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RTA；贸易效应
1 区域经济合作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有多种，Andrew Wyatt-Walter 认为“从原则上说，经济区域化可以涉及毗邻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进而至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再而至市场与政策一体化，以致完全的经济和政治同盟。” 具体而言，根据成员之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成六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其中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最为重要，影响最为广泛。
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运作的RTA中，90年代成立的72个RTAs，占总数的36.9%，本世纪成立的117个RTAs，占60.0%。RTAs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诸多学者关于RTAs与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两者关系的高度关注。随着全球RTAs数量的不断增加，RTAs之间的重叠程度也不断提高，Bhagwati（1992）提出RTAs是否威胁到了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同时Krueger（1995）也担心区域性FTAs的建立将会产生寻租者，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如Foost Pauwelyn研究WTO保障机制针对区域贸易集团做出的对应措施，范黎虹、韩龙、周阳、张洁等也分析了区域贸易集团与WTO基本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陈泰锋和贺剑瑜对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和新动向将会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了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
2 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
2.1 引力模型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应用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主要表现问从静态和动态效应，其中静态效应分析主要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上，最常用工具就是引力模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原始的引力模型采取对数形式后表示如下：
2.2 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静态贸易效应
利尼曼（Lineman，1966）将人口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继利尼曼后，对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释变量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分析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效应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Matyas（1997）以混合横截面数据固定效果的方式对区域集团效应所作的分析。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IMF，2002）从而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随后许多学者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实证分析，Celine Carrere（2002）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在使区域间贸易增加的同时，通常从世界其他各地的进口和出口也都成倍的减少了，这证明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向效果；Balistreri、Anderson和 Wincoop（2003）等，他们的回归方程大多为对数线性，虽然各自的解释变量不尽相同，但回归结果大都能有力地解释贸易量。国内学者舒波（2004）等人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效的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其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不但扩大了地区市场容量，还加强了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和地区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形成了“贸易创造效应”。Jeffrey Frankel认为正式的区域安排还对贸易模式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远超乎近邻之间的自然通商。石岚、毛志文（2006）对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跨国公司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2.3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动态贸易效应
Lisandro Abrego， Raymond Riezman， John Whalley（2005）采用定量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对关税同盟中的国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税同盟增加了全球福利。从发达国家之间组建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来看，由于供给和需求曲线较为平坦，贸易创造效应较大，且非成员国的产品成本不占优势，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而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福利正效应较为明显。宋岩、侯铁珊（2006）对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纳什均衡分析，得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不但能够进一步深化多边贸易合作，而且可以维持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并能进一步强化非成员国寻求加入该RTA以使本国福利水平最大化动机的结论。
布朗、罗布森、库珀和小岛清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标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静态效应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借鉴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应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效应和对外保护作用。希托夫斯和德扭（2004）的“大市场”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使区域外国家为了保持原来的市场和产品竞争优势，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区内，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使外资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壁垒限制，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Susan F.Stone，Bang Nam Jeon认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使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新的贸易流。王瑛（2004）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梯度，这种梯度产生了经济技术推动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陈秀莲、杨丹辉（2006）等还研究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区内贸易的增长，而且使成员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保持较高产业转移增速从而使成员国从中受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技术进步。
3 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的成效
Richard N.Cooper、Charles P. Kindleberger、Susan Strange、Robert Gilpin、等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采用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和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及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稳定了邻国之间关系，潜在的缓解了紧张局面，降低了邻国间移民、流血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并改善了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提高其国内安全系数。国内学者卢光盛、王逸舟、庞中英等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研究显示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区域政治、安全、文化融合、公共产品合作及外交等方面。李向阳（2005）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从而促进了区域范围内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合作的逐渐增加。张骥、闫磊（2004），朱显平、李天籽（2006）等分别对东盟、南方共同体、欧盟等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非经济成效进行了分析。
除上述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外，部分学者还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传统收益进行了分析。Patterson（1966）分析认为区域合作可以使成员国“更好的抵御其它区域集团的歧视性影响”，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影响力，实现谈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Fernandez， R.J.Portes认为一国加入区域合作组织有助于向外界发出清晰而可靠的信号，以吸引投资者。李向阳（2003）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使小国有机会通过让步获得了大国给予的“保险”以获得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障和免除发达国家歧视性的反倾销行动。刘玉贵、张雯（2006）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促使各国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可信性，并不断建立起协调一致的机制，从而锁定改革进程，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步提高政府信誉。
