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格局；次贷危机
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DOO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一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一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一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一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一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一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减至6.8％，2009年第一季度为6.1％，是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增长。2008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匮乏。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上升7.9％，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业部门增长减速最为明显，6月份仅为5.4％，服务业首次出现下降。受金融危机深化影响，第四季度增长6.5％，为全年最低。
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减弱。高通货膨胀压制了私人消费；由于经济前景看淡，第三、四季度投资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内随着亚洲货币兑美元汇价的下调，出口增长略有回暖，但仍处于5.0％的相对低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时就明显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虽增长5.2％，但环比仅上升0.6％。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增长滑落最为显著。在墨西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其出口增长受阻；而食品价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费需求。哥伦比亚紧缩货币政策明显打压了消费和投资的意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停滞制约了其增长步伐。只有巴西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保持5.8％的增长。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导致调整成本增大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失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来，失衡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失衡更多表现的是世界资源配置、全球财富生产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的扭曲，生产与分配在地域、产业中的严重失衡。全球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以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失衡，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配置比例失调，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分配失调的结果。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诞生，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流通和生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生产。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调整就必然发生。当然，这种生产与流通的比例关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得到反映，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会在世界范围形成生产、流通的适当比例，只有当全球的生产、流通失衡，自我调节无法进行时，这种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调节才会发生，而代价比在一个经济体内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是以华尔街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结果，是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深化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领域时，全球失衡将持续面临矛盾积累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美国的做法一定是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通过转嫁的办法，例如利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法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即贸易顺差国。近十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但是，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时间也将是漫长的。
另外，以虚拟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美国新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经验观察，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其结局大抵是经济崩盘，美国、日本、英国和新兴的经济体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简单，房地产如果满足的仅仅是消费需求，它的规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则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规律、虚拟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失衡的经济中，不崩盘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危机意味着美国虚拟需求增长方式的调整，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危机也预示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与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术泡沫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机构选择了非贸易品部门作为资产泡沫的炒作对象，并且尽其所能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非贸易品部门的虚拟需求虽然其衍生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转移，但是其真实需求部份则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实际购买力，因此，虚拟需求的泡沫在房地产行业的真实需求支撑远远不及信息技术行业。这就决定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调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大大增加了经济何时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一国在危机面前的控制力可能会使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被重新定义，不会再从经济的总量和价格的操纵上而是从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上来重新定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全球将目光转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国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将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然而，笔者对此存有疑义：中国和印度，人口25亿，但每年消费仅3.7～3.9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口的年消费额达到近10万亿美元，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多地还要期待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
(一)贸易格局
随着2009年各国先后进入零利率时代，在政策层面上可能都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也可能在单个国家爆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也许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微调，例如美国的经济政策就在以新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转变的形式进行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了“购买美国货”(BuyAmerican)条款，欧盟认为只使用美国钢材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欧盟比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冲动可能更强烈。因为欧盟遇到的困境要比美国大一些，会更加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投资，严禁资本的对外输出和非本地区贸易产品的输入。而欧洲产业和亚洲产业之间存在同质化特征也是导致欧洲保护自身市场的重要原因。例如英国反对使用外籍劳工，提出要求保留“英国的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jobsforBritishworkers)的呼吁。法国政府要求汽车制造商承诺不会将工作或生产转移到国外，否则不予提供60亿欧元的救助，并且必须购买法国国产的汽车零部件等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一系列救助计划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以及2008年7月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很多国家政府担心可能诱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会有一定的抬头，但不会泛滥成灾。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欧盟(EU)等主要成员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历史上有过相似的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施了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现在都会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毕竟，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依存度增强，再度回归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时代不太可能。但是还要看到，各国可能在采取的贸易保护形式上会有所变化，不会采用传统的关税和配额等措施，更倾向于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模糊的措施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措施。
(二)金融格局
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弹性、美元的弹性远大于人们的预期，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货币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渺茫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有学者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以减轻外债负担。这一货币地位也被用来转嫁危机。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就多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输出通货膨胀转嫁衰退。目前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要求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就是金融危机后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其重塑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向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难预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美元不断贬值，全球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回报率高的投资场所，那么这些资本将流向何方?资本市场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资源，现在却变成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的流向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危机之后，国际游资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机无限炒作，那么，未来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就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大而正面促进作用小。
