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管理的发展创新管理有三种互有联系的不同含义，一是对创新活动的管理，二是管理要创新，三是创新型管理。这里指的是最后一种含义。创新型管理的前提和结果必然是管理创新，同时这种管理的内容理应包括对创新的管理。创新型管理不同于守旧型管理，它把创新贯串于整个管理过程，使管理随着技术、市场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也要求整个组织及其组成人员是创新型的，把创新作为其活动的主旋律。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赢得竞争胜利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可靠保证。可以预言，创新管理是未来组织（包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创新管理有助于企业促进全面创新，使创新活动由单项创新转向综合创新、个人创新转向群体创新。
（二）风险管理的兴起
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崛起，市场、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导致不确定因素增长，由于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又促进风险加大。人们在管理活动中不能不考虑风险因素，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在捕捉机遇的同时努力防范风险。在风险管理中，不能满足于亡羊补牢，而应加强监督测和预测，以预防为主，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分析风险形成的因素，预测风险到来的时机，积极采取防范风险的对策，以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减轻风险和作好承受风险的准备。风险管理是未来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搞好风险管理，就需要重视信用管理。信用管理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发展市场经济，应讲究信用和信誉。信誉乃是否有信用和信用度高低的保证是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管理中要了解和掌握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的信用，甚至对他们的信用和自己的信用进行评估、分级。象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就有专门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信息服务企业，如已有120多年历史的邓白氏公司。
（三）信息管理的普及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信息化正在往广度和深度发展，并进入了管理活动与业务活动综合信息化的新阶段。管理信息化的新发展进一步促进信息管理的普及和提高，导致信息管理在整个管理中地位的提升。信息管理渗透于和体现在各种管理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和全部过程。可以说，若无信息管理，也就谈不上任何管理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了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演进的发展趋势。
（四）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出现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它强调由于资源稀缺、环境有限，为求发展而对资源、环境进行消耗、利用时，必须保障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避免全球不可持续的发展。在未来的管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应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贯彻于整个管理活动。社会要求企业从趋利性经营管理转向“绿色”的经营管理，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美化环境为己任。在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和谐理论即研究各种组织内外和活动过程亲睦、协同、配合关系的理论及其应用，将得到更多的重视。
（五）由硬管理为主向软管理为主的转化管理是人的管理。首先，管理主体是人，其次管理客体虽然兼有人和物，但是对物的管理取决于对人的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管理，所以管理客体主要也是人的问题。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都很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近代外国管理思想则与工业文明密切相关。本世纪初有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30年代后有基于“社会人”假设的梅奥等人的行为管理，50年代又有基于“自我实现的人”假设的马斯洛等人的人本管理，80年代以来出现了现代的文化管理，强调超越自我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管理发展史表明，明显地存在着由理性的科学管理即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即人本主义的“软”管理的转变。“软”管理的发展是以“硬”管理的存在为基础的，而“硬”管理又靠“软”管理来提升，需以“软”管理的指导为前提。“硬”管理主要是高扬理性、崇尚科学的西方管理思想，要洋为中用。“软”管理中含有“天人合一”、人际关系融洽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要古为今用。在中西管理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软”、“硬”兼有和融合而以“软”为主的中国式管理，乃是当今时代向我国管理界提出的历史任务。
二、信息革命对管理变革的影响半个世纪前兴起的信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随着电脑进入家庭、因特网的普及和电话、电视、电脑三合一的临近，信息革命在21世纪仍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信息革命既是技术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它还将引发管理革命，产生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一）增强管理功能计算机最早在管理中是作为辅助手段被应用的。但现代信息网络即Internet／Intranet／Extranet的发展，正在使信息网络成为管理的战略资源而成为管理本身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已不单是一般地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还将通过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全面增强管理功能，不是被动地适应原有的管理业务流程，而是积极促进管理业务流程的合理重组，综合集成各种互有联系的管理职能，使管理工作的面目根本改观。被誉为结构性商业革命的电子数据交换（EDI）把商务活动中票证和单据流转的相关环节，如纵向的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出入库、销售和发送，以及横向的金融、保险、运输、税务等业务活动通过标准化商业文件的联网传输和自动处理整合在一起，即为一例。朝着“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方向发展的，把供货、生产、销售、客户、银行等各个环节形成供销链“一条龙”联网服务的电子商务（EC），将提供另一个新的实例。（二）改变管理组织信息革命通过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使信息传递方式由阶层（等级）型变为水平（自由）型，与此紧密相信的管理组织结构也就从尖顶的“金字塔”型变成扁平的矩型网络，原来起上传下达重要作用的中层组织被削弱或走向消亡，领导单位之间、执行单位之间，以及领导单位与执行单位之间，均可相互联系，不仅领导单位可以决策，而且执行单位也可根据实时情况进行快速决策。在客观环境变化频繁和剧烈的条件下，那种分工过细、相互割裂的管理组织，已不适应发展需要。相反，把相互关联的管理组织加以整合成了大势所趋，柔性的、灵活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虚拟组织突破了组织结构的有形界限，有利于借用外力和整合外部资源，将成为21世纪组织管理的重要形式。