4 对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合作文献的述评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文献，首先，研究成果卓著，尤其发达国家的研究较深入，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其次，较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立足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这是基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同样的效果。最后，我国研究的区域经济合作文献多数从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立场出发，鲜有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使得最终的结果不免带有一定的色彩。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应该着眼更长远，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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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原因；测度；对策
一、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
区域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现象，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本文主要从自然环境、政策体制、产业结构及人力资本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水资源、地理结构等环境复杂多样，各区域差别很大。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江河下游平原及三角洲平原，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及肥沃的土壤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也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有力的支持，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交通的发达和沿海的区位优势使得交易效率较高，生产率也得到提高，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则大部分处于高原山地及荒漠严寒地带，自然环境非常脆弱，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状况。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大大增加外生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严重阻碍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政策体制
从198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从以前的平衡发展转向非平稳发展战略，以提高效率为主。这样，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业基础好，地理位置有着优势，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较高，国家为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及总体经济效益，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大幅度向东部倾斜，给予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众多领域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改革步伐缓慢，造成严重的逆德问题及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使得生产效率降低。如改革初期国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等，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其居民的收人水平。所以，国家政策体制对我国区域差异有着十分密切、直接的影响。
（三）产业结构
一般来讲，国家域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第一产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不断降低，且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作为最早获得开放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受益者，吸引大规模外商和港台华侨投资，产业结构呈现出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高的特点，使得东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居民就业情况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然而，中西部地区仍以经济效益低、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大的农业及重机电及家电等为主的制造工业为主，且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受到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加工工业产品价格远远优于资源型工业产品及农产品，造成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拉大与东部地区经济的差距。
（四）人力资本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靠其政策及高收益率的优势，吸引大量的人力资源，全国形成大规模的自发性劳动区际流动现象。中西部地区大量人力资源包括大部分文化科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流入东部地区，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入，从数量、质量上都为东部地区经济短期内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是推动其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无疑在不同程度上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该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
二、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
区域经济差异可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偏离距离，反映的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量上的等级水平差异。相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比例，反映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方面，学者们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GDP、人均GNP、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采用测算绝对差异（标准差、极差）和相对差异（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最大最小比）。采用不同的指标，选取不同的地域单元、时间跨度和计算方法，可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最先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他首次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变差系数计算1952-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差异，得出省级区域差异大体呈倒“U”型变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的差异大体表现为一种倒“S”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变化大体呈递增趋势，总的趋势是顺“U”型变化。后来又使用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和加权离均差系数计算1952-1989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得出沿海与内地经济差异为“V”型或近似“U”型变化和变差系数等来衡量区域收入差距，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949年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型；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型；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型。陈秀山等使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赛尔指标分析了1970-2002年中国区域差异的变化状况，表明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赛尔指数的变动过程总体上比较接近，大体呈“V”型。其他学者也对中国大区单元的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如杨伟民使用1978-1989年人均GNP为首要指数，运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来衡量相对差距，得出全国及地带之间收入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多数大区间收入差距缩小，个别大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刘树成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得出新中国40多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
三、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
（一）要素投入论
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来源，其流动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进入生产过程，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对于中西部来说特别重要。石书德等在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要素和使人力资本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非常重要。在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时，应重点投在教育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领域。人口迁移的确能够减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黄雪琴等在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异常变动后，证实农村人口的异地城市化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选择。彭朝晖、杨开忠认为社会应致力于迁移成本的降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政府应重视公共教育投入，尤其是给落后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建议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落后地区要重视劳动力输出工作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将先进技术带回本地进行自主创业。
