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举目张，执本末从”，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党的十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高度，作为治国理政战略性举措的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要素，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指导成就与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解释，关系到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贯彻落实，也关系到我国扶贫事业在国际减贫领域的话语权主张。
一、坚守减贫宗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价值导向
牢牢筑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家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可以说是在切实把握国家总体建设的规模化成就与阶段性发展目标变迁基础上得以创设，并依据我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依靠可靠的科学范式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初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政策体系，并在政策体系基础上形成了战略性实施框架，继而通过政策实施对贫困治理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达到了切实的、规模化的、历史性的减贫成就。因此，这些被验证的扶贫模式以其科学的指导力和强大的解释力，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价值导向，也构成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宗旨。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总书记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指明了“民生工程”与扶贫工作的关系，从而准确把脉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价值导向，也就是我国减贫事业的宗旨：落实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基本国情出发，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致力于减贫脱贫，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016年10月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掷地有声地阐明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人民性、民本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曲折但持续不懈向贫困宣战，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单纯从国家行为讨论，中国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签署确认国家，无疑也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为突出的国家，也是完成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的减贫成就一方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切实彰显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民生导向和民意关切。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以勇毅笃行的政治担当，以排除万难的坚定勇气，以落实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为核心问题，着眼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断满足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望。道路的创设和举措的实施，真正使得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有了确定的价值导向，也因此创造了中国的减贫奇迹，创造了中国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
二、严挺核心要素：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是对我国扶贫体制机制及政策体系的系统概括，但要使得理论具有确定的话语主张，特别是在国际减贫事业层面。那么，对理论的阐释就不仅仅是导向性的提法，而是需要解析其核心要素，并将之构造为可以具体理解的确定要素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核心构成要素使得扶贫开发的各类关涉行为有了实践导向，并使得扶贫开发的举措方略成为互相关联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核心要素影响着我国扶贫开发的决策导向和施策效能，并最终成就了我国的减贫奇迹。因此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对这一基准体系的界定有三个要点：一是核心构成要素属于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根本内容；二是核心构成要素不仅彼此关联而且决定施策导向；三是核心构成要素从根本上规范我国扶贫开发的政策行为。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党中央首次将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施扶贫开发工作的起点定位于新中国成立之时，从而切实建构了中国国家减贫事业的历史渊源表述；同时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总书记针对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部署强调，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要求，这种要求是切实建立在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科学定位，也是对中国脱贫攻坚战所面对的时代主题的精准判断。因此，这些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必须严挺在前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是以坚持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为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扶贫工作事关民众切身利益，也事关在基层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使广大人民更公平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多次明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艰巨任务。因此脱贫攻坚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事，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坚持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制定扶贫开发大政方针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是以坚持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必须着眼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导向，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包含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党始终认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扶贫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是坚持了全面促进贫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落实，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切实践行，坚持了完整兑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持了力求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共同美好愿望。
第三是坚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引领目标。我们党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十以后将之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高度，体现了党对脱贫攻坚的特殊重视，因此在理论完善方面必须良好把握脱贫攻坚总体目标与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引领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引领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的具体体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高瞻远瞩地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将坚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造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引领目标正是丰富理论的切实之举。
