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哲学 科学 关系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传统的哲学理论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科学具有指导作用。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子问题”，更是涉及到哲学“何所是”的“元问题”。
一、“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存在，柏拉图曾经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观念中的“无区别”使得自然哲学家不能在概念层面上界分哲学与科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认识。第一个例证是，“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知识”，自然也不是什么“科学”。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科学”也是有区分的。这种语义解释的说法流传很广，造成了一定的认同，然而在古希腊社会，“哲学”和“形而上学”语汇的产生是否是“哲学—科学”分化的现实反映？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一种后天理解上的教条。其实在古希腊，独立意义的科学概念还没有生成。我们时下的描述，都是基于近代以后，科学逐渐形成独立形态，并开始能够与哲学、艺术、神话等形式之间相互审视之后的理解。
（二）近现代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与古希腊“哲学—科学”未有分化不同，近代以来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分化、分离却是事实。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勃兴。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的彻底分化，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 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二、“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以学术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任何学术问题的真假都与问题自身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紧密相联。“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取决于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是‘对于形成一个问题来说必须事先给定的因素’；因此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也就取决于这些事先给定因素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 可以说，任何问题的提法本身都包含着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或者说任何问题都是以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为前提的。而这些前提预设的成立与否无疑与问题的成立与否直接相关。
（二）以历时态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论断大抵是基于历史上它们的发展状况，但这决不仅仅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描述而已。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一种历时态的大致考察来发现，在历史上两种概念或是混沌未分，或是交相错综，不仅仅在对以往的描述，还是在对未来形态的期许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三、“哲学与科学”问题的求解方向
从前提预设的角度考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至少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作为问题的两个构成因素本身具有明确性；二是就“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而发问的目的正是为了解答这种关系。
（一）“哲学”与“科学”
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学者们并没有对“哲学”和“科学”本身的所指给予说明，似乎这里的“哲学”和“科学”是清晰明确的。事实是否如此？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y），原义为“爱智慧”。虽然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门最古老的学问，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门至今仍不成熟的学问。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从近代哲学再到现代哲学，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理论问题的终极追问。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演化的。英国著名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当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时，“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二）“哲学与科学之关系”
其次，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蕴含的第二个预设看，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反思这个预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即使我们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但毫无疑问，在不涉及应用哲学的情况下，这里的“哲学”指示的是一门学科，而“科学”却指示着一个学科群。第二，从问题史的角度看，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化的现实基础，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从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性批判。“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对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对应着哲学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3]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前言部分
[4]宋宽峰，郝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论文联盟，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关 键 词】科学；哲学；科学与哲学；哲人科学家。
【作者简介】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研究。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其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归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无关或有关。在谈到现代哲学对科学的反映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第一种态度的表现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把哲学的所有课题让与其他科学，而哲学尚可保留有关自身的历史知识，也就是退缩到哲学史上；其二是把哲学的论点尽量变得合乎科学，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基础的学问，如数理逻辑等。第二种态度与第一种相反。他们认为哲学自有其他天地，和科学无关。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感情、直觉、想象与天才之上。它是观念，它是理性，它是生命力，而不是知识[1]。基伯格持有无关的见解：“哲学是人文学科之一，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在这里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们的居民罕见能够完全相互交流。人文学科聚焦于人的成果、历史、观念的游戏；科学聚焦于世界、事实、新的和切实的知识积累。”[2]但是，蔡元培却不作如是观。他论及科学、哲学、文学三者的关系时说：“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懂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3]
