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半年红”。 蔡荣章 摄
浙江经济“半年红”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绍兴新昌县，天姥山脚下的一个小平原上，一片欧式现代化厂房和高楼傲然伫立，这里是万丰航空小镇。在这个集研发、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园区，一条800米长的飞机跑道正在加紧建设中。借助国际并购，万丰奥特快速切入航空制造领域，在我省，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自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新常态”成了最流行的经济词汇。在实施了一系列应对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增长进入了新阶段。过去30年两位数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了，接下来自然的进入了中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阶段。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受到三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市场接受增速放缓的事实，增长过渡到新常态，新常态需要新的增长引擎。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增速降幅有多大？增速降幅的底线在哪里？从经济的角度怎么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投资策略？
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增长在2007年达到巅峰。从2008年起增长应该自然回落。然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冲击是一个意外的触发点，就像日本经历1973年-1975年石油危机一样。中国向增长新阶段的自然过渡被2008年-2009年的大量刺激性政策给延迟了，这些政策旨在抵消外部冲击，重振增长的信心和力量。当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中国的增长转型才在2012年真正开始。
新一届政府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不再重复刺激强增长的政策。从2013年起，新一届政府靠放松行政审批，改革和市场自由来促进增长。过去的增长引擎――出口、投资和工业生产，以及过去的增长驱动主体――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外国投资都处在下行压力之下，慢慢熄火。相反，新的增长引擎――形形的服务业，国内消费，技术升级和改造，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应，军工企业以及私人投资都发展势头良好。
但在新的增长动力足以完全替代旧的或者传统的增长引擎以前，中国还将经历一段持续的增速下降。我们预计，如果政治和经济改革进展顺利，2015年-2016年的增速可能是阶段性的底部。在强力反腐和顺利实施大胆改革后，中国将会形成新的政治生态，新的增长引擎才会在新常态下发力。即便相对保守，我们还是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上能够有6%-7%，而那之后的十年，增速会回落到5%-6%。
增长引擎切换中
如同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过的那样，增长放缓是一个自然的变化。经过了过去逾30年平均每年将近10%的增长后，除了比较基数，所有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环境保护都明显的增加了，这削弱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政策限制了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增长。投资过度导致的产能过剩限制了投资进一步加速。产能过剩还伤害了生产者的定价权，降低了产量。
出口自从上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推动力。在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更大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1980年到2000年出口每年平均增速14%。2001年入世后到2007年，出口增速达到25.5%。但是2008年至2014年出口增速下滑到9.8%，特别是2014年出口增速只有6.1%。
从1983年到2007年（峰值），出口占GDP的比重从7.4%猛增34.9%，2014年又下滑到22%。经常账户/GDP在1993年以前摇摆不定：1985年赤字率达3.5%;1991年最好时盈余3.2%。从1994年起中国每年都保持盈余，并在2007年达峰值，为当年GDP的10.1%。2007年中国的GDP实际增长率达14.2%。但经常账户盈余从2011年开始下降，分别为2011年1.9%，2012年2.6%，2013年1.9%，2014年2.1%。
量化宽松和零利率帮助美国家庭修复了在次贷泡沫中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企业开始储蓄而非过度投资。预算赤字明显下降。所有这些因素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再平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2006年的6%下降到了2013年的2.3%。
后危机时期，美国的再平衡也导致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其国内账户的平衡。外部需求不再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平衡其国内增长有效的方式。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分别为2.2%和2.3%，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20年的平均值6%。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增长。2014年劳动力（15岁到59岁）人数下降了约520万，连续三年下降。2013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比2001年的基础增加了500%，这还未包括社会保障的成本。劳工成本的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根据2009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在第二产业（制造、采矿和建筑）名义工资平均每年上涨13.7%，但劳动生产率增加只有9%。中国在中低端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被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新兴市场抢走了。
加之无所不在的严重污染令外国人不愿来中国，而补贴员工和控制污染增加了外国投资成本。
日本的手表品牌西铁城已经在2015年中国春节前关闭了其在广州的生产基地，造成近1000人失业。微软关闭了在广东东莞和北京的两个诺基亚生产工厂，将生产线转移到了东南亚。松下、大金、TDK和夏普计划将生产搬回到日本;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歌乐和三星据称要在东南亚和印度开厂。
投资一直是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也是最大的增长引擎。即使只看官方数据，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名义GDP的78.9%，比2013年的76.1%还有所上升。从1995年到2014年的19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年增长率高达18.5%，而GDP名义增长为13.2%，
当然，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应该是被放大上报了。国家统计局应该是仔细的研究过高报的问题，所以，固定资本形成的数据要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即使这样，2008年固定资本形成占GDP也还有40.5%，并且持续增长至2013年的45.9%，有可能在2014年创下47.6%的历史高点。
过去30年间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特别是2008年-2009年之后，将中国经济推至了极限。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不仅还在继续，而且持续恶化。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构性问题：
首先，不只投资效率比国际可比水平要低得多，而且基本垫底。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一个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GDP产出所需增加的资本量）。其从1995年的1.5增加到2014年的5.6。如果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产出率来看，1995年是1.5，2014年猛增到9.3。也就是说，从固定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2013年-2014年的投资效率只有1995年的26.8%，而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只有1995年的16.1%。
其次，过度投资导致广泛的和严重的产能过剩。2014年三季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8.7%，比上一年降低0.9个百分点，几乎是4年来最低的（市场经济学家也质疑是否有被高估）。如果仔细研究行业，那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2013年钢铁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8%;水泥73.3%;电解铝71.3%;平板玻璃73.4%。产能过剩不仅仅出现在传统行业，也出现在新兴行业，比如说光伏、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
