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名称：Contemporary Eco-Agri Culture
主管单位：中国农业生态环保协会生态农业委员会
主办单位：吉林省人参商会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2-8807
国内刊号：22-124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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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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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当代生态农业》是由中国农业环保协会生态农业委员会、吉林农业生态经济学会共同主办的科技类学术季刊，国内统一刊号CN22-1242/S，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8807。本刊是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入编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综合评价数据全文收录；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本刊紧扣时代主题,以农业、农村领域内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涵盖农学、林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1.1发展现状
江北区现有耕地约6700hm2，山林4000hm2，是宁波市老三区唯一被誉为“米袋子、菜篮子”的区。全区农业人口8.7万人，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52家。尽管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展较快，但受传统种、养殖习惯影响，目前全区种植、养殖业仍呈现规模较小、数量较多的状况。2008年粮食复种考核面积6700hm2；葡萄、梨、柑橘、杨梅、西瓜等水果种植面积超过2000hm2，其中慈城产的白茶、微型盆景与洪塘产的葡萄、蜜梨等林特产品知名度较高；蔬菜种植面积近1333hm2，专业从事蔬菜种植和销售的专业户涉及全区19个村700多户；拥有各类畜禽养殖大户400多家，年产生猪6.5万头，存栏奶牛700多头，生产各类家禽200多万羽。2008年种养殖业产值达4.86亿元，是全区农民纯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1.2主要特点
1.2.1常规农业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地区集中，规模户不断出现
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全区种养殖业逐渐向慈城的乍山、妙山和庄桥的费市片集中。仅慈城和庄桥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占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的90%以上；平原水果和花卉苗木则主要集中在洪塘和慈城；养殖业也基本集中在了这些区域。随着城郊结合部一大批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小规模养殖场先后被关闭，规模化万头猪场也随之诞生，并配套建成了沼气池、有机肥料加工厂，使昔日废弃的排泄物得到综合利用。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5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负责人，逐步成为全区农业生产的骨干和领头人。
1.2.2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应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农业害虫非农药防控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是现代生态农业的一大亮点。通过将杀虫灯、防虫网、性信息素、色板应用于蔬菜等作物害虫防控，改变了农民大量使用农药的种植习惯，是农业害虫防控技术的一大突破。另外，以大棚、滴灌技术为重点的设施农业，既增强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加大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涉农投入，一大批山、水、林、田及沟、渠、路、河道经过综合维修和整治，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抗灾能力大大提高。1
.2.3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建设相结合，休闲农业发展步伐加快
全区规划建成了市级以上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1个，其中申报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3个。农业龙头企业蓬勃发展，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达25家，其中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9家，通过各项管理体系认证的有20家，其中ISO系列认证的有14家、HACCP认证的有5家。农业品牌化和无公害生产技术水平有新突破，农产品品牌获得全国驰名商标1个，省、市著名商标12个；市级名牌称号14个；完成有机食品申报3个、无公害农产品认定11个、无公害产地认定6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面积达到550hm2。与此同时，利用近郊和山水资源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都市农业园区、五星绿野农庄、三勤的白茶源、毛岙生态村、洪塘的万亩水果基地等农业企业，依托农业与旅游相结合开发出了系列休闲农业项目，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2江北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工作思路
2.1发展模式根据江北区发展规划和人多地少的现状，未来江北区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建设，应以“促增收、求效益”为立足点，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
2.1.1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生态农业模式一是发展现代设施农业。通过设施改良改造、土壤地力提高及引进新品种，充分利用大棚设施种植高效率的经济作物，推进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二是开发冬季农业。积极利用冬闲田开发种植马铃薯、油菜等成本低、效益不错的经济作物，以及紫云英等冬季绿肥，或种植黑麦草从事畜禽和鱼类养殖，既可减少化肥用量，又可提高土壤地力；三是推广科学轮作与套种技术。如蔺草与晚稻相结合的免耕技术；利用果树冬天落叶季节，增加种植草梅、蔬菜，增加收入；四是探索低产田改良技术。如利用征用后土地的优质表良低产田，提高种植效益。
2.1.2农、林、牧、副、渔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规模养殖业的排泄物被称为“放错了地方的宝贵资源”。当前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欠账很多，一是工业和生活污水对河道的污染；二是畜禽养殖排泄物未及时处理造成的污染；三是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等所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树立生态种养殖理念，通过建立生态农业园区等方法，开展立体、循环农业的示范园区建设，如稻鸭共育技术、稻田养鱼、茭白田套养甲鱼等。帮助农民更新观念，促进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和传统生态农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此外，政府要加大涉农投入，如发展对大江大河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保障渔业资源生态循环和合理再生，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双盈。
2.1.3休闲、观光、旅游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整合农耕文化底蕴和全区浓厚的人文历史、区位优势，通过深入挖潜，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体验农耕文化、品农家菜、住农家屋，促进传统意义的农业逐步向旅游农业转化，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增加农民收入。如都市农业园区开展的草莓采摘、耕地出租、果树认养、农家乐餐饮、田园住宿等模式，使农产品通过加工成为农家菜；让城市的居民参与劳动体验农耕乐；并让久居城市的人们充分享受农园风光；让城市的孩子了解悠久的农业历史和生产技术。农家乐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拉长，而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给现代生态农业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带来的附加值远大于农业本身。
2.2工作思路
2.2.1规划为先，政策引导
农业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全区农业产业规划，确定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区域、重点和导向，每年有重点安排资金和项目推进生态农业基础设施等建设；宣传、卫生、旅游部门则根据历史渊源和现状开展农家乐的包装推广，培训相关接待人员，不断提高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
2.2.2典型示范，科技支撑
生态农业的建设是项综合性课题，首先，应通过示范点的创建积累工作经验，旅游、科技、环保、卫生等部门要积极支持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特别是要围绕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农民增强生态农业意识，并成为自觉的实践者，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和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最后，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及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加大科技、环保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一、坚持科学的人与自然理念，以培养正确的农业生态价值观
该书立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农业生态展开了深入且有益的研究，认为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有利于解决农业生态危机。以往农业的生产模式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资本主义的长期剥削，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改造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只有两者和谐相处，才能做到共同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不会受人类的意识而发生改变。人类称呼的来源在于其具有类的本质，可通过一系列劳动行为，达到改变自然界的目的，但是改变自然界计划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则会带来毁灭性伤害，所以人类需理性看待自己的劳动行为，在遵守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同时，为自己谋取福利，例如以不破坏大自然为前提，合理利用土地、空间、技术、生物，不仅能够获取最大效益，还能让农业生产实现良性循环这一目标。