本文围绕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展开论述。我们坚持科学与哲学相关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命题。为了不至于造成论述混乱或导致误解，我们事先界定或约定几个主要概念。科学（Science）即指其本来的含义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哲学（Philosophy）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哲学。鉴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认识论（Epistemology）或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方法论（Methodology）、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nature，并非意指历史上的科学，而是称谓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目）、世界观（Views of world）和自然观（Views of nature）是哲学的同义语，或哲学的一部分，或与哲学多有交集，而且与科学关系密切，有时在引文或论述中谈到科学与它们的关系时，实际上指的也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是首先要申明的。
一、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
不同之处
有人之所以断言科学与哲学无关，恐怕主要是觉得科学与哲学有诸多相异的特征，而且往往把这些差异夸大到绝对对立的地步。其实，能够比较科学与哲学的异同，本身即隐含它们具有某种关系，况且它们二者所谓的对立并非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现在，让我们列举一下科学与哲学的不同特征。
王星拱的罗列可谓详尽：（1）哲学与科学之范围不同而其方法亦不同：哲学是研究本体的，科学是研究现象的；哲学是研究知识的，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哲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是研究实质的。由此言之，研究科学须用经验，研究哲学须用理性。唯其要用经验，所以要在观察试验上做工夫。唯其要用理性，所以注重纯粹的推论。（2）哲学与科学之范围相同而其方法不同：哲学在前而科学在后，即先有哲学做急先锋，探险于未知之疆域，然后有科学一步一步地切实布置起来；科学在前而哲学在后，即它俩也是以全世界为领土，但是科学先从局部方面详细考察，把局部研究所得的结果，聚在一处，于是哲学集其大成，组织一个系统起来，安置于一个普遍的原理之下；哲学是全部的，科学是局部的，即哲学立原理以统事实，科学就事实以求原理。他进而表明：“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在崇尚哲学的人看起来，哲学精微，科学浅陋，哲学扼要，科学逐末。在崇尚科学的人看起来，哲学渺茫，科学切实，哲学武断，科学谦虚。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4]
王平陵举出科学与哲学五方面的相异之点：（1）哲学以实有的全体性及直接性为对象，所以它的原理是具体的、根本的。科学则以实有之部分性及间接性为对象，所以它的原理是抽象的、表面的、假定的。（2）哲学的目标，在创造其规范和价值；科学的目标，在说明或运用其法则与事实。换句说：哲学以满足全我的要求为目的，科学则唯以满足知的要求及功利的要求为目的。（3）哲学的机能，为人格的基本性性质，而科学的机能，则为理知作用。（4）哲学之统一原理，对于实有为内在的，故哲学为“自我之学”，或“主观之学”；科学之统一原理，对于实有为外在的，故科学为“非我之学”，或“客观之学”。（5）哲学以解决根本疑问，满足根本要求为职能，科学则以解决实际疑问，满足实用要求为职能[5]。吴怡指出，哲学和科学的分歧在于：（1）科学追求事物的真相，哲学探索事物的意义和价值。（2）科学考察的对象是局部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整体的概念。（3）科学重视客观的分析，哲学重视主观的反省。（4）科学把握的是量度，哲学把握的是生命[6]。
多尔比注意到：“自然科学不关注理解人的动因，而宁可利用预言和控制作为证明它要求理解现象的方式。哲学在它的关注和方法方面与自然科学更相异。但是，哲学的论点往往建立在普适的原理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共同体精致的假定的框架上。传统上，哲学在它的研究方法方面比科学更沉思、更少促成行动。”[7]考尔丁比较了形而上学论点与自然科学在类型上的不同。形而上学的观点比较根本；它开掘得更深，力图揭示任何事物存在的终极条件。科学视野可以说是水平的；它说明自然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也不涉及第一因；它的说明涉及把现象归在定律之下，或把定律归在理论之下。然而，形而上学的视野是垂直的；它能够俯瞰存在各种级别上的相互关系；它的说明涉及鉴别事物的原因。它不用事物行为的规律说明那种行为，而是探究事物的原因和规律的原因。因此，它不诉诸个别的观察，也不诉诸自然的经验定律，而是更广泛地审视经验。它不以归纳为基础，而以沉思为基础。它更普遍、更抽象、更严格。它在细节上缺乏，但是在宽度和深度上增加。形而上学和科学在一种意义上是互补的，形而上学不处理自然的详细的行为，而科学不处理自然知识的终极诠释。它们二者对综合的世界观察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关系是单方面的；科学不假定形而上学的原则就不能开始，而形而上学不预设任何科学原理来支持它的结果的可靠性。形而上学的功能之一是审查科学预设的基础，正像逻辑的功能之一是揭示这些预设一样。但是，这并没有耗尽形而上学。例如，阿奎那的世界图像并不仅仅为科学提供基础；他关于第一因、创世、变化、作为理性的和不朽的人、幸福以及其他一切的伟大综合，都比科学的范围更广泛。正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不仅处理关于自然的根本的真理，而且也处理对人有最大意义的事情[8]。另外，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甚至是很不明显的。诚如卡西尔所说：“对于改造世界，哲学永远来得太迟。”[9]但是，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很明显的，而且有时能够在实用中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比如X射线的发现。
总之不难看出，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不同主要体现之以下多个方面：研究对象、学科范围、关注问题、视野展开、侧重之点、思考深度、欲达目标、处理方法、主客程度、历史长短、进步速度、自身职能、社会功能等。二者最大等差异也许是：“观察和实验似乎概括了科学的特征，而在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中不起作用。”[10]但是，事情也许不像这么极端或绝对：哲学也包含在观察生活中获得的体察和感悟，哲学研究像科学一样也运用思想实验。而且，正如阿罗诺维茨感觉到的，长期以来被视为思辨探究的哲学和思辨本身，被科学方法严格地限制在实验之前的假设和自然科学之间，可是现在二者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正如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诠释科学的结果一样，科学家也感到被迫变成给他们自己工作赋予意义的哲学家。撇开几个相对孤立的人物不谈，哲学被转化为元科学，以阐明被说成是从科学实践中导出的最普遍的原理[11]。
二、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
相同之处
科学在历史上与哲学关系密切：科学脱胎于哲学母体，而且在17世纪科学革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在词源上，二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关于science一词的历史沿革，据诸多学者考证和众多辞书记载，英语和法语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entia一词，它与episteme（认识）等价，但却具有普适知识的含义，而哲学则把普适知识看作是它的本分。在牛顿科学革命前，科学被视为scientia，即它只是以世界为中心的哲学关注的一部分。我们目前称之为科学（Science）的知识本体，在1605年到1840年间，由science是scientia的哲学取向，逐渐转化为以数学和实验为主要支柱的近代框架，自然哲学一词开始失去它指称科学的含义[12]。哲学（Philosophy）一词据说在词源上由拉丁词philosophia变换而来，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最先使用这个词，作动词“思索”解释，后来转为名词“爱智”的意思。思索和爱智，也是科学的传统。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杜兰特（W. Durant）断定：“每一门科学作为哲学始，作为艺术终。”[13]
不仅如此，重要的是，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自我反思、思想明晰、沉思性、抽象性、合理性、批判性、解放功能等。哈贝马斯揭示科学与哲学的共性是：“在方法论的框架确定批判性陈述这种范畴的有效内容，并以自我反思的概念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自我反思把主体从依赖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同哲学一样都具有解放的认识兴趣。”[14]李克特看到抽象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当一个思想体系综合了两个特点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科学的’。一个是抽象性，这个特点是关于体系的内部组织的；另一个是可检验性，这是关于体系与外部事实之关系的……抽象性和可检验性都可以单独存在。在那些不能够检验的各种哲学和神学的体系中，可以找到抽象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一些已经高度发展的可检验的知识体系，可是却缺乏抽象性。”[15]考尔丁更为详尽地分析了形而上学论点具有与自然科学共同的特质。二者都以经验为基础，自然的事实是它们的共同财富。每一个都涉及到给经验以理性考虑，因此每一个都利用逻辑连贯性和与事实一致作为标准。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尝试说明事实、尝试解释，每一个都利用经验检验其陈述。自然科学并不是借助一些容易的区分在客观的和主观的、可证实的和不可证实的、理性的和激情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二者都利用在经验上起作用的理性方法，二者都需要主体及客体、思想及材料；二者都诉诸它们的命题和所涉及的事实之间的对应。差别不在于科学使用观察，而形而上学使用演绎；也不在于形而上学是不结果实的而科学是进步的。相反地，二者都使用观察，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一个是作为归纳的材料，另一个是作为沉思的材料。二者都使用演绎，并且是为相同的目的：为与事实比较而发现假设的结果，核验一个系统的内在均一性。我们不能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这样设置对偶：科学是基于观察之上的证明事务，而形而上学是沉浸在无根据推测的、容易得到发明和不合理性轻信的、冗长而夸张的神秘文字事务。整个图画是假的。思想的明晰是哲学家的特质，甚至更甚于科学家。他们也诉诸观察到的事实，虽然不是归纳地而是沉思地研究这些事实。形而上学的论据力图像科学那样密切地是经验的，但却是在不同的层次上[16]。