从2013年起，房地产业的供给过剩成为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外，很多城市的普遍现象。如果只看市场化的房地产，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现在的在建项目还要有6.8年才能完工。而根据2014年的月销售数据，待售面积相当于6.2个月的月均销售量。
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剩带来了过度竞争，这伤害了生产者和供应商的定价权。很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越发难看，现金流不足，利润降低或者亏损。而产能过剩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收缩和紧缩。
转型新生态
我们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但的确在转型中，是从旧常态过渡到非正常状态然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转型被2008年-2009年度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推迟了。真正的转型开始于2012年，并会持续到2016年。2015年或2016年可能是转型的末期，之后经过政治和经济改革形成新常态。
转型有以下特征：首先，政治和行政结构正处于转型期。主席和他的领导班子在2012年11月上任后，反腐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非常突出，以重建行政系统，打造清廉高效政府。过去30年，政府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最强大的力量，未来将转型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管理者。这种领导方式的转变决定了政府将会把投资和商业经营的权力交给市场。总理承诺在他的五年任期里削减1700种中央行政审批权力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转型就是重新定义和重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其次，政府主导投资将转为市场主导投资。在大胆的改革中，新政府将允许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资本和投资将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不仅允许而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投资――所谓的PPP（公私合营）。改革方案还包括把现有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为混合所有制并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转变为国有资本管理。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私人投资的增长就大大快于政府和国企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2010年的52%上升到2014年64%。
第三，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越来越强。过去投资和出口一直主导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消费就此成为保持增长动力的关键。消费曾长期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从1981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1981年的67.1%，下降到2010年的48.2%， 2013年小幅回升至49.8%。更糟糕的是，私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81年起经历了更大幅的下滑，从52.5%下滑到2010年的34.9%，2013年小幅回升到36.2%。消费受到政策影响，包括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扩大，国有企业垄断，出口和投资导向，社会保障缺乏，不利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以及服务行业的欠发达。
最后，非传统行业和服务行业对GDP的增长贡献更多。第二产业，即制造业、采矿业以及建筑业一直对GDP增长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近年来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了。即使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2014年工业生产增速放缓至8.3%，是自1991年以来最慢的速度。但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0.6%，比上一年增长了12.3%，证明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不过，这不足以抵消传统工业部门的下降，比如饱受产能过剩困扰的钢铁和水泥行业。
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也存在于互联网及其相关业务。2014年，网上零售销售额大幅增长49.7%，快递营业额猛增51.9%。这代表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消费方式。因此，服务业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增长新动力
传统增长引擎失去动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能再拉动增长或者即将被淘汰。事实上，它们只是变得不那么强劲。它们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型并重新找到平衡，直到在新常态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因此，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包括经过转型的旧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增长点。
出口：两位数增长时代已明显终结，但出口依然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虽然中国已经失去了低端产品甚至中低端产品的国际比较优势，但中国仍然在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方面占有优势。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比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贵得多，但相比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劳动力仍然便宜得多。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的中端甚至中高端产品具有了竞争优势。中国已在向价值链上游前进。
房地产：总的来说过去十年房地产行业已经过剩。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大多数投资者仍然认为，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可以赚钱的。扭曲的供给得到了纠正，真正的需求产生于城市化和伴随中产阶级的扩张所带来的改善性需求，这些将继续支持房地产开发很长一段时间。
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直至2014年中国已建成111950公里高速公路，110000公里长的铁路（其中11028公里是高速铁路，是世界上最长的），发电量达到1320GW，居世界首位。但是，如果被13.7亿人口一平均，那人均数量是很小的。总理2015年1月20日在达沃斯指出，中国公共设施水平只有西欧的38%，只有北美的23%。公共服务甚至比那些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还要低10%。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污染防控：煤炭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66%。空气污染覆盖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分之二的河流和湖泊受到污染。全国范围只有70%左右的工业废水得到处理。
财富管理、保险、资本市场、银行、网上银行、其他金融服务：一方面，中国货币供应过多，2014年M2是GDP的193%，但即使经历了2014年四季度的飙升后，A股总市值仍仅为GDP的58%。金融服务和金融业被政策抑制和国有半垄断是个事实。
医疗、医院、养老院、家政服务：所有这些领域与经济发展都不匹配，病人排队几个小时只能得到医生几分钟的诊断。在中国，病人和医生/医院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反映出医疗行业发展不够。养老院远未开发到位，申请人需要等上几年甚至10年。
休闲、旅游、文化、娱乐、餐饮、运动：除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之外，旅游、文化活动、娱乐、外出就餐以及运动的需求风头正劲。2013年国内游达到32.5亿人次，产生2.9万亿元人民币收入，约占GDP的5%。出国旅行人次达到9700万。2014年电影票销售总额为296亿元人民币（48亿美元），同比增长36.2%。城市观影人数上升34.5%，达8.3亿人次。电影银幕数量增加18%到23600块，不过仍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还有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刚刚了足球的改革方案。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将大大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限制。
