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与凯恩斯 解决经济危机 途径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61－02
本世纪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解决经济危机途径的深刻反思和重新探索。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者马克思与凯恩斯虽然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爆发经济危机，但他们在选择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上存在不同。
一、马克思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以生产过剩为逻辑起点，他指出：“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1]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现象就是生产过剩，进而在分析生产过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同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比较而言的生产过剩，即相对有支付能力的过剩，称之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2]因而这种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一种生产过剩。
在此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于其基本矛盾，他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要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3]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4]
（二）具体解决途径
既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那么马克思在解决危机途径的选择上指出：
1.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公有制代替
正如马克思所论断的那样：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纵向发展，私有制将从一开始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相伴随的最终必然是公有制。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经济危机就必然要爆发，资本主义缓和危机的所有办法，“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要更全面更猛烈地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5]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危机。
2.生产资料全民占有，国家宏观进行管理
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生产能在统一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凯恩斯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会经常不断地爆发经济危机，其原因在于，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大于总需求，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从三方面论述由于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足与消费需求不足而引发了经济危机的产生。
1.凯恩斯首先认为是资本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造成了市场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
“但我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6]凯恩斯认为当经济处于繁荣后期时，资本家对投资的预期不再乐观，投资吸引减弱，资本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投资需求不足便产生了。
2.灵活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要解决经济繁荣后期的投资需求不足问题，就必须使银行的利息率降低，而银行的利息率的降低受到灵活偏好规律的制约。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出于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谨慎动机以及对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投机动机都会带来人们一定的持币愿望的心理行为，凯恩斯分析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规律是不轻易让渡货币的使用权。所以，要转变这种灵活偏好的规律，就必须提高银行的利息率，人们自然就愿意储蓄。但同时随着资本边际效用递减，高银行利息率吸纳众多储蓄，进一步产生投资需求不足。
3.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决定消费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而趋于下降，他指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深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7]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增量不断地小于储蓄增量。究其原因在于人们生来就有偏向储蓄的心理倾向，这样便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二）具体解决途径
凯恩斯在解决危机的途径上指出：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1.实行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提出通过财政政策达到满足社会的需求管理。通过财政政策对需求的调节从而实现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财政政策的主要是在经济衰退与萧条时，政府实行扩大开支和减税。凯恩斯尤其重视政府运用举债支出的办法，主张的财政政策是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财政赤字。
2.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
有效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从而影响利息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为刺激投资要设法降低利息率，在经济高涨时期为抑制投资需求则设法提高利息率，从而达到合理的投资需求管理。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在解决危机途径上的比较及原因分析
（一）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相同点分析
马克思与凯恩斯在选择危机解决途径上都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由国家统一指导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生产与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自动地保持一致，而且二者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
（二）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不同点分析
1.在逻辑起点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对生产过剩进行分析，而凯恩斯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二者在研究经济危机的领域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虽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表现在流通领域中的商业危机、货币危机中。但流通领域是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桥梁，也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要真正揭示出存在流通领域里经济现象的本质，只有深入生产领域去研究才能找出答案。凯恩斯始终研究于流通领域，他认为在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同样要在流通领域中加以解决，因此凯恩斯的逻辑起点只能研究流通领域。
2.在具体解决途径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凯恩斯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由于二者研究经济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是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凯恩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研究经济危机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经济危机找到一个合理的、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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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网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61-04
2011 年2 月，中共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1]。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明确提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加强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方法单一、管理理念落后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进而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发展的新要求，特别是应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的严峻局面，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与方法，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社会管理现状及其创新必要性