（三）完善管理方法管理方法是管理主体根据管理目标作用于管理客体以实现管理职能的原则、方式、工具和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革新了传统信息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70年代出现的管理信息系统（MIS）面目一新；而且创造了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工智能方法、虚拟技术等。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政府和企业也在革新管理方法。例如，政府管理将越来越把重点放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关系到社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上；企业管理会更注重于员工的培训和学习，甚至强调自学和集体学习，以确立员工的共同目标和协调员工的整体行动。（四）革新管理思想几个世纪以来，尽管管理学派林立，管理理念纷呈，但是新兴的信息革命的巨大影响，十分清晰地使管理思想从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演变，从科学理性管理为主向人文价值管理为主提升，从内部管理为主往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相结合而以外部管理为主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思想强调利用团队的知识、经验、技巧、能力、才干和抱负，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首创性，在协同与合作中共同创造未来。新修订出版的《第5代管理》①是体现上述管理思想的代表作。该书作者把管理分为五代，从第二代到第五代都是按计算机的发展阶段来区分的，强调用新的“工作观”和“时间观”来否定工业文明的管理理念，废弃过时的等级制管理，通过建立虚拟组织、动态团队协作和知识联网来共同创造财富。
三、知识管理日趋重要
迄今为止，人们对知识管理的认识仍未统一。最宽的理解认为知识管理就是知识时代的管理，最窄的理解则认为知识管理只是对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的管理。介于上述理解之间的认识，又有两种，一为对知识的管理，另一为用知识来管理。尽管理解不同，但是对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需要加以管理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对知识管理日趋重要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一）从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进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信息管理使数据转化成为信息，并使信息为组织设定的目标服务，那么知识管理则使信息转化成为知识，并用知识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信息管理经历了文献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性情报管理，演进到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它同信息管理以往各阶段不一样，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与知识（除显性知识外还包括隐性知识）的共享，运用群体的智慧进行创新，以赢得竞争优势。（二）知识管理的作用在于培育集体创造力从土地、劳动、资本到知识，这几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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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中知识与其他要素不同，还可以调动别的要素。知识可渗透到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力以及科技、教育等各种因素，其作用越来越强化。知识作为无形资产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声望、商誉、商标、专利、注册设计、联系网络，以及员工的经验与技能等等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都需要评估和管理。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企业、产业和经济，不仅在增加，而且不断显露出它们的相对优势。一个国家未来的兴衰将决定于它发展“头脑型”产业以否取得成功。知识的增加来源于不断学习。基于实践的学习尤为重要。靠权力来组织、实施活动的权力型组织将由通过学习来实施活动的学习型组织所补充，并且部分地被取代。知识管理是学习型组织的特征，它的作用在于培育和提高组织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创造力。
（三）知识管理的目标是要推动创新创新是技术行为与经济行为有效结合。它表现在技术上有改进，经济上有效益。创新主要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前提，技术创新是动力，管理创新是保证。企业把一种好的想法，变成有市场的商品生产出来，能获得高的回报，有了回报可进一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更多更好的商品，赚取更多的钱。这一过程就是企业的知识创新。现在，强调要建立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这很重要，但创新体系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真正的活力。知识管理就是要促进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之间的联系，加强知识联网，加快知识流动，其目的就是要推动创新。知识管理应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四）企业的知识主管（CIO）与信息主管现代企业有首席执行官（CEO）。80年代初，在首席执行官之下增设了信息主管（CIO）。进入90年代后，在信息主管之前又增设了知识主管（CKO）。知识主管与信息主管有明确的分工，其工作重点不在于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在于培育集体创造力和推动创新四、管理科学正在变革中管理与技术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两个重要轮子。在我国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的情况下，改进管理就比发展技术显得尤为紧迫。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中客观规律的，它源于管理但又用于管理。讨论21世纪的管理问题，不涉及管理科学的变革，就难以把问题搞透彻。
（一）管理科学乃是兴国之道管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突破口。管理科学的重要性既与科学的重要性紧紧相依，又与管理的重要性密切关联。朱基指出：“今天到了要大力提供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②