IT、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和高科技、军工行业：这些年中国的互联网及互联网相关业务蓬勃发展。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都已经证明他们的伟大成就。中国新政府反复重申要促进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其中的一些企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明星。为了促进科技发展，政府改变了研发优惠政策和国家奖励基金的运作方式。研究成果允许并且鼓励转化为股本投资，并允许以分期支付的方式缴税。
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向好的因素在增多，企稳的迹象更加显著，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下大力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一步增强和拓展经济增长新动能，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显著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积极因素在增多、企稳的迹象更加显著呢？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现企稳态势。比如，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处于回落态势，2011年至2015年增速分别为9.5%、7.7%、7.7%、7.3%和6.9%，2015年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0%、7.0%、6.9%、6.8%，而2016年前三季度增速均为6.7%。再比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趋于稳定，2016年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和10月份都是6.1%。
二是需求状况在改善。在消费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2016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连续两个月增速有所加快。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1-10月累计民间投资增长2.9%，比1-9月累计增幅高0.4个百分点，其中9月、10月当月民间投资增幅达到4.5%和5.9%，连续两个月显著加快。进出口降幅也有所收窄。10月份，按人民币计算，出口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2.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3.2%，增速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
三是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状况在改善。一方面，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虽然平均来看1-10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5%，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8%，但动态来看，二者下降的幅度均呈持续收窄之势。其中，出厂价格9月份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1%，同比是自2012年3月份以来首次由负转正；10月份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1.2%，与9月相比回升趋势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企业综合成本下降。比如，9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三季度增幅为12.6%。
四是企业预期也在改善。比如，2016年10月份制造业PMI为51.2%，比9月份大幅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处于临界点之上。从分项指数看，10月份生产指数为53.3%，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新订单指数为52.8%，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也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另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企业家无论是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还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都更加积极和乐观。
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
为什么说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呢？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能够对增长发挥主导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最大特点就是传统动能优势减弱，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
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无疑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的反映，这既包括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取得积极成效。同时，这也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积极实施需求管理的结果，包括针对“补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础和公共设施投资、针对“去库存”需要实施相对有利的货币政策等。
但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市场自主性回升的力量还相对较弱。比如，2016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其中主要依靠政府及财政资金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4%，而占全部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仅增长2.9%。二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还不够强劲。还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三大主体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4%，房地产投资增长6.6%，而工业投资仅增长3%，其中民间工业投资仅增长2.6%。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和筑牢。
现阶段，无论从发展需求还是供给条件看，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这一点无论是在决策层还是学术界，都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共识。但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并不是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就会自动出现中高速增长。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潜力有可能变为现实，也有可能变不成现实。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根据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变化，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构建起与新阶段新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否则，中高速增长潜力的释放就会受阻，中高速增长就很难变为现实。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是很大的，比如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处理、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等，而且支持这些领域建设的钢材、水泥等工业产能都是过剩的。但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到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就不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这些投资需求筹集到比较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潜力就很难实现。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中国居民每年有1万多亿人民币要花在国外购物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近年来不少实际案例说明，尽管导致中国产品质量档次提升缓慢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与中国政府监管有效性及市场秩序不良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往往起不到优胜劣汰的作用，而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们在监管标准、监管执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再比如要素供给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比如劳动力成本问题，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高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中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