二、恪守物质变换思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态循环经济发展
物质变换思想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全过程的枢纽，也是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可分为两方面：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换句话来说就是人类之间劳动的相互交换，最初阶段人们只是进行物与物之间的交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简单的交换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产生了交换中介，有着诸多商品，方便人与人进行物质交换；其二是人与大自然的物质变换，土地作为人类的粮仓，能够满足其生活所需，人类也应对土地进行适当的补偿，以此弥补土地生产物质的消耗。但是往往在现实发展中，人们并没有做到，过度的消耗和开发土地生产物质，会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继而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发展异常迅猛的农业生态危机，马克思提出了农业循环经济思想，即把人类消费所产生的排泄物还给土地，以此补充土地所流失的物质能量。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将人类和动物的粪便还给土地，对解决农业生态危机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也能对我国农业生态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发展农业生态的支柱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物质变换；科学技术；制度建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1；F091.9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虽然其没有论及生态农业问题的专著，但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农业思想。它根植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处，贯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历史与逻辑的批判之中。
当前，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由于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饱受诟病与责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深邃的生态农业思想日益引人关注。深入发掘其理论内涵，可以为破解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难题提供借鉴，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指导。
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
作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虽然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跨越，但也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只有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农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融为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才能找寻到生态农业发展的最佳出路。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在经济理性统摄下，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及紊乱。正如马克思所述，在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1]184。在欧洲，这种对自然生态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更为严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料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560。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由于人类对自然无休止地滥用、掠夺和盘剥，原初的自然生态已近乎被破坏殆尽：当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560。总之，伴随着经济理性的高歌猛进，资本主义农业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并不断留下残酷盘剥、肆意掠夺自然的案例：“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2]627。
马克思把在经济理性操纵下人类对自然的粗暴践踏而引致自然对人类的反叛和报复，称为“自然的异化”。然而，使得自然异化愈演愈烈的实际肇事者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以对自然的滥加掠夺和狂妄破坏为前提的；它颠倒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农业生产简化为获取资源的工具，以满足人类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基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生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宗教般热情予以抨击，他辛辣地讽刺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3]68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所开辟的这一新视角引起了后继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深深地为马克思这一针砭时弊的见解所折服，他高度赞赏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4]。的确，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凸显的情况下，马克思就注意到了经济理性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其思想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马克思“自然的异化“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危机、树立科学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摆脱危机的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导。他严正提醒我们：“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长期以来，由于受纯粹经济理性的影响，人们无视自然规律，在从事农业活动时往往置自然的承载力于不顾，一味醉心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地盘剥自然，耗尽地力地进行农业生产，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割裂了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内在统一，导致农业生产越来越片面化和工具化，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耗竭、农业污染日渐深重、农业生态日趋恶化。
面对农业发展的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超越经济理性的自私和偏狭，建立和张扬生态理性，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转向；必须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按照自然发展规律进行创造性劳动，使农业生产摆脱“增长被增长压垮”的危险境地，促进农业与自然的包容性和谐发展。这既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坚持物尽其用，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种植业内部以及种养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利用是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因此可以在一块耕地内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多种作物的耕种，他举例称佛兰德的间作制就是这样：“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6]271在马克思看来，将谷物、亚麻、油菜和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进行轮作，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丰收、土壤的改良，而且还可以为牧业提供饲料，可谓一举多得；而以大牲畜圈养为特征的牧业既可以获得自身收益，又能够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提高耕作业收入，堪称互利双赢。由此可见，农业生产领域不仅生态循环系统众多，而且相互关联，涉及领域宽广，综合效益良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资源消耗，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潜能真正释放出来。
在消费领域，马克思认为消费排泄物对农业发展最为重要，比如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但“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7]115。对于这种破坏农业生态物质循环链的行为，马克思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最终，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质循环和转化的断裂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313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消费排泄物的严重浪费和污染问题，唯有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能从根源上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缝，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真正贯彻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他指出，由于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变得疏离，从而造成了物质变换不可修复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拜物教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理性不断驱使物质变换发生质变，使其不仅仅用于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更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追逐。马克思曾援引《评论家季刊》中邓宁的话，以揭示资本的这一罪恶本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871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使农业发展的生态循环荡然无存。对此，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盲目的掠夺已造成了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危机，这一事实可以从英国骨粉进口量的飙升、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以及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寻找可以撒到田间的骨头的现象中观察到，而这一切都最终归咎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为此就要密切关注土壤养分的循环问题，尤其是要保持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物质无谓地流失和浪费。