从总体上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冲突的多发期，包括各种突发事件在内的公共危机将会层出不穷，要有效地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全方位的改革。执政党和政府特别强调“稳定”二字，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中国能继续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但目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①而社会稳定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这种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刚性稳定，而应当建立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具有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韧性稳定”。②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整个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多样化的利益需要协调和整合，多样化的资源需要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多样性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多样化的社会本身就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多样化的背后所隐藏的可能就是危机与暴动，常常影响社会稳定。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单中心社会管理模式：政府基本独揽了社会管理的所有事务，忽视或甚至排斥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这种单中心社会管理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管理理念落后
中国的社会管理真正提上政府政策议程是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但是目前政府对社会管理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仍远远抵不上经济建设，各级政府官员的新的社会管理理念还未真正树立，表现在“重经济轻社会、重民生建设轻社会管理、重政府投入轻社会参与、重强势群体发展轻弱势群体维权、重矛盾管控轻服务疏导、重当前解困轻整体发展、重财政投入轻公共政策”[3]，对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认识不清，对社会管理缺乏长远发展思路；在社会管理中坚持政府管理的重要性，缺乏合作治理理念。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对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公民缺乏吸纳与合作，甚至将他们视为异已力量加以排斥。
（二）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
第一，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严重的制度性困境。中国社会组织管理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特征，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壮大遭遇严重的制度性困境。现有的社会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社会组织面临困境：注册困境、定位困境、人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信任困境、参与困境和监管困境[4]。控制型管理制度是建立在防范社会组织对抗政府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它也在有意无意地把社会组织塑造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把社会组织塑造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的可能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第二，公民社会还不成熟、不强大，公民自主参与的制度平台远未形成。目前，虽然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公民（特别是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高涨，公民网络参政、微博问政成为时下官民互动的便捷的途径。但是，总体而言，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化程度仍然不高，缺乏有效参与的制度化平台；公共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真假难辨；一些人公民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有待提高；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利用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单一，没有发挥公民团体自我协调解决行业内部矛盾的作用。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和自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第三，制度化的政府为主导，多元参与的危机治理模式有待建立。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看，政府是危机管理工作的核心，发挥着组织、指挥、协调的重要功能。然而历次危机管理实践表明，单一责任主体已经不能满足危机管理需要，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参与到危机管理工作中来。中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首先要确认的是，政府在权力与资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其中心地位毋庸置疑，但过分依赖政府会在政府的有限能力与社会高预期之间形成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降低危机处理的效率。有学者提出“危机治理”的概念框架，试图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危机治理模式，但这种治理模式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短期不会发生改变。汶川大地震救灾活动的实践表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普通公民具有参与危机管理工作的热情，并发挥了救灾救人、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受灾群众心理康复等重要作用，突出危机管理参与者的多元化制度化重要价值。
（三）社会管理手段与方法单一
社会管理手段与方式是社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当前，在“维稳”理念或思维的指导下，解决社会问题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往往简化成甚至异化为“暴力式手段”，手段与方法简单而粗暴。在许多地方，有关部门在进行社会管理执法时，往往强调与公安联合执法，意图借助公安机关的强制力对社会进行“暴力式”管理。同时，许多领导处理社会问题时思维陈旧且传统，习惯对人民内部矛盾或突发事件“上纲上线”。可以说，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和“维稳思维”（实质是“以暴制暴”）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或矛盾的协调，甚至会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在社会管理的方式上，地方政府囿于传统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惯性，习惯于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体制控制社会。这种管理方式凸显了政府把自身凌驾于公民之上的思维惯性，忽视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主体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忽视了政府管理过程中公共责任机制的建设。当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民的民主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和主体性意识有了较快发展，社会自下而上地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进行选择、评价和监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因此，传统的、简单的、粗暴的行政手段和惩罚手段日益引起公民的不满甚至抵制。单一性的行政化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控制型的社会管理必然依赖行政手段去推行。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管理经济社会，但在管理实践中，其实际上难以很好地应对立体的、纵横交错的新型社会利益格局。结果是造成公利和私利对立、公众和政府对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二、合作网络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俞可平在综合各家在治理和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提出善治的六大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5]。在罗伯特·罗茨看来，治理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社会自组织网络的治理。Goldsmith 和Eggers 在他们的著作《网络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中指出，网络治理主要指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公司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6]。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管理人民、控制社会向协调资源转变，行政管理序列更为扁平，参与的部门也更为广泛。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对网络治理进行的概念界定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和引用。他认为，网络治理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7]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兴起是对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的超越，它摆脱了关于“两只手”的持久争论，认为在许多社会领域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同时失败，只有将“第三只手”——社会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才是解决各种危机的根本出路。可以这么说，治理理论的兴起形成了政府管理的研究途径、公民社会的研究途径和合作网络的研究途径，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对政府管理途径和公民社会途径的综合。
