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古代教育法律萌芽。唐宋时期律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一度兴盛，是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世纪末期，欧美法制入侵中国，随着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变革，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逐渐产生。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成立了许多临时性的培养“人民司法干部”的司法机构。70年代后期，国家为支持法律教育的发展又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法律教育，从而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人才。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实行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但由于此种考试只是对从事律师行业的一种考试制度，而不是对法官、检察官的考核，因此三种行业的人员在从业资格与选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教育在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和有力的支持。法律教育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学家们大多数的探索没有摆脱经验的束缚，因此触及的根本问题不多。
二、当前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
（一）法律人才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其不仅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信仰，即时时刻刻维护法律的尊严，用法律的利剑来维护社会正义。但高层次法律人才匮乏真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过于注重学生理论的培养，法律十四门核心课几乎全部在课堂上教授，不注重法律实务的培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有的学校所谓的“实习”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就使得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步入社会从事法律实务时不知所措。
（二）招生标准多元化，生源素质参差不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政策的出台及各高校利益的驱使，一些法学院在招生时逐渐降低招生门槛，扩充招生规模，不仅大大超出了学校本身可以承受的学生容量，还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学校对不同的学生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模式，使用同一标准进行教学，这就使得不同程度的学生很难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其理论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繁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受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选择了法律专业。于是，我国法律教育从一开始的正规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教育培养，逐渐发展成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但从长远看来，这种繁杂的法律人才培养途径势不但不会推动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阻碍作用。
三、对当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法律教育观念。法律人才的培养，绝不是掌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就大功告成，法律是变化发展的，它需要不断深入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国家应注重法律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仅专业知识要过关，还要培养法律学生的逻辑思维，要全面的思考问题。同时，要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又要能摆脱伦理的束缚。还要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等。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创新法律教育的理念，要认识到法律教育不仅仅是理论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
（二）坚持高质量、高层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标准模式。一位合格的法律人的选拔，其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还要能跳出法律的思维，全方位的考虑问题。在自由心证逐步占据重要位置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没有灵魂的讼棍和没有良心的法官”，而是需要有正义感且理性的法律人来实践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人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与时代相背离的传统思想，包括家庭教育思想，作为文化遗产也同时影响到我们的价值取向，它们成了种种规范，束缚了父母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家庭教育科学化的羁绊。中国父母心中有许多潜在的“规范”，这些规范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思想里。尽管我们很难讲出这些“规范”是什么，但是，当孩子的言行与我们潜意识中的这些“规范”不符时，父母就要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干涉。
二、中国当代家庭教育之弊端
说到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的弊端，主要是指许多家庭中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法的不科学，本人从当代我国家庭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选取了以下的典型加以论述。
(一)过度溺爱，过度保护，抑制了孩子独立人格的培养
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当仁不让地名列前茅。中国家长溺爱程度之深，很在一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的隔代教育造成的。
(二)管得太多，干涉太多，惩罚太多，孩子累父母也累
在中国特有的传统观念之中，父母和孩子的地位是不存在。所以父母对孩子有一切的干涉或者惩罚，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中国的孩子一出生，以后的道路就已经被父母安排好了，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教育是一个过程，让孩子逐步的成长，，给孩子太多的干扰，限制孩子天性的增长。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优秀能干的父母经常试图用自己的光环套给未来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来取代孩子的一面。
(三)性教教育近乎空白，以至于成为孩子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在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父母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死有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可是大多数孩子在家庭的性教育形势却很严峻。因为中国父母本身就几乎没有正式的、系统的接受过性教育，性知识，性教育的旧思想状态很差。传统观点使他们羞于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家长认为性是可以自学的。在“性”这个问题面前，大多数父母都选择逃避或沉默来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缺乏不是一天二天养成的，父母让它自学，学校教师、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学方法让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知识，大大提高不健康的性心理，性犯罪、青少年可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要人群。
三、家庭教育的一些建议
(一)注重家庭教育的本质
家庭教育其本质是一个家庭一起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的家庭是一个虚拟的家庭。作为父母更多的是关注是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并不断对孩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目标。事实上，孩子在成长的关键在于自己父母，必须不断地建立成长的目标，不断的学习，自我完善。这是一个在学习实践的反应，促进智慧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提高家庭教育的文化内容