第四是以坚持加快发展经济为带动力量。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部署脱贫工作，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优良传统。从”三西”专项扶贫计划到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我国扶贫事业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阶段性切实部署和长效科学发展，创新扶贫工作的体制机制，务实求真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效保障。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以坚持加快发展经济为带动力量，有利于体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方面的动力解释，有利于凸显理论在促进减贫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权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统筹兼顾、有机联动和协调发展的特殊意义。
第五是以坚持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以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鼓励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倡导协作扶贫和内源产业扶贫相联动、实施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确保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相衔接，使得我国脱贫攻坚战持续拓宽了前行道路。因此政府主导主要是擎旗引导、组织动员、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平等参与；开发扶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造就脱贫的内源动力。正是坚持了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方才取得规模成就。因此，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正是因为将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宣示为根本途径，才有效涵养了中国扶贫的模式化经验，也使得这些经验被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所吸收借鉴。
三、立足基本国情：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实践基础
中国正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选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也由此创设。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环境是否良好？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条件是否具备？政策实施体系和监察问责配套措施是否完善？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效能影响如何？扶贫的相关标准系列是否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务实调整……这些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创设依据。也就是说，正是这些立足于国情的重大问题，给我国的扶贫开发理论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烙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多人口，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高屋建瓴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的重要性，正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自觉要求，也就是说，扶贫开发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彰显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扶贫模式能够首先回答中国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党对我国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认识之一。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州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为指针，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则》和《县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纲要》为编制依据，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充分调动全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首要任务,以减少贫困人口为主攻对象,以21个行政村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以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扶贫为抓手,全力推进“基础先行、产业支撑、民生改善、民生扶贫”等各项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扶贫开发机制,突出重点、主攻难点、营建亮点、保障落点,全力推进扶贫开发攻坚工程的实施,做区扶贫攻坚的排头兵,创出特色，抓出成效,走在前面,努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根据州、县有关会议精神要求，全镇将按照“破瓶颈、强基础、重产业”的思路，通过政策支持，项目扶持，部门帮扶等措施，使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2720元，在2014年底达到3416元，全镇贫困人口全面解决温饱,推动脱贫步伐，实现最低减贫一半的目标。主要工作目标：
（一）强化社会保障功能，确保我镇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该乡需要长期救助的孤、寡、病、残、痴、弱等这类特殊人群，要做到应保尽保，提高保障标准，确保其基本生活来源，并逐步帮助改善生活条件。
（二）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立足该镇镇情，大力发展烤烟叶和旅游业争取做到每个产业都有项目扶持，每项扶持均产生实效。
（三）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打破发展的瓶颈。着眼于解决制约我镇脱贫的瓶颈问题，力争尽快上一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逐步解决制约发展的基础设施滞后的根本问题。
（四）立足于改变贫困面貌，促进全方位扶贫开发。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旅游资源推介、旅游产品的培育、计生帮扶、招商引资、助农贴息贷款等工作力度，全方位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实现减贫摘帽的目标任务。
三、工作流程
（一）建立组织机构。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扶贫工作组织机构。
（二）制定实施计划。根据县里出台关于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性文件，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开展减贫工作具体措施。
（三）减贫计划任务分解。根据照县里2014年减贫任务分解到我镇的数据，由农业组分两个阶段将2014年的目标分解到所辖村组，并落实到户，统计到人。第一阶段（2014年8月20日之前）完成贫困户登记表。第二阶段完成减贫对象情况登记表。
世行是在当日公布的题为《消除绝对贫困、共享繁荣――进展与政策》的报告中公布这一新数据的。在新标准下，2012年至2015年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有望从9.02亿人下降到7.02亿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望从12.8%下降到9.6%，这是该比重首次低于10%。
这是世行十年来首次上调国际贫困线标准。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表示，此次上调是为了反映出2005年以来全球出现的价格上涨。世行参照当今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平均通胀水平，提高名义贫困线，而实际贫困水平则保持不变。
世行行长金墉在一份声明中说，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以及各国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加大了投入。但他警告说，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以及贫困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想实现203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仍须作出很大努力。
世行统计显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到全球贫困人口的95%，撒哈拉以南地区占到其中的一半，东亚占12%。在战乱和过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根深蒂固。
1990年，世行选取当时一组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采用购买力平价将它们换算成美元，通过计算出平均值将贫困线设定在人日均1美元左右。2005年，世行进行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国际可比性价格数据收集，并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和当时15个最贫穷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将国际贫困线上调到人日均1.25美元。
（新华网）
“十二五”期间中央水利投资三成用于贫困地区