政府管理的途径，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这一途径认为治理就是推行公共管理改革，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诉求的，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①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这一途径非常强调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应当根据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总而言之，这一途径就是说，政府作为治理唯一管理主体应积极作为，以市场为导向，学习和借鉴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努力朝着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政府的目标前进。
公民社会的途径，与政府管理的途径不同，在公民社会的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即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由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公民社会涉及NGO、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途径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它某种程度上把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
合作网络的途径，这一途径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成是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社会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对于有效治理的重要作用，认同“掌舵而非划桨”、“以市场、顾客、结果为导向”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更为可贵的是，它不仅吸收了上述两者的长处，并且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
合作网络治理途径，实现了政府层面与非政府层面治理的综合，如果说政府管理的途径强调的是政府本位的治理；公民社会的治理途径强调的是社会力量本位的治理，那么合作网络治理的途径则强调政府、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三方主体的合作共治，三方主体在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网状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三、合作网络治理视野下创新社会管理范式
（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的先导，社会管理的有效推进，社会管理效果效率的双重提高，必须要有正确、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的指导。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8]，但从目前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看来，如何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管理理念，树立全新的治理理念。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与利益多元化趋势表明，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化供给的有效方式之一。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应摒弃旧的管理理念，摆正自己的位置，变“代替人民当家做主为辅助和促进人民当家做主”，变“政府规制人民为政府也接受规制”，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众，只有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自觉主动地为公众着想，诚心诚信地改善社会服务质量，才能提高公众满意度。
第二，树立合作共治理念。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等同于政府行政、政府应垄断公共事务等狭隘陈旧观念，通过合作、互动、协商、伙伴关系，不断提高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合作。具体说来，政府应积极下放权力，一些能由市场、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交由它们去提供，政府向社会放权，从“强政府弱社会”形态转变为“强政府强社会”形态。而放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我们看到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合法合理性，政府主动认识到自己并不能包揽一切，一切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的提供的服务必须交由市场和社会提供，政府由此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必须由其负责的事务上，承担起对市场和社会培育与监管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思考的是社会是不是拥有承接政府下放权力的能力，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会公众公民精神的培养也是未来社会管理创新所要积极作为的。
（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
第一，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从控制为主转变到发展为主。目前，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尚不足以承担起政府不能、市场不为的公共服务职能，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社会组织宽松的运行政策，努力营造适合其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其在公共福利、社会中介、利益表达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规范并落实第三部门在注册、资金、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建构公民自主参与的制度平台。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建构公民自主参与的制度平台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社会管理的任务正在于拓宽公民自主参与的渠道，借助合作网络来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罗伯特·里奇认为：“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9] “其他权威”构成中包括来自公民参与的制度化。面对转型社会高速变化的不确定性环境，要求社会管理能够有效增强预防、抵抗和处置危机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社会活力，将公民吸纳进合作网络管理的过程，激发公民参与共同愿望，如组建公民咨询委员会，开办公民系列论坛，搞好公民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水平的监督评价，使公民能够直接参与社区服务行动，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第三，建立危机预警、控制治理模式，妥善处理危机，化解冲突。政府要成为有预见性的政府，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做法，建立健全社会运行状况的监测体系和危机预警系统，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做出预测，将问题和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及早制订出应对措施。如在组织保障方面，构建正式的体制内社会监测机构，辅之以社会第三方的独立评估机构，逐渐形成纵横交叉式、立体网状型的监测体系；重构社会信息的采集、整理和披露渠道，开拓广泛的社会信息收集源；研制并运行社会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将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纳入政府决策和绩效评估过程中，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让危机管理成为一种常态化机制，不能总处于被动解决问题的状态，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应该让政府有所警示。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一方面，应该探究以往事件背后的共同诱发因素，以便找出问题的症结避免类似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当事件发生时，应尽快整合社会多方力量设立应急组织机构，有针对性地探究此事件背后的特殊性诱发因素，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基础之上促进问题的解决、危机的化解。
（三）创新社会管理手段与方法
