教材内容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由于这一问题存在，结果导致不是曲解马克思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本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以这样一种教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缺乏历史感，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联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时，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二是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时，由于把它窄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内，而且进一步被窄化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在制造者“合理内核”+“基本内核”=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话时，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同非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以这种形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它不是横空出世就是十分简单，前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虚无主义，后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见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真理的生动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这种哲学本身只是“允诺真理”而不把“自己”就看成是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命题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真理生动、丰富的探索过程中得到一定时期的认识成果，而这些成果和结论像马克思本人指出的，如果它们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和结论，就变得不可理解，因此它只能作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时可供参照的起点。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教材所编写的那样，必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探索过程机械化，从而把其成果和结论条文化、教条化。所以，在这里，激化智慧的哲学变成了现成的僵死的结论，变成学生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这种形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的感觉：它不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去造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集中由古到今的认识成果，而是宣布“真理”、说教布道。在如此情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变成“教条主义”，就是变成“神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缺失时代现实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经典作家们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时期或时代，从不同的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提出了属于自己时期或时代的哲学概念和命题，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以邓小平和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活的哲学运动和活的哲学教程。如果说，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辩证思考，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站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作出的根本反思，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然而，现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程中，这种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精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尚未完全或真正“进驻”，教材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内容尚未完全得到应该因当代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参与而可能引起的整合和改变。在这一情形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教材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如果我们不是以“哲学方式”（“说理”方式）对这一最新成果作出诠释，其结果就只能是：要么原本随着实践发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为僵化、陈旧的哲学教条；要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哲学深层理论上得到理解，从而被误读为纯“政治”的空洞说教。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详实的分析和解答。应该承认的是，过来的教材中也有一些新的科技成果及其认识材料补充，也有对现当代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问题评述，但是，所作的这一切在内容上仅仅是蜻蜓点水，或浮光掠影，而且给人的感觉只是为“哲学原理”作证明，缺乏时代的主题、现实的主题及其深层理论上的透析。当然，作为原理教材，如何让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深层解析“进驻”，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基本原理教材内容应是“论题性”的。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教材在内容上如果不能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重大问题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解析，就不可能很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论上的穿透力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改造力，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一哲学形式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理论上的制高地位，从而也没有办法让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办法通过“现实”来缩短学生和理论的距离，没有办法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及其思想发展的水平。
从上面分析我们看到，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因其种种弊端，不可能很好地实现以“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不可能很好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无法“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职；哲学教育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理念也越来越先进和科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大量的人才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去，中职学校作为培养大量一线技能工人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基
地，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政治学科，而是关心和引导人们思想发展和世界观的形成的一门学科。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中职哲学教育中去，利用先进的思想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全面提高中职学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中职哲学教育的总体目标
我国中职教育主要面对的人群是初中毕业生或高中生，这个时期正是学生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是学生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思考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的关键时期。所以，中职哲学教育对学生未来的思想品格发展乃至人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对中职学校学生进行哲学教育旨在引导学生的思想，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形成积极的人生品格，为今后参加到国家建设中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所以说，中职哲学教育对普遍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的整体情况
从我国目前中职教育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学习能力较差，学习成绩不理想，从而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较低。从这方面来看，引入哲学教育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觉悟，加强自身修养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
2.哲学教育在中职教育中的重要性
哲学修养是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以及自身品质品格的综合体现，是影响人们今后工作生活的重要因素。接受良好的哲学教育，形成优秀的哲学修养，对提高人生境界，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职哲学教育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对人类思想的指导作用不言而喻。它用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世界和物质的本质做出了精要的分析和解读，能够使人对世界和自己有一个更科学、
更理性的认识，对中职学生的哲学教育更有着积极正面的帮助。
1.哲学的德育教育作用
哲学作为武装人类大脑的武器，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利用哲学中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和解决问题，对培养学生形成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哲学是指导人们追求人生价值，提高自身修养的智慧之学，让思想正在发育和成熟的在校中职学生提早接触哲学，对
培养和指导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形成有着显著的帮助和教育作用。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不等同于政治教育，许多人在看到马克思三个字的时候就把它与政治、社会形态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研究物质的本源，是对学生思想境界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方面的指导，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是非观和积极的世界观，对学生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思想指导行动，只有拥有了先进的思想才能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至于迷失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以及“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四大部分对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世界之外观察世界，力求还原世界的本质，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我们所存在的世界，解放我们的思想。
3.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国目前的中职学校教育所培养的正是我们一线的技术工人和劳动者，他们代表了我国大多数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水平。学校在赋予他们生存技能的同时，也要对学生的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要让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寻找人生目标，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路。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教给学生学习的成果，不如让学生掌握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使学生思想境界得到完善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自己和人生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学会用科学和辩证的眼光看待和解决问题。
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可以使学生明确人生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帮助学生找到和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客观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努力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和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学生从客观本质对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勇敢地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4.用哲学的眼光思考问题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使学生养成富有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方式，用哲学的眼光思考问题，有助于学生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觉悟，做出正确、客观、理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坚持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事物的价值所在，因为实践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哲学的眼光就意味着唯物和辩证，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只有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一百个人的眼里就有一百种形态各异的世界，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世界本来的面目，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观察我们的世界，评判我们价值的是非。
5.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生的指导
加强中职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中职学校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如何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是中职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积极正确的社会认识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要教会学生运用科学的思想体系来引导他们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
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会发现在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哲学的影子。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样，我们才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含义。在处理日程生活中的问题时，也要运用哲学的方法，这样就会使我们发现问题的解决也变得易如反掌。
四、提高思想认识和自身觉悟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自身觉悟，在复杂的社会竞争中不迷失自我，不妄自菲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