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十二五”期间，水利部发挥行业优势，大力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利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1―2015年，贫困地区共安排中央水利投资2375亿元，占中央水利投资总规模的31.7%。贫困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农田水利建设、防洪抗旱减灾项目、水保生态工程、农村水电和重要水利工程建设明显加快。
（人民日报）
企业与贫困村签约结对 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
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李昌禹）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光彩会在京联合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据介绍，“万企帮万村”行动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3到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在帮扶途径上，“万企帮万村”行动号召民营企业因地制宜选择帮扶形式，包括投资兴办企业开发贫困村资源的“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村对接外部市场的“商贸扶贫”、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的“就业扶贫”、捐赠财物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捐赠扶贫”、传授贫困群众实用技术的“智力扶贫”等。
启动仪式上，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个民营企业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分别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
（人民日报）
扶贫办：中国尚有7千万贫困人口 6年内全部脱贫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10月12日介绍，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数，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仅剩六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近一段时间对这组数据进行了分解，六年时间7000万，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
现在主要做的有几个方面：
一是，7000万贫困人口在哪、在什么区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贫困、有什么需求、怎么帮扶，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建档立卡的内容。国家层面的扶贫大数据正在加紧完善之中。
二是，自上而下围绕贫困农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体系。对12.8万个贫困村派驻驻村工作队和选派第一书记，把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工作要求，宣传下去，并且规划好、落实好、推进好，真正让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得到实惠。
三是，解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这些基本问题。
四是，对老百姓要好好地找典型，宣传典型激发老百姓自身的内生动力，老百姓、帮扶对象要真正动起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积极参与产业，要把孩子教育好。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采用好的组织动员机制，把老百姓有效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发展产业，走出去就业，以及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实际上东部地区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
五是通过媒体界支持宣传，在全国形成一个大的氛围。弘扬和赞扬贫困地区自力更生的好典型，定点扶贫的好典型，东西协作的好典型。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宣传，形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打好总体战，为7千万贫困人口做实事，做善事，为他们脱贫出一份力。
（中新网）
十条“干货”带你了解国家扶贫工作最新进展
去年，中国政府正式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国家扶贫日，今年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也是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会，介绍我国扶贫工作进展和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及扶贫日活动安排等方面情况。会上有哪些干货亮点，一起来看看。
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
新闻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指出，党的十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度、宽领域、多层次向前推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各方共同努力，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扶贫开发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减少，贫困地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2013、2014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量均超1000万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从2013年底开始，全国各地再次动员，以实施精准扶贫为核心，全面开展贫困识别，经过多举措，2013年减少贫困人口1650万，2014年减少1232万人，连续两年都完成了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2015年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增幅。尽管也有经济下行、就业难度加大等压力，我们按趋势判断，今年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即将召开，主席将出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我们即将迎来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世界第23个消除贫困日。作为今年扶贫日系列活动的最重要内容，在扶贫日的头一天（10月16日），我们将举办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是“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主席将出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中国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全面推进扶贫攻坚的举措，体现我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决心。
未来6年我国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数，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仅剩六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近一段时间对这组数据进行了分解，六年时间7000万，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
五大途径解决老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基本问题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为实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下了很大决心。在解决老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基本问题上，要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问题。要通过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各个方面的扶持，发展产业、提高收入，来解决一批人的脱贫问题。
二是针对上千万贫困人口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如生态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的问题，这五年时间要下最大的决心进行易地扶贫搬迁。
三是要开展教育扶贫，千方百计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掌握一门技能。
四是将医疗、卫生、保健各项措施跟上去，解决一批人口的因病致贫问题。
五是建立全覆盖的农村低保，通过低保把一部分人基本兜起来。
扶贫要坚持精准攻坚，对扶贫腐败坚决杜绝
针对近期审计署公布的一些地方精准扶贫落实报告中发现的不少问题，如广西马山县有3000多扶贫对象不符合建档立卡的标准，2014年有近9%的脱贫人数属于虚报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回应说，这么多年以来，国家关心、支持、扶持贫困老百姓的钱，一直是各个方面关注的热点，也是重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知道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打。不论是谁，只要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最困难老百姓这点救命钱，想在这儿占便宜的时候，我们是绝不会放过的，这也是表明一个态度。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2014年的7.2%