王平陵断言：“不凭藉信仰，不依据传说，专恃合理的智能为武器，以穷究宇宙之真理的，是为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出发点。”[17]持有逻辑经验论观点的王星拱认为，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而且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由此言之，哲学与科学之范围，既不能有此疆彼界的区分，而二者之方法，又渐趋于一致，则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该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哲学为科学之科学”之命辞，实在包含深切的意义。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它的职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各种科学之和一[18]。
三、科学对哲学或哲学家的作用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既体现在二者的异同上，更表现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上。关于后者，爱因斯坦有两段话讲得颇为经典：“认识论同科学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互为依存。认识论若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点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19] “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使离开科学领域很远的问题的哲学观点发生变化。科学所企图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描述自然的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虽然超越了物理学的界限，但却与物理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科学提供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素材。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以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路。等到这种已经接受了的观点被以后，又会有一种意想不到和完全新的发展，它又成为一个新的哲学观点的源泉。”[20]
我们先讨论科学对哲学或哲学家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近代哲学是伴随近代科学一起成长的。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哲学当然渗透了科学的要素；洛克和休谟的经验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经验科学认识和方法的映射；康德的批判哲学明显打上牛顿力学的印记，是经典科学认识论的直接表达：人的心智如何概括物理世界的普遍定律（牛顿定律）。大多数近代哲学家深切感到，哲学无法脱离科学，更不能违背科学定律，有必要与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协调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批判学派的哲人科学家马赫的要素论、彭加勒的约定论、迪昂的整体论，率先表达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向，它们直接导源于科学，是在科学的土壤里萌生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诞生和兴旺的逻辑经验论，其与科学可谓亲密无间：它一方面受到批判学派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促动，另一方面受到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的逻辑发展的影响，同时受到20世纪物理学革命及其成果（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滋养。无怪乎霍金斯断言：“事实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哲学，都表明来自科学的深刻影响。”[21]拉波波特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唯有科学成功地构造了实际统一的哲学，即另一种诗意和谐的隐喻系统。科学的哲学使得哲学的审查和比较成为可能的，不管这些哲学是作为逻辑结构的体系，还是更有特点作为人的行为的例子。”[22]现在，我们转而论述科学究竟通过哪些途径或借助哪种方式对哲学或哲学家起作用的。
科学为哲学提供概括的原始资料和思想资源。科学成果是从事哲学概括的宝贵资料和丰富资源，它能够向哲学提出问题，启发哲学洞察力。多伊奇揭示，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中，科学资料和方法的影响也许更强烈。从17世纪到18世纪，许多哲学论述都是以“科学的”方式发展的，这种方式在于能够从物理学中借用的因果性或必然性风格，证明的例子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借用的。斯宾诺莎特别写了“几何学方式的伦理学”；在我们的时代，数学逻辑和哲学思维的相互作用在罗素和怀特海的著作中是明显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生物学概念显现在像尼采、本格森和杜威这样的哲学家中。我们时代的许多哲学贡献是由在科学领域做出著名进展的人做出的，如詹姆斯、罗素、布里奇曼、莫里斯、弗兰克和维纳[23]。德布罗意强调：“哲学存在的根据在于它试图总结全部人类知识，以比较和批判的方法做最高的概括，从而建造一个体系——普遍的理论——以囊括全部知识。这个体系是相当脆弱的，然而它却适应于人类热烈而迫切的需要。对那一时代的科学结论无知，甚至不知其梗概的人，又怎么能以严肃的态度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一个人不在一定程度上通晓各学科所使用的方法，对这些科学结论也无足够广泛的知识，他怎能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和鉴别？怎能评价这些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悉心去考察由科学的精密研究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的资料，他怎能着手对自然界做普遍解释这项大胆的工作？如果忽视这些，哲学家是不可能认真地进行工作的。”[24]霍耳顿揭橥：“科学不仅创造了文化的象征性词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也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某些形而上学基础和哲学定位。结果，科学论证的方法、科学概念和范例，已经首先渗透到这个时代的理智生活中，接着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信念和日常生活习惯用法中。所有的哲学都与科学分享了一些必需的概念，如空间、时间、质量、物质、秩序、定律、因果性、证明、实在。例如，我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统计学、水力学和太阳系的模型。”[25]罗森堡甚至有些激进地认为，事实上哲学只研究两类问题：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以及之所以无能为力的原因[26]。
科学能够在塑造自然观或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模型、遗传物质密码，都大大促进乃至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自然观或世界观的形成或强固。雷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在其广泛的意义上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纵览我们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科学总是值得‘自然哲学’这一历史称号的。不管我们描述事实的方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在形成我们整个思想领域根本的世界观中，科学所起的造型作用这一基本状况将依然如故。”[27]不过，也有必要记取马赫的告诫：“物理科学并未自命是完备的世界观；它只是声称，它正在为未来这样一个完备的世界观而工作。科学研究者的最高哲学，恰恰是对不完备的世界概念的这种宽容和对它的偏爱，而不是对表观完美的、但却不适当的世界概念的宽容和偏爱。”[28]