（二）政策调控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内地指向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调控将会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后凯建议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要调控好新兴工业区与老工业区之间的关系，同时建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相关优惠政策来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林毅夫等建议在制定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时，要以提高落后地区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和第三产业发展。贾庆军借鉴美国调节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措施，鼓励充分发挥财政的投融资功能，兼收并蓄，突破发展的“资金瓶颈”；实行区域综合财政政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优良的开发环境；灵活运作财政的转移支付手段，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革户籍管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
（四）空间一体化
一体化学派认为，空间分割、封锁、差别待遇是制约发挥地区优势、优化空间分工的关键，消除分割、平等待遇、按照分工要求来调整地区结构，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消除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政策。该学派的代表和倡导者杨开忠强调说，空间一体化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政策，因为它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交通基础设施、统一的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专业化分工的城市体系。
四、结束语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内容逐渐丰富，尤其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对于比较难以量化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正在尝试使用某种标量技术进行测量。这使得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和原由进行分解，也可以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开辟的路线，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来研究和模拟区域经济差异，相信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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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差距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以政策为导向实行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国内外经济交流。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从封闭落后的贫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从数据中就可以看出，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增长非常明显，平均每年增长9.0%，人均GDP增长为8.2%，这两项数据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充分重视。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就可以知道，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较为明显。由此可以得出，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区域经的发展，但是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从我国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结构就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占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要想更清楚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就应当对我国的区域进行定界。通常而言，我国采用的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地带，同时把东部进一步划分为东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因而，本文就东部直辖市、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四个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区域经济的差距现状。
（一）区域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通过衡量人均GDP来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只能是一个宏观的表现。人均GDP高的区域说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反之，则表示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从1990年至2010年的人均或内生产总值及区域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正逐年扩大。历年来的人均GDP四大区域的排列顺序为东部直辖市、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区域人均GDP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逐年增大，并严重的出现了两极分化并且有恶化的发展趋势。
（二）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虽然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与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状况类似，在开始之初四大区域的人均GDP增长不断提高，甚至有发展过热的现象。其中有一年出现过最大增长速度大差距达到了9.8个百分点。从总体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就可以看出，东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区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1993年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四大区域人均GDP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并且减缓的差距呈现不同的程度。从经济报道中的数据可以了解到，在1999年四大区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差距最大的达到了6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四大区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正义逐年身高的趋势缓慢增长，同时区域之间的差距也正逐步缩小。总之，我国四大区域人均GDP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出波动起伏的状态，虽然区域之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表现出一定的差距，但是个差距也正逐年减小。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差距的主要因素
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从人口结构上而言，我国四大区域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进而可以说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影响我国区域经差距的因素主要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展的因素。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好出沿海快于内陆、平原快于高山、城市快于农村。要想从根本上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就应当分析影响区域经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地理位置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宏观因素上可以说，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历史、地理位置变动的格局、外部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从总体上而言，我国地理位置表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梯度结构特征。我国东部地区总共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面积上占我国的13.5%。区域地势平缓、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以及土壤肥沃等优势，那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此种优势，在创造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多位于内陆不发达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80%多。虽然其在资源占有一定的优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较好，但是由于有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导致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二）国家政策因素
从我国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两项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渐进东倾的特性，正是这样的特性导致各级政府、个人市场与企业团体表现出能力参差不齐的现象。我国财政体制在表达的过程中通常是以地区财政收支近几年的平均数为依据。这明显会扩大支出的规模。使得经济增长的东部区域获得较大利益，财政支出较少的区域经济受损。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明显的是针对外商而言，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能够率先获得这种对外开放政策优惠的区域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在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的同时，还能够形成一股自我强化的力量，促使中央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表现更为明显的政策支持。可见，国家政策带来的外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三）人力资源因素
可以说，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源既有数量的要求，也有质量的要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部人才流失是导致其经济发展落后的最为关键因素。虽然我国在西部开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导致其在经济发展中与其他区域仍然存在差异。
三、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措施