最近我们在广东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负责人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中国同样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主要低在能源、资金、物流等方面，这些方面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也要靠改革。
还比如，现在鼓励创新发展，而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环境的。比如，通用航空、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反映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多。
关键还在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进一步壮大和拓展经济发展新动能、夯实经济稳定增长基础的关键，是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十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尤其在简政放权、改进服务方面，进展比较明显。
但是，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部署比较多，举措比较多，而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里边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有在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一是在改革的内容上，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培育增长新动能要着力改善供给，这一点不难理解，也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普遍认识。但同时也应看到，充分挖掘和释放需求侧潜力，对于培育和拓展经济新动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进能够充分释放需求潜力的改革，比如前面所说的农村宅基地改革、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改革等。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要处理好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既要重视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也要重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这两个方面要同时着力，不可偏废。现在大家一说到新动能，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想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际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新动能，而且是现阶段更大更重要的动能。
同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技术路线可行，什么产业有前景，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等等，都不是能够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的，而是一个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的经济功能主要应当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大胆创、大胆试，否则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争论而裹足不前。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在总体原则方向确定的前提下，要进一步鼓励地方、基层结合各自实际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同时，要容忍改革者犯错误，容忍改革失败，为地方和基层大胆试验创造良好环境。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增长 新动能 培育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41-02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种新变化也将对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提出新要求。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尊重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又要顺应中高速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积极作为，培育新的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
（一）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规律性呈现，是中国经济走向更高发展境界的必然历史过程。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国内因素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面对 持双位数的粗放高速增长，既做不到，也没必要。增速换挡是当前阶段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后发经济体人均GDP在1万美元上下时，普遍出现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而一些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多是通过改革创新进入稳健的中高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已经有近三成地区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增速放缓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决策层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而作出的客观判断。
把握大势，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告诉我们，在当前我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面对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只有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新常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常B没有好坏之分，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应客观地看待新常态，在正确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要做到充满自信，也应充分估计困难。放眼全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全球整体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乏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回看国内，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2016年保持了6.7%的增长，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信心”。面对机遇和挑战，关键是要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发展。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短期来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放在更长周期看，不过是波浪前进的新曲面、螺旋上升的新弯道，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提出的“四个没有变”，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更优化、质量更优良的增长，且增量依然可观。2014年中国GDP总量就已超过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保持在25%以上。在世界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总量如此庞大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增长可谓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中国地域辽阔，产业体系完备，经济转型升级有很好的“蓄水池”和“减震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规划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能。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新动力正在强化，发展前景光明。增长新动能是否能够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整体来看，新动能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真正完成。在未来的航程中，只有牢牢把握住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中国经济大船方能行稳致远。