方法论出自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对此，马赫具有明锐的见解：“如果使方法论的知识系统化和有序化的工作在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合适地进行，那么就务必不要低估这项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强调，如果完全能够取得探究实践，那么与其说它将通过苍白的抽象公式推进，毋宁说通过特定的生动例子推进，抽象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例子才变得可以理解。因此，其引导对科学研究的门徒而言实际上有用的例子在最重要的科学家那里，诸如在哥白尼、吉尔伯特、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牛顿以及较近的J.F.W.赫谢尔、法拉第、惠威尔、麦克斯韦、杰文斯等人那里。”[29]演绎法和归纳法的产生分别与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约定论和整体论的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法直接与现代科学并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都事实。
科学在共同的研究领域内为哲学研究提供借鉴。例如，对于人和人性的研究或所谓的人的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科学在人的研究方面的结果能够供哲学参考。休谟早就提出“人性本身是科学的首都或心脏”的命题。他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30]而且，科学能够为人道主义理想带来建设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取自于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作为特定科学工具而掌握的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而丰富和扩充了我们关于人的知识[31]。
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认或否证形而上学体系。迪昂说的好：“一般而言，阐述事实或定律的科学命题是赋予客观含义的实验观察和没有任何客观含义的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的密切混合物。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必须分离这种混合物，以便得到尽可能纯粹的、形成它的两个要素的头一个；确实，只有在这个要素中，只有在这个观察要素中，它的体系才能够找到确认或陷入矛盾。”[32]
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或基本素材的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本来就是哲学的重要分支。这个事实也许是科学对哲学最为径直的贡献和最为有力的作用了。赖兴巴赫深中肯綮：“传统的哲学家常常拒绝承认对科学的分析是一种哲学，继续把哲学与杜造哲学体系等同起来。他没有认清，哲学体系已失去它们的意义，它们的职司已被科学哲学取代。科学哲学家并不畏惧这种对抗。他听任老派哲学家去杜造哲学体系，而干着自己的工作；在被称为哲学史的哲学博物馆里，仍旧有地方可以用来陈列那些体系的。”[33]奥斯特瓦尔德洞察到，在20世纪的开端，由于科学的综合化引发了自然哲学复兴的大趋势。目前的运动绝不是传统上在大学声称的学院哲学发出的复兴，而宁可说是具有自然哲学的原初特征。它把它的起源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在最近半个世纪的专门化之后，科学的综合因素再次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必须认为，需要最终从普遍的观点考虑全部众多的分离科学，需要发现自己个人的活动和人类在其整体上的工作之间的关联，是目前的哲学运动最丰饶的源泉，正如它在一百年前是自然哲学努力的源泉一样。尽管旧自然哲学不久终结于思辨的无边海洋中，但是目前的运动却允诺会有持久的结果，因为它建立在极其广阔的经验的基础上[34]。
不用说，哲学可以被科学赋予特征，但它不是科学的一部分：哲学具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先入之见，包括使传统的知识论和传统的心灵哲学保持生气的问题和先入之见[35]。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不赞同逻辑经验论把哲学化归为科学的企图，事实上这个目标也是难以实现或无法达到的。
四、哲学对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
从历史上讲，诚如爱因斯坦和海森伯所说：“哲学是其他一切学科之母，她生育并抚养了其他学科。”[36]“近代科学技术这一巨大潮流发源自古代哲学领域里的两个源泉（数学与原子论）。虽然许多其他支流汇入这一潮流，助其潮长其流，但其源头一直持续地自己显露出来。”[37]在现实中，哲学对科学的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论述说，哲学除了自己的固有任务[38]（如对自然的本性和人生的真谛的探索）外，它至少可以充当科学的“辩护士”（科学需要哲学解释为之辩护）和“马前卒”（科学需要哲学批判和哲学启示为之开路）——这是哲学对科学的“顾后”和“瞻前”作用[39]。现在，我拟比较详细地分疏哲学对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或功能。
解释功能。哲学能够从广泛的认识论视野和深邃的形而上层次对科学的结果做出解释、证明和辩护，从而洞悉科学结果的深刻含义和在知识本体中的应有地位。瓦托夫斯基说得好：“不管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40]这种解释不仅能够坚定发现者或发明者的自信，也便于引起科学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或坦然接受，继续进行验证和深究。要知道，凡是重大的科学发现或革命性的科学发明，都有悖于传统，有违于经典，往往会遭到抵制和反对，哲学的阐释和辩护在这里显得尤为必要。
分析功能。哲学对科学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具有分析功能，从而可以鉴别它们的长短优劣，以决定如何处置或取舍，或促使科学体系日益完善，或发现推进科学的重大突破口。对此，爱因斯坦具有深沉的体验：“分析那些流行已久的概念，从而指明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所依据的条件，指明它们是怎样从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中一一产生出来的，这绝不是什么穷极无聊的游戏。这样，它们的过大权威性就会被戳穿。如果它们不能被证明为充分合法，它们就将被抛弃；如果它们同所给定的东西之间的对应过于松懈，它们就将被修改；如果能建立一个新的、由于无论那种理由都被认为是优越的体系，那么这些概念就会被别的概念所代替。”[41]德布罗意则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对于一位科学家，特别是一位理论家，如果他无视哲学家，特别是忽视他们的评论著作，确有一些危险性。实际上，经常有这种情况，他们使用的方法和概念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分析，他们没有经过审慎的研究，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从而教条主义地拒绝对他们先入之见的评论。这样，许多现代科学家不知不觉成为天真的实在论的牺牲者。他们接受了某种物质论和机械论性质的形而上学，并把它看成是科学真理的唯一表示。物理学的最近发展对现代思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它打破简单化的形而上学，并且以此为契机引起某些传统的哲学命题在全新的形势下的再考虑。因此这就为科学和哲学的协调做好了准备；为了科学能继续发展，我们必须着手研究，或者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碰到哲学含义问题，并且要考虑它的新的更根本的解决。另一方面，哲学家不得不考虑一些新的、由物理学家提供给哲学家思考的问题。”[42]
批判功能。哲学本来就具有摧枯拉朽、激浊扬清的批判功能，运用在科学上，无疑能够为科学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为新思想的涌现创造自由的气氛。马赫1883年在《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中对经典力学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的批判，就起到廓清教条主义和先验论、力学自然观统治地位的作用，成为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马赫说得好：“哲学家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False Problems），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43]爱因斯坦道出了之所以需要发挥哲学批判功能的缘由：习用已久的有用概念“很容易在我们那里造成一种权威性，使我们忘记了它们的世俗来源，而把它们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既定的东西。这时，它们就会并被打上‘思维的必然性’、‘先验的给予’等等烙印。科学前进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这种错误弄得崎岖难行”，况且，“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的批判性的思考就不可能只限于检查他自己特殊领域里的概念。如果他不去批判地考察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即分析日常思维的本性问题，他就不能前进一步”[44]。因此，正如怀特海所言：“如果科学不愿退化成一堆杂乱无章的特殊假设的话，就必须以哲学为基础，必须对自己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批判。”[45]