（二）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新进展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调研报告，管理科学可分为基础理论性学科、技术方法性学科、实际应用性学科。近十多年来，这三类管理学科在我国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设立管理学院的高等院校就已达200多个。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看，近几年来融会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研究成果有突出的进展。例如，关于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有人提出中、日、美三国管理模式的差别，中国以“情”为特质，日本以“理”为中心，美国以“法”为重心；关于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有人认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关于集成管理问题，有人强调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其核心是运用集成的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行为，其实施应做到战略柔性化、市场内部化、技术群集化、组织网络化、信息高效化、文化整合化。③由于21世纪管理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管理科学的发展为培养和训练一个新型的管理阶层服务，并通过这一阶层进而为改进和完善管理实践服务，这将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四）管理科学在交叉、融合中大发展21世纪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所谓交叉是指多学科渗透交叉。管理科学的基础本来就包括数学、经济学、心理学，三者在管理科学中相互渗透交叉。管理科学从古典学派到现代学派发展的特点之一乃是向管理科学渗透和交叉的学科越来越多，其中就有统计学、社会学、工程技术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控制论科学、信息科学等。著名管理科学家孔茨把这种现象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归根底是由于管理这一复杂问题需要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共同研究才能解决好。所谓融合是指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西方管理思想与东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不同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融合统一，意味着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吸收和扬弃，达到更完美地整合的目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则与复杂的管理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智商（IQ）而且需要情商（EQ），特别是两者的结合有关。
注释：
①萨维奇著，谢强华等译，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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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主管单位：公安部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0334
国内刊号：23-1510/C
邮发代号：14-21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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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期刊荣誉：
中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第三届(2005)国家期刊提名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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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关键词：高等教学；教学工作；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是高等教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它是管理者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使教学活动达到学校既定的人才培
养目标的一个重要过程，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保证。教学管理不仅仅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兼有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双重职能的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教学管理的本质、思想、内容、方法、特点及规律的科学学科，是研究“以教学为中心，以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为目标，以科学管理为主线”的教学及其组织管理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联系的学科。由此可见，教学管理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如何保证这一中心工作拥有科学的运行轨道，是广大高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者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课题。要想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高校专门人才这一重要目的，就必须建立符合高等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体系。因此，教学管理走科学化的道路是符合客观的教学规律，教学管理逐步科学化问题的探讨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教学管理走科学化道路的原因
（一）严格规范的教学管理，特别是加强教学质量的管理和控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学会教学管理，完善教学管理使之走科学化的路线，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高等学校（包括其他国家的高等学校）都在思考21世纪的高等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提高高等人才培养的质量更是世界各国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共同思考的课题。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二）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有相当一批院校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
从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实际需要来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教育大国不等于是教育强国。由于我国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师资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学和教学管理的经验不足，传统继承研究不够，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教学管理走科学化道路的意义
教学管理科学化的形成过程符合人们对事物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过程。教学管理工作者首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对教育管理的感情认识，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总结与分析，但是在理论分析过程中，教学管理工作者又常常会发现原来初始实践中某些内容的缺陷，这就促使教学管理者对教管工作的某些内容进行再认识再分析的归纳实践的结果，并把这些认识成果补充到原来的认识之中，完善教学管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维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建立起了教学管理的科学化体系，这一科学体系对教学管理的促进和影响的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
（一）教学管理科学化形成的过程，也是提高各层次教学管理工作者素质的过程