从总体上而言，我国经济的发展处于高发展的状态。要想区域经济获得均衡的发展，就需要在消除负面影响的同时，促使不均衡发展有所减小。拓展我国区域经济稳定高效的发展，就需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首先，加强对外开放的政策扶持。在针对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状态，我国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倾向于中西部发展的开放政策，合理适度的浮动汇率机制，通过加强税率改革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促使各区域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其次，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总体上而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才的发展。将培养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阳光产业来实施。在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办好相应的教育。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的状况，充分利用当前我国教育所拥有的资源，全方位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当然，在此过程中还应当降低教育成本，促使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更快。最后，深化市场改革，增强市场的活力。提倡和鼓励企业团体在市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消除外企与民企之间的制约性，进而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针对此种情况，应当分析其主要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一步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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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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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理论
要研究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文章很多，不同的人对其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通常所讲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内涵有如下几种：
1、生产特定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或绝对优势理论。斯密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有利。这里讲的某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质上就是指某国（或地区）生产某种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2、生产特定产品获得的投入产出最大化优势：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两种产品的绝对成本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仍可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还隐含了该理论有关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涵义，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两种产品均具有绝对优势或均不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不是两种产品都生产或都不生产，而是选择其中一种生产，其依据是投入产出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此理论所揭示的比较优势则是投入产出最大化优势。当然，这种投入产出的最大化是通过分工与贸易获取的。
3、发展某类产业所具有的生产要素优势：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若不考虑需求因素影响，每个国家或地区利用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将处于有利地位。由此可见，俄林理论所表达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实质是发展某类产业所具有的生产要素优势。
4、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优势。从一个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把握，通过建立反映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关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以说是这种评价区域综合经济实力优势的典型代表。
上面列举了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四种内涵，不管哪一种，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同时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定场合的适用性。第一种、第二种内涵，在研究较小区域的比较优势或两个不同区域中的企业比较优势时，可能会有较好的效果。因为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当时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就是把一个具有区域差异的国家抽象成一个点来考虑问题的。第三种、第四种内涵，主要是用于研究较大区域范围。当然，在具体确定和研究各类区域的比较优势时，最好是将上述有关比较优势的内涵综合起来，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二、河北整体产业区域优势分析
（一）产业优势分析的指标体系。在河北整体产业区域优势分析中所涉及的几项指标简述如下：
1、区域产业比重=区域某产业增加值/区域GDP。如果该值较大，说明一定区域某产业在当前整体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如果该值较小，说明该产业在当前整体经济中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2、区域产业GDP增长率弹性系数=一定区域某产业GDP增长率/区域GDP增长率。如果该系数大于1，则说明一定区域某产业在该区域中具有较好的发展态势，系数值越大、越具有发展优势。相反，如果该系数小于1，则说明该区域该产业发展态势欠佳，系数越小，越不具备发展优势。
3、区域某产业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国民收入/某产业的劳动力。如果该值较大，说明一定区域某产业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如果该值较小，说明该产业经济效益欠佳。
（二）河北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1、从河北内部分产业分析。九十年代以后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农业，呈现出“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比重比较低。（表1）
从增长速度上看，工业和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农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在向高级阶段转化。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房地产业发展态势有所回落；金融保险业等新兴第三产业增长不快。这说明河北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速度并不是很快。（表2）
从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看，农业的从业人员最多，劳动生产率最低，从业人员有下降的趋势；工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从业人员逐渐增多，但趋势不是很明显。这说明河北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高科技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说明河北在科技兴省和科技成果转换方面尚需努力。（表3）
2、河北与周边地区分产业比较分析。以各产业在GDP中的地位为标准，河北的农业和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山东基本持平，但其产值与山东相比却有较大差距。河北的第三产业GDP比重中绝大多数行业均处于中间位置，房地产业与新兴第三产业等行业甚至处于偏下的位置。所以，河北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积极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表4）
三、河北整体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分析
因地域广大，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早期中国区域差距在八零年代以前，中国以集权统治管理各地方政府，中央拥有全部资源配置及经济利益分配的权利，却无法解决政策同一在不同地方产生不同效果，反而加深地区发展差异增大。在200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沿海与内陆相差2283元人民币即可看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端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现象，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日益显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十一五”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却在不断拉大。造成地区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向东部倾斜的国家发展战略、地区发展基础差异、地区资源亲赋不同等，本文主要针对FDI的影响，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国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区域差异稍有缩小。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七五”开始实施的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宏观区域战略，在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导致东中西地带性差距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急剧扩大。城乡间、区域间和社会各阶层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了差异的现状、变动趋势、成因，提出了许多缩小差异的对策和措施。在“十一五”期间，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仍然是一个重要议题。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地区增长差异3个核心问题。大量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基于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和分析框架，在地区增长差异的经验分析中按基础设施条件、人均收人、GDP增长率把中国划分为特征明显的地区，国内研究者一般将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国外学者则分为东部、中部、北部、东北部、西部和西南部6个地区。虽然受到数据的获得途径和选取不同的限制，但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在众多的研究中，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和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长期趋势则相对较少，以下本文对这方面进行研究。测量区域经济差异程度方法，主要是利用各种统计的方法，分析不同区域差异的大小及其变动趋势，以探求其演变的一般规律性。常用来反映总体差异的统计方法有标准差、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离均差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集中指数等。本文以人均GDP为指标，运用其加权变异系数来横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度。在测量地区经济差异与FDI之间的关系时用到了协整理论。协整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计量经济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建模理论，它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人手，探求非平稳经济变量间蕴涵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从协整的角度，对各地区人均.GDP、FDI的加权变异系数建立协整方程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长期趋势。