范式功能。一般而言，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研究可以不需要哲学，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包含世界观、自然图景、认识论、方法论、科学观念等等在内的牢靠基础或范式时。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故意忽视哲学是没有多大危险的，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未接受过哲学的影响，也能够做出很优秀的工作。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科学家有现成的范式供其使用，而范式则蕴含诸多哲学要素或形而上学成分。例如，力学哲学或力学自然观在牛顿之后就起到科学研究范式的作用。布朗（R. H. Brow）表明，笛卡尔为力学哲学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向世人最强有力地、最令人信服地、最有影响地表明这一科学方法的却是牛顿。在力学哲学的信条中，第一项是世界能够通过理性的运用来认识；第二项与其说是信念，还不如说是希望，即这种认识能够借助于数学用力学模型来描述。在这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中，世界被看作是物质结构的连续；物理事件不再像人们早期相信的那样由人的能力和意图来支配，这些物体服从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普适的、数学的定律。行星不再由于上帝之爱而运动，下落的物体并非渴望到达它们在事物格局中的固有位置；的确，它们还服从象征的力量，但是新的象征对应于诸如质量、力和速度这样的可测量的量，即牛顿定律的代数符号。在不得不接受经院哲学权威的若干世纪之后，遇到关于世界的新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必定是令人兴奋的[46]。确实，力学哲学在当时不仅促进了力学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而且也直接有助于物理学其他部门（电学、磁学、热学、光学等）的发展和进步。
革新功能。马赫通过力学史研究揭示，哲学能够在科学创新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在空气静力学领域最原创的和最富有成果的成就归功于奥托·冯·居里克。总的来说，他的实验似乎受到哲学思辨的启发。可以把迈尔看作是热和能量理论的哲学家；焦耳提供了实验根据，他也通过哲学考虑通向能量原理[47]。尤其是在革故鼎新的科学革命时期，旧科学观念摇摇欲坠，新科学范式尚未确立，科学家手中缺乏破旧立新的思想武器，他们只好求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启迪独辟蹊径、出奇制胜。爱因斯坦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状况：“常听人说，科学家是蹩足的哲学家，这句话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让哲学家去做哲学推理，又有什么不对呢？当物理学家相信他有一个由一些基本定律和基本概念组成的严密体系可供他使用，而且这些概念和定律都确定得如此之好，以致怀疑的风浪不能波及它们，在那样的时候，上述说法固然可能是对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当物理学的这些基础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那就不可能是对的了。像目前这个时候，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做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们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在寻求新的基础时，他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尽力弄清楚他所用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根据，有多大的必要性。”[48]爱因斯坦正是在汲取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对经典力学基础的哲学分析和哲学批判的前提下，通过对时空概念的哲学思索和物理探究，攀登到相对论的峰巅的。
五、科学家与哲学或哲学家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科学与哲学既有相异之点，也有相同之处；尤其是科学与哲学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因此，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创造者的科学家与哲学或哲学家必定有某些关联，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里，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1.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离不开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从哲学对科学的解释功能、分析功能、批判功能、范式功能、革新功能不难看出，哲学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科学，因此科学家无论如何是无法离开哲学的，就像他在地面上无法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马赫言之凿凿：“哲学充分地包含在专门知识与知识巨大本体的关系的任何正确观点之中——这必然要求每一个专门研究者要有哲学。在富有想象力的问题的形成中，在每一个包含是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解决的荒谬绝伦的东西的阐明中，都承认需要哲学。”他大声疾呼：“请重视真正的哲学努力吧！这种努力把许多知识溪流导入一条共同的小河，在我的著作中不会发现缺乏它，尽管这本著作采取反对思辨方法入侵的坚定立场。”[49]彭加勒从一个方面揭示：“也许到某一天，物理学家将对那些用实证方法不能达到的问题毫无兴趣，而把它们交给形而上学家。可是，这一天尚未来到；人们不会如此听命于对事物根底永远无知。”[50]马斯洛则毫不迟疑地断定：“缺乏反思的经验科学和纯粹思辨的哲学都是有缺陷的；没有科学的良心和没有良心的科学在根本上都是片面的和起片面化作用的。”[51]
确实，科学离不开哲学或形而上学[52]。爱因斯坦洞晓，所有不能从感觉材料推出的概念和命题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要把它们从科学思维中清洗掉是不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恐惧”是致命的和危险的。他坚信：“每一个真正的理论家都是一种温和的形而上学者，尽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多么纯粹的‘实证论者’。”[53]薛定谔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做出明白的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除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54]
2.科学家并非刻意要做哲学家，但是确实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科学家就是科学家，他们是以科学研究为旨趣和职业的，并非刻意要做哲学家。但是，面对现实的科学状况，有时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眼力观察事态和思考问题，加之他们一些人又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特别是他们善于对自己科学创造在认识和方法上加以总结和提炼，他们在科学创造的同时也十分自然地做出哲学创造，尽管这种哲学可能不很连贯、不很系统。不过，后人还是尊重事实，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是哲学家。在这里，马赫的一番表白典型地道出了科学家的心态：“科学家一点也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借以获得和扩展他的知识的过程。这样做的最明显的方式是仔细地审查在人们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邻近领域里知识的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对已经接近这些问题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常常经历进行解答的紧张和此后达到的放松，这些动机应该比其他人更为显而易见。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新的重大的问题解答中，他将继续看见新的特征，所以他将发现系统化和图式化更为困难，显然总是不成熟的：因此他乐于把这样的方面留给在这个领域具有更多实践的哲学家。如果科学家把探究者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看作是动物的和在自然及社会中的人的本能活动的变种，即有条理地阐明、加强和精炼的变种，那么他会感到心满意足。”“尤其是，不存在马赫哲学，而至多只存在科学方法论和认知心理学，这二者像所有科学理论一样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我对于借助异己的添加由此可能构造的哲学不承担责任。”[55]海森伯特别强调：“科学家的哲学也许不能说是一种独立完整的哲学体系。创立这种哲学体系的任务最好留给专业哲学家去完成。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盖起一幢大楼，这幢楼的结构和内部的安排将处处表现出我们的倾向和思想习惯的痕迹，这些倾向和痕迹来自我们各人日常所关心的特殊种类的自然现象。”[56]
