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育体系；问题；困境；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12013）07-029-02
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由规模扩张到精神内涵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层次不清、关联性不强等状况，成为阻碍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改革。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由规模扩张到精神内涵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层次不清、关联性不强等状况，成为阻碍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改革。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处地区其他劳动供给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函数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hi,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劳动供给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综合指标，是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指数。我们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连续的，而且二阶可微。同时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对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设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本存量、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都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ai来描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较发达区域拥有丰裕的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从而该地区的经济环境能够与该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很好的互补性，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对一个代表性劳动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
我们可以用2U(w,h,a)/hjai>0（i≠j）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外部性。假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在做有关自身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将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劳动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问题：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反应函数，如果我们做出传统的假设，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对于任何(h-i, a)，存在一个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劳动者的问题。隐函数定理意味着?h*(h-i, a)/h-i>0,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选择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数。
当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决策就会产生外部效应。这种由受教育程度的决策所产生外部效应是一种战略互补性，可能会引起多重纳什均衡。
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供给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设Z为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h*(Z)=Z是不动点，即如果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Z，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也会选择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图中，三条坐标轴分别代表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a。在hi和h-i,所决定的平面中，横轴为h-i，即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纵轴为h*，即给定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代表性劳动供给者所选择的最优受教育的程度。每个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间。我们知道，反应曲线h*(h-i)的斜率为正，图中画出了一个例子，反应曲线与45曲线的每一个交点是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点。在我们所画的图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A,B,C，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对称的，我们可以用帕累托标准排序，从而看到哪一个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均衡，但我们要说的一般结论是：当存在战略互补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时我们亦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所以我们亦要考虑到反应函数所带来的使得劳动供给者效用最大化时的情况，结果如下图图1所示：出现了多重均衡的现象。如图中所示,B均衡点对应B`均衡点.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上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为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同时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行为亦有影响。
我们怎样促使经济体从一个低的均衡点向一个高的均衡点移动呢，既然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就可以影响到单个劳动供给者的决策。同时如果一个地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亦会促进其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又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外部效应。
以上我们在分析劳动者的选择行为时并没有考虑到工资的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随着劳动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个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下降，此时，又会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市场上也会存在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当该地区的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是技术密集型时，其势必会对劳动力的价格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补性，在某种情况下，替代性大于互补性，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则厂商的生产函数可能更接近CES生产函数的形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城市部门的工资就会对城市的迁移劳动力的数量产生一个正的作用，此时就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互补性大于替代性，此时即使资本对劳动有一定的替代性，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和投资环境仍会对劳动者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产生很大的外部效应，结果会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在发达地区，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工资收入有较高的信心。
以上仅仅是狭义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发达地区的资本替换为该地区所拥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那么上述结论仍有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
［1］蔡防.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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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管理世界，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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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建，周亚，.工资结构对劳动力迁移影响的模型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卷），2003，（1）.
关键词：搞好企业；职工教育
一、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现代化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现代企业生产方面拥有比较复杂的技术装备，其生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劳动分工非常精细，协作关系非常复杂，生产连续性很高，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专门人才来支撑。
（二）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学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数量问题。目前，以现有企业的普遍状况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抓正规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工教育，实行全员培训，是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是知识、技术的老化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许多新的发明创造，使原有知识迅速陈旧。每个职工单靠原来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不断接受新的再教育，掌握新的科学知识。这就必然要加强职工教育。
再其次，职工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针对性、实用性和实践性。这些本质特征就决定了它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是正规教育所办不到的。从普通学校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总之，职工教育具有其他教育不可取代的特殊功效，它对于培养和提高各级在职人员的素质及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开发生产力资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职工队伍现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职工队伍状况要求职工教育一方面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方法进行培训，普遍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素质；另一方面在职工队伍中培养、造就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门人才，从而改变职工队伍现状，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二、加强职工教育是适应新时期科技发展的迫切需要
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果不加强职工教育，就不可能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就不能利用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职工教育的发展。
（一）劳动力水平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过去那种把人归结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单靠一定经验和劳动技巧就能进行物质生产的说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新要求了。现代生产的劳动者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是包括智力在内的、由体力和智力结合起来的劳动者。职工教育就是对现有劳动者进行再加工、在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的。