第一，实现社会管理手段与方法的多元和多样化。管理方式由管制转为服务，行政化的方式向经济手段转变。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社会管理不是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社会矛盾。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合作治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问题，但不可能杜绝所有的问题，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推进社会的发展，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存在是必然，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为此，必须实现从重管制轻协商向统筹兼顾、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过去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等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多地学会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要构建动态调节和化解机制，以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使社会处于动态平衡、健康运行的状态。同时，加强社会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依托信息技术、利用信息化优势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第二，实现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和途径的多样化。目前，政府仍然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机制，但不是唯一机制，在某些方面，也不一定是最佳机制。当前，要改革政府包办社会公共产品的模式，政府在一些领域可以采取非直接提供的方式，通过购买或竞标的形式交由第三方来提供，由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来提供，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制定社区公共产品政策和规划，提供资金和设施资助，制定公共产品标准，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进行严格监督等。
结语
合作网络治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众多的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视野和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框架。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三方应突出合作治理，积极转变观念，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创新社会管理，以便早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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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的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途径和过程。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传导途径——国际贸易途径，金融机构途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和预期途径。
一、国际贸易途径
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其中，价格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贬值将增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收入效应是指货币贬值国的国民收入降低，将减少其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概率。价格效应方面，美元的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同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收入效应方面，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导致其他国家出口放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对那些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尤为显著。如，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加拿大等。
二、金融机构途径
金融危机还会通过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在国家间进行传导。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渠道主要包括相互持股、同业存款、跨国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等。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今天，这一传导途径相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这一传导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传导。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许多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欧洲著名银行都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英国北岩银行遭到的挤兑冲击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后，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这其中，除了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近年来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美国贷款的强劲增长，也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欧元区五大国家对美国贷款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是对其他地区贷款增速的两倍以上。
三、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日渐频繁，这也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在各国间进行传导。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根据j.tobin和h.markowitz的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多样化可以降低同等收益率下的总体风险。因此，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属于风险和收益基本相近的同一类别，相关度很高，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显著变化就将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至少是与该国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另外，一国的危机将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将令投资者在未受到初始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资本流动这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结果。以新近崛起的基金为例。我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司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战略，但由于中司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导致美国信贷危机的风险也借此渠道传入我国。
四、预期途径
由以上三种实际关联（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无法解释的危机传导机制，可统一归为净传染机制，亦可称作危机传导的预期途径。具体说来，预期途径产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投资者对其他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的传导和危机的产生。预期传导机制又可从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而示范效应则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当中，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极其复杂，可能是其中一种途径或几种途径的综合。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具体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应首先对金融危机可能传入我国的途径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的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途径和过程。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传导途径——国际贸易途径，金融机构途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和预期途径。
一、国际贸易途径
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其中，价格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贬值将增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收入效应是指货币贬值国的国民收入降低，将减少其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概率。价格效应方面，美元的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同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收入效应方面，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导致其他国家出口放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对那些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尤为显著。如，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加拿大等。
二、金融机构途径
金融危机还会通过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在国家间进行传导。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渠道主要包括相互持股、同业存款、跨国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等。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今天，这一传导途径相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这一传导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传导。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许多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欧洲著名银行都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英国北岩银行遭到的挤兑冲击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后，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这其中，除了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近年来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美国贷款的强劲增长，也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欧元区五大国家对美国贷款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是对其他地区贷款增速的两倍以上。 转贴于