3.科学家要有主见，避免受时髦哲学的诱惑或摆布。在这方面，马赫对科学家发出告诫：“虽然我总是对邻近我的专业的领域和哲学极其感兴趣，但是自然而然地是，我作为一位周末猎手愿意在这些领域的某一些之中，特别是在最后的哲学中漫游……我已经明确地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我不是旨在把新哲学引入科学，而是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57]薛定谔富有智慧地提出，如何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像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持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之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58]。
4.伟大的科学家很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即哲人科学家[59]。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维长期以来是并驾齐驱的。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科学还没有从哲学分化出来，科学家本来就是哲学家，例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即使在近代科学出现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当时的诸多科学家也是哲学家，比如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百科全书派的科学家，英国进化论思想家达尔文、赫胥黎。乃至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科学共同体内，依然陆续涌现出一批哲人科学家，像德国的五大物理学巨星基尔霍夫、亥姆霍兹、克劳修斯、玻耳兹曼、赫兹和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等，批判学派的代表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爱因斯坦，量子物理学大家普朗克、波恩、玻尔、薛定谔、德布罗意、海森伯、泡利等。到20世纪中后期，由于科学学科的严重分化和专门化，加之教育专业化的势头有增无已，哲人科学家比较稀罕了，但是毕竟还有普利高津、费曼、玻姆、惠勒、温伯格、西蒙、霍金之类的人物。
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关键在于伟大的科学创造往往牵涉到宇宙的深层根底和事物的深奥本性，没有深刻哲学思维的科学家根本无法攻克这个坚固的堡垒，而且，伟大的科学创造必会创造出崭新的概念和普适的原理，科学家由此能够方便地提炼出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其他形而上学观念。这是伟大的科学家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他们从小就对哲学怀有浓厚兴趣，日后又特别喜好和擅长哲学思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迪昂的理论整体论、布里奇曼的操作论、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和探索性的演绎法、玻尔的互补哲学，就是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创造的哲学奇葩。
马赫早就洞见，科学中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进展是以这种方式做出的：伟大的探究者都有一种习惯，也就是使他们的单个概念与整个现象领域的普遍概念或理想一致，在他们对部分的处理中始终考虑整体，可以把这种习惯的特征概括为名副其实的哲学的传统做法。任何特殊科学的真正哲学处理，将总是在于把结果引入与已经确立的关于整体的知识的联系与和谐之中。哲学无节制的空想以及不恰当的和早产的特殊理论，都将用这种方式加以消除[60]。他特别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philosophizing scientist），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61]莫兰也察觉：“与把科学和哲学截然分开的经典教条相反，20世纪最先进的科学都遇到并重新阐明了基本的哲学问题（什么是世界、自然、生命、人类、实在），而且从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起，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成为非正规的哲学家。”[62]
5.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设桥梁，以消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与哲学相互远离，科学家和哲学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从而造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严重隔阂和人为阔别。这对人类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亟需改弦更张。首先，设法在科学和哲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实，这样做并非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马赫早就明鉴：“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了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了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63]迪昂倡言：由于哲学与特殊科学相距十分遥远，必须用这些科学的学说养育它，以致它可以把它们吸收并同化到它自身之中；它必定值得重以使它这么长时间生色的称号：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针对先前在特殊科学和哲学之间挖掘的深渊，针对早先把这两个大陆连在一起的、在它们之间建立观念的持续交流的海底电缆被弄断，他认为必须再次跨越深渊，接通电缆，使以哲学家为一方和以科学人为另一方的两岸居民协调他们向着统一的努力。他明白，打碎传统是容易的，但是重建它却并非易事。不过，他欣喜地看到：“不管怎样，双方勇敢的人士承担起这项任务。在那些献身于专门科学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尝试以哲学家可能会欣然同意的形式给哲学提供他们详尽探索的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结果，某些哲学家在他们一边毫不迟疑地学习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并且逐渐熟悉各个学科的技巧，以便能够从它们积累的宝库中借用任何可以丰富哲学的东西。”[64]
一些有识之士察觉，从自然哲学入手，也许是沟通科学和哲学的方便的桥梁。奥斯特瓦尔德明示：“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不是两个天然相互排斥的领域。它们住在一起。它们是通向同一目标的两条道路。这个目标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各种自然科学通过收集自然现象之间的全部个别的实际关系，把它们并置，力图发现它们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以或多或少的确定性从一个现象可以预言另一个现象，从而达到这种统治。自然哲学的相似的劳作和概括伴随着这些专门化的劳作和概括，只不过具有比较普适的性质。例如，电学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电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电现象与物理学其他分支中的现象的关系，而自然哲学不仅涉及所有物理关系的相互关联问题，而且也努力把化学的、生物的、天文的现象，简而言之，把一切已知现象，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内。换句话说，自然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最普遍的分支。”[65]海森伯倡导，扯起自然哲学的旗帜去远航。自然哲学一词可以赋予另一种含义，自然哲学家是其从事的活动超出自己的研究范围的人。“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一些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支配科学研究工作并使之做出成功推论的脑力活动，本质上是与哲学探索和指引分不开的。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比较模糊，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认识已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科学家阵营里，到处都有一些头脑敏锐的人，想为整个哲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的这个时代正经历着自然哲学的新发展，今天有许多人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这证明自然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的融合具有某种魅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边都发现问题，其答案就近在我们心中。”[66]与自然哲学一样，科学哲学也是沟通科学与哲学的便捷桥梁，连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纽带。鉴于我本人对此已有专文[67]论说，此处不拟赘述。
注释：
[1][6]吴 怡：《哲学的三大柱石》第9-10、14-1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版。
[2][10] H. E. Kyburg， Jr.， Science and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p15.