教学管理队伍的素质水平是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管理的关键，只有在管理者的脑海中建立一整套科学化的管理体系，才能将教学工作组织协调好。这样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而且有助于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教学管理工作者应加强科学化意识，主动利用现有的科学方法、现代化科学手段提高教学管理的有效性，教学管理工作者还应当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学习社会科学的理论，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认识教学管理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学会科学管理，并从经验管理的模式中释放出来。
（二）教学管理的工作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质量和校育人目标的实现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发展的智能，逐步形成了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身体素质也不断得到了增强。良好、科学的教学管理，有助于引导教师全面认识教学工作，正确处理德、智、体、美的关系，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更好的担负起教书育人的任务，从而保证学校育人目标的实现。
三、教学管理走科学化道路的内容
高校教学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有：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以教学管理基本原则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
方法，建立起教学管理决策系统，教学信息反馈系统、教学过程监控系统进而实现对教学管理全过程的动态的有效管理。
（一）教学管理的决策系统是高校教学管理的核心结构
教学管理的决策系统指挥着教学管理系统的运行，教学管理的决策是指参与教学工作的领导者，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选择目标和行动方案的活动，由于教学管理所依靠的主要是教学过程中知识、信息的传递、交流、加工和制造，因而，教学信息的管理又成为教学管理决策系统的基础，此外，在有了科学的教学管理决策系统作指导，畅通的教学管理信息为基础之后，还需要有效的教学管理控制系统为保障，才能使整个教管大系统合理的运行。
（二）正确的决策依赖于可靠的信息
可靠的信息必须经过的信息网络才能获取，教学状况信息反馈系统要求及时得到利用决策执行的准确和有力的信息，以便使决策部门在充足准确的信息下，有效调整和控制教学的顺利进行，信息反馈系统的科学化管理主要体现在教学信息的收集、教学信息的浓缩、教学信息的筛选、教学信息的提取反馈四个方面。如学校每季度都会要求学生在网上对自己的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评估，这已成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实际教学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能使教师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而且有助于教学管理人员科学决策，提高管理水平。对学生而言，还可以树立他们作为教育产品消费者在教学活动中心的主体地位，增强他们的主人翁精神，自觉、主动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从而在教学活动中受益更多。
（三）教学过程控制系统是以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各类教学检查为手段，以教学过程中各类的教学环节为中心而形成的
质量控制是指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直接加以干预。对教学质量实行有效控制，关键在于将经过质量检查和分析提出的改进教学的意见付诸实践，切实解决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获取各种反馈信息，对形成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合理的调控，有些则要根据管理的一般规律，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四、教学管理走科学化道路的重心
（一）坚持严格管理
严格执行教学规章制度是有序化教学管理的基本要求，而严格的教学管理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确培养目标和教学规章制度作为管理的基本依据，严格制度办事，坚持原则，实现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二是坚持管理的经常性和连贯性，教学过程是动态连续的过程。因此，教学管理工作也应该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不应时紧时松。
（二）利用激励机制
学校系统是有目的的系统，目的产生动机，动机指挥行动，比如学校成员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动机制约的，学校思想教育的方法，就是激发师生的动机，使之指向共同的理想、目标。
激励法是通过对某种思想行为的肯定，使这些思想和行为得到强化和推广的方法，在学校管理中，领导者往往运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师生的进取心。把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正确结合起来，激励的方法就能有效的调动学校成员的积极性，激励法的类型主要有：理想、目标激励，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精神的支柱，能产生强大的思想动力，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做出无私的奉献；荣誉激励，对那些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以一定的形式和名义给予相应的荣誉称号；情感激励，情感是人们思想行为的一种动因。学校的思想教育，大量的工作通常要有情感激励，它是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加强考核与评估
英文名称：Science and Management
主管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主办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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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8256
国内刊号：37-1020/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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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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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科学与管理》（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综合类科技期刊。全国公开发行，20年多来已出版发行100余期；曾荣获国家和省级多项大奖：1990年荣获国家科技期刊展评二等奖；1993年获山东省出版协会版式设计一等奖；1995年获山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优秀总体策划2等奖一项、优秀文章编辑奖一等奖三等奖一项、优秀装帧艺术编辑三等奖一项；1996年在山东省率先改为大16开国际标准版本，同年获省新闻出版协会颁发的优秀作品奖2项；1998-1999年被评为山东省自然科学技术优秀等级期刊；1999年被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科技厅评为山东省科技宣传先进单位。2001年荣获优秀总编、优秀编辑一等奖2项、2等奖2项；2002年囊括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颁发的优秀总编、优秀编辑等4个一等奖；2003年获“中国媒体新闻文化质量”优秀期刊一等奖。2000年创建了自己的网站，上网浏览人数达几百万。2003年成立了《科学与管理》杂志理事委员会，参会单位100多家。本刊的读者多为各地各级领导、科技管理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界管理层人士和大专院校师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它主要精力于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的争鸣和实践的广泛应用，紧密注视软科学研究的前沿，及时反映国际国内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动态和发展趋势；积极配合管理实践的需要，着重介绍现代管理的特点和基本规律。