会上，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指出，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而取得成果之辉煌，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按照中国现行扶贫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2014年的7.2%。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2002年下降到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与此同时，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道路、水利、电力、住房、通讯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条件明显改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我国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会上，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指出，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这条道路概括地说，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始终将扶贫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先后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2010年、2011―2020年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强力推动减贫进程。
开发扶贫，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扶贫对象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各界帮扶，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定点扶贫，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做到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
自力更生，就是充分尊重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体地位，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落后面貌。
社会保障，就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政策性兜底扶持，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
无论是统计局的7000万规模，还是建档立卡的8000万人口，都要脱贫
针对记者提问的有关脱贫总人口到底是7000万还是8000万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国家统计局的7000多万是公布数，是法定数据。8000多万是工作数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每年要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之前是指国家统计监测数的1000万，现在从工作层面，必须要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贫困人口里面把这1000万真真实实地减出来。减出来的贫困人口有些政策还可以继续享受。统计局监测数是开展建档立卡的基础和依据，建档立卡是对贫困监测工作的细化和补充，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是为扶贫工作服务的。由于两套数据的方法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合理的。无论是统计局的7000万规模，还是建档立卡的8000万人口，都要脱贫。
今年扶贫日前后，多项举措和活动将助力扶贫攻坚战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为进一步彰显中国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决心，展示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巨大努力，推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努力实现到2020年现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的目标，今年扶贫日前后，还将举办以下活动：一是启动教育扶贫行动。二是启动金融扶贫行动。三是开展民营企业扶贫行动。四是组织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五是构建社会扶贫服务平台。
（新华网）
江西力争2015年减贫50万人以上
南昌10月17日电（记者郭强）今天是我国第二个扶贫日。记者从江西省扶贫移民办获悉，通过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去年江西省贫困人口从346万降至276万，今年江西将力争减少贫困人口不低于50万，确保到2018年全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作为革命老区，江西贫困问题突出。为加速老区脱贫步伐，确保老区群众共奔小康不掉队，今年江西正式出台对全省25个贫困县的考核办法，重点考核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等指标。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贫困县考核办法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扶贫开发两部分内容进行整合，考核总分值为300分，其中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占40%，扶贫开发占60%。
江西省提出，到2018年力争全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2019―2020年，进一步巩固发展精准扶贫攻坚成果，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县全部退出，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共奔小康不掉队。
（新华社）
贵州将开发“特惠贷”精准扶贫 计划5年内突破600亿元
10月20日记者从贵州全省扶贫开发大会上获悉：该省将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除担保抵押、扶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低成本贷款，以帮助贫困农户“换穷业”。
根据贵州制定的《精准扶贫“特惠贷”实施办法》，对获得“特惠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将按实际贷款利率给予贴息补助。其中减贫包干试点县从因素法分配切块到县的全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每年安排不低于10%的资金，足额用于精准扶贫“特惠贷”贴息，其他县每年也要从因素法客观因素分配的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不低于15%的资金，用于贴息。
《中国扶贫》：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5日正式，这也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聚焦“三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今年一号文件中最大的主题，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您认为脱贫攻坚在推进这项改革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苏国霞：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去一降一补”总体战略中，扶贫开发主要承担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任务。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方面，脱贫攻坚的要素供给侧改革包括组织保障供给、扶贫制度供给、扶贫政策供给和资金投入供给，这些本身就是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深入推进农村脱贫攻坚，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修复工程，可以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发挥贫困地区自然、人文、生态等优势，发展绿色产业，可以增加资源供给、刺激国内消费。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拉升有效需求，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和产品，使人民生活改善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
《中国扶贫》：一号文件提出，要“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确保2017年再脱贫1000万人以上。”您对完成这个目标任务有信心吗？
苏国霞：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将减贫千万以上作为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以来，我们已经连续4年实现减贫千万的目标，创造了我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的最好战绩。尽管从扶贫工作的一般规律看，当国家确定一个扶贫标准以后，减贫人数一般会递减。一是贫困差距较小的群体经过帮助后比较容易越过贫困线，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最后总会剩下3%左右无法脱贫。二是随着时间推移，贫困人口基数小了，即使减贫幅度保持定，减贫人数也会下降。但是我们对比国家两个中长期减贫计划的减贫趋势，就会增强我们的信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期间，年度减贫人数从第一年的500万下降到最后一年的203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初期，减贫人数也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1年为411万，2002年为377万，2004年甚至出现贫困人口增加20万的情况。但是，2006-2007年开始，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减贫速度大幅度回升。2007年减贫1378万，2010年仍然保持909万的规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脱贫攻坚责任空前落实，制度空前健全，力度空前加大，动员空前广泛，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战胜贫困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不仅对完成今年千万减贫任务充满信心，也对未来三年保持这样的势头充满信心。