在提升的“文化内容”，第一点是要促进“观念能力”的概念，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模式，首先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概念。随着现代科学思维发展，肯定是可以找到良好的教育模式的，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教育模式。盲目地使用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手段是不能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简单地增加投资经费或许不会带来家庭教育的成功。核心是充分发挥智力的优势，文化融入到他的智慧来指导家庭教育的艺术。
(三)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家庭
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平等的家庭教育是每个父母的愿望，即使这样他们也愿意苦点、累点。但是平时应该多沟通，及时指导孩子解决问题，同时理解孩子的困难，让孩子一步一步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耐心地说服、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自信心。通过有效的沟通，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种默契，民主的关系，平等的家庭。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风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以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受的教育就是文化的教育。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教人育人，这可以说是孔门道德教育，亦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之一。在新加坡，政府不仅频频开展“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还邀集海外专家编写《儒家伦理》，用作中学伦理道德的教材。其主持者刘蕙霞博士在谈到开设这一课程的初衷时说：“新加坡在这二十多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旧的传统观念被冲淡了，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起来，加上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外国文化和价值观能够自由传播，容易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在这种环境里，不少关心年轻人道德观念的人，都深觉年轻人有过分西化的倾向。纠正这种偏差以及加强学生的价值观念，便成为教导儒家伦理的一个特殊任务了。”与新加坡类似的还有日本、韩国等国，他们都不排斥儒家文化，反而都比较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它可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把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二、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
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讲，面对外来文化的侵袭，以及经济体制转轨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嬗变，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教育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概括起来讲包括五个方面： ①强调为民族、为集体、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这一优秀传统加以改造与继承，必将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尤其是克服个人利己主义，抵制腐化堕落行为。②推崇仁爱，讲究礼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人们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正是从这种“仁爱”原则出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强调“人和”、“和谐”、“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今天，我们更应该弘扬这种美德，讲文明，懂礼貌，知礼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③追求精神境界和高尚的理想人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激励人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泰然处之，积极进取，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安贫乐道、越是艰难越向前的进取精神。④勤劳质朴。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质朴的民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有功，戏无益”等早已成为人们生活态度、审美标准、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⑤强调修养践履，注重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精神，一个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并且强调“知”与“行”的统一。
三、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1）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法。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解决。孔子还提出”国之本在家”的思想，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孝悌忠信”的教育。因此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的作用，使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效能。
（2）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相结合。孔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发展了一种“爱人”的境界，怎样才能“爱人”达到“仁”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必须高扬“良知”，发扬“本性”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强调人的内省，就是说人的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抛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于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舍，灌输是外因，而自省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3）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家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为德育服务，这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德育首位的确立、教书育人功能的发挥，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社会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发挥德育主渠道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各门专业课程的隐性德育资源，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潜移默化的功效。
关键词：中国教育；教师；教育权威；教师地位；教师的自我实现
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现代教师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搞好适合新时期的教师伦理设计。
一、构建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需要有教育权威作保障．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