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新引擎
（一）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属于新经济范畴，按照现有仍不完善的概念给分享经济下的定义是，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是对生产力的大释放、大推进，必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一股巨大新动能。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发展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定义分享经济不应只从消费、商品这一低层次概括，还要从生产、资本这一更高层次概括。产生于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分享经济是信息生产力的产物。信息生产力比工业生产力更先进、更高级，代表着现代化的新驱动力。分享经济带来的利益共享，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分享经济对整体经济发挥的拉动作用，体现如下：首先是增长的新动能，新常态下增速下降，但分享经济通过分享生产资料，相当于“复印”资本，使资本的充裕度上升，由此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其次是就业的新动能，分享经济通过支持“双创”，鼓励平台将其重资产分享给“双创”人员，有力地支持了灵活就业。最后分享经济还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新动能。分享经济与金融经济同为虚拟经济，但后者往往脱离实体经济，而分享经济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贴近实体经济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二）互联网+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自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正式确立其为国家战略以来，互联网逐渐跳出一个行业的范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各部门、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并催生出一个个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成为中国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深远影响。新一波互联网浪潮，将助推中国向基于生产力、创新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
从理论上，互联网最显著贡献是最大限度消除与破解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从实践的维度观察，由于互联网深入到了实体经济的骨髓与根茎之中，同时为后者营造出了更为广阔的纵横空间，其最终效果就是酿造与推送出了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与市场生态。各传统行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传统行业企业的融合创新和变革转型，才是“互联网+”的真正核心要义。积极拥抱互联网但不要神化互联网，已成为传统行业的共识。互联网无界域。在未垦的“处女”地带培植与催生出全新的市场业态与商业模式时，携带着饱满的科技基因以及再造性动能，互联网向着传统产业强势渗透与浸入，由此在我国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互联网+”的革命浪潮。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403.40亿元，同比增长41%，而目前国内的市场渗透率还不足5%，到2018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1300亿元。作为“互联网+”慰的又一全新产业空间，据第三方数据机构公布的信息，去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42.7亿元，今年可能达到74.2亿元，明年底将突破125亿元；去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为1192亿元，而今年有望达到1885.9亿元。我国在线教育市场将保持每年30%以上的增速，到2020年或将达到5700亿元。
互联网世界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企业不仅借此分享到智能软件资源，还能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分散协同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组织的松散化在倒逼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简单、高效和快速的变革，即从垂直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从有界管理趋向无界管理。
目前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分化态势，其中新旧动能转换是关键。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路径，妥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着力化解“市场失灵”类过剩矛盾，通过市场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物联网、工业设计等深度融合，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相配合，加强制造业网络化协同，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使传统产业释放新的增长动能。
三、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政策支撑
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为依托，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咨询等服务。建立服务新经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联动，避免政策碎片化。加快建立部门间互联互通的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扩大政府数据服务范围，满足新经济发展需求。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对于宽带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城际交通和物流网络等与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靠单个企业又干不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主动担当，理顺机制，协调资源，大力推进。
三是完善金融支持。完善股权、债券、期货、信贷、租赁、保险等满足企业发展各环节和不同阶段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对新经济的投资引领作用，鼓励设立新经济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新经济企业的技术研发、应用推广、市场拓展等。财税支持应以普惠性政策为主，扩大新经济企业受益面。
四是完善信用环境。强化新经济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全国一张网”，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尽快推行跨部门联合激励和惩戒，对失信者予以重罚，一次失信、处处受限，努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提高知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五是以协同推进为保障，努力实现新旧动能有效转换、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榛.经济改革的逻辑与中国的实践[J].社会科学辑刊，2015（6）
[2]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J].前线，2015（4）
[3] 赵向华，杜鹃.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论坛，2017（1）
[4] 张锐.中国互联网风云纪事.中关村，2016（11）
（作者单位：中共兰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甘肃兰州 730000）
从需求侧来讲，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的，而高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是三个步伐，基础设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产投资占比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比30%以上，这三项合计占中国投资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农业或者其他服务业，而在制造业投资中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中国高投资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所以这个高投资要触底，这三大需求我俗称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给侧来讲，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需求侧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时候，供给侧主要是重化工业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建材等等重化工业也是在挑战，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要关注价格信号，201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像钢铁行业，国企最好的是宝钢，民企最好的是沙钢，他们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一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这个价格还能再低吗，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像煤炭、钢铁、石油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最低点就在这一个周期中间，应该说它已经过去了，过一段时间估计像煤炭钢铁的价格会有所回落，但是会有调整，不会比前一段低点更低了。