[3]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第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18]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10-228、230-231、131-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5][17]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304页，[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版。
[7]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1.
[8][16]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Ⅶ.
[9][美]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第10页，卫飒英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11]S. Aronowitz， Science as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347.
[12]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卷）第3-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 N. McMorris， The Nature of Science， Fairleigh Dick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3.
[14][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第126-129页，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5][美]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71-72页，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9][41][44][48][53]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85、341、409-411、4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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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法]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第202-203、202页，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5][美]霍耳顿：《爱因斯坦、历史与其他激情——20世纪末对科学的反叛》第40-41页，刘鹏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美]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12页，田 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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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3][55][57][61][63][奥]马 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第1-2、17、4、2-3、23、9-10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0][英]休 谟：《人性论》第6-7页，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1][保]西米诺娃：《科学的人性化》，林啸宇等译，载《科学学译丛》1989年第1期。
[32][64][法]迪 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第328、350-351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3][德]赖兴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第98-99页，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4][65][德]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概论》第1-2、3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5]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51.
[36][美] H. 杜卡丝[美]D. 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论人生》第93页，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37][56][66][德]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第33、91-92、91页，吴 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8]例如，王星拱有言：“我们固然不能实践所有的善，但是我们应该爱慕所有的善；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得着所有的真实，我们也应该培养对于所有真实之爱慕。这一种培养的责任，就是哲学——科学之科学——所应担负起来的。”参见氏著：《科学概论》第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39]李醒民：《在哲学与科学之间》，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6日。
[40][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第14页，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45][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7页，何 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6][英]R. H.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第12-13、54页，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7][49][60] E.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homas J. McCormack， Lasalle·Illinois：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6th ed.， 1960， pp. 141， 603. 610， xxiii-xxiv.39.
[50][法]彭加勒：《科学与假设》第159页，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1][美]马斯洛：《科学家与科学家的心理》第9页，邵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2]波普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并不主张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参见[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2页，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4][58][奥]薛定谔：《泛论形而上学》，载马小兵选编：《理性中的灵感》第131-132、132-133页，全增嘏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9]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载《求索》1990年第5期。《世界科学》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李醒民：《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6期。
关键词：哲学；科学；卡尔·雅斯贝尔斯
一、现代哲学对科学的反应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论《哲学与科学》一文中，列举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家们采取两种态度来应付：第一种态度是夸大科学的功能。这种态度的表现，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把哲学的所有课题让与其他科学，而哲学尚可保留有关自身的历史知识。就像考古学家之对于化石的研究一样。其二是把哲学的论点适量变得合乎科学，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基础的学问，如数理逻辑等。第二种态度和第一种刚好相反，完全采取拒绝的方式。他们认为哲学自有其天地，和科学无关。它是观念、它是理性、它是生命力、而不是知识。
对于这两种态度，卡尔·雅斯贝尔斯以为：这两种反应，是即对于被幻想为切实的、有方法的，且为普通有效的科学予以臣服，或拒绝。似乎合并造成了哲学的来路。不管它是科学的奴隶也行，或者是否认一切科学也行，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哲学已经不再称其为哲学了。
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极为正确了，因为以上两种态度都是把哲学和科学加以割离。不是出于自卑，便是出于自大。都不是复兴哲学所应该有的态度。
二、哲学和科学的同源
要了解哲学和科学应有的关系，必须从源头上说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所著西方哲学史上会说：“哲学和科学在源头上是不可分的。”
的确，早起希腊的许多哲人，他们同时也都是科学家。譬如第一位哲人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550），传说他会预测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蚀，会改变荷里斯（Halys）的河道，会教埃及人依金字塔之影而测量塔的高度，他知道橄榄树可做油，他又把几何学传入希腊。这些传说虽然未必可靠，但我们就他遗著中，常被当作哲学论题的三点“水是万物的元素”“地球浮于水上”“磁石是活的，它有移动铁的力量”来看，显然一半的由于观察，一半是由于推理，所以是科学的，也是哲学的。
自泰勒斯之后，直到苏格拉底的这段时间，像安纳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人都是以宇宙的根源问题为讨论的中心，所以他们的思想都是哲学和科学合流的，当时哲学的目的在求真，科学的目的也在求真。而这个求真的目的，正是哲学和科学在人类智慧初放光明时之所以能同源共沐的原因。