（二）劳动力“质量”的高低，是现代化、信息化建设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国外有关专家认为，现代化生产发展速度同以下几种因素有关：有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有无充足的资金；有无丰富的资源；有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有无能够满足需要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同劳动力“质量”相关，因此提高劳动力“质量”，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有些部门和行业会被逐渐淘汰，同时又有大批新的部门和行业随之而产生。这就要通过职工教育，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进而使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高，才能逐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三）科学上或技术上的突破，并不等于生产力的直接实现。任何新的技术、设备，都是人的智能结晶。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要靠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这种劳动者只有通过教育，特别是职工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现代的设备，必须由受过专业培训，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工人使用，才能发挥它的先进性。否则，设备再先进，也会因使用不当，掌握不好，而不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样，知识如不及时更新，也将意味着科学技术永远处于落后状态。面对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的陈旧越来越使我们感到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三、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职工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迅速、最可靠的方法，在于对劳动者普及职业技术知识的本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职工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了，但同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更要重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就是说，只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职工教育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职工教育的经济效益是职工教育作用的最终体现，反映了职工教育提高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与整个社会国民收入的关系。职工教育在生产、技术领域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
四、加强职工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教育 孩子 学会劳动
劳动创造世界，这是人们早已认识的一个真理。因此，在中小学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教孩子学会劳动，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它理应成为我们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校严重忽视劳动教育的状况，却不能不令人忧虑。
首先，一些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缺少正确的认识。在一些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很少甚至没有进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这类常识的教育，国家教委早已列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的小学劳动课、中学劳动技术课，在相当一部分学校没有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开设，有些学校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一下，或者“春游”“秋游”一番，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一些学校虽然在课表上也标明了这些课程，但仅仅是为了应付各种检查的虚设课程，实际上有的改成上文化课，有的则变成了学生完成各种繁重作业的自习课。
其次，由于一些学校忽视劳动教育，再加上家庭教育和社会传媒的错误导向，致使一些学生在思想认识上鄙视劳动和普通劳动者的观念日益蔓延。很多调查已经表明，中小学生中立志要当工人、农民的人数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大多数人一心要成名成家，却不愿意从事一些脏活累活，不甘当一名普通劳动者。
正是因为一部分中小学生缺少劳动锻炼的机会，他们不仅在品德意志上表现出许多弱点和缺陷，而且缺乏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技能。一旦走上社会以后，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技能准备而一时无所适从，难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摒弃教育观念中一些错误和陈旧的东西，充分认识在学校进行劳动教育的重大和深远意义，当前特别要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对学生进行做普通劳动者的教育。
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起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劳动教育，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把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实践结合起来，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接触工农群众，了解实际生活，培养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些道理本来应当为大家所接受和在实际工作中得以贯彻。但是，由于教育指导思想的不端正，特别是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全面应付考试”“一切为了升学”成为了少数学校的工作中心，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成为了可有可无以至被遗忘的事情，因此也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
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明确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我们的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实践相脱离，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无法了解理想社会的建立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具备战胜未来生活上各种困难的意志和品格，就难以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同志当年要自己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儿子自带粮食和种子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其目的就是要孩子补上生产劳动这一课。我们也必须以对祖国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教孩子逐步学会劳动。
我们还应当看到，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可能个个上大学，不可能全部去做轻松的技术工作，而必须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走向社会去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如果我们的学校不能培养学生从事这种劳动所具有的思想、身体和技能，大家都不屑于或不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我们的国家将怎么可能进步与发展呢？所以，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而当前加强进行做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要教孩子学会劳动，除了思想认识的端正和重视之外，我们一定要使有关方面的工作落到实处。我们必须把劳动技术课和劳动课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要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证足够的课时，创造必要的条件，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开设劳动课、劳动技术课的情况要进行认真的了解、调查，并及时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以保证学校进行劳动教育的这条主渠道的作用整整得到发挥。
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2001年和1990—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在排除宏观经济等原因后(该时间段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明显增长)，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教育供给的提高是导致教育收益率轻微下降的重要原因。Tsai(2008)研究也表明，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但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两者作用相互相抵，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100万人增加到2008年招生600余万人，在校生规模从350万人增加到近3000万人，从供给端看，高学历人才从数量上已经不“金贵”。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又是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增加了大学生供给会导致高等教育回报降低，同期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会促使此类劳动力价值提升，然而，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到底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大学生贬值，还是说经济增长包含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使得大学生升值，纯粹从逻辑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结论。
实际数据显示，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阶段，短时间内大量学生走出大学校门的同时，囿于经济发展模式落后和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没有做好吸纳突如其来、庞大的新增高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准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人数飙升，如图1，2002年 过后，应届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从每年不足40万快速增长到2008年近2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非累计数字)，年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数据来源：梁冬梅，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9. 6)
图1 2000年—2008年大学毕业生当年未就业人数和增长率
因此，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实际已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因为无论是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之大比例和规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情况，现有研究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身上，所得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极有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常规方法对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率进行验证研究，同时引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规模激增现实因素予以对比，以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设计
明瑟方程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其中，ln w是指个人收入的对数，Sch表示教育年限，Exp表示工龄，ε为误差项。系数β就是个人教育回报率，因为方程没有涉及教育成本，所以该方程求得的回报率并没有考虑成本因素。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变LUNwen. dylw.net 量遗漏、选择偏差、异质性等问题，一般学者会加入一些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问题，仅采用最基本模型②。另外，公式(1)中的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β代表平均教育收益率，为更方便地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反映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并有利于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借鉴李实等(2003)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也被大量文献所采用，将公式(1)改写为：