总之，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这就是要多管齐下，打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链条，建构完善的物质循环体系，才能促进生态系统能量顺畅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
三、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引起农业变迁的革命性力量。他曾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这里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指的主要就是科学技术。
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结盟的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就越多，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生产模式，改良耕作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马克思认为，“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7]802。在这里，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深耕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耕作”都是遵循农业科技规律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驯服自然力、驱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以水利科技为指向的人工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米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8]
作为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对机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3]463，“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6]261-262为了进一步强调机器的作用，马克思还形象地打了个比喻：“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444。而这种“人的手的创造物”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马克思通过反复计算得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7]733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科技异化的现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5791868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向他谈起了农学家、化学家弗腊斯的作品《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2]285在高度评价弗腊斯的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2]285――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286在此，马克思再次申明，人类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然生态成为农业生产的着眼点与活动边界。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借助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重构农业发展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约束科技理性在农业发展中的狂妄行径，扭转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对此，马克思特别提出了实现农业技术生态化的具体做法：比如采用新的灌溉方法、改变耕作制度、施用骨粉等有机肥等，这样可以保持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7]733。从这一系列蕴含生态理念的做法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探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深度与广度。
显然，从马克思的科技观来看，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要构建符合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农业发展与自然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生态”度。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突破农业资源环境的约束，化解农业生态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四、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人类要发展生态农业，根除生态灾难，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137马克思曾围绕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其视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称它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之一。他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878
基于此，马克思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7]918，从而超越人对土地的异化，促进农业生态的自我修复，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也只有在未来社会的自由王国里，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目前的生态困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8-929。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生态理性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得到重建，那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才会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因此，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从而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马克思对于生态农业发展制度构建的密切关注，为我们当前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智慧源泉：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靠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生态农业建设得以扎实展开，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但如何开创生态农业发展新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态农业发展具体制度的建设须迈出新步伐。我们应把农业资源消耗、农业环境损害、农业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农业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农业环境保护制度和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农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此外，还要加强农业环境监管，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农业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总之，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具体制度创新，才能制约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盲目性和短视，克服生态农业发展的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
可见，马克思不仅从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作出了全面、整体的把握，更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发展准则、动力机制和制度条件。它启示我们：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要塑造符合生态理性要求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其成为对生态农业发展起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的力量，更应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不仅要发展农业生态技术，促进生态农业发展跨越式进步，更要推动生态农业制度建设，使其成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保障，这些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更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始源之基。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马克思的生态农业思想不仅依然“在场”，而且伴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其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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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直道.史的唯物と学：下卷[M].东京：大月书店，1972：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虽然其没有论及生态农业问题的专著，但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农业思想。它根植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处，贯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历史与逻辑的批判之中。