《中国扶贫》：为了确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今年将采取哪些措施？
苏国霞：一是落实脱贫攻坚责任。中央脱贫攻坚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现在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坚决制止、及时纠正层层加码、数字脱贫、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行为，不搞数字脱贫，务求脱贫的真实性。二是深入推进重大扶贫工程。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提出组织实施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重大生态建设扶贫等国家重大扶贫工程，有关部门将根据各自职能，分年度组织实施。三是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统筹安排使用扶贫资源。今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继续较大幅度增长，在所有贫困县全面推进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已经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享受有关扶持政策不变。在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阳光扶贫廉洁扶贫。
《中国扶贫》：为什么说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根本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苏国霞：我们形象地将分类施策表述为“五个一批”，是想告诉大家，针对不同致贫原因采取不同帮扶措施是脱贫攻坚的实现途径。春节前，到河北张家口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看望贫困群众，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扶贫手段的定位：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要把易地搬迁扶贫作为重要补充，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双赢之策，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生态就业，既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又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收入；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要把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为基本防线，加大重点人群救助力度，用社会保障兜住失去劳动能力人口的基本生活。
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要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人民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贡献社会，服务国家，要防止过早步入福利主义陷阱。另一方面，扶贫的措施分为长期和短期的，教育扶贫、卫生扶贫等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提升长期发展能力，但是要在脱贫攻坚期内帮助贫困人口迅速增加收入，产业扶贫是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措施。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方针；参与式扶贫体系；完善与拓展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纲要实施5年来，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927万减少到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少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同时，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访问中国时说：“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2l世纪年均减少只有150万。于是，对如何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有关讨论提出了多种解决办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已不适应新阶段的扶贫形势，扶贫应以救济救助为主。目前农村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只要国家财政给每个贫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亿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农村贫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简单地用低保的方式解决现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否定开发式扶贫方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问题的实际，也不符合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笔者在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回顾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根据推动减贫的主要手段，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我国基本采取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方针，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和制度变革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平均化，总体上避免了贫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规模减缓贫困，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逐步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即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经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200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据此，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从国内外实践看，二十多年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扶贫方针的正确性。现阶段乃至一个更长的时期，我国扶贫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
首先，开发式扶贫符合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构成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农村2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只有7％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救济救助的。而93％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脱贫致富的。同时，这20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其中87％在l亿多人的群体中波动出现。国务院扶贫办通过建档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贫工作对象的总量为10698．9万人。只有逐步提高这1亿多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其次，开发式扶贫不仅是为了解决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而且是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救济救助为主，显然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过于强调以救济救助为主，不利于贫困人群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开发式扶贫已成为国际反贫困领域的共识。是采取救济救助的办法，还是实行开发式扶贫，在国际反贫困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现在，即使是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在对过度的社会保障进行检讨，强调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等方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摆脱贫困。经过几十年实践，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形成的主流认识是，必须以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就是肯定和推广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我国共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是为了推广中国的扶贫模式。