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教师的教育权威要求新的教育权成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做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传统权威、家族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权威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性、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权威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是完全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权威体系，是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权威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新中国教育体翩告别传统教育权威体系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但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当前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主要包括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民主化进程中传统教育权威失效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而不再有效；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商品化的教育权威”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
这是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必然经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以教师权威的天然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伦理秩序必将被一种现代的、建立在道德证明或道德印证基础上的教育伦理秩序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核心是教育理念或教育基础的现代性变革。进一步，教育权威的失序又急切地呼唤一种建立在新的教育伦理基础上的教育权威的重建。我们看到，这有赖于一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的形成。比如，在这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中，“教一学”关系、“师一生”关系的良序进行将不再诉求于教育角色的权威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再如，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学生与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杜会的界限日益淡化，教育权威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权威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权威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
应该看到，由教育权威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导向。对传统的教师伦理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社会。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基本地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片远离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确立其师者地位的关键。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伦”在传统社会其实是讲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教师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对“为师之理”有一个新的把握。“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是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赋予师德新的内涵，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德”，我们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履行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教师自身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开放的视野及全球化时代教师的神圣职责
现阶段，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然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教育伦理问题还必须思考：在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使命感。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另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在多元文化态势下，教师应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下，必须从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思维、现代情怀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既是自我实现又是以人格魅力和角色权威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方向。
教师自我实现还有赖于全球化时代教师职责的确立。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全球化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还表现在他(或她)要以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教养创造中国人的群体文化人格，教化未来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前文化转换时期面临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问题。中国要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融人国际社会，那么就要在自己走向世界的同时，容许世界走向中国，就要在一种开放文化心态中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性、相互依存性。
以苏州为例，在新建苏州聋盲学校以后，苏州市撤并了吴江市、吴中区特殊教育学校的盲部及聋部，两校约50名盲聋生将全部转入新校区。这种从市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整体规划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相对学生数额较多，不宜寄宿等情况的智力障碍儿童教育，则由县市级特校进行招生教学。对新建特校如何布局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综合类特校的产生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按照特殊教育的特点，从行政上予以主观干预，认为把这三类残疾学生全部放在一起便于管理。事实上，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鲜见综合类特校，多数为数目较多的小型的专一类特教学校。因此，就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模式来说，建议应该有地级市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统筹规划、落实，整合全市的特教资源，形成一定数量的有特色的多类型的特殊教育学校。
二、课程教材问题
特殊教育的课程与教材问题，这是制约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最大的问题。一个有着八千万残疾人的国家，一套国家授权颁布的课程与教材体系迄今尚未建立。聋教育方面，1997年出版了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但是，很多一线教师和专家认为此套教材内容陈旧、完全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学所需。培智教育方面，几乎每个学校都在研究校本教材，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都在编教材，比较著名的是上海版和浙江版。2013年，教育部在工作重点中提出，“印发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课程标准，启动三类特殊教育教材编写和课程资源建设工作”。由此来看，特殊教育课程与教材的混乱局面还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然而在这种混乱局面下的特殊教育之教育教学、教科研等工作，让很多一线教师无所适从。课程标准以及教材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我国特殊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国家层面的课程及标准早日颁布并实施，以尽早解决特教工作者无课程标准、无教材的历史。
三、办学经费问题