(二)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项目(CGSS2006)，该年共获得了10151个样本(家庭)相关情况，有1220个样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其中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样本有7348个，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样本为824个。
相关变量的处理方式为：受教育年限、收入等在调查问卷中直接体现；工龄的计算方式为当前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7(默认7岁是普通公民开始接受小学教育的平均年龄)；在教育层次上，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中等教育学历和高等教育学历三种。
本研究采用出生同期群方法来比较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情况，按照我国正常的学制年限安排(即设定23岁是个人从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个同期群分别为：第一个同期群(C1)涵盖1957年到196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情况；第二个同期群(C2)涵盖1967年到197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90年代情况；1977年后出生的公民归为第三个同期群(C3)，以研究2000年以后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三、分析与讨论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同样标准，只研究那些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并领取报酬的样本，而舍弃掉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领取固定报酬的样本，这样就有一个潜在假设：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一个长期的稳态过程，无需考虑更多因素就可以将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比较，当代大学生与10年前乃至20年前在获得职业机会上没有变化。这个假设会怎样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本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同一模型，分别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变化的常规假设前提和引入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因素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
(一)常规处理得出的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稳态”假设前提下，为得到不同年代大学毕业生“价值”数量变化，可利用公式(2)得到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在同一时点，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就业者(参照系)，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呈先增后减，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断升高，从相对系数高137％到高158.9％，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大学生是在持续“升值”。严格来说，这个推论不能直接得出大学生本身“升值”的结论，因为这里高等教育系数只是一个相对系数，有可能不同年代出生的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工作报酬有较大差异，比较的参照系(小学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要对总体情况加以考虑。
表2是根据公式(1)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区段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教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年为单位的个人教育经历含金量越来越高。
结合上文分教育层次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收入要比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入要高，大学生在持续“升值”。这个结果与李实(2003)、陈晓宇(2000)等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二)考虑未就业大学生的分析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跨期或者跨区比较研究时使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是合理的，西方社会在人口、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处于平稳状态，大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比例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而综合我国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9年、2001年2006年城镇失业率分别为3.1％、3.6％、4.1％，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4.7％、2001年的6.1％上升到2006年12.6％，具有大学文凭失业者中因为“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原因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4.9％、2001年的37.2％增加到2006年的47.6％。因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有欠合理，面对不断膨胀的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现实，已有研究显然难以反映整体情况。
CGSS2006问卷中专门设置了就业状况的调查选项，使得我们能够将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情况从其他样本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考虑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C3)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实际情况，将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含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回归模型，这样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价值变化。
将CGSS2006数据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放入样本中进行回归，设定他们的年收入为10元(近似无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高等教育经历劳动力收入对数相对小学及以下学 历劳动力收入对数从表1的158.9％下降到121.9％，不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教育回报。表4显示，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也因为考虑了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年教育收益率大幅下降，不及前两个期间的年教育收益率。
图3直观表明，用一般的教育回报率计算办法，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和个人平均收益率都在不断增长，然而，在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因素条件下，以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为参考，收益率最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次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收益率最低为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就个人平均教育回报率而言，新世纪新生劳动力(1977年以后出生)教育回报率最低，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1957—1966年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最高。三者次序之所以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仅仅把已经在寻职大潮中成功“上岸”的大学生们计算入样本中，忽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依然还在失业的苦海里艰难挣扎，如果将两者合并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新世纪大学生价值在“明升暗降”。
(a)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变化
(b)个人平均收益率变化
图3 考虑就业状况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比图
另外，明瑟估算方法并不反映和包括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仅仅对大学生“产出”部分进行考量，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学生学费成本、生活成本、求职成本在不同程度增加。如果考虑这些成本变化因素，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可能愈显低下。所以，目前“读书无用论”再次被人们频频提起，原因并不是民众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否定，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是值得的，“读书无用论”适用对象是目前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现有大量研究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2000年过后更是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CGSS2006)数据进行分析，将未就业样本数据包含到明瑟估值模型当中并将结果与传统分析结果相比较。发现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条件下，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最高，大学生“升值”明显。然而，在加入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样本状况下，2000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回报率大幅下降，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生教育回报率都要低，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发生着快速“贬值”。
结果说明，现有的大量研究没有考虑我国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性变化，并假设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就业状况类似的研究前提，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高估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LUNwen. dylw.net 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对发达国家更高的两个研究“假象”。本文是对既有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个纠正和补充。
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学者以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不断增高之表面现象作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学学费、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据和理由，认为普通家庭及个人教育投入回报预期明显，有意愿承担更为高昂、更高比例的大学生学费负担。且不讨论公益的、具有外部性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否应该通过民间不断投入方式来实现发展，仅从教育回报来说，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阶段还是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关注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更多投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
［收稿日期］2012-03-14
注释：
①1个人教育回报率与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回报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而中国数据显示(李实，2003)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初等教育回报率，个人教育回报率介于中间。由于部分文献没有专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为口径对比方便，本文某些段落采用个人教育回报率数字而没有用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这种口径变化不会影响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