2016年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高度评价了农村扶贫开发对事业的贡献。白皮书指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既包括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也包括提供社会保障和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这些扶贫措施在全面保障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同时，也为进一步保障其他人权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减贫行动是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多年来，中国党和政府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积累了通过减贫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
第一，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中国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全社会共同参与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第二，坚持加快发展经济，扎实推进减贫事业，以发展经济促进减贫，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实现扶贫减贫规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有机联动。
第三，坚持多种形式减贫，注重提高实际效果。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注重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四，坚持社会公平公正，努力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
《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充分肯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对国际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致力于积极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帮助。
此后，中国还将继续履行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通过对外援助、项目合作、技术扩散、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与人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先进理念和经验，推动世界减贫和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减贫就是保障人权
减缓和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中国一直是国际减贫行动的积极参加者，长期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最主要的减贫行动，至今已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极大地促进了发展。
贫困侵犯了国际人权文书宣布的一些基本人权，如免于饥饿的权利和享受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等，恶化了人的生存状况，缩短了人的生存时间，阻碍了基础性人权―生命权的实现，是对人权的直接剥夺。
贫困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使人类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也剥夺了人应有的价值，贬低了人类尊严，限制了人的自由，排斥了穷人的政治参与，全面阻碍了人权的实现。
在贫困状态下，人权很难得到保障。消除贫困，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是应优先解决的人权问题。减缓和消除贫困本身就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和条件，具有重要的人权意义。
农村扶贫开发提升了保障水平
扶贫开发是中国最主要的减贫行动。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经济极度落后，贫困人口规模庞大，农村的贫困状态触目惊心。当时，农村居民的人均热量摄入量低于2100大卡/日的水平，以营养标准来衡量，40%-50%的农村人口都处于生存贫困状态。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总体上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处于极贫状态。
为了解决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从1986年起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成立专门的扶贫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行动，旨在通过帮助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显著改变，贫困状态大幅缓解。首先表现在农村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按照现行农村扶贫标准，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7703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5.7%，2015年减少到了5575万人，已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同时，农村扶贫标准也在不断提高。198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把农村人均纯收入206元确定为贫困标准。这个标准是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是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之后，根据物价指数，贫困标准逐年调整。截至2014年，这一标准已调整为每人每年2800元。农村扶贫标准的提高速度，远远超过了物价上涨速度。扣除物价因素，现行扶贫标准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比30年前高了很多。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多年努力，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即使贫困地区最贫困的居民，也能保证不挨饿、不受冻，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更高的扶贫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该《纲要》大大扩充了扶贫内容，扩大了扶贫工作范围，除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条件、改造农村危房等传统项目外，还首次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均等的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等内容列入扶贫范围。这些扶贫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生存和温饱问题的范畴。
精准扶贫有效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30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的重点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划定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以县为单位推进扶贫事业。在2011年又进一步把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交通、水利、电力、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发展适合当地特点的产业。
开发式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大量兴建交通（包括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发生很大变化。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各地特色优势产业纷纷建立，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农村居民贫困状况有了重大变化。
但是，随着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开发式扶贫的效率开始降低，大水漫灌式扶贫开发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尽管国家持续投入大量扶贫资金，但取得的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多年来，扶贫工作始终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针对性不强以及扶贫指向不准的问题。一些真正贫困的居民没有得到帮扶或者帮扶力度不够，不少宝贵的扶贫资源流向非贫困人口。
为了提高扶贫效率，帮助贫困居民早日脱贫，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实现了扶贫战略的重大转变。精准扶贫要求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要将贫困户和贫困村准确地识别出来，根据每个贫困户贫困村的具体情况，制定特别的和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调动各种资源加以扶持。利用干部驻村工作制度，保障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中国国家主席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