当前，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由于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饱受诟病与责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深邃的生态农业思想日益引人关注。深入发掘其理论内涵，可以为破解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难题提供借鉴，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指导。
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
作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虽然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跨越，但也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只有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农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融为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才能找寻到生态农业发展的最佳出路。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在经济理性统摄下，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及紊乱。正如马克思所述，在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1]184。在欧洲，这种对自然生态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更为严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料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560。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由于人类对自然无休止地滥用、掠夺和盘剥，原初的自然生态已近乎被破坏殆尽：当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560。总之，伴随着经济理性的高歌猛进，资本主义农业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并不断留下残酷盘剥、肆意掠夺自然的案例：“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2]627。
马克思把在经济理性操纵下人类对自然的粗暴践踏而引致自然对人类的反叛和报复，称为“自然的异化”。然而，使得自然异化愈演愈烈的实际肇事者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以对自然的滥加掠夺和狂妄破坏为前提的；它颠倒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农业生产简化为获取资源的工具，以满足人类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基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生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宗教般热情予以抨击，他辛辣地讽刺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3]68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所开辟的这一新视角引起了后继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深深地为马克思这一针砭时弊的见解所折服，他高度赞赏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4]。的确，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凸显的情况下，马克思就注意到了经济理性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其思想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马克思“自然的异化“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危机、树立科学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摆脱危机的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导。他严正提醒我们：“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长期以来，由于受纯粹经济理性的影响，人们无视自然规律，在从事农业活动时往往置自然的承载力于不顾，一味醉心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地盘剥自然，耗尽地力地进行农业生产，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割裂了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内在统一，导致农业生产越来越片面化和工具化，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耗竭、农业污染日渐深重、农业生态日趋恶化。
面对农业发展的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超越经济理性的自私和偏狭，建立和张扬生态理性，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转向；必须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按照自然发展规律进行创造性劳动，使农业生产摆脱“增长被增长压垮”的危险境地，促进农业与自然的包容性和谐发展。这既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坚持物尽其用，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种植业内部以及种养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利用是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因此可以在一块耕地内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多种作物的耕种，他举例称佛兰德的间作制就是这样：“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6]271在马克思看来，将谷物、亚麻、油菜和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进行轮作，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丰收、土壤的改良，而且还可以为牧业提供饲料，可谓一举多得；而以大牲畜圈养为特征的牧业既可以获得自身收益，又能够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提高耕作业收入，堪称互利双赢。由此可见，农业生产领域不仅生态循环系统众多，而且相互关联，涉及领域宽广，综合效益良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资源消耗，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潜能真正释放出来。
在消费领域，马克思认为消费排泄物对农业发展最为重要，比如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但“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7]115。对于这种破坏农业生态物质循环链的行为，马克思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最终，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质循环和转化的断裂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313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消费排泄物的严重浪费和污染问题，唯有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能从根源上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缝，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真正贯彻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他指出，由于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变得疏离，从而造成了物质变换不可修复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拜物教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理性不断驱使物质变换发生质变，使其不仅仅用于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更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追逐。马克思曾援引《评论家季刊》中邓宁的话，以揭示资本的这一罪恶本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871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使农业发展的生态循环荡然无存。对此，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盲目的掠夺已造成了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危机，这一事实可以从英国骨粉进口量的飙升、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以及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寻找可以撒到田间的骨头的现象中观察到，而这一切都最终归咎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为此就要密切关注土壤养分的循环问题，尤其是要保持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物质无谓地流失和浪费。
总之，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这就是要多管齐下，打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链条，建构完善的物质循环体系，才能促进生态系统能量顺畅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
三、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引起农业变迁的革命性力量。他曾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这里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指的主要就是科学技术。
