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及实质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密切，既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关，也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变更相关。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木主义阵营的对抗，既表现为军事较量，也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的森严对垒转化为并存竞争，意识形态既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又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职能，表现为文化形态。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而是意识形态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功能属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争论激烈，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与“等同论”。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偏见、情绪、虚妄，而把科学界定为真 实、理性、正确，从而认定两者是对立的。对立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他认为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称之为“认识论断裂”。之所以有这种断裂，就是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即思想的基础结构或思维模式。这种问题框架居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一旦它上升到意识层面’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认识断裂就出现了。所以他提出，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自由的科学。很明显，阿尔都塞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强制性、虚幻性、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不断改造、摆脱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保持科学的发展性。
对立论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僵化、虚幻的东西而与科学对立，否定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可能性。这种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割裂、对立的观点，不仅否定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且否定了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不需要科学技术以外其他条件的纯科学技术活动。这种观点是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流行的认识根源。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把木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要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论，’
等同论认为，资木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最先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可以论证社会目标的合理性，又可以掩盖其不合理性;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物化”已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深奥的“自我施加的现象”;“技术的合理性”已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各种精密观测仪器正在使语言木身失去其表现特征，并越来越排他地显现出一系列符号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甚至每个个体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观念也已经变得陈腐过时。”等同论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工艺的应用，而且工艺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_马尔库塞只看到了资木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木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渗透的一面，从而陷人唯科学主义。
等同论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通过对当代资木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他认为，在资木主义社会，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失去意义，资木家一方面主要靠科学技术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交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由科学技术专家运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这样科学技术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哈贝马斯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技术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又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技术统治论”思想。“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看到了当达资木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倾向，警 示人们要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既违背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又掩盖了发达资木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实质而在政治上有害，其要害如美国学者A?赫布斯在《社会问题与科学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西方国家中对立或等同两者的关系，便出现了既有将科学技术看作纯粹“客观知识”或纯粹“客观工具”，否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作用的科学主义流派，也有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孤立化、绝对化，排斥科学技术作用的人文主义流派，这两种倾向只会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对立论”与“等同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关系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区别而不能等同，有联系而不能对立。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意识形态木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如果说它反映了某种关系的话，除了反映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外，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人对自然现象的关系”，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阶级关系的反映。
其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木来面目，进行事实判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对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于用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就不属于科学范围的问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辨别善恶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再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属性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_31~35)科学技术有别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知识形态，它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需要和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强化，无非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有强化作用。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处在向物质形态的转化中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头等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而意识形态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木利益和观念的总和，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总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木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不管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强大，但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需要人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更合理的价值取向来推动、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否定意识形态作用，无疑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无法驾驭，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决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生存、发展目标。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两种不同事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木主义生产力发展时，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木主义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是因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正因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所以，“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形成的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力量。科学的木性是尊重客观事实，不迷信任何偶像权威，不承认任何陈腐不变的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力意志。因而科学木身是彻底革命的，它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力地摧毁着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促进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作用后指出，这些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导致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此，社会的规范、准则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形成新的政策与法律条文。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价值与伦理观念，摒弃愚昧无知、陈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如系统、综合、协调等思维方式，使人们观察、分析问题有新的特点，帮助人们从单一到多样，从把握线性关系进而研究非线性关系，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上升到新的水平，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其一，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运用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需要、维护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为某一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掌握和运用，便具有为特定阶级、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撑，为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制度辩护。无产阶级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利用某些科学理论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如资产阶级利用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领域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生活方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资产阶级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资木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资木主义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木，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其二，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引起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拿起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武器反对封建神学，建立了资木主义政治制度；电磁理论应用引发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资木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使自由资木主义进人到帝国主义阶段。
再次，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双重性，即既可以增强世界政局稳定，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科学技术应用得当，可以合理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使世界遭受灾难性后果。例如，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17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科学技术中心，英国凭借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帝国面貌称霸于世界。19世纪初到中叶，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当时以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上世纪末开始到木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中心又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世界的政治局势。所以，各国都先后制订了“科技兴国”、“技术立国”、“科技治国”的战略方针。