精准扶贫意味着中国扶贫战略的深刻变化，对进一步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有重要意义。这一战略解决了长期困扰扶贫工作顺利进行的贫困人口识别问题，增强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改变了简单划一的帮扶方式，根据贫困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殊的致贫原因，为每个贫困户和贫困村制定不同的脱贫方案，投入不同的资源。同时，精准扶贫还要求对扶贫对象进行动态管理，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
脱贫攻坚消除中国农村绝对贫困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要求“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根据2014年底7000万贫困人口的不同情况，中国政府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脱贫方案。首先，对于有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的贫困人口，主要通过发展生产脱贫。政府支持贫困群众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特色产业，推动他们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次，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地区的贫困人口，由政府出资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实现易地搬迁脱贫。再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年轻贫困人口，通过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帮助他们在第二和第三产业找到工作岗位，实现转移就业脱贫。最后，对失去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贫困人口，通过把他们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脱贫。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也将逐渐走向小康。这是事业的重大阶段性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扶贫任务的结束。由于中国还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相对贫困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2020年之后，中国政府扶贫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中国政府全面主导农村扶贫开发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全面主导。政府的积极作为是中国减贫行动成效显著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是扶贫开发的领导者、规划者和实施者，在扶贫开发中起着核心作用。
第一，政府统筹制订扶贫规划。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将减缓农村贫困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1986 年制订的国民经济“七五”发展计划（1986-1990），专门编列了“老、少、边、穷（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章，要求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同时，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在资金方面实行扶持政策。此后，每个国民经济五年规划都把扶贫作为重要内容。同时，政府还制订专门的扶贫计划，如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1996年的《1996-2000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2005年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和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
第二，建立扶贫开发领导机构。1986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任务是“组织调查研究；拟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开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督促、检查和总结交流经验”。1993年12月改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及下属办公室，从中央政府层级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级政府也都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扶贫办公室，在乡政府中设置了扶贫专干，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
【关键词】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 减贫力度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驶上了快车道
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还是从全球范围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扶贫工作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并且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赞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稳步推进，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正式启动了大规模扶贫计划。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和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开启了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扶贫计划的先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又先后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两份纲领性文件，引领着扶贫事业不断前进。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脱贫攻坚任务作出部署，以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7年2月2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中披露的数据，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37年间（1978―2015）总共减少了7.1亿，减幅高达92.8%，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5.7%，降幅91.8%；1981―2012年，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到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1.82%，减贫力度居全球前列。党的十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驶上了快车道。2013年，我国尚有农村贫困人口824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8.5%。此后，每年减贫的人口都超过了1000万。到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中国减贫工作的卓越成就推动了全球贫困人口的下降。联合国发表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中国在其中的贡献率超过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轮驱动式”的中国扶贫模式
在近四十年的扶贫工作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扶贫经验。这其中既有政府的强力领导，也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还有贫困者个人努力的结果。这种政府、社会与贫困者个人同时参与的“三轮驱动”扶贫模式要取得实效，既有赖于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有赖于措施方法的不断创新。具体来说，“三轮驱动式”的中国扶贫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内容：
首先，政府的引领。从国内外的扶贫历史来看，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大多起着主导的作用。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有可能对贫困者本人造成生存的风险，而且还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冲击，因此，政府必须对贫困现象进行干预。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济贫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扶贫济贫的完备法案，该法案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府要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介入扶贫领域，干预贫困问题，从而部分地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此后，西方各国政府在扶贫工作中都体现了主导的地位，除了对年老、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者给予社会救助外，还应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通过就业来脱离贫困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的理念。开发式扶贫，即在国家必要支持下，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一是通过制定扶贫计划或规划，对扶贫工作作出长远安排。