这个也就说明供给侧的调整，是接近底部了。当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还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实现触底，大概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触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是会有波折的，可能有几个来回，需要多次验证。
所谓触底的含义，确切的说就是不再下滑，稳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但是也有人有疑问，认为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们说触底这个点是叫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找到了以后，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是能够稳定住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大体上增长速度就5%―6%之间。
当然我们现在“十三五”期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几年GDP增长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召开了，现在就是说讲GDP已经是不能再挂帅了，速度我以为就是我讲的中速增长，现在我们用的词还在中高速增长，我以为过去6年的时间在转型期还可以算中高速增长，真正是触底以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中速，没有中高速。而且中国比如说能搞个5%―6%的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难度也相当大，我们这个平台能够稳得住的话，参照国际经验可以稳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更长远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有人说L型的增长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是相当负面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经典意义上的新常态。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国脱欧等包括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很复杂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导向，我们现在经济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个时候会出现下滑，我们的预测就是大概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间会逐步的下来，速度下来以后会影响后边一大堆的产业，增长速度也会下来。所以到2017年年终左右的时候，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估计力度也不会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触底期。
最近有两个意外的冲击我们需要关注。
一个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得注意它的特点，这两年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长，各种要素特别是人，年轻人是朝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为这些地方，简单来说是能挣到钱，稍微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业创业的机会多。再从城市发展规律来讲是城市的聚集效应突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对的衰落，比如说现在中西部的地区和东北地区，当地省会城市应该是当地一线城市，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还进一步的聚集，在一个过于拥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将来大都市圈应该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镇，是一个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现在土地财政的模式，卖地成为相当多的政府收入的来源，有的达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有了这个卖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动机如何把地价炒高，解决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将来还是要搞房地产税的，房地产税将来是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这些问题就是城市的房价问题，最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但是背后一定要解决包括财税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等。
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说，今后一两年是会触底的，如果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能够走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一两年估计还会有一些因素的冲击，如果触底成功以后，中国经济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前景，触底以后进入中速平台，稳下来也差不到哪去，所以从基本面来讲的话，人民币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这是其一。现在是美国主动升值，所有的货币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贬值，但是我们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讲还是有一定升值潜力。对中国经济不要太悲观，所以这两年关键是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这样的话，就是国际国内一些大的风险挑战我们都是可以应对的，还会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未来中速增长的新的格局。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十余年来，首次集中关注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和新时代下的挑战。
民营经济成为增长主力军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民营经济必将充当主力军。他认为，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可能再充当投资主体。而国有资本的投资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行业，不可能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也必须是依靠民间资本。201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经济的份额超过50%，2012年超过61%。
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表示，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生活当中是一只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从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也是全球价值链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活跃市场、精细划分、专业化生产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据统计，2012年，我国有五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兼并在数量上超过国企。同时，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上升近20%。同期外资企业仅上升1.8%，而国有企业则下滑1.2%。
同时，我国民营企业还是科技创新新动力。从用户数量来看，腾讯已经成为我国第三大通讯运营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从市值、核心竞争力来讲，在全球已经具备相当实力。而且，未来信息科技还会在我国有更高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无线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行业里面，民营企业将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处竞争不平等环境下
有关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为经济增长寻求深层动能是中小企业问题获得博鳌亚洲论坛关注的深层因素。