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结盟的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就越多，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生产模式，改良耕作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马克思认为，“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7]802。在这里，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深耕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耕作”都是遵循农业科技规律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驯服自然力、驱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以水利科技为指向的人工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米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8]
作为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对机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3]463，“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6]261-262为了进一步强调机器的作用，马克思还形象地打了个比喻：“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444。而这种“人的手的创造物”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马克思通过反复计算得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7]733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科技异化的现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5791868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向他谈起了农学家、化学家弗腊斯的作品《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2]285在高度评价弗腊斯的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2]285――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286在此，马克思再次申明，人类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然生态成为农业生产的着眼点与活动边界。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借助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重构农业发展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约束科技理性在农业发展中的狂妄行径，扭转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对此，马克思特别提出了实现农业技术生态化的具体做法：比如采用新的灌溉方法、改变耕作制度、施用骨粉等有机肥等，这样可以保持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7]733。从这一系列蕴含生态理念的做法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探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深度与广度。
显然，从马克思的科技观来看，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要构建符合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农业发展与自然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生态”度。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突破农业资源环境的约束，化解农业生态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四、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人类要发展生态农业，根除生态灾难，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137马克思曾围绕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其视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称它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之一。他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878
基于此，马克思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7]918，从而超越人对土地的异化，促进农业生态的自我修复，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也只有在未来社会的自由王国里，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目前的生态困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8-929。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生态理性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得到重建，那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才会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因此，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从而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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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1)基于环境社会系统分析的可持续发展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学习心得 张象枢
农业技术研究
(14)放牧对草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进展 曲同宝 张建峰 杜玮超 庞思娜 袁霞
(21)玉米杂种优势遗传机理及其预测的研究进展 张长平 祁新
(26)稻田养鸭对稻田主要虫、草的影响研究 张洪艳 李桂梅
农业经济管理
(31)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为的调研报告——基于吉林省305个农户的调查 杨子刚 宁艳波 王明东 崔宝华 陈喜东
(36)黄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科技信息扩散一吸纳模式研究——基于垦利市9个乡镇的实际调研数据 李宁 郑杰 曾山川
(41)提高吉林省农民职业素质的对策建议 田雨露 郭庆海
(46)吉林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发展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雪 韩星焕
(52)吉林省农户对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吴迪
(57)中国人参产业链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田露 王军
(62)吉林省人参市场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杨朝丹 刘帅
(65)基于农业品牌战略的农民增产、增收保障措施研究——以山东省章丘大葱生产种植为例 王星 李宁 董壬成
林业经营管理与技术研究
(70)浅谈基层林业站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职能作用 李英志 王和学 张成 郭峰 杜玉峰 张元华
(73)论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源涵养林的建设 王树伟 葛林
(77)石河林场万亩药材园林下参实用栽培技术 宋洋 关靖宇 王磊
(80)拧筋槭种子休眠原因研究 施晓文 王德印
(84)长白松概况与研究进展 刘秀丽
(89)东北刺人参的栽培采收及开发利用 张英俊
(91)论林业信息化建设 张言
(93)关于gps与mapinfo电子林相图数据转换的应用浅析 胡?D 李守峰 孙亚东
(96)吉林市红松经济林工程的问题与建议 孙亚东 王磊 刘殿仁
(98)舒兰市日元贷款造林工程项目效益分析 韩明福 田秋红
土地管理问题
(101)长春净月开发区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董娜 聂英
(106)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研究——以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为例 张羽 冯博功 张涛 王涛 王斌
(110)《当代生态农业》征稿启事 无
(111)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整理 陈文生 王嘉苹
(114)关于征地机构建设的思考 史东凯 张羽
(117)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整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秦玉芹 李斐 金雄
资源保护与环境问题
(122)园林坡地植物选择与配置 李晓杰 吴慧婷
(124)园林绿地对城市环境的作用 李守峰 王松贺
(128)城市环境对绿地植物的影响及绿地植物的选择 沈洋 谭永林
(131)山药营养保健成分及其应用前景 杨学梅
(135)污泥中多环芳烃分析方法的综述 付毓 孙红杰
(138)生物监测在水环境污染监测中的现状与展望 申冰玉 卢振兰 李莉
综合研究
(143)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出路——以吉林省为例 赵玲 刘彦彤 魏楠
(148)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郭姝宇 严姗姗
(156)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补偿问题研究 刘金英
(164)吉林省食品加工企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张瑜 林娜
(167)吉林省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成颖 张微
(169)信息技术与档案文化资源建设 董继红
(171)浅谈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正确理财观 周航 赵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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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环境社会系统分析的可持续发展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学习心得 张象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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