三、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日渐频繁，这也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在各国间进行传导。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根据J.Tobin和H.Markowitz的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多样化可以降低同等收益率下的总体风险。因此，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属于风险和收益基本相近的同一类别，相关度很高，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显著变化就将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至少是与该国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另外，一国的危机将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将令投资者在未受到初始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资本流动这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结果。以新近崛起的主权基金为例。我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投公司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战略，但由于中投公司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导致美国信贷危机的风险也借此渠道传入我国。
四、预期途径
由以上三种实际关联（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无法解释的危机传导机制，可统一归为净传染机制，亦可称作危机传导的预期途径。具体说来，预期途径产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投资者对其他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的传导和危机的产生。预期传导机制又可从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而示范效应则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当中，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极其复杂，可能是其中一种途径或几种途径的综合。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具体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应首先对金融危机可能传入我国的途径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的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途径和过程。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传导途径——国际贸易途径，金融机构途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和预期途径。
一、国际贸易途径
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其中，价格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贬值将增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收入效应是指货币贬值国的国民收入降低，将减少其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概率。价格效应方面，美元的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同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收入效应方面，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导致其他国家出口放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对那些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尤为显著。如，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加拿大等。
二、金融机构途径
金融危机还会通过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在国家间进行传导。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渠道主要包括相互持股、同业存款、跨国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等。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今天，这一传导途径相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这一传导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传导。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许多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欧洲著名银行都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英国北岩银行遭到的挤兑冲击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后，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这其中，除了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近年来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美国贷款的强劲增长，也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欧元区五大国家对美国贷款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是对其他地区贷款增速的两倍以上。
三、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日渐频繁，这也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在各国间进行传导。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根据j.tobin和h.markowitz的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多样化可以降低同等收益率下的总体风险。因此，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属于风险和收益基本相近的同一类别，相关度很高，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显著变化就将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至少是与该国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另外，一国的危机将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将令投资者在未受到初始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资本流动这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结果。以新近崛起的主权基金为例。我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投公司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战略，但由于中投公司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导致美国信贷危机的风险也借此渠道传入我国。
四、预期途径
由以上三种实际关联（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无法解释的危机传导机制，可统一归为净传染机制，亦可称作危机传导的预期途径。具体说来，预期途径产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投资者对其他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的传导和危机的产生。预期传导机制又可从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而示范效应则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当中，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极其复杂，可能是其中一种途径或几种途径的综合。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具体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应首先对金融危机可能传入我国的途径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
参考文献：
任何时代，危机与契机尾并存的。在世界正陷入“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之形势下，中国却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契机。金博士认为，“走出去”可以逐步扭转局面，调整产业地位，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抢占制高点，化被动为主动，目标藿在收购技术专利部分、实体资产部分和核心技术团队。
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扩大内需，创造品牌，培养人才。“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基本满足了中国实施战略抄底的行动条件，即先购华尔街金融品牌，再购相关产业和新支柱产业。金博士对剑指华尔街的战略思考是，“战略抄底不仅是投机性的财务投资策略，更是通过囤积稀缺资源和兼并支柱产业、参股实体经济的跨国契机，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性跨国投资。”