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表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加深，中小企业正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生存环境也更加严峻。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仍然面临许多不利因素，贸易摩擦加剧，债务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大量拥有灵活运行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的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局。
在谈到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时，保育钧认为，民营经济受四大难题困扰，即市场准入、税费负担、融资困难和权益保障。根据调研，侵犯民间投资主体主要是权力部门。而且，民营企业不太会商业模式创新，只会打价格战。另外，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靠创业之初的“父子兵”、“亲兄弟”式的管理模式也是难以应对的。保育钧强调，民营企业当务之急，就是能否突破“单打独斗”的传统发展模式，走联合发展或兼并重组之路。
民营企业问题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环境问题，二是企业自身管理问题。
杉杉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永刚表示，我国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处于整体竞争不平等的环境下，这是核心问题所在。近些年，社会舆论为民营企业做了不少呼吁，希望政府改善宏观调控，为民营经济创造平等发展机会。但是，又千万不能用宏观环境掩盖民营企业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更多的民营企业希望，一是摆正政府在市场中的位置，打造公平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激发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专家认为，政府监管必须透明化、法制化，对所有企业一律平等对待，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平台机制，让所有企业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公平处理，这才是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
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新课题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卢伯卿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日趋活跃，规模日益增加，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并购案已经屡屡出现，并购目标也从早期的获取技术、立足国内市场，逐渐转变为品牌拓展、取得海外销售渠道和获取当地市场。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并购数量上，民营企业已占到62%。
不过，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加快，但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据现场调查，近半数的嘉宾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投资地法律环境和商业文化不熟悉”、“并购后整合能力欠缺”。同时，“目标企业对中国企业持续运营能力不信任”、“融资渠道狭窄”、“政府投资审批流程复杂、时间长”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此，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认为，民营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和行业特点，先把国内事情做好，适合“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就“走出去”，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要有国际视野。
实际上，自2012年以来，中小企业过去长期依赖的低能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三低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中的亚洲中小企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与发展课题。
关键词：县域经济；新动能；互联网+；海门
在“互联网+”的驱动下，一个人人都可做“创客”的黄金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海门得益于“互联网+”新动能的培育，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去年，海门跻身中国电商百佳县20强，叠石桥物流园区成为全省首批10大交通物流示范中心和全国4A级物流企业。今年前两个月，海门实现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95亿元，同比增长24.3%，在南通市领跑。
一、积极构建“众创空间”，打造“众创链”
众创空间是顺应网络时代创新创业特点和要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众创空间作为国家战略，在新常态下，成为吸引大众创新创业的有效载体，成为集聚创新创业项目和人才的有效途径，以及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借力高校科研优势，开拓众创空间。发展众创空间，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去年海门举办“众创空间”江浙沪国家大学科技园论坛活动，让专家学者对海门众创空间的发展把脉问诊，提出真知灼见。与此同时，还分别与江苏大学科技园联盟、浙江大学科技园联盟、上海大学科技园联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力发展海门众创空间。其主要举措是：一是把众创空间打造成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升级版，建成市场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二是加大对“创客”的扶持力度，为入驻的“创客”提供便利的、一站式的服务，增强对“创客”的吸引力，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入驻；三是畅通投融资渠道，要创造条件，融接资本；四是加强创业教育，提升创业能力，充分依托大学资源，整合其他资源，加强创业培训，开展创业大赛等活动。
2.在构建众创链的同时，结合县域错位发展。发展众创空间，必须打通多业态产业之间的关联，为各种供给与需求关系提供对接渠道，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众创链。如众创载体的建设、众创人才的集聚、众创融资的环境、众创体系和众创文化的建设等。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众创空间的运营不是简单地异地移植，必须根据当地县域的不同情况，实现创业服务本土化，努力使众创空间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助推器。海门按照“众创空间”全覆盖的目标，积极推进“众创空间”错位发展。开发区重点建设以大学科技园为载体的“众创空间”，海门港新区建设以海工装备配套产业、现代物流为主导的“众创空间”，临江新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导的“众创空间”等。并支持乡镇以农产品初深加工、冷链物流、电商平台、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等为重点的农业“众创空间”建设。
3.树立众创典型，做好引领示范。创新创业需要动力，前行发奋需要榜样。众创空间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必须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提高，因此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尤其重要。（1）文化上引领。努力树立崇尚创新、创业致富的价值导向，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创客文化，树立一批创新创业典型人物，引领众创空间的健康发展。（2）模式上引领。海门按照“集聚国际化人才、培育国际化企业、打造国际化园区”的思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建设占地300亩的謇公湖大学科技园，着力建设“研究院所集聚、科学技术中试、科技企业孵化和高端人才集聚”基地，打造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3）运营上引领。设立支撑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集聚众创服务资源，集聚创新创业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让“众创空间”迈向“众创海门”。
4.让众创要素“聚合”产生“裂变”效应。众创空间最大的价值在于整合各类资源，将各类创业要素有机聚合起来，优化整个创业生态系统和创业社会环境。一要有为创业者提供相对便利和低成本的成长环境。如简化住所登记手续，采取一站式窗口、网上申报、多证联办等措施。二要有为创业者建立起交流、培训、沙龙等的圈子，以促进创业者之间的相互启发、资源共享、协同进步。三要有为创业者提品展示、项目论证、金融服务、补贴政策申请等服务，帮助企业健康成长。通过众创空间要素“聚合”产生的“裂变”效应，激发创业者的创造活力。目前，海门积极打造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要素集聚、孵化主体多元、创业服务专业、创业活动活跃的大众创新创业新格局，以形成“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创业理想之地。