提起办学经费，很多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有着这样、那样的难处。特校难办，难在公用经费缺乏。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重视不够，主要靠校长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不是很普遍，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存在。一个地区，如果县市级教育行政领导对特殊教育重视不够，就会导致特校办学经费异常紧张。特校校长的主要精力就是四处奔波，托人情，找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为学校正常运转筹措有限的经费。办学经费问题牵扯了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过多的精力，导致学校管理松懈，办学质量低下，学校发展迟缓。
（二）特校按照普通学校标准，缺口待补。这在我国很多没有明文规定的地区所施行的公用经费政策。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发达或者领导不重视，没有确定特校公用经费的标准。学校缺钱了，打个报告，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拖。这是众多特校公用经费拨付的现状。
（三）公用经费实施情况不一。目前，我国很多省市纷纷出台了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标准，要求各地按照几倍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拨付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以下是国内部分省市关于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标准的规定：由上表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市包括经济发达省市在提高特教学生公用经费方面提高较快。令人高兴的是，作为西部省市的新疆提出了按照普通学校5~8倍的标准发放。但令人忧虑的是，省级标准到地方以后，能否不打折扣得到执行？特校公用经费的提高并落实，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领导不重视，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可能公用经费迟迟得不到解决；领导重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可能会得到迅速提高。由于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但是各个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要确保特殊教育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各种费用，按照有关法规规定，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及福利销售的盈利中给予适当的补助，特校校长就不需要到处奔波，从而全身心的抓教育教学和教科研工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真正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
四、教学语言问题
教学语言之乱主要体现在聋教育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聋校教学用语是姓“口”还是姓“手”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很多聋校因为各自传统，自动分为手语聋校或口语聋校。到底是用手语还是用口语，莫衷一是。国家教委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口语为主，手势语为辅”。但是在很多学校，依然实施“单一”的教育教学语言。到2001年，丹麦“双语教育”被引进，国内很多聋校纷纷进行试验，“双语教学”“双语文化”“聋人教师”等等，一时间充斥整个聋教讲坛，又将聋校教育教学语言推上路风口浪尖。“口“”手”之争，又增加了“聋人手语”“聋人文化”。笔者以为，聋校课堂教学语言必须按需实施。“只有适应聋孩子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残余听力好的，经过一段时间语言康复的，那你就是用口语教学，让其最大限度的在语言表达等方面接近健听人群；残余听力不好的，经过康复无效果的，你就用手语，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聋人手语。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好，科学的训练手段也罢，关键要适应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孩子的需求。
五、职教“普教”问题
这里的职教和普教，主要是特殊教育高中阶段的教育类别。这里的普教，是相对职教而言，是特教中的“普教”，是实际意义上的学历教育。就特殊教育高中教育而言，目前存在着“学知识”还是“学技能”之争。《2012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12年已开办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86个，在校生7043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152个，在校生10442人。坚持“职教”理论的认为，这些残障学生已经接受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从年龄、知识结构以及家庭需要，应该可以进行职业教育。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为将来走上社会、自立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坚持“知识”理论的认为，“职业”教育为时过早，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教给学生知识相比普通教育相比，无论从结构还是深度，都不在一个层次上。要想让这些残障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拥有比较高的学历，成为有较高学历和文化修养的现代残疾人。关于这个争论，笔者以为，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比较重要。学生认为年龄大了，需要就业来减轻家庭的压力，那么就选择职业教育；如果学生年龄尚小，有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希望和能力，那么就选择普通高中教育。有需求就有市场，高中阶段的教育也不必为此而争，说谁轻谁重都不正确，关键是学生自我的选择以及家庭的需求。建议所有的残疾人高中教育都能设职教和普教，让学生自我选择，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来决定其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六、医教结合问题
“医教结合”这是目前很时髦的特教词汇，全国上下特教界一时掀起了“学医”的热潮。从特殊教育的诞生来看，有些类别的特殊教育甚至特殊教育学校都是由医生创建的。诚然，特殊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和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生儿用药的注意以及新生儿缺陷筛查，从某种角度直接导致残疾人的出生减少；医学的发展对人们怎么来认识自闭症提供了很多可能；很多医学上的新发现、新发明又使较多的残疾人摆脱了残疾的困扰……在盲、聋、弱三类残疾儿童教育过程中，弱智学生的教育过程对“医”的依赖更多。在培智学校康复类训练占了很大的比例。支持者认为，不同疾病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不同，同一疾病不同部位的病变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也不同。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因没有系统的医学理论作为支撑，没有“医生”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医学”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科学的，没有“医疗”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全面的。参与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医教结合”当以什么为主？如此大规模的实施，教育的本质何在？教育的主导地位何在？“医学和教育”谁为手段谁为目的？对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医教结合”是特殊教育的退步！笔者认为，正规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毕业生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医学基础，如遗传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理论都要涉及。因为特殊教育要解决什么是残疾儿童，以及为什么会有残疾儿童的问题。但是作为特校的教师，主要是对特殊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要解决一个怎么教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医的问题。就聋教育而言，每个聋校的教师要知晓聋的产生、分类以及助听器的相关知识，但是如何给每个聋生测听残余听力，装配助听器那就是医生的事情了。由此来看，在特殊教育学校，“医”和“教”有个界限。特教教师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各类残障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以及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实施“补偿”，而如何减轻学生的残障程度，最大限度的恢复已经衰退的某个功能，则是康复师们的工作了。当前发达地区在特殊教育尤其是培智教育方面的探索，实际上是教育、康复一体化的进程。众多的培智学校的工作是对智力障碍学生边教育、边康复的过程，是康复为教育服务的过程，是以教育为主、康复为辅的过程。
七、随班就读问题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