(四)产业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格局，有互补，有竞争，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发生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如果这次世界经济放缓，会迫使中国从内部重新进行产业格局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首先，美国总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带来的市场总体份额缩水，必然会导致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其直接结果便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转为资源向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投放，如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现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会进一步通过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节能标准对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进行限制，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考验。最后，当美国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也遇到障碍后，美国当前的经常性项目的巨额赤字将难以维持，那么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会是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的转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从非物质权力转向物质权力。这将对全球的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世界经济利益格局
根据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相对稳定之间要重新寻找契合点。此时应适当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的稳定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中间，需要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已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另外，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币有效管理汇率浮动空间，并对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
(六)世界经济协调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物经济领域的失衡与金融领域的失衡相脱离，这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了难度。从资产负债的分布地区来看，美国资产的一半以上、负债的40％以上都来源于欧洲地区，而美国持有的亚洲地区资产不足总资产的20％，对亚洲地区的负债也仅占总负债的30％左右。但若从美国的地区贸易权重上看，欧洲地区在美国贸易中所占权重仅为27.3％，而亚洲地区的贸易权重为41.2％。因此，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亚洲地区则与美国是贸易伙伴关系。所以，欧洲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形势也更为严峻。欧洲的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次贷产品，同时冰岛、英国等国银行业过度扩张使其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较大。因此，国际经济的协调应该是两个方向上的调整，即美国与欧洲之间和美国与亚洲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的纠偏。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
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显著特点，是冷战之后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演变，以及最终形成的背景首先考虑的因素。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多家花发展具有双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多样化，又有单一化；既是分散化，又是集中化；既是本土化，又是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仅不会阻碍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而且变成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生活向国际化、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现代意义上应该是发端与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本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推进过程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列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推动者，以及世界政治的“主人”。不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全球性欧洲帝国的形成。
二战以后，美国走上了世界舞台。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美国霸权。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再次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受到南北方力量、东西方力量失衡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减弱的情况下，出现了内部分化，有一些国家投入了资本主义经济阵营；国家在巨变之后实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国家逐一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使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内容、范围、规模，还有经济生活国际化、社会化的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是新一轮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主导。签署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解体，是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出现的，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推行全球统一化的企图。然而，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其企图的单极世界格局也未能如愿以偿。两极格局解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就是由于这一规律的持续作用，使得产生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加速发展，促使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新阶段。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焕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大国实力发生“序列易位”的幅度和可能性都比以前增大。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是参与综合国力的战略竞赛。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各国的多元化正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用范围。由于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力量，将所有国际政治经济都纳入统一的发展进程，使得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在统一起跑线上竞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资源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使世界经济从以少数欧美国家为中心，演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为后来居上的国家创造了空间，从而产生不平衡规律的全球化。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最基本单元，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世界构造的最基本元素。
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从政治领域来看，是一种制度安排。全球化不能超越人们的观念独立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意识和政治制度方面，它是在现有的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下发展的，只能与现有制度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机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的保护。国家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进程，为国家提供了展示力量、展示活动的舞台。
再次，经济全球化不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但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心态。全球化趋势不仅不会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使文化上的民族性差异比以往更加突出和明显。经济全球化确实会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作为构成世界主体的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他们构成了世界整体，是经济多元化的基本元素。目前，世界上形成和出现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取代利益多元化，充其量会变成对利益多元化的某种协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建立由他们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将“单一”价值观构筑成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产生严重的冲突和对立。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经济格局，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与此同时，各大国都纷纷公开表态，表达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的主张。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公开发表声明，认为不断发展的欧洲各国和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1998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公开表示，由一个国家独霸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多极化发展是最民主、最明智的国际社会体制。1999年7月，叙利亚总统公开表示，应该创建一个多极化世界，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这一趋势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企图建立的“单极”世界格局收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这一切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正确反映。面对这一态势，美国人也承认，世界霸权收到内外许多条件的限制，“其深度有限”。总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不论霸权主义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关键词：冷战 国际关系 多极化 一超多强 冲突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肯尼斯·沃尔兹在其论文《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肯尼斯·沃尔兹阐述了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以及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得出结论：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关键词：马克思；布罗代尔；“中心－边缘”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 [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