二、“互联网+家纺”，焕发传统产业生机和活力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空间轴、时间轴和思想维度，催生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通过“互联网+家纺”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家纺产业的转型升级。
1.建设家纺电子产业园。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家纺专业大市场，产品畅销国内外，去年市场成交额突破600亿元。但是，面对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惯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下成长的家纺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海门不失时机将“互联网+家纺”作为提档升级、定制化生产、网络化营销等的重要手段，加快建设叠石桥家纺电子产业园。第一个区域，总投资25亿元。主要由网销中心、淘宝培训中心、摄影中心、展示中心、仓储中心、分拔中心和电子商务总部经济等；第二个区域，建设占地面积102亩。主要集聚国际、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国内一流的电子商务产业园。资料显示，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淘宝电商目前已经发展到5300多家，天猫B店达到460多家，去年市场电商交易额超过150亿元。最近，据叠石桥家纺市场管委会监测，市场日均发出快递5万多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5%。
2.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电子商务是基于网络发展起来的，网络空间相对于物理空间来说是一个新空间，是一个由网址和密码组成的虚拟但客观存在的世界。网络空间独特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深刻地影响着跨境电子商务，使其不同于传统的交易方式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其意义非同一般。海门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鼓励和支持中铁物流集团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其组成主要有跨境电商交易平台、中铁集团叠石桥国际物流总部、中铁集团南通分拨中心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建设，对叠石桥家纺企业特别是电商企业来说，可以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构建起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也大大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的机会。目前，家纺外贸加速升温，来自境外的国际采购客商迅速增加，市场外向度明显提高。
3.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互联网时代，要么我们改变世界，要么我们被世界改变。当下，我们要让传统家纺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必须要用互联网思维，推动服务模式、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去年7月，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一种新型的外贸出易方式，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国家商务主管等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的、单票报关单商品货值15万美元以下、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商品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这一方式的试行，给海门的“互联网+”外贸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据介绍，至今年2月底，几个月的时间试行，业务通关已超过2000票，出口突破2.5亿美元。出口商品涵盖家用纺织品、服装鞋帽、数码手机、集成电路、家居五金等在内的30多种家纺与非家纺类产品，出口国分别包括美国、泰国、南非、智利、伊拉克、罗马尼亚以及中国香港等25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搭建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联网信息平台入选“智慧江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这为叠石桥家纺电商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农村电商，推动和倒逼农业转型升级
农村电商的兴起，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整合着农业的商业模式，不仅扩大了农产品有限市场，而且开辟了农产品的潜在市场，又倒逼着农业的标准化和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促进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增强创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农业品牌的紧迫感。因为农产品一旦有了互联网性质，它就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所以，能否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品牌建设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事实证明，品牌是竞争力，品牌是生命力。为此，在电商时代，我们必须要有培育农业电商品牌的强烈意识。海门处在长江入海口，自然条件优越，农产品丰富。他们为了在电商平台上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在众多的农产品中筛选出海门山羊肉、万年香沙芋艿、大红袍赤豆、大青皮蚕豆、海门元麦、海门甜瓜、海门猕猴桃、长江紫蟹等8个品牌，组织相关部门申报、用好农产品地理标志，积极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新技术，加强品牌包装与打造，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2.通过电商，从消费端、流通端推动和倒逼农业转型升级。随着农业多年增长，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产品供需平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跃升，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何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通过电商平台，我们要运用大数据追踪，用户评价等，从消费端、流通端推动和倒逼农业转型升级，减少农产品的无效供给，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海门搭建了以“海门携农网”为代表的农业电商平台，为农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经营户等提供一条交流、沟通、信息的渠道。并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占地5000平方米，具备电子信息平台及商务配套等多个功能的謇公湖农产品展销中心。同时，鼓励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淘宝、京东等交易平台，进行农产品的展示、销售等，开辟微信营销等新渠道，形成了多措并举、齐头并进的产品营销新格局。通过电商平台获取的信息，既指导“种”，又指导“卖”。据统计，海门电商已经超过2万家，其中农业电商达到200多家，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
3.多措并举为农业电商营造良好运行环境。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决定，农业生产是一种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而农产品不可能像工业品那样精准地生产、精准地销售，“卖难”是普遍现象，特别是我们的农产品还没有形成生产、加工、储藏、物流和消费的一个完整链条，因此，发展农业电商可以为“卖难”求得突破。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网络、物流、信息、产地集配等基础设施还比较突出，特别是农村互联网率低，网络不畅通，农村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一大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多措并举，配套电商基础设施，为农业电商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真正让传统农业由“农业电商”迈向“电商农业”。目前，海门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通过机制创新、政府扶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手段，加大投入，加强农业电商的基础建设。据介绍，到明年底，海门80%的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将开展电子商务，年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将超过5亿元。为鼓励农业电商，海门还将对年在线销售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前10名企业，给予一次性30万元的奖励。
参考文献：
[1]郭万超，张力.专家：众创空间发展应打造全产业链[N].中国文化报，2015-09-12.
[2]海门市政府办公室.海门市关于重点打造农村电商品牌的意见[R].海政办发[2016]8号，2016-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