按照管理部门的不同，可以将管理分为公共部门管理和私人部门管理。私人部门管理又可以再划分为个人事务管理、家计管理、私人非盈利组织管理、私人企业管理等。由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所以企业管理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企业管理理论也较为历史悠久和成熟。本文即是以企业管理为例来谈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
企业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物的管理，如物资管理、仓库管理、营销管理、工艺流程管理、财务管理、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另一是对人的管理。人是经济活动中最积极最生动的因素，即使是对物的管理，也离不开对人的管理，因此，把人管理好了，也基本上把整个管理都搞好了。
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处理好经营者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是制度的内容，所以对人进行管理要依靠制度。管理制度包括的内容很广，有分析制度、预测制度、计划制度、决策制度、控制制度、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协调制度、评价制度、激励约束制度等等，但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评价制度也叫信息评价制度，二是激励制度也叫激励约束制度，其他制度本身都必须体现激励制度与评价制度的内容。评价，就是收集一些信息，对人的工作过程和结果进行优劣判断。激励，就是根据工作过程或结果对人进行奖惩，在交易过程中对人进行约束和监督。由此可以看出，评价是激励的基础，没有评价，激励将是没有依据没有目标也没有效果，例如，资金平均分配没有什么激励效果，鞭打快牛更是起负作用；激励是评价的目的，如果仅是停留在评价的层次上而没有激励措施，那是资源的耗费，因为评价是需要信息成本的。评价是为了激励，激励是为了促进人们努力工作、开拓创新，为企业创造利润。一个企业，只要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科学，管理也基本上是科学的。
二、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的内涵管理的科学性是指管理是有理论可循的，可能通过学习掌握管理知识。学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书本、老师、电脑、网络、电视等知识的载体去学习，另一种是通过实践活动去学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边干边学”。这两种学习方式都很重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总结出的管理理论与在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管理理论同样重要。
在管理的科学性上，人们常犯的错误是：盲目照搬国外的管理理论；将书本上的管理原理当作教条；认为管理只靠实践，从不相信管理专家。尤其是第三种看法，在管理者中广泛存在。
管理的艺术性是指管理靠的是人格魅力、灵感与创新，而管理本身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更没有办法通过学习尤其是书本学习掌握管理的技巧。
在管理的艺术性上，人们常犯的错误是：过分强调管理的艺术性，从而否认管理的科学性；认为管理艺术是少数人天生所具有的，从而大多数人只能天生地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的地位；在管理实践上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而常常以管理者的心情、好恶来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艺术性的前提与基础我们认为，要将管理工作做好，首先必须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主要依靠的是一套制度，尤其是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在现实中，人们也可以发现，一个企业管理得好，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一套科学的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判断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好坏的原则是：一是否给企业利害相关人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债务人、收税者等带来方便；二是否节约了企业制度运行的成本；三是否使评价成本与激励、约束、监督成本较低；四是否评价结果明确、公平，激励、约束功能很强等等。
根据这些原则，还可得出一些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设计方法：一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企业、强调创新的企业，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管理；在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少的企业里，严厉的层级制比较有效；二上级管理人员要善于授权给下一级管理人员，不要事必亲躬，不能越级管理。管理的要义要于各级管理者之间有制度化了的权利与责任，管理越科学，这种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就越细致；三制定严密的评价和激励制度，要把评价和激励的标准落实到个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约束员工的作用；四评价标准的选取，要考虑可控性，就是要看被评价者能否控制该评价标准，要将评价标准与被评价者的个人努力联系起来；五评价标准的精细程度是管理水平的最主要标志。例如，在酒店中这种评价标准要精细到服务生鞠躬的度数、倒葡萄酒的姿势与数量、擦桌子的光洁程度等等。评价标准硬度越高，可以帮助员工形成明确的预期，效果就会越好。软标准，不但容易造成扯皮，而且难以服众，员工有时也会不知所措；六要持之以恒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并不因为员工的高流动性而停止，让他们知道达到标准的方法；七奖惩要严，决不手软，太多的破例会影响员工的合理预期，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八激励要以评价为基础，否则激励便不可能公平合理，达不到激励的目标；九最强的激励是永远让员工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会一直激励着员工安心、努力工作；十要有明确的升迁制度，尽量让较高层的管理者都有以下各层级工作的具体经验，避免越级提拔，也要避免以“英明领导”的管理人治代替制度的管理；评价与激励制度设计的总指导思想是，通过它缩小员工目标函数与企业目标函数的距离，这就离不开“利益均沾”，所以，既要精打细算，但该花的钱决不能节省；如果好的制度不能一步到位，那就分步改进，制度的变迁需要耐心和诸多准备工作。
只有有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给职工稳定的预期，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损失。在此基础上企业家的人格魅力、聪明才智、创新精神才有发挥的土壤。如果只承认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必然导致管理中的随意性、一言堂，甚至独裁与腐败。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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