第二个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了经济关系与法律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他还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意识形态对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是政治的作用。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意识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普遍存在，它对社会，包括对科学技术具有既保证又制约的作用。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总是要受一定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制约。这种支配、制约的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人来实现的。政治环境对人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政治原则、规范约束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政治意图和要求只有通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才能指导行动和产生效果。政治支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支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支配、影响的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在分析资木主义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时指出：“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要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作保证。资木主义社会的民主比封建社会的民主程度高，因而资木主义社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第一次使民主成为一种国体，比以往任何民主制度都要优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其次，道德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面貌一旦改变，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它对于经济基础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起着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因此，道德水平一旦提高，良好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反映一定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目标与价值判断，而且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科学发现与道德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_恩格斯则阐述了科学的道德要求，他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时说:“像居里夫 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的重视、提倡和修养，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国是一个道德资源丰富而深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仅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了传承、开发与创新，而且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如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科学、注重奉献的观念;不甘落后、敢于竞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等等，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道德风尚，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全面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由于其木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突出，因而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和意识形态对其作用也不明显，实践过程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与经济、科技结合，向经济、科技领域渗透、转化相对薄弱，我国在面对世界激烈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科学技术的决策保证与快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从全局上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科学技术纳人国家政策程序，迎来了久违的科学技术春天。1985年国家颁发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除体制、政策障碍，为发展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随后，国家出台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规划。这些计划、规划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员令和指挥棒，推进各项科学技术研究、攻关全面有序展开。1995年，我国在对科技体制改革10年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次年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并启动了《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我国作出决定:实现发展经济依靠科技的根木转变，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教育的战略基础地位、科技的战略主导地位在我国确立。同时，我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向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弥补了经费紧缺，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参与外资、合资企业的生产、管理而掌握先进技术。我国从国外引进科学技术人才，不仅为我国直接提供了科技成果，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技术骨干。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2010年进人世界“科学中等强国”行列；2030年前后跃居世界“科学中等强国”前列；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科学强国”行列。2006年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是我国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实施顺利，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学技术成绩斐然。一是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在航天科学领域，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实现了载人航天丁程的重大突破;“嫦娥”一号探月之旅和“嫦娥”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跨人深空探测的新领域。三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在国际T0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六千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了洋底调查任务等。四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多种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五是重大疾病防治及创新药物的发现，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节能减排、气候变化预测等重点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批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生产、油气勘探开发等行业中的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六是专利事业进展顺利，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四位，56.2%的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七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增加额中，高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30.8%。八是我国科技人力投人不断增加，科技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取决于党和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法规保证等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克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学习、运用、创造科技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所有这些推进、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建设保证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开创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着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与人类的认识规律一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并不是孤立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其他社会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特定时候，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既然如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呢？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含义。科学技术观，简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一种观点、看法、态度，总是一定的人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这种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科技文化、所接受的科技教育有关，而且更与他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他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直接影响着他本人的相关行为，而且间接影响着他周围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乃至行为。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其基本内容，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社会效益、社会推动作用、人类历史地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正如上文所说，科学和技术属于社会意识，因而也属于一种历史观。既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属于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观相关联。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和客观的形式，但也带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的内容虽然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内容也决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这里，我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最大的特点从属于历史观受到历史观的影响，又对历史观有较大的影响。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特征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本质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不断为科学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科技进步的物质保证和不竭动力；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强大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第二，科学技术人才观。毛泽东提出对于科学家要委以重任。邓小平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江泽民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进一步肯定了科技人才在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科学技术和谐观。毛泽东认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清楚的认识，自然界就会对我们予以处罚。邓小平指出，科技发展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江泽民认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保护环境。胡锦涛指出，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体系。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提出要善于自力更生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胡锦涛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践意义
3.1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今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继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做到： 必须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观，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时代潮流的结合”，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维护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更是关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村现代化、农业科学化，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到中国来，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应用到中国来，把农业从过去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整体转变成现代的发展模式。显然，邓小平的这个观念客观上要求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效率化。因此，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下，我国农业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提高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节约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还要掌握并研究生物科技，发展培育新型无污染的化肥农药，提高单产量；借鉴学习无土栽培、海洋养殖、安全的转基因技术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哈贝马斯；马尔库塞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异议，这些异议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快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并不单纯只是理论情趣的相异所导致，而是新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的产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2]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
一、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三、结论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和技术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概括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同时能够更多的创造人们所需的物质财富。
面对西方学者的论述及其批判，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说，它发挥什么作用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科学技术陷入危机“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不能把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判以原罪，应该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与此同时，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当然，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不是它自身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对它进行合理开发运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
[参考文献]
[1]邢雅娟.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D].山西大学.2003.
[2]郭栋.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研究[D].中北大学.2010.
[3]蔡丙丙.浅析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J].法治与社会.2010（16）282―283.
[4]张磊.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04.
[5]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M].波士顿：贝肯出版社，1970，104.
[6]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9]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0]瞿建权.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J].理论界.2008（06）112-113.
[1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A].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西方马克思主义卷[C].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31.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
Abstract:The technical pessimism and technical optimism from the different attention spot, the role which acts in the society carry on the limits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hopful; Or frightening. Two thought both have one-sidedness and the limitation, but ha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unction to society's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mprehensive, dialectical appraise the social consequence which technical the society affects and produces.