海外扩张有两条途径：一是在海外目标市场直接设立或开办分支机构，这是比较经济的途径和方式；二是通过海外并购实现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金博士认为，华尔街战略推崇的是后者，即通过海外战略抄底实现部分并购(绝不是全部并购)现有机构，实现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美国“先发制人、震撼与威慑”之侵略性战术法则不同，中国应该深刻发挥“后发制人、谋定而后动”的儒家兵法思想。
金博士谈论最多的“高盛集团”，其战略抄底价格在40～60美元。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盛在第一波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差点陷入同行雷曼兄弟破产倒闭的难堪境地。但是到2009年2月13日，高盛股价已反弹到96.5美元收盘，如果在其50美元时抄底进入，按当时公司价值220亿美元计算，中国企业出资20亿美元便可一举拥有高盛10％的股份，并获利翻倍，成为最有实力的大股东。基于高盛自身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威望以及潜在的顶级实力，中国很难靠自己的实力与之分庭抗礼，此路不通。唯一的途径是主动出手，以迂回战略抄底的策略，趁金融风暴之机，以低价买下它的一部分股权或资产，然后系统地增持或永远拥有。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在国家同时面临转型、崛起以及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中国有理由提倡“强国之梦”，但前提是带着“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才是使得美国这一超级大国逐步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则有充分的理由以剑指华尔街的方式“拯救”正陷入危机、其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并与它同舟共济，共同引导世界的发展。
如今的金融风暴只不过是危机中部分之部分。“经济、科技、社会”三大结构性危机正在形成“叠加效应”，升温、发酵。“没有经济危机的触发，科技危机照样也会发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由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社会?建立中国模式?解决国内问题?输出中国经验?在此过程中，“软实力”的积累及“国际人才”的培养是关键途径。前者决定国家形象，后者决定国家命运。
关键词 媒体；信任危机；公信力；化解途径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70-02
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新闻媒介业也向多方向纵深发展，然而目前许多媒体自身价值观偏向了商业利益，正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导致了媒体的公信力正在流失。韩晓杰[1]分析了中国媒体信任危机的几个表现方面，提出了如何化解中国媒体的信任危机，建构受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的途径。王润泽[2]认为引起媒体信任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虚假新闻。在此后的新闻媒体信任危机研究中更加深入。樊葵[3]指出 “同源异质”新闻的报道，给新闻媒体带来了信任危机，破坏了的媒体的公信力。陈艳辉[4]指出传统媒体应该为社会发展提供建设性和理性的观点来新闻媒体的信任危机。张吉存等[5]指出假新闻让媒体面临信任危机。朱宏军[6]提升媒体公信力的有效措施，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新闻媒体的内部管理等相关措施，使新闻媒体在化解社会风险。本文对当前媒介生态环境变迁下媒体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媒介的公信力影响因素、信任危机的化解途径三个方面加以探析，既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 新时期媒体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
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一些媒体出现了自身价值观偏向，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流失，具体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虚假新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媒体运作进入市场化，媒体在给人们带来各种益处的同时，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也带来很多弊端，缺乏客观真实、片面报道、随意猜测等的假新闻也来势汹汹、层出不穷。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媒体的社会生命力、影响力被相应弱化，直至最终消失[6]。假新闻归纳起来大致分三类：部分失实新闻、凭空捏造新闻、媒体从业者主观臆断
结论[5]。
2）媒体从业者、媒体无法抵抗利益侵袭。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期冲突和矛盾事件频发，利益的纠葛是其中关键所在。而媒体从业者和媒体在利益纠纷中，站在利益团体的一方，为利益集团的立场鼓与呼，不敢与“财神爷”闹僵，做一些有偿新闻，对一些既有的应该报道的事实保持沉默，缺乏公正、客观的理念和态度。不能为弱势一方底层的社会成员和群体提供帮助及解决问题。这些价值观上偏向了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使媒体和媒体成为从业者逐步成为利益团体的“奴隶”，导致了媒体面临信任危机。
3）低俗、恶俗、媚俗新闻。新时期部分媒体传播内容片面的为了迎合受众的某些需求或趣味，吸引受众眼球，传播写低俗、恶俗、媚俗化严重的新闻。在新闻传播中媒体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媒体公信力被扼杀，媒体的长久利益受影响。这些低俗、恶俗、媚俗化严重的新闻，受众只是一时把它们当作娱乐、消遣的消息，遇到严肃的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受众依然会向严肃、权威的媒体求证及获取消息。受众不会在关键时刻、关键事情上信任那些充满着低俗、恶俗、媚俗化信息的
媒体[6]。
2 媒体公信力影响因素
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广电或电视媒体，要想受众对媒体“买账”或“感兴趣”，公信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简而言之，媒体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及其强度的集中表现。媒体公信力是在市场竞争者媒体制胜的关键，同时它也是媒体发挥舆论导向的前提和保障。媒介公信力影响的因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决定性因素。总体而言，真实性、高尚性和权威性的是媒介公信力的决定性影响因素[7]。（1）真实性：真实性赋予了新闻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媒体才能获得受众和行业内的尊重与信任；（2）高尚性：好的新闻作品面向受众宣传正能量，高品位的新闻所产生的效应是持久和深远的，它有助于在受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3）权威性：权威性形象能大大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做到所报道的新闻令人信服、真实可靠、公平公正等。
2）外部因素。媒介公信力的外部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为经济和政治。（1）经济：新闻媒介的发展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经济因素和媒介公信力相互作用。健康、强大经济因素能是媒体更好的发展，为受众和读者提供更真实准确、公平、客观的新闻，不断提高媒介的公信力；（2）政治：媒介公信力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产生的公信力能真正的征服受众和读者[7]。
3 媒体信任危机的化解途径的思考
化解新时期媒体面临的信任危机，建构受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应结合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从以下几个途径进行思考。
1）掌握话语权，加强媒体内部整顿和管理。由于疏于对媒体监督，使媒体在传播中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掌握话语权是政府参与媒体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媒体的监控力度，对新闻源及其传播的领域进行把关，提高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在重大突发的新闻中要建立向民众、媒体及时通报，澄清民众的困惑，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恐慌[6]。
2）加强职业道德，培养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理念。媒体相关的从业人员缺少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原因。新闻工作要服务公众利益，有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事实为最高权威，媒体从业者要接受行业自律[1]。媒体从业者应不屈服于外力，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增强媒体公信力，获得受众信任。
3）加强媒体监管，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对媒体的监管尤其是新时期的媒体要加快新媒体管理监管的立法，制定和健全相对的法律法规，并以此为准绳，对新媒体实施法律监管。新时期媒体的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涉及面广，而我国对媒体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新媒体的监管中存在管理多头、条块分割、效率不高，尤其是监管部门间监管边界不清晰，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职权交叉，出现监管空位现象[8]。
参考文献
[1]韩晓杰.中国新闻界的信任危机[EB/OL].[2009-11-17]..
[2]王润泽.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3（6）：11-15.
[3]樊葵.“同源异质”报道与媒体的信任危机[J].新闻传播研究，2005（4）：27-29.
[4]陈艳辉.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担当――以“李刚门”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0（12）：163-164.
[5]张吉存，许晓楠.假新闻让媒体面临信任危机[J].记者摇篮，2010（6）：18.
[6]朱宏军.媒体信任危机的社会风险及其化解途径探析[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1）：14-16.