二是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2016年，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首次超过1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加到667亿元，比上年增长43.4%；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超过400亿元，比上年增长50%以上。三是出台多种扶贫措施，包括以工代赈、整体搬迁以及教育培训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以以工代赈为例，198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6批规模较大的“以工代赈计划”，已累计安排以工代赈资金约1430亿元，为参与工程建设的贫困群众发放劳务报酬约155亿元。四是强化地方领导责任。将扶贫任务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内容，是增强地方领导责任心、提高扶贫领导力度的重要手段。除了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外，2016年2月，中办、国办还专门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明确提出了“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其次，社会的积极参与。社会力量参与是推动扶贫工作的重要力量。鼓励和吸引更多非公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创业，由被动“输血”变主动“造血”，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收入。社会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到我国的扶贫事业中，开展了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幸福工程、人口扶贫、合作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以及环境扶贫等多方面的活动。
最后，个人的努力奋斗。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贫困者本人的配合和努力。事实上，许多贫困者通过主动参与劳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积极投身到“双创”活动中，最终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最近几年来，许多返乡农民变身农民企业家，不仅自己顺利脱贫，还带动一批人成功脱贫。
扶贫工作要防止急躁冒进
由于责任制的落实以及政治上的压力，许多地方在当前的扶贫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和过去抢“贫困县”“贫困区”帽子正好相反，现在一些地方又开始在脱贫速度上大比拼。事实上，中央对此问题已有察觉。比如根据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的反馈情况，在此轮被巡视的十二个省份中，有四个省份在扶贫工作上存在问题，其中陕西、云南两省则被指“急功近利”“急躁冒进”。
具体来说，扶贫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主要表现在：
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变成了层层加码扶贫进度。按照中央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要实现现有标准下农村地区的全面脱贫。但由于层层加码扶贫进度，脱贫时间越到基层越被缩短。中央要求5年办的事，有些省级单位就缩短到4年，到了县乡一级单位再次被压缩到2-3年。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实现的脱贫攻坚任务，一些地方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实现了。这种“运动式”的扶贫，其真实效果令人怀疑。
二是过于重视“短平快”的项目，缺乏长远规划。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增收脱贫的效果，一些地区在投资上强调“短平快”，图的是“立竿见影”。还有的地方、有的干部，仅以“授人以鱼”的方式捐款捐物，扶贫工作短期见了效，但长远难持续。不仅“穷根”难除，也很容易养出一批靠政策吃饭的“懒汉”，结果反倒是越扶越贫。
三是只重视“数字扶贫”，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比如将贫困户的收入调高一点，把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一点。而这只需在纸上轻松动笔，就能把扶贫的数据更改，让贫困群众实现“提前脱贫”或“如期脱贫”。
四是乱指挥、瞎决策，人为剥夺贫困户自我脱贫的主动性、积极性。一些地方干部为达到快速脱贫的目的，代替农户思考，不顾他们的实际需求，自作主张、擅自决策，强迫向贫困户推广所谓的“新技术”“新品种”。这样既不容易得到贫困户的配合，又要冒技术和品种有可能失败的风险。
稳步推进，夯实扶贫根基
虽然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很严峻。一方面，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十分庞大。截至到2016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还有超过4000万。此外，目前强调的贫困人群主要是r村地区，而城镇贫困问题也需要大力解决。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2015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有1701.1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全部加起来的话，总规模仍有近6000万之多。另一方面， 当前我国的贫困出现新特点，给扶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经过三十多年的扶贫攻坚工作，我国的农村贫困已经发生了由整体贫困转为局部贫困为主、由集中贫困转为分散贫困为主、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为主的转变，“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较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的贫困标准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和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的贫困标准要略高。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而中国的贫困标准2010年的不变价是2300元，2015年是2800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大约相当于2.2美元，可见中国的标准是略高于它的标准。当然，这与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后中国并不是从此就没有贫困现象了。贫困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政府每年要根据物价的指数、生活指数等，作必要的动态调整，基本上每年绝对数都要往上涨。而目前我国扶贫攻坚的任务是到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要脱贫，而这个“现行标准”指的是2010年2300元贫困线的标准。即使是到了2020年，届时的贫困标准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再作调整，那个时候依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最低收入中的5%-10%群体）依然处于贫困当中。也就是说，必须深刻认识到消除贫困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基于此，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必须克服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思想，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扎实推进、稳步落实，打牢扶贫攻坚战役的基础，从而为顺利完成扶贫目标创造条件。
首先，尽快构建扶贫攻坚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者个人努力的“三轮驱动”协作扶贫模式，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扶贫过程中更加注重源头治贫，坚持走“造血式”“开发式”扶贫的路子，瞄准致贫根源，实施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着力从根源上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长远生计和持续发展。加强各种扶贫措施的协调，强化综合施策的管理，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度。
其次，采取多种措施防止脱贫后返贫现象的发生。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缺失导致暂时性贫困成为了新的问题，因医疗、教育、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导致农民返贫问题严重。根据国家贫困监测调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口每年的返贫率在30%左右。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贫困户自身的素质和技能，高度关注贫困的代际传递，切断贫困一代代传递下去的链条。
最后，加强对扶贫工作的评估和监督。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有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相关考核指标进行评估，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使各项脱贫数据更加可靠、更加公正。扶贫成效考核除了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群众收入等脱贫“硬指标”外，也包括一些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的“软指标”。在精准帮扶考核内容中，考核指标为第三方评估产生的“群众满意度”，这意味着贫困群众在脱贫成效考核中也将拥有“发言权”，有效避免“数字脱贫”“被脱贫”现象。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