关键词：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 双刃剑
key word:Technical pessimism Technical optimism Double-edged sword
一、技术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化
英语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源于希腊词τεχνη或techne（技艺、工艺、技能）和logos（言辞、逻各斯）的组合。technē有许多意义，原表示所有与自然（phusis）相区别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表示一种技能性。另外，techne还与两个词有关：一是表示科学知识的episteme（认识），另一个是表示创造、写诗及艺术技能的poiesis。因此，在希腊人的眼中，科学、技术和艺术三者是不做区分的。17世纪 technology在英国首次出现，仅指各种应用技艺（arts）。1859年它正式进入英语词典。20世纪初，technology的含义逐渐扩大，它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的方法和过程。到20世纪后半叶，它被定义为“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
中文古籍中的“技术”一词出现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意为“技艺方术”。在中国，要问何人、何时、何处采用“技术”一词翻译technology，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也有中国人对技术下的定义：“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的手段和方法。”
二、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
从不同的层面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导致了不同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其中最为系统的则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层面来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是在人们的认识、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存在着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关系不同层面的理解差异，正是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生使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认识历经了曲折的过程。
在科学还处于孕育和萌芽状态时期，它虽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效果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大关注。直到，15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9世纪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许多思想家才开始觉察到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不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使其再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应的是涌现出来一批否定科学技术的观点。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做出过较为深刻的表述。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1、 科技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主义。实际上就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本质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圣神化，认为技术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主要认为是指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可以解除和摆脱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的困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还能解决经济危机、失业、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战争等问题，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托夫勒、贝尔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技术万能论”则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极端表现。
就思想和学术来言，科技乐观主义可以追溯到认识论乐观主义。16世纪技术的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但是只作为一种思潮，直到19 世纪技术乐观主义才真正形成。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产业革命，显示了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机构和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因此，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科技兴国，技术可以救世，技术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入20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克隆技术的发展成熟。一些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认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人类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好的控制和利用自然。认为现在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不足为虑，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去开发利用地球、海洋、以及内层和外层空间。与古代希腊和近代相比，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当神速、涉及面广、创造性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所未有的。
2、科技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主义。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由此，一些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消极态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持悲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悲观主义便应运而生。这一思想主张抑制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技术悲观主义（pessimism on technology ）是这样定义的：“指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种观点，又称反技术主义。它是技术否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 尽管这个定义有以偏盖全之嫌、值得进一步商榷。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自卢梭以后，对技术的批判就不曾停止过，而且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和指责越强烈。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技术观，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只不过由于人们的观察角度不同、生活体验不同、价值追求不同，而对技术的恐怖心理、批判程度表现不同。其极端表现便是彻底否定技术的作用，主张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真正持这种极端技术悲观主义观点的学者并不多。多数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在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切负而效应都可以归罪于技术，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危险物，社会最终将毁灭于技术之中。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一种展现，它还是一种“座架”或“框架”，它把自然和人类社会都遏人到其中并把它们改造成一种失去其独立性甘受其奴役的“持存韧”，把人类社会推向生态毁灭和政治自杀的危险边缘。
3、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对人类的生活、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推动社会制度的转换。但不能否认的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威胁人类未来的全球问题。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为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所困扰，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价就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注意发挥它的正面功能，同时正视并抑制它的负面影响。只有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才能保证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拓展未来的发展之途，而不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前途对立起来，不被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所累。
科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种观点都是以历史为依据，却显示一定的片面性。科学技术的价值总是两面的，既能造福社会，也会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发挥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功能，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并非仅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主要的是人类如何去运用。现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只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影响，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变成真正造福人类的利器。
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在对“转基因”技术和“电脑能否代替人脑”的认识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前者担心转基因技术将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电脑会完全超过人脑井取代人的地位：后者却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解决温饱，造福于人类，不能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负面效应而阻止对它的研究．阻碍它的发展。电脑不会战胜人脑，机器人只能模仿人类的某些行为．能够高效率地为人类服务而不会战胜人类。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价值观
对待科学技术，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态度，其共同点都是科技决定论，把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单纯地归咎于科学技术。按照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不难看出，技术决定论极端和片面地夸大技术在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社会环境对技术的影响和塑造。在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技术只是一种带有中介性的客体，人类则是主体，技术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它不能取代人类的丰体地位，它将永远受到人类及社会的影响和牵制。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不能绝对地取决于技术本身，应该通过完善人类自身和社会的体制并依靠技术来加以克服。因此，以技术取代人类的地位是本对的，而围绕技术给人类社会影响的后果所产生的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等深刻的认识。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认识到，科学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以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已经成为近现代实践所证实，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指向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不仅在物质方面增强了人类认识可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把握和应用。实际对科学技术的效应及其他方面的负责联系都难以有个绝对清晰的预测，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有限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各自片面强调技术、社会在二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其观点具有片面性。马克思、思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既承认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强调了社会对技术及其发展所起到的引导和作用。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既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决定论．而是关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理论。因此，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断章取义地片面臆断，而应当今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树立科学的技术社会观。
参考文献：
[1]黄志斌.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C〕安徽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341页
[2]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 〕.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0
[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16，214
[4]赵建军.技术悲观主义思潮辨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
[5]邹珊刚.技术与技术哲学〔C 〕. 北京： 知识出版社，1987.227、236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