自苏格拉底之后，虽然西方哲学的罗盘，有时转向理论，有时转向政治，甚至中世纪的一大段时间，转向了宗教，但哲学的科学的关系，则仍然是非常密切的拿亚里士多德来论，他可以说是集希腊哲学和科学之大成。在他研究的范围中，包括了政治、伦理、戏剧、诗学、修辞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几乎无所不包。他会派遣一千名助手赴世界各地，去搜集科学的资料。所以在他的眼中，并无哲学和科学之分，他只是醉心于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而已。
其实，在西方哲学史上，即使到了近代，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也是不容易划分的，因为今天西方哲学上充满了许多兼有哲学和科学素养的两栖学者。譬如培根（Bacon）的发明归纳法，笛卡尔（Descartes）的发明解析几何，莱布尼茨（Leibnitz）的发明微积分。至于像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在大学中都教过数学等课程。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在科学方面的造诣，同时更显示了西方哲学在根本上是离不了科学的。
三、哲学和科学的分歧
既然在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为什么又有分歧。其实这种分歧并非哲学和科学在求真的目标上有什么不同，主要的是由于许多心理上的观念所形成的。譬如许多科学家的过分骄狂、夸示其成果，许多哲学家因自卑，而退缩在过去的哲学史中，因此使得其间的距离愈拉愈远。在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中会把科学家藐视哲学的态度归纳为四点：一是科学是具体的，哲学是抽象的。二是科学是进步的，哲学是板滞的。三是科学是批评的，哲学是武断的。四是科学是有实利的，哲学是不切人生的。
方东美就对这四点加以批评，认为哲学上发问人生的价值，意志的自由，人权的享受，不仅不是抽象的，而是切乎人生的。哲学上思潮迭起，相互批评，也绝不是板滞的，武断的。所以这种戴着科学的有色眼镜来看哲学的态度不是持平之论。
当然哲学和科学不是没有分别的，只是这种分别并非暗示了孰优孰劣，只是说明了他们之间性能，任务的不同而已。依笔者的看法，哲学和科学有以下四点不同：
1.科学追求事物的真相，哲学探究事物的意义和不同
科学家的目的只在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形，只以真实为极限，而哲学更要在真实之外，研究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这样说来，是否科学发明了某一问题，哲学家也要发明这一问题之后，再去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呢？其实不然，科学家只是以真实为极限，其问题自成一类，如他们研究视觉作用，只注意眼器官是如何构成，是如何见物而有形象。但哲学家研究视觉作用，则注意眼识和意识的关系，以及眼识能否见到物自体所代表的意义及价值。
2.科学的对象是局部的现象，哲学的对象是整体的概念
科学家所研究的都是属于某一部分的现象，而且都是可以试验，可以界说的，但哲学家所研究的则是整体的概念，是无法加以有形象的试验，而且也不是界说的，譬如对于人的研究，科学家的目标仍是作为张三、李四的个别的人。而哲学家则着眼在这个“人”的概念上，去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如何。意义何在？
3.科学重视客观的分析，哲学重视主观的反省
科学家研究的多属于外在的物质，既是他们研究心理问题，也是把人的心搬到外面去作客观的分析，也是把心灵当作物质来研究。他们所用以研究的工具，都是外在的器具，如心电图测量仪等。但哲学家则不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即使是外在的，也必须透过自心反省的思考。譬如科学家研究宇宙，只注意到外在的宇宙，而哲学家谈宇宙，则使宇宙和人心发生了关联，甚至说“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陆象山语），科学家分析物体，必须追至原子、质子、电子，可是哲学家则抬出了一个物自体，把科学家的这种追索，拦腰挡住。而哲学家的肯定这个物自体，则完全是透过了反省的思考。由我自体，而知其也有物自体。
4.科学所把握的是量度，哲学所把握的是生命
科学家是以量度去看宇宙人生的，他们所发明的这套坐标，这套公式，这套函数，都是一种量度。而哲学家则要超越这些量度，去直探生命的本体。譬如称象，科学家只看到称上的量度-两吨。但哲学家则重视象的生命。因为拿“两吨”这个量度来说，生象和死象是毫无差别的。象的生命在秤盘上是没有重量，但哲学家所重视的，就是这个无法用量度计算得出的生命。量子物理学家对于这个电子的测不定也许感觉的很遗憾，总要想出方法去测。如果他们认为真的无法测定的话，那便是物理学的极限。但哲学家对于这个测不定，则寄以无穷的希望和兴趣，他们认为到了这个境地，才真正接触到了生命。
以上的四点比较，当然只是就大致的情形来论。同时，笔者的用意，也并非对哲学和科学这么学问去分优分劣，比高比低，只是去说明他们各自的特殊性而已。
四、哲学必定引导科技走上正确的途径
科学本身的价值，是不容我们否认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则有时会倒过来，动摇了科学的价值，而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与幸福，这更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科技的偏向发展，问题不在于科学本身，而是在于许多不正常的因素所促成的，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
按理说，有些事情本事科学家们的任务。但是今天科技的发展，异常复杂，有的时候则不是科学家利之所能及。就拿环境污染一事来说，谁都知道环境污染对人类的毒害，可是如何防止呢？问题就开始复杂了，因为污染的原因很多，如辐射，工厂的排污，汽车的尾气，以及大城市的人口集中等等。所以要解决环境的问题，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了。更何况由科技的不良影响而造成精神上的污染。
我们要适应的，究竟是怎样的未来？在环境方面，显然是污染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都知道要改良环境，而不是要大家戴着防尘口罩去适应环境。在精神方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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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革命；哲学思维；常规科学；科学危机；范式转换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更一般地说，哲学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而科学是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前者是讲道理、讲原理的学问，后者是讲机制、讲理论的学问；机制、理论来自于道理和原理，没有道理和原理就没有机制和理论。就像地基和大楼的关系一样，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样的大楼，大楼是由地基决定的；但从思考建什么样大楼的角度看，也可以说，要想建造什么样的大楼，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一个是大楼与地基的原理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造大楼的机制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但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一定包含着对其中为什么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理解，即隐含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原理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从怎么样的问题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即从建什么样的大楼回到要建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而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体建造大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哲学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学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楼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旧大楼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楼时，问题首先还得回到建造合适的地基问题上，虽然这时的工作还得由科学家来做，但科学家必须在哲学家工作的意义上展开工作，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并且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数的、有哲学家头脑的科学家来完成。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学史；关系
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说：“只有当联合起来研究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才会有意义。”相反，在科学史家当中普遍盛行的观点，大致是说应该迅速地把“提出联姻”的“哲学求婚者”打发走。这种情况表明，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哲学”作为二者矛盾中的主导，处于驱动、活力和引导地位，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认识模式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史在矛盾中， 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的空缺，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根据和判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首先是科学史的实践。科学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了解科学史， 离开了科学史， 科学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托马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 这样评述科学史的作用，“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 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