三、实证分析
1.数据的初步处理。本文选取了1987年2a04年的各省人均GDP和FDI，计算出两个指标的加权变异系数，记为G、I。数据来源是中宏统计数据库。但是由于部分省市的数据不全，尤其是、海南等经济异常地区，文章中直接剧除。最终保留了全国26个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的软件是EVIEWSS.0版本，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自动的赤池检验，解决了以前版本要重复检验问题。各个变t的检验结果如:表l。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均GDP和FDI的加权变异系数不平稳，但在1%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平稳，两者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分析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联系问题，并进一步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应对策略旨在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
广州；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
1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联系问题
首先，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在与其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竞争互补的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阻力仍然存在。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的行政壁垒对于珠江三角洲空间经济的联系和运行有着一定影响，从而导致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发展的渐近化和趋同化[1]。因此珠江三角洲应当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实现广州与珠江三角洲腹地区域之间的错位经济发展。其次，应当积极重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内部分异趋势。广州与佛山以及肇庆等城市之间的经济互补相对理想，但广州与深圳、东莞、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这不利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要想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应当制定合理的步骤和进程，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例如可以对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解，建立“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的经济圈，以此来带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后，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其与腹地区域之间的交通通达性还有待提升，例如广州与中山的相对距离要大于空间距离更加远的深圳。因此应当积极加强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网络建设，从而加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其他城市的联系。
2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珠江三角洲在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要想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二次发展，应当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采取有效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
2.1发展问题分析
2.1.1内部问题突出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定位重叠问题较为严重，这就导致了其内部重复建设较多、产业结构同构问题严重、经济合作深入不足等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城市彼此之间的整合不足，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中心地位虽然凸显，但广州也仅仅局限于点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拓展和辐射作用，从而限制了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延伸，降低了中心功能，城市认同感和凝聚力缩小。此外广州的经济贡献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区域中心城市来说，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2.1.2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传统的低水平、劳动密集型的外源型经济是当前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其虽在珠江三角洲第一轮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资源环境的约束力增大，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严重，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滞后于当今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环境和状态[2]。此外，珠江三角洲以“成本指向性”外资结构为主，其十分依赖于廉价的土地、环境成本以及劳动力，但经过多面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土地资源已经频临匮乏，区域建设用地十分紧张，同时其长期以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这就制约了当前区域内稳定、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制约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雾霾、酸雨等污染状况普遍，与自然的不和谐不利于珠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
2.1.3东岸与西岸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珠江口为分界，可以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分为东西两岸，东岸有广州、深圳、惠州、东莞四个城市，西岸有珠海、佛山、江门、肇庆以及中山等五个城市。就目前来看，东西两岸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西岸的竞争力要明显弱于东岸，从而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局面。但当前东岸城市的土地资源已经十分匮乏，传统的依靠土地和劳动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发展珠江三角洲西岸城市将成为珠江三角洲“二次创业”崭新阶段的重要趋势。
2.2应对策略探讨
2.2.1加强城市间的合作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强调现代城市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传统的“单打独斗”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应当加强珠江三角洲内部城市之间的互补、联系、合作、整合，杜绝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关系，通过板块式的经济形势将珠江三角洲做大、做强，实现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共赢和发展。具体来说，珠江三角洲内部应当积极打造“双核多心”的城镇中心体系，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珠江三角洲内部资源的整合。对于广州市来说，广州要定位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龙头城市、中心城市，不断加快自身的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强化自身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上的中心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将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珠江三角洲现代化中心都市。
2.2.2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珠江三角洲发展趋势，珠江三角洲区域应当以技术———产业创新为中心，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当坚持创新，坚持消化创新与集成创新齐头并进的方式，充分利用开放优势，吸引先进技术、消化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终实现技术出口，以此来培育本地企业成长，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3]。
2.2.3东西岸共同发展首先，要积极兴建运输网络，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强调西岸城市的重要地位；其次，政府要合理整合优化东西两岸的资源，提升西岸边资源集聚的能力；最后，以广东为首的东岸城市要积极加强与西岸城市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优势互补，以此来促进东西两岸的共发展。
3结语
本文简要分析了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中心地位，以及内部的经济联系问题，并针对广州市提出了具体建议。之后分析了珠江三角洲整体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和策略，旨在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协调、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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